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车，逛卖旧朽的摊店。上面说过，其时旧书多，价廉，出去逛几处，几乎 没有空手而返的时候。用书包装回，远交，所得是知识，可不在话下；难忘 的是近攻的所得，或短期或长期的欢乐。说欢乐，或者还不够，因为事过境 迁，有时回首，总浮生之帐，虽然外不少横暴，内不少穷困，而仍有勇气活 下去，甚至感到人间还有情理，有温暖，有希望，就是（至少是一部必须迁 居。居住空间由大变小，书也成为床少人多，纵使碍于情面，也只好请一些 膀大腰圆的到废品站去安歇。就这样，又清出一批，所得呢，以八分一斤论 价，换回大团结数张之多。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换为说说近些年的。时移事异，不东跑西跑淘旧 书了，新书的量却有增无减。来源主要是作者赠或出版家赠。所赠还有块头 大、价钱高的，如《中华名匾》是一百五十元，《阅微草堂砚谱》加倍，三 百元。天之生材不齐，只好就给它们个安身之地。正如我国的三才形势，天 地未变而人则火速增加，只好挤。起初是桌面没有了，继而一个单人床面也 没有了。看来挤的势头还不能终止，怎么办呢？只能走着瞧，希望车到山前 自有路。
　　还有个情况，本不想说，可是刚才说到挤，举目一扫，碰到强占地盘还 有几包未开包的，只得也捎带说几句。算来总有十年了吧，写些不痛不痒的， 不再有轻则批斗、重则劳改的危险，于是旧病夏发，就也拿笔涂抹。借出版 业主江海不择细流的光，所涂抹，有些变成铅字，甚至订成本本。人，总有 不少乐于从众摇旗呐喊的，于是，有时碰到适于摇旗呐喊的场合，就随便抓 个学者或作家的帽子，往我的头上戴。我的经验，对于好意的帽子，比恶意 的就更难办，因为如果你辞谢不戴，一霎时就会升级，成为既有大成就而又 谦逊的学者或作家。所以只好不纠缠这些，只说因自己写书而来的苦难。一 是成书很难，即使思路里已经有了东西，也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近年有了 什么电脑新玩意儿，还有人劝我维新，我自知心灵迟钝，必跟不上，所以还 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幸而功到自然成，一年两年，可以印成本本，有人肯 印成本本，拣字，排版，订型，可是征订数只是三百五百，真是急杀人也。 也曾想来个手推车，上载书和笔墨，到大街小巷去叫卖，而且是签名本。可 惜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望豪举而兴叹了。
这样诉苦不好，只得躲开自己的写书，仍说存书。前面曾提到及身散之，
现在是有不少，估计不会再用，将来总有一天，都不再用，是否也来个未雨 绸缪呢？我想过这个问题，答案是暂不想它。如此处理，细想，理由还是感 情的，比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三种权威英译本，估计不会再读，可是 想到当年节衣缩食，奔跑旧书店，买到时的喜悦，读时的所得，实在不忍看 着它由我的身边走向远处，就说是佛门视为大忌的爱染吧，既已爱了这么多 年，也就不想改弦更张了。
　　顺着爱这条线，还可以说个遐想，是由不久前，与个年轻人谈《兰亭序》 帖引起的，这是到盖棺之时，是否学李世民之以心爱的墨迹殉葬，也拉一两 种相伴多年之书，仍旧做伴，同归于尽呢？用不用，如果用，用什么，一时 还想不好。无力完成的事放放也好，那就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
　　
　　梦与觉、醉与醒、幻与真、虚与实、显与隐、形与迹、光与影、暗与明， 都是生活里一事的两面，互相依存，而泾渭自分。

柯 灵
（1909～ ）


　　作家、电影剧作家。原名高季林。浙江绍兴人。1926 年开始文学创作活 动。代表作有《望春草》、《晦明》、《市楼独唱》、《柯灵散文选》、《柯 灵电影剧本选集》、《电影丛谈》等。
　　
关于《斗室漫步》


　　唐大郎先生来信，说是他要办杂志了，要我“如《斗室漫步》的散文， 写他一篇”。现在正是文坛上闹“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时代，接到 征稿信，照例有些受宠若惊。文章虽不妨写，可是我能够写什么呢？
　　“十有九人堪曰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是黄仲则的诗吧。细想起来， 也真是洞察世情之言。有些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较同辈正直，放眼看 去，举世都是低他一头的矮子，原也无怪其然。至于“书生”的无用，抗战 以来，实在也已经表现得十分露骨了。
　　有些人只要过一个年，就可以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而我却不免时有怀 旧之感。提到《斗室漫步》，也就联想起“八·一三”抗战初起时的一些情 形来。——自然，把它忘记了，也许可以活得轻松些。然而，我记得的。
　　这几年来，因为对于国事的苦闷，主张抗战，鼓吹救亡，自以为也颇不 遗余力。不料炮声一响，首先将自己的饭碗打碎。“好，终于抗战了！”一 面透过一口大气，一面也就来了心事：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上前线呢，手无 缚鸡之力；要改行另图高就，大家也都在失业，何况自己会使用的又只是一 技笔。救国无门，求生无路，干脆来个“痛心国难，绝食自尽”吧，又不大 甘心。总之：——见笑得很，这一回是真正“没落”，弄得狼狈之至了。然 而也终于活了下来，没有跨进“坟墓”去。
万万想不到的是，抗战期间，文人居然还可以用笔养活自己。大约有一
个月光景吧，我简直就老老实实的卖起文来了。但困难也还有。文章在中国 本来不值钱，这一回是非常时期，报馆发稿费，也就有了非常办法：千字一 元，还算是特约稿件，非常优待。而更为难的是没有材料可写。报纸副刊上 可以堂而皇之地攻击汉奸，畅谈抗战，那还是后来的事，当时最流行的，却 是“色情诗话”之类。现在《大晚报·剪影》上的几位“前进作家”，那时 也都还在养晦期间，没有目前这样的激昂。写“色情诗话”，我缺少才情； 写不亢不卑，既时髦，又前进的影评剧评，我没有学问，真是“危危乎殆哉！” 没法想，只好“迂回曲折”一下了。转弯抹角地，发抒悲愤，歌颂战绩，而 有时还不能免编辑先生的斧钺之灾。因为感慨于言路之窄，我当时所写的一 部分文章，就冠之以一个毫不轩昂的题目，叫做《斗室漫步》。
不料这终于成了后来的“前进作家”的口实，他在写电影批评、艺坛消
息之余，挺起笔锋，以“俯仰天地，徘徊斗室”的罪名，猛然向我的咽喉直 刺过来了。
　　我不是战士，这一点，我很有自知之明。在我的笔底，倘使还有些锋芒， 那不过是刺猬身上的刺，只用来勉以御敌的；有所控诉，有所抨击，也只是 不甘为奴的呼声，其没有暗恶叱咤之气，可谓理所当然。
这是我的悲哀。——却也正是这地方一切奴隶的悲哀。 然而，上海毕竟还有敢作敢为，并不惧惮手榴弹的人在，他 们恣肆咆哮，
冲击驰突，恰如深山的猛虎，人间的闯将；而我们的舆论界，也终于突过威 胁，冲破恐怖，渐渐明朗起来，使我们知道：荆莽中还有着坦途，猛士的眼 前无所谓绝望。
　　在无数闯将以血肉之躯擂平的路上，路人是有福了。它不但指引迷途者， 还使有些人有了驰骋的场所，或则化身为“海燕”，翩然自得，说是在迎接 新时代；或则装扮成“总管”，勃然作色，责别人拒绝了春天的光降。以鸣
　　
鞭为战绩，将扯淡当前进了。 到今天回想起来，却也真禁不住慨然。
　　有一位先生，曾经责备上海的作者，为什么不上前线到内地去。——惭 愧之至，照目前的情形看，我暂时大约还要留在上海，而且用笔写下去的。 但《斗室漫步》那样的东西，却实在不想写了。并非悔祸，因为无论为已为 人，这毕竟不是有趣的事。这一篇东西，目的只在纪念我自己的狼狈而已。
——虽然对于抗战，这也是一种“可耻的浪费”！

1938 年 12 月

我的人生旅行——《柯灵电影剧本选集》序言


　　古往今来，对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比喻，最常见的是比作旅程。苏轼的一 生不少磨折，不是高车骏马式的旅行，他却把严峻的人生比作飞鸿在雪泥地 里偶然留下的爪痕；鸿飞冥冥，爪痕也就消失。这自然未免过于潇洒了，他 自己的诗文就一直留到现在，连同这个比喻。——以后大概还会流传下去的。 我经历过不少惊涛骇浪的时代，我的人生旅程本身，却是一次平凡的跋 涉。但不知怎么，竟和文学、电影结了不解缘。我在 1931 年冬踏进电影界， 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可是对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却有很大的关系。那时我还 是个乡下少年，来自浙江绍兴。——我在这里“自报家门”，公开自己的籍 贯，不是意在和鲁迅先生攀同乡，表示与有荣焉，而在于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绍兴虽然出了鲁迅，而力主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也就是浙江省国民党 的一位党官。——当时的浙江省，正是蒋家一统的黑暗王国，我就是这王国 中的“■■之氓”。我生平有一件铭记不忘的事，是我开始接触新文艺时， 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由此看到了一颗崇高的、战斗的心灵，开始懂得 对人世的爱和憎。后来到上海，进了电影界，正是左翼文化运动勃兴的时候， 不久又近在身边，碰上了党的“电影小组”成立，这就使我在云横雾塞中逐 渐看到了对岸的青山。我的人生探险是很辛苦的，磕磕碰碰的事很不少，幸 而没有误入歧途，靠的就是这“旅行指南”。现在我的旅程不知不觉到了“夕 阳无限好”的境界，让我借此机会，对党，对我所有识与不识的人生向导，
献上我掬自肺腑的谢忱吧。
　　找从 1938 年起，陆续写过十几个电影剧本，这里选出六个，作为我对电 影艺术暗中摸索的一些痕迹，也算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串脚印吧。把它们凑在 一起，读者也许可以看到若干从清代末叶开始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 际遇、形形色色的人生剪影。从《秋瑾传》到《春满人间》，看到我们祖国 起了些什么变化。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乃至表现形式，郁由这 些作品和读者直接对话去，我不想从旁插嘴，只是对其中的两个剧本，我想 说一些题外的话。
《不夜城》影片拍成后，曾被打成“大毒草”， 1958 年、1965 年曾受
过两次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不但第三次大批特批，我还被押到全 市游斗。而且拍成影片，命名为《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不夜城>》（无独有偶， 另外还有一部《彻底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这大概是很好看的吧，但 我作为这部片子的主角，却没有欣赏的幸运，因为我在那时是被剥夺一切正 常权利的，何况还关在监狱里。这座牢房是历史遗产，从前法租界的殖民统 治机器，革命胜利后由中国人民接收过来，到林彪、“四人帮”手里，就移 用作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专政工具。列宁说电影是“一切艺术中最重 要的”，林彪、“四人帮”却用以攻打手无寸铁的电影艺术工作者，“以子 之矛，攻子之盾”，这才是真正空前绝后的大发明。我不知道那两部片子是 不是还在，这是应该作为稀有的历史资料，在电影博物馆里保存起来的。
　　使我感到抱歉的是，因《不夜城》而累及无辜。当时的宣传文化领导部 门，乃至统一战线领导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都因此吃了流弹。强加给刘少 奇同志的所谓“剥削有功论”，也和影片挂起钩来。和这部影片直接间接有 关的行政干部与创作人员，代这部影片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一律被揪排着队 陪斗，甚至祸延市委书记和市长。至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那当然是
　　
斗争会上“天然合理”的配角。株连之广，使封建帝王也要在地下张口结舌， 自叹不如。我衷心感谢的，则是在 1965 年全国性大批判中有些同志给予的同 情。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曾经邀请几位有关负责同志和著名人士 开座谈会，认为对《不夜城》批判过头了，建议修改后可以放映。这当然没 有成为事实。巴金同志在《随想录》里谈到，他曾经奉命写批判文章，一再 推辞都推不掉，文章发表前特地来我家，告诉了我（那时我家里真是门可罗 雀，人怕触电，绝迹不来了）。我当时没有向他披沥我隐秘的心情，我是多 么希望宅心敦厚而又了解我的朋友来参加口诛笔伐，因为他们决不会对我无 中生有，入人于罪。正是因为如此，巴金同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多了 一条对我“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罗荪同志也来看过我，在“文化大革 命”中，他还坚持他曾经说过《不夜城》“掌握政策比较好”。阎东宾（是 林默涵同志的笔名吧？）和陈默同志的批判文章里，都承认我写《不夜城》 的动机是为了歌颂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只是这笔下超生的一句 活，我是多么的感激涕零！许广平同志特别在这场暴风雨中遥远地从北京给 我写了信，我永远忘不了她信中的一句话：“要经住它！”就是说，要经得 往这场考验。人在急难中，还有什么比同情更珍贵的呢！——尽管他们的表 达方式各不相同。后来许广平同志在 1967 年去世了，我却连想发一封唁电也 办不到，因为我是在铁窗下读报，才得到这个不幸消息的。
当然也有看到别人摔跤子就打哈哈，觉得悦目赏心的人。但毕竟是极少
数，“敬惜字纸”，不提也罢。
　　1967 年，一个夏季的晚上，“造反派”把我从监狱中提出来，在上海人 民广场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我的老伴偷偷地跑来旁听了。那时我忽然在 茫茫的人海中失踪已经一年，这就给了她在台下远远望我一眼的机会。我是 低着头的，当然看不见她。其实我心里一直害怕的，是让她看到我在批斗会 上的情景。——这是不堪设想的事。但我当时一无所知，在台上也很镇静—
—斗惯了。泼污水并不能触动人的灵魂。感触自然是有的，在台下如沸的人
声中，我默默地口占了一首七绝：


此真人间不夜城， 广场电炬烛天明。 卅年一觉很坛梦， 赢得千秋唾骂名！


这是地道的打油诗，后两句是从杜牧的《遣怀》里套来的，很有点玩世不恭 的嫌疑，我现在记在这里，也算是浮世的一景。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 造政策，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土壤上的一个实验，现在已经开花结果，历史作 了公正的结论。《不夜城》虽然经过这许多折腾，毕竟是对这场实验的胜利 赞歌，尽管唱得不够漂亮，我也感到欣慰。作为这个伟大历史的辉煌的彩绘， 有周而复同志的大块文章《上海的早晨》在，读者可以从那里得到满足。
　　《海誓》是 1948 年冬在香港写的，次年拍成影片。这个剧本写了一个渔 民向渔霸复仇的故事，主人公不是一个白璧无瑕、十全十美的正面人物。我 当时这么写，是以为描写个人复仇，不等于提倡个人复仇，写出复仇者结局 的失败，也就明示了这不是一条正确的出路。在压迫者占压倒优势的社会里， 号召被压迫者起来反抗，决不是消极的思想，鲁迅先生就曾热烈地赞美“女
　　
吊”，誉之为“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 我在给《海誓》主角画像的时候，写了他在海上覆舟时奋力救人，甚至救了 他仇人的性命；因为他不愿乘人之危，宁可在正常的情况下另找复仇的机会， 用以讴歌渔民的品德。而剧中的思想核心，则是强调“血债必须用血来还， 阶级的仇恨决不能因压迫者的怀柔和小恩小惠而泯除”（见我在 1950 年 2 月所写的《关于<海誓>》一文）。这是我在全国解放前夕一种朴素的情绪和 观点的反映，自然不能由此代替科学的阶级斗争学说的阐述。——我没有那 种能力，我也很怀疑，一个电影剧本是否能挑起这副重担来。
　　《海誓》脱胎于杨振声先生的短篇小说《抛锚》，石华父同志据以改编 的同名舞台剧本（在上海演出时改名为《海葬》），但电影剧本离小说与舞 台剧的基础已经很远，几等于向壁虚构，电影剧本中存在的问题，应当由我 完全负责，与杨、石二位无关。石华父即陈麟瑞同志是我的熟朋友，不幸竟 以身殉“文化大革命”。《海誓》导演程步高同志，是 30 年代明星公司的老 同事，《狂流》、《春蚕》等影片就是他导演的。他于 1966 年在香港逝世， 遗言希望归葬祖国。他那时当然不了解，祖国正处于草菅人命的年代，践踏 生人之不暇，还有谁来管死人的事。海外赤子，肉身化作尘埃，依然心向故 土，希望叶落归根。但“四人帮”是一帮失心狂，根本不可能理解感情的价 值。《海誓》中的一个主要演员王斑同志，在解放后不久就从香港回到了北 京，却终于逃不过十年浩劫。此外，《腐蚀》的主要演员石挥同志已成反右 斗争的牺牲品（十分遗憾的是，我在运动中随声附和，也对他提过不切实际 的意见）。高重实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的。我谨在此向他们 致以深切的悼念。
电影从剧本到银幕，是庞大的集体创作，众多的才智和心血的结晶。我
感谢茅盾、夏衍和已故的石华父同志给我改编他们作品的光荣，感谢和我合 作过的导演（其中不少是我的良师益友）、演员和其他方面的艺术创作者。 我付出的劳动只是有限的一部分。我也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使我这些寒伧 的旧作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最近读了两本好书：钱钟书同志的《旧文四篇》和杨绛同志的《春泥集》。
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含蕴了足够的重量。没有几十年铁杵磨针的功夫，是 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我一向是他们作品的心折者和爱读者，为了舍不得钟 书同志那篇《中国诗与中国画》，我把登载这篇文章的《开明书店二十周年 纪念文集》在七颠八倒的生活里保存了三十几年，现在得到了《旧文四篇》， 真是从心里感到高兴。这些旧文，出版时除了保留原来的主要观点，都作了 仔细的修改。作者在《卷头语》里说：“它们仍然是旧作，正像旧家具铺子 里的桌椅床柜等等，尽管经过一番修缮洗刷以至油漆，算不得新东西的。”
《春泥集》的题名来源于龚自珍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那么不管花开花落，寒来暑往，好东西并不在乎新旧。但电影是艺术 与科学结缡的产儿，单是表现形式，就像流行的时装一样，日新月异，一时 一个款式。我的这些旧作，只能算是过时的新装，那种引人发笑的老式摩登， 要改也无从改起。这是地道的“雪泥鸿爪”，等不得日高三竿，就会消失的。 天气回暖了，大地是宽厚的，她不但生长奇花异草，秀木琼林，也容许 一些不知名的野草闲花，在路边篱畔自开自谢。我愿和我的读者一起，共同
享受这一份造物赐予的欢喜。

1980 年 4 月 2 日，于虞山下

文品与人品——《雕塑家传奇》序


　　我曾经以为，文品总是人品的表现，因为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不可 避免地要漏泄灵魂的秘密。——不管是袒露的或潜藏的，甚至带着各种藻饰 的。
　　徐开垒同志的《雕塑家传奇》，给这种观点提供了正面的例证。我们从 这里看到了作者的爱和憎，欢乐和哀愁，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一颗正直和质 朴的心。
　　《雕塑家传奇》中包含的篇什，经历了绵长的岁月：沧海翻腾，大地震 颤，世代更新的四十年。它不是历史，却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它是人民的心电图，想人民所想，感人民所感。 文字是流利而亲切的，有村姑式的妩媚。披阅这些散文，给读者一种感
觉：仿佛在秋天宁静的午后，坐在时间的长河边，四野无人，谛听它在阳光 下淙淙细语，诉说它的沧桑变革。或者在乡村的小客店里，就着青荧的灯火， 面对一位娓娓而谈的人生旅客，东山西海，叙述许多动人的见闻。或者在熙 来攘往的大道边，听一位命运的歌手，用舒徐婉转的调子，演唱生活的颂歌。 为文也真如为人，冷暖甘苦，唯有自知。开垒在《散文随想》（代跋） 里，总结了一个“我”字，揭橥作家不要在作品里回避自己。这可以算是一
种艰辛的参悟吧。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阐述，词中有“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 严格说来，这并不确切。物是客观存在，思想感情的波动是主观的，物我之 间，无论是由物传人，由人状物，既出之以发自肺腑的灵感，流自腕底的笔 墨，物虽同一，人有万殊，如何能不着主观色彩？“风格就是人”，还是马 克思引用过的、蒲丰的话说得好。
文艺作品中也不乏顾影自怜、自我吹嘘、自我膨胀，乃至“妆罢低声问
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一类的东西，那是另一回事，它只能是作者卑下情 操有意无意的外烁。
“四人帮”为了践踏作家，故意抹煞精神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不同性质，
说：“写文章为什么要署名？看哪个工人在自己的产品上署过名？”这大概 也算是一种高姿态，用以证明“唯我独左”。他们以为有了政治权力，也就 有了胡说八道的权利，这种笑柄，不过是其中的一例。
开垒还从反面总结了两个字：“拘谨”。这是他对自己部分作品的考语。
我想这恐怕正是他的个性在纸上的反映，因为他原是个拘谨的人。 在这一点上，为人与为文应该有些区别。创作必须忠于现实，但观察要
深些，表现手段要丰富些，不能太“老实”——当然绝对不要扭捏作态。 人应当有品，文也应当有品。文字形成个性的过程是艰苦的，但更艰苦
的是个性的突破，从统一中追求多样，从纯净中追求多彩。 我和开垒，作为文字之交，也已有四十年之久。起先是我编刊物，他写
稿；后来是他编刊物，我投稿。在崎岖多变的世路中，细水长流四十年，无 疑是弥足珍贵的了。但真要对他的作品作一些不偏不倚、洞中肯綮的分析， 我依然自愧无能。野人献芹，我这些多余的话，如果还有些许可供采择，那 我就将感到喜出望外了。

1981 年 4 月 4 日，病中

钱钟书创作浅尝——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
　　　　　　　　　　　　　　一 初读钱钟书同志的《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还是三十几年前的
事。1948 年，避难时带到香港，次年北返，因为积书渐多，携带不便，托人 寄存，结果扫数散失海外。最近才设法把这两本书搜求来重新读了。《围城》 最初是读手稿，因为那时连载这部长篇小说的《文艺复兴》和《周报》同在 一处出版，《文艺复兴》每期发稿以前，大家有机会先睹为快，读得兴高采 烈，满室生春。但忽断忽续，并未读全。后来出了单行本，才有机会一口气 通读，有如饕餮。此情此景，早已恍如隔世。直到 1980 年尾，《围城》在长 时期的销声匿迹后重新露面，剪烛西窗，百忙中重温一过。现在再度披卷， 算来已是第四次浏览了。
　　世事沉浮，人生易老，而书还是这些书，字里行间，依然耐人流连，情 夺神飞，会心不远，这真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二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篇幅不多，而方寸间别有一天，言人所未 言，见人所未见。《人兽鬼》是短篇小说集，收《上帝的梦》、《猫》、《灵 感》、《纪念》四篇。如集名所揭示，这里写了人，写了兽，写了鬼，还写 了上帝；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归根到底是写人。《围城》却是人物 辐凑、场景开阔、布局繁复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某一时代某一社 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
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
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 智慧树，钟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荫。 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 其浅。
这些书生不逢辰，印行伊始，就碰上战火纷飞的磨难。《写在人生边上》
在上海“孤岛”印行，正当抗日战争后期的艰苦年月，但棘地荆天，而不蔽 行远。《人兽鬼》与《围城》问世，都在激烈的解放战争期间，东方欲晓， 夜色犹酣，绝不是读书的气候；而两者都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里再版三次，给 出版家提供了一个堪以自慰的例证：即使在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 不能充饥的好书也会像粮食一样受人欢迎。
接着是三十年的“李迫大梦”①，一觉醒来，《围城》已经蜚声国际，举 世传诵，迄今为止，已有英、法、德、日、俄、捷六种文字的译本。《写在 人生边上》和《人兽鬼》同时在海外迻译翻印，选家垂青，学人延誉，不胫 而走。“四人帮”锁国十年，实行严格的文化封闭治疗，结果却只挡住了自 己的视线，蒙不住别人的眼睛。现在《围城》倦游归来，在国内也已印行两



① 美国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写一个善良的村人入山打猎，做了个梦，醒来已过二
十年。译文见《欧文短篇小说选》，万紫、雨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林纾、魏易译作《李迫大 梦》，见《拊掌录》，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第三版。

版；《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经过多方敦促，不久也将与读者相见。 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因为和风拂面，老树新葩，正是阳春的景象。试一 回顾文艺领域多年来的晦明风雨，“左”阀横行，创痕犹新，姑置不论；评 论家的见仁见智，为褒为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耳代目，以鼻代脑， 也往往影响许多作家和作品的命运。当然，最有力的鉴定者，还是时间和读 众，古今中外，并无二致。但人生有涯，经得起多少是是非非的折腾翻覆！
《围城》一类的曲折经历，岂不值得触类旁通，思考一些问题？ 杨绛同志在《干校六记》里一再感慨地说：“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
躯！”①听起来真有点惊心动魄。我想是不是可以附加一句：有些书本也可作 如是观。但万事万物，总逃不脱一分为二的规律，世上既有百炼钢，自然也 有绕指柔。而钟书同志和他的著作，则正是属于少数“最经磨”的一类。

三


　　钟书创作的基调是讽刺。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他 敏锐的观察力。他那枝魔杖般的笔，又犀利，又机智，又俏皮，汩汩地流泻 出无穷无尽的笑料和幽默，皮里阳秋，包藏着可悲可恨可鄙的内核，冷中有 热，热中有冷，喜剧性和悲剧性难分难解，嬉笑怒骂，“道是无情却有情”。 在《围城》和《人兽鬼》中，长卷般展出成批活龙活现的知识阶层人物 画像。济济跄跄的绅士、淑女、学者、名流、作家、教授，剥掉文明高贵的 华衮，露出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明的愚蠢，功架十足的虚伪，一本正经 的无聊，玲珑透剔的卑鄙，活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精神上赤条条的， 没有包裹”①；又像陈年风肉里腻睡方醒的蛆虫，“载蠕载袅”②，叫人看了 恶心。对一些本质善良的角色，虽然也加以无情的嘲弄，抉剔他们深入骨髓 的空虚庸碌，随俗浮沉，却总是带着温厚的同情和悲悯。例如《纪念》里的 少妇曼倩，大学毕业后就成了管领柴米油盐的小家庭主妇，丈夫又是不善钻 营的老实人，“只会安着本分去磨办公室的与天齐寿的台角”。在一潭死水 般的生活里，梦想玩弄一种“不落言诠，不着痕迹”的婚外恋情游戏，给暗 淡的生命增加些颜色，却冷不防玷污了自己的清白，让良心的谴责不断骚扰 灵魂的平安③。《围城》的主角方鸿渐，不愿同流合污而不得不随波逐流，不 想盗名欺世而不由得弄虚作假，空有“洋举人”的金字招牌，谈笑风生的超 级口才，飘泊情海，阔小姐不想要，意中人得不到，只因“一念温柔”，却 不知不觉落入并非自愿的爱情陷阱，成为“道义上的懦夫”；逐鹿名场，又 没有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手段，看白眼，受排挤，结果只好参加失业大军， 茫茫然不知所之。“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
这两句考语，活画出一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像。 这些人物和戏剧性情节活动的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有社会的广
度，也有历史的深度。《围城》里写了这么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留学生 “嘉言懿行”，作为小说结构的主体建筑材料，当然不会事出无心，而是意



① 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 1981 年版。
① 《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 页、第 168 页。
② 《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 页、第 168 页。
③ 《人兽鬼》，开明书店 1949 年 3 用第三版。

味深长的安排。近百年来，中国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是大门 忽开忽闭的反复经历。先是重门深锁，抱残守缺，“十叩柴扉九不开”；后 来局面一变，锁钥尽失，一方面固然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现代科学，一方面又 带来了崇洋媚外的西崽习气。游洋同于举业，留学意在镀金。小说主人公方 鸿渐攻的是中国文学，却要出国“深造”，因为“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 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 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①。其中的微言大义，读者自不难体会。清末 海禁初开，士大夫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著书立说，论断“中 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中国人 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西洋进口鸦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国 土地性质平和，生产的鸦片，吸食也不会上瘾；梅毒即是天花，来自西洋等 等”②，方鸿渐“学成归国”，在故乡小县城里发表演讲，因为丢失了事先准 备的讲稿，只好摭拾些上述线装书里的新董，老着脸皮，临时即兴发挥，胡 扯鸦片、梅毒与西洋文化影响的闹剧，并不是无的放矢，插科打诨。正如《猫》 里写讲洋务的遗老，因为当过出洋游历的要人随员，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 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憾矣！”③看似荒 谬，却比官修史书、高头讲章的史论远为翔实准确，言简意赅。在小说情节 进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三闾大学——抗日战争中在内地新设的国立大学，活 脱是华洋百货公司的样品间，生动地体现了“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 的特质。校长在欧洲学的是生物学，擅长的却是浑身的政客解数；教育部派 来指导的官员，谈话中平均每分钟有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历史系 主任是在外国买文凭的假博士，连太太也是白俄冒充的假美籍夫人；实行导 师制是为了摹仿牛津和剑桥，但牛津、剑桥饭前饭后由教师用拉丁文祝福的 仪式，中国没有上帝，很是为难，训导长挖空心思，想出用念叨“一粥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来代替的妙法，引得大家哗然失笑。如此等等的妙人妙事， 加上棋局般错综的人事关系，矛盾纠结，倾轧奔竞，综合起来，就可以清楚 地看出，笼罩这座最高学府上空的，正是买办文化和官僚政治的庞大阴云。
《围城》里有不少饶有趣味的插曲，余音袅袅，韵味醰醰。例如方鸿渐
的父亲是前清的孝廉公，小县城里的大绅士，保存着一只家传的老式时钟， 冒着日本侵略的战火巴巴地从故乡运到上海，又当做鸿渐的结婚礼物，宝贝 似地送到新房里挂起来。方老先生谆谆嘱咐，要儿子保护祖物，说“这只钟 走得非常准，每点钟只走慢七分”。小说结尾，写鸿渐失了业，又和妻子柔 嘉感情破裂，饿着肚子独自丧魂失魄地在马路上游荡到深夜，回到家里，妻 子出走了，他万念俱灰，累得倒在床上，朦胧睡去，堕入一种被痛苦浸透了 的麻木境界。“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 正当这时候，那祖传的老钟却从容自在地打了六下。6 点钟，报的是五个钟 头以前的时刻，那时鸿渐的感情生活和职业生活还存在一线好转的希望，现 在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 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只慢条斯理、错乱颠倒的老钟，正 是旧中国历史步伐微妙的象征。把《围城》看作单纯的爱情小说，或者单纯



① 《围城》，第 9 页。
② 《围城》，第 35～36 页。
③ 《人兽鬼》，第 26 页。

描绘知识分子心理的小说，恐怕只能是谨守古训，目不斜视的结果。

四


　　《围城》问世以来，有种种不同的评论。因为《围城》不是“一览而尽 的大字幼稚园读本”①，轻松中有凝重，精巧中有厚实，笑噱中有隽永，粼粼 的微波下潜伏着汹涌的暗浪。咸酸异味，不同的食性，可以有不同的品评。 但是从来华丽的褒义词无助于作品的寿命，苛刻的贬义词和轻佻的限制词也 无损于作品的价值，《围城》在长期弃置和众说纷坛中，无可置疑地验证了 自己强韧的拉力和抵抗力。
　　钟书的散文和小说创作，特别是《围城》，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占有什 么地位，更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谁也无法改变它们在读者心里的分 量。对钟书创作的存在假装没有看见是不难的，我们迄今为止的现代文学史 已经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抹煞客观事实，最后必将受到事实的调侃。 有一种意见，以为海外评论家盛赞《围城》，乃是有意和国内评论闹别扭， 这种说法当然有很巧妙的战略意义。有些海外评论家有政治偏见是无可否认 的，但以偏见对偏见，却正好证明，在这一点上倒是“五百年前共一家”。 麻烦的是海内外的广大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对艺术虽可以有偏嗜，却不 会有偏见。评论家自以为掌握着裁判员的哨子，拥有优势地位，但是和作品 角力的结果，反而使自己处于下风，是常有的事。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吹毛 求疵，丝毫无损于莎氏。如果说这也无损于托翁，那因他毕竟是托尔斯泰的 缘故。而且托尔斯泰并不自居于评论家，除了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外，也毫不 夹着任何外加的因素。
在文学创作中，比喻手法的运用自如，是天才的鲜明标志。因为文学的
工具只是文字符号，以形象化手段而论，这正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而独有 的秘密武器。钟书作品中万花筒一般闪烁变化、无穷无尽、富有魅力的比喻， 我们在新文学作品中还很少看到。而这种能力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其深厚的 基础是人情世态、人物心理的熟知深察，知识度藏、艺术涵养的充裕储备， 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思想和哲理的闪光。
阿班纳史（J.w， Abenethy）在《美国文学》中说，没有一个读华盛顿·欧
文的书而不感到欢乐的人①。钟书的作品，至少同样地使人欢乐。——当然不 仅仅是欢乐。
　　　　　　　　　　　　　　五 俄罗斯有句谚语：“笑是力量的亲兄弟。”笑不但产生力量，本身就是
力量和自信的表现。
钟书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学术上的造诣密切相关，涉猎一下他的理论性 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等等，不 得不惊咤于他功底的深厚。出入经史，贯通中西，融会今古，而绝傍前人， 匠心独运，自成一家；和他创作上的才华焕发，夏夏独造，互相辉映，各有



① 《围城》，第 54 页。
① 《拊掌录》：严既澄“寻言”。

千秋。渊博和睿智，正是他成功的秘诀，力量的源泉。但还有深潜的对人生 的热爱。人们惯于把讽刺分为热嘲与冷讽，其实热嘲也好，冷讽也好，都产 生于爱和恨，如果只是冷漠，就只会产生绝望与虚无。只有理智和感情的高 度溶合，高度升华，高度平衡，才能达到这种难以企及的境界。说钟书的创 作“才胜于情”或”‘理胜于情”，未免使人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略微考察一下钟书著作成书的年代和环境，就会发现，不是在解放前的 战火下，就是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举世嚣嚣，而他只是埋头窗下，琢磨 他的学问，经营他的艺术。但他也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因为不论献 身于革命，致力于建设，应当有各自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我想在这里说一个 小掌故。1946 年，解放战争期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实行 “警管区制”，规定警察可以随时访问民家，不便公开的目的是为了“防共”。 宣铁吾在报上宣言，英、美、法、德等民主国家都通行这种制度，并非他的 独裁。当时《周报》组织了一次对这位警察局长的“围剿”，那就是由通晓 欧美各国国情的朋友一一为文反驳，参加这次“围剿”的，就有钟书、李健
吾、傅雷、乔冠华等人，还有戈宝权。钟书用的是“邱去耳”的化名）。 宁静，透明，热闹场中无份。不爱交游，但对人温厚，在是非爱憎之外，
从不恃才做物，拣佛烧香。国外重金礼聘讲学，一一逊谢。他唯一热衷的是 工作，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它。像一 条静穆的大河，不管夹岸的 青山，平远的田畴，嵯峨的城廓，冷落的村庄，也不管丽日和风，雷电雨雪， 只是不舍昼夜，汤汤地向前流去，默默地向人世供奉舟揖灌溉之便，鱼虾荇 藻之利。《干校六记》的”悱侧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 不但给肯定空前、但愿绝后的十年动乱留下了一个侧影，还是一份了解钟书、 杨绛夫妇精神风貌的“参考消息”。柳永的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惟悴”，的确不失为钟书为人为文的简洁概括。

1982 年 11 月 12 日

应是履齿印苍苔——《柯灵散文选》序


　　这本散文选，是由《望春草》、《晦明》、《遥夜集》、《暖流》、《香 雪海》、《长相思》等六个文集缀合而成的。其中《忆江楼》、《鱼书》两 篇，选自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柯灵选集》，《红泪》系旧作翻新；《绿 色的“南美巴黎”》、《人民的心》、《无名氏》、《蕉风椰雨试品文》、
《爱俪园的噩梦》、《钱钟书创作浅尝》是两年来的近作，前此未曾结集。 罗列积年所作，稍加爬剔梳理，约占我全部散文作品的百分之七十，手此一 卷，可以大致看出其中的面貌和脉络。但称为“选集”，未免涉嫌夸大，不 过我没有理由向读者掩饰自己的寒素，大江东去，浪淘沙汰，只好托付时间 老人了。
　　饥来驱我，还在浑浑噩噩的少年，就过早地投身社会，赤手空拳，迎接 命运的挑战。人海辽阔，世路多歧，幸而和缪斯萍水相逢，春雨如酥，润物 无声，才使我睁开朦胧的心眼，避免了可悲的沉沦迷误。以天地为心，造化 为师，以真为骨，美为神，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崇高阂远的未 来为理想：艺术的历程和生活的历程同样瑰丽，而又同样漫长曲折和艰辛。 感谢这一片远岸遥灯，一直在黑暗中照着我前进。
纸上烟云，恰如履齿印苍苔，字字行行，涂涂抹抹，也就是斑斑点点浅
浅深深的生命留痕。岁月无情，等闲头白，半世纪以上的沧海月明，桑田日 暖，使我经历了多少忧忿慷慨，欢喜赞叹。纸短情长，自愧才薄，有负于水 深浪阔的时代；但意蕊心香，历历如在，其中也不乏血泪的培垂。现在我把 它献给读者，倘世有同好，能博得几许共鸣，我将引为知己，感到极大的欣 幸。
全书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分为九辑，总体以写作时间先后为次，而各
辑之间，互为参差。“爱上层楼”辑集了 1930～1931 年的习作，抒情写景， 劳者自歌，近于漫兴。“日月山川”写于“九·一八”东北变色，国是日非 的年代，忧国伤时，愤世嫉俗，成为行文的主调。那时入世较深，境界渐宽， 但少作的痕迹犹在。这一辑时间跨度最大，其间有些挥洒祖国河山秀丽的笔 墨，则写于抗战胜利或全国解放以后，可以和“邀游漫拾”一辑中描绘异国 风光的篇什相参照。“炼狱火花”是“孤岛”写生，当时日寇侵华，上海沦 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孤城落日，敌忾同仇，表达的多是激楚 苍凉的兴亡之感。“怀土”抒发了我对故乡的依恋眷念。千山竟秀、万壑争 流的越州古国，是把我妪煦成人的土地，父老乡亲，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都和我血肉相连。多少年来，故园如画的风物，常在我梦中浮现。这些文字， 就倾注了我不绝如缕的缱绻。夜雨西窗，忆旧怀人之作，都纳入“心香”一 辑。其中多数是为了悼念，少数旨在品文，兼以知人论世，藉表心仪。友道 足珍，我虽然对他们怀着深切的感忱，但主意是在写人而不在写己，不敢攀 藤附葛，与淮南王的鸡犬同伦。所写对象，有的是前辈，有的虽是友辈，道 德文章，堪以师事，属笔之际，深以谬托知己、唐突高明为戒。凡所月旦， 也都发自衷心，失当之处，只是由于我的浅陋，望读者有以救正。最后两辑， “人海微沤”是反映人情世态的一组小故事。悲欢离合，炎凉甘苦，戏剧性 的人生际遇，也自有扣人心弦、发人深省的力量。有朋友给我的短文下考语， 说是“杂文散文化，散文小说化”，后者指的大概就是这一类作品。“史边 剪影”却纯然是政治抒情，感慨迤逦，包孕今古，全部写于十年浩劫之后。

史海惊涛，卷天席地，这里留下的是激流中的几点飞沫。出于“四人帮”统 治下的切身感受，我在 1977 年 9 月，写了《水流千里归大海》，检点史实， 印证进步文化与革命运动相辅相成的关系； 1973 年 2 月，又写了《阿波罗 降临人世》，以“文化人革命”的倒行逆施，与希特勒、蒋介石的法西斯横 流相对照，痛陈民主空气的重要。后者却几乎走遍南北，到处碰壁，由于《福 建文学》的宽容，才得与读者相见。碰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文质不高，不 自引咎而倭过于人，未免可笑；但也确有同志婉转指迷，认为我提倡的是“资 产阶级民主”。一谈民主，就双眉紧痊，认定与社会主义相水火，三十年来， 已成为条件反射，这真是误尽苍生的怪事。现在民主法制，载在宪章，境况 已大不相同，但“左”风不灭，民主就很难发扬，但愿我这类文子早成废品， 在世间湮没。“留痕”一辑，表示我未能忘情过往，算是和愿意看我作品的 读者闲话家常吧。
　　选集前面两辑，有几篇经过修饰，好比打发孩子出门，略加梳洗，换件 干净罩衫，免得粗头乱服，对人失礼。最后一辑，主要是删芟一些过时的政 治热情，如“我欲引吭歌一曲，铭心刻骨颂英明”之类。这一类文字，我写 作时的确是感激涕零，真心实意的，但现实严峻地粉碎了它。热情是宝，应 该着意珍惜，一涉浮滥，就可能引发反作用，滋生麻木与冷淡。这也是解放 后长期写作实践中得来的一条有益经验。
语言的锤炼对散文创作有重要意义。我生长于水乡，秋水的盈盈使我心
旷神怡。我曾多次独坐江楼，沉醉于水月交辉的宁静与晶莹。有一次半夜梦 醒，清朗的月光直把尘世洗沐得有如明镜，我久久延伫庭前，竞忘了风露袭 人。另一次冬夜外出，四望皎然，我满心欢喜，以为看到了一天难得的好月 色，待到一阵凛寒，轻冷的冰花扑面而来，我才憬悟原来是下了大雪。我多 么希望我的文格能赋有这种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气质，可惜至今还只是一 种理想的境界。

1983 年 3 月 26 日

《柯灵杂文集》序


　　这是我五十年来的杂文结集。这扰扰攘攘沸沸扬扬的五十年，正是世界 多愁多病多事多变之秋，莽莽神州也未能例外。在风急天高波翻浪卷的时空 中载浮载沉，青春背我，白发欺人，而这些断笺零篇，居然还有机会和读者 相见，山岳不弃土壤，江海不遗细流，天地宽厚，真是太可喜了。
　　这些杂文，绝大部分是解放前的旧作，讥弹时弊，针砭世风，街谈巷议， 迹近茶馆文学，卑之无甚高论。我们伟大的民族和人民，历经内忧外患的严 峻考验，战云弥天，血流成渠，而终于从层层淤积的苦难与屈辱中挺身而起。 我目击身经，虽然也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些琐碎的痕迹，却如丛林中斑驳的日 影，并无钲鼓镗鞳之声，暗恶叱咤之气。时移势易，现在都已成陈迹。但历 史如明月，照临前人，也照临后人，温故而知新，或者可聊以备忘吧。
　　读者大概不难察觉，我这路笔墨的形成，是受鲁迅杂文熏陶的结果。“爝 火不能为日月之明，瓦斧不能为金石之声，潢汙不能力江海之涛澜，犬羊不 能为虎豹之炳蔚”①，画虎类狗，势所必然。但我还是愿意披肝沥胆，感谢鲁 迅先生的教示。我曾说“生平有一件铭记不忘的事，是我开始接触新文艺时， 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由此看到了一颗崇高的、战斗的心灵，开始懂得 人世的爱和憎”①。在我艰辛的人生探险中，鲁迅先生是我最早不相识的向导。 爱憎固需要赤忱，战斗又谈何容易，在刀俎之间，挣扎一阵，呐喊几声，无 非是不肯俯首下心，甘为鱼肉的表示。但纵使如此，在彼时彼地，也要担点 风险，不像在“四人帮”的大旗荫下批“四条汉子”和”‘右倾机会主义”， 既勇敢，又安全，还可以批而优则仕。现在这些勇士，又竭力扮得圆通稳健， “一贯正确”之态可掬了。
我的杂文，多数是当报刊编辑时现写现发的急就章，下逞深思，不假修
饰。物换星移，本应与蜉蝣同命，当时也决不想到将来要印书。现在结集， 对过于草率的，在文字上动了手术，但以不伤筋骨为度；不值得保留的，舍 弃了一部分；还有些流散的，自知不如藏拙，更懒得辛苦访寻了。在辑集过 程中，承正在研究“孤岛”文学的杨幼生同志，以及陈尚藩、王治平等同志 慷慨相助，代为搜罗、复制、手抄，热情可感。“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 派为了罗织罪证，把我的片纸只字，搜查迨尽；没想到历劫归来，居然还有 我积年剪存的破烂。“孤岛”时期，我为了避祸，经常变换笔名，这些文字， 已经情同陌路，读了以后，才如梦初醒，认得是自己的旧作，一并收在这里， 藉志鸿爪。在现实生活中，也真不乏戏剧性的故事。恩准发还的抄家物资， 虽然例有损失，却偏又多了一样意外收获：原来造反派为我精心编制的“专 案材料”全部目录和内容摘要，竟阴差阳错，误当做我的东西，混在一起， 发给了我。诸亲好友、识与不识的交代揭发检举，一一记录在案。其中似是 而非，无中生有，虚虚实实，假假真真，形形色色，有的是为形势所迫，出 于无奈；有的是虚声挞伐，意存回护；有的却情不自禁，以为机会难得，忙 于下石。其中有一位，联珠炮发，累檄十数以上，积极得惊人。真是人生有 涯，世故无限，我竟因此长了许多识见，不但有机会对造反派的捣鬼术了然 于胸，更懂得劫难中人性敦厚凉薄、纯正谲诈之不同。我谨在此向无端受累



① 陆游：《上辛给事书》。
① 《我的人生旅行》，是《柯灵电影剧本选集》序言。

的同志表示歉意，也感谢“老朋友”的现身说法，使我领悟了某些人的阴阳 表里，处世三昧。
　　关于杂文，历来有许多争论。实践是真金，经它反复的检验，否定了不 少曾经盛行一时，被认为不可摇撼的观点。我们从来只看到杂文的爆破力， 很少肯定它的建设性，而二者恰好是辩证的统一。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不但 是对自然的挑战，也是对自然的补充。讳疾忌医，智者不为。户枢不蠹，流 水不腐。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除旧布新的过程不会终止， 杂文灵感的泉眼大概也不会枯竭。姑妄言之，以求证于未来的事实。

1983 年 6 月 5 日于北京

《台湾散文选》序


　　《中国近代散文选》为台湾诗人兼散文家杨牧先生所主纂，经营两载， 上起“五四”至 30 年代诸家，下迄台湾当代作家的作品，遐搜博采，洋洋大 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把其中台湾作家的部分，酌加调整，命名《台湾散文 选》，移栽于大陆。近年台湾作家的小说，已有不少络绎渡海内来，有的已 搬上银幕荧屏，诗也有了一些，而散文的荟萃问世，还是第一次。我有一种 私见，以为在各种文学形式中，散文最具直抒胸臆的特点，便于心灵交流。 今夕何夕，共此烛光，海峡两岸，蒹葭苍苍，也实在参商太久了。
　　中国自古为散文渊薮，源远流长，“五四”时代内经新潮涤荡，外受西 风吹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先声夺人，成绩最为绚烂。七十年来，名家辈出， 百体纷呈，孳乳繁衍，己形成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文体。而世事惊涛，席 卷天地，影响所及，散文的曼衍起伏，曲折正自不少。作家感觉敏锐，愤世 忧时，致使腕底风雷郁结，文格偏于峻急，是很自然的事；而散文这一大河 中的支流分派，因缘时会，或逐浪而奋飞，或因势而变风，或谢时而芜秽， 互为消长，也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文学是人类精神升华的表征，政治的辐 射。时局的动荡，难免吹皱一池春水，但政治自政治，文学自文学，强使合 流，等于焚琴煮鹤；此中况味，感受已多，现在潮平岸阔，月白风清，正是 洗盏更酌的时候了。
《台湾散文选》共收三十四家的作品，计七十三篇。三十余万言。庄容
隽语，婉喻微讽，玄思遐想，抒情感怀，体貌品类，大致具备，而通体整齐 和谐，显示选家谨严的识力和作风。编选体制中有个特点，是循古人编选诗 文总集的成例，每一作家，文前系以简明的传历，便于读者人文相印，增生 亲切感。入选诸家，从年龄看，与“五四”同龄及 20 年代出生的占小半， 30
至 40 年代的占大半，50 年代的只有三位。中国近代史忧患相乘，绵延达百
年之久，这个世代的男女老幼，概乎言之，都可以说是生不逢辰，——反过 来，当然也可以说生得其时，因为毕竟来历了惊心动魄的伟大世变。但无论 如何，总是多少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承担了世纪的伦痛，天地悠悠，幽州台 上的感慨。千载以下，依然浸染眉宇。从籍贯看，籍逮本省的屈指可数，多 数是家在大陆，蓬飘萍寄，因此离恨乡愁，时夏缭绕笔端，“在异乡做梦， 几乎梦梦是真”。北京亭园的壮丹丁香，四合院里的日氏昼静；惊涛骇浪、 咆哮东流的黄河，“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江南；不见于地图的无名溪谷， 长留于心版的风土人情，都是作家神游的所在。在海岛土生土长的作家，向 往的也是高原莽荡、落日苍黄的“幽幽思古之情”。从经历看，绝大多数是 大学文科出身，又献身于大学讲坛；半数以上，且曾远涉重洋，有的学成归 来，有的栖止海外，掌教执业，最集中的地域是新大陆。这里鲜明地反映出 台湾政治、地理、社会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情势，自然也会影响作家的心眼手 法。女作家数最比重不小，细腻、委贴、灵秀、豪放，各檀胜场，恰巧和大 陆文坛近年出现的风光互相映照。
　　三十年来，台湾文坛的风雨似乎不少，但在这片散文世界里，却有一种 尘埃落定、水净沙明的气象，可以看做是台湾新散文成绩的一次检阅。台湾 孤悬海外，新文学的土壤同样是“五四”，不过感受时地风水的折光，同中 有异，异中有同。礼赞自然，剖析世态，缅旧怀往，托物寄兴，友谊温煦， 骨肉情亲，童年瞬息，记忆常新，这类传统的散文风格，潆洄流贯，一脉相
　　
承；但观察更为细密，视野更为开阔，抒忧发愤，更见深广，题材也有所拓 展开掘。狭巷生涯产生“巷道意识”：区区心房，能载得多少宇宙的痛苦！ 但万家灯火，正在迎接归人，无线电里的新闻广播，也会望衡对宇，瞬间把 世界勾连成一片。鸡尾酒会的热闹与殷勤，覆盖着人际关系的冷漠与虚伪。 偏枯的物质文明，不但吞噬自然，而且茶毒性灵。寄生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 从护照到各种信用卡号码，构成整个生存价值的记号，“人生已经沦落到仅 剩几个数字，几个数字就可以道尽人生”。失根的兰花，因风四散的蒲公英， 门外即天涯的浮浪感与失落感，生活的新经验，给散文图谱带来新意象，包 孕着深邃的思索。表现技法也有新的体现，不同程度地从青涩转向黄熟，从 清浅转向丰深，从直白转向蕴藉。有的铅华落尽，真纯始见，娓娓而谈，引 人入胜；有的功候深藏，秀丽内含，闲闲而来，风致自见。据所知， 60 年 代的台湾，曾爆发“横的移植”与“纵的传统”之战，现代西方思潮风行一 时，而在这些散文佳作中，却绝少见外来虚无消极的影响。可见中华民族载 高履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赋予了后代多么强大的抵抗力和消化力。
　　特别动人的是“一颗远悬的中国心”，共鸣交响，渊渊作金石声，走得 越远，回音越强。客居遥远的美国洛矶山下，爱倾听屋檐卜水晶的羌笛，只 因为容易牵动八千里的乡心。在西雅图的多雨节季，凝神静坐，细读台湾先 贤遗诗，“一万里在缥缈烟波以外，三百年入断简残篇之中”。或者在雨中 心越灵飞，效《楚辞》天问：“生命何来？万象何俱？文化何始？历史何展？ 而我又何自认？”瞿然惊觉此身远离灿烂文化的主流，脚下己不是孕育自己 的乡土：“我来自雨水满布的三江五岳，来自中华文化的根桩，我的生命来 自殷商实物深埋的沃土！??我的精神仍汇入本位文化主流之中，是这主流 带动着我参与宇宙天机的生命运行的！”
还有更撩人心弦的呼声：


在中国，你仅是七万万分之一的中国，天灾，你可以怨中国的天，人祸，你可以骂 中国的人。??当你不在中国，你便成为全部的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所有的国耻都贴在 你的脸上。于是你不能再推诿，不能不站出来，站出来，而且说：“中国啊中国，你全身 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你满脸的耻辱就是我的耻辱！”


因为古老的大陆，是“所有母亲的母亲，所有父亲的父亲”，“所有祖先的 大摇篮”；素朴的事实，远胜深奥的哲理。而这种崇高的民族整体感，只有 经过彻骨的震撼和灵魂的炮烙才能体会。五十年前，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 大系》选编诗集，收前辈诗人五十九家，其中包括鲁迅、胡适、郭沫若、徐 志摩、李金发这样的姓氏在内，而在《导言》中独许闻一多为爱国诗人，而 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而在台湾的散文家中，爱国热情力透 纸背的，却指不胜屈，这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我们还听到了“散文革命”的声音，提这个口号的是诗人兼散文家余光 中。他有一整套醒目的主张：社会意义与美感价值不应畸重畸轻；正视现实， 才能超越现实；真实的丑优于虚伪的美；他揭案从“五四”破茧而出，使散 文与当代生活的节奏同步：作家要具有对现实的高度敏感，掌握文学的高度 适应力。他悬想中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应该有木萧的甜味， 釜形大铜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 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
　　
盐于烛，会喷出七彩的火花。”他数量可观的散文创作，忠实地实践了自己 的主张。试读读《听听那冷雨》，看看他对散文艺术作了多少探索与革新。 以雨入诗文，古往今来，何止千百，而并非每一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意蕴、 意境、面貌、个性，自己独创的文笔。他使用重重叠叠的叠下叠句，参差错 落，贯串全文。有的是近似的排句反复出现；有的是同声叠韵，如“走入霏 霏更令人想入非非”，“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别具匠心；句子的结 构灵活多变，短句短到点点滴滴，一字一句，二字三字一句，长句像连绵不 断的雨脚，一口气长到三十九字：杂以流动自然的少量韵语段落。方块字的 形象性和平仄声，神而化之，竟凝结为一幅绵绵密密、千丝万缕的雨景，一 阵阵远远近近、紧敲慢打的雨声，甚至那潮潮湿湿的雨意，清清冷冷的雨味， 飘飘忽忽的雨腥，一齐进入读者的眼耳鼻舌身，同时渗透每根神经。李清照 的《声声慢》连叠七字，称“卓绝千古”；杜甫的公孙剑器，白居易的浔阳 琵琶，王禹偁的黄岗竹楼，脍炙人口，都乞灵于巧妙的借喻形容，而《听听 那冷雨》，却直接用文字的雨珠，声色光影，密密麻麻，纵横交织而成。这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文字和现代文学的表现力增加一点信心，也应该承 认这在“五四”以来的散文领域中，算得是别辟一境。
　　台湾风物宜人，土地膏腴，却并不对艺术创造提供良好的条件。台湾文 学的成就，我坚信将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章，给以 足够公正的评价。
为《台湾散文选》作序，我不是适当的人选，因为“寡人有疾”：我既
粗疏寡学，又孤陋寡闻，对台湾文坛所知甚少，本集诸家的作品，百分之九 十九是初读。去年 5 月，在国际笔会东京会议期间，有一面之雅者，不过杨 牧先生等二三子；只是四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现代文学研讨会上，有 幸认识余光中先生，得开眼界，接触他的作品，自此锐意搜求鸩读，以为暮 年一乐。由于心折，难免偏爱，因此对他谈得比较多。希望不止于一偏万里。 伊于胡底。鹊桥难度，心源可接，妄言多失，读者谅之。

1985 年 7 月 18 日时在上海盛夏中

话说《相思一片》——姜德明《相思一片》序


　　《相思一片》是姜德明同志的第十一本散文创作。德明文龄不算太长， 而耕褥辛勤，刈获丰裕，令人欲羡。翻阅他五年间连翩问世的多种文集，出 入书山，纵横文海，采玉网珠，披沙拣金，烛微抉幽，心细如发，既足赏心， 兼寓警策。在《相思一片》中，这种特色更为夺目。
　　掇拾艺林，品藻人物，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悠久的传统，驰骋上下，流风 余韵，绵延不绝。到了近代，时风丕变，这才陷入歧途，南辕北辙，各趋极 端：一方面是道洋场才子的亵读，堕入魔道，流连歌台舞榭，渲染绮行艳闻， 吹捧所谓名士名流名优名妓，实际上成为狭邪门径，冶游指南，完全变了质： 一方面是新文学运动的顾洞澎湃，激浊扬清，在扫荡封建的进军中，把白话 与文言、新文学与旧文学截然分界，挥刀一割，不问精华糟粕，部付与东流 逝水，涉及文艺界个人生活的笔墨，也部认为是琐屑无聊，不登大雅之堂。 发展到”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年代，“树碑立传”四字，简直成了吓得死 人的大罪名。过犹不及，不足为训，毋待深论。
　　言行体现个人，个人构成集体，集体反映时代。轻忽微观而醉心宏大， 无视个人而奢谈集体，放言时代，只是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空中楼阁。《世 说新语》记述汉晋士流的遗闻逸事，睿思懿行，一鳞半爪，撮合汇聚，就“汪 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加以语言“简约玄淡，尔雅有韵”， 文采斐然，蔓延深远，绝大部分已成为习用的成语掌故，而有晋一代的清谈 玄风，也就“历历如在人耳目”。从《唐诗记事》、《宋诗记事》中，读者 低徊吟唱之余，更获知诗人消息，如亲謦欬，进而了解唐宋人物文章习俗的 兴替。例如柳永这样的词苑名家，大概因其曾为仁宗皇帝所不喜，翻遍官修
《宋史》，也不见其人其事。他的落拓不羁，大都见之于笔记诗话之类的丛
残小语。柳永的名作，世人习知的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在这一类消魂蚀魄的清词丽句之外，他也 有另一种格调完全不同的诗作《鬻海歌》，同情盐民疾苦，反对横征暴敛， 揭示了词人思想感情的另一面。我知有此诗，即得之于《宋诗记事》。
读《相思一片》，人物荟萃，色相缤纷，叙事委婉，落笔清俊，旧巢新
燕，似曾相识，而视野宏远，寄意遥深，别辟一径。他为知名的作家学者写 真，既描画他们平易近人的容止，又特别勾勒他们的峻峭风骨，冰雪精神， 拂拭尘垢，还以皎洁，为己逝者安魂，使健在者慰情。知人论世，温柔敦厚 而不乖原则，不失公平。例如在硖石，雨中踯躅，寻访徐志摩故居，为一代 诗人的寂寞深致感慨，既不护短，也不像有些论者的苛刻，肆意轻傅以显示 自己“革命”；在南通沈寿墓前，徘徊凭吊，谛视碣石，遥听江声，对这位 近代闻名中外的绣手遇人不淑，深表同情，而对沈寿张春之间的感情账，笔 下蕴藉，雍雍穆穆，深得风人之致。他也为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造像，有的 劲翠如松柏，有的纯白如梨花，有的朴厚如泥上，有的明媚如朝阳，一往情 深，使读者欢喜赞叹，悠然神往。他不尚夸饰，故示激昂，而入海翻澜，灼 然如见，天际春雷，隐约可闻。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恨绵绵，史不绝书。而是不是拿人当 做人，正是蠡测世道的不二法门。《相思一片》礼赞人生，不遗余力，把人 的价值放上合理的天平，完全可以当做是历史的召唤，时代的足音。
　　
1986 年 1 月 10 日

《柯灵散文选》再版前言


　　《柯灵散文选》初版问世，约莫一年光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季涤尘同 志就通知我，可以考虑重印了。为了表达我的喜悦，我和他相约，要写个再 版前言。但这事一晃就拖了两年，原因是我莫名其妙地忙，又遇到了出版事 业的低潮，出书难，卖书难，说也奇怪，同时又是买书难。
　　近年来我每一浏览图书室，面对书架林立，册籍成行，心里总是不觉升 起一种压迫感。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知名不知名的作者和作品！我辛苦经营 的结果，在这无穷无尽的书阵里，是否能占一席地，博得几许读者垂青，而 又能免于与昙花齐寿？我感到肃然怖然而又怅然。
　　曾有报刊向我提问：你为什么要写作？我没有应征，因为无由置答。对 我来说，这比数学测验题还难，而且我以为动机和效果并非总是一致的。有 些气壮山河的答案，我也不大相信。我少年落拓，偶然涉足文场，好比“误 闯白虎堂”，并没有清醒和庄严的自我意识。倒过来检阅一下我的全部作品， 也许可以清理出一些线索；但是，值得这样郑重其事吗？我常想，创作很像 母亲生核子，从怀孕到临盆，既幸福，又痛苦。这是一件很自然，也很庄严 的事，不是游戏人间。至于诞生的是不是宁馨儿，前途是祸是福，为贤为不 肖，多半由不得母亲做主。我曾经拜访一位朋友的母亲，她己过八十高龄， 我的朋友也已年近花甲。她絮絮叨叨，谈她儿子少时的种种琐事，如醉如痴， 活像一位作家在阐述自己的得意作，因为她的儿子在事业上有了成就。但人 世有多少母亲，为儿女偃赛的命运锥心泣血，老泪纵横！更不用说那种祸从 笔出，变生不测的悲剧了。
感谢上帝，《散文选》是个幸运儿。它生逢其会，得以顺利降生，免了
过分的阵痛，乍涉人海，又不期而获得读者错爱，朋辈谬许，有的还不惜口 角春风，写了评介文章，给以温暖的嘘拂；直至最近，还有读者因为买不到 这本小书而表示遗憾。这使我不能不感到欣幸和感激，觉得必须在再版时有 所表白。这话说得很有些小家子气，但我不想掩饰真情，故作矜持，更无法 忘却纠缠了我大半生的文字灾难。我想起《围城》序言中的一句话：“大不 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这又有点攀比不当之嫌了，—— 随它去吧。
再版中除了改正几处误植和笔误，内容一仍其旧。只是《伟大的寂寞》
一文，我偶然对照祖本，发现有不少改动。主要是删节了如下的两小段：


有谁曾经身受这种寂寞，而且自甘于寂寞的吗？如果有，那么池对于人生，一定可 以以他沉潜的生命的光辉，给我们更深澈的见解。
从殡仪馆出来，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幻景：万里平沙，一天黄云，有一个单身的过 客，挺直身腰，踏着坚宾的脚步，悠然向远方走去，终于杳杳茫茫的在天边隐没。

略一回顾，就想起来，这是我在编《遥夜集》时自己动的手术，其时间
是 50 年代中期。根据当时的气候，这种描写自然显得调子过于低沉，因此我 很“自觉”地实行刮骨疗毒。现在坠绪重抬，恢复旧观，却并非敝帚自珍， 舍不得割弃，而是想为时代的变化留下一些印记，并祝愿以后不会再发生这 样的麻烦。
在“史边剪影”一辑中，增补了一篇《如果上海写自传》。这是《上海

画报》约写的应时文章，我期待也能邀读者的一顾。


1986 年 11 月 27 日

梦中说梦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部《八十年代散文精选》，嘱在卷首缀以片言。 我近年来很想痛下决心，摈绝别人命题作文，包括代人写序。因为我自知不 擅此道，写时也很窘苦。可惜我意志薄弱，进退揖让的结果，还是同意勉为 其难。拖了许久，主编很委婉地来信催促。我花了三天时间，把五百多页的 清样读完了，很高兴有机会读到那么多好文章。但临到动笔，却又十分踌躇， 觉得难于措手。
　　不知怎么，忽然想到了梦。记得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百家丛书”里，有 一本巴金同志的《十年一梦》，是《随想录》的选本；不久前在报上读到一 篇文章，题目也是《十年一梦》。不过前者指的是“文革”十年，是旧梦； 后者指的是改革开放的十年，是新梦。沿袭我们的习惯用语，前者意在“暴 露”，后者意在“歌颂”。《散文精选》是 80 年代的作品，属于后十年范围， 但千丝万缕牵连着前十年，乃至几十年，新梦套旧梦，旧梦套新梦，欲说还 休，欲休还说，剪不断，理还乱。
　　梦与觉、醉与醒、幻与真、虚与实、显与隐、形与迹、光与影、暗与明， 都是生活里一事的两面，互相依存，而径渭自分。第一个把水搅浑的是庄周： “昔者是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 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人即胡蝶，胡蝶即人，后人就渐渐地 把梦与人生混为一谈，什么“浮生若梦”，“一场大梦”，“事如春梦了无 痕”，”百岁光阴一梦蝶”，一发而不可收拾。
梦与文学确有一脉相通之处，文人大抵爱做梦，创作本身就带有梦的意
味。唐诗宋词，“梦”字几乎被用滥；历代小说笔记名作，梦话连篇，以梦 为书名的也不少；汤显祖以“玉茗堂四梦”著名，说明梦富于戏剧性。“礼 拜六派”有一位小说家，干脆以“海上说梦人”为笔名；张恨水写过《八十 一梦》；“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刘大白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命名《旧梦》。 但到了 30 年代，形势一变，梦开始遭忌讳，梦与现实，严如唯物唯心的天堑， 壁垒森严，不许越雷池寸步。何其芳以《画梦录》名噪一时，害得他后来自 怨自艾，忙不迭自我检讨。施蛰存因为推荐文学青年读梦化胡蝶的《庄子》， 受到鲁迅的批评，退却时又拿庄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活打掩护， 落得倒霉几十年才翻身。鲁迅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毕生刚正，严分是非爱 憎，决不肯含糊半点。但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看够了这几十年间的是是非非、 唯唯否否、亦是亦非、亦非亦是、忽唯忽否、忽否忽唯、颠来倒来、倒去颠 来，不知有何感想？或许也不免喟叹前尘如梦，以自己的过分认真峻切为憾
吧？
　　据说至人无梦，而芸芸众生，终不免为梦所苦。梦是相思的止渴剂，痛 苦的逋逃薮，希望的回音壁，补天的五彩石。可惜良宵苦短，好梦难圆；春 梦无凭，恶梦却常常变成事实。梦中得意，醒后成空，南柯梦和黄粱梦是世 人熟知的故事。被失望折磨过久，难得碰巧有点好事，反而会疑心自己在做 梦，不相信是真的。我做过无数的梦，早如游丝飞絮，了无影踪，只有一梦 特别，没世难忘。“文革”初期，我就被投入监狱，侘傺慢郁，经常乱梦颠 倒。有一次梦见和熟朋友欢聚，自在逍遥，快若平生。我忽然明白身在梦里， 惊呼：“这是一场白日梦！”此情此景，真是太悲哀了！
梦有长短，生理学的梦很短，心理学的梦却很长。美国科学家发现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