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中国翻译史按时间序列大致可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三个历史阶 段。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即明清之际开始的西学翻译，无论从规模、范围和影响的 层面及深度上，都是前两个阶段所无法比拟的。尽管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后者对前者在理 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但把明清以来三百余年的西学翻译作为一个单元来 进行考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尚无专门著述对这一历时三百余 年的西书中译历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讨。
翻译史的写法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结构，可以翻译家为中心，也可以翻译机构为主 线；可以通过翻译思想的变动，也可以通过翻译运动的兴衰来清理线索。西学翻译的研 究，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切入，可以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可以从翻译出版的角度，也可以 从翻译与文化等视角加以考察。
译作是一个民族了解其他民族的最好的窗口，因为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 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著”。①1920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 中说：“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②译本使近代中 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地区、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 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对于译作重要 性的认识，在近代中国莫过于曾经从事过翻译活动的大学者王国维了。他在 1898 年 3
月 1 日致许同蔺的信中指出：“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①译 作之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呢？1907 年周作人曾下过这样的论断：“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 人间。??斯妥夫人《汤姆之小舍》书出，致兴南北美之战，而黑奴终解。”②正是循 着这一思路，本书独辟蹊径，以明清之际至新中国诞生前的三百余年西学翻译为考察对 象，采用翻译作品为主线，以这三百余年影响较大的一百种译作的出版先后为经，以这 一时期的文化人与文化运动为纬，来展示一部西书中译的历史以及这三百年来西书中译 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书译作入选的标准是译本的社会影响。根据《小罗伯尔辞典》以及《法语大拉 罗斯辞书》所释，影响一词的英语和法语 influ-ence 是由中世纪拉丁语 influentia 衍 化而来的，因而在原本意义上，它包含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天体之力”的意思，这种“力” 具有“神秘”的本质。而且，这一名词是由古典拉丁语中的动词 influere（流向、流出 的意思）演变而成的，后转义为“主宰他者的精神的、理智的力”。③本书收罗的译作， 当然谈不上有主宰中国民族命运的天体之力，而中文释语中“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则 道出了译作对社会文化的效应和作用，当然其中包含有精神的和理智的力量在起作用。 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回返影响，也有 超越影响。译作入选的标准首先在于它是产生共时性和历时性重大影响的名著，如《几 何原本》、《圣经》、《新工具》、《民约论》、《法意》、《黑奴吁天录》、《原富》、
《悲惨世界》、《物种起源》、《少年维持之烦恼》、《约翰·克利斯朵夫》、《共产 党宣言》等等。其次是译作虽非名著，但在当时流传甚广并深刻地影响过国人的思想，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过强烈的反响，如《万国公法》、《泰西新史揽要》、《天演论》、
《佳人奇遇》、《爱的教育》、《天下一家》、《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 再者是影响深度也许有限，但在当时却是轰动一时或风靡文坛的译作，如《交友论》、
《十五小豪杰》、《自由血》、《血史》、《妖怪学讲义录》、《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等等。最后是影响较深的文学名著或是其他学科输入史的“第一部”，这一部分数量最 多，如《坤舆万国全图》、《同文算指》、《泰西水法》、《远西奇器图说》、《代数 学》、《昕夕闲谈》、《社会学》、《学理管理法》、《威廉·退尔》、《浮士德》、

《李尔王》、《性心理学》等等。由于本书结构的限定，它不可能是一本面面俱到的中 国近代翻译史，也不可能提供三百余年来最有影响的西书中译本完整无缺的历史记录。 上述入选的一百种译作中，有几大部的宏篇巨帙，有几种书的结集，有单本小册 子，也有诗歌和地图。本书试图通过这些译作，来展示这三百余年来西书中译发展变化 的大致脉络。有些学科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译作，由于内容大专门，出版后并无太大的社 会影响，则不入选；有些名著，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但译 成中文后反应却极为冷淡，此类亦不入选。当然，这种入选标准是受到作者个人视界的 限制，也与作者手头掌握的材料有关。可以说，或许有不少更有影响的译作尚未选入，
但选入的都算得上是在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译作。 从《交友论》译出算起，西书中译的历史至今已近四百年了，但我们对于西书中
译史的研究却起步较晚，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有零星的研究，且进展一直非常缓慢。 西学翻译的资料浩繁，而与文化输入史密切相关的翻译史研究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中 国人是何时知晓莎士比亚、阿基米德、培根、卢梭、孟德斯鸠、马克思的？牛顿力学、 西洋人体解剖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何时传入中国的？中国人何时读到《圣经》？最早 的西洋翻译小说是哪一种？最早的国际法是哪一种？最早的社会学著作是何人译介 的？最早的心理学著作又是何时翻译的呢？中国人是何时知道西方经济学、伦理学、管 理学、性心理学的？达尔文进化论、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马克思 主义、易卜生主义、杜威实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中国又是如何传播和产生了 什么样的影响？为了解开这些谜，八十年代初，笔者就开始爬梳资料，从阅读译作入手， 并广泛地涉猎各种文集、传记、日记、书信，从中钩沉同时代人的各种译作评论和读后
感。
清代著名的史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一》中写道：“文章学 问之事，即景多所会心，笔墨既便随处札录??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 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入大海矣。”在《与林秀才》中指出：“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 之具也；札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①笔者生性愚钝，但对清乾嘉史 学三大考史札记：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的采花成蜜的札记法，实在心向往之。1984 年，笔者为准备硕士论文《晚清西书中译与 文化界》，在收集资料的同时不断地做札记。传统札记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考订辨伪， 有文字校勘，有名物训诂，有典章制度，也有版本义例。本书各篇的着眼点在译本与原 本的关系，译品之高下，译人译事，译述过程的追根寻源，移植传播的正本清源，特别 注重译本的流传和时人及后人对译作的评论和感悟，当然也有笔者自己对译本、译事及 文化界影响的浅见。
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把东晋时著名高僧道安的佛典翻译理论的“五 失本三不易”中的“一不易”，概括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①“求真”和“喻 俗”，事实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对科学性和可读性的一种要求。尽管笔者才疏学浅，但在 撰写过程中，确是努力以这两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笔者的基本想法是，通过围绕一百种 译作的原本内容，节译、摘译和全译，译注及传播、影响与接受等诸多资料的按题归纳， 使零碎的残篇断简的札记，渐渐汇聚为一尊三百余年西书中译史的大致轮廓。
这些札记开始只是自己学位论文积累资料的副产品，硕士论文完成后，札记也成 了一种读书的方式。正如胡适所言，抄录或笔记的方法，虽“极旧极笨极麻烦”，但却 是做学问中“极必要的”。②在自己的实践中，笔者也深深体会到札记的好处，这正如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一》所说的：“使日逐以所读之书与文，作何领会， 札而记之，则不致于漫不经心。且其所记，虽甚平常，毕竟要从义理讨论一番，则文字 亦必易于长进，何惮而不为乎？札记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心，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

置而不用，则如山径之茅塞矣。”这些译本札记愈积愈多，出于兴趣也曾陆续撰成短篇 投之报刊，有幸先后有若干篇在《书林》、《民国春秋》、《博览群书》、《出版史料》、
《上海科技翻译》、《历史大观园》等杂志上面世。
1987 年笔者读到了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罗伯特·唐斯《影响世界历史的 16 本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使我大受启发，由此展开了有计划的写作。影响是许多相互 关系与相似性交织成的网，是依历史顺序而发生作用的。因此，本书大致以这些原著某 个较有影响的译本的出版先后为序，努力在独立成篇的札记间寻找互相的联系，以建立 一定的连贯性，并冠之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1 《交友论》与中国伦理文化


　　1519 年，正当明武宗南下恣为淫乐的途中，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绕过了 南美洲南端的海峡，进入了太平洋，从而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环球” 航行。在明王朝为宦官内乱、饥荒所困扰之际，葡萄牙人已在澳门建立了自 己的据点。随之而来的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开始了他们进入中国内陆的 艰难行程，被视为来华传教先驱的沙勿略终因明朝海禁申严，1552 年 8 月死 在离广州仅三十海里的上川岛上。1582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hieu，1552—1610）带着自鸣钟、天象仪器以及威尼斯制造的三棱镜来 到了广东肇庆。他很快发现，在中国的僧侣既没有像他们在欧洲那样高的声 望，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敲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是乔装佛教僧侣模样的 基督教徒，而只能是具有士大夫气味的“西儒”；首先在中国刊印的，也不 是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而是只有三千五百字的《交友论》
　　《交友论》是利玛窦认识南昌府的建安王之后，承后者询问西方人士交 友之道而特别撰译的一本小册子。把自己读过的西方哲人关于友谊的名言， 以中文写成格言百则，请王肯堂润色后，于 1595 年在南昌出版。据德礼贤等 有关专家研究，此书采录了柏拉图《律息斯篇》、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蒙田文集以及普鲁塔克《道德论》中有关友谊的论述。此外还出自西塞罗《论 友谊》、赉桑代《格言与典型》等书，也有部分由利玛窦自拟。①
由于利玛窦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因此在《交友论》中，他
注意把西方哲学家的名言与中国古圣贤哲有关五伦的 “朋友有信”的论点结合起来。他认为朋友关系在孔夫子的时代还是很
受重视的，《论语》开宗明义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东汉章
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却把朋友之伦放到了六纪之末，并强解《论语》中的“朋” 是指“弟子”自远方来，把一种平等互惠的朋友关系，变为师生主从的关系。 利玛窦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缺乏那种“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真正的友谊。 他企图在《交友论》中强调“交友之后宜信”，“友者于友，处处时时一而 已，诚无近远内外而背异言异情也”。实际上是一些与传统儒家奉行的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上下观念完全相左的新的伦理思想，它为中国知识分 子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的伦理关系的参照系。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 那种不急、不躁、谦卑柔和的传教布道方式，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的 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建立了新型的朋友关系。这些曾对明清以来的中国文化 人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曾为《交友论》“稍删润著”的王肯堂在其所著的《郁冈斋笔尘》中讲： “利君遗余《交友论》一编，有味乎其言之也，病怀为之爽然，胜枚生《七 发》远矣！”②此书当时在知识界辗转传抄，受到中国文化人的赞许，③一再 被编入各种文集丛书，如明李之藻《天学初函》、陈继儒《宝颜堂秘籍》、 冯可宾《广百川学海》、屠本畯《山林经济籍》、陶珽《说郛续集》；吴从 先《小窗别纪》与王肯堂《郁冈斋笔尘》中有节本和删润本。清初传教士卫



① 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岳麓书社 1987 年，页 1014；《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
流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辅仁大学出版社 1983 年，页 187。
② 转引自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49 年，页 344、345～346。
③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中华书局 1983 年，页 301～302。

济泰与祝石还专门讨论过此书，祝石还据卫济泰口述，仿《交友论》形式， 于顺治四年（1647 年）译编成《逑友篇》一书。认为《交友论》“未尽友义 之深之博”，阐述了得真友之道，真伪友之别，真友不相惧，真爱之能力， 真交之本等。①清代以来，《交友论》继续被多种文集丛书所收入，如清代褚 人获《坚瓠秘集》、管廷芬《一瓻笔存》、《图书集成·友谊典》等。上海 神州日报在 1924 年曾加以翻印，1946 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编入《丛书集成》，
1948 年还有叶德禄的合校本。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三百多年前的小册子未能引起中国伦理学家的重
视，至今不仅没有一本中国沦理学史提及此书，甚至还找不到一篇专文论及 此书对明清之际伦理思想产生过何种影响。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不是一条封 闭的锁链，而是一连串闪射着不同光环的珍珠，而在这点点颗颗珍珠中，同 样留下了外来文化的深刻印记。


















































①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49 年，页 344。

2 把中国放在世界中心的《坤舆万国全国》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最东部，西北是沙漠，西南有高山深谷，南面是热 带丛林，东面临汪洋大海。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使 中国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特殊文化体系。不依靠海外商业贸易而独立生存 的中国人缺乏一种航海通商的强烈意识。尽管十五世纪初，中国也有过郑和 远航的壮举，遗憾的是这不属于一种真正的海洋政策，其动机也并非在于进 行国际商业文化交流。直至十六世纪，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仍停留在中古 水平。他们不知道大地是个被海水包围着的球体，上面分布着几个大陆块， 到处都有着繁居的人群。在中国刻印的天下总图上，只有中国的十五道，中 国以外海洋中的那些小岛，加起来还不如中国一道之大。
　　1583 年，利玛窦来到了中国，为了让中国人对基督教产生兴 趣与信 仰，他认识到，首先要用科学理性为中国知识阶层引进“世界意识”。1584 年，他在南方肇庆绘出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并译注上中文名称。1595 年又在 南昌为建安王搞了一张这份图的绘写本。1600 年又在南京刊出《山海舆地全 图》。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 1602 年由李之藻为之刻成的《坤舆万国全图》。 这份世界地图是这位意大利教士根据三方面的资料绘制的，包括欧洲十五、 十六世纪铜板镂印地图及有关资料、中国舆图及通志资料和他本人的旅行实 测、见闻札记。所选用的西方地图资料，主要取材于十六世纪下半叶欧洲佛 莱明学派，如麦克托（Gerard Mercator）、奥代理（Or-telius）与普兰息 阿斯（Peter Plancius）的世界地图。利玛窦译绘的这份世界地图，由南往 北，先后出现在肇庆、南昌、南京、北京等大城市，以地图版本性质区分， 有四种正统版本，十种以上的仿刻本和摹刻本。
这份世界地图采用与 1570 年的奥代理世界地图相同的投影方法进行绘
制。为了说明地图的概念，利玛窦特别应用圆锥投影在地图加绘赤道北地、 南地半球，注明地为圆形、南北两极、赤道南北昼夜的长短、五带、五大洲 的名称：欧罗巴、利末亚（非洲）、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墨蜡泥加。欧 洲共有三十余国，如波尔杜瓦尔（葡萄牙）、以西把泥亚（西班牙）、拂郎 察（法兰西）、谙厄利亚（英吉利）等。对南北美洲作了这样的介绍：“南 北亚墨利加并墨瓦蜡泥加，自古无人知有此处，惟一百多年前，欧逻巴人乘 船至其海之地方知。然其地阔而人蛮滑，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亚洲 介绍了应第亚（印度）、曷刺比亚（阿拉伯）、如德亚（犹太）、北地（西 伯利亚）、鞑靼、女真、古丘兹国、日本、朝鲜等。并以近代科学方法与仪 器做实地测量，画出了中国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 济南八城市的经纬度。其中有关五大洲的观念、地圆学说、地带的分法都对 中国地理学有着重要的贡献。五大洲的许多国名、地名的译法有不少沿用至 今，如亚细亚、欧逻巴、罗马、加拿大、古巴、巴布亚、大西洋、地中海、 北极、南极等。
　　1584 年绘成的世界地图中有经纬度数，根据欧洲制图学者将福岛本初子 午线置于世界全图中央，由上而下垂为中央经线，分东西两半球的传统，中 国被局处一隅。通过几年与中国人的交往，利玛窦很快认识到这是一种危险 的安排。《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 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 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
　　
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①这种视中国为天下的地理 概念和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夜郎自大的意识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于是利 玛窦不再企图以一种理性去论证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巧妙地做了变通， 把福岛本初子午线从世界全图的中央向左移动一百七十度，在地图两边各留 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同时为了减轻中国 人心理上因欧洲人到来而产生的恐惧感，故意把中国与欧洲的距离从“六万 里”扩大到“八万里”。这种迎合中国人盲目自尊自大的做法，这种似是而 非的地理上的模糊数字，没有给中国带来一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世界意 识”，而且助长了中国传统中原本不注重数字精确性的恶习。
　　但这份世界地图引起了明末知识阶层的震动，在清楚划分的五洲、分明 的经纬和到处写满国名的图上，他们开始意识到中国以外尚有辽广的“天 下”。一些有识之士渐渐认识到传统古代禹贡九洲、邹衍之说的陈旧狭窄和 荒诞无据。徐光启曾讲：“西泰子之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① 瞿式谷声称世界地理新知在中国生根发芽，可以“破蜗国之褊衷”。1601 年 李之藻接触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后，便醉心于西方制图学，指出中国传统制 图学的缺陷，“余依法（西法）测验良然，乃悟唐人画寸分里，其术尚疏”。
②然而这仅仅只是一小部分具有开放意识的知识分子，而四周蛮邦的“天朝” 观念，“朝觐”进贡意识，始终是中国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精神，盲目排 外的倾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思想已深深根植在民族的 群体潜意识之中。
不少愚顽的士大夫讥笑利玛窦是信口雌黄，南京礼部郎中徐如珂指责传
教士“其徒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福建建宁人魏浚著有《利说荒唐惑 世》一文，认为其说“直欺人以其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 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③连官方的《明史·意大里亚传》也断定利玛窦的 五大洲的地理描述是“荒渺莫考”的谎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一部 权威的著作也称利氏“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不少人 甚至认为“大西洋”这一译名侵犯了中国的尊严，为此北京礼部还专门进行 了有关大西洋地理名词真伪的争论。一些反对派所据即中国传统的盖天说和 溶后的制图技术，根本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这幅世界地图的真实价值及其制 作投影技术与方法。尽管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作过不懈的努力，但缺乏自我 认识的中国士大夫仍未能从中国应当居于世界中心以及中国与世界陆地面积 比例的争议中跳出来，反而跌入更深的自我迷惑的深渊之中。
中国人失去了原本能够正确地估计自己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的十六、十
七世纪，失去了在这全球历史大变动中迅速崛起的绝好机会，使中西文化的 交融推迟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一些清代学者还在考证利玛窦 把中国所处之地译为“亚细亚”的险恶用心，因为《尔雅·释诂》云：亚者， 次也；《说文解字》云：亚者，丑也；《增韵》云：亚者，少也。《说文解 字》云：细亚，微也；《玉篇》云：细者，少也。可又“亚细亚”中文则为 “次小次洲”也。这些学者还惊叹大明王朝之人“甘受利玛窦之侮嫚”，竟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中华书局 1983 年，页 180。
① 《题万国二圜图序》，《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页 63。
② 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
③ 涂昌治辑《圣朝破邪集》卷三。

无一人洞悉其奸。①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再度展开，人 们才大唱天文地理歌，阐述地圆说和认识五大洲的位置，才再次认识到利玛 窦所译世界地图的价值。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地球图跋》称：“大地如地 球之说始有明。由利玛窦入中国其说始创，顾为畴人家言者，未尝悉信之也。 而其图遂流传世间，览者乃知中国九州之外尚有九州。泰西诸国之名稍有知 之者。”②光绪年间的王之春还把“大地之土??泰西人分为四土，地球东半 之土相连，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西半曰亚墨利加，中华仅得 亚细亚四分之一”作为自己的重大发明写入自己的《椒生随笔》一书③，这不 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悲剧。



















































① 平步青《霞外■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页 162～163。
② 《弢园文录外编》卷十，癸未（1883 年）仲春版，页 3～4。
③ 王之春《椒生随笔》，岳麓书社 1983 年，页 114。

3 历经两个半世纪才译全的《几何原本》


　　欧几里德（Euclid，约公元前 300 年）的《几何原本》（The Thir- teen Books of Euclid’s Elements）曾被大哲学家罗素视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 著作之一，是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①两千多年来，欧几里德的几 何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对科学理论的成长，对人类文明的塑造，都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十九世纪末，一位名叫 P.理查德的学者，曾在其著作中 专门调查过《几何原本》的版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经 T.希斯的考订，指 出除阿拉伯文外，最重要的版本有希腊文本十三种，拉丁文本十五种，意大 利文本十种，德文本十三种，法文本七种，荷兰文本五种，英文本十八种， 西班牙文本三种，俄文本四种，瑞典文本五种，丹麦文本三种，现代希腊文 本一种。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本教科书像《几何原本》那样稳定而长期地 流传，成为广大学生的读物。自 1482 年到十九世纪末，《几何原本》的印刷 本竟用各种文字出版了一千版以上。在世界上传播之广仅次于《圣经》。英 国诗人华滋华斯曾讲：“如大洪水骤至，两本书必须先抢救，一为基督教圣 经，一为欧几里德几何书”。②这部被誉为“人类理性之杰构”的名著，是在 何时传入中国的呢？
早在十三世纪末的元代，欧几里德几何学就通过那些为蒙古人服务的穆
斯林技术人员、波斯天文学家带到了中国。据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成 吉思汗的孙子蒙哥皇帝是第一个接触欧氏几何学的人，他“知解说 Euclido 之若干图式”。据十四世纪中期成书的《元秘书监志》（卷七）记载，当时 官方天文学家研究的西方著作中，有兀忽烈的所著的《四擘算法段法》，“兀 忽烈的”可能是“欧几里德”的另一种音译，“四擘”是阿拉伯语“原本” 的音译。有的专家认为，传播者是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纳西尔·J.土西；也 有的学者认为是叙利亚科学家爱薛。①
明末曾有不少学者尝试翻译欧氏几何学，徐光启之前就有浙江一位姓蒋
的举人和瞿太素，试图与利玛窦一起来译此书，但均未成功。②1606 年，明 代大科学家徐光启满怀着对西学“会通与超胜”的信念，与利玛窦合作，把 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的《欧几里德几何学》注释本译成《几何原本》前六卷。 有学者认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几何”这一古汉语中表示“多少” 的副词，是“Geo”的音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也许正因为徐光启这一绝妙的 创造性译法，二百多年来，这一译语一直被中国的译家所尊崇，《几何原本》 前六卷也被中国学人反复审订、辑注、校雠，直至二百四十多年之后，由李 善兰与传教士伟烈亚力（Wylie，Alexander， 1815—1887）合作，在诞生 于上海的中国第一家西书中译出版机构——墨海书馆补译完后九卷。这部历 经近两个半世纪才译全的名著，显示了中国向西方寻求知识与真理的艰难行 程，也展现了中国译家求会通、求超胜的不屈不挠的品格。
中国是数学发达的文明古国，九章算术、割圆术、圆周率、天元术、四



① 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页 271。
② 许思园《中国文化之缺陷》，《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五），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年，页 73。
① 严敦杰《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元代输入中国说》，《东方杂志》三十九卷，第十三期，1913 年；冯承钧译
《多桑蒙古史》（下），中华书局 1962 年，页 91。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中华书局 1933 年，页 517。

元术和大衍求一术这些代数学成就，标志着我国古代数学高度发展的成果， 形成了出色的计算技术和计算机以前最有效的计算工具——以算为中心的筹 算珠算制度。但正如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提到的，中国人只注重具体数， 这种特征阻碍他们去考虑抽象的概念；中国人重视实践和经验的性格，又使 他们倾向于重视“数”而忽视“形”，使中国数学史上没有出现公理化的数 学理论结构，也未形成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公理化的方法是科学理论系统 化的有效方法。任何一门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旦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 具备了一定数量的范畴、原理和规律以后，就要求给予整理，构成系统的理 论体系。因此，经过公理化处理的理论，已经不是零散知识的堆积和罗列， 而是按照演绎逻辑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系统。欧几里德几何学是科学史上理 论系统化的最早尝试。《几何原本》所带来的这一演绎体系深深地吸引了中 国的数学家。最使他们感到震动的并非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几何命题，而是
《几何原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逻辑推理的说服力和科学结构的严谨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此书，许多人都到利玛窦与徐光启那里求学，《利玛窦
中国札记》中说：“他们和欧洲人一样，很快就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方法，对 于较为精致的演证表现出一种心智的敏捷。”①我们从阮元编的《畴人传》一 书中发现，明清以来的大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无不受到《几何原本》的影响。 就在《几何原本》问世后不久，我国先后出现过几个简本，如 1608 年孙元化 的《几何体论》与《几何用法》，1631 年艾儒略（Aleni， Jules， 1582
—1649）与瞿式耜合撰的《几何要法》。1661 年方位伯节《几何原本》而成
《几何约》，收在《数度衍》一书中。杜临甫将《几何原本》删削，编成《几 何论约》。对该书进行释解的还有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的《勾股举隅》、
《几何摘要》、《几何通解》、《几何补编》、《几何类求》，庄享阳《几
何原本举要》等等。时数学极感兴趣的康熙，曾请比利时教士南怀仁（Ver- biest， Ferdinand，1623—1688）、法国教士张诚等先后用满文为其讲解
《几何原本》。《张诚日记》1690 年 1 月 17 日～19 日详细记述了康熙如何
认真听讲，提问和要求他们操作各种仪器。①晚年的康熙还组织人力对已有的 数学知识进行整理，编写成初等数学全书《数理精蕴》，收入了满文译本改 编的《几何原本》的内容。
清代数学家的著作大体上是《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两个体系，不
少数学家还企图把后一体系变成前一体系。如李骜培《中西数学图说》就把
《几何原本》全部内容仍按《九章算术》的体例分成方田、粟米、衰分、少 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梅文鼎则利用古代传统的勾股 算术来证明《几何原本》的命题，书称《用勾股解几何原本之根》。《几何 原本》后九卷译全后，近代的数学家都纷纷参与研究，韩应陛对此反复修订， 顾观光撰成《几何原本六和六较浅解》；吴庆澄有《几何释义》与《几何浅 释》，潘应棋有《几何赘说》，吴起潜有《无比例线新解》，周达有《几何 求作》与《几何原点论》，宗森保有《几何原本例题》等。清代同文馆和一 些西学学堂，都把《几何原本》作为必读的数学教科书。直到本世纪二十、 三十年代，还有学塾以发了黄的线装本《几何原本》为数学教材的。
《几何原本》的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几何学本身，有的论著将它视为人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页 518。
① 《张诚日记》，商务印书馆 1973 年，页 64～66。

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代表科学理论结构的教科书。歌德就把它看作“是哲学 的最完善的引言和入门”。②爱因斯坦在致友人的信中，认为西方文明之飞速 发展，就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推理方法和进行系统实验的方法这两大成就 为基础的。③三百多年前的中国学者徐光启就认识到，此书的重要价值远远不 止是一部数学教材。他认为，此书能使钻研理论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 从事实践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指出中国人无一人不当学，并且预言 “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①这种预言竟然是这样的富于远见卓识。遗憾的是， 这一与近代科学相符合的思想倾向，当时几乎找不到能够真正理解它的知 音。只有《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精辟地把《几何原本》称为“西学之弁 冕”。
真正理解并实践了徐光启理想的是在两个半世纪之后，谭嗣同在《石菊 影庐笔识》中专门研讨了《几何原本》中有关三角形定理；②梁启超在《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感叹地称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③ 康有为则按照《几何原本》的论证方式撰写了《实理公法全书》。张文虎在 为新版《几何原本》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 而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毕生习算，知其论而不知其所 以然”，而《几何原本》则以一种非常简洁的演绎方法，道出了自然的和谐 和合理的法则之所以然。④直至清末民初，几何学才成为新式学堂的必修课， 至今仍是初等几何教科书中必须学习的公理、定理以及推导方法。从徐光启 与利玛窦合译该书前六卷，到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作补译全后九卷，这两个 半世纪的翻译过程，不也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移植和社会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吗？

























②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程代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页 82。
③ 《爱因斯坦文集》（一），商务印书馆 1983 年，页 574。
① 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
②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0 年，页 118～119。
③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页 99。
④ 此篇是张文虎为曾纪泽代拟的序，见载《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 1983 年，页 133～134；又见郑振铎 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 1987 年，页 240～241，署名张文虎。

4 《同文算指》的译述及其意义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明末 有一扬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者，曰欧州历算学之输入。”① 而在算学输入方面，1610 年前译成，1614 年刊印的《同文算指》是一部影响 甚大的译著。
　　《同文算指》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和李之藻根据利玛窦的老师克拉 维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7—1612）在 1583 年出版的《实用算术概 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一书编译的，同时也参考了中 国数学家程大位的《算法统宗》一书。全书分《前编》、《通编》和《别编》 三部分。
　　《前编》二卷讲述了自然数、小数的笔算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方法。书 中还评论了中国古代的筹算和当时流行的珠算。《通编》八卷是全书的中心 内容，叙述了分数、比例、级数求和、盈不足、方程、开带以平方等算法。
《别编》不分卷，内容不多，主要介绍“测圆诸术”，没有出版。也有学者 认为李之藻 1608 年译成的《圜容较义》一卷原为《同文算指》的别编，因刻 本单行，故不称别编。
从内容来看，《同文算指》所介绍的西方数学并未超出中国古代数学的
水平。相反，许多中国古代数学中有而此书原本中没有的算法，也被李之藻 收编了进去，例如“方程”（一次方程组的解法——包括正负数）、“带从 诸变开平方法”（二次方法的数值解法），以及高次开方法（李之藻曾列举 八次方的开平方法）等等。有的数学史家甚至断言，除笔算方法及验算方法 外，《同文算指》实际上并无多少新内容。①
然而，作为我国汉泽的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其贡献与影
响是不容抹煞的。如此书采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及○号 为数码，来译述西方十六世纪中通行的算术，其中将分数的分母与分子位置 颠倒，与中国古筹算涉及西方笔算法都不尽一致，而介绍的笔算加、减、乘、 除倒和现代一致。所介绍的“验算方法”，也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李之藻曾 在此书序中讲：“加减乘除，总亦不殊中土，至于奇零分合，特自玄畅，多 昔贤未发之旨。盈缩、勾股、开方、测圆，旧法最艰，新法弥捷。”
此书所介绍的笔算在明末清代广泛流传，著名数学史家钱宝琮指出：“《同
文算指》书在西学东渐史中与徐光启所译之《几何原本》六卷皆为极重要之 著述，而所收成效尤在《几何原本》之上。”②《明史》卷九十六《艺文志》 把此书列入“小学类”，一些大型丛书，如《天学初函·器编》、《四库全 书·子部天文算法类》、《海山仙馆丛书》、《中西算学丛书初编》、《丛 书集成初编·自然科学类》都先后收入此书。清代数学家梅文鼎曾仔细研读 过此书，认为其中不仅仅是利玛窦传来的西方数学，也有“取古人之法”的 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也同样认为此书“取诸法而合订”，“可 以为算家考古之资矣”。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页 99。
① 《中国数学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年，页 363。
② 《浙江畴人著述记》，载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 1983
年，页 307。

　　此书的译述，其意义还不仅仅局限在数学领域。在徐光启、李之藻这批 学者看来，数学是科学的准绳，他们不但用数学原理进行天文历法的工作， 而且也用数学“量算河土及测验地势”。所以，更重要的还在于此书的译述， 实际上也是对实学研究重要性的一种强调。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讲： 算学之所以在近世数百年间日渐衰弱，原因是算理被一些讲究名理之儒生附 会天下的妖妄之术，使谬言被当作神理，结果总不得验实而渐渐被世人所唾 弃。他认为此书能“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而象数之学亦皆溯源承流，根 附叶著，上穷九天，旁该万事”。李之藻也声称自己之所以乐于译述此书， 无非是“喜其便于日用”而已，一反明代理学家把数学当作附会经术的工具 的虚浮作风。这种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科学家们的见解是十分相 似的。
　　李之藻译述此书也是在贯通中西文比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这位被 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杭州人，坚信中国古代的算学是可以与 西方算学互相印证比较的，“因取旧术斟酌去取，用所译西术骈附”，“同 文”的意义即在于此。正是循着这条道路，晚清的著名科技翻译家李善兰借 鉴了《同文算指》的译述方法，参考了书中的数学译名，以保留传统中国算 学的形式，译介了一大批在近代科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近代西方数学著 作，开创了近代科技翻译的新局面。
　　
5 《泰西水法》——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


　　尽管明清之际从宋明理学的“囚缚”中挣扎出来的中国知识界，处于一 个一扫空疏庸腐学风而走向学术启蒙的重要背景下，然而可悲的是，民族生 存与技术落后正不断困扰着学人士子。聪明过人的利玛窦很早就看出了这一 点，他婉拒与徐光启续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却鼓励后者译技术著作。他 对徐光启说，自己“薄游数十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 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殣，国计亦诎”。他建议尽早译 出“象数之流”的“水法一事”，“可以言传器写，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 足民，或且岁月见效”。这正合“尝留意兹事二十余年矣，询诸人人，最多 画饼”的徐光启的心意，利玛窦所说水法大指，使徐光启茅塞顿开，“悉皆 意外奇妙”。利玛窦未及与徐光启译述水法就去逝了，但他介绍了自己着意 培养的学生、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Ursis， Sab-bathin de，1575—
1620）与其合作。熊三拔初闻徐光启要与其译技术著作，“唯唯者久之”， 很耽心“此法盛传，天下后世见视以公输、墨翟，即非其数万里东来，捐顶 踵，冒危难，牖世兼善之意耳”。徐光启对这位怕被世人误解的北京耶稣会 会长做了一番开导：“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通理也。道之精微，拯人 之神；事理粗迹，拯人之形，并说之，并传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先圣 有言：‘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器虽形下，而切世 用，兹事体不细已。且窥豹者得一斑，相剑者见若狐甲而知钝利，因小识大， 智者视之，又何遽非维德之隅也！”这番话使熊三拔决定教授水利法，“都 下诸公闻而亟赏之，多募巧工，以受其法。器成，即又人人亟赏之”。 1612 年，徐光启记述了熊三拔所述的内容，成《泰西水法》一书，上述内容都写 在编译完此书后的序言中。
《泰西水法》共分六卷。卷一谈龙尾车，用挈江河之水；卷二首先谈玉
衡车，附以专篇车；其次谈恒升车，附以双升车，用挈井泉之水。卷三谈水 库，记述如何用蓄雨雪之水。卷四谈水法，附录皆寻泉眼打作井之法，谈及 温泉治病作用，而附以瘠病之水，述及制取药露法及其功能。其中还涉及了 西方关于水料（即液剂）的管理问题。卷五谈水法或问，备言水性。卷六为 诸器的图式，即各类汲水取水机械的图解说明。万历进士、吏科都给事中曹 于汴在序中对徐光启编译此书之举大加赞赏，认为他“轸念民隐，于凡农事 之可兴，靡不采罗，阅泰西水器，及水库之法，精巧奇绝，译为书而传之； 规制具陈，分秒有度。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无不可资为用，用 力约而收效广。盖肇议于利君西泰，其同侪共终厥志；而器成于熊君有纲， 中华之有此法，自今始”。与利玛窦相友善的上饶人郑以伟在熊三拔译述此 书时，曾往仿其家，见家中“削者，髤者，绹者，则治水具也。彼方日以钱 易水而饮，顾切切然思人田之毛泽”的精神深受郑氏敬佩，郑以伟在为该书 作的序中称《泰西水法》“酷似《考工记》，此法即不敢补《冬官》，或可 备稻人之采，非墨子蜚鸢比也”。
　　徐光启对此书非常重视，译成之后还亲自依法试用，获利甚丰，他在编 著《农政全书》的水利部分时，全录此书。明亡后削发为僧的熊开元，对据
《泰西水法》所制的恒升，大加赞赏，认为“盖吸水具也，机巧绝伦”。①



① 《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 1987 年，页 754。

《泰西水法》先后被编入《天学初函·器编》和《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曾给此书以相当高的评价：“西洋之学，以测量步 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 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四卷之末，有附记云，此外测量 水地，度形势高下，以决排江测蓄泄湖湜，别为一法；或于江湖河海之中， 欲作桥梁城垣宫室，永不圮块，别为一法；或于百里之远，疏引源泉，附流 灌注，入于国城，分枝折派，任意取用，别为一法，皆别有备论。兹者专言 取水，未暇多及云云，则其法尚有全书，今未之见也。”②张维华所著《明清 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一书称“西学言制作之术者，此书为第一部”。③如此说 来，似乎《泰西水法》不仅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还 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著作。


















































②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65 年，页 853～854。
③ 《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 年，页 225。

6 最早的机械工程学译著《远西奇器图说》


　　明末耶稣会士的东来，为达到在中国立足传教的目的，他们带来了一批 服饰用品和机械器物，如自鸣钟、三棱镜、望远镜、世界地图等，作为珍奇 物品献奉朝廷，结交地方官绅，以赢得官方与知识阶层的好感。这些奇巧物 件很快成了文人笔下猎奇的素材。然而不少士大夫仍对这些制器之术不屑一 顾，以为是奇技淫巧。聪明好学的陕西泾阳人王征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些 制器之术，对中国的农艺水利、物理光学等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他说：“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① 他称这些西方来客不骄不吝，“古之好学者裹粮负笈，不远数千里”，而他 们从数万里之外送知识上门，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加以拒绝呢？
　　这位年逾五十的进士向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学习拉丁文，向瑞士传教士邓 玉函学习数理和测量知识。天启七年（1627），他凭借自己早年研究机械学 所积累的经验，与伽利略的好友邓玉函一起，把几本谈西方奇器的图书编译 成一部图文并茂的《远西奇器图说》三卷。①
　　第一卷导言，列举研究机械学必须先修的重学、穷理格物之学、度学、 数学、视学、吕律学等七科的十八种西学参考书，介绍了自然力与机械力的 区别。卷一共六十一款，讲述了重、重心、重容、比例等机械原理。卷二九 十二款，介绍了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斜面等基本原理。卷 三收图五十四幅，译介了多种机械的使用方法，如十一种不同的起重机械， 四种不同的引重机械，两种转重机械，九种不同的取水机械，十五种转磨机 械，四种解木机械，另外还有解石、转碓、转书轮、水轮日晷、代耕、水铳、 取力水、书架等图。由于成书仓促，不少有图无解说，因此脱落删节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王征在该书中第一次提到古希腊天文师亚而几墨得（今译 阿基米德）承国王之命，造航海巨船一艘，舶成后却无法使其下海，倾一国 之力，终无良策，最后还是阿基米德略施巧法。王征认为西方之器“多用小 力转大重，或使升高，或令行远，或资修筑，或便泄注，或上下肪舶，或预 防灾祲，或潜御物害，或自舂自解，或生响生风”，其中有用人力、物力的， 也有用风力、水力的，有用轮盘，有用关捩，有用空虚，也有用重为力的， “种种妙用，令人心花开爽”。他在翻译时特别注意那些“实有用于民生日 用，国家兴作甚急”的器物，而对于那些飞鸢、水琴之类“非国家工作之所 急需”的器物则一概排除，在译文上力求简明易晓，以便人人都能阅读，可
见目的就是为了济世致用。
　　据史家们的考证，该书是明代流入中国的西书中最早译成汉文的。所据 原本主要有：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建筑师和军工专家未多未伍斯
（Vitruvius，前 27—公元 14 年，今译维特鲁维）的拉丁文本《建筑术》（De
Architectura）；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门（Simon Stevin，1548



① 王征《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① 参见美国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曹德骏等译，三联书店 1990 年，页 10。美国丹尼尔·J ．布尔 斯廷《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自然篇）一书中也有专门一节述及伽利略与中国的关系， 指出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约翰·施雷克曾是伽利略在帕多瓦任教时的学生。驻中国的耶稣会士听到伽利 略在 1633 年受到审判和判决的消息时，他们对望远镜的热情并未减退。伽利略去世前，一些中国学者已用
音译译出了他的名字“加利莱奥”。（李成仪、吴侔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页 61～66。）

—1630，今译斯蒂芬）的拉丁文本《数学记录》（Hypomnenmate Mathmatica） 一书的下册；卷二卷三的图说部分采自德国矿冶学家耕田 （ Geogius Agricola， 1494—1555，今译乔治·鲍尔）的划时代巨著《矿冶全书》（De
Re Matallica）和意大利工程技术家刺墨里（Agostino Ramelli，今译奥 古斯丁·拉梅里）的《论各种工艺机械》（Le Diverse et Artificiose Machine）等书。①
　　通过这些书的翻译，王征根据书中力学原理，设计了一大可起七千多斤 的运重机器；根据书中物理学、机械学的原理，还先后设计了龙尾车、恒升 车、自行车、自转磨、自鸣钟、弩机、火机、水铳等五十五种机械，写下了
《诸器图说》及《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二书。据说，他还根据造声学原 理，在所居的屋四周钻了不少小眼，每遇婚丧大事，他在大厅中一说话，各 屋的人都能听到。然而这位明末杰出的科技翻译家一生仕途坎坷，五十六岁 才补扬州推官，六十岁方擢升山东佥事，监军海外，在战争中遭受惨败，以 后泛海归朝，受到遣戎的处罚。1644 年李自成攻破京城，这位七十多岁的老 人痛不欲生，绝食七日而死。
　　《明史》阴错阳差，只在“忠义”列传中将王征一笔带过，而对他的译 书和科技成就却置若罔闻。但作为最早的一部机械工程学的译者，其影响是 难以抹煞的，先后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四库全 书·子部谱录类》，1844 年又由钱熙祚收入《守山阁丛书·子部类》，以后 还被列入《中西算学集要三种》、《丛书集成初编·应用科学类》。许多清 代学者如方以智、黄履庄等都以此书为学习西方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的起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称此书所释解的内容“能以小力运大，故名曰
重，又谓之力艺”，阮元的《畴人传》讲“奇器之作专恃诸轮，盖轮为圆体， 惟圆故动，??西人以机巧相尚，殚精毕虑于此”。①该书所创造的一套译述 物理学的专有名词，如“力艺”、“重学”、“柱”、“梁”、“轴”、“轮”、 “柄”、“车”、“索”等不仅被晚清李善兰等一批科技译家奉为圭臬，就 是在今天机械学中，仍然保留了“重心”、“杠杆”、“斜面”等译名，而 追本溯源，这些译名是首次在这位科学家的不朽译著中出现的。最有趣的是， 辛丑年（1901），五月甘三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读了《远西奇器图说》 后，“见有代耕机器一具，拟仿之。”②周作人时年只有十六岁。

















① 参见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44 年，页 47～51；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页 396～397。
①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四，商务印书馆 1935 年，页 579。
② 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页 147。

7 《名理探》及其续篇《穷理学》


　　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一批西洋经院哲学及神学著作，比较著名的有傅泛 际（Furtado， Francois， 1587—1653）、李之藻合译的《寰有诠》（即 亚里士多德的《谈天》）；毕方济（Sambiasi， Francols，1582—1649）、 徐光启合译的《灵言蠡勺》；高一志（Vagnoni，Alphonse，1566—1640）的
《斐录汇答》；高一志、李烨然、卫斗枢等合译的《寰宇始末》；艾儒略译 的《性学粗述》；安文思（Magalhǎens，Gabriel de，1609—1677）译托马 斯·阿奎那的《超性学要》等，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由葡萄牙传教士傅泛际 译义、李之藻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术语达辞的《名理探》。
　　上述这批经院哲学及神学著作，大多根据葡萄牙科因布尔（Coimbre）大 学（当时欧洲最负声望的大学之一）的讲义译成中文的。《名理探》的原本
即 1611 年在德国科隆城首次出版的科因布尔大学耶稣会会士哲学讲义的拉 丁文本 Logica（《逻辑学》）一书。该书全称《斯大琪里人亚利斯多德辩证 大全疏解》，分上下两编，上编五公论、十伦论，下编论三段法，是各家关 于逻辑问题的论述及对亚里士多德命题、三段论的解释。原书共三十卷，傅、 李合译仅成十卷。前五卷的五公论讲概念的种属关系和它的五种特性，解释 的方法是按公元四世纪薄斐略（今译波菲利）所述亚里士多德范畴概念的： “五旌”之说“宗、类、殊、独、依”，即今所谓“属、种、种差、固有属 性、偶性”的烦琐注释来分析的。后五卷的十伦是以亚里士多德范畴为纲， 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何居、暂久、体势、得有，即今 译的实体、数量、关系、性质、动作、遭受、地点、时间、状况，综合薄斐 略以来“经院派”烦琐学者们的辩论写成的，增进了当时所谓范畴的辩论问 题。中译本 1631 年首次在杭州刊印。
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学——形式逻辑的创始人。形式逻辑的主要内容，如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判断、判断形式、三段论等，都是由亚里士多德 首先规范的。早期教会是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罗马教皇格里哥里九世时代
（1227—1241）改变了原来的方针，认为可以利用这一逻辑体系来修补基督
教神学体系。这部书就是欧洲中世纪融合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的“经院哲 学”的代表。《名理探》中所言：“名理探之向，有远近二界焉：设明辨之 规，是近向界，循已设之规，而推演诸论，是远向界。”这就是穷理的归纳 与演绎的两大方法。这种逻辑学方法的介绍，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 史》认为“实有矫正当时理学冥想之弊之意”。①当时也参与主持译书活动的 李天经在该书序中写道：“世乃侈谈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 法象都捐，识解尽扫，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 不亦远乎？西儒傅先生既诠《寰有》，复衍《名理探》十余卷，大抵欲人明 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 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这种与理学家重自觉、重顿悟完全不同的求知 方法，深深吸引了李之藻、李大经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译刻此书，显然有 利用西方逻辑学来改造中国哲学中弱点的隐衷，企图以“三论明——概念、 判断、推理”来取代“吾儒穷理尽性之学”。而对于中国逻辑学不发达的文 化传统，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的输入，应当说有相当的价值。遗憾的是，正



① 《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 年，页 258。

如张维华一书所讲的，由于传统的“积习已深，何能遽变。此希腊哲学所以 随即消灭无闻，而未发生影响”，未能引起当时知识分子的广泛重视。
　　然而，《名理探》的影响在逻辑史上却是相当持久的。这部书达辞“艰 深邃奥”，李之藻与傅泛际反复琢磨，字斟句酌，整个译述过程持续了三年 之久。这种“只字未妥，含毫几腐；或片言少棘，证解移时”②的一丝不苟的 翻译作风，为中国留下了一批逻辑名词，如以直通、断通，及推通来译概念、 判断与推论；以明辩，推辩，来译释演绎、归纳；以致知、致明、致用，分 别来译科学、理论、实用等，至今看来在达辞方法上仍很有科学意义。根据 中国逻辑史上的名词名字，结合西方逻辑术语，把物理学译为形性学，数学 译为审形学，形而上学译为超形性学，自然科学译为明艺，精神科学译为韫 艺，逻辑学译为辩艺、名理等等。此书同在其之前玄奘翻译的《因明》，和 在其之后严复翻译的《名学》，成为中国逻辑发展史上的三大界碑。
　　1630 年，李之藻怀着未能译完此书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久居西安的傅泛 际继续从事该书的续译，1641 年完成了后二十卷的译稿，以后由南怀仁对未 刊部分进行校译增补，于 1683 年完成全书的翻译，后二十卷定名为《穷理 学》，分为理推之总论、形性之理推、轻重之理推三部分。为了引起康熙皇 帝的重视，尽管此书并未论及修历之事，南怀仁还是把它称为“进《穷理学》 之书，以明历理，以广开百学之门，永垂万世”，并声称凡“学历者，必先 熟习穷理之总学”，指出“穷理学为百学之宗，谓订非之磨勘，试真之砺石， 万艺之司衡，灵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义理之启钥，为诸学之首需者也。”
①

该二十卷书比较详细他讲述了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及其三段法，即所谓“细
录世斯模”（Syllogism）。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此书中最早提到了 1589 年伽利略发现的落体加速度现象，但未提出公式论证及其所依据方法和原理 的说明；书中还最早提到了 1666 年牛顿发现的光有五色的说法②（译书距该 发现仅十余年，考虑到当时交通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对此感到惊讶）。尽管 上述这些补译所作的解释仅仅只是为了证明经院哲学的目的论，但在中西文 化关系史上，它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名理探》和《穷理学》的译述，开了译述西方逻辑学著作的先河，尽
管两书仅局限于西方中世纪的“旧逻辑”一部分，对当时兴盛一时的“新逻 辑”（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后四篇等）、“小逻辑”（小品词逻辑）都未 涉及。在当时各类逻辑专著、教本已有两千种左右的情况下，傅泛际选译这 一原本，是可见其思想的保守性。但我们也 不能不看到，在此之前，中国 尚未接触过西方逻辑学，十一世纪引入的是印度逻辑，因此，两书的译述无 疑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使中国人懂得除了先秦诸子及其后的中国逻辑及因 明之外，还存在一种类型全然不同的逻辑体系。《名理探》和《穷理学》的 译成，使三大逻辑体系在中华大地上汇聚，引发了日后清末兴起的译介西方 逻辑学的热潮。






② 《名理探》李次■序。
① 《进呈穷理学书奏》，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89 年，页 191～192。
②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 1960 年，页 1251。

8 《泰西人身说概》——最早传入的西洋人体解剖学著作


　　人体解剖在中国发源很早。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远在商周， 中国医家已有“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 五脏”的解剖实践。《灵枢·经水》中最早使用了“解剖”一词。《汉书·王 莽传》中说王莽“诛翟义之徒，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度量五脏，以 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宋代的解剖记载更加清楚，往往由 医官和画家合作，在犯人临刑时进行，并将解剖所见，绘制五脏图。赵与时 的《宾退录》载：“庆历间，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 为图以传于世。”这一详细记载还见之《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北宋太 医局医官王惟一等设计制造的针灸铜人，体表的解剖部位和穴位关系比例协 调，内脏部位、形状和相互关系也相当正确，与那一时代的解剖活动有密切 关系。中国的解剖虽然发展很早，然而多为阴阳和宇宙本体论所阻，后又受 礼教的束缚，有倡导无继承，始终未形成一种独立的体系。然而这种实践却 为西方医学人体解剖学的传入做了重要的铺垫。
　　西方医学中，最早传入并引起注意和反响的就是解剖学。其中最早、且 影响最大的，要算《泰西人身说概》。这部书分上下两卷。卷上分骨部、脆 骨部、肯筋部、肉块筋部、皮部、亚特诺斯部、膏油部、肉细筋部、络部、 脉部、细筋部、外面皮部、肉部、肉块部、血部。卷下分总觉司，附录利西 泰记法五则，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体觉司、行动及言语。卷下采用 的是问答体，与卷上不同。
这部书的译者是谁，至今仍众说纷坛，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称是罗
雅谷、龙华民、邓玉函合译《人身图说》二卷；王韬《西学辑存六种·泰西 著述考》载有邓玉函著有《人身说概》二卷；近人冯承钧在所译《入华耶稣 会士列传·邓玉函》中考证，以为《人身图说》为罗雅谷著，《人身说概》 为邓玉函著；俞正燮把两书混为一谈。方豪《中西交通史》中称史学家张荫 麟藏有两书的合装抄本，《人身图说》是附在《人身说概》之后的，实有图 无说，后有《人身图五脏躯壳图形目录》，其内容包括呼吸、循环、神经、 消化、排泄、生殖等六系统及胎生学，详于血液循环。①
译本是据何书译出的呢？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认为，“欧
西之解剖学，以韦尔撒鲁斯（Andress Versalius）开其首”，“玉函、雅 谷具出其后，其所传受之解剖学，亦或绍述此人之学说也”。②这一推测，笔 者认为有很大的可信性。所谓韦尔撒鲁斯，今译维萨里（1514—1564），是 十六世纪比利时解剖学家，人体解剖学的奠基者，也是现代医学的创始人之 一。他根据自己人体解剖的实践，于 1538 年出版了《解剖记录》一书，以后 他在参与翻译统治医学解剖学三百年之久的古罗马医学大师盖仑的著作时， 发现了当时被认为是不可指责的经典中，有很多错误，原因在于，盖仑过去 进行尸体解剖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动物，因此他的记述只适用于动物。1543 年，维萨里发表了划时代的《人体之构造》（De CorporisHumani Fadrica）， 驳正盖仑的错误约二百余处，给人们以全新的人体知识，引起学术界极大的 震动。虽然他的著作在先进医学家和科学家中反应热烈，但却遭到许多盖仑



① 《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 1987 年，页 807。
② 《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 年，页 273。

主义者的联合围攻，并遭受教会的种种迫害。作为长于医学、数学、天文的 日耳曼人邓玉函，是不可能不了解维萨里学说的，何况他与当时先进的科学 家交往密切。美国学者斯潘塞在其名著《改变中国》一书中，讲邓玉函曾与 伽利略一道，同在塞西学院做院士，因伽利略拒绝给耶稣会预测日食，1616 年教皇下诏禁止伽利略为哥白尼的日心说辩护。邓玉函为此时教皇大为不 满。他还与当时欧洲的天文学家开普勒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①尽管他三十五 岁加入了耶稣会，但《人体之构造》所传达的全新的人体解剖知识，是不能 不影响这位伽利略好友的。毕拱辰在该书译序中讲：“邓先生淹贯博学，慧 解灵通，足迹遍天下，曾与西邦名士校艺，冠军第一，颇似吾中国殿元之例。 亦利西泰畏友也。”据说他在中国还解剖过一日本神父的尸体，并致力于中 国药物的研究。《帝京景物略》记道：“利玛窦的友人邓玉函，善其国医， 言其国剂草木，不以质咀，而蒸取其露，所论治及人情微。每尝中国草根， 测知叶形花色，茎实香味，将遍尝而露取之，以验成书，未成也。”②可见他 还颇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实验科学的精神。
　　《泰西人身说概》的骨部，分析了骨骼的构造与功用，全身骸骨数目； 筋部分言骨筋与肉骨筋，属于运动系统。肉部与皮部着重于肌肉系统的分析， 涉及肌肉的生理、机能、数目与功用、脂肪、皮、表皮、淋巴腺等。络部、 脉部、血部，则属于循环系统；络即静脉，脉即动脉，涉及静脉的根干枝叶、 静脉种类、门静脉、上大静脉、动脉的生理组织与循环。卷下总觉司及利西 泰记法都属于神经系统。利玛窦所著的这本《西国记法》，分原本、明用、 设法、立象、定识、广资等六篇，讲述脑之生理、机能、神经生理、分类、 脊椎神经。末列百数十字以为记法。方豪认为此篇是“西洋神经学传入之嚆 矢，亦为西洋传入第一部心理学书”。口、耳、鼻、舌，及四体五司，属于 今所谓感觉系统。
毕拱辰在崇祯七年（1634）在京师看望汤若望（Schall von Bell，Jean
Adam， 1591—1666）时，谈到“贵邦人士范围两仪天下之能事毕矣，独人 身一事，尚未睹其论著，不无缺望焉”。汤若望即拿出“形模精详，剞劂工 绝”的“西洋人身图”，继而又出示了邓译《人身说概》两卷的初稿，这位 “好读书，工诗”的万历进士认为此稿不文，“乃一纰陋侍史从旁记述，恨 其笔俚而不能挈作者之华，语滞而不能达作者之意。”于是亲自握笔为之润 色。他对西洋人体解剖学极为推崇，在《序》中认为该书“虽素草，已生人 琴之痛剧切，而余泽犹在·鼎脔之味可寻，此其大概也。??编中胪列诸部， 虽未全备，而缕析条分，无微不彻；其间如皮肤、骨节诸类，昭然人目者， 已堪解颐”。认为其中关于肉块筋部的分布运动，“细筋为知觉之司，脆骨 有利益之用，轩岐家曾经道支字否。又论人记含之所，悉在脑囊，乍聆之未 免创论可■；然人当思索时，瞑目蹙眉，每向上作探取状，且二东方言，以 不能记者谓没脑子，此亦足征其持论不诬，而东海西海理相符契者矣”。他 甚至说：“余曩读《灵》、《素》诸书，所论脉络脉，但指为流溢之气，空 虚无著，不免隔一尘劫；何以兹编条理分明，如印印泥，使千年云雾顿尔披 豁，真可补人镜难经之遗，而刀圭家所当顶礼奉之者。”与其相比，生当乾、 嘉之世的俞正燮的认识就有点糟糕了，他在《癸巳类稿》卷十四《书人身图



① [美]乔纳森·斯潘塞著《改变中国》，曹德骏等译，三联书店 1990 年，页 10。
② 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页 207。

说后》一篇中写道：“??又论人知觉在脑，其人南怀仁，于康熙时上《穷 理学》书，云：‘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头脑之内’，亦不出此书之 旨。惜藏府经络事非众晓，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人 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藏府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藏府不全之人， 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当殷然自惜，掉首发舌，决 然舍去欤？”这种误认西洋人身体之构造，与中土不同，因其身体构造不同， 故所信仰之宗教亦异其趣，直到清末还是反洋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与毕拱辰“东海西海理相符契者”相照，简直是历史的一大倒退。
　　不过俞正燮的误见远不是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明代著名医家王肯 堂《郁冈斋笔尘》中记载西方历算及与利玛窦的交往，表达了自己在学术上 对西方新知识某种程度的认同。崇祯进士金正希也是“敬服西儒，嗜其实学”。 所持“脑主记忆之论，为世人所鲜知”，正来自该书所附的利西泰记法。方 以智在所著《通雅》一书中论及人体解剖生理，对明末传入中国的医学知识， 主张吸收其合理内容，以充实我国原有医学，并采用部分西方解剖生理学知 识，如脑的功能和血的生成，论述传统医学。王宏翰多采西说，于康熙二十 七年（1688）撰《医学原始》四卷众所周知。清初曾专门研习过《人身图说》 及拉丁语的刘献廷，在其《广阳杂记》卷二中据西方解剖学解释李氏变男之 理。乾嘉时名噪京师的王清任，常以未能一见脏腑为恨，1797 年，滦洲稻地 镇小儿染瘟疹痢症死者十之八九，义冢多无棺，他十天中亲自观察三十余具 小儿尸体，始知古医书所绘脏腑多不符。后他三次去刑场观察犯人尸体。
1830 年撰成的《医林改错》两卷，“前后访验四十二年，据所实睹者绘成的
脏腑全图而为之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他“饶有科学的 精神”，“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者。①

9 《火攻挈要》的编译与流传


　　火器最早是由中国发明，并用之于战场。这种利用火药的燃烧和爆炸性 能的武器西传后，经阿拉伯工艺师的改造，又回传中国。十六至十七世纪在 中国军事史上一度出现过“火器热”。明成祖征交趾，得神机枪炮法，专门 设立神机营来掌握枪炮技术，并加以仿制，标志着传统的军事制度开始发生 变化。明末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初步接触，最先受到中国人注意的就是经欧洲 人改造过的火器。嘉靖二年，葡萄牙将领别都卢率其部属驾驶五艘船侵犯广 东新会西
草湾，被明军一举消灭，所携大炮也被缴获进呈嘉靖皇帝。 为了对付北方的鞑靼势力，徐光启曾多次力请铸造火炮，以资城守，并
从利玛窦学习制炮技术，亲自督造鹰咀铳、鸟铳等共一百零六门，耗银二千 九百两。 1622 年，外患日亟，明政府始令罗如望（Rocha， Jean de，
1566—1623），阳玛诺（Diaz，Emmanuel， 1574—1659）、龙华民（Longobardi， Nicolas， 1559—1654）等传教士制造火器，并招寓居澳门、精通火炮的葡 萄牙人来内地协助使用。崇祯初年，由传教士指导铸造的火炮在宁远、涿州 等战役中大显身手，屡次打退清兵的进攻。
崇祯十二年（1639），明朝统治者请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皇宫旁设立铸
炮厂，铸成钢炮二十尊，口径之大可容重四十磅的炮弹。大的重一千二百斤， 小的重三百斤，试放时命中精确，验收效果甚佳。于是又受命加铸五百门六 十磅重的小炮，便于携带。在铸炮过程中，汤若望不断为兵枚局内监讲授用 法，1640 年周廷儒奉命边塞督师，动用所制火器，汤若望在随征途中，教授 火炮使用法。又过了近三年，他在焦勖合作下编译了《火攻揭要》一书，又 称为《则克录》。经河北涿鹿人赵仲修订后于 1643 年刊行，分上下两卷，另 附《火攻秘要》一卷。清道光年间（1821—1850），军事技术家潘仕成在编 辑《海山仙馆丛书》时，收两书于其中，并合称为《火攻挈要》，改为上、 中、下三卷，共四万余字。该书前有《火攻挈要诸器图》四十幅，卷上介绍 各种火器制造方法，列述了造铳、造弹、造铳车、狼机、鸟枪、火箭、喷筒、 火罐、地雷等，并述及制造尺量、比例、起重、运重、引重的机器、配料、 造料、化铜的方法。卷中讲述制造火药的配方和各铳的使用方法、装置和运 铳技术、运铳上台上山下山及火攻的基本原理。卷下是说火攻秘要、铸炮应 防止的诸种弊端，守城、海战、炮战的种种注意事项。
该书把火炮区分战铳（野战炮）、攻铳（攻城炮）、守铳（守城炮）三
类，这三类火炮，由于用途不同，口径、长度、重量、壁厚之间的比例也不 相同。书中涉及西方不少关于冶铸、机械、化学、力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 识，如确定了弹重与装填火药量的比例和射角与射程的关系，比如采用铳规 测定火炮的射角。这种铳规形同直角三角尺，两直角边称为勾、股，各长一 尺左右，勾股相交的直角顶点为规心，两边由四分之一圆环相连，尔后分为 十二等份，每等份为七点五度，直角顶点悬一垂线，作为测量射角之用。测 量时，将一个直角边插入炮筒内，如果炮身与地平行，则垂线与炮筒的中轴 线成九十度，在这种角度下进行发射称为平射。如果将炮尾下降，则炮口仰 起，便改变了火炮的射角。从平射位置算起，射程随着仰角的渐增而渐远。
《中国古代军事三百题》王兆春文认为，该书虽还没有直接阐述炮弹在空中 飞行时，以四十五度射角的射程为最远的理论，但是其试射数据已敲叩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