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条求知的“捷径”。只要是真正懂得了读书的意义（目的）和 方法（手段），读书毕竟是得到学问和增长知识的好方法。

廖沫沙
　　　　　（1907～1991）

湖南长沙人。主要作品有《鹿马集》、《分阴集》等。

我的读书方法


　　假如说，自己随意看香书，不拘时间地点，只要有空闲就拿起书本来看 看，完全是由于习惯与嗜好，而不是由于被动与强迫的看书，这也算是“读 书”的话，那么我可以说我已经读了三十几年书了。在学识上我虽然毫无成 就，没有专长，但是三十几年来离开书本的时候却很少。
　　既然三十几年不曾离开书本，为什么在学问上没有成就呢？ 这要队两方 面来作说明，第一，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中小学校时代，是好读书的时代， 但是不懂得读书；在大学时代，刚刚读出一点门道，但已经不容我多读书便 完结了；到了成年，进入社会，真正懂得读书了，但是没有好好读的机会。
——所以我没有可能在一种专门的学问上作深入的研讨。第二，也是根据我 自己的体验，书本是学问和知识的一个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只有实际 的生活，才是学问知识的最先和根本的来源，书本不过是实际生活的学问与 知识的反映和记录而已。一个人要在学问上有成就，在知识上有增进，单靠 书本是不够的。我可以说，学问知识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的全部人生过程， 都是他学习的过程；以有涯之生，治无涯之学，哪里能谈得到学问有成就， 知识已满足呢？我们说某人有学问，某人的知识高，不过是一个“比较”而
已。
　　但是我们能够说，学问无穷尽，知识无止境，而书本并不是学问与知识 惟一的来源，因此就没有读书的必要了吗？不可能的。
学问与知识是在客观的现实生活当中，而我们一个人的生活范围，却受
到时间空间和个人环境与条件的限制，前人所经历的生活和从生活中所得到 的知识，我们倘使不读书本，固然无从得到；就是同时代的人所经历的生活 和所得到的知识，由于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与条件的不同，我们倘使不 经过书本，也是无从得到的。能够代替实际的经验和补足时间空间环境和条 件的缺陷的，就是书本。——所以读书是一条求知的“捷径”。只要是真正 懂得了读书的意义（目的）和方法（手段），读书毕竟是得到学问和增长知 识的好方法。
那么，书怎么个读法呢？怎样读书，才能得到学问和增长知识呢？换言
之，什么是最好的读书方法呢？ 要全面的正确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很为难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环境
和条件，我的读书环境和条件，与别人就不一定相同。譬如有的人是在学校
里受学，而另外的人是有职业有工作的，还有一些人是以搬书本为职业（例 如教授和著作家）。这些不同的环境和不同条件的人，读书的方法自然也不 能相同。还有，即使环境和条件是相差不多的，但是各人的知识基础、研究 兴趣和读书习惯，无论如何是不能一样的。这些情形既不一样，怎么能够说 某一种读书方法就是最好的读书方法呢？
　　不过这并不是说读书是没有方法或不能有方法的。前人读书，留下许多 读书的方法，可以作我们的参考；同代的人，例如朋友、同学、先生也有许 多读书的方法，可以作我们的参考。他们读了书，并且从读书中得到学问， 增长了知识，就可见他们一定有一种最好的读书方法，帮助他得到这些收获； 各人的环境、条件、基础、兴趣、习惯虽不一样，但是在许许多多的读书方 法中，我们可以参考、比较、选择，更可以综合采取一种最能适合我们自己 的方法，加上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努力，归纳出我们自己的一种读书方法来。
　　
　　读书是一定要有方法的，凡事都要有方法才能做得好，做得有效果；有 方法可以事半功倍，没有方法就必致事倍功半。所以耕田的有耕田的方法， 做工的有做工的方法。没有方法的瞎闯蛮干，不仅事倍功半，有时简直不能 达到目的。
　　读书有没有好的方法呢？有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死方法，而是要看情 形，看条件，经过自己的体验和选择，来不断创造的一种方法。
　　以我自己来说，我当然不是一个学问已有成就的最“快活”的人；反过 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忻。所以，做神仙 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还是个初满月的小孩。 但是这种“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广异记》载崔参军捉 狐妖，“以桃枝决五下”，长孙无忌说罚得太轻，崔答：“五下是人间五百 下，殊非小刑。”可见卖老祝寿等等，在地上最为相宜，而刑罚呢，应该到 天上去受。
　　“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 过的决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 地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加添了迅速，增进了油滑。像浮士 德那样，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罢！你太美了！” 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 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课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 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这里， 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
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 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度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 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本不会享到快 乐。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在那里—
—谢上帝，也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
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门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 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然痛苦，却并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 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假使猪真知道快活， 那末猪和苏格拉底也相去也无几了。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 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 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 上的物质刺激。小孩子初生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的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 活，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缘故是小孩子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 沌的星云状态。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 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 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 将离别时的筵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 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 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 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的目的，依照这个范围去选择书籍刊物，从

这个学科或问题的基础知识了解起，顺着程序，把问题一层一层扩展开去， 深入的研究。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研究的范围是什么，其他的一切书都不看。世界 上的每一事物都是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的，因此世界上的每一种学科也都与 另外的学科密切有关；甚至还有许多学科，是由许多学科综合而成。譬如医 学，就是生物、生理、化学、心理、社会??等无数科学的综合科学。所以 我们不能为一种专门学科所局限，只看一种书，不看别种书。我们的阅读范 围愈广，触类旁通的机会愈多，而我们读书的效益也就愈大。我们定出一个 读书的目的，并不是叫我们局限在小范围之中，而是叫我们作集中的研究而 已。
　　有了读书的目的，倘没有读书的计划，还是不好的。所谓“计划”，是 包括读书的时间、地点、进度以及对于这一专门学科或问题的划分先后缓急， 以定出的研究程序。
　　假如有可能，我们能够定出一个完整的计划来阅读某一学科或研究某一 问题的书籍，这当然是最好的。不过这样计划，必须根据我们的环境和条件 才有可能实现。我们读书的时间和地点不一定能由我们自己支配，而我们所 需要的书籍材料，又往往受财力和环境的限制，一个完整而不受阻碍的计划 是不可能的。但是读书与学习是一件长期的事，前面说过，我们的一生都是 在学习，所以我们只要有一个大体的计划，也就可以用时间来补足一切的缺 憾和阻力。
所谓有目的的读书，并不是“绝对的”。“目的”不过是一个方针，一
个范围而已，读书真正的最后的目的，还是在生活的实践。某些科学虽也分 “理论”与“应用”两类，但是这并不是最后的界线，并且任何科学知识， 归根结底，还是在帮助我们人类来认识现实和改进现实的，否则我们就不需 要去研究它，它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所以，读书方法的第三个问题，是怎样使读书和实践相结合。也只有与
实践相结合，读书也才会发生不可想象的效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 详细的讨论吧。

　　事实上，启发式固然重要，便死记硬背在童年学习中也不能缺少。通过 死记硬背贮存在大脑中的知识信息一时可能无用，但随着年龄增长和理解力 加强，便会在各种知识的联系、综合中发挥作用。

严北溟
（1907～ ）


　　湖南湘潭人。历任《浙江日报》社社长，上海光华大学、上海法学院、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社联哲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孔子的哲学思想》、《辩 证唯物主义与经济规律》、《儒道佛思想论》等。
　　
一点青灯伴读书


　　生活中有些事虽小，却使人难以忘怀。1968 年冬，我被横加罪名关进上 海思南路的一个看守所。狭小的监房里，经常席地坐着两人至四人，拥挤郁 闷，度日如年。我那打发时光的有效办法，便是像老僧入定似地默默吟诵古 人诗词名作，通过形象思维，使心境与诗境融合为一，便有顿忘身在何处之 感。终日对面的一位难友，同样受政治迫害，也是古典文学的爱好者，他见 我嘴唇微微翕动，自得其乐，不觉发生兴趣，便向我求教一些他未曾读过的 名诗佳句。每背熟一首，他就偷偷把诗首两字记在草纸上，反复欣赏。半年 过去了，积少成多，他竟能重新背得五六百首旧诗来。一次他问我：“你肚 子里究竟还有多少诗！”我笑答：“照这样进度，大概还能同你再蹲两年班 房。”遗憾的是，不久我就先被释放了。临别前他动情地说：“亏得你的好 记忆力，我这半年牢没有白坐。”
　　在此，我倒不是有意炫耀自己的记忆力；我只是想谈点个人粗浅的体验， 即艰苦的境遇怎样培养和训练一个人的大脑智能，突出地表现在知识的记忆 存储上。当然，说来也很惭愧；在旧社会，贫穷剥夺了我青少年时代受正规 学校教育的机会，我并没有读过任何小学、中学、大学，一生和正式学校文 凭无缘，我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刻苦自学的崎岖道路。
我的童年充满了凄凉和孤苦。 1907 年，我出生在湖南湘潭县城对面的
杨梅洲。母亲生过六个儿女，四个殇亡，只有我和大姐侥幸存活。我家祖辈 都是贫苦农民，唯独父亲鹤云一人自幼聪颖，耕耘之余，苦攻诗书，二十余 岁便连中秀才、举人，1895 年进京会试，曾参加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 父亲性喜豪饮高咏，广结交游，郭人漳、赵声、黄兴、杨度、齐璜、龚心湛 等人都是他早年朋友。当我周岁那年，即 1908 年 12 月，黄兴在广西钦廉上 思发动起义，事先想策动钦廉道尹兼新军统领郭人漳内应。郭佯与周旋，暗 中却准备逮捕告密，以邀功赏。父亲时佐幕府，却违反郭意，乘机放走黄兴， 致与郭发生龃龉，并因此悒郁不欢，不久竟患疟疠死去。父亲一生清廉，身 后萧条，除几箱书籍衣物，未留下半亩田地，一间房屋。可怜寡母孤儿只能 投奔远乡堆子山一个宾姓的姐大家中，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从谙事的时候起，我受到的就是地主富儿们的欺凌。郁郁寡欢的生活却
使我很早就对先父遗下的那几大箱线装古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五岁那年， 母亲节衣缩食，将我送进离家不远的一家私塾开始发蒙。从这到十二岁的七 年间，我先后换读三所私塾，塾师水平既后来居上，我也愈以成绩优秀异于 群儿，渐渐地，私塾所教的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之类已不 能满足我的胃口。幸运的是，我有父亲留下的那几大箱藏书，对我来说，简 直就是一个“涵芬楼”。这里既有部分先秦诸子、《十三经注疏》、《史记》、
《汉书》，也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还有唐 宋名家诗词选本，以及少数近代著作，如《庸书》、《校邠庐抗议》、《盛 世危言》，类书则有《子史精华》、《增广策府》等。这些都是在乡间不可 多得的书林瑰宝、知识渊府，为我打开了无比广袤的天地。我翻呵，读呵，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终日手不释卷；但家里无钱买油，到了夜晚总是灯光不 继。好在姐丈家邻居经常聚赌打牌，两盏美孚油灯照得通明。我场场必到， 搬只小凳蹲在门槛或桌角看书。看得入迷，屋内吵闹全然不顾。有一次赌徒 们输钱相殴，直到有人逃出门槛，踏在我身上几乎绊了一跤，我才如梦初醒。

那时候我只是为了借光读书，没有想到这种噪声锻炼还使我受益不浅，以后 但用脑或写东西，环境清静固然好，即便嘈杂不堪，也不能使我注意力分散。 除了经史诗文，先父还留下不少碑帖、书法真迹。当中我最爱右军、怀 素草书，大而一套《淳化阁帖》，小而一部《草字汇》，都够我常日悉心揣 摩研习的。没钱买纸，我就端一碗水到宾姓祠堂的大厅前，伏在冰冷的青石 阶地上挥毫练字。冬日寒风凛冽，写在石板上的水迹即刻冻成薄冰。我手背 红肿，仍不停地练呵练呵，至今我书写小楷也还能悬手运笔的功底，恐怕就
是当时练就的。 七年的私塾生涯，我主要依靠自学，习读了各种经史诗文。当时学习所
热衷致力的，一是贪多务得，二是烂熟于心。所谓贪多务得，便是拿到书就 硬着头皮死啃，从佶屈聱牙的《尚书》、《周易》到绚丽多彩的唐宋诗词， 无不终日捧诵，一有所得，欣然忘返。当时我这样做，是因为穷乡僻壤无良 师指导，只有见书便翻，摸索前进，虽不免走些弯路，但现在感到也有好处。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特点是熔文、史、哲为一炉，由于广泛阅读，便可避免 知识结构的单一；同时多方涉猎有关古代历史文化的各方面，再向某一学科 专攻，也大可取得全面联系和重点突破的功效。当然，贪多务得倘不能熟记 于心，则还得贪多不得。而烂熟于心，则依靠反复背诵，务求甚解。常有人 反对师塾式的死记硬背，把它归之为一种“笨拙的教学方法”。事实上，启 发式固然重要，便死记硬背在童年学习中也不能缺少。通过死记硬背贮存在 大脑中的知识信息一时可能无用，但随着年龄增长和理解力加强，便会在各 种知识的联系、综合中发挥作用。中国素有“博闻强志”的传统，而西方也 有“你记住多少，就知道多少”的谚语。“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充分 利用少年时代较强的机械记忆力确很重要。特别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来 说，往往需要长期甚至毕生的努力方能见成效，而其间记忆力的好坏尤关重 要。因为人过中年，近期记忆逐渐衰弱，而远期记忆仍然保持，故对往事印 象深刻，这时候就有赖于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储存了。青少年时期记忆越富， 则中老年时期做学问就越得其便。现在有不少知识青年很注意搜集和储存资 料，有的甚至做了上百万字的卡片。个别同学曾问及我这方面的经验。我告 诉他门：“最有效的仓库不是卡片箱，而是自己的大脑。卡片再多，不去记 住，又有何用？”我青少年自学时卡片做得不多，但写下一张，就务求熟记 一张。人脑的信息储存量可以是惊人的，而记忆力的优劣也完全能依靠后天 的训练。据专家研究，经过刻苦训练，人的记忆可以增强三到五倍。童年时 通过死记硬背所培养起来的记忆力，使后来受用不浅，是我在贫苦自学途中 体验最深的一点。
　　当我十三岁那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新思潮也波及 到我所生活的湖南乡村。我开始不满足于陈旧的古文经史，为追求新学知识， 我只身离家，在湘潭和长沙先后就读三所私办的英数理化补习学校，每每以 成绩优异而越级卒业。
　　记得十四岁时曾参加湘潭益智学校论文比赛，我自拟题目《论孔子在新 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繁征博引，洋洋万言，获得第一名奖。文章内容，针 对“五四”运动后一种全盘否定孔孟学说的倾向，通过分析论证，大意谓孔 子思想构成了中国几千年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应该把历代 君王利用孔学统治术同孔学本身的思想价值区别开来，未可一概接受，也不 应全盘否定。其时我不曾学过唯物史观，因此文章中还有模糊观点，比如将
　　
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拿来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我一开始就注意把过去所学的经史古文等旧学知识同新 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历史的总体角度去考查和评价某个思想家和各种 文化现象。想不到十四岁时的这篇处女作，却已暗示出我今后治学的倾向了。 在长沙协均学校补习部，我时常为《协均周刊》撰文。主编是中学部的
史地教师杨东莼先生，他很为赞赏，同我商榷问题，结为文友。 在广雅补习学校我被选为学生会评议长，时左权同志与我同班，也担任
学生会一名总干事，每有学潮，积极参加。 1923 年夏，长沙发生日舰水兵 打死中国人的“六一惨案”，我们带领广雅学生随示威队伍包围省长赵恒惕 官邸，迫使他出来接受抗议。也是在这一次运动中，我认识了郭亮同志。以 后很多次，我挤进广场人群听过毛泽东、夏曦等同志的讲演，这一切都在我 思想深处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当我十七岁从广雅补校越级毕业时，家中已无钱供我继续升学，为谋生 糊口，奉养贫病寡母，我被迫含泪弃学了。适逢湖南邮号管理局招考邮务员， 虽要求极高，须年满二十岁，持有大学文凭，但应考者仍人头济济。我可说 一个条件也不符合，但经教师极力推荐，获准跟随百多名大学毕业生参加了 几场考试。英数史地成绩合格，突出的是一篇论文《屈原贾谊合论》，备受 赞赏，想不到我竟以第二名被破格录取了。
那时的邮政和海关一样，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我虽年纪轻轻
就跻入高级职员行列，拿到了不少人歆羡的“铁饭碗”，但我看不惯也不屑 于去做对洋上司那副阿谀奉承的丑态。唯一好处是，月薪银洋近百元，我可 以大量购买各类新旧书籍，从自然科学到哲学社会科学都急不暇择地给予广 泛的涉猎。工作之余，我全部身心可说都扑在书堆里进行着不知疲倦地阅读 和钻研。这样时间有两年多，而一旦发现和接触到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同 志早期活动的产物），我的兴趣又开始转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烈地吸引 着我，凡所有这类书籍，都千方百计弄来研读。
为了系统化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制订了一个较详的研习规划，目
的是“特别注重根据唯物史观之见解以观察分析解释一切现象”，并使“零 碎纷乱的知识化为有系统而完备之知识”。想当初真还有些雄心勃勃，光研 究范围仅社会科学和现代革命两项就包括十七个科目，对研究科目的主次顺 序、占用时间以及具体的方法部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所学内容太多，为避免 精力分散，我采用“主攻击”的办法，并有三个“不做”，即大纲上没有计 划的事不做，一件事未了其他事不做，今天的事不放到明天做。除了对每一 本重点阅读的著作细细做下笔记外，我又发挥童年就养成习惯的死记硬背， 口袋里装满卡片，随时摸出来背诵一段。早起和临睡，我都用一个小时去默 诵当天所学的要义。有时我把小册子偷偷带到写字间，用账本公文盖住，趁 洋大班不注意，就读上几页。回想当时读书真有一种“恐鹈鹕之先鸣”的紧 迫感，可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然而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眼界大开，它使我清算了自己过去那些幼 稚模糊的学术观点，将已有的新旧知识综合化、系统化。我似乎爬上了座高 峰，居高临下地观察历史和国故，深深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才是 最科学的治学武器；而“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守死善道、积极用世的 思想，则可说我是从小就在书本里受过影响的。正是这样， 1927 年大革命 的狂潮终于把我卷入时代激流的漩涡。
　　
　　“书呆子”的一生，做学问愧无成就，但自问酷爱读书学习这一点，却 至老未变。有时回忆起当年“荒村十里鸣蛙夜，一点青灯伴读书”的艰苦自 学的情景，仿佛仍在眼前。在此社会主义的大好时代，又怎能不更加激励我 为祖国四化贡献衰年的决心呢？
1982 年 3 月 12 日

　　舍是不易的事，自然无执才可以无舍，然而无执岂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 所能办到的。

徐 訏
（1908～1980）


　　浙江慈溪人。 1931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攻读该校心理学研究 生。1936 年赴巴黎大学攻读哲学，获博士学位。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 诗歌、话剧和散文。有《徐訏全集》（1～15）行世。
　　
书籍与我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三国演义》一类的小说，后来又看一些林译小 说；但到了中学，我对于阅读就已绝缘，那时候好像大部分人都以为中国之 疲弱是因为科学不发达与工业落后，我们的中学就遵循着这个口号，要学生 致力于数、理、化，上课以外，我们忙于做数学与物理的习题，再没有其他 看书的时间，我记得我那时候连报纸都很少看，学校以外的事情，真是什么 也不知道。
　　像这样的学生，考大学倒是很占便宜，可是进了大学，才知道天高地厚， 各种学问，竟连听都没有听见过。那时候知识欲非常旺盛，好胜心很强，于 是开始一个长长的时期狼吞虎咽的阅读，不知怎么，以后我对于书籍就开始 迷恋，诸凡读过的书固然都想保存，听到翻到的书也想占有，预备将来慢慢 来读。最神经病的，就是对于许多著作都想读原文，我后来在学校里想学过 许多文字——如德文、日文、俄文、法文，自然一样都没有学好，但是我竟 预先的想有我看过的中英文译文的原著，以为我慢慢地可以对照着读，而逛 旧书摊也变成我那时候唯一的消遣。
　　我是一个穷学生，现在真后悔我把有限的钱不用于吃而用于买书，自然 那时候买的书并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但是有一批教授指定的参考书，则都是 我从日本转订来的新书。这些书我实际读了的不过四分之一，等我大学毕业， 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把房子让给一个朋友住，我的书就存在房间里请他照顾， 准知我过了一个暑假回去的时候，他竟把我值钱的书都拿去卖了。
我当时非常伤心，很想再补购我失去的书，但是那些书靠长时期一本一
本买进来，现在要一下子补充，自然是没有这个力量。而在我以后留北平的 时期，兴趣与环境都有转移，我的逛旧书店习惯未变，随时还是在买想读的 书，因此再无力去补购过。
我不知道那时候怎么有一种想法，以为我是以北平为第二故乡的，我于
再离开北平的时候，把这些书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再没想到我就此一直没有 机会回去。那位朋友的房子原是他们自己的，可是多年以后，他们连北平的 房子都卖掉了，我自然也无法知道我这些书的下落。
此后有一个时期，我对于买书的兴趣不多，但陆续也积了一个书架。以
后我去欧洲，虽然是穷，总也节衣缩食，带了两箱子书回国。这时期我在上 海，很苦闷也很无聊，每天在家，就以阅读消遣，这又开始我逛书店的习惯， 我相信我的收入的一半又都换了书籍。
　　抗战时期，我离开上海，我的书又寄存在戚友家，以后我到重庆，到美 国，又积了不少的书。胜利后，我重回上海，我把我前存的书籍同我新带回 的书汇集一起，我把这些书都带到我的故乡，那是江南的一个乡下，那里还 有我父亲的许多书籍，我曾经作过粗粗地整理，以为此后随时都可以回去读 读书。其实，当时主要原因是上海房子很贵，我一个光身还有办法，而这许 多书，则就决不是一间小房间可以放下的。没有想到存到故乡以后，这些书 再也无法同我见面了。
　　一个人的癖好往往是一种累赘；环境尤其是最大的条件。爱好书籍就还 需有放书的地方，没有地方，书籍的享受是不可能的。在这动乱的社会中， 一个人既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身外的恋执实在是一种苦事。
我因此想到周作人“落水”的原因，他之所以不离开北平，实在也正是

他不想离开他安居几十年的家，而主要的想也是他“苦茶庵”里多年收集的 心爱书籍。可是外物还是外物，在胜利后，他到了苏州狱中时，他的书籍也 都已散失了。
　　人在这个世上，都有所“执”，佛所教我们的是“无执”。但是人而无 执，这短短数十年也就更加空虚。想到人生的无常，能“执”也应该准备能 “舍”。“舍”是一种英雄的行为，对于我们这种凡人是不容易的。这因为 “执”是一种累积的得，“舍”则是一种突兀的失。
　　到香港后，我发誓不再买书，但是零零碎碎的廉价版的书还是买了不少， 不过我是准备着一种“舍”心，觉得随时都可以抛却，但奇怪的，是有时候 想到一本书而忽然找不到的时候，心里还是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与想到我家 中的存书而不舒服虽是不同，但是同是一种可怜的“执”。
　　我有一个朋友，一个人住在香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太太接来；他说 他夫人一来，家里的房子就没人看了。那么房子是他自己的么？不，是租的。 房子既然是租的，他把太太接来，房子岂不就可退掉。他说因为那房子里保 存着他几十年收藏的书画。这个朋友的心境我是完全了解的，但是再仔细想 一想，所为收藏的书画与家的存在究竟在哪里呢？除了他心里相信以外，实 在很少根据。他既然在这里，这个家对他只是两个月一封信的联系。假如把 这些书画卖掉了，房子退了，他太太来此与他团聚，只要他能相信他的书画 与家还是同样地好好存在着，这不是一样可以安慰自己么？像现在这样，他 一个人在这里，他固然并没有他心爱的书画，也没有心爱的太太。如果能有 “舍”心那至少可以与太太团聚。老实说，他自己既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 家，也更不知道他回家时是否还能“书画依旧”。而竟执此难舍，这也竟是 书生共同的一种弱点。
在我，对于书籍的恋执，也只是“执”的一种，书籍以外， 我还有许多
恋恋难舍之“执”，如对于故乡，对于旧游之地，对于久违的亲人，对于已 逝的爱，甚至对于已失的赠物，每一想起，我都感痛苦与恋念。有时候想想， 觉得这些“执”才是有我的生命，如果“无执”，也许我的生命也就不存在 了。这因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执”是生命，除非一个人对于生命可以随时准 备“舍”，对于其他可以无“执”，否则，一切的“执”也都是对生命的恋
执。
　　谈到书，我现在正看到大陆出版的很多可爱的重印的书籍， 与复制的 画，对于我这种有“执”的人，有时不免跃跃想买。可是我真不了解在大陆 的知识分子也会有人想去买它。因为用无产阶级观点来看，爱收藏这些书画， 实际上还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欲，或者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似早应该肃 清与扫绝才对。作为进步分子，对生命都应该无所执恋，怎么还有什么心情 去收藏书画呢？如果一个人对于精印的书画都还会恋执，那么对于人间的温 暖，传统的情感怎么能“舍”呢？
　　舍是不易的事，自然无执才可以无舍，然而无执岂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 所能办到的。我对于书籍恋执，不过是我千万恋执之一，其因此而生的痛苦， 实际上也只是我生活上因对其他的恋执所生的痛苦的千万分之一，这也可见 我们这种凡夫俗子，短短的一生该有多少的痛苦了。
　　
伤痕文学是应该存在的，但不应该加上引号。

陈白尘
（1908～1994）


　　作家。原名陈征鸿，笔名墨沙、江浩等。江苏淮阴人。1928 年毕业于南 国艺术学院。1925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漩涡》、《罪恶的花》、
《归来》，短篇小说集《曼陀罗集》、《小魏的江山》，剧作《石达开末路》、
《金田村》、《卢沟桥之战》、《大地回春》，讽刺剧集《美国奇遇》，散 文集《云梦断忆》等。

云梦断忆


　　今年 9 月 1 日起，我和刘宾雁同志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 主持人聂华等女士和她的顾问保罗·安格尔先生之邀，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国 际作家盛会。出发之前，我顾名思义，打算来美国以后，可以安静地写出一 本剧本来。《剧本》月刊的主编凤子同志早在两三年前就“将”过我一“军”： “你为什么不写一部现代题材的戏？是怕犯错误么？”我这人是不服输的， 便说：“我怕什么？不死，一定写！”但海口不可乱夸。1981 年改编了《阿
Q 正传》，混过去了；这 1982 年该写了吧，何况到美国后可以排除许多干扰， 不写何待？可是为了出国，从春天起就忙于事务上的准备，对剧本无暇顾及， 连个题材都没有考虑好。行前改变主意，还是写《太平天国三部曲》中的一 部，即改写关于石达开的故事吧。因为我在 1936 年初写的《石达开的末路》 在“文革”中被判为“反共”之作，而且说我是“反共老手，是“蒋介石的 御用文人”。改写它，可以自我平反。但是写它要携带大批资料，又不可能。 到美国以后，才知道这三个月中在爱荷华只有七十八天，另外时间要去东、 西海岸游览。
　　而我在这七十八天中又两去芝加哥，一去洛杉矶，费了半个多月时间。 而在爱荷华也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的，难于安定下来。于是改变 计划，写点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吧。说到回忆录，我又犯难。北京出版的《新 文学史料》，原是本好刊物，我起初很爱它，比如茅盾同志的回忆，单作为 史料来读，就获益非浅！但是近来写的人多起来了，鱼龙混杂，也有不少弊 病，这从每期都有许多“更正”可知。但还有许多无法更正的，就难办了。 比如，有人借名人以自重，说郭老、茅公对他如何如何，或说周总理生前多 次召见他，或说几次看过他的戏等等，都是死无对证的事。又有人自称与“左 联”的关系如何如何，或称对地下党干过什么什么，也都无以查对；有些深 知内情者，又不愿公开揭露，以伤和气。这就使“史料”成为某种宣传品， 害人不浅！自然，我并不是指《新文学史料》而言，目前各地刊物也大量网 罗此类稿件，编者不明真相，又无从查对，往往受骗。至于记忆不清，把时 间、地点、人物都搞错的，就无法一一去加以更正了。因此，对这一类回忆 录，我可未敢趋时。最后，只好缩小范围，缩短时间，想写点十年动乱中的 见闻。我过去是不写日记的，但从被揪回北京之日起，不知由于什么念头， 却偷偷写下极为简单的日记，这只有自己懂的、极为简略的文字，到 1973 年因病返回南京以后，才用半年多的时间一一整理出来，写成七本日记，大 致一年一本。但是这日记自然没有带出国，要想回忆整个“文革”旧事，也 很难。于是又缩小范围，只写点我的干校生活吧。因为这段经历印象较深， 感受较切，而且不写全貌，只写几段难忘的人与事，可以不需日记来查对了。 因此名为“断忆”。但由于信手写来，有时把在北京“牛棚”中事也扯进去 了，并不限于云梦旧事。至于“云梦”的来历，已在第一篇中解释过了，不
赘。
　　从 9 月 6 日到 11 月 10 日，断断续续，共写了八篇“断忆”。想再续写 下去，实不可能，因为 19 日去东海岸的飞机票都已定妥，势难更改。此后去 纽约、波士顿、华盛顿七个城市，12 月 15 日重返爱荷华休息，才有机会重 读一遍初稿。读后觉得颇有再说几句的必要。
1978 年起，中国文学界冲破“四人帮”所设的桎梏，出现了蓬蓬勃勃的

气象，产生了大量中青年作家，发表了无数优秀作品。但为时不久，有些评 论家发言了，说这都是“伤痕文学”，实不足取。自然，少数作品，专写丑 恶和鲜血淋淋的事件，是不足取的，但一概以“伤痕文学”视之，并不公平。 十年动乱中，国家和人民都遭受巨大的创伤，除少数宠儿之外，谁不在心灵 或肉体上伤痕累累？文学艺术如果不反映这些伤痕，那才是咄咄怪事！难道 说，一个作家可以把十年动乱一笔勾销，而专事歌颂什么“一举”的功绩么？ 伤痕文学不是不该写，而是写得不够：我们还没有反映十年动乱的深刻而伟 大的作品出现！不把造成十年动乱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深挖出来，我们这 社会主义社会要前进，四个现代化要实现，那是缘木求鱼！所以伤痕文学是 应该存在的，但不应该加上引号。
　　自然，加引号或不加引号的伤痕文学这四个字，如今没人提及了，这是 个进步。因为我们的作家走向深刻了，但伟大的作品还有待出现。
　　我所以要说这么一些老生常谈，自然是为自己这篇“断忆”开脱。因为 重读之后，颇怕有人说：“伤痕文学”又来了！我不否认，我在这里边，是 又触动十年动乱某些伤痛之处的。不过，我决没有在那些旧伤口上抹盐，倒 是企图涂上些止血剂的。是否做到，自不敢必。而且重读时颇感文笔有些油 滑之处，是极不该的。希望读者不要当它“一笑散”。一个作者的能力有限 读者想不至于以效果来逆推动机的，所以我只略加删削，便寄付编辑部了。 数日后又将去美国西海岸，事实上也无暇细改。如果我这些“断忆”，能为 未来出现的伟大作品提供一砖一瓦的素材，于愿足矣！
最后，我感谢聂华苓女士所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这组织，是它让我
得以写出这本小书。


作者 1982 年 12 月 17 日 记于美国爱荷华城五月花公寓

读书，要精读好书，又要广泛涉猎。

吴组缃
（1908～1994）


　　作家、教授。曾用笔名吴祖襄、寄谷、野松等。安徽泾县人。1929 年入 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并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西柳集》、《饭余集》 等，代表作有《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现出版有《吴 组缃小说散文集》、《吴组缃选集》。
　　
读《泽泻集》


　　周作人先生以小品散文著名，他的散文大别有两种：一种是谈文学艺术 的；一种是——无以名之，名之曰谈天，或“茶谈”。前者如《谈龙集》所 辑，后者如这本《泽泻集》所收。
　　《泽泻集》中连同序文共文章二十二篇，皆如一杯杯清茶。我的家乡也 是皖省的一个产茶之区，螺蛳谷中有个放牛荡，只茶树十余株，所产茶叶即 名“放牛郎”（“荡”字之讹），产量最少，视为希世珍品。茶细如牛毛， 饮时置十余条于盖碗中，（不用茶壶）煮山中岩泉冲之，色呈淡绿。不可满 口大喝，宜以舌唇沾之，一缕清淡淳朴的香味沁人肺脾，越舐咂越有回味， 稍停片刻，再沾第二口??此茶宜于花间和一二知己谈诗时对品，否则也应 该在陈设精雅的小客厅内与知己把谈时玩味之。故这茶一般人都不大喜好， 因为它既不能解渴，而味道又那么清淡，清淡到差不多没有味道（因为他们 无功夫静心细细玩味）。所以爱好它的只是乡中几个闲情逸致的老年人。我 用这茶来比拟《泽泻集》中的散文，不是粗略随便的，至于有人驳我说：“像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碰伤》、《吃烈士》、
《闲话四则》等篇，你也把来比作你们贵乡的放牛郎茶吗？”我回答说：“那 不过是水里偶而溅入稍些辣椒油或柠檬酸咖啡汁罢了，并不是放牛郎茶的本 色本香呀！”
周先生所持的艺术论是以康德与席勒所创，斯宾塞所修正的“游戏本能
说”为基础，日本本间久雄氏的《文学概论》中说文艺的目的是“使我们味 到生的有益的幸福感”，使我们不仅只是“苟活”，而且真正地享受“生活” 的深味。这正是周先生的文学观。《泽泻集》中随处可以找到此种态度的话， 可摘抄数段于下：
??为说诳而说的诳话，至少在艺术上面，没有是非之可言。??小孩的诳话，大 都是空想的表现，可以说是艺术的创造；??用了平常的材料，组成特异的事物，以自娱 乐。（《镜花缘》第 12 页）
??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故乡的野菜》第 30 页）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北京的茶食》第 38 页）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 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 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喝茶》第 42 页）


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 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 果腹了。（第 43 页）


　　这些警策的语句，谈的虽不全是文艺，但颇可移借附会来作他的艺术观 看。自《死法》、《心中》以前十四五篇大般都是属于此类的文章，是周先 生散文的代表作，好处在轻松自然，清淡有味。总之有如喝放牛郎茶，可以 使我们读者“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但周先生同时又是个
　　
人道主义者（这似乎与刚才所说的有点矛盾），《泽泻集》中未后五六篇文 章都是站在这人道主义的立场而写的，怨而不伤，辛而不十分酷辣、温柔、 冷静，也都是周先生的个性之反映。代表周先生其他一方面文章，但不是本 色。
　　《陶庵梦忆序》中有一句话说：“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 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 这话要拿来概括整个新文坛的散文，自然不对（如徐志摩先生的散文则的确 受西洋影响多，绝对不是文艺复兴的产物）；但拿来指周先生的文章却相当 地不错。周先生的文章里的趣味与情调大般是中国的；依我说，受明代的小 品文学影响独深，——尤其是公安竟陵两派。前几日读到明张大復的《梅花 草堂集》（曾有人说过，张大復是集公安竟陵两派之大成的一位小品文作家）， 集中的文章一种是谈文学艺术，一种是谈天，其趣味情调简直与周先生的文 章一般无二（清末清初一般雅逸士大夫的趣味原都是差不多的），所不同者
（社会经济背景不同），只彼时乃太平盛世，士大夫们可以回到山林幽静之 处完成其清雅之趣；而周先生则生在这风雨飘摇的末世之会，不得不在都市 中勉强过活，虽能在“苦雨斋”中偷享稍些清闲雅逸之趣，但究竟不能不有 点悲愁与辛酸之味了。
周先生的白话文影响国内散文颇大，细细揣摹，不外两种原素：一是文
言化，一是欧化，合起来便是周先生的白话文。
　　《泽泻集》中的文章都是我所十分爱好的，原因是我也有相当的闲暇与 兴致细品“放牛郎茶”。要是要我对此种可爱的文章下个客观的批评时（其 实批评二字有点僭分），我可以照抄本书《新中国的女子》中周先生自己的 一段话如下：


至于弹琴作画吟诗刺绣的小姐们，本来也是好的，不过那是天下太平时代的装饰品， 正如一个霁红花瓶，我决不想敲破他，不过不是像现在中国这样的破落人家所该得起的， 所以我不想颂扬（见本书 155 页）。

1932 年 12 月 17 日

读《自剖》


　　徐志摩先生的新诗我有时喜欢，徐先生的散文我却一点也不爱。这本《自 剖》我是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它读完的。
　　自己虽也是个年轻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却怀了一肚子的中年人的心绪。 所以私心爱好的还是周作人先生那类趣味与情调的文章；至于徐先生我觉得 他比我年幼得多，岂止比我年小，简直太天真！徐先生如今是不在了。我想
（要是不怕人骂我僭妄无礼），要是用他悼他的彼得的几句话来悼他自己倒 是很贴切的：


彼得，像你倒真聪明：你来时是一团活泼，光亮的天真，你去时也还是一个光亮活 泼的灵魂；你来人间真像是短期的作客，你知道的是慈母的爱，阳光的和暖与花草的美丽， 你离开了妈的怀抱，你回到了天父的怀抱，我想他听你欣欣的回报这番作客——只尝甜 浆，不吞苦水——的经验，他上年纪的脸上一定满布笑容，——你的小脚踝上不曾碰着过 无情的荆刺，你穿来的白衣不曾沾着一斑的污泥。（见本书 75 页《我的彼得》中）


　　徐先生身世好，境遇顺，聪明，得意，一切人事都非常美满，因此便往 往跳入空想的国里寻求许多玄虚狂妄的欲愿，自是自然之事。不过他那些玄 虚狂妄的欲愿和烦恼（自然也有烦恼）“普通世界里的人”都不十分了解、 同情；我也是其中之一人。因此本书中《自剖辑第一》六篇文章我都不十分 懂，——懂的只是零零碎碎的几处。《自剖》、《再剖》中好像说他自己渐 渐没有从前天真活泼，灵感也渐枯钝，好诗好文都渐渐写不出了。他的朋友 告诉他说“是因为你的生活太美满之故”。这话颇像福洛特与厨川白村的理 论，原是对的，但用于徐先生则不见得解释得通，因为徐先生始终便不曾生 活不美满过。他自己说渐感天真与活泼消泯，灵感枯钝，我也不大相信，只 看这个集子中的文章还不够天真不够活泼吗？第一辑中的文章还不够富有 “灵感”吗？所以《求医》中，他的朋友拟的两味药——隐居与上帝（“上 帝”一味药虽经解释，但我不懂），我只觉得“隐居”这味药不但徐先生这 样聪明活泼的人求不到，即使求来了，也是味“反药”。徐先生应该把所有 的美满与得意都剥夺，从云端里跳下来，在实实在在的现代人生社会里多搅 些时候，让自己的白衣上沾上污泥，那时病也许会好。——但也不见得，而 且很难：在《迎上前去》的一文里徐先生自己不就已有了这个觉醒和决心了 吗？但是事实上终做不到，还是“想飞”，还是在“北戴河海滨幻想！”徐 先生的病竟是不治之症，所以去年徐先生乘飞机跌死时，有许多人都夸说这 是徐先生的灵魂之完成，我觉得对。
　　《哀思辑第二》较多可读之作，读起来也较容易懂，《我的祖母之死》 太杂乱，《我的彼得》一篇是本书中仅有的我所爱好的文章。其余三篇皆无 力，也有杂乱之病，无可道处。
　　《游俄辑第三》共文十三篇，是游记。许多观念与议论，我说一句轻狂 僭妄的话，简直幼稚荒谬得可笑！好比他在莫斯科街市上见了那些破破烂烂 的男女，觉得自己的衣服太漂亮，很不安。这个感觉可怜他到了那时的莫斯 科才初次感到，且由那情景又想到那些有趣的联想，岂非“天真”？又在《血》 一文中发的那些政治议论，真荒谬到有趣的程度！像徐先生这样天真的人怎 么也谈政治呀！太不应该。此辑中文有许多轻佻的滑稽或所谓谐趣，以这种
　　
轻佻侮慢的态度来写那时的俄国游记，很引起人的反感。 徐先生文章和周作人先生不同处太大。徐先生是努力以口语（当然是上
流人的口语）入白话文，同时自然也欧化，情趣方面则都是西洋的，而十八 九世纪的英国浪漫情趣尤甚。所以我前面说，徐先生的散文绝对没有继承中 国旧散文的传统，绝对不是文艺复兴的产物。
　　我把周作人先生的散文化作一盏清茶，那徐先生的文章恰如一玻璃杯沙 士荷兰水。一杯荷兰水，浓叠的泡沫溢出杯的口沿，望上去华丽美目，其实 撇去泡沫，能喝入肚去的不过小半杯而已。徐先生的文章过去华丽铺张，有 如汉魏之赋；喜用俳俪之句，有如六朝之文，或 16 世纪英国 John Lyly 等 所提倡的 Euphuism；说话又好绕弯儿，不肯直直爽爽说出来；又好夸张过甚， elevate 而不 intense （这些特点，用于散文中皆不相宜）；现代人气息颇 为磅礴；活泼，跳跃，原也是年轻快乐的徐先生性格的表现。这些处所正与 周作人先生的文章相对照。

1932 年 12 用 19 日

致增田涉
　　　　　　　　　　　　　　　　一 增田涉先生：
　　顷接由生活书店转来大书。你的好意，你的热忱叫我感激。你的中国文 字写得不十分好，但信中意思我是完全了解的。综括你的意思不外下列诸点： 一、《樊家铺》表现得很好，但很有些散漫的部分。《柴》则表现得很
真挚。你鼓励我向实际人生中彻底追究。 二、一般说来，描写方面很有本事，但全篇的机构及主题（motif）的表
现是往往失败的。 三、没幽默，是一个缺憾。
　　你的意思不外这三点，对不对？谢谢你，你一拳头刚刚打到我的痛处， 你说的一点不错！
　　我有两件事告诉你，一、我是个内地乡下人。二、我正在练习着写文学， 正经要做文学家此时还谈不上。
　　我缺少幽默，就因为我是个乡下人的缘故。幽默是现代都市里的人的脾 气。都市里的人大般是现世享乐的，他不肯正面去认识严肃的人生，凡事以 一个笑话了之。然而乡下人不是这样的，乡下人万事认真，规规矩矩的做人， 好好的找饭吃。??他的实际生活不许他躲避这些严肃的事，因此他幽默不 起来。我也曾在都市中生活过十多年，但这十多年我看见的、听见的，全是 我们民族我们社会最最严肃的事。对于这种种大事，我仍是以一个乡下人的 认真态度去体味去了解的。——我决不能当成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去告诉人 家的。当我满腹忿怒、满腔血泪的时候，你要我说笑话，恕我说不出来，我 没有那种涵养的功夫！这是乡下人的一点傻气。
幽默的背面是悲观，是消极。你们贵国的文学往往有点轻微地幽默。你
们贵国是最最喜欢自己剖肚子，自己投海自杀的民族。俄国人不会幽默，俄 国人于出光明人道的世界来。——契诃夫（Chekoff）有点幽默，契诃夫是死 灰色的。
这时候的中国人要严肃，应当正面迎上去，认识他的境遇。——你们也
不应当躲避，不应当以幽默了之。 至于第二点，即我的作品的机构与主题表现之失败。那是自己写得太少，
功夫不到家的缘故。我要慢慢地弄它。谢谢你的指示。
　　此外还有一层。中国的出版界眼前很不自由，一篇文章往往要经过多次 删检，才能登载出来。说话不能自由，自然也是我失败的一个原因。
我很荣幸有一个像你的朋友。有暇望通信。






增田涉先生：

吴组缃
1935 年

　　谢谢你的第二封信。关于幽默的问题，你和我的争执原来是不必需的。 我读过你这封信以后，我知道你的意见和我的完全相同。我们的争执只是名 词的误会引起的。我误会你说的“幽默”是指那一种仅仅博人轻快的一笑的 文学，我所以说“幽默的背后是悲观”。又说“在此时我说不出笑话来”。
　　
所谓笑话，所谓悲观的背面，都是指那种博人一笑的趣味文学而言，而我所 反对的也只是这一种。至于冷嘲热讽的文学，那只是手法的不同，其本质是 积极的、严肃的，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有时自己也学着用这个技巧。我们平 常的习惯，叫前一种为“幽默”，后一种则称为“讽刺”。因为你第一封信 说我缺乏“幽默”为憾，我当你说我的作品里没有笑话的趣味，因之才有上 一封复信。
　　我写的东西很少，但“讽刺”（侧面的技术）的手法有时也常用的。先 生读到的我的作品比较少一点，因之以为我的文章只会正面的写，未免太老 实，是不是？
你两次的信都很使我感谢。有空望多多指教。

吴组缃
1935 年

《老舍幽默文集》序


　　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嫂嘱咐我为《老舍幽默文集》写序，信上说：“你写 这篇序是再合适不过的。”我感到荣幸，也有点迟疑；但又觉得并非全出于 大嫂对我的错爱。
　　回顾在 30 年代，我对文坛流行的幽默风是很不以为然的。那时看问题容 易偏激，总以为幽默是英国绅士醉饱之余的玩艺儿，相信鲁迅说的“把屠夫 的凶残化为一笑”的话，认定讽刺好，幽默不合当时国情。我曾写信作文跟 人争辩，说得理直气壮。其实幽默与讽刺，往往很难区分；我对鲁迅那个警 句的理解也不免简单化，随着岁月和阅历的增长，我知道看事不能从概念出 发：幽默也有不同的内容，讽刺也有不同的观点，情况变化无定，笼统地看 是不对的。话虽这么说，我对老舍的幽默文完全改变了看法，却是在认识到 他的为人以后的事。
　　从八年抗战直到解放以后，我是老舍很亲密的之中的一个。我本来称呼 他“老舍先生”，他多次反对，说：“这不行，多生分！”他要我叫他“舍 予兄”。他写给我的诗，有“有客知心同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之句。老 舍于公于私无不肺腑相见，一秉至诚。从长期的过从交往中，我看到他大义 凛然，尽其在我的风采；我看到他刻苦自励，勤奋不懈的作派；我看到他推 已及人，润物无声的心肠；他是非常可敬，非常可亲的；他也许还有些弱点 或缺点，但在我的私心里，却因此愈觉得他的可爱。我们常说“文如其人”， 西方也有“人格即风格”的话。这恐怕是至理名言。我确乎是从认识他的为 人才真正认识他的文章的。那么，就在本文的题目内，谈一点我所知道的老 舍的为人罢。
我第一次见到老舍，是 1933 年寒假在燕园郑振铎师家里；他从济南回北
京探亲，郑先生请他吃饭。席上谈到他的力作《大明湖》在“一·二八”沪 战中毁掉，也谈到他的《赵子曰》等几部早期作品。他说：“《大明湖》像 样一点，那一些只是抱着幽默死啃！”他说得那么坦率，我们都笑了。主人 为他的损失表示痛惜和歉意，他笑着说：“国难嘛，我想说《大明湖》比咱 中国还值钱，可谁相信！”我们不由得又笑了。他走了以后，郑先生说：“老 舍非常之有趣。”我们谁都感到那是一种难言的苦趣。这坦率和苦趣，留给 我对他本人的第一次印象，平日从他的文章里好像还没有这么鲜明地感觉到 过。
1937 年冬，老舍提一只小提箱，独自一人到了武汉。他把温暖的家庭丢
在快要沦陷的济南；三个孩子，大的四岁，小的不满百天；夫人也是文弱有 病的。我们在冯（玉祥）先生处工作的人刚从那里撤退出来，亲眼看见车站 挤得水泄不通，车顶上也扒满了人，哭声枪声一片鼎沸，沿途的兵荒马乱更 难尽述。替老舍设身处地一想，他的弃家独行，毅然决然，特别教人感动。 记得冯先生随手题诗道：


老舍先生到武汉， 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 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 提个小箱子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 全民团结笔生花！


　　这首冯体“丘八诗”很可能没有流传，它无意中写出了老舍为人或思想 的一个精要之点。由此，冯先生把老舍从他的友人家里请到武昌千家街福音 堂他的办事处来住。接着筹备和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应邀 参加，并被推举为主持人。他说：“我是个老几？我不能主持。”最后他顶 着个总务组长的名衔，大小会务实际都由他负责。从此直到抗战胜利，他担 当了多少烦难的工作，写了多少有影响的作品、文章啊！
这里我举几件平常事以见一斑： 关于文协经费，掌权的有关机构原是批准了数目的。可是到时候却领不
到手；他们眼见文协装不进自己的荷包，经费就不认账了。老舍几经当面交 涉，还是一文不给。他只得各方托钵告贷，勉强应付会址和云集而来的会员 们食宿招待费用。这还是 1938 年武汉团结局面被称为最好时候的事。后来到 了重庆，“摩擦”表面化，当权的方面对文协也剑拔弩张了，首当其冲的当 然也是老舍。一次有个头头召见他，说：“我很知道你，你是无所谓。可你 要提防被人利用。”老舍说：“你既知道我，很感激，但我怎么就无所谓？ 我是中国人，我爱国，我要抗战。全中国老百姓都要抗战！我被谁利用？我 只知道老百姓，我只知道抗战。这没错！我看你也应该叫老百姓利用利用。” 这回的官司就这么不了了之。
老舍主持文协，坚持全民抗战的统战精神，对文艺界朋友不分彼此，一
视同仁。若说有个标准，那还是老舍自己说的，谁抗战，谁就好；谁为害抗 战，谁就不好。在国共之间，“我是有个权衡的：共产党的话，就是老百姓 的话；国民党老爷们总不干好事，这回抗战，我算试出来了。我当然听老百 姓的，只怕懂得太少，做得不好！”
老舍对文艺界朋友无不一见如故，亲如弟兄。“我拿的稿费比你的多，
这次你让我付账。”他喜欢拉朋友下小饭馆喝一杯，总是这么说。他也关心 到年轻朋友的私生活，说谁被邀到谁的套间里去住了，“这是否妥当？该不 该提醒一下？”
在重庆，有个朋友染上某种嗜好，行为不大检点，一次顺手牵羊拿了老
舍客人的大衣和呢帽溜走了，想到当铺押钱去过瘾。老舍很敏感，追到街上， 塞一张五元票子给那朋友，夺过他手里的衣帽，捶了他一下肩膊：“咳，真 没法说你！”
　　老舍可也不是滥好人。有个常见面的家伙送来一篇小文，要登《抗战文 艺》，文里吞吞吐吐造了些谣言，对团结抗战下了些毒。老舍不止一次接到 这种稿子，也知道他有来头，说：“这稿子不能用。”此人说：“我靠这个 买米吃。”老舍气得手抖，掏出五元摔在桌上，说：“你拿了去！”此人拿 了钱就走。老舍说：“真无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舍骂人。
　　必须说，老舍向来埋头教书，埋头写作，不善于从事政治性社会活动的。 他对文协工作充满热情和信心，这跟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大力支持分不开， 这里面，周恩来同志即后来我们的总理的卓识远见是主要的力量。据我所知， 当初文协在筹备中，总理就说，“要老舍来主持，别人都不如他合适。”这
　　
个建议不只考虑了“天时”，也考虑了“人和”。抗战八年的工作证明，有 这个文协，就得有这个“总务组长”；不是他，文协运转不起来，很难办成 什么事。文艺界朋友绝大多数拥护他，爱戴他。总理同老舍接触是经常的事， 也经常同党内外的人谈文协的工作。老舍和我同住歌乐山和陈家桥的时候， 总理多次来找老舍和我们闲谈，有时邓大姐也同来。老舍对总理衷心敬仰， 他说：“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对每个人 都热情关注，目光四射！”他在总理跟前什么话都说，有时问东问西，像个 小孩子；连他手头正写的作品遇到问题也提出来请教，总理也就现身说法， 谈自己的意见。在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有机会他也找总理谈。在重庆 曾家岩、北京颐年堂、紫光阁，我曾不止一次听过那种无拘无束的谈论。解 放后，他只剧本就写了几十个，那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老舍写得多，在文艺界可称独一无二。他什么都写，除诗歌、小说、剧 本而外，从数来宝、时调、大鼓书以至拉洋片、坠子、相声、戏曲，无所不 写。他努力学习，刻苦撰作，不厌其烦的求教，一次次的修改。他不止学唱， 也亲自扮演。我们都见过老舍随手系一块手帕在头上，演双簧说相声。别人 笑，他可不笑。
　　我所看见的老舍，每天都写，有空就写。一天没有动笔，他就郁抑不快： “这不行，今天没出活儿！”不要以为老舍写作总是轻松愉快的。他体弱有 病，和我说过：“我是吃杂粮米糊糊长大的，我有胃下垂的老毛病。”他把 写作当件苦役来做。他常常一边写，一边苦思苦想。桌上摊开纸笔，床上或 凳上摊一付三十二张的骨牌。写不出，就放下笔，拿起骨牌“淘井”，或“过 关斩将”，但又不安心，推开骨牌又去写。有时握着笔，哼呀哼，点头使劲； 于是摸摸脑勺，又去弄骨牌。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度勉强，每每使写作 变成苦刑。勉强得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在一 处。这些堆砌起来的破砖烂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办法是把纸撕掉另写。” “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不厚颜去发表。”“假若社会还需要文艺，大家 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这是他解放前的肺腑之言， 真是字字看来都是血。
在歌乐山我同他到附近磁器口山上一处磁器作坊去玩，我们看见磁器工
人在轮盘上面制作窑坯，还有在窑坯上画画写字的，都是一个个、一笔笔、 千篇一律，动作简单飞快，争分夺秒。问到工钱，制一托（二十个）三分， 画一托二分。我们不禁慨叹：“看看，这才叫工作。一天到晚，一年到头， 他们就这么辛苦单调地干，为千家万户供应生活必需品，也不落个款，署个 名；就这么不言不语，挣这么点钱养家活口。”我们也想到社会不公平，但 更多是为工人的劳动态度所感动。老舍行动说话都十分收敛；叮嘱说：“可 别耽误了他们！”我忽然想起他常说的“出活儿”的话，好像对他的为人又 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但是，老舍斤斤计较自己出不出“活儿”，难道只是为了挣饭吃吗？实 际又并非如此。他辛勤写作，尤其小说剧本以外的文章，如一些幽默文，都 是为供应各种报刊的索稿。“不写一点，人家刊物拿什么付排？”“办个刊 物可不易。要满足他们不同的需要，这是责任！”“大团结嘛，不能顾此失 彼！没稿子，人家可为难呢。”
　　老舍为人随和，交游广阔。与人相处，毫无成见偏见，最能大度包容。 他跟任何初识与隔行的人往来，都能娓娓而谈，越谈越亲密，终日忘倦。他
　　
同许多戏曲、说唱艺人结交，例如山药旦、董连枝等。他曾带我到他们家赴 约，看到他们全家大小对他的那个亲热劲儿，简直教我难于想象。后来在北 京，东来顺，萃华楼，许多饭馆的厨师和服务员，都是他的熟朋友，见面亲 如家人，这是我们亲见的。
　　老舍看人是高度现实主义的。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尽美尽善的东西，现实 生活也不能十全十美。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理想与愿望，才有活动与奋斗 的意义。他甚至十分欣赏所谓“缺陷美”，认为可爱的东西往往是有些缺陷 的。
　　由此可以论及他对幽默的看法。他经常注意和研究人们的“心态”，他 好像认为，小生产者社会的落后面是客观存在的，这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我 是个老几？”意谓自己也不高明。别人有那个弱点，我有这个缺点，根深蒂 固，很难补正。在心态上，他确是抱着同情阅人阅世的，这就是他的幽默感 的来由。他跟我讨论，说：“讽刺当然好，但要看得比别人高，比别人远， 比别人透。我有时也有讽刺，但不多，也不够辛辣，那对象往往也包括我自 己。我也是个芸芸众生，和别人一样；别人有的，我也有，我只能同情地看 待，莞尔一笑，不痛不痒。”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曾多次讨论与争辩，我并 没有完全接受他的主张与观点，可是在理解上比过去丰富得多，明确得多。 确实，老舍的幽默往往挖苦或嘲弄自己，如前面所述他给我第一次印象 的坦率与苦趣。但这也不能认真或看死。他有一篇写关于我的小文，说他常 带着几个酸得不能进嘴的桃子给我家小孩，骗一顿饭吃。实际是，他每次来 我家，因熟知当时我们手头困难，又多病，他多是买了丰富的肉、菜带了来， 让我们全家趁此打一次“牙祭”。这就是老舍的幽默。他在文章里每谈及文 协缺少经费，说文艺界朋友不顾手头拮据都自掏腰包。这也同样不能认真看
死。
　　老舍熟悉民间事物，对传统文化有渊博的知识。朋友们闲坐，总要老舍 说个笑话。这是最受欢迎的节目。我听过老舍无数的笑话，素的、荤的，可 以说多是精彩不俗的。有一次，他谈了如下一个笑话：


有一个乡下人进北京城，口渴了，想喝口水。看到浴堂挂着“清水池堂”的牌子。 他认识水字，以为这是卖水的；掏出个大子儿往柜台上一拍：“来一碗！”掌柜的嫌他冒 昧，真叫堂倌舀了一碗给他。他喝了，抹抹嘴就走，半路发现烟袋丢在柜上忘了拿，赶紧 跑回去，掌柜的怎会看得上他的烟袋？当然还了他：“小心，不要再丢了。”他想，城里 人不老实，可对我这么好，心里感激，对掌柜的说： “你对我这么好，我也有句要紧的 话告诉你：你这水要快卖，有点儿馊了。”


　　老舍对我说：“他会分析，你看这个笑话怎么样？”这是个民间（小市 民）嘲笑乡下人的笑话。《笑林广记》除了嘲笑人身缺陷的，最多的就是这 类笑话。从最古的《笑林》就如此。但老舍谈的这个，却有所不同。他本意 也是嘲笑乡下人，可我们听了，反而觉得那掌柜的可鄙可恶，而对那乡下人 的诚朴，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老舍说：“不是常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世 界观的矛盾？这是不是一个好例子？”是老舍说的笑话，也就带有老舍的风 格。
　　在重庆最无聊的是空袭中躲防空洞的时候，常常进了洞就出不来，久久 闷坐着，无以自遣。后来我们就拿文艺界的人名拼凑诗句。一次，老舍把膝
　　
头一拍，对我说；“大雨冼星海！看这一句有多雄阔！有本领，你对！”我 对上句：“长虹穆木天”，他也说不差。一次我说：“你听这一句：‘梅雨 周而复’。”他想了想拍手说：“浦风叶以群！多棒！”这两联，以后凑成 两首五律，并加上了标题：
也颇徐仲年，火雪明田间。大雨冼星海，长虹穆木天；佩弦卢霁野，振铎欧阳山。 王语今空了，绀弩黄药眠。
　　　　　　　　　　　　　　　　　　　　　　　　　　　　　　——《忆昔》 望道郭源新，卢焚苏雪林。烽白朗霁野，山草明霞村；梅雨周而复，蒲风叶以群。
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
——《野望》


　　这种人名诗，老舍不认为只是无聊消遣，说这也体现着文艺界大团结， 彼此不存畛域的意思；又添了许多首加上《与抗战有关》的总题目，送到《新 蜀报副刊》发表出来。
　　老舍很讲究词句的调遣和语言的技巧。他喜欢作旧体诗，作的很多，兴 来落笔，讲究工稳，讲究意境。得一佳句，就自我欣赏，拍桌叫好；可别人 提出 了不同的意见，他斟酌一下，往往从善如流，毫不固执。他常说，“入 声字我老搞不清，你替我看看。”他写了作品，也喜欢拉人听他读几段，征 求意见，而后修改。
我受他这方面的激励，1944 年他创作二十年纪念，我凑了一首七言律的
人名诗对他祝贺；他瞪了我一眼，认为不但工巧，而且有章法，有内容，真 像那么回子事，表示欣赏。在天官府小会上，郭老把它朗诵了出来，原诗如 下：


戴望舒老向文炳，凡海十方杨振声。 碧野长虹方玮德，青薰火雪明辉英；


高歌曹聚仁薰字，小默齐同金满城。 子展洪深高植地，寿昌滕固蒋山青。


　　关于老舍的为人，在这里，只能拉杂谈这样一些。目的是想对他的文章 有所参考说明。抱憾的是，老舍的写作有发展，我对它的认识也有个过程； 以上我只是笼而统之的谈，如一座大山，我管窥了一丘一壑，对全貌可能有 歪曲失当的地方，敢以敬呈絜青大嫂和本集读者，尚祈不吝教正。
　　
《生活·写作·读书》（节选）


最后谈一下读书问题。 我们读古代作品，目的在于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大概有四方面作用：一种是直接诉之于我们道德观念；封建时代有很多作品 就是教训人，发议论，讲道理，要人接受忠、孝、仁、义的道德。托尔斯泰 的名著也喜欢连篇大发议论，宣说他的一套宗教道理。二是提供知识；它不 能感动人。欧洲有些作品就是这样，思想倾向不明，爱憎不清楚。他们认为 文艺要像镜子反映事物一样，只是作社会历史的纯客观记录。它起作用于我 们的理性，使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三是感动人；它起作用的对象是我们的感 情，热情高，激动人心。四是感染人；作用于我们的心理意识和神经感觉， 使人不知不党中受到熏染陶冶或潜移默化。
　　《沧浪诗话》中说，文学作品应当“不落言诠”。自然不能一味说道理， 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作几句必要的解释说明，有益无害。知识固然要有，而 且要丰富，但专讲知识不能成为文艺作品。文艺作品的感染作用、熏陶作用、 潜移默化的作用很重要，它诉之于我们的神经感觉，不断影响我们的心情意 绪，感人至深。如果把激动人心的作品比做暴风骤雨，那么感染力强的作品 像毛毛雨，能使人浑身湿透，力量持久。优秀的古典作品，总是兼具多种作 用。如《水浒》、《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也有所说明，也给我们很 多知识，也激动人心，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量。最后两点当然是主要的。
所以，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以上四种作用都要。当然，首要的是必须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深入生活，感受它，体验它，观察它，认识理解它，但也必 须吸取前人的经验，加强自己的修养。比如《聊斋志异》，往往只有几句话， 气氛就造了出来，使人身历其境，心绪神志被它包围了，感染力很大。我们 描写战场，写得很动人，若要使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使读者也进入那个环 境里，让如火如茶的气氛像水似的把人泡起来，也浸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该有多好。但如果没有自己的生活感受，单学古人的技巧是不行的。那就像 做纸花，可能好看，却不会含香带露，不会有生命力，怎能感染人呢！
读书，要精读好书，又要广泛涉猎。广泛涉猎，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
增长我们的识见。精读好书，可以使我们学得深入。对于好书，若浅尝辄止， 就像吃花生米，只用舌头舔了一下就算，那舔一万担也不会知道它的味道； 可是，你嚼烂一个就能得到它的真味。读好书往往像吃橄榄，越嚼越有味道。 所以广泛涉猎一定要和精读好书结合起来。
　　阅读优秀作品，对于增强我们的艺术敏感，有很大的作用。各行各业的 专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敏感，一个文学家在生活中也要有自己独特的敏感。分 析一篇优秀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强的感染力，就能启发培养我们，使我们摸到 这一方面的门径，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也就能更深刻、更敏锐一些。
　　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重要的一方面是学习古人的艺术技巧、艺术经验。 在这方面，《经楼梦》真是丰富极了。它描写人物，不只通过这个人物的行 动、语言，也通过这个人物的心里眼里写另外的人物。比如从刘姥姥的心目 中，去写凤姐等贾府中的人物，既使我们看到了刘姥姥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活 动，也使我们从尖锐的性格对比中看到了贾府的生活，更鲜明地认识这个环 境的特征。这种技巧是很高明的，它能非常集中地给我们感染力。作者在生 活里若没有这种观察和感受，是不会有这样的技巧的。
　　
　　我认为是这样：艺术技巧是表达思想内容的，离开了内容，怎么学习它 的技巧呢？比如学北京烤鸭的技巧，那烤的技巧是和北京鸭的内容不可分 的；若是撇开鸭，只学它烤的技巧，你拿那技巧去烤粉条、烤白菜，那只有 烤得一塌糊涂。所以学技巧不能脱离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我们的思想。
　　我们由于党的教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有了极好 的政治思想观点，在这方面，我们比古人高多了，他们无法跟我们比。可是 我们却不能把古人看瘪看矮了，我们要有历史主义观点。
　　写《水浒传》的施耐庵，思想水平就很高，应该佩服，这鲜明地表现在 他对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宋江等人物的评价与艺术处理上。鲁智深 流浪江湖，一无所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的性格里没有什么小私有 者的意识。他抱打不平，不从私人关系出发。打完就走开，忘掉，根本不想 对方对他感恩报德。作者对他的评价最高。李逵是贫雇农出身，能大公无私， 富有正义感。他的“义”不是对某个人的，他听说宋江抢了别人的女儿，就 要杀他。他怜悯李鬼有老母，没杀李鬼，还给了他银子。因为他自己也有个 老母，以己度人，富有同情心。对武松，作者有不同的态度。武松自然也是 英雄，但他杀人是为报私仇，作者大大地批判了他。武松打蒋门神，是因为 施恩对他施了小惠；张都监受蒋门神之托，用手段害他，假意对他好，收他 做心腹，他就感恩戴德，结果吃了大亏。从此才接受教训，血溅鸳鸯楼，才 把革命性发挥出来。武松为兄雪冤，先去告官，告不成，再杀，杀了以后还 去官府自首。鲁智深和李逵根本不会告官，也不会自首。这说明作者对人物 性格的分析很深刻，处理得有分寸。
林冲靠本领吃饭，封建统治者给了他相当的地位和待遇。作者认为这种
人很不容易走上革命的路。但他也是个英雄。作者写林冲一出场，就碰着高 衙内调戏他老婆。选取这个情节，能挖到林冲的内心深处，有力地揭示他性 格的本质特点。高俅是林冲的顶头上司，他要靠他吃饭。老婆给人调戏，这 在古代英雄是绝不能容忍的事。但林冲一忍再忍，直到身处死地才走向革命。 有人认为林冲作为革命英雄的性格特点就是忍人之所不能忍，说林冲是个能 忍的英雄，这是完全错误的。
上述人物的性格特点均有其社会的根源，现实的内容。作者的观点是符
合唯物主义的，尽管其中夹杂着封建主义神秘主义的思想，但就已达到的水 平来说，是很高的。
在对宋江这个人物的处理上，则表现了作者很高的政治远见。宋江是梁
山义军的领袖，他的性格有两个方面：一是革命性；一是妥协性。作品以一 系列的情节表现了他的两面性，同时也写出了他作为领袖的性格特点：第一， 他社会关系广阔，上至官僚地主，下至劳动人民，他都有亲密关系，有很高 的威望；可以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第二，他谦虚，没有架子，不自以为 是，不要权位。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对梁山义军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少的。团 结问题，是古代农民起义的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宋江这样一个能广泛团结 社会各阶层力量的领袖，或这个领袖缺乏谦虚的品德，梁山义军的建立是不 可能的。因而宋江这个人物的塑造，既有农民起义斗争的现实根据，也寄托 了作者对农民起义领袖的理想，是把两者熔铸在一起的。有人说宋江不配做 义军的领袖，我以为这样的思想认识，其水平不如几百年前的作者施耐庵。 我们设想，如果让李逵、鲁智深做梁山的领袖，那他们性格上的优点，恰好 变成缺点。他们拿起刀来就砍，不会团结人，梁山事业必定很快就垮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