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对李逵，既写出了他英雄的优美品质一面，也写出了他粗鲁、乱杀人之处。 尽管如此，毫不损害李逵作为一个古代英雄的崇高形象。武松、林冲也是作 者歌颂的英雄人物，但在描写其英雄性格的成长发展中，不断揭示其缺点， 给以批判。这是活生生的辩证观点，表现了作者认识生活的思想水平确实是 很高的。
　　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但绝不是说因此对古代作品就可以用不着 批判，只须全盘继承好了。不是的，我们只有批判得好，才能继承得好。犹 如吃螃蟹，善于剥弃它，才善于吃下它，否则也可能中毒。我们应该在阅读 中磨炼我们的辨识能力，学会善于批判，善于继承。
　　
《吴组缃作品选》序言


　　《熊猫丛书》收录 30 年代我的作品选，这是很可高兴的事，照规例，应 该在卷首说些关于我的作品的话，以供读者们参考。可是，我并没有多少写 作经验可谈，我就谈点平日对文学创作一般的想法罢。
　　我小时候在蒙塾读《三字经》，有一句：“蚕吐丝，蜂酿蜜。”老师说 “有为者，亦若是”（有作为的人，也要这样）。这话给我很深的印象，我 年纪不大，就怀有“浮生若梦”的悲观情绪，常常觉得活在世上没有什么意 思。经这话一点醒，开始知道短暂的一生其实是可贵的，人活着应该努力做 些有益于人的事。“难道我不如一个小虫子！”后来认识到自己民族的落后， 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生活痛苦，国家要被灭亡，日益体会到此生不可虚度， 一定要振奋起来，像蜂和蚕一样认真实干，以期对民族社会有所贡献。
　　我喜欢文学，并且学习写作。所谓写作，从小学就有作文的课。当时苦 恼的是提起笔来，头脑里空空如也，想不出什么意思写在纸上。随着年纪长 大，阅历增多，我在中学就能写些作品。但自觉意思浅薄，内容稀松。经过 很长时期的摸索和探求，慢慢地，我还是从“蚕吐丝，蜂酿蜜”得到一些领 悟。长话短说，就是：一、蚕要吃桑叶，蜂要采花粉，它们日积月累，持续 不断；二、它们吃叶采花，具有极高的激情，毫不苟且，从不放松；三、它 们吃了叶，采了粉，经过分解消化，去糟粕，取精华，溶酿为液和汁，这才 成丝成茧。以此作譬，我确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者对所得生活素材，要 有自己的认识和切身的感受，熔铸了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他不能仅是个生 活的旁观者或生活的搜集者、记录者。所以说，文学作品是经过提炼精制了 的生活的写照。
蚕和蜂是大自然的产物，其实整个的大自然是我们作者的伟大的老师。
不只是春夏秋冬，风云霜雪，虫鱼鸟兽，姹紫嫣红等等给我们多姿多彩，变 化无穷，设计精巧，形态美妙的艺术启发，就是大自然对人的态度和方法， 其无尽的内涵，也给我们以高明的艺术教导。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 子，成天对他的门徒讲仁义道德，讲做人处世的大道理；有一天忽然说：“吾 欲无言。”他大约感觉到自己老是拿话教训人，效果并不好，所以说出这话。 他的门徒急了，说：“夫子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夫子答道：“天道不 言，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孔夫子这一点领悟是了 不起的。其实，与他同时而似稍早的老子，早就主张大德“无为”，行不言 之教。不言之教就是“身教”。我们现代的教育家也是非常重视“以身作则”， 或用事实来教育人的。由此，我们自古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一贯倡导行 文要“含蓄”，要“意在言外”。要“不落言诠”（不要解释说明）。就是 创作诗和文，不把道理或议论直接明说出来，而要经过具体的描写透露出来， 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我国古代高明的史家，也是着重叙写人的言行事 实，“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恩格斯论及文学作品也主张倾向性不 直接说出来，而要通过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流露出来。我们伟大的鲁迅也是 反对“浅露”和说教的。
　　从事文学创作还须有较丰富的学识和艺术修养，其中重要的是民族文化 传统的筛选继承和世界名作的阅读欣赏。文学要创新，但不可能白手起家。 人类文明是经验知识的长期积累，昧于时代和传统，就无从创作。把各方面 多种多样的精义融会贯通，才可以创造自己的独持风格。中华民族有悠久的
　　
历史，又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在世界上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我们拿出作 品来，应该有自己的民族风格，叫人一看，就认出这是“中国的。”
　　这其中万万不可忽视的是语言。文学的工具是语言，文学就是语言的艺 术。我熟识一个老木工，我请教他：“你带了许多徒弟，凭什么标准才准许 他出师（即毕业）？”他回答：“只要他能很好的拾掇家伙——即刨、锯、 斧、凿、刀等，就可以出师了。”我国古人也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利其器，就是老木工说的拾掇家伙。他们的话是完全吻合的，由此， 我们可以知道文学的工具即语言的重要。我们作品的内容，都须通过语言才 能表达出来。语言不讲究，内容表达不好，作品就砸了锅。我们自古写作极 讲究语言的简洁、精当与优美，抹去多余的字和词，删削累赘的语句，把话 说清楚，是起码要做到的。我还体会到作品中人物的说话，最能表现其神情 意绪和内心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忽视了对话，就丢掉了一个最重要的艺术手 段，但是可惜，我在这里谈这个问题也是多余的。由于中国人民语言的巧妙、 丰富与独特，一般外文译品是传达不出来的。这是极可遗憾的事。
　　许多偏爱我的论者多指责我写的太少，我很抱愧。我是早婚的，当我上 大学的时候，我已有三个孩子。我志愿搞写作，但 当时时有时无极少的稿费， 无法养家活口。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不得不从事教学工作。于是我用一句话 聊以解嘲与自慰：“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其实这是一句不可信的话；因 为，少则确实，好则未必然。

1987 年 12 月 31 日

　　一部真正好的艺术作品是需要认真仔细地欣赏的，单看改编的电视剧是 远远不够的。

赵家璧
（1908～1997）


　　编辑出版家、翻译家。笔名筱延。江苏松江人。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念 书时，曾任校刊总编辑，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儿童文学作品《室内绕 行记》，译著《今日欧美小说动向》、《新传统》，回忆录《编辑生涯忆鲁 迅》、《编辑忆旧》等。
　　
老舍《四世同堂》的坎坷命运


　　从北京来的消息，早已知道老舍创作百万字大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已 改编拍摄成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最近上海电视台也接 着播放了，这几天上海的街头巷尾，公交车上，不论男女老少，一片关心和 议论祁老人一家未来命运的声音。这部由我国自制的连续剧，第一次把几百 万上海观众的心弦扣动了。我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当荧屏上出现老舍和
《四世同堂》六个题头大字时，思续万千，情不自禁。作者离开我们，已经 整整十九年了。这部书的第一部原稿，我在重庆北碚从作者手中拿到，距今 正好四十年。这部原来计划分出六卷的大长篇，至今没有出齐；作者写的一 百段手稿，最后十三段丢了。这部作品的出版过程，可称命途多舛！看过电 视剧的观众，对仅拍二十八集，每晚只放一集，都感到不过瘾。现在电视剧 结束了，许多人都想完整地知道故事的全过程，而一部真正的好的艺术作品 是需要认真仔细地欣赏的，单看改编的电视剧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家书橱 里所藏各种新旧版本的书，这两天一下子被亲友们借阅一空。
现在，由我来谈谈这本原作所遭遇的坎坷命运。
　　　　　　　　　　　　　　一 良友图书公司在上海遭日寇无理查封，被迫内迁， 1944 年底到了重
庆，我把一家五口安顿在北碚友人家中。当时老舍就住在附近小山坡上一座 破楼房里，胡絜青同志已带了三个儿女，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安全到达北 碚，全家团圆。我家两个儿女，拜托老舍夫妇的帮忙，进入了他们三个孩子 念书的第二附小。两家人两代人时有来往。老舍卖文为生，正如舒济回忆父 亲所说：“我们姐弟十来岁时，从来不见他的笑容。”
胡絜青在沦陷时期的北平，为了谋生，当了四年多的中学教员，尝够了
国亡家破的苦难，看到和听到了许多亲友和其他人遭灾受辱的悲剧，以及日 寇汉奸狐鬼横行的惨事。她到北碚后，老朋友们都来看望他们一家人，并向 她打听沦陷后北平城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这样，几个月里不断地重复地向 来访者一遍又一遍的描绘讲述，在旁坐着静听的老舍的头脑里，结合他童年 在北平小羊圈胡同老家的生活经验，逐渐地进行了一部大长篇的艺术构思。
1944 年 1 月开始动笔， 11 月 10 日起，由陆晶清推荐给《扫荡报》连
载，至第二年 9 月刊完。我在北碚时就请求老舍给良友出版。因 30 年代老舍 已把长篇《离婚》、短篇集《赶集》交我编入《良友文学丛书》中，在作者 与编辑之间结下了最初的友谊，他未加思索就欣然答应了，但要我将来三部 出齐了，印成一部有插图的布面精装本，我答应了，这本来就是良友出书的 一个特色。
　　抗战胜利，我把在重庆来不及付印的纸型带回来了。可惜我为它工作了 近二十年的良友图书公司因故停业。幸得老舍先生的慷慨协助，我们两人在
1946 年秋合办晨光出版公司，由我主持，我便继承了《良友文学丛书》的传 统，编了一套《晨光文学丛书》，用老舍的《惶惑》、《偷生》和巴金《寒 夜》、《第四病室》四部长篇，作为对读者的见面礼。前两种就是《四世同 堂》的第一二两部，各有上下二册，并把作者尚未写成的第三部《饥荒》也 列入预告书目中。四部长篇，得到作者同意，办了合法手续后，都于 1946

年 11 月正式出版（《寒夜》略迟）。所以关心和研究老舍著作的人，过去都 以为《四世同堂》是晨光出的初版本，连我自己都这样说。最近无意中在一 位老友处发现了《四世同堂》的真正的第一版，还是老舍签名的精装本，扉 页上面印着《良友文学丛书》新编第一种。这才使我想起 1946 年初，我回到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股东内部发生纠纷，将有停业的可能。1 月间，将《惶 惑》上册匆匆付印，仅印了数百册。2 月底，老舍和曹禺经过上海去美国， 我在寓所设宴饯行。出席作陪者有许广平、郑振铎、靳以、巴金、赵清阁、 凤子等，我就赶在这天之前，把刚刚出书不满一月的样书，装出了几册精装 本送给老舍。记得当天饭后，老舍就在一本书上，签名留念。此书至今保存 完好，已成为最早最珍贵的签名本子了。我对朋友开玩笑说：五十年后，此 书可标价百万元出售；这在国外是常有的事！
　　　　　　　　　　　　　　二 老舍对《四世同堂》如何写法，心中早有个计划。这在 1945 年写的序文
中就说了：“假若诸事都能照计而行，则此书的组织将是一百段。每段约有
万字，所以共百万字。分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 段，共百段。本来无须分部，因为故事是紧紧相连的一串，而不是可以分成 三个独立单位的三部曲。不过为了发表与出书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适当地方 画上条红线儿，以清眉目。因此也就勉强加上了三个副标题，曰《惶惑》、
《偷生》、《饥荒》。将来全部写完，印成蓝带布套的绣像本的时候，这三
个副标题就会失踪了的??”可见作者写的是一部一气呵成的大长篇，并非 是三部曲。《惶惑》、《偷生》出版后，直到他回国以前写给我的信中，我 记得他屡次说起《饥荒》已写成，即可寄沪付排。但确切情况如何，因老舍 一生写给我的二百多封来信，“文革”末期被人弄得不知去向，也无从查考 了。他 1949 年 10 月 13 日回到北京后，住在北京饭店，我正在北京参加一次 出版方面的会议。我去见他时，他就告诉我，要修改后再交给我出版，此后 一直没有下文。据老舍家属说，他们曾看到过这部用钢笔写在好几册黑封面 的洋纸本上的原稿，十年浩劫中全部被毁了。
但是这第三部《饥荒》，1950 年时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
月刊上连载过二十段，不幸到第八十七段后就中断了。那么，还有十三段为 什么不继续发表呢？《小说》月刊原在香港出版，由茅盾、适夷等编辑，迁 沪续出后，由周而复主编。我为了要了解这十三段小说中断连载的原因，去 年周而复同志因公来沪，住锦江饭店，我特为此事去看望他。他说：“第一 期是我主编的，以后组织了编委会，靳以也在内，他还写过一篇编后记，所 以当时有人说这个月刊是一个半人合编的。至于老舍的《饥荒》没有刊完， 那是因为作者未把续稿寄来，后来用方纪写的一部长篇代替了。”
　　我最近读到老舍家属写的一篇跋文，他们分析研究的结果，认为：“已 写好的结尾，由于时代的剧变，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在发表的时候，使老舍 为了难。”接着他们又把作者对《四世同堂》的砍尾巴与对《骆驼祥子》的 砍尾巴作了比较的研究。我同意这一看法。因为正在同一时期， 1950 年 5 月，老舍把《骆驼祥子》的改订本寄我，编入丛书中重新排印，还附了一篇 新写的序文。作者当时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庆幸的是，老舍离美之前，已与艾达·普鲁伊特女士合作，把一百

段《四世同堂》译了一个缩写本。书名改为“TheYellow Storm”（《黄色 风暴》）， 1952 年在纽约出版，受到美国读书界的好评。《旧金山新闻》 发表的一篇书评说：“老舍的成就，也许已达到像托尔斯泰那样伟大小说家 的地位。在今天还健在的小说家中，在托尔斯泰那样的传统方面，老舍已远 远超过他们。正像托尔斯泰是永生的那样，几个世纪以后，老舍的作品也会 传诵于世。”这本名为《黄色风暴》的缩写本，其中包括未在国内发表过的 十三段，前几年已由马小弥同志从英文译成中文，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 一件值得称赞的事！虽非原作，但读者可从这个缩写本中了解到老舍最早的 写作意图，是今天最值得推荐给读者的版本了，而且在这一版本中，还附有 丁聪的插图。
　　说起丁聪的插图，我又想起一件事。 1946 年，丁聪同志与吴祖光同志 在上海编辑《清明》，老舍的两部四册《四世同堂》即将出版，第三部来稿 估计为期也不远。我记得在北碚时，答应过全书出齐了，要印成一部插图精 装本，也就是老舍序中说的绣像本。我去请了聪为每段绘一幅插图共一百幅， 他答应了。我去信告诉老舍时，他大为赞扬。但当时丁聪未去过北平，而全 稿也未到手，丁聪答应待书出齐了，去一次北平体验生活，一定画一百幅。 丁聪至今还记得这件事，去年来信，还说：“这个回忆是没错的。”
解放后，丁聪至今长住在北京，是老舍一家人的老朋友；1979 年胡絜青
忽然旧事重提，这次丁聪答应了，但仅画了二十幅，最先发表在《大地》月 刊上。胡絜青还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丁聪同志是重庆时代的老朋友， 三十多年前，赵家璧同志曾请求过丁聪为《四世同堂》绘插图。”文中所说 时间地点虽略有出入，但丁聪终于隔了几十年后实践了他对我的诺言，我对 他是感谢的。丁聪高超的艺术所刻划的故事中人物造型，我看对电视剧的编 导和美工同志，起了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特选第一幅，祁老人一家四代 同堂合家欢的插图，供读者共同欣赏；同时也用这幅插图，作为作者和我四 十年前的一个共同的美好的理想——出版一部全本《四世同堂》精装插图本， 留作一个纪念吧！
1985 年 8 月 11 日

　　现代知识分子最可怜的，是以为必须纵览群籍，向世界迎头赶上，不为 时代落伍，怕和时代脱节，于是根据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原则，拼命 乞灵于各种的书报刊物。

马国亮
（1908～ ）

广东顺德人。早年因生活所迫停学， 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任编辑干事。
1933 年任《良友》画报总编辑。著有散文集《昨夜之歌》、《回忆》、《女 人们》、《偷闲小品》、《人的声音》等。

读物·毒物——现代生活重累之四


　　知书识字不一定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走过一间书 店或一个报摊可以扬长而去，毫不动心，他看见花花绿绿的一本本的刊物只 想到它们该值多少钱一斤，除了包花生米炒香豆之外不会想到其他的用途。 可是一个读书人看见了却如冤鬼附身似的，不由自主。明明要赶到一个地方 办理一件要公，不幸他经过的路上有一间书店，他想，里面翻翻吧，只翻个 十分钟，不妨事。结果他翻了一百二十分钟，正经事误了，还抱了一大堆刊 物回家。当天晚上太太和他吵嘴，说一天在家眼巴巴等他回来，哪知他一回 来却给刊物迷着了，理也不理她。你嫁给刊物好了，她气愤愤地说。第二天 他在外面吃中饭时和一个朋友谈论时局，吵得面红耳热。因为他说出了和朋 友相反的意见，而这意见就是从刊物里偷来的。第三天他突然发现米价涨了 两倍，深悔前天不听家里佣人的话，预先多买几斗，原来他信任了一张三日 刊里面一个粮政负责人的一篇洋洋两千言的大文章，详细分析全国各地产粮 的丰盛，指出政府已如何密切注意，如何已经拟好了极具体而有效的办法， 不日紧急实施，最后的结论是：米价在一周内必能平抑无疑。读书人看了三 日刊的出版日期，屈指一算，平抑之期应在两日后实现。不料两日后的事实 是米价涨了两倍。
如果一个读书人从此把这个教训记在心里，以后雷神在头顶上咆哮也不
肯再买一本书报倒也好了。但是一个知书识字者却如痰迷心窍，一直那么糊 里糊涂，把每个月辛辛苦苦赚来的一点点工钱挪一部分在继续买这些毫无道 理的东西，不只废时失事，劳神伤财，而且有夫妻失和，朋友割席，父子水 火，六亲断绝，甚至有失踪被杀，贻累妻孥的可能。
现代知识分子最可怜的，是以为必须纵览群籍，向世界迎头赶上，不为
时代落伍，怕和时代脱节，于是根据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原则，拼命 乞灵于各种的书报刊物。如果世上只有一种刊物倒也罢了，可是刊物之多， 多如过江之鲫。过江之鲫虽有千万，但脑筋总共只有一条，刊物却各有各的 想头，各有各的说法。甲说太阳从东方出来，向西方没落；乙却说这是陈腐 的理论，太阳是南方出来，北方没落的。丙却挺身而起，说太阳不从东出西 落，也不是南出北落，却是北方出来，也落到北方去，丁却排众而前，说太 阳并无一定起落的地方，它是随其高兴而出没的，这个刊物引证了五万万年 前和五万万年后的天体星座运行的各种图表，那个刊物也引证了爱因斯坦的 名言，各种意图打倒了其他一切的理论。打来打去，谁也不曾倒，被打倒了 的倒是那些看杂志的人，他被这些各种不同的吼声闹得头胀脑裂，昏而复醒 者。
　　对于一个刊物的论调，我们只能有两条路选择：信或不信。而最能使你 个人天下太平的就是全部不信。做到了全部不信时，你根本不会花钱买一本 什么刊物。但自以为现代智识阶级者决不会聪明到如此，他越要聪明越做笨 事。他以为自己有信这个不信那个的判断力。但他不过是一个平常的读书人， 他拿什么标准判断呢？一个叫《统一周报》的说建国之道先求统一，统一之 后即可实行民主。接着大骂破坏统一的人，说他们是民国罪人，老百姓饿死 全该由他们负责。另外的一个叫《民主月刊》的却说建国的原则先要实行民 主，民主实现，全国自会统一；接着也大骂统一论者的人说民不聊生，国将 不国的罪孽全是统一派的成绩。再有一个叫《革命旬刊》的却大声疾呼，说
　　
空口说白话已不能解决目前，唯一的行动只有革命，革命，革命。第四个叫
《道德三日刊》的说建国之道先要正人心。目前文官贪钱，武官喜功，商人 投机，学潮泛滥，工人罢工等等，皆中人心不正，以至道德沦亡而纪纲大坏。 第五个刊物叫《人间隔音》的则以为天下大乱由于人不敬神，不信神，与不 畏神。拯救国家民族唯一方法是祷告，不断地祷告。再有个叫《振坤导报》 的却说世间一切罪恶，皆由男人专权所致，只有提倡女权，加强女权，建立 女权，而后人类可免于毁灭，因为女人是爱和平的，如果女权膨胀，就不会 有战争，就可全国致力建设。至于其他的议论分歧更罄竹难书。一个刊物说 男女分校之益，另一个说男女分校之害。甲医刊说最近发明的肺病特效药灵 验如神，有若干临床的纪录可资证明。乙刊却登出一篇医学权威的试验心得， 说特效药之说全不可靠。一个刊物说制止通货膨胀之法唯有停止续发通货， 列举数字指出近年来超出的发行数字另外的一个刊物却说通货并未达到膨胀 的程度，也列举物价的倍数和通货发行的数字作切实的阐明。一个黄色刊物 说跳舞是奢侈的，淫欲的，有坏身心的，非禁止不可。另一个白色刊物却说 跳舞是体育的，美育的，群育的，不仅不应禁，还该多多提倡。公有公理， 婆有婆理。你读完了一个论调，拍案大呼对对！再读另一种，也是头头是道， 言之成理，也对！再看第三，第四，第五??无不引证古今，论博中外，结 果使你无所适从。宛如置身众香国中，个个貌美如花，妖艳无比，你倒不知 该亲近哪一个，假使是个盲人，不辨媸艳，索性念着女人祸水的四字真言， 还不至于堕入魔道。
目前的各种刊物不仅使你头昏眼乱，且于不知不觉中给你招来许多意想
不到的不幸。昨天有个朋友来看你，一眼瞥见案头上有一本《统一周刊》， 本来预备和你发发牢骚的也就不敢开口。今天另外一个朋友来看你，刚巧你 在批阅《民主月刊》，他就勃然变色，心想以后还是和你少接触为佳。再有， 倘不幸三更半夜突然有人来搜查你楼上的房客，因而连带也瞧瞧你的屋子， 因而发现了一两本不顺眼的刊物时，你就有太多的麻烦，太多的麻烦了。一 大堆同样的刊物可以明晃晃的摆在街头不算犯法，可是只要有一本摆在你的 屋里，就可以成为大逆不道。有些刊物本来业已核准登记立案，核准印刷， 核准出版了的。但你不要忘记，那都是另外的一回事，你个人还没被正式核 准阅读，那就有太多的危险了。
有许多自作聪明的人，以为读刊物先研究它的背景，就不会为其所惑。
你倘若真正研究下去，反要感到五中无主。原来理论和行动在现代是完全两 件事。好像大人先生们的演讲，听来无一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大人 先生们的工作成绩往往比不上他说的漂亮。有时更刚刚相反。台上大骂贪污 的往往就是最贪污的人，台上列举最多的办法的，往往最没办法。他们办的 刊物也具有同一的旨趣。如果你读到了一本刊物里面有一篇大谈民主的文 章，你又探听到刊物的支持人就是某某巨公，于是你见到巨公时和他大谈民 主，结果你不明碰钉子也必暗撞钉子。有些人在某刊物做文章大骂某要人， 于是你以为言论已经自由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熟悉内幕的人告诉你，才知 道骂要人得自己也先有背景，而且并不是所有不好的要人都一律可以骂—— 换句说，坏人也可以骂坏人，也可以骂好人。那个发动骂人的人也许更坏， 可是谁也不能，不敢，也不便骂他。于是你才知道所谓言论自由也不过如此 如此。由此你推想到其他的刊物的言论，使人读后肃然起敬也不过如此如此。 你立誓以后不再买什么刊物。第二天你走过那个报摊，给你照顾惯了的报贩

照例把一本新出版的什么递过来拦住你的去路。封面上几条惊人大胆的标题 打动了你，你忍不住翻了几翻，最后你叹了口气再把它收留下来。你好像可 怜那本刊物，可怜那个报贩，不是可怜你自己。
　　另外的一次，你专行决心戒绝刊物。可是一晚你参加一个宴席，座中人 高谈阔论，畅论中外古今，引证各大专家学者的名言说论，于你完全是闻所 未闻，有一个向你征求最近《老虎报》上的一篇据说是哄动一时的“民主为 体君主为用论”的意见，你瞠目无以对，遽觉自己的孤陋寡闻，愧为现代之 人。于是你再次开戒，继续吃下那些扰乱神经也不能果腹的精神食粮。
　　不糊涂的人不会去念书，不会念过书人不会读刊物。于是读得更多，更 糊涂，也更愚蠢。不知道国际国内的各种情形，还可优悠过日；知道了，反 而心惊胆战，坐卧不安。你要做生意，先把搜集了各种的意见论调，要综观 局面大势，然后下手，结果是一再踌躇，一事不成，反而那些一本刊物不看 的人都已发了财。仿佛人们一听风声不对，立刻囤米而你却因看了刊物的高 论，连几斗米都不曾预先绸缪。秀才不仅造反不成，其实什么都不成，完全 因为读得太多之故。读得多，就得担负许多的重累，变成圣·克里士朵夫， 而这位圣者到现在还在跋涉中流，离彼岸尚远，尚远??。

（1947 年）

先让自己的文化生命具有生气，才能了解西方的文化生命。

牟宗三
（1909～1995）


　　字离中。山东栖霞人。1927 年入北大预科， 1932 年毕业。40 年代后 期任教于金陵大学， 1949 年春去台北，任教于台湾师院国文系。1956 年去 台中东海大学任教。1974 年退休， 1995 年病逝于香港。著有《历史哲学》、
《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 等。

我的学思进程


　　我这一生，是处在中华民族大变动的时期。我是民国前三年，也就是宣 统元年出生，中间经过辛亥革命、哀肚凯称帝（国号洪宪）、张勋复辟、北 洋军阀，以及民国 17 年北伐成功、八年对日抗战及至于今又是四十年。总之 中华民族最动荡不安的近百年，我是亲眼见到的。这一百年变动的经过，到 底问题出在哪里？而我个人亲身经历、感受这个时代，在思考应如何把握这 个时代，如何了解、领导这个时代？
配合著名哲学家廉德思考人类理性的问题 我思考的经过，虽出自个人，但却和整个时代有关。这并非只是政治、
经济方面的问题，整个说来，是文化的问题，也是人类理性的问题。我想从
我个人感受的角度，来谈谈这个经过。我一生从事于哲学思辨，既未从事政 治活动，也不曾经商，也无“安邦定国之大业”。抗战八年，我没有到前线 打日本鬼子，没有“汗马功劳”，既未参军，也未做官；我只在后方走遍西 南各省，只陪着整个民族的苦难受苦，可以说只有“苦”劳，没有功劳。对 于现实国家的遭遇，我不是行动的参与者，而只是一个旁观的人，是一个旁 观的生命，只有在现实上陪着受苦。我自北大哲学系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 思考。
哲学家康德一生八十多岁，也没有从事过别的事情，以三部书（《纯粹
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为他主要的哲学纲领， 思考人类理性中所涉及的一切问题。这三大批判所代表的一整个系统，并不 简单，杜威有一套，罗素有一套，海德格尔有一套，甚至怀特海、胡塞尔均 有一套。“套”多得很，但内容价值完全不一样，这是大家所应当郑重了解 的。
我一生是配合着康德的思考来了解人类理性的问题，到现在仍然在了解
康德第三批判的问题。廉德自己构思了一“套”，是从自己生命中的真知灼 见而发，消化处理了以往哲学家的一切业绩而予以恰当的衡定。他像唱戏一 样，有板有眼、有规有矩。这世上那么多哲学家，有那么多套，有几个能“合 板眼”的呢？这实在很难。我也没有康德那样的本事，他能从自己的生命里 直接就人类理性所牵涉的一切领域所有的学问，独立构思一套来加以说明与 衡定。我这一生也八十多岁了，我从大学读书开始，就配合着康德一生所思 考的问题来思考。我并不是一个“康德专家”，一生也并非只念他那三部书。 我是通过读古典文献，来配合他的思考，例如我写的《才性与玄理》，是说 明中国魏晋时代的思想。另一部《佛性与般若》两大册，是我退休后写的。 我并非佛弟子，但我了解中国吸收佛教的全部经过，吸收后如何消化，消化 了以后如何又开宗，开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但这三宗在沸教与人类理性 里占了什么地位呢？这有多少人能了解呢？下一阶段是宋明理学，我用了八 年时间来整理这六百年期间的思想而成《心体与性体》三册，后又出第四册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这六百年重新讲述儒家的学问，现在有多少人能了 解这六百年的用心所在呢？我所用的心思和工夫都是整理古典文献，但在整 理中我同时也注意康德思考所发出的问题。
我到台湾这些年，出了不少书。《佛性与般若》是在这里印的，《心体

与性体》是在这里印的，后来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 判》也是在这里印的，我写的《现象与物自身》，还有《圆善论》（讲最高 善（The grest Good）），也是在这里印行。这是主要的几部大书，也都 是配合康德来思考，但我非只读康德三大批判，而也读了许多中国古典文献， 来把握民族的智慧。
　　　　　　　　　　化生命的疏隔与畅通 现在大家的生命都隔了，不能与民族生命、化生命相通。通不起来，就
整天胡言乱语，到处乱骂，没一句正当的话。大陆上出了本《河殇》，说黄
河流域已经没落了，它的文化创造力枯竭了，奶水已干了。其实我们并非没 有水喝，没有奶吃，而是说《河殇》这些话的人是“饿鬼”。文化之水没有 停流，是自己“作孽”，见了水不能喝，见了饭不能吃。佛教所谓的“饿鬼”， 乃是眼前明明是大米饭，你看是沙子；眼前明明是水，你看是火油。沙子不 能吃，火油不能喝。但为什么会把大米饭看成沙子，把水看成火油呢？这是 你的罪孽深重，所以受到这样的果——成了饿鬼，看不见文化的水。去了解 文化生命的发展和学术传统，是多么重要的事。可是自从民国以来，甚至从 明朝亡、清军入关以来，文化生命就断了。这样一来，文化生命上下不通气， 怎能吸收西洋文化，又怎能现代化？所以了解了中华民族过去的精神生命和 文化生命，了解了古人，也就了解了康德。先让自己的文化生命具有生气， 才能了解西方的文化生命。
在这将近一百年的大动荡时代，我是无奈何地闹中取静，透过对古典的
疏寻，来了解康德所启发的理境。但为什么不能配合罗素或杜威呢？或再往 前讲，为什么不配合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呢？我不能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配合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是有道理的。希腊传统固然精彩，然开不出道德主 体，故亦开不出真正的价值之源。希腊传统足以开学统，但开不出道统，不 能作为终极的智慧方向。民国初年，罗素曾访问过中国，被视为西方圣人， 但罗素那专讲数理逻辑，特尊逻辑分析的思想形态，怎能配合人类理性的活 动之全部，怎能依之来了解中国文化之方向呢？胡适宣传杜威学说，杜威是 实用主义。其实胡适所了解杜威的程度很差，但他享有大名，这种大名对中 国社会并无实质裨益。胡适所了解的杜威思想，其实只是《如何去思考？》
（How We Think？） 这个小册子，其他著作可能均未涉猎，以这种程度
来吸收西方文化，怎么够资格讲现代化呢？瞎嚷嚷是没有用的，这些人其实 是反对现代化的。但是他们讲科学，讲自由，讲考据，好像现代化、科学都 在他们那儿一样，这是很荒谬的现象。那些天天宣扬科学、崇拜民主的人， 是最不科学、最不民主的人，这是很古怪、荒谬的现象。我们不能以这些思 想来和我们的文化生命或智慧方向相配合。只有康德可以，他可以和中国文 化生命之方向相配合。
　　　　　　　　　　　　学思三阶段 我的哲学思想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头一个阶段是“开端”。
我在大学时代，最喜欢怀特海。他的著作，我大体都读过， 现在好多人

讲怀特海，在我看来有点班门弄斧的感觉；虽然我的思想转变到另一阶段以 后，我就绝口不提怀特海了。我当时一面读怀特海，一面于中国哲学则念《易 经》，我总是这样双线进行。当时北大没有人开《易经》这门课，也没有人 知道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当时了解的《易经》，是从象数这条路去理解。 虽不限于象数，但我是从整理汉易开始。汉易是象数之易，所以讲王弼，讲 朱夫子，讲得都不精彩。王弼是从道家的玄理来讲易经，故不相应。朱夫子 那套义理，当时我也不甚懂。我现在所了解的易经，是孔门义理；我那时也 没达到这程度。我当时了解《易经》，只能从象数这条路，把它当《自然哲 学》看——中国式的自然哲学，那是我青年时期的兴趣。所谓中国式的自然 哲学，意即和柏拉图以前的希腊时代的自然哲学并不相同。《易经》所启发 的自然哲学，发展到最高峰，是清朝初年的《易经》专家胡熙，此人有哲学 头脑。这个人没有旁人注意到，是我首先发现的。但他还没有达到照我们现 在所了解的、由《易经》所表现的孔门义理这层次，只在自然哲学的层次。 怀特海的思想也是自然哲学，他的那套宇宙论，就是自然哲学式的宇宙论， 那是英国式的由宇宙论之玄思来反康德的。我当时的兴趣，还是实在论的， 并不了解康德，所以在哲学的趣味上特别欣赏怀特海。当时我整理《易经》 并写了一部书，现在已经重印，那时只有二十四岁，算很年轻，所以对《易 经》只能了解到这层面。就是这层面也是配合着怀特海始能达至的。经过 17、
18、 19 世纪的现代化，逻辑、数学与物理之高度的发展，怀特海的自然哲
学当然能很吸引人，这已非希腊时代的自然哲学了。要了解怀特海的自然哲 学，先要读他与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要有数理逻辑的那套底子，再加 上近代理论物理的知识。现在台湾有些人讲怀特海，都是抓几句漂亮话题来 瞎发挥一下，并不真能懂怀特海。
当时不仅在西洋哲学方面喜欢怀特海的自然哲学和宇宙论，在中国哲学
方面喜欢《易经》，也当一个自然哲学看，同时我还有逻辑方面的兴趣，所 以读罗素的数理逻辑。因为中国并没有这方面的传统，读来就不像在哲学方 面那样轻松，读得相当辛苦，我只能勉力以赴而已。在中国第一位开数理逻 辑这门课的，正是我的一位老师张申府先生。当时班上只有三个学生，其他 两位很少来，只剩我一个。念数理逻辑，花了我十年工夫；
当时维特根斯坦的书已出版，所以我对他那套也发生兴趣。但我并没有
成为逻辑专家，也没有成为逻辑实证论者。我花的十年工夫，乃是配合着康 德来读的，目的是想用康德的思路来消化怀特海、罗素，直接方面是消化罗 素和维特根斯坦的数理逻辑，间接方面是消化怀特海的哲学思想。能消化， 就必须在更深的基础上来处理这有关的问题。
　　知性之逻辑性格与知性之存有论的性格，进而论两层立法 消化的工夫，费了我大学毕业后的十多年时间，呈现于最近再出版的《认
识心之批判》上、下两册。这可以算是我的第二阶段，一直到四十岁为止，
正是民国 38 年来台湾的时候。所以第二阶段是消化英国实在论与康德之冲 突。
　　我用的虽是康德的思路，但并非就是康德的哲学，因当时我对他的哲学 并不完全了解。我能了解他所见到的知性（Un—derstanding）之自发性，因 此我可以了解我们的知性有一套并不一定是康德所想的那一套。所以我当时
　　
从知性来安排罗素、维特根斯坦对于逻辑与数学的理解，所成的《认识心之 批判》，大体还是实在论的立场，因为我虽然用廉德的思路，但还不赞成康 德《先验综合批判》的最高原则，即“知识可能的条件，就是知识对象可能 的条件”。我当时并不认为如此，我以为知识可能之条件并不就是知识对象 可能之条件。我想把知识之对象从知性之自发性里解放出来，这当然是实在 论的倾向。
　　自从退休以后，我就觉得我的“认识心之批判”这一套并不能代替康德 的那一套；原来以前我所了解的只是“知性之逻辑性格”，而非“知性之存 有论性格”。康德并非不解知性之逻辑性格，但因那时逻辑甚简单，只是亚 里斯多德的逻辑，所以他于知性之逻辑性格之了解甚为贫乏。他的重点是落 在纯粹知性之存有论的性格。康德的十二范畴分四类，质、量、关系、情态， 重要的是前面三类，都是属于存有论的概念，是从知性本身发出来，或说为 知性本身所提供。他以这些存有论的概念作为知识可能之条件，同时亦即是 知识对象可能之条件，因此而宣说“知性为自然立法”，这样才有知性之存 有论的性格。这种思想，一般人是很难了解的，即连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译成英文的史密司也不懂；从一般实在论看来，“知性为自然立法”太过主 观主义，不能相信。
当时有些朋友很称赞我的“认识心之批判”，以为可以代替康德那一套，
但我后来以为不能代替。如是我觉得我们对于知性须有两层超越的分解，一 层是分解其逻辑的性格，一层是分解其存有论的性格。如是，我们就要想办 法进一步如何来把握、了解康德所说的“知性之存有论的性格”，如何了解 “知性为自然立法”，如何了解十二范畴之超越的决定作用。范畴是从知性 自身发出来，所以知性才能为自然立法。这一套，现在西方人不懂，英美的 分析哲学不懂，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同样不懂，中国人现 在这肤浅混乱的头脑更无法懂。中国人现在很肤浅，枉费聪明，表面聪明是 最糟糕的。王船山有句痛心的话：“害莫大于肤浅”，胡适就是肤浅的代表。 荀子曰：“真积力久则人”，中国人好像对于任何正面的东西不能真正投入， 故肤浅、混乱、邪僻、暴戾，此皆生命无力、精神脆弱之象也。
我一直在疏释中国各期之哲学智慧，配合康德来思考这“为自然立法”
之问题。后来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登在东海大学的《中国文化月 刊》，就是疏解这问题。不但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不能反对，就是牵 连到他所作的“现象与物自身之区分”也不能反对。一般人所了解的现象与 物自身的分别，大体是洛克的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分别。康德所说的“现象” 与“物自身”均有特别的意义，如果不“默逆于心”，就只能“服人之口， 而不能服人之心”。这一方面固因为康德说明不够，以及其说明之方式散见 不集中，故不易把握，另一方面也由于对中国之智慧传统学思不足因而不能 悟人，故亦不能了解康德之所说。须知若依中国哲学之智慧尤其是佛教之智 慧而观，则康德之所说固甚易明甚易解也。
　　了解了“知性为自然立法”这一步以后，就可以进到第二批判，了解“实 践理性（意志自由）为行动立法”。康德系统是两重立法。实践理性立法的 问题，在孟子就是“仁义内在”，“仁义内在”于“心”。“仁义内在于心” 才可以说“心即理”，陆象山这句话是根据孟子而说的，以后王阳明能以辩 论的方式而明之（见“答顾东桥书”）。“仁义内在”以康德的话说，就是 “自律道德”。”知性为自然立法”与“自由意志为行为立法”这两重立法
　　
如能透彻明白，就能比对着中国从先秦儒家以后经过道家、佛家和宋明理学 之发展来对看，看看中国智慧表现在哪里，康德哲学所代表的西方智慧表现 在哪里，并将如何消化之。
真美善的圆成 讲了两层立法后，再进一步就是我在“圆善论”所处理的问题，这已超
过康德所说的理境，是儒家的本怀之终极的彰显。我本以“圆善论”为最后
一册著作，但最近我又打算把康德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翻译出来。 我已将“审美判断”与最后的“目的论批判”译出，“壮美”（Sublirne） 那段没翻。中国人对壮美的品味很高，壮美判断并非审美判断本身的意义， 理学家品题“圣贤气象”，这种品味就是属于壮美的；所以这段我不打算翻。 但“壮美”后面有一段关于审美判断的超越推证（tran—scendental deduction），凡是讲到推证的问题，就是批判哲学最精彩的部分。这部分是 说，审美判断不是从概念中来，却有普遍性。这朵花是美的，并不单单是对 我为美，这个审美判断是对任何人有效，就是有普遍性，而且是必然的。
　　目的判断在关联于审美判断的主要意思，我要写《真美善的分别说与合 一说》这一部书。康德的第一批判讲“真”，第二批判讲“善”，第三批判 讲“美”。但“即真，即美，即善”的合一境界，康德并没有，中国人在这 方面却能达到相当高的境界。合一讲的真美善与分别说的真美善之间的关联 如何，是最后的圆成的问题，康德也没有达到这境界。“圆善论”是最高圆 满的善，仍然是顺着善讲。这部书则是把美也包括进来，是最后的圆融。我 之所以要消化康德的这些问题，就是为的要畅通中国的文化生命。我们现在 是在文化的发展中。我们现在要求现代化，要求民主。其实只要中华民族的 文化生命能畅通，西方的文化生命并非没有问题。现代化是必须经过的，然 不是最后圆满的。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理性中的应有事，并非是“非理性的事” 焉有不能至者？又有何可反对者？
我一生通过疏解中国古典文献，来消化康德所思考的问题。康德是 18
世纪的人，这是人类理性最健康、最正常的一个时代，我们现在 20 世纪快要 结束，却不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民主政治！西方人在 17、 18 世纪为此 而奋斗，所以西方 18 世纪有最健康的思想，因为他们能顺人类理性之所有而 健康正常地循序前进，步步悟人，以探其本。现在的人瞧不起 18 世纪，天天
讲 20 世纪，讲后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的问题还没懂，就讲后现代化的问题，
当然有问题。现代化并非穷尽一切，并非绝对。我们需要科学，但科学并非 绝对；我们需要民主政治，但民主政治也非绝对。如果明了这些，就知道有 现代化的益处，也有现代化的弊病，也就接触到后现代化的问题。如果不经
过 17、18 世纪的思想，只讲 20 世纪的思想，认为这两世纪的思想都是过时 的古董，则舍本逐末，漂浮无根，便丧失了开辟的思想与创造的智慧，而只 以纤巧无本思想为思想，或曰流于肤浅而只受制于科技的机械享受之牙慧， 或曰旋转于现代化社会中的自由与多元而空说废话以为学术。
　　康德的思想己出现了二百多年，试问其思想内容之奥秘与精彩，其立言 之正大与稳妥，又有几人能深入而契应之？其书虽早已风行于世，然其光华 并未暴露于人之面前。你不要把康德看成是 18 世纪的古董而忽视之。若真是 如此，则孔子活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岂不更是老古董？然孔子孟子终究是智
　　
慧之所在。 我之一生消耗在三个阶段的学思中，也不过是疏解中国传统之智慧方
向，配合康德之思考，一方面消化康德，一方面畅通中国之文化生命，开源 畅流，如是而已。

《才性与玄理》* 序


吾写《历史哲学》，至东汉末止。此后不再就政治说，故转而言学术。
阶段有三：一曰魏晋玄学，二曰南北朝隋唐之佛教，三曰宋明儒学。此书名 曰《才性与玄理》，即写魏晋一阶段也。
　　中国晚周诸子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之原始模型，而以儒家为正宗。此后 或引申或吸收，皆不能不受此原始模型之笼罩。引申者固为原始模型所规范， 即吸收其他文化系统者，亦不能脱离此原始模型之笼罩，复亦不能取儒家正 宗之地位而代之。
　　秦以法家之术统一六国，西汉是继承儒家而发展之第一阶段。至乎魏晋， 则是道家之复兴。道家玄理至此而得其充分之发扬。王弼、嵇康、向秀、郭 象，其选也。适于此时而有印度佛教之传入。道家玄理之弘扬正是契接佛教 之最佳桥梁，亦因此而拉长中国文化生命歧出之时间。所谓歧出是以正宗之 儒家为准。文化生命之歧出是文化生命之暂时离其自己，离其自己正所以充 实其自己也。魏晋南北朝隋唐七八百年间之长期歧出，不可谓中国文化生命 之容量不弘大。容量弘大，则其所弘扬所吸收者必全尽。全尽必深远。全尽 而深远之弘扬与吸收，其在自己之文化生命中所引起之刺激与浸润亦心深刻 而洽浃。文化之发展不过是生命之清澈与理性之表现，故在歧出中其所弘扬 与吸收者皆有助于其生命之清澈与理性之表现。故此长时期之歧出，吾亦可 曰生命之大开。至乎宋明，则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归其自己，而为大合。故宋 明儒学是继承儒家而发展之第二阶段。至乎今日而与西方文化相接触，则亦 将复有另一大开大合之阶段之来临。此中国文化生命发展之大脉也。
虽然，文化非可以游谈，必将深入其里面一一通透之，方能于生命起作
用。吾兹以近三十万言之巨幅诠表魏晋之玄理，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为彻底 之玄学。吾所作者，即在展现此玄学系统构成之关节，并确定其形态之何所 是。试取西方哲学中诸大形上学系统，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系统，圣多 玛之系统，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之系统，康德、黑格尔之系统，以及近时布 拉得雷之系统，怀特海之系统，胡塞尔、海得格尔之系统，而比观之，则中 国道家之玄理系统，甚至佛教之般若佛性系统，以及儒家之性理系统，其构 成之进路与关节，以及其形态之何所是，皆可得而确定矣。此为生命之学问， 未有如此之亲切者也。
魏晋之玄理，其前一阶段为才性。故此书即曰《才性与玄理》。“才性”
者，自然生命之事也。此一系之来源是由先秦人性论问题而开出，但不属于 正宗儒家如孟子与《中庸》之系统，而是顺“生之谓性”之“气性”一路而 开出。故本书以“王充之性命论”为中心，上接告子、荀子、董仲舒，下出
《人物志》之“才性”而观此一系之原委，此为生命学问之消极一面者。吾 年内对于“生命”一领域实有一种“存在之感受”。生命虽可欣赏，亦可忧 虑。若对此不能正视，则无由理解佛教之“无明”，耶教之“原罪”，乃至 宋儒之“气质之性”，而对于“理性”、“神性”，以及“佛性”之义蕴亦 不能深切著明也。文化之发展即是生命之清澈与理性之表现。然则生命学问 之消极面与积极面之深入展示固是人类之大事，焉可以浅躁轻浮之心动辄视 之为无谓之玄谈而忽之乎？“玄”非恶词也，深远之谓也。生命之学问，总 赖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无真生命与性情，不独生命之学问无意义，即任 何学问亦开发不出也。而生命之乖戾与失度，以自陷陷入于劫难者，亦唯赖

生命之学问，调畅而顺适之，庶可使其步入健康之坦途焉。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人的自觉”。??第一要人格意识，第二要 有社会责任意识。

张岱年
（1909～ ）


　　哲学家、哲学史家。字季同，别署宇同，河北献县人。著有《张载—— 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等。
　　
《人世文丛》*序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体验，我对于人生有较深的体会。我认为，人生最
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人的自觉”。所谓“人的自觉”就是真正了解“人之所 以异于禽兽者”，亦即了解“人之所以为人者”。我认为人的自觉主要有两 个方面，第一要人格意识，第二要有社会责任意识。
　　“人格”是现在的名词，传统的名词是人品。人格意识即是人品意识。 人格意识即是明确认定自己是一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而独立人格的内含 即具有独立的意志。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可 夺”的志即是独立的意志。坚持独立的意志即是坚持人格的尊严。具有独立 意志的人，为了坚持人格尊严，可以牺牲生命。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恶有甚于死者”。这“所欲有甚于生者”即人格的尊严；“所恶有甚于死 者”即人格的屈辱。为了坚持人格的尊严，可以牺牲生命。孔孟学说作为整 体已经过时了，但是孔子“匹夫不可夺志”和孟子“所欲有甚于生者”的观 点还是应该肯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贵贱等级的区分，人与人之间 有真实的平等，坚持人格尊严更是理所当然了。
　　人生活在社会中，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活，所以对于社会要负一定 的责任，应具有诚挚的社会责任心。社会责任意识的最重要的内容是爱国主 义思想，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而在和平时代则应为 祖国的昌盛繁荣竭尽心力。“为人民服务”应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人都应 具备的意识。物质生产劳动者要为祖国的富强努力工作，精神生产劳动者则 应为祖国的文化发展殚精积思，做出一定的贡献。一个人，只有为祖国为人 民做出一定的贡献，才算不虚此生。
爱国主义应是现代中国人的灵魂，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应该具有民族
的自尊心、自信心，既应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也应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的优点，既应克服民族自大狂，更应克服民族自卑心。作为一个现代的文化 人，既应了解西方文明所达到的灿烂成就，也应通晓中国几千年文明的辉煌 成就，更应发挥创造性的思维，力求有所创新。
人生应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应是一个日新又日新的过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此套丛书，我认为这套丛书对于跨世纪的 青年人的培养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写下此篇文章作为序言。

1996 年 9 月序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书都是过往的多知的人用书写的方式告诉我们的他们的所知，所以笛卡 尔说，读书就好像同（其实是听）高尚的古人谈话。听多了，继以思，自然 会有所得。

张中行
（1909～ ）


　　原名张璿，字罕用。河北香河人，曾在中学和大学任教，现为人民教育 出版社特约编审。著有《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负暄琐话》、
《负暄续话》等

由旧书想起的


　　不久前，为找什么材料，翻腾书橱，随手拿出两本，检阅扉页，看看有 没有关于买时的记录，这是“无意地”想温一温旧事，两本都是鲁迅先生著 作。一本是《彷徨》，扉页有题记，是：“1939 年 4 月 24 日买于北京西单 商场，价四角。昔在通州有此书，乃李文珍女士所赠，记得为初版，此则为 第十三版。李女士为同学赵君之友，情投而未能意合，书则 1937 年毁于战火。 抚今思昔，为之惘然。”书是旧书，有“虚真藏书”白文印。另一本有些怪， 内容是《南腔北调集》，封面和书脊却印《故事新编》，没有版权页，我想 这是为逃避查禁者的“慧”眼，伪装为《故事新编》的。这个妙计是鲁迅先 生还是书店老板想出来的？由书上自然看不出来。书也是旧的，扉页有原主 人胡君的名章。我没有题记，什么时候从何处买到是难于知道了。
　　说起旧书，真是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一位老前辈，是名作家，有一次 同我说，他杂览，是因为他不吸烟，闲坐无聊，只好用看书来消遣。我同另 外两三个朋友喜欢逛书铺，逛书摊，买点旧书，也可以用吸烟来解释，是求 书成瘾，很像吸惯纸烟之难于戒除。买旧书要费些时间，粗略估计，是一周 半天左右。也要费些钱，但不多，因为不求好版本，不求大部头的堂皇典册。 买旧书，因书而得有两种，一是因杂收而可以杂览，因杂览而可以杂知。二， 我们常常认为更重要，是因巧遇而获得意外的喜悦。所谓巧遇是买到久已不 见于市面的书，因为难得，所以觉得好玩。在这方面，可记的经历很有一些， 只举两个例，如友人韩君买到鲁迅弟兄在日本印的《域外小说集》（封面“域” 作“或”），我买到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光绪只有三十四年），就都 是因为罕见而觉得很有意思。
一晃四十年过去，当年零碎收集的旧书，有些由废品站送往造纸厂，有
些化为灰烬，还有些残余卧在书橱里。文化大革命风停雨霁之后，像是可以 重温旧梦了，但苦于不再有温的条件。主要是已经没有往日的猎奇的心情和 精力；其次，即使有，也不再能找到弯弓放矢的场所。因而关于旧书，剩下 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记忆。这正是琐话的题材，所以决定拉杂地说一说。 旧时代，出版业不发达，有名的几家集中上海，印书种类有之，数量不 多，售书的处所，尤其在北京，总是由旧书独霸。北京，文化空气比较浓， 读书人比较多，因而售书的处所比较多，几乎遍布九城。这方面的情况，孙 殿起的《琉璃厂小志》有详细记录，有兴趣卧游的人可以看看。售书的处所， 有等级之分，从而有性质之别。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 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 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其中又有等级之别：等级 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专售外文；等级低些的铺面较小，所售书 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所售之书也杂，因为买来什么卖什么，所以 不能不古今中外。这中级的还有不集中的，那是散布在某些街道的小书铺， 如鼓楼之东的“得利复兴”，之南的“志城书局”就是。下级的是散布在各 热闹处所的书摊，自然也是买到什么卖什么，古今中外，这又有种类之别： 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外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的许多书摊就是；另一种是 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什刹海荷花市场，只有夏 季有。此外还有级外的，是德胜门、宣武门几处小市，鼓担和住户卖旧货， 间或也有旧书。这种处所， 旧书的出现更富于机遇性，有时候会出现大量

的，甚至有善本。 旧书上市量的多少，价的高低，与治乱有密切关系。量多少与治乱成反
比，治少乱多，因为治则买者多而卖者少，乱则买者少而卖者多。价高低与 治乱成正比，治高乱低，原因与多少一样，治则大家抢着收，乱则大家抢着 扔。抢着扔的情景，记得最惊心动魄的有两次。一次是“七七”事变之后， 以德胜门小市为例，连续多少个早晨，旧书总是堆成几个小丘，记得鼓担的 收价是六七分一斤，售价是一角一斤。可是买主还是很少，只好辗转送往造 纸厂了。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风暴初起之时，小市的情况如何，因为没有余 裕去看，不得而知，且说自己，匆忙点检，把推想可能引起麻烦的中西文书 籍百余种清出来，由孩子用自行车推往废品站，回来说，废品站人说不收， 愿意扔可以扔在那里，就高兴地扔了。我当时也松了一口气。及至风暴过去， 想到其中有些扔了实在可惜，想买就再也遇不到了，这使我想到古人“人弃 我取”的策略，道理自然不错，但那究竟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至于被迫处于 局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还是转回来说平时，旧书价的高低，与售书处所等级的高下成正比，因 而一种同样的书，比如说，由东安市场买要两角，由街头书摊买也许只要一 角，由级外的小市买也许只要五分。搜寻旧书，更喜欢多逛街头书摊和小市， 原因之一就图省钱。便还有原因之二，也许更重要，是可以买到中级以上书 商看不起的不见经传之书。中级以上书商收书有个框框，这框框一部分来自 师傅所传，一部分来自书架上所常见，总之要是他知道的。街头书摊和小市 则不然，以小利速销为原则，所以总是遇书不拒，因而它就有个大优点，是 因杂而博。譬如鲁迅弟兄早年译著，《侠女奴》、《玉虫缘》、《红星佚史》、
《匈奴奇士录》等，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记八国联军入北京的《都门纪变三
十首绝句》，以及嘉庆八年无名氏稿本记嘉庆皇帝一年活动的《癸亥日记》， 等等，我都是从这类地方买来的。
这样说，好像下级的售书处所只能买到破烂，其实不然。自然，这要看
机会，如果碰到机会，买到见经传的书并非不可能。机会是难得的，但日久 天长它就会成为必然。比如我现在还喜欢的书，明版绿君亭（汲古阁）刻《苏 米志林》，乾隆十二年（1747）初刻沈德潜著《杜诗偶评》，就是由小市地 摊上买到的。
50 年代以后，等级较低的售旧书处所逐渐消失。文化大革命以后，旧书
稀如星凤，其中的线装刻本成为璧秦玺，出售处所只剩中国书店一家。有一 天，一位喜欢书店的朋友谈起琉璃厂的情况，举一些例说明货之少和价之高， 只记得劣拓粗裱的《郑文公上下碑》，定价超过千元。这使我想起当年由小 市地摊买到乾嘉精拓当时的裱本《始平公造像记》的情况，其价只是一角， 不免兴起对于“旧游”的回忆。

书


　　书有歧义，书籍之书，多用，书法之书，少用，这里从多，指书籍之书。 书所指定，从哪个角度谈它，还要先说清楚。可以用目录学家的眼看，那就 单说分类，写成文本，也会汗牛充栋。可以用学究的眼看，限定一门，钻进 去，也会不知如何再钻出来。还可以顺时风，从所谓效益的角度看，问题就 更加复杂，比如内容正经，色不发黄，有些人就不欢迎，反之，也有人，纵 使数量不大，会不欢迎，一笔糊涂账，算清就不容易。人生多是躬逢所谓盛 世而多难，语云，自求多福，可以躲开的麻烦，当然以躲开为是。那么，文 题白纸黑字已定，如何写呢？决定损之又损，或说由街头退入内室，只说它 与自己的私交。私，与国计民生无关，可是自己感到亲切，也就无妨唠叨几 句。
　　想不到一开头就遇到个困难，是这私交的交由何时开始，由哪一本开始。 我清末生于一个极平常的农家，父亲念过三百千，因而识字，能写八行书之 类；至于是否进一步也四书五经则不知道，至少是我上小学以后，没见过家 里有这类书。那么，想确定能觉知（始于何时，只有天知道）以后，第一次 看到甚至接触的是哪一本，就只好借用胡博士治学法宝的前一半，大胆假设
（后一半为小心求证）了。假设的结果，是俗名皇历、官定之名为《时宪书》
的，因为如今日之挂历，为家家所必备，并且经常放在桌面上，以便有时想 到邻村去看看大姑、二姨之类，先要查查是否宜于出行。说官定，是因为乃 钦天监所定所颁，不像现在，有出版力量的就可以争奇斗胜，抢先挂在街头， 赚钱。又因为来自钦天，性质也与今日的挂历有很多分别，即以封面而论， 那时是标明几龙治水，现在循“竹不如肉”的原则，变为半裸美人。内部呢， 以我手头还保存的我出生那一年的《时宪书》为例，复杂得很，单说 12 月
16 日我出生的那一天，其下没有注公元年月日，却刻“丁卯火井满宜祭祀”
几个字。我不是《易经》迷，也就不信由几根草棍的排列可以推断自己能否 上登青云。可是，正如有的人占梦用二分法，曰佳兆可以不信，恶兆不可不 信，对于生日那一天的钦天所批，我却也曾效不少“红”家之颦，想在“一 从二令三人木”之类的迷魂阵中看出点门道来。我抓住的是“火”和“宜祭 祀”，于是一推算就大有所得。那是就五行说乃火命，其含义也许就是庄子 所慨叹，“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吧？如果竟是这样，“命矣夫”， 又有什么办法！再说宜祭祀，我不只一次引英国培根的话，“伟大的哲学始 于怀疑，终于信仰”，可是我就苦于只能做到前一半。这给我带来不少麻烦 甚至痛苦，其中有道的，有俗的。总之，我应该步许多人之后，也请个或大 或小的龛，其中供个什么神，以期生有所靠，死有所归。可是知而不能行， 至今还没有个龛，也就还茫茫无所归。想到这里，我几乎禁不住要高呼：“伟 哉钦天所批，我确是宜祭祀。”闲扯这些，等于吃后悔药，干什么呢？因为 是谈书，一生中视和思的最亲密的伴侣，凡事要重个开头，此《时宪书》乃 开卷第一回也。
　　再说有案可查的开卷第一回，是上小学以后，最早看到的共和国教科书 中《国文》第一册。现在还记得是商务印书馆所编印，三十二开，线装，油 光纸，石印大字，开头几页有字有图，字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 其下就记不清了。文没有高到圣经贤传，但也没有强制信受的教条，所以， 也许更有力的原因是儿时的所有吧，我有时想到它，就以它未能躺在现在的
　　
书橱里为遗憾。旧的，即使不遭“除”之劫，逝去的也太多了，想开些也就 罢了。
　　其后是离开家乡，到外面，先则上学，后则就业，混饭吃， 一晃就差不 多七十年过去。与书的关系，看，专就量说是线形，前后没有什么变化；买 就变为枣核形，中间大，两头小。看，多而杂；买，与嗜书家尤其藏书家相 比，不很多，但也杂。显然，谈这方面的情况，就不宜于由个体方面下笔， 原因之一是当年没有记离开日记之账，理清很难；之二是即使能理清，写不 胜写，也必没有人有耐心看。但就这样放过也有点舍不得，不得已，来个总 而言之，是不管是看还是买，都实用和趣味兼顾，举个极端的例，《十三经 索引》是实用，至于《回文类聚》，不过看看好玩而已。还要再来个总而言 之，是所看与所买相比，后者的量小得很多，原因也是两种：一是有很多书， 觉得好，甚至很想装入自己的书橱，可是买不起，或兼无处去买；二是有更 多的书，看过或只是翻翻，觉得没有它也有好处，是既可以省钱，又可以省 地方。
　　以上近于闲篇，表过，应该转入正文，说私交，即阑入己身生活中影响 己身生活的。这有可意的，也有不可意的，人生难得开口笑，先说可意的。 可意，有的由看来，有的由买来，先说由看来的。这有浅深两种，先说浅， 后说深。
浅是“消闲”。唐人李涉诗，“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连《千家诗》也收了，可见闲贵重难得，为什么还要“消”呢？人就是这样 一种奇怪的生物，忙了他（或她）叫苦，可是闲真来了，他又会闲情难忍， 喊“日长似岁”。怎么办？办法万千，可以各取所好，或所惯。如昔日，男 老朽，可以寻同道，喝四两半斤，女老朽，串门，说张家长，李家短。今日 呢，花样多且翻新，如远可以旅游，近可以奔入卡拉 OK。我路子少，连圣人 网开一面的博弈也不会，而又最不能忍闲（或享闲），所以偶尔得闲，就不 能不设法消。我的办法，最常用的是向书乞援；而书，也必伸出救援之手， 使我安然度过难挨的片刻甚至长日。为了什么写作教程上标榜的形象化，像 是应该有实事为证。一想就有两件涌上心头。一件是身心俱闲之时，何以能 有如此清福？是 70 年代后期，因劳累而患胸膜炎，被送往地安门内清源医 院。住几天，烧半退，卧床而清醒，真就日常似岁了。只好向书乞援，让家 里人送来青柯亭本《聊斋志异》，本子不大而字大，看不费力而故事有情趣， 总之就使难忍之闲化为轻松度过。另一件是身甚忙而心甚闲之时。那是在干 校接受改造时期，繁重劳动之外，有时也要面对书桌。桌上只许有小红书， 面对，如参古德的话头，总是迷而不悟，于是偷看唯一的“深藏若虚”的一 本合订的《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遗憾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不久就有进步人物发现，告密，并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处理是批斗其人， 没收其书。“闻道长安似弈棋”，“杨柳岸晓风残月”看不见了，只好乞援 于心里的书，这是一直记得的玄奘法师译的《心经》，于是再有面对小红书 之机，就背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赖菩萨保佑，进步 人物就竟至没有发现，因而也就未定性，免于批斗。
　　消闲，闲不多，而且消了就鸟尽弓藏，所以说浅。转而说深的可意，那 就一言难尽。或者竟是难说，因为，如西方的《圣经》，东土的《南华真经》， 就都欣赏混沌而厌憎知识，而我这里说书会带来深的可意，这可意正是指“知 识”。怎么调停这看法的两歧呢？我想，混沌是个高不可及的生活境界，也
　　
许竟是佛家想望的涅槃的现实化吧，可惜人力有限，所以七品芝麻官郑板桥 慨叹：“难得糊涂。”或者就借用《圣经》的叙述，既已偷吃了智慧果，只 好扔开伊甸园的幻想，退而求其次，是既已有知，就干脆求多知一些。这之 后就不能不颂扬书的功德。大致说，书都是过往的多知的人用书写的方式告 诉我们的他们的所知，所以笛卡尔说，读书就好像同（其实是听）高尚的古 人谈话。听多了，继以思，自然会有所得。这所得，总的说是知识，分说或 具体说，又会千差万别，因为所读不同，吸收到头脑里整理，评骘，取舍， 还必致受“天命之谓性”的影响。泛论不成了，只好说自己的。这也大不易， 不是因为所知太多，说不完，是因为自己究竟知道什么，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但文是还要做下去的，只好搜索枯肠，并不避吹牛之嫌，说一些自认为分量 较重，还值得拿到案头陈列一会儿的。这是一，因为读书，就秀才不出门， 便知天下文（闻？）。这是利用旧话，表示借读书的光，才能知道人间、天 上许多本来不知的事物。实际当然比昔日秀才的所知多得多，比如大的，外 界，远的，以光年计，而年月日所表示的时间，又会因运动的加速而变慢， 小的，人的总性，分性，都受细胞中染色体的制约，可见之物由不可见的原 子组成，原子也是个复杂结构，等等，昔日的秀才就不知道。还有不少昔日 的秀才可以知道的，如隋场帝杀父、唐明皇夺媳之类，以及司马相如不作八 股、赵飞燕不缠小脚之类。此外，各门类，由巨到细，“知也无涯”，说也 说不尽。不尽，姑且算作多知，有什么好处呢？举不出有哲学癖的人也会首 肯的理由，勉强说，浅入，是人生一世，多知总比不知好，深入，知的近邻 是明理，可以致用。这就过渡到其二，明理，或说有分辨真伪、对错、是非 的能力。这场面嫌太大，我想缩小为一点，是不轻信。这内容仍嫌太多，只 举一点显著的。如与权势有关的那些好听的话，上至尧舜禅让，帝王降生， 五彩祥云照户，即位后爱民如子，下至什么头头，一贯奉公守法，等等，我 总觉得事实必不如此。又如宣扬什么信条，说只要信受奉行，婆娑世界很快 就会变为天堂，我也总是一笑置之。不信，且不说对错，这样一人向隅，有 什么好处呢？大概没有什么好处，勉强说，不过是存诚，心可以较安然而已。 再说其三，我一直自信为因读书而有的独得之秘，是有些深思时会碰到的大 问题，我们必弄不明白。这有属于天的，如情况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 有属于人的，是饮食男女，生生不息，有没有什么究极价值？不明白，还自 夸为独得之秘，是因为我有时想，人有生一次，为天命所制，能够知道自己 的知的限度，这就有如欠债，无偿还能力，能够知道确数，盖棺时也就可以 瞑目了吧？还可以借“圣人之言”，说得冠冕些，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之 不知，是知也”。如果这样的不知也可以算作知，这所知显然也是读书之赐。
　　再说由买而来的可意。这就性质说很简单，是当年喜欢淘旧书，买到， 不难得的可小喜，难得的必大喜。先要解释一下，何以只说买旧书，因为事 实是几乎不买新书。这还要有原因，重要的有两个。其一是经济学的，我穷， 上有老，中有妻，下有小，都要吃饭穿衣，买书之钱，只能由必需的日用中 劫留一点点，少，还要办大事，其时旧书多，价廉（比如鲁迅《呐喊》，定 价七角，初版的一本毁于“七七”事变的战火， 1937 年 9 月由旧书摊重买，
为 1927 年 3 月第七版，仍紫色封皮，毛边，价仅一角四分），语云，钱要花 在刀刃上，所以只能买旧书。其二可以称为狩猎学的，是只有到深山密林， 才可以猎到市面不见的犀象之类。犀象，稀有，还是只说家常。单说枣核的 中间一段，大致是由 30 年代晚期到 60 年代早期，每周总要挤出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