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舒 乙 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书，动物只有物质的食物，而人有精神的
食物。
　　“食色性也”，只说对了一半，说的是人和动物共通的那一半；不同的 那一半，也是最重要的差异，便是人有精神的需求，人要书。
　　人要写书、编书、买书、藏书、念书，而动物绝无此种嗜好，不管多聪 明的动物都不成。
　　人当中也有文盲，也有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书的，但是，他们听过书，多 多少少知道一些书中的故事，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了书的影响的。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载体。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化身。 书便是人类的智慧。
　　北京的最西南角，有一座古寺，叫云居寺，那里藏着一部世界上最大的 书，是一部石头书！
这部石头书的每一页有一米多长、半米多宽、三寸来厚，足有二百多公
斤重，两面都刻满了字，每个字有网球直径那么大。云居寺里共有一万多块 这样的大石头“页码”，整整齐齐的，规规矩矩的，浩浩荡荡的，真是令人 惊叹万分。
干吗要刻这么一部大石头书？
就是出于爱。 和尚们，一千多年来，怕毁书，怕烧书，一句话，怕书传不下来，干脆，
做一部石头的，让它永世长存，让它不朽。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传达了人类对书的深厚的大爱。人可以死，书 不能断代，书必须传下去。
这真是一个极致的、典型的、绝好的故事，最精确地最夸张地最使劲地
描绘了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了对书的爱，于是，人们不断地在谈书，写了各式各样的体会。 有一个聪明人，叫邓九平，想起来，何不把现当代中国文人写的关于书
的文章，选编在一起，一本装不下，编辑成一套，叫做“书的书”。
　　他找到钟敬文先生、张岱年先生，在他们的指导下编成了一套丛书，这 便是《书话文丛》。一共六本，涉及二百多位作家，近八百篇文章。
　　应该说，这是一个好选题，也是一个大工作，很专门，很专业，也很有 眼力。
　　撇开这套丛书的知识性、趣味性不说，单说它传递的那种人类对书的感 情，便足以使读者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对书的尊敬，对书的不能 割舍，对书的一往情深，一句话，对书的痴迷，便构成了这套丛书的永恒的 价值。
　　对书的爱，产生了那部永垂不朽的大石头书；对书的爱，同样孕育了这 套新的“书的书”。我在它们之间，看见了共性，看见了相同，于是，我便 肃然起敬了。
　　

1997 年 3 月 25 日

序
　　　　　　　　　　　　　冯亦代 中国有诗话、词话、曲话，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所用，并
为公众所认可，这是老友姜德明在为《现代书话丛书》总序中所说的话。我 喜欢读这些书话，经常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文笔中，摸索到一些未读过之书的 信息，即使已读过的书，也可以从书话作者的文章中，对照我的意见，更可 发现我读该书文本时偶有的粗心或未见及原作者的题旨。所以我常有一种感 觉，认为书话是我的老师，不读书话，我很可能把一些引人入胜的见地失之 交臂。
　　姜德明在《总序》里，曾把书话界定为“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 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 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 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 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同意他前面所说书话的界定，但对他说的“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 和“亦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两点，则认为把书话只限于以汉语出版的书 籍，似乎范围限得太死、太仄，则期期以为不可。因为我们现在读的书，汉 语古书只是一部分，其他还有以汉语翻译国内各民族及世界各国的书，这些 书不但有写书话的可能，而且鄙意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大潮下，写外国书的书 话还有其必要。
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现代知识，我们比之于国际上现代化的国家，至少
有二三十年的差距，有些项目甚至还要落后到半个世纪之多；虽然我们也有 比较先进的东西，但大体说来，我们还是落后的。所以在国家现代化方面， 我们不但要迎头赶上，而且还要超过他们；如果安于落后，便须挨打，这是 无可逃避的命运。因此更多地吸收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就十分必要。
但是我们还是个贫穷的国家，我们付不起那么多的外汇去买他们书籍的
版权，这就不可能通过翻译来获得他们的知识。再说现在书籍的出版如此众 多，我们也不可能本本都来翻译。如果我们国内懂外文并有专业训练的人， 能够将他们读到的书，择其适合我们需要的写成书话，那就可普及这些知识， 然后再诙翻译成汉语是否必要，那我们就可事半功倍了。
我是个英美文学的爱好者，起初只在《读书》杂志上写些海外的文坛消
息，得到读者的欢迎。有次茅盾先生和我谈起介绍文坛消息固然可以知道海 外的新闻，如果我们能写得再详细一些，介绍原作作者的经历及背景材料， 对于我们掌握海外的文学情况，便可更进一步了。于是我便在一则出版消息 里，写新书的内容，写作者的经历，写国外读书界对这位作者及这本作品的 意向和对他的评价。如果我能读到原书，我就写上我的读后感，否则就依赖 书评刊物的意见。十多年来我已汇集出版了好几本书，并为读者所欢迎，特 别是受到中国作家的垂青，他们不但获得了消息，知道海外文学发展的趋势， 有时还可得到启发，开豁视野。
　　因此，私意以为书话的内容，可以不必予以界定，写书话的作者要写什 么就写什么，只要引领读者去读好书，增加国内外的新旧知识，便是达到了 目的。
　　
　　这部《书话文丛》的编者收集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做得比较周全，堪 称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型书话的第一次的选集，相信读者们会从中得到读 书的乐趣，如果从此晋入“书痴”、“书虫”的行列，那就成为额外的喜悦 了。

1997 年 3 月 27 日于七重天

序
　　　　　　　　　　　　　张岱年 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那时，玻 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价 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路 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也喜读宣颖的《南华经 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中 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 30 年代，买到一部精 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 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本，不知是何人伪作， 也因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30 年代，我在大学任课，稍有闲钱买书。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 版本。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玑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本。又买 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 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 50 年代初，我请 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 了，共六函，印刷装帧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 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 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
《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
嘉庆年间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我 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到 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
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
值很高的艺术品，是文化瑰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
　　40 年代至 50 年代初，北京饭店搂下有一个法文书店，卖外文新书。当 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十分方便。后来这个法文书店 因故被封闭了。50 年代后期，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流 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买书不易，存书亦难。 40 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那时住房也很小，
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952 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 园住宅，建筑面积七十五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三十多平方米，比较窄小。 当时购买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七十五平方米的房屋两 家改为三家，每家建筑面积五十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 小组还嫌我们房屋太大，命令我从五十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 屋，书籍更无法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四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 仍然嫌多，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口号正在流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 我的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 1978 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 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书籍勉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衰，无 力多买书了。偶尔到琉璃厂旧书店浏览，难免望书兴叹。因为没有放书的空

间，也就轻易不买书。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治让、现代史学家陈垣先生都有 几间大书房，不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 旬，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 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之外，也 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颖以及朱熹、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我的 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度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骂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 四十岁前所 写的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 1988 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 三十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十几种 书，实可庆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买更多 的书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 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书话文丛》、愿这套丛书能在读书人的心里 洒下一片春雨，是为序。


1997 年 3 月
f



书话文丛·灯下书影

　　在某一个机会中，一本向不为我所知道的书落在我手里，而使我为它迟 睡了二小时或三小时，这是读书人的最大的乐趣，??。

施蛰存
（1905～ ）

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笔名安华等。浙江杭州人。著有小说集《追》、
《梅雨之夕》、《李师师》等，散文集有《灯下集》和《待旦录》，译著有
《今日之艺术》、《妇女三部曲》等。

买旧书


　　吾乡姚鹓雏先生有句云：“暇日轩眉哦大句，冷摊负手对残书。”近来 衣食于奔走，殊无暇日，轩眉哦句之乐，已渺不可得，只有忙里偷闲，有时 在马路边看见旧书店或旧书摊，倒还很高兴驻足一番。我觉得这“冷摊负手 对残书”的确是怪有风味的。
　　上海的旧书店，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卖线装旧书的，这就等于 占董店，价钱比新书还贵。第二种是专卖中西文教科书的，大概在每学期开 始时总是生意兴隆得很，因为会打算盘的学生们都想在教科书项下省一点钱 下来，留作别用，横竖只要上课时有这么一本书，新旧有什么关系呢。第三 种是卖一般读物的西文书的，也就是我近年来常常去消遣那么十几分钟的地 方。
　　在中日沪战以前，靶子路虬江路一带很有几家旧书店，虽然他们是属于 卖教科书的，但是也颇有些文学艺术方面的书。我的一部英译莫泊桑短篇小 说全集便是从虬江路买来的。
　　西文旧书店老板大概都不是版本专家，所以他的书都杂乱地堆置着，不 加区分，你必须一本一本地翻，像淘金一样。有时你会在许多无聊的小说里 翻出一本你所悦意的书。我的一本第三版杜拉克插绘本《鲁拜集》，就是从 许多会计学书堆里发掘出来的。但有时，你也许会翻得双手乌黑而了无所得。 可是你不必抱怨，这正也是一种乐趣。
蓬路口的添福书庄，老板是一个曾经在外国兵轮上当过庖丁的广东人，
他对于书不很懂得，所以他不会讨出很贵的价钱来。我的朋友戴望舒曾经从 他那里以十元的代价买到一部三色插绘本《魏尔仑诗集》，皮装精印五巨册， 实在是便宜的交易。
说到这部《魏尔仑诗集》，倒还有一个好故事。望舒买了此书之后一日，
来了一个外国人，自称是爱普罗影戏院的经理，他上一天也在添福书庄看中 了这部书，次日去买，才知已经卖出了，他从那书店老板处问到了望舒的住 址，所以来要求鉴赏一下。我们才知道此公也是一个“书淫”，现在他已在 愚园路和他的夫人开了一家旧书铺。文学方面的书很多，你假如高兴去参观 参观，他一定可以请你看许多作家亲笔签字本，初版本，限定本的名贵的书 籍的。他的定价也很便宜，一本初版的曼殊斐儿小说集 “ Something Childish”只卖十五元，大是值得。因为这本书当时只印二百五十部，在英 国书籍市场中，已经算是罕本书了。
买旧书还育一种趣味，那就是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题字和藏书帖
（Exlibris）。我的一本爱德华·李亚的《无意思之书》，本来是一种儿童 用书，里页上却题着：

To John
Fr.his loving wife Erza
X‘mas，1917.


　　从此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双稚气十足的伉俪了。藏书贴是西洋人帖在书上 的一张图案，其意义等于我国之藏书印，由来亦已甚古。在旧书上常常可以 看到很精致的。去年在吴淞路一家专卖旧日本书的小山古书店里看见一本书
　　
中贴着一张浮世绘式的藏书帖，木刻五色印，艳丽不下于清宫皕美图（即《金 瓶梅》插绘），可惜那本书不中我意，没有买下来。现在倒反而有点后悔了。

我的爱读书


　　我读过不少的书，虽然在古今中外的书堆里，这所谓“不少”也者，还 不过是大海中一点浪花，但在我自己的记忆中，这也不算是个小数目了。在 这不少的书中间，本刊编者要我举出我所最爱读的书名来谈谈，这却很难说 了。在我的记忆中，可能有些爱读的书，但哪一本是我“最”爱读的，这个 选择却无从效命了。
　　现在，让我来拟定几个标准：一、如果说，凡是读得遍数最多的，就是 最爱读的。那么，我应当举出《水浒传》来，这是小时候炒过七八遍冷饭的
（吾乡俚谓重读旧书曰炒冷饭）。然而《论语》、《史记》、《诗经》、《楚 辞》之类，我也何止看过七八遍，到如今我并不以为那是最爱读的书。所以 这个标准靠不住。二、如果说对我印象最深的书就是最爱读的书，那么，我 应当举出赵景深译的《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和李青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 集》来，但我并不觉得对它们有多大的“爱”。三、如果说，我常常带在身 边的书就是我最爱读的书，那么，我应当举出一部《词林记事》来，但是， 一部《康熙字典》也同样地跟了我二十年，你以为我最爱读《康熙字典》吗？ 我想，最好让我来谈谈我所爱读的书，如果编者更宽容一些，最好把一个“读” 字也删掉。真的，有些书是我所爱的，但并不是为了读。不过，现在是在“读” 的范围之内，找寻几种可以说是我所爱的，先从诗说起。Leeb 典丛书里的《希 腊诗选》， Palqrave 的《英诗金库》和 Monroe 与 Henderson 合编的《新 诗选》，这三本都是好书，可以说是我所喜欢的，也是随时翻读的。我常常 想在中国诗选中找三本能够抵得过这三本外国诗的，《诗经》勉强可以抵得 了《希腊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加上徐陵的《玉台新咏》只好抵《英 诗金库》的半本，唐以后诗的选本就没有可以满意的了。况且我们还有词， 而词的选本也着实不容易推举出一种满意的来。至于现代的新诗，可怜到现 在还没有一个赶得上《新诗选》十分之一的选本。
在小说这方面，我喜欢梅里美的《嘉尔曼》（近来有人译做卡门，我很
厌这两个字），高莱特的《米佐》，安特森的《俄亥俄州温斯堡小城的故事》， 以及上文曾经说起过的柴霍甫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还有耿济之译的高尔基 的《俄罗斯浪游漫记》。我不很喜欢长篇小说，所以这里开列出来的都是中 篇和短篇。在中国小说部分，《水浒传》以外，当然应该推举《儒林外史》 了。但这两本书对于我的兴味，实在还赶不上《清平山堂话本》。
关于散文的书，我想提起的只有两本外国人的著作，而且都是英国人的。
一本是乔治·吉辛的《亨利·雷克洛夫随笔》，现在我们有了李霁野的译本， 题名《四季随笔》（台湾省编辑馆印行）。另外一本是小说家莫姆的《西班 牙印象记》，这不是莫姆的代表作，许多人几乎忘记了有这么一本书，但是 我却觉得它挺好。在中国古典方面，我以为《洛阳伽蓝记》是第一本散文， 以下就得推到宋人的许多题跋了。李笠翁的《闲情偶寄》可取得者不过十之 一二，鼎鼎大名的《浮生六记》我却不敢恭维，觉得苏州才子气太洋溢了。 近人著作则沈从文的《湘西》与《湘行散记》都不错，但这两本关于湘西的 散文实在抵不上作者的一本小说《边城》。废名的《枣》倒是一本极好的散 文，虽则人家都把它算作小说。梁遇春的《春醪集》，我们也不应该让它被 冷落下去，它可以与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并读。这两本都是英国式的 散文，在冲淡和闲雅这一点上，钱君似乎犹去梁一间。

　　以上所提的书，可以说是我的爱读书的一部分。也许还只是一小部分， 偶尔拈得，略叙如此，并非敢在作者之林中，把其余一切好书都抹煞者。在 我个人，“爱读书”与“爱的书”之间，我的感情还是特别爱好着那些“爱 的书”。将来有机会，也许会在本刊上与读者诸君谈谈我那些极爱好而并不 为了读的书籍。
　　
为书叹息


　　我是读书人，我的职业要我读书，我的业余工作也要我读书。我的读书， 虽然是被动的，但被动惯了，也会有主动因素。书看多了，对于书的情况， 无论形式或内容，心目中已有个谱。过去，我每次拿到一本书，翻翻前面几 页，看看目录，再略为看几页最后面的文字，这本书的情况，就约摸可知。 因为写作一本书，编辑一本书，印刷一本书，都有传统，都有规格。符合这 些传统和规格的书，除了文字内容的思想性和知识性尚不可知以外，作为一 本书，一件文化工业的产品，文化商业的货品，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最近四五年来，我看到过不少书，似乎已失去了作为一本书的传 统和规格。这就常常使我望书兴叹。本来，写书的人，编书的人，印刷、装 订书的人，这三种人，都是“做书的人”（Book Maker）。做书也是一项文 化艺术。如今，这种艺术似乎也在衰退。
现在，我要为书叹息，也有为书呼吁之意。 先说一般的书，我觉得，最大一个缺点，是在一本书的正文中，找不到
书名。一本书，如果丢失了封面、里封面和版权页，就不能在别的地方找到 书名及其作者名了。但这一情况是解放以后就有了，并不是最近几年出现的。 我有几本苏联小说的译本，给红卫兵抄去后，发还时已失去了前后七八页， 我至今记不起书名是什么。解放前出版的书，每页都有书名，直行排的在书 口，横行排的在书眉。短篇小说集则每页上都有篇目。这样，就使读者方便 得多。
近来，连里封面也没有了。印刷讲究的书，封面之内，有一张扉页，或
称飞页，印着图案。这一张二页，原本是硬面洋装本书中用的，是为了制本 的方便。现在平装本书中也采用了，作为装饰品，也不坏。但是，我发现， 有些书，就利用这一页，印成里封面，而省去了正文前的一页至关重要的里 封面。这样，这本书就不伦不类，不合规格了。
目录页，也是一本书的重要成分。有许多篇或许多章节的作品，固然都
有目录页，但一整本长篇小说或专题论著，现在却往往没有目录页。其实， 每章每节，即使没有题目，也应当有一页目录，使读者便于检得某一章的起 讫页码。
目录与序文的地位，现在也显得很乱。有些书中，里封面之后，先是序
文。序文之后，是目录。目录后，才是正文。有些书，则目录在前，序文在 后。这样的次序，都可以。不过序文在目录前的，目录中还应当列入序文题 目及作者名。有些书，序文在目录前，而目录中没有序文题目，这就不合规 格了。序文和正文的页码应当分开。序文的页码应当自为起讫，不应当和正 文连属。有一本书，序文的页码是一，正文第一章的页码也是一。这就使我 糊涂了。查查这篇序文，共有八页。那么，按照规格，序文的页码应当是一
——八或换一种字体，例如 1～Ⅷ。多数外国书都是这么办的。 封面是一本书的仪表，它必须具备的条件，首先是书名及作者名，其次
是出版单位。如果是一套丛书，或说一个系列中的一本，还应当用封面图案 或其他标帜来表明。我常常看到有些书，书名的字很大，有些是草书，有些 是很难看的书法，但都是名人题签。封面上只见写书名的人的名字，还有一 颗朱红大印。而本书作者的大名，却用小字印在边角上。
有许多书，封面上还给书名印上国语罗马字拼音，帮助读者能正确读出

书名。不过我不理解，为什么正文底下不注拼音字母呢？难道这本书的买主 不认得书名而能看懂全书正文吗？
　　书脊的重要，仅次于封面。当你到书店里去访书，或向自己书架上取书 的时候，你会知道，书脊比封面更重要。走进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的书， 玻璃柜子里平放着的是少数几本新出的书，你可以看到封面上印的彩色版裸 女或半裸女画像或照片，其他绝大多数书都直立在书架上，你只能看到书脊 而不是封面。你站在柜子外面，隔着一个柜子，还要加上书柜与书架之间的 距离，你要看清一整排书脊上印的书名，许多人需要带一个望远镜。这时候， 书脊如果是白纸黑字，你还比较容易看清楚。如果书脊是黑地红字或绿字， 你就无法看清书名。一本二三百页的书，书脊上的书名尽可用二号字印，可 是有许多书，虽然很厚，书脊上的书名却用四号字印，使你更无法看清。
　　以上是一般出版物的缺点，往往使我叹息。但这还是属于书的外形，有 些缺点，还不至于影响我的使用。近年来，我阅读或使用得最多的是古典文 学书。有古书新印本，有古书研究著作，还有古典文学赏析辞典。我国的古 书，浩如烟海。有些书，解放以来，没有重印过，例如《四部丛刊》、《丛 书集成》中的许多书，还有不少书，从来不曾有过铅字排印本，现在尤其应 当重印，否则现存的少数木版原本，恐怕要不了几年，就会全部亡失。全国 各地的古籍出版社，已在注意到这一情况，每家都重印了一些久已失传的古 书。这是功德事，应当赞扬。不过，这些书中，也往往有美中不足之处。古 人刻书，最重视版本源流。读者从这个刻本的各篇序跋中，可以了解这部古 书的源流变易。现在有些新的重印本，删掉了历代编刻者的题跋，换上了新 的序言或“出版说明”，也不交代版本源流，这就使做研究工作者感到不方 便。有极少数重印的古书，把正文全部改编，而仍用原来的书名，这样处理， 更不妥善。我以为重印古人著作，有两个不同的目的：一、为保存文献资料。 做这个工作，就应当照原本印，不删、不增、不改。二、为供应一般读者阅 读。做这个工作，不妨大幅度改编原书。例如《东坡七集》，可以打通改编， 但仍需要一个原本。近来有几家出版社，用原书影印的办法来做保存文献资 料的工作，我以为是最适当的。
排印古书，要加标点，这又是一个问题。从 1930 年以来，所有的古书排
印本，没有标点错误的，恐怕一部也没有。标点错误最多的是引号。古人著 书，引用前人的话，往往但凭记忆，很少照原文抄录。引文之下，往往接上 自己的话。因此，引文经不起核对，下半个引号不容易落笔。我标点古书， 特别是宋元明人的杂著，下半个引号常常不知应当放在哪里。因此，我想建 议，标点古书，只要断句，而不用引号。
　　文史哲方面的学术研究著作，必须附一个“引用书目”或“参考书目”， 交代你的研究过程中涉猎到的范围，对你自己的研究成果负责。外国学者的 著作，都有这种附录。而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专著，大多没有这种目录，这 可以说是没有养成这种优良传统。
　　最后，还得提出学术研究著作中的剽窃现象。一个态度严肃的学者，在 他的著作中，一定会明确地提出他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这种新观点、新 理论，必须是未经入道的。我看过几种文史研究著作，作者很自负地提出了 他的新观点，但我知道他的观点早已有人讲过了。有一位历史教授，在一次 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他对古史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他自己的文章还没有 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已被一位青年学者写入自己的书中，作为他的创获了。
　　
那位历史教授愤怒之余，打印了几十份控诉书，向史学界散发，表示抗议和 检举，但无补于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你能得出这个成果，难道我就不能 得出这个成果吗？科学技术，有发明奖，有专利权，惟独文史哲都是纸上空 文，新观点，新理论，没有保障，任何人都可以据为己有。这一类情况，近 来不少，惟一的办法，只有端正学术风气，希望新一代的学者，重视自己的 工作和名誉，不要掠人之美。
　　外国文学的译本，近年来也看过一二十本，不过看完的很少。因为一遇 到该叹息的地方，就放下了。有很多译本是集体翻译的，一本二十万字的小 说或文艺理论，有多到六名译者的。非但译文语言水平有或大或小的差距， 有几本书中连译名也没有统一。有些译文，上下文语气不接，猜也猜不出来。 不知是漏排了一二句呢，还是译者因不懂而跳过。
　　大多数译本都不交代原书的书名和作者名的原文，译者或编者大约以为 读者都不识外文，所以无此必要。其实这是介绍外国文学的一大缺点。如果 让读者知原书的书名原文，就对读者学习外国文学有帮助。其次是给图书编 目人员以方便，让他可以在每一个译本书名下注出原书名，使利用这个资料 的研究工作者知道某一种外国作品已有多少译本。
　　书是社会文化教育工具，不要以为译一本小说，目的仅仅是供应一本小 说。这一意义，似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都没有注意。
《书林》和《读书》是目前南北两本关于书的刊物，它们的内容似乎都
以书评为主，而且又似乎以好评为主，有些像是出版社的广告刊物。《书林》 编者敦促我写稿，我既不想为任何佳著捧场，也不敢写出纠谬正误的文章， 得罪了人。只好实事求是，谈谈我近来读书的观感。一口气写了三千字，爽 爽快快的发泄了一下。这里所谈到的，有些是“做书”的技术问题，有些是 出版事业的风纪问题，我虔诚希望著书的、译书的，和“做书”的同志们， 能采纳我的刍荛之议。

1990 年 2 月 28 日

全集·文集·选集


　　汇集一个作家的作品，编成集子，大约开始于晋宋之间。一般都是作家 逝世后，由朋友、弟子或子孙编辑的。到了唐代，才有诗人白居易和元稹自 己动手编定诗文集。
　　作品收罗齐全的，称为“全集”。但是，谁能说他的编辑工作已毫无遗 缺吗？因此，“全集”这个名词，用的极少。《四库全书总目》中，称“全 集”的只有宋代的苏轼，明代的宋濂、杨慎和杨士奇等五六种，其实这都是 书商的宣传用语。朱熹的文集名为《朱子大全集》，尤其显然是书商竞争的 广告词汇。你出“全集”，我出“大全集”，说不定还可以出“最最最全集”。 “文集”这个名词，现在专指散文的结集。但在古代，散文、韵文都是 文，所以“文集”中也兼收辞赋诗词。唐代以前，没有称“文集”的，一般
只用一个“集”字。例如《陶渊明集》，就是陶渊明的诗文集。 从昭明太子的《文选》开始，出现了“选集”。一般都是选录许多人的
作品，或是一个流派，或是一个时代。但书名用“选”字的，《文选》以后， 一直要到宋代才有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和佚名的《圣宋文选》。至于专 选一个人的作品，而以“选集”为书名的，恐怕是现代的新事物。
以上是这三种编集名词的传统意义，历代作家和书商都明白无误。可是
最近我看到老舍的儿子舒乙在香港和访问者的谈话，才知道这三种集名已产 生了新的意义。舒乙说：“中国现代文坛中，出全集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剩 下的人都是文集。文集有点全集的意思，但没有那么全。??当时出了五个 人：巴金、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瞿秋白。有第六个人，这第六个人就是 老舍。有文集待遇的是这六个人，其他人连文集也没有资格，只能出选集。 前面五个人都出了，老舍拒绝了。”
这一段谈话，真是一个爆炸的信息，它使我恍然若失。前几年，有一二
家出版社的编辑来组稿，我偶然表示希望他们给我的全部创作小说印一个全 集。因为我只有十年创作生活，全部作品不到六十万字，索性一起重印为一 本，可以应付来索取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岂知编辑同志却沉吟不语，终于吞 吞吐吐地说：“还是出个选集吧。”当时我心下纳闷，沈从文、张天翼的选 集都有一百多万字，已超过我的“全集”，为什么我的寥寥六十万字还不能 全部印出呢？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我们的出版界有一条心照不宣的不成文法：第一流
作家可出“全集”，第二流作家可出“文集”，第三流作家可出“选集”。 以下就是不入流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只能出单行本，任其自生自灭。我的作 品，被允许可以出“选集”，已经是高攀了。
　　这位舒乙世兄所讲的，恐怕还是 50 年代的事。现在，作家的级别似乎已 有调整。“全集”权利已不是鲁迅所独享，“文集”权利已略有升降，“选 集”的尺度似乎已放宽了不少。但这三个名词的级别涵义，却依然未变。而 这个涵义，在《辞海》、《辞源》中都找不到。如果有人编《当代文学辞典》， 我建议应该列入这三个名词的条目，使后世读者一看书名，便知作者的级别。
　　
关于图书馆


　　昨天，一个曾经做过初中教员的师范学院的新生写给我一封信。她，显 然很愉快地描写了她的学校生活，一切都满意。但对于图书馆，她却抱怨了。 她说，从前做教员的时候，可以同时借好几种书，现在却只能借三本了；从 前可以自己到书库里去拣书，现在却必须凭着目录卡填借书券了。她以为， 最坏的是，她所不知道的，然而也许会使她发生很大的兴趣，甚至有益于她 的知识的书，现在已没有机会发现在她书桌上了。
　　是的，我很同情于她的话，并且，我想，一切对于图书馆有感情的大学 生，一定也同情于这个“新鲜人”对于她的新环境的第一个失望。也许这是 她的唯一的失望，但同时也将是在她毕业以前永久的失望。从私家藏书楼变 成公众图书馆，这不能不说是欧洲文明所赐给我们书呆子的一种最好的制 度，我们如今还要向它去吹毛求疵，诚然近乎苛酷了。但是，我们倘若想到 它的严酷的借书条件给予一个正在贪得无厌地吞噬一切书本的青年的痛苦是 多么严重，则我们的责难似乎也应该是正当的了。
　　据我个人的经验，使我发生兴趣的书，当然，同时也必然使我得益的书， 几乎是没有一本是我蓄意要去找来看的。在某一个机会中，一本向不为我所 知道的书落在我手里，而使我为它迟睡了二小时或三小时，这是读书人的最 大的乐趣，然而一 翻目录卡借书的大学生是被剥夺了这幸福了。固然，你 可以替他设计，让他胡乱挑选一张书目卡填好送给管理人，然而这是一种失 败多于成功的冒险。因为十个好的书名，常常不能代表九本好书的。有许多 书，只要你一翻开卷首的序或目录来，你就可以决定它不是你所愿意看的。 然而，当一个管理员从书库里把它抽出来交给你以后，你虽然想在二分钟之 内就还给他，恐怕也有点不好意思吧？在一个违心的情状之下，勉强拖一本 明知不会看完——或甚至看一二页——的书回到你的书斋里去，这是一日中 多么不痛快的事啊！
一走进图书馆，立刻就找到他的书目卡的人，决不是一个热心的读者。
他不过是借一本他所知道的，能够从此中获得其研究或参考资料的书而已， 当他借到了他所要的书，他所需要的也许只是其中的一章、一节，或一句， 而决不是全部。因此，我知道他决不会把这本书从头到底看完的。反之，倘 若是一个在许多书目卡抽屉中胡乱寻找的人，你可以知道他今天有了一日或 半日的余暇，他正在替自己找一本可以使他不至于虚费此一日或半日光阴的 书了。对于这样的借书人，倘若管理员愿意允许他自己到书库里去找书，我 想，他必然会非常感激的。然而，一个守规则的管理员是不会这样慷慨的。 现在，许多书店老板都知道了买书的人很少是决意要某一 本书而光降 的了，所以他们已不再把他们的商品珍秘地陈列在橱里，而是五花八门地展 览在庞大的书摊上了。许多青年人围在书摊上，玩弄这一本，翻看那一本， 终于他至少会买一本回家去，于是，书贾庆祝他的成功了。然而一个图书馆 长，倘若你贡献他这个意见，一定会说这必然是图书馆的失败。他所注意的 常常是办事的秩序，而不是读者的方便。而这恰巧是双方冲突得最剧烈的一
点。
　　其次，我又想到，借书限制册数，也同样是一个苦痛。有些书果然是应 当从第一册第一章看起，但大多数的书似乎不必这样系统地阅读。全部在三 册以上的书，倘若只许我借出三册，那似乎就责成我从第一册读到第三册末
　　
尾之后，才能更换了。再说，限制每次借三册，已经是很好的条件了，现在 我们还有每次只准借一册的图书馆呢。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昆明的翠湖 图书馆来了。那里的章程是每次限借一册，每人可以更换三次。那就是说每 人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可以从那里借三册书看。然而，因为借一册书所 费的时间太久了，没有一个读者能够在“时间己届停止借书”的木牌挂出来 以前赶交第三册的。我曾经在那里借看一部《通海县志》，全书四册，我就 在借书券上写了四册，但等了半点钟，从楼上一个吊篮里颁发下来的却只有 第一册一本。天啊，你知道志书的第一册里面有些什么文章？序文，序文， 序文，凡例，疆城，星野，好，完了。于是，大略翻看一二篇序文之后，我 就把它掩拢来，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闭目凝神了半点钟。我想，现在去换 第二本出来，大概不至于对不起那位忙碌的管理先生了吧？于是我重填一张 借书券，这回是指定要第三册了，因为我从第一册目录知道我所要的材料是 在第三册里。于是，照例又得等三十或四十分钟，我的书发下来了。捧回到 座位上去一看，却是第二册。于是仍又捧到柜上去交涉，管理员说：“刚才 看了第一册，现在不是应该看第二册吗？”我说：“不错，先生，你的话也 不错，但是这并不是小学教科书，我不必一定要看第二册的，况且，况且， 我在借书券上写明了要第三册的。”那管理员检出我的借书券来一看，自言 自语的道：“哦，我想你是写错的，给你改了。你再填一张罢。”于是我再 填一张券，于是再等半点钟。于是领到我的第三册《通海县志》，于是，在 十余分钟之后，“停止阅览”的木牌挂出来了。
一个善于欣赏书籍的读者，当他得到一本值得欣赏的书之后，他不仅是
热心地读它，而且还得玩弄，或说摩挲它。借来就看，看过就还，对于一本 好书，这是最杀风景的待遇。多数书呆子，像我一样，喜欢把心爱的书放在 常常看得见的一个书架上。新买来的书，不一定就看，让它在书架上搁几天， 然后，在一个兴致最好的时候，翻开来看了。这正如我们对于一个朋友，必 须到交情相当深密以后，才愿意和他娓娓谈心一样。因此，若是从图书馆里 去借书看，这一册书就无法成为我的密友了。多数人宁愿自己花钱买书—— 假如他有足够的财力，而不喜欢进图书馆，恐怕都为了这个缘故。
至于图书馆里的阅览室，我们也有许多理由可以加以微辞。简要地说来，
我觉得它太没有“个人的气氛”（privacy）了。你知道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 必然是最“个人的”。董仲舒读书为什么一定要“下帷”呢？我们可以引一 句查尔士·兰姆的话来回答： “Within the four curtains he is absolute. They are his mare clausum .”一个能容一二百人的阅览 厅，如何使一个读者舒服地感觉到这是他的“禁海”呢？
　　现在，让我们来描写一个理想的阅览室。我以为，一个图书馆必须要有 许多阅览室，譬如说，五个、六个或十个，每个阅览室应当最多容纳十个到 十五个读者。再多，那就是一个教室了。一个阅览室的布置应该恰如一间会 客室兼燕居室一样。有沙发，也有圈椅；有圆桌，也有茶几。谁愿意排班似 地正襟危坐着看书呢？让我们可以自由坐倚，让我们可以抽烟喝茶，让我们 可以随时掩卷，绕着一个桌子踱几步，甚至让我们可以和同来的朋友或不相 识的同志谈几句天。当我们要从书中抄录一点什么的话，让我们有一个供应 着文具的写字桌，像银行或邮局的那个一样。这样的要求并不太奢，为什么 没有一个图书馆愿意试一试呢？如今，搬在内地的大学，常常感觉到没有一 个大厅足以作为阅书室之用。对于这种烦恼，我总觉得是多余的。倘若每一
　　
系有一个小小的，然而舒服的阅览室，使我们的青年读者有一个知识的“禁 海”，岂不比一个大杂耍场式的阅览厅更好呢？而这正是可以利用内地的大 宅院，不必加以改造而轻易地完成的。

书序四则

一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


　　1959 年，我以“右派分子”资格，从嘉定劳动回来，被安置在华东师大 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本职工作十分清闲，一天用不到八小时。因此，我就利 用空闲，抄写历代词籍的序跋、凡例，打算从这一方向，收集词学的研究资 料，编为一书，亦可以说是别创一格的编纂工作。用了四五年时间，时作时 辍，抄成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历代词籍序跋汇编》。
　　这部稿子，在资料室书橱里沉睡了将近二十年，到 1984 年才由继任工作 人员找出来送给我。由于当年是用土法造的格子纸抄写的，纸已大半霉烂， 字迹不清，不得不挑出一部分无法辨认的，请中文系同学重抄了一份。
　　华师大中文系毕业生季寿雍在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 1985 年到上 海来组稿，我和他谈起，有这么一部文稿，还在找出版家。承他热情，把文 稿带回北京，向编辑部推荐。不久，收到他的信，说该社已决定接受此稿， 列入出版计划。但是，大约由于文史资料书不景气，这部文稿至今未能印出。 上星期，有人送来一册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唐宋词集序跋汇编》翻 阅一遍，正和我编的那本书大同小异，不过只收了唐宋部分，可是也已有四 十七万字，似乎编者搜索得比我更为详赡。这一部分能及早印出，为词学研
究工作者利用，确是可喜的事。
　　我在抄集这些词籍题跋的过程中，无意之间，弄清楚了一 个问题。“词” 这一种文学形式，在唐、五代时，名为“长短句”、“曲子词”。在北宋时， 名为“乐府”或“乐府雅词”，或“近体乐府”。到南宋中叶，才出现“诗 余”这个名词。到南宋晚期，才确定这种文学形式的专名为“词”。在南宋 中叶以前，一切单用的“词”字，都是“辞”字的简体字，其意义是“歌辞”， 是一个普通名词。
这本《词集序跋汇编》的《引言》中说：“词，这一文体，在唐宋时期
不大为人所重视，是以‘诗余’而出现的。”编者这句话失于考究了，可知 他没有注意到：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始终没有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再 说，“诗余”这个名词，并不表示宋人不重视词，恰恰相反，正因为词的地 位愈来愈被重视，故名之为“诗余”，把它们推进了诗的行列。
《元草堂诗余》和南宋人编的《草堂诗余》是完全不同的两部书，这个
《汇编》把这两种《草堂诗余》的序跋抄在一处，是一大错误。

二 《杜米埃画集》


　　30 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曾译过一本赫伯特·里德的《今日之艺术》， 由此引起了我对西方现代画派的兴趣。我买过一二十种画集，最大的一部是 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这些书，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失去了。 在这一批失去的画集中，使我怀念的，并不是毕卡索、果庚，或超现实 派画家，而是一本法国女画家劳朗珊的水彩画集，一本英国吉平斯的木刻集，
和一本法国杜米埃的漫画集。 去年，老友周松令来闲谈，我和他谈起杜米埃。过了一个月，他把这一
本 1985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的《杜米埃画集》送来给我，使我有机会再欣

赏一次这位玻璃匠的儿子的辛酸的讽刺画，亦是老来一乐。 可惜的是，这本书印得不好，制版技术很差，排版形式亦十分古老，选
材也不够精严，有些著名作品没有选入，而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解说。 讽刺画具有极强的时间性、时代性，不用说外国讽刺画，即使我们中国
的讽刺画，当画家讽刺的对象消失以后，他的画就不很容易为观赏者所理解 了。上海，或者是中国，最早的讽刺画家，是我的同乡黄文农。他的画出现
在 20 年代的上海报刊上，如果今天有人把他的画收集起来，印一本画集，可 能连我这个当时的欣赏者，也记不起这些画的矛头指向何处了。
　　这本《杜米埃画集》，收画三十九幅，加上封面、封底各一幅，共四十 一幅，卷首《杜米埃简介》中提到了其中的二十幅。卷尾《部分作品说明》 解说了其中的八幅，都没有解释画面。还有十多幅，连一点提示也没有。这 就使人无法深入理解其讽刺意味。
　　第三十二图《拿破仑之舟》。画上的“舟”是“方舟”，也是拿破仑的 军帽，拉车的是象征俄罗斯的鹫。这幅画的寓意是：拿破仑想以征服俄罗斯 作为他救命的方舟，结果却被俄罗斯拖到了惨败。
　　第三十六图的画题是《被遗产震惊了的女人一八七一年》。这 1871，好 像是作画的年份。其实这个年份在画面上有，画家告诉观者，这是 1871 年的 事。也就是巴黎公社失败后，画家追悼之作。“遗产”是指为巴黎公社献出 了生命的人民。《简介》中虽然谈到了巴黎公社，却没有说明画意。
我举两个例子，代表读者要求介绍外国艺术的出版物，要有高明的解说，
帮助观画者理解。

三 《湘行集》


　　8 月 13 日，收到兆和嫂子寄给我的这本沈从文著作的新刊本。当时我正 在病中，十分萎顿，伏枕看书都没有精力。大略翻阅，知道湖南岳麓书社在 计划印一套《沈从文别集》，全部将有二十种，这本《湘行集》是第一种。 十年以来，从文的著作已印了不少，全集也已印出了。《湘行集》的内 容，主要就是《湘行散记》。这一种，也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过一个单行 本，现在又印出了一个《别集》本。从 30 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印的初版本算 起，这本书我已看过不止三遍，现在我没有精神再“炒冷饭”，因此就把它
插上了书架。
　　这几天，健康逐渐恢复，偶然又从书架上把它抽出来，仔细看看，才发 现这个《别集》本的特色。原来这个版本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湘行散记》， 而是从文写《湘行散记》的以前的原始素材——他们两夫妻的三十七封书简。 这是没有发表过的资料，如果说《湘行散记》是“表”，那么，这些书简便 是“里”。向来我们读《湘行散记》，只是见其表，而现在，这些“散记” 却表里透明了。这本书的编法，是一种创新。想不到从文、兆和夫妇在历劫 之余，居然还能把这些五十多年前的书信保存下来，为从文的著作补充研究 资料。如果《别集》的其他各本，都有这样的新增资料，《别集》就可能胜 过《全集》。
　　书中还印有几幅从文的山水漫画，大约是当年随信寄给兆和的。为什么 早年印《湘行散记》的时候不把它们印进去呢？向来我只知道从文能写一手 好章草，却不知道他还能画。现在，知道得太迟了！
　　

四 《宝姑》


　　1935 年，我卧病在医院，王莹曾带了一束鲜花来看我。现在我又卧病在 医院，却收到谢和赓同志惠赠的王莹遗著《宝姑》。前后五十年，当时的青 年文艺工作者，各自在兵荒马乱、政治风波中，走完了生命的道路。许多人 已经下世，还生存着的也已是风烛残年了。从 1957 年开始，几乎有二十年， 即使极熟的朋友，也彼此不知道消息，直到最近几年，才一鳞半爪地透露出 来。王莹被“四人帮”残酷迫害，死于牢狱中，这消息，和老舍之死一样， 使我震惊。今天，翻阅她的遗著，想到当年她来问病的友谊，觉得应该写一 点东西纪念她。
　　在 30 年代，王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但我认识的王莹，并不是“明 星”，而是一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我在一次宴会上，凑巧和王莹坐在一 起，因而认识了。她知道我是文艺刊物的编者，就同我谈文艺，并且说，她 也想写文章。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者，碰到人就要组稿，我对王莹也不例外， 听说她要写文章，来得正好，就鼓励她为我的刊物写稿。这以后，她给我写 了几篇抒情散文，和一篇《秋田雨雀访问记》。
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
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王莹大多在寓所接 待文艺电影界的朋友。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 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 送走。我也有过几次参加了她的“沙龙”，觉得她的文学趣味极高，评论看 过的作品，也多中肯的意见。至少，在我面前，她不是一个电影“明星”， 更不是一个像某诗人所说的，沉醉于舞场的上海明星。要不然，她怎么能喊 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而毅然东渡日本去求学呢？
她到医院来看我，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抗战时，听说她去美国，在
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曾蒙罗斯福总统接见。1949 年以后，美国官方 不承认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她夫妇俩加入美国籍。他们不愿意，就 遭到拘留，最后是被驱逐出境，终于回到社会主义的祖国来。可是，两夫妇 回国没多久，谢和赓同志被诬为右派分子，流放到北大荒。王莹隐居在北京 郊区，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还改写她的自传体小说《宝姑》和《两种美国 人》。在十年浩劫中，她又被诬为美国特务，关进牢狱，负屈而死。解放以 后，有多少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为了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 领导，冲破各种阻挠，纷纷回到祖国。满以为从此英雄有用武之地，可以尽 其长技，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一份力，添一把火。谁知他们中间，大多数 人，在扩大反右和十年浩劫中，都蒙受无妄之灾，甚至断送了生命。像老舍、 傅雷和王莹之死，都使海外爱国人士，闻之寒心。宋人诗曰：“我本将心托 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三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对那时的极左政治，只好 吟此诗以为解嘲。
　　《宝姑》是王莹的自传，其实不能称为小说，因为没有故事结构。书中 记述的是她的前半生的生活，即自幼年到投奔上海这一段时期。书的英文本 早已出版，这个中文本是归国后改写的成果。洋洋四十余万字，我只在病床 上随便翻阅了数十页。她写封建旧家庭，写童养媳，写修道院，都很能传神， 文笔也很明朗、洁净，还是她青年时代写抒情小品那一支笔。在“五四”运
　　
动的影响之下，被关闭在封建社会里的女青年，怎样挣扎着投奔自由，追求 光明，《宝姑》是一本忠实的记录。我敢向现代青年读者推荐。至于我自己， 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作为她遗赠给我的一束鲜花。
1983 年 6 月 10 日在华东医院作

　　书籍是会提高人的，从野蛮到文明，从庸俗到崇高。??读书愈多，应 当愈富于睿智，愈具有眼光。

吴伯箫
（1960～1984）

散文家。山东莱芜人。著有散文集《羽书》、《烟尘集》、《出发集》、
《北极 星》、《吴伯箫散文选》等。

书


　　“神农的梦呓，只是咂咂嘴的声音。”这是日本什么人的一首俳句吧。 玩味起来是很有趣的。为什么梦呓只简单到咂咂嘴呢？原来神农是尝百草 的，天天在山野里采撷着，品味着，慢慢成了习惯了。而且那时候怕除了适 当的手势表情而外，也还没有确确实实能传达意思情感的语言啊。
　　语言还不一定有，文字就更是靠后的事了。所以远古的人曾必须结绳记 事。据说那方法是大事记大结，小事记小结的。一串一串结满了疙瘩的绳子 就是一部一部小小的历史了。但这种历史自己看或许是有用的，像搔到伤疤 就引起一段痛苦的回忆一样；交给别人呢，就要费些思量与揣测。譬如说， 有古物发掘家，从深深的地层里掘到了一段绳头的化石，麻缕的纤维还分明 可见呢，就算考古的学识极渊博，而又广征博引研究得极仔细吧，但也只能 说这是十万年前或百万年前的遗物，而不能知道那绳结记载的是一次渔猎还 是一个恋爱故事。因此，“洛出图”才成了周文王时候的神迹，而伏羲画八 卦，而苍颉造字，才成了值得万古讴歌的大事。原因是哪怕无论怎么简单呢， 它总算给了人以记录思想以传达感情的最初的符号啊！
　　拿这作根据，臂如说才有了史籀的大篆（姑且只说中国；书的故事，那 是有专书的），人们把字用刀刻在竹板上，用漆涂在木片上，用皮子穿起来， 于是有了像书一类的东西。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从字意解，那《易经》 怕就是用皮子穿着木板的玩艺。一部《易经》堆起来不会有小小一窑洞？不 容易啊！不然为什么古人著书总是那么寥寥数语，老子全部学说，不过《道 德经》五千言（字也）；而现在的人却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地“夸夸 其谈”呢。那是千千万万古人卜昼卜夜的劳绩，苦心焦虑的发明所积累的成 果。像蒙恬造笔啊，蔡伦造纸啊，像印刷术、活字版的发明啊，都是了不起 的。拿来糊糊窗户的一点纸，随便谈谈说说的一句话，都还不知道费过多少 人的心血和劳动才成功的呢，别的就不用说了。
有了书，才将古今距离的时间拉近了。“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
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从 这几句话我们看见了两千四百一十九年前一个名叫孔丘的老头子的形象和疲 惫倒霉的样子（读《孔子世家》）。有了书，才将地域的远近缩短了。在黄 土高原上我们能望见驶向冰岛的渔船和大海里汹涌的波涛（读《冰岛渔夫》）。 读但丁的《神曲》，一个在尘世的人可以认识天堂和地狱。读吴承恩的《西 游记》，一个最现实的人也能像孙猴子可以入地，腾空。书，什么不给你呢？ 足不出户，而卧游千山万水；素不相识，可以促膝谈心。给城市的人以乡村 的风光，给乡村的人以城市的豪华。年老的无妨读血气刚盛的人的冒险故事， 年轻的也可以学饱经世故的长者的经验。一代文豪高尔基说：“请爱好书本 吧，它将使你的生活容易化，它将友爱地帮助你了解感情、思想、事变的各 方面和复杂的混合。它将教你尊敬别人和你自己。它将带着对于世界和人类 的爱的感情，给予智慧和心灵以羽翼。”是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就算鸡犬之声相闻，生活过得相当舒适吧，但生了，死了，像春夏在风雨里 摇曳而一到秋冬就枯黄了的花草，有什么区别呢？最痛苦是有痛苦有快乐说 不出来的人，最痛苦是不能了解和不会了解别人的痛苦的人。有一个“笑话”， 说一个穷读书人娶了一个乡下姑娘做老婆，读书人总常常嫌他老婆不说话， 有一天夜里，他问她：“你怎么老不说话？”“说什么啊，不知道。”老婆

忸怩地回答了。“现有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好了。”读书人给她一种启示。 她想了半天说：“我饿得慌！”——这个“笑话”你听了如何？稍一涉想， 你会笑声里落下泪来的哩！因此，我读了《一个不识字的女人的故事》很受 感动。
　　书籍是会提高人的，从野蛮到文明，从庸俗到崇高。高尔基又曾这样说 过：“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小小的梯子，我向这上面爬着，从兽类到人类，走 到更好的理想的境地，到那种生活的憧憬的路上来了。”真是这样，读书愈 多，应当愈富于睿智，愈具有眼光。因为那样可以经验得多，见闻得广啊！ 小气的人该会大方一点，狭隘的人该会开旷一些。“学问就是力量！”有人 这样强调说过。自然，也还是有俗不可耐的读书人的，正像有博雅的文盲一 样。但原是博雅的人再多读一些好书呢，我想他会像纯钢之出于生铁，更近 乎炉火纯青了。因而有了黄庭坚“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有了梁高祖“三日不读谢玄晖诗，便觉口臭”那样的话。
　　真有读书有癖的人哩。法朗士就说过：他自己是一个图书馆的老鼠。他 的最大的幸福是在一本又一本地吞噬过许多书籍之后，发现吐着一点遥远的 世纪的芳香的奇妙的东西，发现任何人不曾注意到的东西（据卢那卡尔斯基：
《论法朗士》）。中国古时孔丘“发愤忘食”以至“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 至”。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怕就都是读书读上瘾来的人。“吾儿，久不 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这是归有光读书，项脊轩他祖母 对他说的话。为了这种情节，我就喜欢起老老实实读书的人来了——车胤把 萤火虫装在纱袋里照着读书，孙康在寒天里用雪光映着读书，还有家里寒苦 点不起灯把邻家的墙壁凿孔偷光的。“如负薪，如挂角”，这些刻苦嗜读的 故事被人不知几千次几万次地征引过，但好好地思索一下那情景，还是可以 发人深省的。
从俄国诗人舍甫琴科或高尔基的传记里，我们知道有农奴社会家僮读书
而挨鞭挞的事；但从虽然有鞭挞等待着，却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一天 做了十四小时的苦工之后，偷偷在僻静的柴仓里点起豆大的小灯读起书来的 那样的家僮，被梦也似的足迹牵引着，被看不见的人物慰藉着，你看得见那 苦孩子泪影中的微笑么？这精神将是一切成功的发端。所以在革命队伍里， 看见一个老伙夫皱了眉头学划阿拉伯字码，或一个十一岁的小鬼在琅琅上口 读《边区群众报》的时候，便每每令人起一番敬意起一番鼓励。身上看来穷 苦，灵魂却是富的。这比之有书读，能读书而不认真读的人是有很大差别的。 读书吧，从书里找认识世界、改革世界的东西吧。??富有真理的书是
万应的钥匙，什么幸福的门用它都可以打开。
1941 年 10 月 7 日晚，蓝家坪

　　知识分子离不开图书杂志，是书刊的主人，书刊是知识分子的资本，帮 助他建功立业，互为之用，相辅相成。

谢兴尧
（1906～ ）


　　四川射洪县人。著作有《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太平天国史事 论丛》等。
　　
读书有味聊忘老


　　知识分子离不开图书杂志，是书刊的主人，书刊是知识分子的资本，帮 助他建功立业，互为之用，相辅相成。日积月累，数量增多，经常翻阅，难 免损坏，久而久之，线装书开线，平装书脱皮。每架之上，新旧杂陈，长短 不齐，五尺之楼，别无长物，环顾周围，只是一大堆破烂，确乎是真正“寒 斋”：如古“陋室”。有人给我上一尊号，称为“破烂王”，我居之不怩， 并作了四句顺口溜：“图书已满架，破烂也称王，开卷即有益，何必事辉煌。” 所谓破烂，有一部分属历史文物，大部分属于研究的参考资料，每次搬 家，常把一时用不着的图书杂志捆存起来，置于廊下。因为这些书刊本身都 有一定价值，弃之可惜，留之麻烦，时间久了，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整理，任 风吹日晒，总觉得肉烂了在锅里。事物的机遇无常，说不定有一天还要找它， 如去年为寻找旧存的《说文解字》，就好不费事。近来要求美化环境，打扫 卫生，不能不把捆存的书刊加以清理淘汰，在破烂中见有旧讲义十数册，还 是六十年前之物，见之如对敌人，无限感触。都是在北京大学时期的课本， 其中有陈寅烙讲的史地，胡适之讲的哲学，钱玄同讲的音韵，章太炎讲的《论 语》等，这些旧讲义老课本，现在看来，虽不能视为文物，也足称是孤本，
回忆当年各名家的讲习情况，亦有足述者。
　　我是 1926 年在沙滩红楼上学念书， 1931 年毕业，同时入“北京大学 国学门研究所”进修。当时北大还是旧制，预科两年，本科四年，预科分为 甲乙两班，简称预甲、顶乙，预甲将来入理科，以数理化打基础，预乙将来 入文科法科，以国学文学作根底。我读预乙，主要课程有二，一是采取诸子 百家的学说编为《国学概论》，一是摘录《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书， 编为《文论集要》。其他还有诗选、词史等。选修科目有三理，即心理、伦 理、论理，后来我入史学系。四年本科，学习文史哲方面的课程，随着教授 的专长，进入专题研究的范畴，现在所存的几本旧讲义，均属于专题研究的 性质。
陈寅恪先生讲的《西北史地》，是典型的专题研究，他论述古代西北民
族的发展、迁徙、混同的经过，由地理环境的变迁形成风俗习惯。他特别讲 到中国史书上的大夏及大月氏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在地理方面涉及到古印 度、波斯、越南等地区。陈先生学通中西，他编写讲义的方法，除了引证中 国古史外，旁及《西域记》、佛经诸书，对于当代中外学者的研究著述，亦 予引证评论。于是，他把古今各方面的说法，加以综合，有同意的赞许，有 不同意的批判，他的讲课比较专门精深，非一般初年级学生所能理解接受。 陈先生身体很弱，高度近视，秋风一起，便穿着厚重的大马褂，坐着讲 书，有时反手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开课时听讲的约三四十人，满满一小屋人， 逐渐慢慢地消失，到最后只剩六七个人。其原因，一是他讲话声音很低，后 面的人听不见；二是他说话似江西口音，有些人听不懂；三是他所讲的问题 窄而深，如所讲大夏、大月氏及突厥、吐鲁番等，广征博引，听起来好像杂 乱无章，实则是围绕一个主题，寻根究底，不细心耐心听，是不能理会的。 他在清华大学，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你们去问陈先生，可
见学者们对他的推重。 胡适之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他编发的讲义题为《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
要》，他这份讲义确实是提要，一共三十八页（当时讲义都可订成线装书），

分十二讲。他定的中古时代，是从秦始皇到宋真宗，约计一千二百年。他认 为中古时代的特色，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同化，宗教的普遍。在时代上分 为两大段，第一阶段是古代思想的混合与演变，第二阶段是佛教思想的侵入。 全书十二讲中，前七讲设齐学、道家、儒家。齐学包括阴阳家、神仙家、道 家黄老派，多取材于《淮南子》、《吕氏春秋》及《礼记》、《汉书》等， 这是他的卓见。谈儒家经常要碰到今文学、古文学的问题，他说“汉朝所出 的经传，只有先出后出的次第，并没有两个对立的学派”，并引王国维的说 法，“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秦并天下统一文字，于是古文、籀文并废”。 他认为此说可信。他在讲学中特别推崇王充，用一个讲章的篇幅介绍，这是 胡先生的思想、观点和做学问的根源，王充《论衡》的思想核心，是“疾虚 妄”。“论衡者，论之平也”，对于世俗流传书籍，都要“订其真伪，辨其 虚实”，学问是证实后的知识，这正是胡先生实验哲学的根本。胡先生常说 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是主观的推测，求证是客观的验证，这是科学 的。讲义从第八章起用五讲的篇幅专讲佛教和禅学，过去的学者们谈佛学的 很多，真正看过佛经，懂得佛学的很少。胡先生因为讲哲学史，必然要涉及 佛学，他曾撰著过《佛教的禅法》及《禅学古史考》等，讲义中采取了日本 学者矢吹庆辉的论文及蒋维乔译的《中国佛教史》，引证了中外大量参考书 籍才作出佛教在中国的演变。看得出来，胡先生编著的这份讲义，是费了大 力气，下了大功夫完成的，是一本杰作。
有一年我在北大第三院（在北河沿骑河楼，靠近东华门）听胡先生作报
告，两个钟头下来，他穿的羽纱大褂，背全湿透，比之现在有电扇空调等现 代化设备，艰苦多了。
我毕业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教书，和胡先生做了近邻，他住后
门米粮库四号，是一座两层小洋楼，我住二号，每星期天上午顺便到他家拜 访请教，总是高朋满座，大都是各学校的教师和各机关的研究人员，客人们 随便接谈，有学术上的争论，有文化界的传闻，纯粹是一所毫无顾忌的群言 堂。当时的梁任公和胡先生都开门迎宾，贤者胸怀博大，愿意倾听别人的意 见。
所存讲义中，有一本钱玄同先生的《文字学音篇》。这门功课不大容易
学，不是深而是难。所谓训诂之学、语言文字音韵，在过去是热门，凡是搞 诗词歌赋的人，先得懂音韵，现在恐怕将沦为绝学了。钱先生的讲义分五章， 第一章讲纽与韵，讲双声叠韵。古称发音相同之字为“双声”，收音相同之 字为“叠韵”。细究起来，古今字音不同，南北方言各异，后来统一为国音 字典，较为简单明了。第二章广韵之纽韵，则是发音，有喉音、舌音、齿音、 唇音等，发音又分清浊。第三章反切，即是拼音，如公字、古红切，邦字、 博江切，乃古人解决乡音之用。在中古时代，有所谓“齐言”（即山东音） 和“楚辞”（即湖南湖北音）之分，语言不通，则以反切文字解达之。第四 章三代古音，讲阴声、阳声、入声，而入声最难。第五章注音字母，成为现 代读书的工具，讲义从学理上说明。全书常引清人钱大听及其老师章太炎、 师兄黄侃（字季刚、太炎大弟子）的说法，在音韵学中，不失为一家之言， 现在研究这门课的人，可能太少了。
　　钱先生精力充沛，声音宏亮，说话有点口吃，在讲台上他常说还?? 还??还（读如孩）有一个字。在教员休息室，其他先生下课后都有点疲倦， 静静坐着，抽烟喝茶，他还有余热高谈阔论，声震四壁。他常穿一套学生服，
　　
数年之间，我没见他穿过长衫或西服。他离家住在孔德中学，有人说他很怪， 独自一人逛公园，不和别人打招呼。
　　大约在 1930 年前后，北京大学等校迎请章太炎先生北来讲学，我在北大 参加听讲，由北京大学出版组用毛边纸大字铅印的讲义，加以句读，讲题是
《广论语骈枝》。时先生已六十多岁，每次出台穿着长袍马褂，由四五个人 陪同，其中一人手持长城牌香烟一筒，但先生讲书时，从未抽烟。长方形的 大教室，坐满听众，均系当时北京大专院校教师，先生年老，声音不大，坐 在中排后排的即听不见，先生余杭乡音，即在前排亦听不懂，由魏建功当助 教，任翻译。先生按《论语》二十篇次序讲述，详略不一，每次约讲一两小 时。先生讲经，博大精新，总的精神概念，似与汉宋两代经学家对话商榷。 在经书中许多方面因语言文字、制度礼仪，古今不同，不能理解的条款很多， 经学家目的就在注释经义，正如韩愈在《师说》中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先生讲的《乡党篇》最为精辟，原文是“康子馈药，拜而受 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注谓“受馈之礼，必先尝而谢之，孔子未达其药 之故，不敢先尝。”古今学者对这条多表质疑，因为古礼，凡朋友馈赠食物， 必先尝后谢，药虽与食物不同，然而朋友送药，总是善意关怀，决不会是毒 品，主人似不能说，我不明药性，不敢乱服，只好拜而受之。章先生解释达 是打针，引《左传》晋侯故事为证，按《春秋左传》卷二六、成公十年，“公 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 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章先生云“达者针也， 凡病，有先施针然后可用药者，如《伤寒论》桂枝汤即其一例。孔子病未施 针，故不敢尝药，针后自可尝，故仍拜受不辞”。这一下就解释通了。解经 是注疏中一大难题，不能附会，不能曲解，必须说通，方能服人。讲义中有 两处附太炎弟子钱玄同、吴承仕的案语补充，颇似春秋经传。
我有幸赶上听太炎先生讲学，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本讲义，散发不广，
六十年前的学习课本，现在觉得更应该保存。以上这些讲义内涵，现在看来 或已过时，然而学术不能脱离时代，30 年代的学术思想，一方面仍继承乾嘉 朴学的遗绪，另一方面则受西洋科学的影响，在研究问题和治学观点上，提 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摆脱了旧的范围，引出了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新风气。 这儿种讲义，正代表了当时的学派思潮，以科学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引起学术界极大重视，这是时代的进步带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我在北大时，住理科宿舍“西斋”，在马神庙西口内，离沙滩很近，每
天到红楼听课，达六年之久。而今老矣，常过其地，不免伫立徘徊，默计沧 桑，上课钟声犹宏亮萦耳，感岁月已逝，愧学业无成，抚摩旧册，缅怀前辈， 往迹如烟，曷胜惆怅。 1982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 传略》属我撰写自传，传中附打油诗一首，抄录于此，聊作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