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编完《世界文化之旅丛书》的最后一部时，窗外已是寒风凛冽。人们正 酝酿观看凌晨二至四时的本世纪最后一次的流星雨??
　　好奇、探求未知是人的天性。人们总是睁大眼睛，注视着宇宙万物；竖 起耳朵，谛听各种声响；迈开双腿，游历着每一个角落的风光。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国门洞开，在外宾来到中国的同时，中国人也纷纷 走向世界各地。参观、访问、工作、学习、探索、旅游，国外旖旎奇异的风 光、独特的民族风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形成一批域外游记散见 于国内外的出版物及报端。
　　为了弥补人们不能尽游世界各地的缺憾，同时也给人们增加些世界各国 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编者辛勤采“花”，酿得甜“蜜”，献给广大的读者 朋友。在作家的妙笔的“导游”下，您不妨作一次全球的畅游。
　　本丛书选编的文章，包括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既有名家手笔、 也有不甚知名的作家、记者、外交官们的值得称道的佳作。他们均从不同的 角度，不同的层面切入，对所到国家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作了探究和描 述。打开此书，我们即可在广袤的地球上游历。这里，既有林立的摩天大厦， 也有古文明的残垣断壁；既有大瀑布的绝响，也有小溪流的低吟浅唱；既有 辉煌发达的生活画卷，也有血与泪书写的历史。但是不管怎样，崇尚真善美、 追求自由与富强的世界各民族总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把文明的火炬 代代传递。虽然也有战争与屠杀，也有残忍与兽性，但正义的旗帜总在高扬， 历史总是向着光明前进。
人类文明要发展，就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世
界已“联网”，信息在“爆炸”。我们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要更多 地走向世界。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大喜大悲的世纪，我们为今日的发达而自豪的时
候，不要忘记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苦难史；人类及生存的环境为现代文明所 付出的代价。本丛书在世纪末年出版，算是对 20 世纪作了一个“素描”，也 算是送给 21 世纪的礼品吧。
最后，让我们珍爱这个星球，并祝愿她明天更美好。

游 戏 人 间
——澳大利亚奇观


吴祖光


　　从那个又寥廓、又清洁、又安静、又快乐的澳大利亚回来已经两个月了， 有一件使人至今感觉遗憾、怅惘、十分轻而易举的事我没有做。
　　是由于我的京剧本《三打陶三春》在澳大利亚上演，我才应澳大利亚政 府的特邀成为一个潇洒的旅游观光客来到这里的。戏搬上舞台，这个编剧也 就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了，所以从对外演出公司和剧院研究出访名单时就把 编剧排除在外，我是毫无意见的。尤其看到为争出国而闹得大哭、小叫、脸 红耳赤时更感觉心头酸楚，甚至于不想参加这次旅行了。
　　澳大利亚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值得写入游记的材料不少；可惜 我能安心坐下写写想想的时间却太少了，何况还欠着两个屡次来爽约延期的 剧本债。如今我必需在今晚的灯下交稿的这篇小文章，就只能谈谈使我深感 失误的这件事情。
　　沿海东岸的美丽城市布里斯班是 1988 年举行世界博览会的地方。《三打 陶三春》的演出也就是这个丰富多彩的博览会中的一个项目。在希里斯班的 一周里，我的游程主要就是世界风物精华集中在这方圆之地的各国展览馆， 可说万象纷呈，目不暇接。布里斯班的市民以及世界各国的观光者自早至暮 在每个展馆前面排队参观绵绵不绝，真极一时之盛。布里斯班的居民人人兴 高采烈，像是过年过节一般倾城出动。
世界博览会的大门前是一条拦河筑起的长桥，在那一个星期的演出时间
里，我多次在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演出或休息时间里，一个人走出赛馆散步 去博览会，将要走到的时候总会看见熙来攘往的车流人流当中，除大小汽车 和摩托车之外还有三轮车和人力车。
第一次看见布里斯班的人力车时我感到惊奇。人力车是中国人熟悉的
车，在我们大陆上我想少说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上海人叫它做东洋车或黄 包车，北京只称为洋车。北京儿歌：“拉洋车，好买卖，大爷拉着大奶奶； 大爷放个屁，大奶奶直生气。”小孩儿们都会唱。叫做东洋车，显然这是从 日本传进来的，它的官名称为人力车，因为它是由人去拉的。
少年时期我是在古老的北京度过的，到了念中学骑自行车之前，我坐了
总不下十年的洋车，后来从事写作了，我在不止两三篇文章中写过关于人力 车夫的题材，留在我记忆中的人力车夫大多是一副凄凉受难的形象。人们都 会记起老舍笔下那个历经悲欢、最后憔悴以终的“骆驼祥子”，成为百年来 中国生活最底层悲惨人力车夫的传神写照。
　　远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有人在报纸上提出：“人力车是野蛮的、落后 的、腐败国家的产物。”抗日战争期间，提倡取缔人力车的舆论愈益增多。 当然，假如取缔了人力车，成千上万的人力车夫的出路何在？当时是一个无 法解决的问题。四十年代末期改朝换代，新中国诞生了；从阶级斗争的观点 和理论出发，人拉人自是不能允许的现象。后来由脚踏的三轮车逐渐取代了 人拉人的洋车，再后脚踏的三轮车也终于消失了，留下的三轮只是车上一层 平板的拉货车，不看见再有人拉人的车了。虽然据我所知，四川的人抬人的 轿子至今也没有消灭过。
　　
　　从今年开始，北京市上重新出现了拉人的脚踏三轮车，但是两只脚在地 上跑步的骆驼祥子式的人力车都至今没有再现，看来也不大可能出现了。
　　在希里斯班看到的三轮车和人力车确使我出乎意料之外。首先是车子的 制作十分精致美丽，车子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工艺美术品。我记得在三十年 代的前门大街上曾经看见过老北京前门八大胡同一类的高级妓女打扮得花枝 乱颤，坐在十分豪华的洋车上，两盏车灯是黄铜的，擦得白莹雪亮；黑漆闪 光的车身，车把上缀着五色丝线的流苏，车底踏脚处还按有车铃，年轻的身 穿号衣的车夫大步流星地在华灯初上的前门大街放脚飞跑，车上的娇娘不住 地踩着脚铃招摇过市，为的是吸引满街行人的注意，正应了那句古话，叫做 “笑贫不笑娼”。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豪华型人力车也没有我在澳大利亚看见 的三轮和人力车漂亮。
　　澳大利亚的人力车都是单人座，脚踏三轮车则是双人座。坐在车上的乘 客大多是笑容满面，使人感到他们很快活。但是给我更深感受的是在地上跑 着的和蹬三轮的“车夫”，他们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更加出人意外 的是还有年轻的女孩儿。
　　还有更教人开心的呢！很多大步跑着的和蹬车的在脖子上挂着一个体积 小小的声音却大大的收音机，放的是节奏强烈，声音刺耳的摇滚音乐。使满 街灯火通明的布里斯班街头更笼罩上一层浓郁的节日气氛。看到这样的乘客 和这样的“车夫”，使人感觉得到：无论是车上坐的，或是地上跑的，他们 都不是在赶路，不是为了急于赶到什么目的地，去干什么事情。他们只是为 了好玩，他们在娱乐。坐车的和拉车的都在娱乐。
世界博览会大门前的这座桥粗粗估计大约不过是一二百米，我打听了一
下车价，从这桥头到桥那头要付五元澳币，折合美元四元整。这么轻巧的劳 动，这么优厚的收入，姑娘小伙子们怎不喜笑颜开？
澳大利亚的天气也知趣懂事。八月间是当地的隆冬季节，然而即在室外
也没有多大的寒意，蹬车和跑步的年轻人很多都光着大腿。 看到这些乘车的和拉车的一个个嬉笑着的幸福的面孔，有什么发愁的
事、有什么不愉快也都忘了。
　　同样的事物，放在哀愁和悲惨的场合里，它可以成为不幸的根芽；但是 假如放在富裕和安乐的天地里，它便成为幸福的种子。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已经十分模糊的记忆里，捡起在中学生时代
读过马克·吐温的一部小说，说的是几个顽皮孩子看见油漆匠在公园里干活， 漆个什么物件。孩子们觉得干这个油漆活非常好玩，拿着刷子刷了起来，刷 得又快又好。而那个油漆工成年累月地干着这一行则感到非常乏味和厌 倦??
　　保持着孩子样的心情，把工作视游戏，就这样“游戏人间”我认为这也 不失为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也许会为此种谬论再受到批判。
　　一开始我就说：“非常遗憾、怅惘，一桩十分轻而易举的事我没有做。 什么事呢？布里斯班街头那些跑来跑去的、精工制做的三轮车和人力车，那 些年轻的、如花似玉、英姿飒爽的、胸前挂着收音机、满面青春朝气的姑娘 小伙子，以及坐在车上的老年、中年、青年的一张张幸福欢乐的面孔，我竟 是一张照片也没有拍下来！我那个“傻瓜”的日本照相机，只要一举手、一 眯眼之劳就能长留下的生活美景竟被我交臂失之。如今万里睽违，不知何日 再会？衷心希望多情的澳大利亚朋友??我的邀请者、亲家的居停主人戏剧
　　
家加里罗·甘德瑞先生（ CARRILLO GANTNER），好朋友白杰明（GEREMIBERME） 和贾佩林（LINDAJAIVIN）贤夫妇、华裔亲人张克强先生、道家弟子张爱莲女 士和小侄女王子音，记着带上你们的相机，走在澳大利亚任何城市的街上， 为我拍几张这样的照片寄给我可以吧？

别有风光的堪培拉


王蒙


　　各个不同的国家的首都以各自不同的风姿点缀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 波思加草地上跳跃着松鼠和野兔。莫斯科河旁退休工人在钓鱼，而他的身后 就是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东京的高楼与挤满了汽车的公路繁繁密密。阿尔及 尔的白色建筑在阳光下洁净得耀眼。巴黎像一个矜持的美人，只有她的老房 子上的众多的小烟囱显露出一种天真。而伦敦的多顶的出租汽车驶行在讲究 的西敏斯区，天然就是戏剧性的场面，尼罗河旁的开罗呢，那就更不用说了， 迅速膨胀的城市与万也威严的金字塔，夹击得渺小的游者喘不过气来。
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首都——堪培拉。 没有拥挤的房屋，没有高层建筑——澳大利亚政府是有法宝的，在堪培
拉盖房最高不得超过海拔 75 米。没有密如蛛网的道路与车水马龙的交通工 具。没有什么名胜古迹，没有那种远古的、超人类的威严的逼视。没有战争 与革命与动乱的遗迹。没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不夜的商业区红灯区，没有 帝王气象。没有圣地气象。没有大都会气象。没有历史名城气象。没有独树 一帜的民族、种族主义气象。也没有任何异国的首都难免的衙门气象。
有的是开阔的空地，有的是因为车少人少而显得永远宽敞和平静的道
路。有的是因为绝不高耸而显得更加平实舒适的房屋。连我们住的哈亚特大 旅舍（Hyatt Hotel）也只是平房。更可贵的是城市内内外外的那些空地，那 些荒丘，那些可能已经如此长了数万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桉树。这些荒丘 和树木使初次造访者惊喜地发现，堪培拉市还没有连结，还没有脱离开大自 然母亲的怀抱，还没有像其他大城市那样形成自己的一个紧张促迫的天地。 澳大利亚没有多少历史。去年——1988 年他们为移民 200 周年而狂欢。 澳大利亚的土人的历史悠久，文化却仍然处于单纯的童年期。这对于中国人 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没有那么多、那么强大、那么光荣又那么耻辱的古人在 我们的头脑与灵魂里生根。据说澳大利亚没有人口的压力，768 万平方公里 的面积却只有 1700 万人，平均每个人占有土地（不是耕地）约 0.5 平方公里， 是中国人的 550 多倍。据说澳大利亚领土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和战争，美 国还有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呢。中国就更不用说，七八年就得乱一次，近
百年来压根儿就没踏实过。
　　所有这一切甚至使中国人爽然若失，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个国家，尤其是 这么一个首都？在这里驾车购物都不用排队。在这里走路不用顾及随时会碰 撞别人。在这里不需要向传统致敬立志弘扬传统也不需要痛斥传统与传统进 行悲壮的决一死战??
　　幸耶？非耶？奇耶？梦耶？我们驱车去艺术环境国土部去拜会霍尔丁部 长并出席他的宴请。我们上午去参观图书馆傍晚又在同一个图书馆大厅出席 为庆祝文学节开幕而举行的酒会。我们去参观他们的美术馆，去中国的驻澳 使馆，去迪克森区中国餐馆吃晚饭。走来走去，绕来绕去，都离不开市中心 的格里芬湖。因为堪培拉市本来就很小，正因为小才有一种真正的宽松，才 真正能摆脱许多在我国太难于摆脱的压力。
　　世界上毕竟有、确实有这样的国家与这样的都城。地球上毕竟还有一个 这样比较宽松的角落，回忆起她来，能不显出一抹欣慰的笑容么？
　　
澳大利亚见闻


陈登科


牧场一瞥


　　在堪培拉拜访《半球》杂志主编亨德森时，他问我对堪培拉的印象如何？ 我随口回答他：一是马路上人少，因我们在堪培拉游览了两天，在马路上很 少看到行人；二是灰尘少，两天中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清洁工，可是那马路， 总是油光水滑，清清净净，很难发现灰尘；三是烟囱少。堪培拉花草树木很 多，一般人家的住宅，房子都隐藏在树林里，是看不到烟囱的。
　　亨德森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他听我谈了对堪培拉的印象之后，便笑笑 说：“在我们堪培拉，还有三多，你看到了没有？”
我问他道：“不知有哪三多，你可以向我们介绍介绍吗？” 陪我们去的还有澳大利亚外交部的格里先生。他看看格里先生，笑笑说：
“苍蝇多。在堪培拉看到人手在半空摆动，你不要以为他是向人在招手，不， 不是的，他是在打苍蝇。”
翻译郭贵芳在旁补充道：“堪培拉的苍蝇，还非常呆，落到人脸上，伸
手便能捏死。” 亨德森继续说道：“还有羊多。在国外都知道澳毛，就不知道我们有多
少羊。羊比人多，多好多好多倍数。第三，政府官员多??”
　　我正要开口问他们全国有多少政府官员，格里先生抢先向我解释道：“我 们国家正在精简人员，压缩开支。”他这么一说，我也就不便深问了。
澳大利亚羊多，我是久已闻名的。因此，每到一个地方，总想去参观参
观他们的牧场，可是外交部对我们的日程安排上，单单没有这个项目。经过 多次提议，到了墨尔本才做了安排。
这天夜里，下了一场小雨。雨不大，可是一直下到天亮也没有停。我们
没有雨具，有人便提议，是否把这个项目取消。我坚持了：冒雨也要去。因 为我一心想看看，以盛产羊毛驰名于世界的澳大利亚的牧场和我们的牧场有 什么不同。
其实我对我们国家的牧场，也只是从电影上看到的。因此，在我的概念
中，牧场一定是大草原，还有帐篷之类，当然，也有穿着民族服装的牧羊姑 娘，骑着骏马了。
　　我们一行四人，迎着蒙蒙细雨，到了墨尔本郊区。司机将车子驶进了丛 林。这个丛林，在澳大利亚来说，确也算不上什么丛林，面积总共也不过几 十亩大小。丛林里有三幢房子。一幢小洋房，是牧场主勃朗的住房；另一幢 好像是参观者的饭堂或者展览室，还有一幢是牧场主人勃朗的课堂。因为每 天都有从城里来的中学生，听勃朗讲授牧羊知识。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勃朗 已外出了，等了好半天，一辆汽车开回来，车里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 翻译小郭走过去，向姑娘说明来意，又把我们介绍给她。姑娘告诉小郭，她 的爸爸很快就会回来。
既然主人外出了，我们只好在那里等着。 雨，下下停停。我便随意到丛林里走走。可是，没有看到羊群，只是看
到十几匹骏马和两头毛驴。我心想：这些马，可能是专为牧羊而驯养的。那

毛驴干啥用呢？牧羊姑娘总不会骑着毛驴，赶着羊群游荡吧？最使我感兴趣 的，还是勃朗家的两条狗。那狗关在铁丝笼里，不停地向我献殷勤，希望我 走过去，将它放出来。
　　这两条狗，有一条和我们农村里养的狗并无不同，个子不大，身上全是 黑毛，只有四个蹄爪是白的，颈下也有一片白毛花。另一条狗，据说是德国 狗与澳大利亚本地狗杂交的，不仅高大，还有点像狼，使人感到有点可畏。 当然无人敢去放它了。
　　勃朗终于回来了，他是一位 68 岁的老人。一回到家，便把他的全家人领 出来，排成队，向我们表示欢迎。他再三地讲，希望我们能多买点小麦和羊 毛。他哪里知道，我们四个人，对做买卖全是外行呢？这家人，老夫妻俩， 还有两个女儿。“就这么四个人，能养多少羊呢？”我心里暗暗在想。
　　小郭一边和勃朗交谈，一边向我们报着数字。他的牧场，计有三千多只 绵羊，一千多只山羊，几百头牛，另外还有马和驴。
　　山羊，是我讲的，因为这种羊，和我小时候放的山羊很相似。可是，他 们并不叫山羊，叫野羊。据说，这种羊的祖先，本是英格兰人家养的一种羊， 并不野，它们随着主人，从英格兰迁居到澳大利亚，它们的主人看到澳大利 亚遍地都是羊，而这些羊，不但比英格兰羊肥壮，而且身上的毛又细又长， 又纯和、又柔软。于是，便把它们抛进荒山，送进森林。年复一年，他们就 成为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野生动物。
勃朗的大女儿，不仅是一个牧羊姑娘，还是研究羊毛的专家。她对野羊
的毛花进行了研究之后，便又驾着飞机，到森林去寻找，把它们捉回来，放 到自己的牧场里饲养。据勃朗的介绍，这种野羊，身上的毛花很粗很粗，粗 得像钢针一样，毛尖还扎手，可是粗毛花里，还隐藏着一种特有绒毛，比绵 羊毛贵重，价格也可以高上好几倍，它可以在毛纺业上成为一种贵重的原料。 听了勃朗的介绍，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联想：我原对社会发展史是无知 的，参加革命以后，才知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猴子可以进化成人，人是 否也能再退化成猴子呢？我觉得人身上始终摆脱不了一种兽性。人是否也和 这些羊一样，会由家养变为野生，再由野生变为家养？太可怕了！
据说在澳大利亚国土上，既没有老虎，也没有狼，这便为野羊提供了有
利的生活条件。而且这种野羊繁殖力很强，在澳大利亚森林里成群结队，到 处游荡。勃朗父女，不但人人有自己的汽车，还有飞机。他的大女儿就是很 好的驾驶员，所以她经常驾着飞机，到森林里去寻找，发现了野羊群，就与 妹妹分头去捉。在他的牧场里的野羊，都是她姐妹捉回来的。
　　勃朗的牧场，有多少英亩，当时他是讲过数字的，因为我有个怪病，从 来对数字不感兴趣，就没有去记它。我们坐着勃朗的汽车在那一眼望不到边 的草地上奔驰了好大会，他才将车子停下，跳出驾驶室，两手叉腰，向四面 一望，说道：“我的羊全躲到哪去啦，怎么一个也看不到了。”
　　草原上，还洒着霏霏细雨，可是风很大。我走出车子，差点被风刮倒。 勃朗伸手将我拉到他的身边，脱下自己的雨衣，披到我的身上。他个子很高。 他的雨衣披在我身上，正好拖到脚面。他对我上下打量一下，又从头上取下 帽子，戴到我的头上。哪知他个子高大，头也特别大，他的手刚一放开，帽 子便从我的头上随风刮走，我和他追了好远，才把帽子追回来。
　　他的小女儿，开着汽车，带着一条狗赶来了。这条狗，就是我们在他家 课堂前看到的关在铁丝笼里的那条身体矮小的白爪白颈的黑狗。勃朗走到女
　　
儿的汽车旁，咕噜了几句，不知他是和女儿或者是和狗讲了什么，只是见他 的女儿，在狗头上拍了两下，然后开开车门，那狗便跳下汽车，走到勃朗脚 跟，往草地上一坐，仰起头，看着勃朗。
　　勃朗为着替我遮风挡雨，始终与我紧紧挨在一起。见狗坐在面前了，他 便将手举起，在半空划了一个大弧形，嘴里嘘了一声，那黑狗呼噜跳起来， 放开四蹄，奔向无边的草原。
　　狗，那条神奇的小黑狗，在那风雨中，越跑越远，越远越小，不一会儿， 再也看不见了。不过，我的两眼，还是朝那小黑狗奔跑的方向眺望着。
　　过了一会，不，应该说是好大一会，只见天与草原相接的远方，慢慢升 起一片灰蒙蒙的云头。那云头越升越高，慢慢向我们涌来，越涌越近，我终 于辨别出，那不是云头，而是羊群。
　　那羊群，在草原上奔跑着，忽儿向左，忽儿向右。但是，不管是向左还 是向右，始终结成一群，朝着我们所在的地方跑来。
　　羊群奔跑到勃朗面前，突然发出一阵叫声，不知是向主人问好，还是诉 说别的什么。勃朗将手扬起，嘘了一声，那小黑狗按照勃朗的手势，在羊群 后边坐下来。那些数不尽的膘满肉肥的大绵羊，转回头看看小黑狗，然后， 在那里动也不动，一只挨着一只，好像以亲昵的目光，看着它们的主人。
这时，我问勃朗：“你这些羊，长年放在野外？”
　　他回答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分昼夜，它们就这样自由自在地在 草地上吃着，玩着，游荡着。生活得很好。因为在我的牧场里，有着它们吃 不完的草。”
“冬天怎么办？”
“我们这里冬天不下雪，它们不怕冻着。” “根据我的常识，绵羊是怕遭雨淋的。” “我的牧场，周围都有树木，下雨，它们自己会躲到树棵里去。” “自己？”我不禁愣了一下：“这些羊没有人看管？” 他风趣地回答：“人工太贵，我们雇不起人。”
“那你??”
未等我把话问出口，他指指羊群背后那条小黑狗道：“全靠它。” “它？” “二十个牧工的工作，也赶不上它。到了剪羊毛季节，只要把它放出去，
羊群会一个不少地被赶到指定地点。剪完毛，它又将一群一群赶回到草原
上。” “那你的羊，不是用人工配种？”
　　“不，我的种羊和羊群不是放在一起生活。待到春天，母羊发情季节， 放种羊一个月的假期，让它在广阔无边的草地上，过一段甜蜜的生活。”
“那产羔呢？” “何时放出种羊，何时应产羔，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到时候还是由它，”
他指着那条小黑狗，“将羊群赶回，把母羊和羔子分开，各立门户，自由生 活。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并不难。”
“不怕你的羊，长年在野外生活，有丢失？” 他摇摇头：“我们从来没有丢失过一只羊，连一只小羊羔也未丢失过。” 不管他怎么摇头，我对他的回答，是有点不怎么相信的。我想，他根本
不可能把几千只羊，普查一遍，记下准确的数字，他怎么可能知道有无丢失

呢？
　　我们的谈话还没有完。他的小女儿来通知他：为学生教课的时间到了。 原来，墨尔本教育机关，和勃朗签订了长期合同，每日有 100 到 120 名 中学生，到他的牧场来上课，由勃朗任教，专授牧羊知识课程，风雨无阻。 我们随同他回去，参观了教室和学生午餐食堂。为着不妨碍勃朗的讲课，便 向勃朗夫妇和他的两个女儿告辞了。应该再赘一句，这四个人，是否就是勃
朗的牧场或者还兼畜牧学校的全体职工呢？我想起他的狗。

牧师和他的两个女儿


　　一些澳大利亚朋友，在我面前，有意或无意，常常在言来语去中流露出 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在人口平均收入方面已进入世界上 前八名的行列。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就业情况良好，法律规定，失业人 数超过百分之八，政府就得自动辞职。但是也有人告诉我，在他们的国家， 失业者的人数是在不断的上升的。
　　在阿得雷德作家周期间，我遇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姐。她的中国话 讲得很不错。我问她的名字，她说叫榛莽。但她又声明说：“这个名字是假 的。”
榛莽现年 26 岁，是一位曾留学中国的大学生，她所以不愿透露真实姓
名，就因为她是一个失业者。好像在国内大学毕业，又到中国留过四年学， 回到自己的祖国，还是没有职业，有点太??。
榛莽的父亲是牧师，已是 78 岁的老人，已退休。他们家的生活，全靠父
亲过去的储蓄。据榛莽讲，每年约有 1.4 万澳元的利息收入，生活也算过得 去了。
她的父亲一生无子，只有两个女儿。榛莽是老二。她的姐姐沃里现已 34
岁了。
　　沃里是个爱放纵自己的姑娘，从小就不受管教。父亲无法，便将她送进 中学，强迫她住校。有一天夜里，她竟跳窗逃走了。父亲又把她送到艺术学 校去，想用艺术吸引住她，使她的性格安定下来。
沃里在艺术学校学习绘画。她的成绩很好，但是，在思想意识上，又发
生新的支叉——使她父亲不可原谅的支叉：她竟然宣布她是无神论者，还倡 导什么性解放。宣扬无神论，就是对上帝的背叛，倡导性解放，就是对宗教 伦常的亵渎，这对于做牧师的父亲来说，当然是大逆不道，于是便将沃里逐 出家门。
　　沃里亵渎上帝，却喜爱动物。她不但学了好多饲养动物的知识，研究各 种动物的特性，还会给动物看病。她的住房，既是动物园，又是动物的诊疗 所。她长年与狗、猫、蛇、鸟、袋鼠、树熊吃住在一起。据榛莽介绍，澳大 利亚是地球上年代古老的陆地，在内陆地区，沙漠里寸草不生，既无野兽的 足迹，也难听到鸟鸣。但是，沃里却不畏艰苦，冒着生命危险，到那里去考 察和研究。也许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吧，沃里在摄氏 50 度高温的死一般寂静的 沙漠中，意外地发现了埋藏着的宝石，还找到鱼和贝类等海洋生物的化石。 后来，她成为一家宝石店的女店主。
　　沃里虽然在阿得雷德自开一爿宝石商店，但是，她仍没有放弃研究动物 的工作。
　　
　　在澳大利亚，蛇是不常见的爬行动物。据说，一天有这么一家人家突然 发现屋里有一条长虫，怕得要死，谁也不敢去动它，只好打电话给爱护动物 协会。爱护动物协会接到电话，立即派人赶到现场，去的人，一看是蛇，也 感到瘆得慌，不知如何办是好。这时，有人提到沃里，说她是养蛇的人，一 定知道怎么办。电话打到她家，她来了。其实非常简单，她提起蛇的尾巴， 在半空抖了几抖，往带去的口袋里一装，拿回家里。从此，沃里被聘请到爱 护动物协会工作。但是，她的父亲仍不允许沃里进入自己的家门。
　　榛莽在她父亲的心目中，是最理想不过的女儿。她既是上帝的虔诚的崇 拜者，又是父母的无条件的顺从者。她 18 岁中学毕业后，父亲让她报考大学， 在报考之前，请了家庭教师，为她上了一个月的打字课，然后带着她到欧洲 去旅行。
　　她的父亲原是英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到西欧去旅行，第一站当然 是英国了。她随着父母，坐上轮船。到了英国，天天忙着跟父亲去看他的老 同事，老朋友，还有亲戚。一连忙了两个多月，还没有看完，她实在有点发 腻了，便向她父亲提出，她不想旅行，只想工作。父亲便答允她的要求，将 她送到瑞士一个国际基督教大会堂工作。名为接待员，实际做的是打字、接 电话、卖邮票之类的事。她说，她虽是出生于一个牧师的家庭，对教会的实 质并不了解。她在国际基督教大会堂工作了一个月之后，她多少才有点明白， 所谓上帝，只不过是“愚民”、是“欺骗”。她便毅然离开了国际基督教大 会堂，投向深山，在一个小村子的旅馆里帮助旅客铺床，洗衣服，打扫房间。 通过劳动的机会，与社会取得接触，很好的练习了她在中学学过的德语和法 语，因为这个小村子全是说德语的，旅客中又常常有说法语的。
榛莽在瑞士工作了两个多月之后，随着父母，坐上轮船，回到澳大利亚。
她考进了大学。 她在大学里读的科目是：汉语、音乐、法语、人类学、亚洲发展和中国
政治学。她对中国有了兴趣，大学一毕业，便申请来中国留学，专门研究中
国音乐。 榛莽在中国留学四年，学的是乐理。回国后，因为全国大学都没有这门
课程，她只有失业在家。
　　按照澳大利亚国家的规定，失业者每周可以领取失业福利费 58 元，另外 还发一张失业卡。有了这个卡，一不交所得税。二是到国家医院看病受到优 待；三是坐公共汽车、电车不买票。还有住房也受到优待了。但是，她总觉 得，一个出国留学四年的大学生，回到国内，仍是一个失业者，靠领失业金 维持生活，总是有点不大光彩。
　　她对我说：“我出生在澳大利亚，也到过西欧，比较起来，我还是向往 中国。”
我说：“我们中国，在经济上，目前还不太富裕。” 她说：“我希望过一种有道德、有理想的生活。人，总不能只为了物质
享受活着，不能光为了钱活着。人，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有真挚的友情， 有高尚的道德，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如果只讲金钱，只讲物质，而人情 淡薄，尔虞我诈，太没有意思了。”她发表了这番感慨之后，又对我说：“我 很怀念在中国的四年。我又申请了，再回中国去工作。我估计，会被批准的。”
“大概什么时间能去？” “最迟到秋天，就是今年的秋天，我一定到中国去。”

我握握她的手：“好！我欢迎你，欢迎你到我家里作客。”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了。 在我们离开阿得雷德的早晨，榛莽和一位老人赶到旅馆去。榛莽介绍说，
老人就是她的父亲。我一看，这位老人，足足比我高有八九寸，一头白发， 连胡子和眉毛都成银色，便问老人道：“你的女儿，要到我们中国去工作， 你同意吗？”
　　他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榛莽告诉我：他如果不同意，就不赶到旅馆 来送行了。我向老人表示了谢意，又转向榛莽：“好！中国见！”
　　“中国见，中国见！??”我们的汽车已转向高速公路，榛莽和她的父 亲及其他送行的人，还排列在旅馆的大门前，向我们招着手。我还隐约地听 到那三个字：中国见！

悉尼街头拾零


　　布里斯班是昆士兰州的最主要城市。但是接待人员告诉我，我们访问昆 士兰的目的，不是想看城市，而是去游览黄金海岸，因为黄金海岸是世界著 名的游览胜地。可是按照接待单位的时间表，我们晚上 6 点才去黄金海岸。 据说从住地到著名的“冲浪者天堂”还有六十多公里路程，赶到那里，已是 日落黄昏，这还游个啥呢？接待人员讲，可能是让我们去看看黄金海岸的“夜 生活”。
“夜生活”这三字，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名词，它包涵一些什么内容，
也不清楚。但是，既然安排，我只好乘车去了。 我不懂洋文，沿途只看到霓虹灯闪闪烁烁。汽车在公路上驰骋。大约在
7 点 50 分，到了一座城内，进了退伍军人俱乐部。我这才被告知，我们的车
子已穿过黄金海岸，到了双城。
　　从退伍军人俱乐部出来，已是深夜 11 点 40 了，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心 里好不气恼！也就向我们大使馆的翻译提出：“这样的安排是不大合适的。 游览黄金海岸，既未看到海，也未看到岸，什么‘夜生活’，也不过是马路， 霓虹灯，喝酒，跳舞，看电影，有啥好看的呢？”可能是我的意见起了作用， 第二天早上告知我，去悉尼的航班已作了改变，原定从布里斯班乘机，改由 黄金海岸上机。我一听便明白，所谓改变，就是为我们重游黄金海岸提供一 个机会。
黄金海岸，真是名不虚传，确确实实是一个游览的好地方。可惜给我们
的时间太短，只有 4 个小时，不过我们还是充分利用了这 4 个小时，观看了 水上滑板表演，欣赏了海豚的嬉耍，还到了“冲浪者天堂”，在那 4 米多高 的巨浪中，搏斗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悉尼，已是下午近 5 点了。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港城市，新南威尔士州首府，也是澳大利亚最 古老的城市。据澳大利亚朋友介绍，澳大利亚号称全国有 1500 万人口，实际 只有 1400 余万，但是，墨尔本和悉尼两个城市，就占去一半。
　　悉尼位于塔斯曼海伸入大陆 25 公里的杰克逊湾两岸，有长达 1100 米的 大铁桥连接城市两端。悉尼大剧院就在大铁桥旁边的海面上。我们去参观的 这一天，正好是建桥 50 周年。因为是大桥生日，任何车辆也不准从桥上通过。 我们只能站在大剧院的广场上，听我们的司机的介绍。悉尼这座城市，是由 许多小市镇组成的，小镇与小镇之间，有树木青翠的天然大公园，占全市面
　　
积五分之三。天然公园里有许多珍奇动物，尤其是袋鼠，在这个公园里最多。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一走进树林，就会被袋鼠围住。悉尼又是澳大利 亚经济、交通、贸易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天然良港之一，有定期海、空航线 联系英、美、新西兰等国家。工业方面，以石油提炼、机械制造、化学和纺 织等为主。文化艺术方面就用不着多讲了，看看大剧院就知道了。
　　悉尼大剧院，确是很了不起的建筑。据司机讲，主厅——音乐厅有 2600 个座位；另外还有三个小厅：一个电影院，一个话剧院，一个歌剧院。这四 个厅的支架全部是用的铝合金，墙壁的玻璃板是法国特制的一种防弹玻璃， 顶层的瓦片是瑞士的。整个剧院的建成，共花费一亿零二百万澳元。
　　据说对于大剧院的建造，当时在州议会中曾有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一 派认为悉尼只有三百多万人口，已有歌剧院和音乐厅了，不必再花这么多钱， 在海面上建一个大剧院。另一派意见认为，悉尼港是太平洋上的一个重要港 口，建一个像样的剧院，有世界影响，花得再多一点也值得。但结果还是建 了。按照目前剧院收入来计算，在 17 年之内不但可将投资全部收回，政府每 年还可通过剧院卖出 120 万元的彩票。
　　离开悉尼大剧院，我们沿着海边，在悉尼市郊绕了大半个圈子，又转向 市中心。因为沿海边全是浴场，我们在“冲浪者天堂”游过水，再看这些浴 场，已不感兴趣了。
车子行到一条街。奇怪，怎么在街头有用汉字写的对联？
澳陆风光物阜民康邦交友善 中原气象德门义路礼让仁风
我请司机将车停下，下了车，走到街里去。
　　这条街不长，站在牌楼下，可以看到街的那一头也有一个牌楼，牌楼上 也有汉字对联。可惜只看清上边一半，写的是：
继往上国衣冠??
　　开来大同世界?? 街上的酒楼、菜馆，招牌都是写的中文。走进商店里，发现货物也大都
是中国产的，连蔬菜店里的榨菜也是从中国运去的。
　　翻译告诉我，这就是人们讲的唐人街。所谓唐人街，也就是中国人聚居 的地方。
我们离开北京已有二十多天了，对这条街感到格外亲切，便以主人的身
分邀请司机，在一家菜馆，共进午餐。 我们在澳大利亚游览了六个城市，从未看过电影，为着了解澳大利亚的
电影艺术的发展，我们也曾访问一个电影学校，亦与学校师生座谈过，但是 总想能看一次电影，实际了解一下他们电影艺术水平的高低。走进第一个电 影院，看看广告，全是香港和台湾的影片，无意思。又到第二个影院，发现 放映的影片全是西方的，从那些五颜六色的剧照中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它的内 容，也不外乎“色情”“凶杀”四个字。我们正要离开，这时一个六七岁的 女孩子，可以说，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贴到从维熙身旁，伸出手，向维熙 要香烟。我们在澳大利亚走了六个城市，所见到的澳大利亚人，不分男女， 对我们都表示很热情，很友好，却从未遇上这么一个要香烟的女孩子。她拿 到香烟，仍不离开，又伸手要火，而且用英语跟维熙说个不停。维熙听不懂 她的话是说什么。我便走过去，问她道：“你要什么？”
她一听我的口气比较严肃，便走开了。事后司机才告诉我：那种女孩子

是悉尼的雏妓。这些小女孩不但在电影院门前可以遇上，别的街上也可以遇 上。不但夜晚出来拉客，白天也站在街上，兜揽生意。听了他的介绍，我许 久讲不出一句话来。
　　也是在悉尼街上，我们见到两个男人，怎么看他也是男人，可是他们却 着一身非常鲜艳的女人的服装，脸上搽着粉，头上戴着花朵，颈上挂着晶光 闪闪的项链??。看了使人感到恶心。据介绍，这种异态“女人”，在悉尼 很时髦，因他本来是个男人，经过一种“最现代化”的手术，已变成女人了， 而且是最时髦的女人，不但有恋爱的自由，还有结婚的权利。这种异态“女 人”与男人在街上手挽手行走，可以成为报纸上的重要新闻。真是当今世界， 无奇不有！
　　我们的汽车，转向一个车辆较少的街道，正行之间，忽见马路旁，一个 年岁约摸七十上下的老人，手中拿着一块黄色的木牌，往空中一竖，我们的 车子便停下来。
　　我还以为是什么检查站。可是那个老人看也不看我们，待两个小孩过了 马路，才将手中的黄牌放下，车子放行了。我问翻译：“这是干什么？”
翻译说：“黄牌警察。”
　　黄牌警察？我在澳大利亚走访了 6 个城市，逗留 22 天，未见到一个交通 警，也未听到过喇叭的叫声，怎么到了悉尼，在这个小街道上冒出个“黄牌 警察”呢？
翻译向我解释，所谓黄牌警察，并不是警察，而是一些退休者，自愿走
上街头，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做些义务性的服务工作。他们是专门为保 护儿童安全的义务工作者。
在澳大利亚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大都是高速公路。公路上的汽车一辆
接一辆，来往不断，在没有红绿灯的地方横穿马路是不易的，尤其小孩子更 为危险。因此，他们设立的工作点，大都不是在繁华市场或者交通要道，而 是在一些小街小巷，没有红绿灯的岔道口，或者靠近小学和幼儿园的周围。 他们手中的黄牌，大约有一尺长，八寸宽，下边有个二尺来长的木把，可是 他们的权力却很大，只要他们手中的黄牌一竖，不管什么车子都得停下来。 “要说权力，我想这也应该算是一种权力吧，一个退休者，能有拿起黄
牌的权力，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尊重这种权力！”
这是我当时对翻译说的话。

时间虽然很短??


　　我和从维熙都不懂洋文，只有艾明之稍稍懂得一点。因此，我们从不在 没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离开旅馆。这一天下午，艾明之突然游兴大发，提 出要逛超级市场。我因天气太热，不愿出门，同时，对逛市场也无兴趣，便 没去。维熙便与他去了。
　　他们下午 1 点去的，到了 5 点还不见回来。我正在家发急，晚上还有华 侨约会。我便问陪同他们去的郭贵芳：“他们已经 4 个小时了，怎还不回来？” 小郭说：“我与格雷走时，他们两人还在超级市场，说转一会儿就回来。” “这两人真没一点根。走时，我还关照他们，人家陈兆华晚上 5 点来接
我们。” “他们知道晚上有约会，就应该回来哟??。”

我们两个人正在发急，艾明之和从维熙走进房来了。 我对他们回来迟了，很不满意，说：“你们明明知道晚上有约会，怎么
到这么晚才回来呢？” 从维熙脸上还带点温色，沉沉的，一声不吭。艾明之有点尴尬道：“我
们今天，出了笑话。” 我一听说出了笑话，忙问：“笑话？出了什么笑话？”
　　艾明之道：“我们从超级市场出来，我说应该往右拐，他硬要往左，走 错了路??”
从维熙抢着申辩道：“怎么又是我，我说你走得不对，你不相信嘛。” 我一听说是走错了路，也就放心了，对艾明之道：“你不是会两句洋文
吗？”
艾明之红着脸，笑着：“最后，还是我那两句洋文起了作用。” 他的两句洋文，是起了什么作用呢？ 是这样：去超级市场时，是翻译郭贵芳与格雷领着他们去的，到了超级
市场他们便对郭贵芳说：“你有事就先走吧，我们在这里转一会便自己回去。” 两人走超级市场也只有一个多小时便出来了。超级市场四面都是门，进这门 出那门，就是两个不同的街道，是应向左呢？还是应向右呢？两人都搞错了 方向。走呀，走呀，就走出市中心了。
这个市，一出市中心，便有一公里宽的环城公园，花草，树木，到处都
是差不多，不熟悉道路的人，也确实有点不大容易分辨得清。 他们两个人，一路上，他埋怨你，你埋怨他，埋怨来埋怨去，埋怨到最
后，两人干脆在马路旁大树底下一个石凳上坐下，不走了。
　　一位澳大利亚朋友——未有留下姓名的朋友，一见就知他们是两个迷了 路的中国人，便主动向前问明他们的住址，开出自己的车子，将他们送回旅 馆来。
我与小郭听了他们讲了详细经过，都非常感激，又埋怨他们没有问明这
位澳大利亚朋友的地址和姓名。如问清了，我们应该去向这位朋友道谢，或 者至少要写一封感谢信嘛。
这件事，使我想起一位澳大利亚人说的一句话：“中澳人民之间的友谊，
确是非常深了。” 这是我们去访问曼南村时，一个铁工的夫人——派特，她这样说的。派
特还向我们描绘了九年之前广州杂技团去曼南村演出的盛况。曼南村是不大
的集镇，全村各行各业全算在内，也不过两千多人。只和我们一个大队的人 口差不多。可是欢迎广州杂技团时，排列街上的欢迎队伍却超过两千人。因 为，不但全村家家户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出动了，还有附近的也来参 加了欢迎的行列。
　　在那里，欢迎一个外国演出团，完全是靠群众的自愿，既不能用行政命 令，也不存在“组织动员”，是人民友谊的表示。派特说，她之所以向我们 描绘一番欢迎盛况，只是为着告诉我们，曼南村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是特别深厚的。她用“深厚”这两字，表现曼南村群众的自豪。
　　在我们从曼南村回来的路上，汽车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房里出来两个人， 看了看车里的乘客，又同司机说了些什么，然后，一个去取加油器，另一个 赶快提来一个铝桶和洗帚，为汽车洗除泥土和灰尘。这类可能不大引人注目 的事，或许可以说是澳大利亚的一种高尚的社会风气。但在我看来，也可能
　　
是对中国人友好的举动，因当他们加好油，洗净车子之后，都向我做了一个 表示非常友好的手势。
　　我的这种判断，在我到了墨尔本之后，通过几个澳大利亚朋友的口，得 到了证实。
　　墨尔本大学的西门教授，在他的海滨别墅里为我们举行了非常丰盛的家 庭晚宴。不仅西门教授一再向我讲，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 宽广的；参加晚宴的一些学者们也是这样讲，连西门的夫人举杯时，也说我 们两国人民应该珍惜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
　　安德森是澳大利亚一位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他去年访问中国时，我们虽 是见过面的，但还称不上是老友。这次，他刚刚在头一天晚上参加了招待中 国文联代表团的宴会。宴会上，因为多贪了两杯中国茅台酒，他醉了，在楼 梯口，由二楼滚到一楼，被连夜送进医院，头脸缝了十几针。第二天当他醒 来时，听说我们已到了墨尔本，便从医院跑回家，向家人讲他要到旅馆看我 们。他的夫人不同意，因为他头上缠着纱布，脸上挂着彩，手也受了伤。她 怕客人知道他因喝醉酒而滚下楼梯，受了重伤的事，有损一个作家的形象。 他的儿媳妇也在旁劝他说：“堂堂的一个大作家，头上、脸上，还有手上， 扎的、包的，也不怕中国作家笑话你。”他却说：“正因为我带着伤，从医 院里跑出来，才能表达出我与中国作家的友谊，是真挚的。”他终于逃避医 院的护理，拒绝夫人和儿媳妇的阻挡，跑到旅馆来，和我作了长时间的亲密 交谈，在我一再的劝说下，才又回到医院去。
还有一位小说家叫沃腾。我曾读过他的小说《不屈的人们》。
　　沃腾先生现年 70 岁，原是墨尔本笔会主席，现在专门从事写作，他为人 非常诚恳、坦率、热情。一见面就告诉我们，他听说我们要去拜访他，非常 激动，立即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好朋友，约他们到他家一起接待我们。他说： “澳大利亚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已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在 150 年 前，中国的淘金者已和墨尔本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一边讲着中国淘金工人与澳大利亚人民的友谊历史，一边又从书橱里
拿出两本英文本的小说，送到我面前，说：“这是丁玲和老舍的小说。我很 喜欢丁玲的小说。”
我不认识英文，对小郭说：“你看看，这是丁玲的哪一部小说。”
　　小郭看看书名，告诉我，是《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我便对沃腾说：“我 开始学习写作时，就读这部小说。它给了我很多启示，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 很喜欢它。”
　　一谈到作品和作家的生活，我们的谈话格外投契，格外亲切了。他说： “我有一位老朋友，推心置腹的朋友——马歇尔。??”
我一听说马歇尔，忙插上一句：“马歇尔的小说，我看过，有中译本。” 他接着说：“我本想约他一起和你们见见面，谈谈心，很不巧，我打电
话给他，他进医院了。” “是病了？”我又一次打断他的话。
　　他慨叹一声：“唉！他的身世很惨。写了一辈子小说，出了好多书，如 今年老了，唉！年老了，儿女都不问他。一个人，孤单单的一个人，只有住 进老人院。”
我又问道：“老人院有人问吗？” 他说：“老人院是政府办的，属于慈善性质。那里有医生，有护士，生

了病，总还有个人照顾。” 我们从两国文学现状谈到作家生活，从开展笔会活动谈到如何加强两国
作家的交往??谈了很长时间。当我提出告辞时，他仍依依不舍，又邀请我 们到他的花园里，欣赏他亲自培植的各种花草。后来当我们走出他的家门， 在他的门前与他合影时，他建议我看一本书，这本书是写中国人到澳大利亚 淘金的事情。我问小郭大使馆是否有这本书，小郭说她看过，有这样一本书， 名字叫《中国来的淘金者》，作者是香港人，但有一半欧洲人血统，名字叫 吉延斯，是位女作家。沃腾还表示。他要向写澳大利亚历史的人提出建议： 写到墨尔本的开拓与建设，应重重地写上中国人一笔。在我和他握手告别时， 他与他的夫人，同声说：“遗憾的是，我们相见太晚，交谈的时间太短。”
我说：“时间虽短，我们之间的情谊却是深厚的。” “我经常想能到中国旅行一趟。” “但愿我们能在中国再次相见。”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

缅 怀 祖 国


　　飞机，从堪培拉到墨尔本，再由墨尔本转航阿得雷德，总共航程，也只 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们到阿得雷德正是午后，天气非常炎热，走下飞机，好似猛一步跨进
淮北农村的烤烟房，连那水泥地上都喷出热流，直往怀里冲。 从飞机的舷梯到出口处，满算也不过二百来米的路，我艰难地走着，从
头到脚都沁出汗珠。我想是因为我穿的西装，太厚。
　　我一边擦着脸上汗珠，一边走出出口处，这时，只见一位袒胸露臂的女 士，好像一只百灵鸟似的叫着，展开双臂，向我猛扑过来。
起先，我还以为她是一位西方女郎，见面了，她却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自
我介绍，我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个中国人，她的名字叫：陈兆华。 由于连续几天的旅行生活，再加天气闷热，我的心脏不大适应，在飞机
上已有点不舒服，到了旅馆里，虽是有了空调，仍感到头晕目眩，连挪动一
下也感到是负担，当然更懒得去招待客人了。她倒像主人似地问我了：“我 们喝点什么吗？威士忌？啤酒？橘子水？汽水？咖啡??”
我一手托着额角，抬起眼看看她，道：“什么也不想喝，只想坐一会儿，
休息一下。” 她便走到冰箱前，说道：“我可得喝一点，嘴早都发干了。”边说边自
己打开冰箱。 她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而且也是非常会说话的人。一边喝着矿泉水，一
边说道：“半月之前我就打听到，你们三个人要来阿得雷德。今天，不，是 昨天，我向外交部问，你们什么时间到，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到机场去接你 们，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到机场去接你们。”
　　听她口气，好像与我们三人之间某一个人很熟悉似的。我问道：“你回 过国吗？”
“我前年回去的，北京，上海我全到了，就是没有去你们安徽。” “安徽有世界闻名的黄山??” “黄山！黄山归来不看山。看了黄山，澳大利亚就没有山了。”

“山还是有的，不过矮了一点。”艾明之在旁插了一句。 我便将话题转到上海，问道：“你们在上海见过面吗？” 陈兆华道：“没有见过面，我读过《火种》，《大墙下的红玉兰》我也
读过，还有你的《风雪》。” 她这么一说，我便明白，她不过是读过我们的作品，并不认识我们，便
说：“很抱歉，但愿你不要中毒。” “你放心，我是不会中毒的，因为我没有看出它的毒在什么地方。” “不是毒草，也许是一棵莠草吧。”我又补充了一句。 “当时我们学校，都在批《风雷》。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个脾气，别人
越批评我越是要看，两天就把它全看完了。” “这么说，当时你还在国内？”
“我怎么不在国内呢？我是在国内上的学。当时还是红卫兵小将哩。” “那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我来的时间可长了，1970 年就来了，因为父亲是华侨，看国内武斗， 不放心，就把我接出来了。我们一家都在阿得雷德大学。我在阿得雷德大学 任教，丈夫在阿得雷德大学图书馆工作，一个男孩在大学读书??”
　　当时，我们的住处人很多，有的是华侨，有的是从国内来的留学生，都 想从我们这里了解一点国内情况，尤其文艺界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国外，所 能知道的情况，全是从海外一些报纸和杂志上看到的，有一些消息是很不真 实的，有一些又真假难辨，这就更引起他们对国内事情的关注。他们要询问 的许多事情，我们当即都作了回答。虽然回答得简单一点，但是，他们都很 满意的离去，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回答是真实的。
在我们离开阿得雷德的前一天晚上，出了一个笑话。艾明之和我讲，有
个华侨已来好几次电话，一定要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作客。我们便接受了邀 请。下午 5 点，我们从曼南村回到阿得雷德，一位华侨已在旅馆里等着，我 们连脸也没来得及洗一洗，就忙着又上汽车。我刚刚坐上汽车，又来了一辆 车来接我们。我便问艾明之道：“你怎么一个女儿可以嫁两家呢？”他说他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搞了半天才把事情弄清楚。这两位华侨，一 名姓郑，一名姓许，祖居全是广东，我和从维熙不懂广东话，艾明之自称是 老广东，因此，凡是说广东话的朋友拜访或电话全由他出面接谈，郑、许两 个姓，他弄成一个人了。既然两家全来接了，我们三人只好分开，艾明之和 从维熙跟郑显威去，我和翻译郭贵芳到许志诚家去。
许志诚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他一早上跑到二十多公里之外的地方
把他的母亲接来，还有他的亲戚和朋友，找了许多。这一晚上，我们不是在 吃酒，而是在谈祖国。每个人都是在谈自己，在谈自己的童年，在祖国受过 什么教育，游览过祖国哪些名胜古迹，从桂林山水，到苏、杭二州，对祖国 一草一木，都历历如在目前。
　　也是在阿得雷德。一天，我们在银龙酒家午餐，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 拿着一个凳子，坐到我们身旁。她自我介绍说，她叫邝志忠，出生于广州， 也在广州上的小学，还当过少先队的大队长，如今成了银龙酒家老板。她再 三向我们提出，要请我们到她家去作客，由她亲自做一次家乡饭招待我们。 我们实在安排不出时间，只好答允在我们离开阿得雷德这天，上飞机之前去 她家。
我们所以答允去她家，只是表示盛情难却，并没有想要她招待我们。哪

知她得到我们的应允，头一天便和弟弟，还有弟媳妇在家忙开了，连夜亲自 做好鲍鱼鸡丝粥，烤鸭，沙河炒面等等，在家等着我们。我们问她为何要为 我们这么忙碌与花费呢？她回答得非常简单，是出于对祖国的怀念。她认为 我们能到她家去作一次客，就等于她回一次故乡。
我说：“你在这里混得还不错嘛。” 她说：“从物质上说，我们是不错。我在阿得雷德开了银龙酒家，我的
先生在墨尔本也开了一个饭店。我们有两幢很漂亮的洋房，有游泳池，有娱 乐室，坐在家里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影片，欣赏各国的舞蹈、音乐和风光， 但是，我的心仍在祖国，思念祖国，思念乡亲。因为那是生我、哺育我的地 方。”
　　还有，我们到了墨尔本，我一看日程表，有“王大卫宴请”一个项目。 我便问翻译：“王大卫是什么人？”
　　翻译告诉我，王大卫是墨尔本一个顶大的华人财团的名称。王大卫的父 亲是江苏海门人，于 1948 年到了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市中心开一个工艺品公 司，墨尔本的工艺品全由他独家经营。
　　王大卫本人，在两年前已去世，现由他的夫人继任董事长，她的大儿子 王兴卿在经营总公司业务，下边还有八个分公司。
王兴卿亲自来接我们，并与他的母亲，他的夫人和他的弟弟等等，陪同
我们参观他的公司门市部。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名的工艺品，在他的公司里
都能看到，也都能买到，在门市部陈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工艺品，从小小的
竹筐到地毯，从草麻织物到玉雕，应有尽有??。 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听他们母子的讲解。使我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讲
解并不是为着向我们做广告，而是要我们知道，他们对祖国是多么热爱和怀
念！
　　到了昆士兰，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六十多人的欢迎宴会，也不是在 宴会上那些部长与上层人士为着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讲的很漂亮的祝酒词。 而是在宴会之外的华侨，不管走到哪里，所碰到的华侨，无一不把我们当着 亲人看待，他们的千言万语，最后都归结到一句话：缅怀祖国！
到了悉尼，崔更生总领事约请我们便餐，我问他：“你知道，在澳大利
亚的华侨，对祖国的情感是如何的深厚吗？” 他说：“我们都很了解。要算华侨，在澳大利亚并不多，因为大多数华
侨已入了澳籍了，只能称为华人，但是，他们虽入了澳籍，心还是向着祖国，
怀念着祖国。你不管走到哪，他们成立的团体，挂的牌子，还是‘华侨社’ 或者叫‘华侨联谊社’。”
说来说去，得出的结论，仍是四个字：缅怀祖国！

澳 洲 之 绿
——访澳随想之一


从维熙


我喜欢绿色。 盛夏时，当我穿过滴青的梧桐林；严冬时，当我凝视着流翠的松柏，心
中总是荡起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和快意。尽管，绿色在美术家的调色板上属于 冷色；但那浓绿、淡绿、葱绿、嫩绿、水绿的色彩，仍然是城市最好的美容 大师。
　　此次，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澳大利亚，尤其感到了绿色的珍贵， 并且从中受到启迪。我国阳春三月，正是那里的秋天，但澳洲的几大城市： 悉尼、墨尔本、堪培拉、阿得雷德、布里斯班仍然在大自然的绿色包围之中， 无论你在哪一座城市的任何方向漫步，都跨越不出她绿色的怀抱。
　　由于澳大利亚的城市已然完全被绿色所覆盖，“禁止践踏草地”的藩篱 早已取消；相反，绿色的草坪还常常成为人们狂欢的场地。我们去参加的澳 大利亚“艺术节”，在阿得雷德的大草坪上开幕；就连“作家周”开会的会 址，也不选择在礼堂的大厅，而是在绿草如茵的多伦斯河畔，搭起几座彩色 帐篷，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在青青的草坪上开怀地畅谈。绿色，不但给 “艺术节”和“作家周”增加了奇异的色彩，一扫阁楼中交谈的沉郁暮气； 而且，使人感到这是在充满诗意的绿色中探索诗；在大自然的襁褓中探索着 文学的美。因而，艺术在这儿找到了最美的舞台，它便于把每个艺术家的情 感燃到沸点——这，就是绿色给予我的新鲜感受。
我曾就这个问题，和澳大利亚一个诗人攀谈过。他诙谐地说：“花草太
多，也有副作用。就拿首都堪培拉来说，每到草绿花红时节，市民就闹一种 叫‘花粉热’的流行病。由于在草坪上种的花儿太多，空气中弥漫着的花粉 气太浓烈了；使走在街道上的行人，不断流鼻涕、打喷嚏。可是我们宁愿接 受这样的惩罚，也不愿意减少城市中一点点绿色。因为绿色不但可以美化城 市，而且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我们走访澳大利亚期间，不但发现城市很 重视绿色的装点，就是在乡镇也很注意播种绿色。在阿得雷德远郊的南曼中 学，我们发现了淹没整个校舍的人工草坪。校长泰勒先生告诉我：“绿色不 仅可以陶冶学生心灵，而且代表着学校的教育文明。我们非常珍惜绿色。” 是的，澳大利亚人是竭尽全力去保护绿色的。我们走访几大城市时，不 但常常看见人们开着剪草机修剪草坪；在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一块草坪上我 们还看见几个孩子玩完了澳洲式的手脚并用的足球之后，把他们吃过的面包 纸、罐头盒都一张张一个个地从草坪上捡出来，扔进垃圾筒。在阿得雷德“艺 术节”开幕的夜晚，我们和几万名澳大利亚人坐在草坪上，观看意大利艺术 家的演出；我们身边几个澳大利亚青年，一边看演出，一边喝啤酒、吃柑桔。 但当午夜散场时，这些年轻人不忘把酒瓶、桔皮??带出草坪。我想：这也
许是澳洲之绿常青之故吧？！

澳洲神话
——访澳随想之二


从维熙


　　参观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的当天，适逢悉尼大铁桥过五十岁的生日， 汽车一律不许从铁桥上通过。在蒙蒙细雨中，汽车拉着我们绕桥而行，使我 们有机会观看了悉尼城市的宏伟建筑和悉尼现代化大型海港的奇丽景色。车 上的澳大利亚朋友告诉我们，一百九十多年之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凉的海滩， 能有今天的面貌，应该感谢“澳洲之父”。
　　我们对这个词儿感到新奇。他告诉我们，远在三万年之前亚洲的土著人 迁到澳洲，他们对澳洲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多是过着原 始的生活。这是澳洲的远祖。澳洲的现代化进程，则开始于 1788 年的 1 月
26 日。那天，一个由 11 条船组成的船队，抵达了亚各逊港。带来 700 多名 囚徒，余下的不足三百人是押送囚徒的英国水手和士兵。英国当时所以把这 些囚徒运到荒芜的澳洲大陆，不仅仅因为在美国独立后，英国失去了偌大的 殖民地；而且也由于英国泰晤士河上的监狱船只过分拥挤，因此责令船长阿 瑟·菲力普给囚犯们寻找服刑的“乐园”。自从寻找到这块“新大陆”后， 不少英国移民来到澳洲，英国继续把大量囚徒，飘洋过海运往澳洲，让他们 在这里谋生。后来，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发现了金矿，于是中国、 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日本、德国、南斯拉夫，玻利维亚等国的劳苦人民， 闻讯纷纷远涉重洋而来。这些人成了开发澳洲的元勋，创造了澳洲的富有； 这中间，还有中国人的一份功绩呢！
听起来，这很像个神话，但却是澳洲崛起过程中的事实。在堪培拉，《半
球》杂志主编亨德森先生请我去他家做客时，他就曾说过：“中国人聪明、 刻苦、勤奋，我们早就从澳洲发展的历史中认识了中国。我们很早就是朋友 了。”在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布莱尼在为我们举办的午宴上，举着酒杯 向我们祝酒时说：“中国朋友是我们最欢迎的客人，因为这块土地上，也有 你们的父辈人的血汗和足迹。”
澳大利亚人是珍视创业者们的遗迹的。他们尊重历史，对谱写了澳洲“神
话”的囚徒和各国来的移民，常发怀古之幽思。在墨尔本、悉尼??等大城 市，除有中国式建筑的唐人街之外，在摩天大楼脚下，还保留着古老的有轨 电车；在无人管理的现代化电脑银行之旁，舍不得拆掉淘金者住过的古老房 舍。在和澳洲大陆相隔着巴斯海峡的塔斯马尼亚岛，保留着岗楼陡立的监狱 遗址，甚至在离霍巴特不远的古老的村庄，还完好无缺地保留着由囚犯们建 起的拱桥。在阿得雷德远郊南曼中学的美丽校舍中，我们对一幢和时代极不 协调的石砌房屋感到不解。泰勒校长告诉我们说：“这座石房离现在有一百 多年了，是德国来的淘金者住过的房子。我们从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把石头 一块一块地搬来，再按照原样盖在这儿，以不忘这些澳洲之父——因为没有 他们的创业，就没有今天澳大利亚的‘神话’。”


澳洲之觅
——访澳随想之三


从维熙


　　在澳洲的 21 天的访问中，我在这个美丽的国家，寻觅着澳大利亚的民族 灵魂；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崛起的独立国家来说，这是比任何物质财富，更 值得珍贵的东西。
　　之所以引起我的这个联想，是受到了一件事情的启发：我们刚抵达澳大 利亚的第二天，在堪培拉市旁听了高等法院审理的一桩案件后，刚刚走出法 院的大门，陪同我们参观的澳大利亚朋友，诙谐地指着草坪对我们说：“就 在这儿，英国女王种了一棵小桉树，当天夜里就被人偷走了。”“为什么？” 我有点惊愕。“可能是出于对女王的膜拜吧！”
　　从这时起，我就开始寻觅澳大利亚真正的灵魂了。记得，澳大利亚现实 主义奠基人——作家亨利·劳森，曾用那只饱蘸着浓情的笔，唤醒澳洲的民 族意识，从而使亨利·劳森的名字，传出澳洲，走向世界。我不能理解，在 这位作家已经作古了几十年的今天，还有人信奉“图腾”。
我曾就这个现象，求教于很多澳大利亚朋友。我说：“澳大利亚生活是
比较富裕的。但是，能不能这样解释：偷桉树的现象，比经济上的扒窃更值 得深思？”
澳大利亚知识界的朋友们，对那个偷桉树的人是鄙夷的。他们叫我们去
看一部叫《加利波里》的电影，并告诉我们：在影片中可以看见澳洲人的灵 魂。这是一部由彼德·韦尔导演、轰动了全澳洲的电影，影片描写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被英国派去强攻土耳其阵地一座悬崖陡壁——军事要塞加利波 里时，导致一万多名澳洲青年牺牲了性命的历史故事片。影片用鲜血筑造成 史实，向派遣澳洲青年攻打“加利波里”的肇事国，提出了抗议。影片拍成
在 1981 年，历经八个月的放映，盛况空前，至今观众仍然不断向我们推荐《加
利波里》。由此，我似乎抚摸到澳大利亚的脉搏，睨见澳洲人的民族精灵了。 澳大利亚人民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是牢记不忘的。在克里斯菲大学门口， 一个学习东方语言的澳大利亚女大学生，谈起《加丽波里》时，激动地说： “这是我们独立了的澳洲的最大耻辱，至今，每到四月，我们还纪念这个难
忘的‘死亡节’。”
　　我想：这就是澳大利亚觉醒的民族之魂吧！因为在克里斯菲土著人的博 物馆里，我曾看见一棵古树根刻成人像的神——图腾。讲解人员对我们说： “这是过去远古澳洲顶礼膜拜的偶像，这个年代，在澳洲正在宣告结束。”
　　
澳大利亚的红心


宗 璞


　　瑙玛有个小小的习惯，怕下楼；因此当然也不能上楼。我们在阿丽思泉 古斯艺术馆的圆厅里走着，见厅中心有一个螺旋形的小楼梯，梯侧有小喷泉， 暗红色的灯光照着喷洒的水珠。我请她到厅边小坐，不要陪我上去。她说到 上面就可以看见这个艺术馆的主要内容。她用了一个字，我一时想不起那英 文的意思。“上去便知。”我想。
　　跨过暗红的喷泉，缓缓上到梯顶，我不觉吃了一惊。我怎么忽然来到了 澳洲中部的荒原上、旷野间？苍凉而豪迈的中澳大利亚景色，扑向我眼前， 这样辽阔，这样一望无际；又这样寂静，这样无动于衷，只有远处小小风车 给人一点动的感觉。似乎时间也被这豪迈苍凉羁留住了。那一直伸展开去的 原野，直到天边，看不见了，却又明知它还在继续伸延，简直使人想赶过去 看个究竟。在棕褐色，有的地方是暗红色的原野上，铺缀着一丛丛灰白的草， 一丛丛暗绿的榛莽。再高一些是那一对称为孪生兄弟的橡树，它们真像彼此 的影子。最高的植物是一株尤加利树，它那灰白的树皮下，显示着充满了生 命力的筋骨。天地交界处有一段远山，又有一座淡蓝色的平顶山，像一个倒 扣的长盒，后来知道它的名字是考诺山。又有一座稍长的，一端扁平的浅棕 色的山，后来我知道那便是世界最大的独石，艾耳石。
我循着楼栏走了一圈，才悟出那英文字义是全景画。这画面形成一个圆
圈，观画人站在中央。近处 20 英尺的泥土植物全是实物，连接着 20 英尺高 的画面。画面不但集中了澳大利亚的有特点的景物，还画出了那原野的苍郁 混沌的神情，使人不觉大有“天地悠悠”之感。
次日我们乘车行驶在真正的澳洲内陆原野上，离艾耳石越来越近，这种
“天地悠悠”之感也越来越强烈。车行几个小时，眼前总是莽苍苍一片。忽 然远处出现了那淡蓝色的考诺山。以后我发现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它总是保 持着那淡淡的蓝，虽然远，却很分明。走着走着，考诺山不见了。太阳没遮 拦地照着，蓝天亮得耀眼。地下的草格外灰白，榛莽的绿显得格外干涩。而 路呢，不知何时起，变成了鲜艳的红色。如果不是亲眼得见，实在难以想象 土地能红到那样地步。这红色在那全景画中并不突出，大概是要留给人自己 捉摸吧。于是天是蓝的，树是绿的，草是白的，路是一味地红。风吹草低， 便是原野的活动，便是原野的声音。
　　我拿出“罗吉的地图”，想看看行程远近。罗吉是气象学家，是瑙玛的 儿子。在悉尼那几天，都是他开车。离开悉尼时，他送了我这份地图，还有 一个复活节巧克力兔。他对瑙玛极为体贴关心，总是在她需要时及时出现。 “这样孝顺儿子不多了。”瑙玛常说。我也为她高兴。
　　罗吉的地图告诉我们，艾耳石有 3.2 公里长，2.4 公里宽，335 米高。艾 耳是一个人的名字。1872 年最初来到这石山的欧洲人取此名，艾耳本人与这 石山并无关系。这里原有土著，现在都迁往别处了。他们有蛇人的传说，山 的阴阳两面有两种蛇，后来成为两个部落。我不禁联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的龙， 其实也是由蛇图腾演变来的。看来在远古时代，蛇的势力不小。
　　我们到了。艾耳石从近处看如同一匹趴卧的大兽，棕色的纹理好像大象 粗糙的皮肤。石山上有好几处洞穴，有的洞中有简单的原始的画，都保存得
　　
很好。头一天在阿丽思泉，瑙玛曾请一位研究土著生活的英国朋友来见，他 对他们的画很了解，圈圈点点，曲线直线，都有意义，都在诉说一个故事或 一种感情。只是有些内容他们不愿人知，他也就闭口不言。在他那里见到一 些画，圈、点和线的形状、颜色都很和谐，倒有点像当前抽象派的画。
　　节目中有一项是观赏艾耳石变换颜色。我们清早出发，登上一个沙丘， 东张西望。向东看日出，向西看石山的颜色。石山在黑暗里黑黝黝的，黑夜 渐渐淡去，石山逐渐显出棕色的皮肤；朝阳在天边涂抹着彩霞，石山在不知 不觉间也涂了一层桔红色。在太阳跃出地平线的一刹那，据说石山会像着火 一样通红，但那天不知为什么，没有见到这奇观。又因为东张西望不能兼顾， 对两边似乎都无多少心得。从沙丘上下来，瑙玛笑道：“走了几万里路，临 了石山不变颜色。”“总得把最奇物的留给想象。”我笑答。其实眼前的景 色已经够奇了。在灰白和暗绿相间的原野上，破开一条鲜红的大路，向石山 缠绕过去。远处虽有总是那样蓝的考诺山和另一座奥尔加山，近处的艾耳石 却显得这样大、这样孤单。不知从什么时候被抛掷在这里，遗忘在这里。它 像澳洲一样，终于被发现了，而且成为胜景。我记起 T·哈代所著《还乡》 的第一章，“一片苍茫，万古如斯”。那描写伊登荒原的文字是多么美—— 还有那红土贩子。现在科学发达，当然不用红土染色了。
“这路，这土，多么红??”我喃喃道。
“这是澳大利亚的红心，”瑙玛说：“澳大利亚的红心欢迎你。” 红心两字并非瑙玛发明，在导游画册里便是这样说的。在辽阔无垠的原
野上坦露的红路，真像敞开了赤诚的胸怀，那是人民友好的心愿。我向她感
谢地微笑，默默地俯身抓起一把红土。原来在土著的许多美好的传说中，确 有红土染身的故事。说是在世界尽头住着一个女人，她的职责是早晨点火照 亮世界，晚上熄火让万物安息。在点火与熄火时，她都要用红土装饰自己。 红色反照在天上，便成了朝霞和落日的绮辉。
我们沿着红色的路，下午便返回阿丽思泉。在渐渐合拢来的暮色中，西
天却逐渐明亮，越来越红，很快就成了一片通红。红云上压着一层层灰黑的 云。这里没有别处落照的千百种颜色的变幻，整个天空，只有红与黑两种颜 色。红云真像在天上烧着大火，因为天地是这样无边无际，火也烧得透旺， 烧得恣意，从天的一端直烧到另一端。偏又有层层黑云，有时在红云上压着， 有时在红云下托着，更显出那壮丽的通红来。通红的天连着通红的地面，仿 佛从地面上也在升起红云。真使人感到一种浩大、神秘的力量。大概是那世 界尽头的女子在撒扬红土所致吧。
　　车上几个小孩在说儿歌：“彼吉博吉胖墩墩，拉着女孩们不住地亲；一 伙男孩来游戏，彼吉博吉跑开去。”在清脆的童音中忽然发出一声赞叹，瑙 玛说：“看那边！”和通红的西天遥遥相对，在草莽中升起一轮明月，月轮 很大，染着淡淡的金黄，默然俯视着这原野。我忽然想起内蒙古草原上大而 圆的月亮。不也就是这一个么？它冷眼观看了亿万年来地球各处人类的发 展。不知地球上何人初见月，也不知月亮何时初照人。人的智慧发展到今天， 月亮本身的奥秘也已让人探得去了。
　　日落的壮观持续约一小时，夜幕终于遮盖了一切。路边的地灯告诉我们 已走上柏油路，红土的原野越来越远??
　　“告别了，澳大利亚的红心。”我在心中说。我已从自然景色中苏醒过 来，和车上的旅客攀谈着。旅客来自澳大利亚各阶层，也来自世界各地。谈
　　
笑间，我也学会了瑙玛小时候就在说着的儿歌：“彼吉博吉胖墩墩??” 其实我虽然离开了那红色的原野，却并未离开澳大利亚的红心。牧场上，
大学里，繁华的大城和清幽的小镇中，到处都遇到热心朋友。南澳大利亚的 库诺本小学特地赠我一把银色的小勺，柄上有校徽，盒底写着：“请冯女士 用它的时候记住我们，并请转达对中国小朋友的友谊。”
　　访问小学校时，我被安置在大沙发上，孩子们围坐在地，瞪大了眼睛瞧 着我。校长科博狄克先生多才多艺。他手弹吉他，领着孩子们唱欢迎歌。我 讲我自己的古老伟大正在建设的国家，讲了我们小学生的一天的生活。应校 长之请，我也讲了《露珠儿和蔷薇花》这篇童话。我很怀疑我的自译能否达 意，孩子们却专心地听。讲完了，一个孩子举手问：“那朵蔷薇死了？”“骄 傲的蔷薇死了。”我不无伤心地答。
　　校长让孩子们自由发问，空气很是活泼。问题一个接一个：“中国最高 的山？”“中国最长的河？”“中国的牙膏是什么颜色？”“你有多少岁？” 我也问他们，问他们的志愿。几乎人人都举起小手。有的要做农民，有的要 做理发师；有的女孩愿意做护士，愿做家庭妇女；有的男孩要做警察，要开 飞机。只有一个孩子要做科学家，没有人愿当教师。
　　“如果你几年前来，会有许多孩子要做教师。”校长说：“近来教师失 业的很多。”原来澳洲人口增长率趋于零，孩子少，需要的教师也少了。
“不管做什么，”校长又说：“我们要培养的是有用的、快活的人。”
　　临别时，校长从墙上取下两张图画送我。一张是个黄色的小人，那是海 盗；一张是用拇指按出来一个个指印，组成一棵树。我想起澳大利亚名作家 帕特里克·怀特的一本书名《人类之树》。在人类之树上，每个民族、每个 国家尽管有种种不同，都该在自己可爱美丽的国土上辛勤劳作，发展兴旺， 并且互相友好往来，使这棵大树根深叶茂，绵衍久远。
面对着这张天真的画，不禁又想起罗吉的地图，想起养猪人餐桌上丰盛
的糕点，想起明史教授雨中送别，想起每天看着表为我煮鸡蛋的退休老船 长??当然，还有代表澳中理事会接待我的瑙玛那充满了关怀、作出细致安 排的亲切的声音。虽然我免不了常请她重复一次，奇怪的是，我总不觉得她 说的是外国话。
还有那奇特的剖露着红土的原野——澳大利亚的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