城里的“自由妇女”




　　九年前，当那玛全家从卡南加（Kanange）迁往金沙萨时，他们很自然地被 吸引到这“城里”来。（卡南加有一百多万人口，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无电城市的 不光彩的名声）。
　“城里”位于金沙萨的中心，是个破乱不堪的贫民窟。由木材、水泥、泥上、 铁皮和破纸板搭成的一排排房屋组成。实际上，任何材料都行，只要能挡雨、 防止害虫和侵犯者，以及恶 鬼。这里是金沙萨的一部分，有很多小商店，人们 可以买到便宜的中国或泰国制造的玩具，可以修理汽车和自行车。或用废轮胎 修补鞋跟。“城里”是没钱人定居的地方。他们相信一 旦找到工作便可以迁到 好一点的地方去住，但是这种美梦很少成真。
　　在“城里”，妇女挣钱的办法之一是出卖自己。所谓的“femmeslibres”（“自 由妇女”）并非必须是未婚女子，更常见的是寡妇、离了婚的、分居的，或者索 性就是被抛弃的妇女。她们没有其它的供养来源，亟需金钱来养活自己和孩子 们。说她们是“自由”的，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就是她们可以提供随意的
　　
“性”来换取金钱或礼物，而不是职业意义上的“妓女”。这种区别很重要，“职 业的”是指经常的工作，而“自由妇女”只是偶而为之。由于人口增长，经济 衰落，城里的情况日益恶化，“自由妇女”现象越来越普遍。这只是又一个例子， 说明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加剧了对健康的危害。
那玛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虽然她的父亲是文盲，却在啤酒厂找到一份扛 啤酒箱的工 作。步行或乘公共汽车上工，每天来回要几小时。有时他几天不 回家，结果那玛的母亲只好担负起养活她自己和一家的重任，尽管她竭尽一个 母亲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常常入不敷出，她的微薄工资无济于事。她被生活的 重担压垮了，以至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孩子，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上学。而且 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学校能容纳那么多需要入学的儿童。因此，不可避免地他们 在很小的年纪就要懂得怎样靠自己挣钱糊口。那玛仿效“城里”其他年轻的、 处于青春期的女孩那样，起初偶而和当地男人发生性关系去赚钱。在扎伊尔农 村，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而在此地，则或许是缺乏教养而被容忍。当她 20 岁 时，她已经两次堕胎。1982 年末和 1983 年初，她的体重开始下降，同时经期 不正常，最后在 1983 年 5 月完全停经。由于体重下降，她日益感到疲乏。她常 常打寒战，食欲下降，并有干咳。由于无力工作，她完全 依赖家庭过活。由于 无钱请医生，那玛得不到医治。迟至 9 月，当她的母亲不再能叫醒她时，在绝 望中，家里人才把她送到玛玛那模医院。
那玛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当时认为有不寻常艾滋病症状的病例。我们一 位同事，在金沙萨工作的比利时医生奈斯特博士（Dr. Nyst）称，他曾遇到过 类似的病例。他告诉我们，去年以来，得囊球菌脑膜炎的病人不断增加。那玛 可能也感染了这种脑膜炎，这是一种在正常人中很少发现、由酵母状微生物侵 入脑部所致的疾病，有时发生在免疫系统被放射和化学疗法所抑止的晚期癌症 病人身上。
奈斯特医生给那玛进行了脊椎抽液并将脊髓液体样本送到试验室。在显微 镜下，在黑色印度墨水的背景下显现出成百上千个圆形半透明的微生物——一 个明显的标志，证明那玛确 实患了囊球菌脑膜炎。这种微生物从字义上说就是 糖衣裹着的霉菌，它生长在病人的脊髓中。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 有必需的药品来医治这种病，在任何情况下，在扎伊 尔，没有人能买得起这 种药品。注射剂的毒性很高，而片剂则一片药就需十五美元以上。我们无能为 力地看着那玛走向死亡。
　　从外表看，由于她陷入长期的昏迷状态而似乎死得安详。然而，这是假象。 事实是，在她体内进行着一场猛烈的战斗。那是在糖衣包裹的囊球菌和希拉测 量的少数幸存的 T4 细胞—— 她的消耗殆尽的免疫细胞——之间的斗争。
这种酵母完全不同于普通的烤面包用的酵母，或者假酵母，即一种引起常 见的皮肤和粘膜的真菌感染的酵母。囊球菌自然滋生的地方是在土壤，在鸟粪， 特别是鸽粪中繁殖。我们 能为那玛做的事那么少，我们对她的照顾甚至还不及
医院的工友所做的事情有意义。至少，事后他们可以打扫干净，得到完成一件
工作后的满足感。而我们则只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 看着我们所受过的一切 高深的训练毫无用武之地。
那玛的家属对那玛的死，比我们想像的更为淡漠。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因 为她们很久以前就明白她注定要死，她们根本无能为力，或许只是抱着一线希
望能够出现奇迹，才求助于玛玛那模医院。我们提不出任何帮助。
在三周考察中，我们发现那玛是几个类似情况中唯一的一个病例，而脑膜

炎只是该病的一种症状。我们看到，病人症状的范围之大是惊人的，像扎伊尔 这样贫穷的国家，艾滋病患者根据权利期望得到的那种医药方面的帮助是享受 不起的，这些穷苦的人们得病后直到病情 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地步，才来到公立 医院。这些是我们眼前发生的人间悲剧，有些人嘴和舌头剧痛，以至不能进食。 那些能吃几口食物的人则会突然得急性腹痛，吐出大量腹液。他们 的皮肤出 现大面积的皮疹。在他们身体的内部和外部都出现大面积的感染的真菌团块。 即使感染不包含贪婪的酵母细胞，还会有其它寄生虫准备吞噬活人的脑子。该 有一个患者明白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或为什么会发生？而我们呢？我们能 够做的只是在恐怖中注视。我们作为医生的作用降为顾虑重重的观察者和文件 的精确的记录者。我们希望，倘若我们能够理解所观察到的过程，那么，或许 有朝一日有人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工作之余的交谈是我们从每天的痛苦中发泄感情的唯一方式。我们的朋友
——性传播疾病专家们继续为我们讲述在西方和 HIV （人类免疫缺损病毒） 有关的、过度的和希奇古怪的性习俗。而我们这些具有广泛旅行经验的人，如 果说不是很老于世故的人，则以讲述有 关烹任非洲独有的美味佳肴的故事来回 报他们。向他们生动地描绘餐前的小吃，如生白蚁，大的含汁的飞蚁和油炸毛 虫（当然只限于某些品种）。我们甚至更进一大步，组织了一次包 括这些地方
菜的宴会。但当他们真正面对这些真实的东西时，这些新手们却畏缩不前了。
我想，这类非洲佳肴要出现在西方高级餐馆的菜单上之前，恐怕仍有一段路要 走。
我们在调查中有两点重要发现。一是我们记录了更多的妇女患艾滋病的病
例，它们要远远多于美国或欧洲，在那里，男性同性恋者得病的数字与此是不 相称的。另一是我们开始发现，性伴侣的多少和传染率之间有直接的相互关系。 这个发现和医生们在艾滋病早期流行时在旧金山看到的男性同性恋者的情况相 似。当我们承认这种疾病是由于性传染而扩散时，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扎伊尔，
这种病几乎全由正常的异性性交的扩散。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同性传染。我们 的调查所揭示的只不过是金沙萨男人的传染比例相对少些。看来同样的情况出 现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当然，在扎伊尔还没有像在西方国家那样成立有组织的， 或公开的同性恋团体。另一方面，对比西方国家，异性接触在非洲是常见的， 并相对地不受社会约束， 至少对男人是这样。
我们在金沙萨的发现得到整个在非洲进行的类似调查所得结果的支持，特 别是在卢旺达。现在世界必须面临一个令人不安和吃惊的现实。我们对我们发 现的结果进行思考，并加以仔细讨论。有一切理由相信，在金沙萨发现了异性 传染的艾滋病，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现它。直到这个时候， 特别在美国，艾滋病几乎完全只和同性恋者、吸毒者以及其他边缘地区的人群 有关。它被认为不会影响到“主流”人群。
　　1984 年，我们的调查和一个由范·德·皮尔（Van der Peer）率领的比利 时调查组在卢 旺达出版了我们所作的结论。它登载在美国历史悠久的医学杂志
《刺胳针》上。这篇文章将改变人们对艾滋病的看法。回顾非洲情况之后，我 们提出一个问题：“下一个 10 年中，西 方国家艾滋病的情况会不会也是这样 的呢？” 当时对有些人来说，这样一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侮辱性的。但是今天我 们知道，对西方许多国家而言，回答是：“对的”。1996 年，艾滋病是年龄在 25
至 40 岁的妇女中主要的死亡原因。
我给“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报告中，认为艾滋病是扎伊尔的地方性流行

病，70 年代中期以来可能便已存在。我的结论是，根据医生曾经遇到很多未能 确诊的体重下降和痢疾病例，结果患者无例外地在 10 年以后死亡。虽然他们把 这种病归因于结核病，但是回想起 来，死因或许和艾滋病有关。在报告中最为 引起争论的部分里，我把这种疾病在扎伊尔的特征说成是由异性接触传播。并 且还说，没有证据说明同性性关系或吸毒在传播上起任何重要 作用。我建议 “疾病控制中心”和扎伊尔卫生部进行长期合作，在该国建立监测系统。最后， 我向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在金沙萨或邻近的刚果希拉柴维尔就这个问题召开一次 研究会。
这些建议后来都被采纳了。
　　11 月 8 日，我回到亚特兰大并立即向我的主任加里·诺布尔（Gary Noble） 及传染病中心主任沃尔特·多德尔（Wa1ierDowdle）作了报告。听我说完后， 他们两人都同意我应会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比尔·福奇（BiII F0ege）。 就在这一年，福奇博士作为该机构的领导人，已经宣布离任。他的继任人詹姆
斯·悔森（James Mason）恰好那天来访问“疾病控制中心”，所以也被请参加 会议。此外，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HIV／ AIDS）分部主任吉姆·古伦（Jim Curran）和“病毒性疾病”分部主任费雷德·墨菲（Fred Murphy）也参加了 会议。运气使那些和“疾病控制中心”有联系的、研究艾滋病 的主要角色在 同一地点和时间相聚一堂。
比尔·福奇曾在非洲生活和工作过，因此立即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 多么严重。他决定我们应给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希兰特（Edward Brandt） 打电话。我于是和他拉上了对讲机。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只知道他是罗纳 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命的—— 我也不知道他会怎样答复我。我向他描 述我们的数据，概括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我尽量把一切说得简单明了。
电话的另一头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希兰特开始说，我一定完全都弄错了。
他说：“你们的发现一定有另外的解释。你们是否考虑过其它疾病媒介？
比如蚊虫？”对他来说，讲蚊虫比讲性的问题显然更容易些。 “我不认为我们取得的证据支持关于蚊虫的说法，先生。”我说道，“至今 为止，我们在儿童中很少发现有这种病。儿童受蚊虫叮咬的次数和成年人一样，
可能还多些。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患疟疾要比成人多得多。如果艾滋病是蚊虫传 播的，我们不会在人群中看到这种有规则的分布，至于疟疾，你可以看到一个 无规则的分布。我们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患疟疾； 只是取决于谁被蚊虫咬过。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疾病具有明显的感染链，并且是围绕着性接触。在 儿童或老年人中没有发生任何这种情况。
我认为我的解释是充分说理的，却未能动摇希兰特。他似乎决心要提出另 外的理论，只要让异性患者摆脱与艾滋病的关系就行。我们的谈话约 20 分钟， 但可以说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我被华盛顿方面那样深度的不信任——或者， 还不如说是否定——弄得不知所措。
　　当然，当时在场的每个人和我都理解我们提出的证据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 本质，并认识到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明显地，行政当局的结论是很不同的。这是里根的时代。如果需要对艾滋 病作出解释的话，那么这种解释似乎必须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要比我们所提供的
更能被接受。选民们将会不 喜欢我们的信息。他们较为乐意接受“同性恋瘟疫”
的概念；公众开始了解这种疾病时，他们就是这样给定名的，这个概念带有自

我满足和丑恶的道德主义的味道。我们所建议的是， 告诉他们，艾滋病的确 是一种瘟疫，对于它无人能够免疫。
由于坚决拒绝承认艾滋病危机的真正范围，里根当局使它自己成为病毒的
同盟者。又过了一年，华盛顿方面的政策才开始转变，任命 C·埃弗里特·库普
（C·Everett Koop）为公共卫生局医务长官。库普，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对 正确和错误有强烈的爱憎感，是一位伟大的医生和客观的科学家。他拒绝以思 想意识来殆污公共卫生事业。
两年后的 1987 年，我参加了后来很有名的“波托马克河会议”（Meetng on
thePotomac）。那是在河边的漂亮的帐蓬里举行的。我是几名被邀请的、幸运的
——或者上当 的——来宾之一。不是说集会的发起人没有好的意图。值得赞扬 的是，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担负起整个会议的组织工作。当 库普进入帐蓬时，他受到雷鸣般掌声 的欢迎，以表示赞赏他所做的一切。但 当里根总统站起来致辞，并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承认艾滋病是美国公共卫生的主
要问题时，却受到敷衍的掌声，夹杂着发自内心的呸声和嘘声。应当承认，观 众中，包括很多学术界人士，可能有党派观念强的人，但很多出席会议的医生 并不真正以其对民主党的支持而出名。他们对里根当局在处理艾滋病危机问题 上所犯的不可饶恕的疏忽感到吃惊。当然，还有几个更为鲜明的政治战胜真理 的例子。可能的例外是卫生部部长玛格丽待·赫克勒（Margaret Hcckler）于
1985 年作出的大胆的，虽然是鲁莽的宣言，声称将于两年内提供艾滋病疫苗。 对我来说，波托乌克河会议是个转折点。我已经在病毒性出血热方面有所 建树；我已在 从事一项我所喜爱的项目，对所做的研究工作感到激动。我无意 放弃我感兴趣的领域去从事艾滋病的研究。然而，我曾经建议在扎伊尔对这种 病进行长期研究。我决定或许我应该是将 这项研究工作搞起来的人一——这
样决定也许并非不合情理。我很不安。我该怎么办呢？


“西达”项目




　　我们在扎伊尔的艾滋病新项目要物色一个负责人。这项任务既然落在我的 头上，我想起一个时不时打过交道的人物来。此人姓曼，名叫乔纳森。尽管那 时候，双方相识不相知，我对他干的那一行还是清楚的，可以说对他的专业和 人品都很器重。其实乔纳森生得五短身材，一头黝黑卷发，小胡子修得整整齐 齐。还架了一副细框眼镜，秀气得叫人难以想象是个 精力如此充沛、攻关十分 投入的人。好几次“疾病控制中心”会议上我听过他的发言，每次的印象都是 简明扼要，不但逻辑性强、而且深思熟虑。当时他是新墨西哥州的州级流行病
学 者，在圣菲（SantaFe）居住。因为我听说过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吃不饱， 很有动一动的意思。这就使我觉得我要交托的项目，非他莫属了。
1984 年 7 月底，我打电话给乔纳森，问他对非洲之行是否感兴趣。
“我可是从来没有去过非洲，”他说道。他有好多顾虑。比如说，他有三个 孩子，对他们的教育问题怎么解决？我向他保证说，扎伊尔有一所很好的美国 学校，确是如此。此点不足虑，不应该妨碍他作出决定。我一直紧抓着他不放， 磨到后来他终于答应至少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隔了一周，他的回音来了，说决心已下，他去。

3 月，乔纳森与我一同踏上了奔赴扎伊尔的第一次征程。艾滋病项目就此 上马。这里说明一下，在扎伊尔，艾滋病另有名称。当地流行的法语缩略语字 母拼音是“SIDA”（西达）。所以这里说“西达”项目。
到达扎伊尔，同几位主管流行性疾病的扎伊尔卫生部门官员见了面。这些 人，大多数是支持“西达”项目的。但是，也有明显的例外。卢休马医生即为 其一。在扎伊尔，他称得上是资深医生了。他的态度很明确，虽然扎伊尔政府 人才短缺、物力唯艰，哪怕最小规模的这类工程项目，没有外援是决无上马的
可能的，他对我们计划进行的工作仍然毫无兴趣。此人 体格壮实。40 开外年
纪，一望而知是个免疫学家。就是不清楚他的来历背景。不管怎么说，说他是 个开业医师、是个科学家，我看，还不如说他是个政客的好。从他的气势和别
人 对他的唯唯诺诺态度看，他像是个在政府部门里路子很广的人物。姑且撇 开民族自尊话题不谈，卢休马医生肚子里其实有他自己一副小算盘。他是那些
首先声称治艾滋病有“方”的众多非洲人之一。然而，他从没有拿出什么有力
的根据来，他的走红，全靠新闻界炒得热闹。 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里，这就足够了。他的自吹轰动一时。为了酬答他对
扎伊尔医学卫生事业作出的像他自己说的那些贡献，据说蒙博托总统还批拨了 大笔款项和分配金沙萨高级住宅区一座住宅给他。就我们所知（而且相当准确），
他的所谓灵丹妙药只不过是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流汁，合成成分谁也不摸底。
　　此后数年，肯尼亚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所长戴维·科 契（Dnvid Cooch），大讲特讲他发明了一种对付艾滋病的有效治疗方法。他总 算不全是空口说白话，好像是掌握着一些数据，只是从未说出来而已。估计他 进行过细胞培殖，从中提炼出某类物 质，用于治疗。显然这类物质含有少量
干扰素是人类自身具有的，在某种情况下足以阻止病毒繁殖扩散的物质。有人
拿这类物质做过试验。结果不能证实它有什么疗效。有些原应该懂得的科学家 竟然也对他这种治艾滋病有方的自我吹嘘随声附和。因此，名声越来越大，连 世界卫生组织也收到了立项试验研究的要求，不过却迄今仍无下文。
以上是迫切要求医治和预防艾滋病的有效良方的大致情况。而那些所谓的 “回天良方”正是许多使这么些耗日费时，想方设法遏止席卷而来的艾滋病势
头的非洲人的苦药。科契大言不惭之日，正是非洲老百姓和医务工作者开始感 受这股势头的全面压力之时。他们就是要让西方人看看他们不愿意没完没了充 当需要照顾、需要仰仗他人扶持和发明的孩提角色，他 们能够培养出可以对医 药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来的。然而，结果却是一个接一个的江湖骗子。艾
滋病的出现招来了许多冒充良医的骗于。这些骗子在发达国家中可能比发展中
国家 还多。他们大多是富有的投机取巧分子，利用患者急于求生的心理，进 行盘剥。他们搞的这场骗取名利的买卖，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和患者毫无益处。 我和乔纳森遭遇到的诸如此类的对立，并不能阻碍我们在扎伊尔开展长期
艾滋病研究项目的工作取得进展。在这方面，多亏一位名叫穆那姆比（Muyemhe） 的医生的支持。穆那姆比是 1976 年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一个朋友。后来 1995
年基奎特（Kikwit）地方埃波拉病毒猖撅时，他深获众望，公认是扎伊尔当局 的首席发言人。他历经人类苦难，总能保持乐观开朗的性情。他斗争的矛头所 向远不止传染性疾病本身。迫于环境，他得施展混身解数，对付种种派系闹事、 政府纠葛、暴力事件和解决日益腐化的基础组织问题。他作为一名传染性 疾病
专家出任金沙萨唯一的一所医学院的校长。实际上，扎伊尔有些重要的医药方
面的职务，穆那姆比并没有担任过。他担任校长期间，正是“西达”项目初创

阶段，他的财政十分 桔据，连办公用纸也买不起，更不用说满足学生的需要 了。无论困难多大，他从不畏缩。
1976 年埃波拉病毒泛滥，他坚守岗位；7 年后艾滋病蔓延扎伊尔全境，他
仍坚定岗位。后来基奎特又爆发埃波拉病毒，他还是坚持在那里。他所作的奉 献是一座座丰碑。他艰苦卓绝，坚忍不拔，堪与超人毗美。穆那姆比热心竭尽 所能为他的人民作出奉献。他曾花数月时间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学习 出血热血清诊断技术。他希望返回金沙萨后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试验。可 悲的是，从来没有足够的经费使他的实验室保持运作。说来伤心，连稳定供电 都保证不了。没有了电，试剂等于废品一堆。也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有钱的话，
1995 年 6 月埃波拉病毒袭来时，扎伊尔基奎特地区 300 人丧生的局面完全可以 避免。
我和乔纳森需要马上着手解决好几个问题。至关重要的一项是为“西达” 项目主要基地择扯。可是众说纷坛，各有看法，都想挤进艾滋病研究项目中来。
大家知道这意味着有拨 款，培训和晋升的可能。这些机会制造了强列竞争环 境，毫不足怪。因为这些筹码是实实在在的。许多国家一一比利时、法国、英 国、加拿大，还有美国等国家的科学家都正动员起来投身于该疾病的研究。人 人誓拔头筹的精神状态，主宰了一切，管它是为了献身的事业、还是为了个人
的名利得失，都一样，喝采捧场也好，一笔笔到位的款子也好，反正，五花八
门，好不热闹。而我们从中确确实实增长了惊人的见识，像病毒是如何构成的， 人又是怎样能具备变色龙一般的本领，千变万化，避免察觉，顶住打击，从而 达到玩弄人类免疫系统以及免疫学者们的目的等等，等等。而这种竞争虽说发 动了全世界众多的研究人员一致对付艾滋病、寻求治疗方剂，却也破坏了同行
之间的友谊，滋生了对立积怨、互相攻仟、争论不休的弊端。法国的巴斯德研
究所（Institute Pasteur）和美国的全国卫生研究所苦苦争吵，就 是为了要 争个明白，究竟是哪一家发现艾滋病病毒的。艾滋病成为公共注意力焦点后科 学家之间四分五裂，臭名昭彰，莫此为甚。
　　乔纳森全家在金沙萨定居下来以后，乔纳森本人觉得他在逐项落实“西达” 项目方面所体会到的兴奋激情远远超过对当地生活艰苦而感到的不称心。
我先是帮助他安顿下来，工作上马，而后每年来两三次同他继续合作。项 目形成一定规模后，同“疾病控制中心”，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和利奥波德亲王 热带医学研究所合作，由从安特卫普过来的鲍勃·科尔邦德斯和美国国家卫生 研究所的斯基普·弗朗西斯参与，进行一项合作项目。由于有乔纳森的先驱研
究，我们对当地的城市环境在传布艾滋病方面的作用，就清楚得多了。他还就
孕妇对胎儿传染疾病作了最早的研究。此外，他在同来自亚特兰 大州的艾伦·格 林伯格共同研究的过程中，在儿童身上发现了疟疾同艾滋病之间的关连。这种 关连并非直接。疟疾并不导致艾滋病，但是疟疾会使儿童出现贫血症状，并因 贫血而需要 输血，因输血而极有可能让病儿接受艾滋病毒污染了的血液。因
为当地属于缺乏测验献血血源中是否存在艾滋病病毒手段的地区。乔纳森的研
究还包括：非洲地区的艾滋病和西方出现的艾滋病，在症状方面有重大的不同， 感染后艾滋病的潜伏期，在非洲要短得多。我们相信其原因首先应该是非洲人 容易罹致该项疾病。因为他们感染的机会多得多。尤其是寄生虫感染。可以说 他们的躯体对艾滋病病毒是敞开的，成了病毒的肥沃土壤。最后一点，乔纳森
的研究，表明他也是较早发现肺结核同艾滋病病毒有关的一批人中间的一个。
乔纳森的这些研究成果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在扎伊尔深入基层的

体验，使他有机会懂得艾滋病的严重影响。正是这些第一手的知识使他成为全 球艾滋病研究项目的卓有成 效的领导人物。该项目后来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工 作计划之内。目前，乔纳森在哈佛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取名为卫生与人权研究 所（The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Human Rights）。该所处 于探索问题的尖 端，旨在了解世界上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人甘冒感染诸如艾滋病病毒造成的疾患 的风险，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什么？1984 年或 1985 年前后，大家对非洲出现的 艾滋病，潜伏期究竟多久这个问题，都心中无数。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病 例证明，潜伏期一般在两到五年之间，甚至更长。（今天已经估计可以长达 10 年以上。）这种情况有助于病毒恣意肆虐。当病毒为所欲为、把免疫系统破坏殆 尽到掩盖不住它的狰狞面目的时候，患者这条命，不用说，早晚断送无疑。严 重的是到这个时候病毒早已扩散到其他许多人身上了。拿埃波拉和拉沙热两种 病毒来对比，这两种病毒的潜伏期短得惊人。如果感染了，至少会知道：或存 或亡，两周之内便见分晓。如 能活过来，今后就永不再得了。
　　艾滋病则是另一码事。苏坚持：如果有人用枪口对着她，要她在分别装着 埃波拉病毒和艾滋病毒的两只注射器之间任选一种时，她宁可选择埃波拉。回
想 1979 年我被针扎破的那次，当时在苏丹，自己不小心扎的。真的应该额手称 幸，没有染上埃波拉，然而，后来却又顾虑起来。因为针刺事故后，我和罗伊·巴
伦在我臂部注射过血浆。这些血浆从哪里来的？我怀疑。可以肯定说，这些血
浆都没有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我很可能已经染上了远比埃波拉病毒更为可怕 的疾病。后来检测艾滋病病毒的手段具备了，我立刻送检血样。等待结果的过 程等于经受苏丹事件的重演。结果出来是阴性，那份高兴，像中了头彩，不， 像连中了两次头彩！
多年来文滋病肆虐，困惑我们，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在非洲？为什么发
生于当代？为了弄清楚艾滋病生成的年代和渊源，我们对金沙萨医院中积贮多 年的血液样本逐一进行了是 否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清检验。储存多年的血 样是先前比利时同行为别的用途抽取的，抽自参加胎儿护理班的妇女。检测结 果表明本地的艾滋病感染出现于本世纪 70 年代后期，可能还要早些。当然，光
凭这一点，不足以构成该症的历史全貌。虽说异性性行为也有传布艾滋病的风
险，在艾滋病患者群中，孕妇患者的比例并不最高。现在我们明白了，像这样 的血液血清检验，还得继续进行。取血对象包括娼妓、瘾君子、卡车司机等等。 只有这样才能弄清真相。
如上所述，既然 70 年代后期的孕妇，已经感染了这种疾病，可见艾滋病 不可能是新生事物。但是目前这场艾滋病毒的流行，却是新近的事，那么，它
从哪里来的？它何以能如此 猖撅？


艾滋病病毒揭底




　　弄清艾滋病的来历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掌握这种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规律。 没用多久，情况开始明朗。中非和东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区。感染的大多数是城 市居民。后来又发现了一种不明其底细的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艾滋病病毒 具有相似之处。尽管猿猴身上从未出现过类似艾滋病的症状，不少人还是迫不 及待地抓住这一点，认为艾滋病是由猴子传染给人的。
　　
于是乎，人类感染源的问题有了定论。然而，按流行病学的看法，这一假 设根据不足。猴子以丛林为聚居地。艾滋病却盛行于城市。我们尽可以乘兴追 索作为肇事元凶的那只猴子，就 怕这种方法导入歧路，离题太远。所以，还 得寻找真正的解答。
研究继续进行。所有参与有关研究的人员都开始看清楚：病毒传播的效率 并不很高。传播途径必须是性接触或者是血液接触方面的问题，比如输入感染 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针头，或者滥用不洁针头之类。从中，我们又可以 得出什么结论来呢？“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盘旋在我心头。 现在还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不过，应该稍加更动，以便调整我的思路，开 阔视野，不妨把追问艾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这个问题改变力：在本世纪 80 年代初以前艾滋病病毒不为人们察觉、无声无息地隐蔽蛰伏了多久，60 年代中， 各色各样的病例，凡属于感染一类的，我见过许多。却从来没有见过像艾滋病 这类的。回想 中只有肺结核病例的症状同非洲农村艾滋病患者相象。自那时以 来扎伊尔，跟非洲其他地区一样，有了深刻快速的变化。变化之最，就是大规 模的城市化。
于是非洲这块土地上的千百万人民，由农村涌向城市，寻找活计。至于非 洲农村地区的情况，至少在我工作过的地区，拿两性关系为例，不能同金沙萨 这类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而语。城市中肆无忌惮的滥交、杂交这类开放现象， 尤其在偏远农村地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乡村社会的约束力极为强大。稍有出 格的，其后果必然十分严重。而且非洲农村通行一夫多妻，女性及弃即婚，迅 即丧失自由。社会制度限制了性关系混乱的存在。相应的，艾滋病的蔓延减少 到最低程度，根据这种情况，艾滋病本身传播率不高、潜伏期又相对较长，虽 然有所流传，流传程度和范围就很有限，几年中也不过出现少数几例发病情况。 何况，发病的初起阶段，既然不是常见病，自不会兴师动众，而已，而且容易 误诊或忽视，这些地区本 来就缺医少药，更谈不到合适和必要的医疗诊断设施。 对扎伊尔这类穷乡僻壤地区，我太了解了，根本无医药可谈。因此，可以认为， 艾滋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在非洲农村流传 的。
我提议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许可以称作纵向研究的试验，看看以上这个假设 是否站得住脚。先规定一段研究的时期，比较非洲农村逐个阶段的感染率。正 在这时候，我想起 1976 年就埃波拉病毒大爆发问题开展调查时，我们曾经在扬 布库周围一带采集过 600 份血样，交“疾病控制中心”妥为冷冻贮藏保管，我知 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实验室的负责人员，要求他们用 1976
年采集的血样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体检验。那时做这样的检验，要比现在困难 得多。市面上买不到这方 面的设备，试剂都得由实验室自行加工生产。再说， 敲定最后结论的检验称作“放射免疫沉淀法”，做起来极不容易，花费的时间同 它的名称同样冗长，比简单得多的“西方墨点法” 繁琐。后来干脆换成了后
一种方法，也就是从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种具体病毒蛋白质的抗体。
我等待查完全部 600 份血液样本的结果，等了好几个星期。 放射兔疫沉淀法检验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淀病毒中某些
种类的蛋白质。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踪标记标明。附有放射性示踪器。放射性信 号的强弱同接受试验的血清中的抗体量成正比。这种试验的优点是灵敏度高、
结果具体明确。
我们等待结果。真可谓不胜企盼之至。我打赌说可以找到 3t7M 病病毒，

不过数目估计相当低。究竟低到计么程度，我希望还不至于只有六百分之一吧。 至少我会摊上一次找到艾 滋病病毒的机会吧。为了能够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计， 证实 1876 年时偏远的扎伊尔北部普遍出现过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
分的事实根据。 终于，艾滋病实验室找我的电话来了，说试验已全部完成。
　　酵素链免疫吸收检定的一系列检验，目的为了寻找病毒抗体。此次又等到 放射免疫沉淀法各个检验的证实，在 600 份血样中找出 5 份艾滋病病毒抗体。
也就是说 1976 年期间，居住在扬布库地区的居民，有 0．8％的人染上了艾滋
病病毒。（据巴黎克劳德·伯纳德医院的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 1986 年的 一项研究内容证实，1976 年，来自苏丹的血样中出现了 0.8 的抗体比例，也就 是说每 1000 个人中有 9 个是受了感染的。这个结论同我们在扎伊尔摸 IAgh 情 况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并不就此罢手，我们要在“疾病控制中心”试试能 否
从这 5 份血样中分离出 AIDS 病病毒来。大多数病毒脱离了人体就难存活。艾滋
病病毒也不例夕。只要抽出体外，少则几分钟，多不过数小时，它们往往就在 血样中死去。为了保证 它们的生存，采集血样的过程和随后的保存措施，必 须极其小心。扬布库首次进行研究时，我们没有用心在意。在处置艾滋病病毒 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从病人全血中采取并保存好血细胞。可惜扬布库的一批
血样没有保存血细胞，而只是血清。
这些血样远涉重洋送到亚特兰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干冰运输法。 干冰的温度保持在摄氏零下几度。但是，我们没法回避历经漫长 10 年这个事实。 在保持病毒存活这一点上说，10 年太长了。尤其一切相应条件远不理想，滴定 率相对说来很低。我们也知道，出现抗体的 5 个接受采血者在采血的当时，还
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还是那次埃波拉病毒爆发中的幸存者。这 5 个人谁也没
有出现任何像艾滋病这类疾病的症状，——至少那时候没有。
承担从 5 份血样中提取病毒这一项极不容易做好的任务的是一位年轻妇 女。就是艾滋病 病毒室的简·格彻尔。她身材高而瘦，年约三十五六岁，确 是科班出身。由医务技术员干起，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她的学位 论文就是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取得博士学位后，她又参加了“疾病控制
中心”的新疾病实验室工作。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的机会。她一如既往， 又以她历来接受各个项目时同样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工作。
简的工作得到实验室一名矮壮墩实的技师的协助。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唐
纳德（Donald）。两人搞了自己的组织培养系统，并开始在这个系统里养育那极 少一点点宝贝似的血清。为了查清 5 份血样中有没有找到病毒的可能，他需要 做的第一步是从新鲜血液中培养出淋巴细胞，也就是从淋巴组织中把细胞分离 出来。所谓淋巴组织是指淋巴结节、脾、扁 桃体等等，都是人体免疫系统至关
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头，淋巴细胞必定挺胸而出、作出毫不含糊的 反应。试验要求的条件是，淋巴细胞的量一定要足。所以简和唐纳德先 得促 生和繁殖这些淋巴细胞，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样混在一起。说来容易， 真要做起来，既费时又费心。安排组织一套接一套。而且要懂行，有经验，都 得靠高度敬业精神。就算这些都具备了，还得碰运气。日复一日，简和唐纳德 两人给培养基补充养分。该换的换、该添的添。全靠在这一部分流体中能看到 淋已细胞繁殖增长。再就是定时试验了。要查看有没有逆转酶出现。这种酵素 性质的酶等于是艾滋病病毒的拜客名片。一见到它，就知道那话儿来了。正是 通过这种酶，核糖核酸才能复制成去氧核糖核酸。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艾滋病病

毒的遗传物质，核糖核酸复制去氧核糖核酸不属于体细胞的行为。这才是为什 么在正常情况下，体组织或体液中找不到酶的道理。要是有酶出现的话，随后 必有病毒（如艾滋病病毒）混在这部分混合体中。理论上虽是如此，谁也不能 肯定一定会有什么结果。需要放长线是肯 定的，有没有大鱼能钓上来，仍是个 未知数。再说，剩下的血液量少得可怜，看上去只能再做一回了。我们曾经从
1983 年采自玛玛那模医院病人的血样中成功分离出多种病毒，那是 头一年的 事。这次在扎伊尔，我们认为分离出病毒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从来没有 人能分离出象这样长时间的古老病毒来。
　　如此这般，几经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样在新鲜的细胞培养基中不见动静。 终于有一份血样出现了反录活动增多的苗头。简和唐纳德暂且按耐住激动的心 情，再一次把血样放入新鲜的人体淋巴细胞培养系统中进一步察看。果然，繁 殖成功！无论在哪一部分新鲜细胞中，逆转录酶猛增。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 艾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由简和唐纳德提取出来的这份病毒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来研 究该病毒的演 化史。因为爱滋病病毒有多种不同形式，原型菌株的出现对众多 科学家来说，无疑在弄清不同时间和空间分离出来的艾滋病病毒之间的关系方 面提供了帮助。有些科学家进一步给这个 原型病毒菌株建立了遗传信息序列。 还有些科学家根据序列更进一步探索出这个原型病毒菌株的各系后代随着时间 的推移一代代发生过多大的变化和哪一些变化。用简单的话说，我们因此而弄 清楚了病毒各个变种之间的先后序列、相隔年代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近远， 而且有了进行判断和加以分别的准确手段，把这些研究成果归纳起来，勾画成 可以称之为世系图之类的种谱。病毒的种谱条块分明之后，艾滋病病毒同猿猴 感染的病毒似是实非的异点，就一望而知了。兴许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人类 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即艾滋病）的病毒曾经同出一源，但两者的遗传史程却 证明它们分道扬镖，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这类病毒是首先见于猴体， 而后感染及人，还是从人到猴，可能我们永远解不开这个谜。我们所能肯定的， 是这种两者间发生的感染关系，不可能是近些年的事。
　　我们同时希望我们的病毒提取工作能造福于挽救今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乐 于把研究成果 提供给索尔克研究所（Solk Institute），用于研制对付艾滋病 的疫苗。糟糕的是，不论是索尔克研究所或其它单位制出的疫苗迄今都尚无效。 虽然我们在实验室里把病毒分离出来了，这种病毒在非洲人群中繁衍的程 度，却还是个待解的谜。艾滋病善于伪装，而且伪装的面目大多，不仅装来像
肺结核，还像很多很多其他疾病。以至想摸清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和范围，都很
难办。治病救人，总得先弄清楚得病人数，目前使我们处于困境的就是这一条 了。
　　形势发展得很炔。我们 1983 年在扎伊尔的调查，加上同时在卢旺达开展的 另一个调 查，证实艾滋病病毒猖撅的地带是整个中非。此时，世界卫生组织传
染性疾病部门的负责人是埃及人法哈里·阿萨德（Fakhrv Assad）。此人干劲
十足、热情洋溢。我同他初识于 1979 年我赴苏丹的途中。我们的难题正好是 他的职责范围。经过大量的电话和书信往来，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认为 确实有必要由世界卫生组织出面主办和实施一项相应项目。
　　问题卡在他的顶头上司哈夫丹·马勒博士（Dr. HafdanMahler）那里。此 人很难说服，他就是理会不了目前情况的重要性。后来他弄通了便十分支持。
1985 年初，我开始进行中非共和国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扎伊尔和苏

丹接壤，人口约 240 万。1976 年我追踪埃波拉病毒时，也是在这个国家。当时 我企图从它同扎伊尔北部边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实现。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 该国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 1976 年时用来堵塞通道的那些树障都已清除，那些 不能用的废旧渡船也已更换一新。
此行主要同伙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阿兰·乔吉斯。法国已斯德研 究所在大部分 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里有一个实验室网络。这个实验室是其网络 中的一个，阿兰长着典型法国人的枯叶色头发，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平生 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所办的事办好。他爱吃，所以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是十分在 行的评酒专家，专评好酒；背上氧气瓶、套上面罩的话，他就是个同谁都能比 个高下的潜水运动员了。他一直在非洲工作，目前在加蓬。他的攻关项目是艾 滋病病毒和病毒性出血热，这两项原是我们俩的共同爱好。
1996 年开春不久，有些病人从一头死去的黑猩猩身上感染了埃波拉病毒， 负责分离提取病毒的就是阿兰。阿兰一接手工作就认定疫情，立刻动手，用不 着治一等二望三，就把疫情遏制住了。在我们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很快认 识到艾滋病病毒已经光临中非共和国。
1985 年 4 月里，我们同在班吉。当时我问过阿兰是不是愿意操办一个由世 界卫生组织主办、在中非共和国召开的非洲艾滋病会议。在他表示原则上同意 后，我给在日内瓦的法哈 里·阿萨德发了一份电传，建议 1985 年 10 月份举 行一次艾滋病问题的工作会议。也就是说，排在已经要排好在欧洲召开的另一 次会议的前一个月，法哈里并不反对。为了扩大会议的参与范围，我们决定除 了欧洲和美国的与会者之外，还邀请 16 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我们打算让会议成 为讲坛，借此让有关研究艾滋病的信息广为传播，也让不是非洲籍的科学家们 听听艾滋病阴影笼罩下的非洲生活的真实情况。世人（包括科学工作者在内） 不借异域实况、缺乏地理知识的为数不少。让大家了解该疫病流行的情形对于 事态发展只会有利而无害。来到非洲的西方科学家对非洲的想象五花八门、千 奇百怪是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也可以因此而睁大眼睛见识见识外面世界，这 是另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可说落后之极。就是在非洲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 的贫困国家。1979 年以前，它一直处于让·贝德尔·博卡萨皇 帝的淫威统治 之下。皇帝陛下加冕典礼一次就挥霍了千百万美元。他仿效拿破仑，自立为帝， 宣称他的国家为帝国。在被废黜驱逐出境之前，他极力搜刮全国已然贫瘠之至 的地皮， 杀害他的对手，甚至生吃其人。非洲本以暴君多面恶名远扬，博卡 萨更是众恶之翘楚。
说外表上看来，她只是个小小个子的可爱女人。我则同希拉米切尔搭档， 仍在班吉各类人群中继续调查。
班吉位于乌班吉（Ubangi River）河岸，既是主要口岸，又是商业中心， 人口为 34 万。我们调查的重点人群之一，就是所谓的“自由妇女”，像我在前 面提到过的扎伊尔的那玛及其同伙那样的女人，都属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随
意卖身者。这些自己解放自己的卖身女人，在班吉成群居住于城墙根外圈，一
眼看去，就能认出她们来。我们找上门去时，听说 我们保证保密，决不在调查 报告里引用她们名姓，她们便表示愿意合作。
　　她们出卖肉体的场所说来可怜，例如，一辆德国大众小货车的残破车身， 弄几块硬纸板垫垫，再在窗口档上几条破布烂衫，就成了小小一块外人勿问的
隐私地了。多亏当地有个医生定期给她们检查，我们调查过的都在其中。所以，
我们开导她们、提醒她们、告诫她们所冒的风险时，就容易多了。对我们来说，

循迹觅踪，进一步弄清感染的层次也较为轻松容易些。早在 1985 年，这些卖身 女子，已有 40％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这个数字，我们认为过小，怕只是整 体的一鳞半爪而已。
那年盛夏，法哈里找了几个人商量由谁来牵头在日内瓦搞一个防治艾滋病 的重点项目。
　　防治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我提名乔纳森·曼。自从“西达”项目上马 以来，他已经在扎 伊尔打开局面，很有声势。我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了。10 月份班吉会议时，法哈里有机会同乔纳森会晤，可以当面听听乔纳森的
意见。不出我所料，两人一见就很投机。可 是对法哈里问他是否愿意搞一项 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项目，乔纳森却没有立刻同意，只表示愿意帮助法哈里 为这个新机构出点主意。后来乔纳森还是出山了，担任筹建和领导这项世界卫 生组织的全球性艾滋病项目的工作。这项工作在随后五六年里所产生的影响，
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对付艾滋病的其它同类项目所无法比拟的，法哈里才大寿
短，两年后突然英年早逝。这个项目也就成了他留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遗赠。 在此期间，同行间争沦得如火似茶的，还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班吉定义”。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用它作为判定艾滋病病例的文字依据。根据众代表多年来 临床经验所得出来的综合性条文给艾滋病下了定义，得到一致通过。实践证明，
这个定义是行之有效的，它是判断 艾滋病在非洲流行的范围的可靠工具，尤其
在没有试验条件的地区，作用更大。此项定义的主要内容，如长达 1 个月或一 个月以上的发烧不退，体重骤减，减幅大于 10％，泻痢久久 不止等等，还有 若干次要症状，如肺结核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连续反复性的疙疹病毒感染等。 出席这次具有奠基意义的会议的科学家中，有的是非欧两洲研究艾滋病的
权威和头面人物。凑巧的是有两位弗朗索斯，而且都来自巴黎。一位是姓巴雷
一西诺西（Barre 一 Sinoussi）的弗朗索斯，另一位是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 内特（Brun 一 Vezinet）。在艾滋病研究领域里，巴斯德研究所的巴雷一西诺西·弗 朗索斯当之无愧地为关键人物。她的逻迄知名也是理所当然。她是卢克·蒙塔 温教授（Pro．Luc Montagnier）实验室的工作人员。1983 年时成了世界上第
一个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科学家。当时传媒炒作炽热，广告和报道不分， 大做
“发现”艾滋病病毒的生意，反而淹没了她的学术贡献意义。我事后了解到， 她确实功不可没，成就来自她那近乎痴迷的钻研素质和百折不回的执着精神。 后来她成为声誉极高的 费萨尔国王医药科学奖的得主。弗朗索斯现仍埋头于 她的文滋病病毒研究，尤其偏重于发展中国家。
第二位弗朗索斯，即姓布伦·韦齐内特的那位，是上述第一位法朗索斯的
名闻遐尔的论文共同执笔者。这篇论文写的就是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内容。布 伦·韦齐内特名实相符，以他自己的努力，成为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员中的泰斗。
1976 年埃波拉病毒调查中贮存的血样复查试验工作，也有她的贡献。她得出的 结论是苏丹 1979 年的感染率几乎等同于扎伊尔 1976 年的数字。
这位弗朗索斯在班吉会议期间，差点无意中酿成一场大悲剧。要是大祸果
然发生了的话，艾滋病的研究就得倒退 10 年。那次会议，在休息期间，主办人 组织过一次直升机下乡 郊游，两位弗朗索斯结伴同行。起飞 20 分钟后，坐在 驾驶员一侧的布伦·韦齐内特无意中碰撞了控制螺旋桨的操纵杆，致使螺旋桨 停转。直升飞机顿时急剧垂直下坠。幸亏驾驶员反应迅速，抢在飞机完全丧失
高度之前，稳住了飞机。等飞机停稳，补学家们踏上坚硬的地面时，还心有余
悸，颤抖未消。这些科学家都有献身精神，可以从容面对实验室里意外感染的

风险，但要让他们接受飞机郊游失事、葬身中非共和国莽莽荒野的下场，实在 不能甘心。
从中非共和国返回亚特兰大，我脑子里仍然索绕着艾滋病流行的起源问题。
但至少现在有了一条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信息，那就是 1976 年时扎伊尔北方农村 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普遍程度尚不到 1％。此外，我们还从一个村民身 上取得了病毒。我们还不得而知的 是，前后这些年，发生在同一些人群身上的 情况又如何。如果我们现在的假设是正确的活，即使城市人口大有增长，农村
地区的感染情况也应该维持不变。我们分析在那些僻远乡村地 区，病毒传播
也就差不多是这种程度。多不了，也断不了，不至于出现大爆发、泛滥成灾。 我们关心的是要落实这个假设，从而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病毒这些年 栖身的所在。我们还有一种想法也需要通过试验加以证明，从而也可以进一步 弄清楚艾滋病毒猖撅起来的原因是不是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外迁、
生活方式变化，尤其是涉及性行为方面的问题等等因素有关。看来，非得派个
人去扎伊尔进行一番调查不可。于是，凯文·德科克（Kevin DeCock）来了。



艾滋病毒由农村进入城市




　　凯文肩负的任务是回到这世界上最僻远的地区去调查搁了 10 年之久的老问 题。茫茫十载，遥遥非洲，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怎样了？我们也想知道当年病毒 携带者的近况，特别是那个 20 来岁的女子，我们就是从她的血液中分离出上溯 最早年代的病毒。她的近况如何？ 凯文·德科克那时是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 我的部下。他曾在肯尼亚工作，渴望重返非洲。他年近 40 岁，从体格看，一身 肌肉，像个典型的长跑运动员。从身分上说，凯文属于 世界公民一类，上一 次我见到他时，他拿的是比利时护照、美国绿卡，说一口什么毛病都挑不出来 的地道英语。他的妻子可爱的索皮亚图（S0piatu）是肯尼亚人。凯文出生于比 利时，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却是美国人。父母的结合是二战期间罗曼史的结 晶。凯文拿到的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医学院（PrisioI Medica1School）医学博 士学位。随后移居美国，进修成为肝脏病专家。他之所以来“疾病控制中心”， 而且是在我这个部门工作，就因为他愿意同非洲的病毒打交道。
　　凯文出发赴扎伊尔之前，我把全部 600 份血样的捐献者姓名清单交给了他。 自然其中最重要的是艾滋病病毒试验呈阳性的 5 人。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 弄清楚他们目前的情况。
10 年悠悠，此地情况并无好转。凯文在第一线所需要的一切还得由我们替 他充当后 勤。现在我已经靠不上乔纳森·曼了。乔纳森已去日内瓦就任世界
卫生组织委派的新工作了。接替乔纳森遗缺的是罗宾·赖德（Robin Rvder）。
他是“疾病控制中心”多年的老人，后来调去大学供职。他身材细长，精力充 沛，是个理所当然的长跑迷，迷到早跑夜跑，日日长跑的程度。他在冈比亚搞 过肝炎感染的研究项目。所以对非洲有相当的了解。困难的是他不通法语。但 对新工作，热情洋溢，精力之充沛，决不亚于他日日穿公园而过的长跑劲头。
一俟罗宾接过金沙萨的摊子，诸事就绪，我们也就开始了艾滋病病毒的日常研
究，现在我们又得再三叮嘱凯文：该做的重要工作千头万绪，当前的病毒研究，

必须优先。我们只能这样安排。 金沙萨的飞机航班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凯文总算运气好，弄到一个内地
飞机的座位。
　　此行让凯文有机会看到一般旅行者很少看到的扎伊尔部分地区的风光。飞 机飞往利萨拉 （Lisala）途中。要在坐落在扎伊尔北部乌班吉河沿岸的一个 名叫加杜莱特（Ghadolite）的北方小村庄降落。原来蒙博托总统就是在这里出 生的。凯文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别说在扎伊尔，就是在全世界，
也没见过这样的地方。有多少机场有金子拱顶的候机大厅呢？我去北方处理猴
痘问题时，也领略过那里的气派。该村孤零零的，同哪里也不挨着，没有一条 主要公路与它相联。其本身不起任何重要作用。然而街上却是灯火通明，24 时 不熄。店铺货架上满满当当的摆着由扎伊尔航空公司飞机运送来的各种商品。 一句话，整个扎伊尔都难以找到的赏心乐事、舒适享受，这里一应俱全，什么
是奢侈排场？什么是腐败浪费？看看这儿，就全明白了。这些都是蒙博托长期
统治的标志。 回到亚特兰大之后，我总是焦虑不安。凯文此行能搞出名堂来吗？能查出
艾滋病曾否一度泛滥？我坐不安席，像这样闷在办公室里呆等消息，还不如亲 自跑上一趟的好。凯文临行 之前，在亚特兰大刚签了一份买房契约。我还得
分身替他出面料理这方面的后续事宜，像保险之类，都得按规定逐一完成。凯
文出差公干，我理当担当后勤支援。但尽干这些，难道不差点劲吗？ 事隔 10 载，重新觅迹寻踪，要说凯文的任务太费心费力，也真够他呛的。但他百折不 回，真的把艾滋病病毒试验呈阳性的人找出来了，5 个一个不缺。这成绩一方 面果然得归功于凯文的聪明才智，但也不能抹杀非洲乡村社会的稳定体制。5
个中死了 3 个。为了查明死因，看是否同艾滋病有关，凯文跟与死者熟悉的人
都见面谈了话。按亲朋好友介绍的情况看，这些人死前都有消瘦减重等等足以 使凯文确信艾滋病正是死因的种种症状。凯文随即采 集了两位迄今存活的阳性 病毒携带者的淋巴细胞样本，携回“疾病控制中心”。等试验结果出来一看，两 人都有艾滋病病毒的抗体。我们最后仅剩的一丝疑云消失了。
这肯定无疑就是艾滋病。
　　接下来凯文着手解决他的主要任务。具体的做法是在当初提取血样的、原 来村子里采集随机性的群体调查所需的样本。我们想把 1976 年调查的样本同现 在的结果进行对照。
凯文采集了 300 份新血样，妥加保存，要全都携回国内，交“疾病控制中 心”研究。这一段过程花了凯文 6 周时间。艾滋病病毒实验室负责试验，使用
与 1976 年化验前一批血样时完全相同的方法手段。于是，我们再一次在悬念中 等待着。
结果一出来，大家急于核对数据，好一场及时雨！扬布库地区 1986 年时 的感染普遍率 同同一地区 1976 年的数字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携
带者的人口比例为 0．8％。
　　现在可以说证据确凿。艾滋病病毒藏身之处，昭然若揭。同时也掌握了了 解非洲现代艾滋病流行的来源的方法手段了。我们这样说的意思不是指扬布库 一带就一定是该疫病的根源，而是想表明我们认为艾滋病病毒来自中非洲农村 地区的某个部分，这部分地区的人群里藏着艾滋病病毒，时不时地感染几个人，
却从不严重威胁大多数居民。可以说是与人长期共存吧。
艾滋病不是什么新东西。不是从丛林里突然冒出来的。我们长时间内的假

设终于得到了认定。后来弗朗索斯·布伦·韦齐内特把她在 1979 年时从苏丹南 部偏远地区采集来的几百份血样进行化验分析后得出的艾滋病病毒流行比例数
0．9％提供给我们，使我们的假设又一次得到肯定的验证。
农村社会中艾滋病扩散程度相对稳定，这一点是肯定了。城市的情况则不 然，其发展之 快速符合流行性疫病的比例。这一点成了新情况，我们的假设 在这一点上是否说对了呢？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是否是艾滋病在如此短暂期间一 跃而成危机的原因呢？自由妇女和市区其它一些现象，乡村里是没有的。所谓
城市化始自何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凯文灵机一动，想摸一摸诸如利萨拉这
些沿河城市的疫病流行程度。因为它们离农村近，不过一百英里左右。 凯文从利萨拉采集了更多血样。经“疾病控制中心”化验分析结果是单身 妇女中，艾滋病病毒携带率上升到 11％。于是下一个问题是查查这个城市有什
么与众不同的特殊地方。原来，金沙萨的运输船只沿河而下，就在这里沿岸停 泊。近几年人口猛增，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外流人口。于是城里自然而然有了许
多自由妇女。这部分人的病毒感染率因此比农村妇女高得多，自然也不足为怪。 因为农村妇女是不卖淫的。我们的第二个假设也得到了肯定：人口 流动和迁移。 急剧的社会变动、两性关系混乱等等都是城市化的综合性内容，可以说是非洲 流行性疫病的驱动力。金沙萨的艾滋病病毒携带率为 8％一 10％，但是在自由
妇女之间要高 得多，徘徊于 30％一 40％上下。
一幅艾滋病病毒携带率由低向高的级数升长图呈现在我们面前：偏远地区 历经十载仍得以保持低比例，接触风险的人群，像较大城市中的自由妇女之类， 感染比例就高，而在金沙萨这样的大城市中则更高。由此可见，在过去的 10 年 中，艾滋病病毒从乡下沿着河道悄悄溜进了城市。
我还需要弄清一个问题。我想知道那个年轻女子的下文，那个向我们提供
来自活生生人体中的存活最最久长的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的现状。 我已经无需等待凯文作出回答。凯文的脸部表情说明了一切。原来，死去
的三个感染者 中有一个就是她。
　　这位妇女的悲剧只不过是一场要大得多的悲剧的一星半点而已。那场悲剧， 连“西达”项目都逃不脱。我们说的不是病毒性疾患，而是扎伊尔的混乱政治 纷争。该国政局进入 90 年代初濒临爆炸边缘。蒙博托树敌越来越多。由于拖欠 月晌过多，军队闹事，到处一片危机气氛。艾滋病项目在这种氛围下实在难以
为继。当时罗宾·赖特的项目负责人职务已由比尔·海华德（Bill Hevward） 接替。比尔是“疾病控制中心”的老人了。但他同罗宾一样，不遗余力攻读法 语以便开展工作。不久，他就明白了，不管他法语讲得多么流利，还是逾越不 了重重难关。最后当地政治动荡局势危险到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在就任一年 之后，被迫 束装回国。“西达”项目名存实亡，只剩下一纸计划。尽管如此， 它总是非洲地区同类项目中最早的一个。它在向扎伊尔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艾 滋病所作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



拉沙热研究项目再次进行




乔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一个研究拉沙热的项目，到 1986 年已经整整 8 年。该

我出场了。 他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安排我去那里按照当年他同我合作在“疾病
控制中心”以猴子为研究对象的做法，继续进行那一研究，旨在查明拉沙热病
毒感染对人体细胞和血小板的影响，我们要在来医院就诊的拉沙热患者身上观 察与过去相同的东西。我们一直希望当年共同 完成的猴体实验能有助于我们弄 明白拉沙热患者出血，甚至发生休克的原因。那样，也就可能导致找到更有效 的治疗办法。
我接受了伦敦盖伊·尼尔德的建议，随身带了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药物。
这种药物在伦敦和北美专用来治疗起因不明的休克，我们估计此药对严重拉沙 热病人也能有一定疗效，该药既有保护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功能，就有可能防 止血管出血，达到防止出现休克现象的效果。拉沙热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 由于肺部积液而导致呼吸衰竭。具体到这一种类的肺部水肿，有一个专门名称
叫做成人呼吸困难综合症，主要是液渗漏，拥塞肺部，导致泛滥而淹死了病人
自己。伦敦的专题研究表明，前列腺素治疗可疑性休克，可谓对症下药，而且 没有出现其它不良副作用。因此用来治疗拉沙热，似乎也是合理的。但是一定 要通过种种手续，才能取得应用药物合法施诊的许可。这方面，乔出了大力， 制造药品的公司也非常帮忙，向 我们提供种种安全数据资料，并免费赠药。
我此行由伦敦启程，在盖特威克（Gatwick）刚办完进关手续，迎面遇上一
位金发的加利福尼亚小伙子，庸洒俊俏、光彩照人。他好像正是在找我。
“您大概就是苏吧，”他向我问道。
我当时就明白了，他是唐·福萨尔（Don Forthal）。他是乔在“疾病控 制中心”的部下，正在流行病情报所受训。他也是去塞拉利昂计划研究儿童身
上出现的拉沙热。他从美国过来，显然很累，但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此
行有这样一位相貌堂堂，一表人材的男伴，实非我始料所及。在那个年代里， 唐算得上是个迷煞众姑娘的奶油小生了。他这一去， 成了塞格布韦马姑娘们的 一件轰动大事。唐大受门德族姑娘们的青睐。她们颀长苗条，细细的脖子娇好 的容貌，特别是秀目流波，服饰艳丽，头上漫不经意地缠着一大块头巾，衬托
出 典雅华贵风度。在她们眼里，唐是从未见过的异乎寻常的人物，确实揉碎
了好几位的芳心。 唐后来离开“疾病控制中心”调去世界卫生组织工作，遇上了一位埃塞俄
比亚的美丽空姐，结了婚，那一段艳事遂告结束。
就我们俩人而言，都是初访非洲，出师就不利，说得更确切些，几乎未能 成行。我和唐寒暄方毕。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英国飞喀里多尼亚的航班因“机 械故障”，推迟 12 小时起飞。这等于是给我们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众所周知， 在西非机场，机械人材奇缺。一把搬子、几支改锥的人马怎能让人信得过他们
的诺言？ 盖特威克正是严冬季节，清晨特冷。地面积雪一寸多厚。我们穿着一 身热带衣服，没有办法，只好忍着，直到晚上飞机起飞。这是我们在非洲上空 飞行，领教到的第一个变幻莫测 不同寻常之处。往后还更糟。
实际上，飞机升空还算比较容易，真正难的是能不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飞抵冈比亚首都班珠尔时，天尚未亮，机组人员宣称，因为起飞误点，他们这 一班的“当班时间已经满了”，意思是说，到我们目的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这 一段路程，得等下一拨机组人员来完成。待到接班机组来了，他们马上宣称： 飞行计划略有更改。先飞往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返程途中才在弗里敦暂停。 从蒙罗维亚折返时，天色还是黑的。到达弗里敦，太阳才刚升起。我们想，

这大概可以 着陆了吧。谁知道驾驶员这时站出来说话了，还是一副高高兴兴的 佯子；他现在正在弗里敦上空 32000 英尺高处翱翔，希望大家享用好早餐。随 后又接着说，下方雾气稍重，他要把我 们送回冈比亚。
我们已经两次飞抵我们目的地的上空而不着陆。现在却又在班珠尔降落， 驾驶员忽然改口宣布他要飞返伦敦。顿时群情激愤，大家开始造反。
机上要去塞拉利昂的乘客不下 60 人。我们已经总共飞了 24 小时，决不能 再折返雪花满天、一片寒冷的始发地盖特威克！我们抗议，拒绝各归各位，决
不系安全带，决不接受起飞。机组人员急忙说好话、讨好说再给我们开一顿早
饭。还说要来上一杯威士忌，让大家消消气。我们二概拒绝。 谈判就在登机的舷梯上进行。太阳升上当空，遂渐消去了弗里敦上空的雾
层。机长最后 表示同意试同弗里敦方面联系。尽管无线电联系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反正得了解一下天气条件是否有所改善，能不能再试试着陆。这一下又
耽搁了好久，未了，他总算满意他说云消雾散，可以飞去试试了。
对我们来说，这个消息无异喜从天降。可是也有闻之不快的人。他们刚在 班珠尔登机，都是来冈比亚晒太阳避寒的英国人。他们当然想一上机就直飞， 马上返回伦敦，他们花钱买的就是这种机票，他们的行程安排根本没有弗里敦 这一站。突生变故，要他们吃亏，他们不干，扬言也要闹一场。
幸好这些人对本地区地理概念不清，绕弗里敦一圈，究竟多出多少路程，
对他们来说，心中没数。连那是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他们来冈比亚是为 了找阳光、找海滩、找啤 酒。他们知道的就是可能在考斯塔德尔索尔
（Costadelsol）度假。机长说明他们多停一站耽搁不了多久。这样，飞机才算
重登蓝天。 现在我们心情好多了，大家表示欢迎再开一顿早饭。刚刚吃罢，飞机第三
次飞临弗里敦上空。隆吉机场是在一大片红树属植物地带的沼泽群中开辟出来 的，正好坐落在市外宽阔的港湾中央：安全降落的保证全靠驾驶员的操作技术 和飞行经验。现在，我们体会到喀里多尼亚的英国朋友意见正确，就是不能冒 着浓重晨雾，贸然试降。何况这里的空中交通控制塔台又是这样的原始。隆吉
机场一天仅有一两架飞机起飞或降落，包括国内国外航机。夜间照明，整个跑
道只有一溜灯亮。还得自己发电，只为大航班服务，每周几次，直到飞机真正
飞 临头上时才开动起来。电力供应在弗里敦市区也是很难得的。首都四周根本 没电，除非自己想法发电。
　　飞机在红树丛林顶上飞掠而过。突然砰地落在跑道上。大家呼出一口长气。 机场大楼破烂不堪。飞机歪歪扭扭地挨边停下。我们生怕同行的赴英旅客忽然
醒悟自己已被带到赤道以北 5 度的红树沼地中央而横生事端，所以，等飞机刚 停稳，就赶快走出来。未曾想脚才踏上地面，既潮又闷的热气，便密密层层地 裹了上来，就像掉进了浆糊盆里一样。从空地走进大楼这段短短路程，我和唐 突然陷入一片混饨。这就是非洲。有生以来这是第一回。一进大楼，周围是诺
大的人群。只见人人争先，都决心要第一个通过道道关卡、办完层层手续，好
快快进入塞拉利昂。这下子，我们真的给难住了，不知所措。要换钱币，检验 证件，加盖印戳等等，等等。办事人员并不着急，故意不理睬面前挥动的一只 只手掌、一堆堆卡片和一本 本护照，只顾同身边的一些人聊天搭活。一天就这 么一次航班，忙也就忙这么一阵子。慢慢来，悠着一点儿总能对付完的。
幸亏奥斯汀·登比（Ausiin Demby）赶来，把我们救了。奥斯汀是塞拉
利昂人，是我们项目的工作同事。此人素以路子宽，能办事著称。不久我们就

发现他在本国所到之处都有他的表亲。 奥斯汀一来，我们过关的手续就甭提办得有多顺利了：例行公事般地招招
手、盖个章。
　　奥斯汀告诉我们该在哪儿站队，该把哪些表格递进去。我们感激地照办。 更出奇的是，行李件件都在，没有动过。
我们听说奥斯汀是塞拉利昂东部最大的部族门德族人，著名的大酋长的儿 子。他高大英俊，确有贵族气质。他同这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毕业于费里
敦的福拉贝学院（Forah BayCollege），帕特里夏·韦布直接从学院中把他抽
调出来。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果然是个人才。跑后勤最出色，尤其是搞政 治关系那一套，更在行。他特别讲礼节，有耐心。由于他有教养，礼数周全， 到处都能交上朋友，我们搞项目，简直少了他就不成。我同他共事多年，只见 过他一次发了脾气。那是银行行将打烊，别人硬是插进来抢在他前面想先办完。
当时我们已经断油两天，当地政府外汇枯竭，无法进口，他连续奔波两天，
已蹩足了气。所以才按耐不住。
“你们打算怎么办？” 办完过关手续后，他问我们：“你们是想先进城？ 此地离弗里敦大约得开两小时车，还是径直去我们项目的办事处？”这时我已 经精疲力竭，脑子迷乱。实在弄不清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别。比方应该问问项 目办事处离城多远之类。总之对本地的地理方向，连东方省在哪里都不清楚。 如果把唐也算上，他比我还不如。他横越大西洋的时差失常还没转过来呢！奥 斯汀彬彬有礼、谦恭之至，当然不会自作主张、代我拿主意。我就对他说，看 来还不如直接开到我们自己的单位去的好。
其实我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好了。我就会明白我这一草率决定，等于穿越整 个这个国家。
　　于是登上破旧得不像样子的渡轮，在渡轮顶上冒出的弥漫黑烟中，跨越把 机场同陆地一分为二的出海口，再来到公路上，向左行驶。据奥斯汀介绍，这 个国家仅此一条公路。全国独一无二。所谓沥青铺面，长度不过 200 英里。说 是沥青铺面，沥青还不如没有沥青的坑坑洼洼多，再延伸出去就全是久经雨水
冲坏路面的土路了。当时我们这个项目的主任鲍勃·克雷文（Bob craven）给
这些破路都分段起了外号，如“痔锤骨”“血尿丘”之类。放眼远望，路面上全 是红土。车子走在上面，沉洼之多，颠簸之烈，使人感到全身骨头都散了架、 碾成了碎块。尘土洒满头发、塞满牙缝，全身哪儿都是，因为车子没有空调， 想透过气来，非得把车窗全都打开。卡车蹦蹦跳跳尽可能绕过深坑大洼前进。
有时绕出路面相当远，开上了路边灌木地带中由别的车辆压出的新辙，倒反而
觉得稳当得多。开着开着，冷不丁对面撞 来一辆像喝多了酒的醉汉似的逆行车， 这时你才发觉，他们想躲开的坑洼和土堆就在你正前方。山羊、绵羊，鸡，还 有头上顶着重物的行人，有时还有牛群，一起拉起一支孕育和滋生 公路交通 事故的大队伍。只一会儿，我就头痛欲裂。但是根本没有休息的可能。我想唯
一的解脱办法，倒是让脑袋狠狠磕在车厢壁上，得了脑振荡才好。有时卡车越
过一连串的大坑小洞。连续蹦跳起来。有两次差点狠狠碰撞了我的脑袋。 这一场卡车磨难延续了足足八小时，奥斯汀这才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
灰溜溜地进入塞格布韦马时，我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置身于一只满是红色尘土翻 转滚动的烘干机里一样。我几乎不能动掸。只要稍一动，遍身都疼。真需要来
个淋浴。可是只能用桶打水冲冲。谢天谢地，在这样的干旱季节里，我竟然还
有享受用一小桶水冲洗的福分。这里的用水方法是从地下水塘里汲水。季节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