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中国在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总起来看有：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与
燃煤造成的大气污染矛盾；水资源紧缺与水污染不断加剧的矛盾；基础工业 迅速发展与污染治理滞后的矛盾；生态基础脆弱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矛 盾。造成失误的主因在于执行的发展战略仍是以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 为特征的传统模式，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的数量，没有实行与环境及资源相协 调的持续发展方针。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于 80 年代中确立环境保护为国家一项基本国策。并 制定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方针。坚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使环境保护和各项建设事业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近年来，为了遏制污染发展趋势，国家把环保重点放在工业污染防治方 面，主要是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结合技术改造推行清洁生产，要 求各地方对 12 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必须控制在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总 量之内。在 1996 年底前，全国取缔关闭了“小化肥、小炼炉、小造纸”等
15 种严重污染、技术落后的小企业近 7 万家。结合城市环境整治和区域建设， 扩大城市公共绿地面积，使绿化覆盖率达 23.8%。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20%，城市垃圾粪便无害化率达 45.4%，城市居民燃料以气代煤，用气普及率
达 68.4%。与此同时，在农村推广节柴节煤炉灶、沼气、太阳能，以减少耗 煤和 CO2 排放量。在全国范围内把“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
（太湖、巢湖、滇池）、和“两区”（酸雨控制区和 SO2 控制区）作为环境
治理重点区。 今后保护环境应采取的对策，最主要的是要改变高消耗、重污染的传统
发展战略，走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①由片面追求生产总值增长的单一目
标模式，向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多目标模式转变，增强综合国力；
②由追求高速型发展，向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结合型发展转变；③由倾斜 式发展工业，向高度重视农业，强调农业向持续性发展转变；④由国家直接 控制和广泛管理环境和资源的模式，向国家控制与众多主体分解界定保护责 任相结合的模式转变。
1994 年 3 月中国政府批准发布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
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 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要实施持续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建立环境与经济综 合决策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1 上海师范大学等 7 校合编.高等学校试用教材《中国自然地理》.高等 教育出版社，1984
2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编写组.中国自然区划概要.科学出版社，1984
3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
1985
4 何锺，丁贤荣.中国水利地理.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
5 任美锷，包浩生主编.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科学出版社，1992
6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编撰委员会编著.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综合卷.中国

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
7 中国地理学会海洋地理专业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地理.科学出版社，
1996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 年 6 月发布

第二章 人口

第一节 中国人口的发展
　　　　　　　　一、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 5000 年，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在从古代到现代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占世界 总人口的比重始终保持在四分之一左右。纪元初年（西汉），中国人口约为 6
000 万， 12 世纪初（北宋）超过 1 亿，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清朝）又连续 突破 2 亿、3 亿和 4 亿大关，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已达到 5.4 亿（仅包 括大陆各省、市、区，下同）。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口的增长 速度并不快，年均仅为 1.1‰，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受生产力水平所限，人口 的高出生率在很大程度上被高死亡率抵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死亡率大幅 度下降，致使人口增长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其中在 1973 年以前，由于 生育失控，年均递增率高达 21.0‰。此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蓬勃开展，增 长率显著下降：1973～1990 年间为年均 14.7‰，1990～1995 年间已降至 11.6
‰。虽然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累计少生了 3 亿多人，
但中国人口总数还是在 1995 年突破了 12 亿，比 1949 年净增 6.7 亿，这一数 字竟相当于美、俄、日、德、英五大国 1995 年的人口总和。
目前，中国每年大约净增 1300 万人，今后这一数量会进一步趋于减少，
预计到 2040～2050 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 15.7～16.0 亿的历史最高峰值， 随后将在这一水平上基本稳定下来。与 1995 年相比，未来 45～55 年，中国 仍要净增 3.6～3.9 亿人。
由于自进入 70 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数，中国占
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1970 年为 22.5%，1995 年为 21.0%，预计
2040 年将降至 16.0%，届时总人口将被印度超过而退居世界第二位。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两次重大转变 旧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一直近似于“原始型”，其基本特点是高出生、
高死亡、低增长，人口总量甚至多年停滞不前。据 30 年代若干典型地区的调 查，当时中国的平均人口出生率为 38‰，死亡率为 33‰，自然增长率约 5‰。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人民生活包括 医疗卫生水平得到很大改善，致使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1952 年尚达 17.0
‰，1970 年已剧降至 7.6‰，以后继续稳中趋降，1995 年仅为 6.5‰，已成 为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影响人口再生产的另一要素人口出生率 看，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两个对比鲜明的阶段，即生育失控的 50～60 年代和 实行计划生育的 70～90 年代：在前一阶段出生率始终高达 34‰～38‰，与 过去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变动；在后一阶段出生率呈现断层式的剧降，1975 年 已降至 23.0‰，1995 年仅为 17.1‰。以上变动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 几十年内，人口再生产类型已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即先由旧中国的高出生、 高死亡、低增长类型转变为 50～60 年代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然

后再转变为 70～90 年代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预计在未来 20～
30 年中，人口出生率将降至 12‰的更低水平上，从而最终实现人口再生产类 型的历史性转变。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中国实现人口转变所花费的时间是 最短的，这不仅强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对全人类实现可持 续发展也是一个宝贵的贡献。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很大，这在人口 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上亦有很明显的反映。根据这一差异，大致可把全国 30 个省、市、区组合为东、中、西三种类型：
　　东部——包括（按 1995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低向高排列，下同）上海、 北京、山东、天津、江苏、湖南、浙江、辽宁、吉林、河北、黑龙江、河南
等 12 个省、市、区，其中上海市已于 1993 年率先进入负（自然）增长阶段，
1995 年自然增长率为—1.3‰；北京市也已接近零增长，其余均在 3.4‰～8.1
‰之间，属典型的低增长类型。该类型合计占全国总人口 46.6%。 中部——包括湖北、福建、陕西、安徽、四川、山西、内蒙古等 7 个省、
区，其自然增长率在 9.3‰～10.5‰之间，属过渡型。该类型占全国总人口
29.3%。 西部——包括广西、江西、广东、新疆、云南、宁夏、甘肃、贵州、海
南、青海、西藏等 11 个省、区，其自然增长率在 11.0‰～16.1‰之间，属
增长率偏高类型。其人口占全国 24.1%。 我国各省、市、区之间人口死亡率差异较小，1995 年最低的北京市为 5.12
‰，最高的西藏为 8.80‰，相差仅 0.7 倍；出生率差异则很大，最低的上海
市为 5.75‰，最高的西藏达到 24.90‰。正是后者对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地区 差异起着基本的制约作用。导致出生率出现悬殊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 点：
（1）生产力发展水平。它直接制约着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和
城镇化水平，进而影响到人口素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婚姻和生育观 念。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抑低生育率的强有力因素，在我国， 其作用也愈来愈明显地凸现出来。
（2）人口构成。主要指年龄构成，它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育龄人口比重
的大小。目前，我国高出生率地区的人口年龄构成普遍较轻，并由此产生巨 大的生育惯性，而另一些地区出生率较低，与人口偏于老龄化关系很密切。
（3）民族成分。除朝鲜族外，我国其他各少数民族受各种因素，其中包
括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人口出生率都比较高，对所分布 地区的人口态势影响很大，其人口再生产类型与汉族的差异预计还将维持一 段较长时期。
　　（4）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在具体 实施时，在不同地区之间有一定的差异，相比较而言，所取得的成效也有大 小之别，这是一些社会经济环境基本相似的相邻省、区之间人口出生率出现 明显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人口压力和理想适度人口


　　从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到 1995 年，中国人口由 5.4 亿增长至 12.1 亿， 增幅达 1.24 倍。期内虽然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得到了更快的发展，综合国力显
　　
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但人口总数庞大，人口增长过快，仍然 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长期承受着沉重的 人口压力，产生出多方面的人口问题，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1）人口总量大，增长快，不利于更多地增加积累和提高人均消费水平。 据统计，1952～1995 年间全国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按可比价格计， 增长了 13.8 倍，但这一增量中的将近 45%被用于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用于 提高原有人口生活水准的只占 55%，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快，人民消费水平 的提高却明显滞后的重要原因。上述期间内，全国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 分增长达 30.6 倍，但人均积累额仅增长 14.0 倍，也充分显示出人口增长过 快的消极影响。建国以来，中国许多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及绝对值， 均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却明显偏小，其中相当一部分迄今仍大大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且增长相对缓慢。如 1952～1995 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 1.85 倍，人均仅增长 34%；棉花总产量增长 2.66 倍，人均增长 73%；钢产量增长
69.6 倍，人均增长 32.4 倍；??这种“总量大国，人均小国”的状态，显 然与人口多、增长快关系至密。
　　（2）人口总量大，增长快，致使劳动适龄人口的大军源源不断地成长起 来，目前每年仍多达 1400 余万，为满足其就业需求，按人均 2 万元固定资产 投资计，总额即高达 3 000 亿元，几占全国一年总积累的三分之一。在农村， 人口的膨胀导致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尖锐，全国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已由
1952 年的 0.188 公顷锐降至 1995 年的 0.078 公顷，减少近六成，降幅之大
在世界范围内亦罕见其匹；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比，仅为其三分之一。人多 地少的矛盾直接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其总量竟多达 1.5～2 亿 人，不仅造成宝贵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还会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经 济活动人口的产业构成长期没有大的改善，严重制约了城镇化进程，城镇人 口比重在世界各国中明显地处于下游，尽管如此，各大、中、小城市的住房 以及交通、能源、供水、环保、文教等各项事业仍相对滞后，对改善生产和 生活条件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城市就业也面临沉重压力，虽多方疏解，失 业率迄今仍呈上升趋势。
（3）人口总量大，增长快，不利于迅速提高全民族的人口素质。虽然
40 多年来中国的人口素质与过去比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改善，但与先进国家相 比，无论身体素质还是文化劳动素养，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全国肢 体残疾和智力残缺人员总数多达 6 000 万，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对社 会经济发展也有消极影响。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迄今已基本普及 小学教育，1995 年小学适龄入学率已达 98.5%，但初中适龄入学率仅 78.4%，
15～45 岁青壮年文盲率仍占相当比重（1990 年为 15%，1995 年为 7%），尤 为薄弱的是高等教育，全国 25 岁及以上总人口中，达到大学文化水平者不足
3%（大部分是大专），不仅与该比重高达 45%的美国相差极远，与韩国、菲 律宾、阿根廷 10%～15%的水平亦有很大差距。在人才培养和智力开发上所处 的这种后进状态，与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形势无疑是很不适应的。导致上述状 况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财力难以承受庞大人口的教育需求。
　　（4）人口总量大，增长快，还显著加大了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致使全 国许多地区生态平衡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风 沙侵蚀、灾害频繁、环境污染等等，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中 国自然资源的总量是巨大的，在世界各国中也位居最前列，堪称“资源大国”，
　　
但人均数却明显偏小，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很大，如森林资源仅为世界平均
15%，水资源为 26%，耕地为 30%，草地资源为 44%，矿产资源为 67%，??这 对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利的。上述种种问题的产生，虽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 均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口压力有关则是肯定的。
　　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力争在 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 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问题，以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 环境的协调发展，业已得到了广泛的共识。而控制人口数量，减缓人口增长 速度，无疑将是今后一段长时期内中国人口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只要坚持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就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缓解人口压力， 并实现理想适度人口的目标，从而为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创造必要的人口环 境。
　　所谓理想适度人口，一般定义为能带来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的相对稳定人 口。但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尤其是旧社会遗留下积重难返的人口问题，加
上 50～60 年代的生育失控，造成了明显超载的庞大人口总量，这实际上已不 允许人们在今天再从本来意义上谈论中国的理想适度人口了。
　　有鉴于此，应将理想适度人口重新定义为：按适度消费水平和可持续发 展原则，国土资源可以承载的相对稳定人口。应该说，在中国实现这一目标， 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在人们的各种物质消费中，对人口规模起着最关键制约作用的因素是粮
食，其生产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国土资源的人口承载量。我国人均占有的农 用地面积偏小，加上后备资源匮乏，预计今后人均占有量还将减少，这是提 高人口承载量的一个突出的不利因素。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 的提高，单位面积农用地上还有着可观的增产潜力，特别是目前仍占很大比 重的低产农田和粗放草原，进一步改造利用的前景是很广阔的。据预测①，综 合各种要素后中国粮食可能的最大生产能力为 8.3 亿吨，这一生产能力预计
在 2050 年前后达到；与 1996 年实际产量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为 1.0%，这一
增长率显著低于 1952～1996 年间的 2.4%，其实现前景应该是乐观的。上述 最大生产能力按人均消费 500 公斤计，可承载 16.6 亿人，按 550 公斤计，可 承载 15.1 亿人，若取中位值，则为 15.8 亿人。500～550 公斤的人均消费量，
比 90 年代中叶增长三分之一以上，基本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可以认为是适度
的。另据预测，在中生育率和中死亡率条件下，中国总人口将在 2040 年左右 达到 15.7 亿的历史峰值，此后即进入相对稳定状态。综合以上两项预测成 果，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理想适度人口目标，可望在 2040～2050 年间 实现，其人口总量为 15.7～16.0 亿。与 1995 年相比，期间将净增 3.6～3.9 亿人，年均增长率为 5.4‰左右，而每年的增长率将从目前的 10‰逐步降低 到零。零增长的实现，无疑将揭开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崭新篇章。

第二节 中国人口的构成


人口构成指不同类型的人口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其中的自然构成主要 指性别和年龄，社会构成则包括民族、文化、职业等内容，它们均与社会经 济发展、人口再生产以及人口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分述中国主要的人



① 陈百明主编，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 17 页。

口构成，其中职业构成将在第三节中作专门研讨。
一、性别构成 性别是人口最基本、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人口状况来说，性别构成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不仅是涉及人口的 婚姻、生育和家庭状况的一个基本因素，而且与人口的分布和迁移，以及包 括就业结构在内的其他人口构成也有密切的关系。性别比过高或过低都是不 正常的，由此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控制人口增长，对人口 实行科学管理的过程中，性别构成无疑是一个必须加以掌握的重要方面。
　　除了人口总体的性别构成外，不同年龄组、不同地区和部门也都有性别 构成的问题。相对于总体性别比而言，各种局部的性别比有时具有更为直接 的社会经济意义。
　　旧中国的人口性别比是很高的，1946 年统计为 109.6，即男性人数比女 性多 9.6%，其基本原因就在于生育率高，平均寿命短（从低龄到高龄性别比 逐渐降低是人口学的一般规律），尤其是重男轻女的社会通病，使妇女饱受 压迫歧视，从而大大减小了她们的存活概率。新中国成立后，上述状况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性别比因此持续下降：1957 年为 107.3，1982 年为
106.3，经小幅反弹后，又趋于下降，1995 年已降至 104.2。促成这一连续下
降趋势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重大转变，平均寿命大幅延长（总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由新中国成立前的 34 岁增至目前的约 70 岁），以及妇 女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提高。这里有两点值得强调指出：一是旧中国溺婴成 风，且溺杀的绝大部分是女婴，成为干扰性别平衡的突出的破坏性因素，新 中国成立后，这一陋习已大大减少。二是旧中国女性妊娠生育频繁，且孕产 妇平均死亡率高达 15‰，生育成了女性人生路上的一道“鬼门关”。而近二 三十年来，女性生育次数大幅减少（减幅近三分之二），加上日臻完善的妇 幼保健事业，使孕产妇死亡率到 1995 年已锐降至 0.62‰，这些都显著增大 了女性的存活概率。目前，我国总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正处于或略低于发展中 国家的正常水平，今后随着出生率继续降低和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可望 进一步下降，逐渐靠近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总人口性别比虽然正常，但也存在着一个应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那就是婴幼儿性别比过高，从而导致 80 年代总人口性别比在经历了长期的下 降过程之后出现反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90 年中国 0 岁组婴儿的平 均性别比为 111.8，1 岁组为 111.6，2 岁组为 110.1，??广西、河南、海 南、山东、浙江等省区 0 岁组性别比更高达 115～119，均显著超过 106 左右 的正常值。据查瑞传研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出生女婴漏报，二是一部分夫妻出于性别偏好对胎儿进行了选择性 流引产，个别的甚至溺害已出生的女婴。在性别比超常总量中，前者占大部 分，所造成的超常实际上只是统计上的假象，因为女孩子人还在；后者在超 常总量中虽然只占小部分，但所造成的超常却是真实的，正是这一点必须引 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对于这种现象如不及早予以扭转而任其发展下去，将 会打破正常的人口性别构成，导致将来一部分男性无从婚配，从而造成许多 严重的社会问题。扭转上述现象，除了应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法规制度以外， 不断健全养老保障制度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有助于消除重男轻女意识。
　　
　　中国人口性别比的地区差异很明显，根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资 料，可以把全国各省、市、区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性别比低于 105，包括（由低向高排列，下同）西藏、山东、江苏、天 津、上海、辽宁、河北、广东、吉林、河南等 10 个省、市、区，其中最低的 西藏仅为 100.1。
　　性别比 105～107，包括黑龙江、宁夏、福建、云南、浙江、湖北、新疆、 安徽、江西等 9 个省、区。
　　性别比高于 107，包括北京、贵州、甘肃、青海、陕西、湖南、内蒙古、 山西、海南、广西等 11 个省、市、区，其中最高的广西为 110.3。
　　从以上省市区类型的区分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口性别构成的地区差异除 前述婴幼儿性别比外，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即：
（1）生产力发展水平，它直接制约着产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2）人口再生产类型；
　　（3）人口迁移态势。实际上这三个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中国的低性别比省区，除西藏系受民族因素影响为一个特例外，其余都 位于国土的东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较高，二、三产业比重大，人民 生活相对富裕，受现代化进程影响，加上社会保障机制较完善，故重男轻女 意识比较淡薄。这些省、市、区人口再全产类型的转变进行得较早，出生率 之低，期望寿命之长，在全国都是很突出的（其中上海已进入负自然增长， 期望寿命则居全国首位，达 76 岁），均有利于增大女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有些省因生活富裕，对外省女性颇有吸引力，她们的婚姻迁入进一步抑低了 性别比。典型的如江苏省，1985～1990 年间省际净迁出男性 3 万人，净迁入 女性 20 万人，使全省性别比降低了 0.5 个百分点。广东省同期内省际净迁入 男性 40 万人，净迁入女性却达 60 万人，性别比因此降低了 0.6 个百分点。 在中国的高性别比省、市、区中，北京市是个特殊情况（1990 年其性别
比为 107.0，实际上也在正常范围之内），它作为国家首都，不仅各项建设
事业十分兴旺，而且设置了为数众多的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公 司总部。它们每年都要从外地大量迁入人员，其中男性显著多于女性，如
1985～1990 年间省际净迁入男性 34 万人，净迁入女性 19 万人，这一差异使
全市的性别比上升了 3.1 个百分点，若排除这一因素，则北京的性别比与上 海、天津十分近似。除北京外的其他各高性别比省、区，都位于国土的中、 西部，地形上多属高原山区，生产条件差，经济水平处在全国的下游，其中 多数省、区出生率高，平均寿命低，均不利于提高女性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于生活水平低，促使女性人口大量婚姻迁出，如广西女性即大量东嫁广东，
1985～1990 年间，该自治区省际净迁出男性 13 万人，净迁出女性 31 万人， 使平均性别比增大了 1 个百分点，其他几个省、区在女性人口迁移上也都是 “出超”的。
　　中国各省、市、区之间人口性别比虽有明显差异，但总的说来都在正常 范围之内，考虑到前述女婴漏报因素，就更是这样了。而且与过去相比，差 异已显著减小（1964 年各省、市、区性别比相差的最大值为 32 个百分点，
1990 年仅为 10 个百分点），应该说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在地区差 异上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一部分贫困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性别比持续偏 高的问题。纵观全国各省、市、区，性别比最高的，除个别工矿城市外，差 不多都是本省地理位置最偏僻的贫困山区，典型的如河北省的太行山区、安

徽省的黄山山区、浙江省的浙南山区、福建省的太姥山区、陕西省的秦岭山 区、湖北省的荆襄山区等，其中的高山区往往又高于低山区，有的深山乡男 性人数竟超过女性人数 1 倍，甚至更多，确实达到严重失调的程度。究其原 因，主要的就是山区女子往外嫁，山外女子却不愿嫁进来，说到底都是一个 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的问题，结果造成不少山区男性结婚成为老大难问题， 甚至会出现所谓“光棍村”、“和尚屯”，而成为阻碍山区开发的严重社会 问题。
　　在城乡之间，人口性别比的差异主要表现为集镇＞城市＞乡村，如 1990 年城市的平均性别比为 107.4，集镇为 111.7，县为 105.1。这种格局的形成， 与城乡不同的产业结构、传统的两性劳动分工特点以及长期施行的户籍管理 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城镇均以二、三产业占绝对优势，在中国的现实条件 下，其生活水平和就业环境均明显优于农村，对广大农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不少人都愿意弃农进城务工经商，一般说来，这种职业转变更适合于男性， 他们相对于女性，都有着更高的文化和劳动素养，又较少家务拖累，所以丈 夫或兄弟在城镇工作，妻子或姐妹在乡村务农的情况，在中国是很普遍的。 而相对于城市而言，集镇在地缘和血缘上与周围乡村更为接近，对劳动能力 的要求较低，户籍控制相对较松，因而吸引了更多的农民。这些是形成上述 城乡差异格局的基本原因。第四次人口普查有关迁移的数据也很好地反映了 上述特点：1985～1990 年间，人口迁移（含省内和省际）使市的平均性别比 上升了 0.48 个百分点，使镇上升了 0.03 个百分点，却使县下降了 0.32 个百 分点。表明人口迁移使市镇的男性相对于女性有所增多，乡村的男性相对于 女性则有所减少。
在各种类型的城市之间，人口性别比也有一定差异。在一般情况下，综
合性城市因经济活动部门结构齐全，有利于两性分别就业，性别比较为平衡， 而某些专业性强的工矿业城市，特别是在其建设初期，性别比会偏高甚至过 高，如大同、石嘴山、攀枝花、铜陵等，在这些工矿业城市周围，城乡性别 比的差异往往表现得特别悬殊。
二、年龄构成 年龄构成是人口状态中最重要的特征值和比例关系之一，它不仅制约着
人口本身的变化趋势，在社会、经济的许多领域中也都有其深刻的影响。如
人口再生产，包括人的出生、婚姻、生育、衰老、死亡等内容，它们与年龄 构成均有直接的关系，而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及其与从属人口或被抚养人口 的比例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此外，人们处在不同的年 龄段，对环境会有不同的影响和要求，社会的物质消费结构、各类文化教育 和福利设置的配置、医疗保健工作的重点，以及住宅、交通、休闲地的建设 等，莫不与年龄构成有关。所以，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人口年龄构 成特点及其变化趋势。
　　人口的年龄构成主要取决于出生率的变动，当出生率上升时，低龄人口 比重增大，年龄构成趋于年轻化，反之则趋于老龄化；此外，死亡率和平均 寿命也有一定影响。
　　旧中国人口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故年龄构成仅稍偏于年轻化，与当 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新中国建立后，人口再生产形势发生了
　　
显著变化。50～60 年代，人口出生率大致仍保持在过去的高水平上，死亡率 则大幅下降，其中儿童的死亡率下降得尤为显著，他们较大的存活率推动年 龄构成迅速走向年轻化，到 60 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年轻化达到了历史上 的最大值。进入 70 年代以来，出生率连续锐降，死亡率则在低水平上趋于稳 定，这一巨大变动使人口的年轻化发生根本性逆转，并出现了日益明显的老 龄化趋势。但总的说来，当前中国人口年龄构成的基本特点还是中年化，即 一方面少年儿童（0～14 岁）比重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低 8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老年人口（≥65 岁）比重与发达国家也有一段不小的 差距（约低 5 个百分点），青年和壮年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与老少 被抚养人口的比率高达 2∶1，即抚养比为 50%，这一负担系数已降至中国历 史上的最低点。毫无疑义，当前中国在人口年龄构成上正处在年轻化已经结 束，老龄化才刚刚开始，劳动人口比重大负担轻的“黄金时代”，为加速生 产力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见表 2.1。

表 2.1 中国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



年份 各年龄组（岁）比重
老少比 育龄（ 15 ～ 49 岁）妇女比重 抚养比 0 ～ 14 15 ～ 64 ≥ 65 少儿 老人 合计 1953 36.3 59.3 4.4 12.1 22.9 61.2 7.4 68.6 1964 40.7 55.7 3.6 8.8 21.9 73.0 6.4 79.4 1982
1995 33.6
26.6 61.5
66.8 4.9
6.6 14.6
24.9 24.8
27.3 54.6
39.8 8.0
9.9 62.6
49.7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53～1995 年版。


　　新中国建立后，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动大致经历了先年轻化后中年化并趋 于老龄化的过程，从总的看是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变化趋势的，反映了生产力 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成果。但若就各个年份对上述变动作深入一步 的观察，可以发现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波动，其发生次数之多，幅度 之大，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50 年代中国出 生率高，死亡率则锐降，导致低龄人口迅速膨胀。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 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出生人数剧减，据 1995 年统计，当年 34 岁（1961 年 出生）的人数在 50 岁以前各岁中是最少的，比 38 岁（1957 年出生）少了四 成半，从而在人口年龄构成变动曲线上留下一个深刻的凹槽。从 1962 年起， 全国进入补偿性生育高峰，出生人数剧增，在 1995 年中国所有的年龄中，32 岁（1963 年出生）的人数是最多的，比 34 岁竟超出近一倍半，成为变动曲 线上的最高峰，其余波一直延展到 70 年代初。此后，随着出生率下降，变动 曲线迅速收缩，但到 80 年代中后期又出现反弹。原因主要就在于 60 年代高 峰期出生的那一批人此时进入了婚育期，1995 年 9 岁（1987 年出生）的人数 在所有年龄中仅次于 32 岁，其间隔正是平均的世代交替期：24 年。预计变 动 曲线上的这一次次波动还将长期延续下去，曲线要最终趋于平滑，100 年恐 怕是不够的。
上述峰谷相间的变动特点，对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各种社会设施的合

理配置是不利的，从妇幼保健事业到托儿所、幼儿园，直至小学、中学，将 在不长时期内相继经历由过载到过剩的冲击，某些年份在劳动就业的安排上 也会面临特殊的困难。峰谷相间的特点还增大了婚姻配偶年龄选择上的不平 衡。按照中国习俗和两性生理，通常夫大于妻 2 岁左右，但年龄构成的波动， 已部分地使这种选择成为不可能。例如，1995 年全国 32 岁的女性人数比 34 岁的男性多 1.44 倍，相反，3 岁的女性人数又比 5 岁男性少四成，这种显著 的不平衡已促使中国传统的配偶年龄选择模式发生一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 还增多了独身和早婚现象。
　　目前，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正在继续推进，年龄构成预计将进一 步朝着平均年龄增大、老龄化程度加深的方向发展，其速度还可望比前一时 期加快，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也将出现一些新特点：0～6 岁幼托组人口的 绝对数量近年已开始减少，7～12 岁小学组和 13～18 岁中学组人口将分别在
2005 年和 2010 年以前开始减少，而 15～49 岁育龄妇女人数和男 16～59 岁、
女 16～54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将保持长期的增长趋势，直到 2040 年前后才会 随总人口一起在高位趋于稳定。而老年人口数将快速大幅扬升，这是未来年 龄构成变化的显著特点，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国际上一般认为，老年人口比重达到 7%即属于老年型国家，现在预计中 国将在 2000 年前后达到这一水平，随后大约再经历 26 年时间，即到 2026 年前后，该比重将翻一番达到 14%，而西方发达国家由 7%增至 14%则用了 45～
120 年。到 21 世纪后半叶，中国老年人口比重还将进一步增加到 20%以上。
这些说明中国的老龄化具有来势猛、速度快的显著特点。其另一个特点是老 年人口绝对数量很大，1995 年已达 8 000 万人，预计到 2040～2050 年，即 中国总人口达到历史峰值时，将增至 2.9 亿人；未来 50 年内，中国总人口预 计增长 30%，少年儿童人口减少 12%，而老年人口将猛增 2.6 倍，届时中国将 是一个老人多于儿童的国家。
对于上述趋势，首先应视为一件好事。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它标志着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人口得到了控制，人的寿命也得到了延长。 一些欧洲国家老年人口比重早就达到了 15%～18%，他们并没有因此失去民族 的活力，中国还要几十年才会达到这一程度。在这几十年中，社会会有很大 进步，科学技术包括医疗保健事业会有很大的发展，与现在相比，衡量老龄 化的标准肯定会有所不同。所以，对中国老龄化的前景，完全不必产生忧虑。 当然，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环境所必然造成的多方面的影响，也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当前，我国针对老年人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的各类生活、文化、医 疗设施还比较薄弱，照顾孤寡病残老人的社会机制还有待完善，尊老养老的 社会风尚也需要不断提倡，尤其是还应进一步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中国 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又素来崇尚孝道，只要全社会加以重视，随 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以上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
　　中国人口年龄构成在地区和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总的态势是：东 部沿海地区偏于老龄化，广大内地和边疆偏于年轻化；城市偏于老龄化，乡 村偏于年轻化。
　　根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可以把各省、区的年龄构成划分为 以下几种类 型：
　　老龄化型，仅包括上海，占全国总人口 1.2%。其少儿比重为 18.2%，老 年比重为 9.2%，老少比高达 50.7%，比居全国第二位的北京高出近 20 个百分
　　
点。尽管如此，上海的老龄化程度仍低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 接近老龄化型，包括北京、天津、四川、辽宁、浙江、江苏等 6 个省、
市、区（按少儿比重由低向高排列，下同），合计占全国总人口 24.3%。其 少儿比重介于 20.5%～23.7%；老年比重为 5.7%～6.9%。90 年代中后期，这 些省、市、区均将进入老龄化阶段。
　　中间型，包括山东、黑龙江、湖南、吉林、山西、甘肃、内蒙古、湖北、 安徽、陕西、河北、河南、广东等 13 个省、区，合计占全国总人口 55.7%。 其少儿比重为 26.6%～30.0%，老年比重为 4.0%～6.2%。
　　偏于年轻型，包括青海、福建、江西、云南、贵州、新疆、广西、海南、 宁夏、西藏等 10 个省、区，合计占全国总人口 18.8%。其少儿比重为 31.2%～
35.2%，老年比重为 3.1%～5.5%。 年龄构成省市区类型的划分，与前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区分是非常相似
的，少儿比重与人口出生率呈完全正比例的关系。较为老龄化的省、市、区 基本上都位于东部沿海，位于内地只有一个四川省。该省计划生育工作卓有 成效，人口出生率明显低于相邻各省；此外，人口包括育龄妇女的大量外流， 也有利于抑低该省的出生率。人口较年轻的省、区基本上都位于西部，少数 民族比重大，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相对滞后，这些省、区都存在着较大的 人口增长惯性。福建、江西两省不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偏于年轻反映其 计划生育工作与先进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
1990 年中国城市的总人口中，少儿比重为 21.8%，镇为 23.7%（市和镇
均未包括政区范围内的乡村），而县则高达 29.6%，前者偏于老龄化，后者 偏于年轻化，充分反映出年龄构成和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城乡差异。此外，如 前文中已经述及的，受人口迁移影响，丈夫在市镇工作、妻子留在乡村的情 况相当普遍，而根据现行户籍制度，所生育的子女的户口均挂在母方，这客 观上也增大了乡村的少儿比重。从老年比重看，市为 5.4%，镇为 4.4%，县为
5.7%。导致这似乎是反常的现象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①市镇人口有相当一
部分是来自乡村的移民，其中有一些退休后返居乡村。中国不少市镇是近几 十年新建或设立起来的，其建设者相对年轻，绝大多数迄今尚未进入老年期。
③在生活和医疗保健有一定保障的前提下，乡村环境可能较城市更有利于人
的长寿，这一点在全国长寿老人主要分布于乡村而不是城市可以看得很清 楚，如新疆 1990 年每百万人口中平均有百岁老人 41.6 人，对比之下，天津 市仅为 3.1 人，二者相差约 13 倍。
三、民族构成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共有 56 个民族，习惯上把汉族以外的
55 个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总人口为
9120 万，占全国 8.0%。其中人数最多的壮族达 1549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
1.37%，其余各民族按人口规模可分以下几级：
　　500～1000 万，包括（按人口数由多向少排列，下同）满、回、苗、维 吾尔、彝、土家等 6 个民族，人口合计占全国 4.00%。
　　100～500 万，包括蒙古、藏、布依、侗、瑶、朝鲜、白、哈尼、哈萨克、 黎、傣等 11 个民族，人口合计占全国 2.17%。
10～100 万，包括畲、傈僳、仡佬、拉祜、东乡、佤、水、纳西、羌、

土、锡伯、仫佬、柯尔克孜、达斡尔、景颇等 15 个民族，人口合计占全国
0.40%。
　　1～10 万，包括撒拉、布朗、毛南、塔吉克、普米、阿昌、怒、鄂温克、 京、基诺、德昂、乌孜别克、俄罗斯、裕固、保安等 15 个民族，人口合计占 全国 0.04%。
　　1 万以下，包括门巴、鄂伦春、独龙、塔塔尔、赫哲、高山、珞巴等 7 个民族，其中人数最少的珞巴族仅 2 312 人。
此外，还有一些迄今未正式识别的民族，其人数共 74.9 万人，占全国
0.066%。
　　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地理分布范围很广，1995 年 仅民族自治地方（5 个省级、78 个地级、641 个县级）的总面积即达 616.4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64.2%。这些民族自治地方计有人口 16 068 万 人，其中少数民族为 7 232 万，大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四分之三，其余 四分之一则散居于汉族地区。
　　与过去相比，少数民族在地理分布上有日益广泛的趋势，这一点从全国 各省、市、区民族个数的显著增加上得到清楚地反映。如 1982～1990 年间， 江苏省和浙江省的民族数都增加了 14 个，山东省增加了 15 个，其他如河北、 湖南、天律、河南等也增加了 10 个以上，北京市成了全国第一个民族个数齐 全的一级行政区。这说明，随着经济、文化和人口迁移的发展，少数民族正 从以往僻处边陲的状态更多地走向全国，从而提高了各民族之间的混合度， 这无疑将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和人口的活力。
但尽管如此，少数民族在地理分布上仍是很不平衡的，这从各省、市、
区总人口中少数民族所占比重的悬殊差异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差异比过 去确有一定程度的缩小）。根据这一差异，可把全国各省、市、区划分为 4 种类型（见表 2.2）。

表 2.2 1990 年中国各省、市、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重（%）


省、区 % 省、区 % 省、区 % 省、区 % 1.西藏 96.30 9.海南 17.00 17.河北 3.93 25.浙江 0.51 2.新疆 62.42 10.辽宁 15.62 18.北京 3.82 26.陕西 0.47 3.青海 42.10 11.吉林 10.21 19.天津 2.28 27.上海 0.46 4.广西 39.08 12.甘肃 8.30 20.福建 1.54 28.山西 0.28 5.贵州 34.69 13.湖南 7.93 21.河南 1.18 29.江西 0.27 6.云南 33.39 14.黑龙江 5.65 22.山东 0.60 30.江苏 0.26 7.宁夏 33.25 15.四川 4.56 23.安徽 0.57
全国
8.04 8.内蒙古 19.38 16.湖北 3.96 24.广东 0.56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另：1995 年末数据为：西藏 97.11%，新疆 59.07%，广西 38.52%，
宁夏 34.13%，内蒙古 19.39%。台湾省资料暂空。
　　（1）少数民族比重不足 1%，基本属于纯汉族聚居区。包括（按该比重 由小到大排列，下同）江苏、江西、山西、上海、陕西、浙江、广东、安徽
　　
和山东等 9 个省、市、区，它们多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
　　（2）少数民族比重为 l%～10%，包括河南、福建、天津、北京、河北、 湖北、四川、黑龙江、湖南、甘肃等 10 个省、市、区，它们一般仍属汉族聚 居区，但都有大小不等的少数民族占优势的局部地区。
　　（3）少数民族占 10%～45%，包括吉林、辽宁、海南、内蒙古、宁夏、 云南、贵州、广西、青海等 9 个省、区。
（4）少数民族占 60%以上，包括新疆和西藏。 汉族是中国最主要的民族，其人口数在全世界 2000 多个民族中也遥遥领
先，比世界第二大民族印度斯坦人多 4 倍。汉族之所以能发展到如此巨大的 规模，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
　　首先，汉族从古到今基本的活动范围内，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 自然条件之优越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从而为人口的繁衍和民族的兴旺提 供了良好基础。
　　其次，汉民族历史极其悠久，统一的中央国家政权即延续了几千年。长 期的统一是汉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历史上虽也曾多次陷于分裂，但总 的看来统一的时间仍大大超过分裂的时间。
　　最后，汉民族自古代起就一直有着相对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在世界民族 之林中始终处在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她的文化，具有丰富的形态和独特 的魅力，源远流长，历久而不衰。这种文化，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心理 素质和民族感情，是保证民族统一的持久而强大的凝聚力量。此外，它也使 得汉族成为民族融合的一个大熔炉，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汉族人 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中国的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都是在本国境内成长发育起来的，对中国的
历史发展均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在旧中国，由于多种因素，尤其是统治者 一贯奉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使少数民族的人口长期陷于停滞，甚至萎 缩状态。
新中国建立后，各少数民族地区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其人口
也转为持续增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3 年为 6.08%，1982 年
为 6.70%，1990 年已达 8.04%。 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改善，促升了出生率，抑低了死亡率，是少数民族人
口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1964～1982 年间，少数民族的自然增长率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期内扣除民族成分识别和更正的因素，其人口平均增长 27.5‰， 比汉族高 7 个千分点。此后，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加上计划生育工作取得 一定进展，自然增长率显著减小，1982～1990 年间为年均 17.5‰，比汉族仅 超出 3 个千分点。从人口出生率来看，以 1989/1990 年度与 1981 年相比，全 国平均数上升 0.07 个千分点，而少数民族地区却大多趋于下降，其中广西下
降 6.54 个千分点，宁夏下降 5.09 个千分点，新疆下降 4.41 个千分点，青海、 西藏、内蒙古下降 3～4 个千分点，少数民族较多的海南、云南、贵州等省也 有明显下降，从而与这一时期一部分汉族地区人口出生率的大幅反弹形成鲜 明对比。尽管少数民族与汉族就总体而言处在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不同阶 段上，有一些情况不完全可比，但前者在计划生育工作上已取得初步成效， 确是事实。
　　不过也应该看到，迄今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增长率在全国仍是最 高的，对中国总的人口态势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现在一般预测，渡过今后
　　
几年育龄妇女人数比重过大的“困难时期”之后，汉族的人口出生率将会有 明显的下降，而人口老龄化又会使其死亡率难以进一步降低，甚至会有所回 升，这样进入 21 世纪汉族的人口增长率将降到较低的水平上。而大多数少数 民族则不然，其人口再生产的特点是：
　　（1）人口年龄构成轻。50～60 年代少数民族的平均年龄构成与汉族没 有明显差别，进入 70 年代后，汉族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强度很大，人口再生 产类型迅速发生转变，少数民族地区因种种原因有所滞后，使二者的年龄构 成出现显著差距，如 1990 年汉族少儿比重为 27.1%，少数民族却达 34.0%， 这使得后者仍具有较大的生育惯性。
　　（2）生育率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加上受某 些宗教因素和风俗习惯的影响，生育率一向偏高，近年有所抑低，但仍明显 高于汉族。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89 年全国少数民族育龄妇女总和生育 率为 2.9，而汉族仅为 2.3，相差达四分之一。
　　（3）死亡率下降的潜力大。少数民族的死亡率比过去已有很大幅度的降 低，但迄今仍偏高，1989/1990 年度标准化死亡率为 9.0‰，比汉族约高 2.8 个千分点，其中鄂伦春族的标准化死亡率高达 18.0‰，还有 14 个民族亦达
10‰～15‰，而婴幼儿死亡率的偏高尤为明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 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此外，与自然条件、人口分布特点以及某些 风俗习惯等也有关系。如一些少数民族散布于深山，或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 牧生活，从而增大了防病治病的困难，对婴幼儿尤为不利。经多年努力，上 述状况已不断得到改善，使死亡率持续趋于下降，其进一步下降的潜力大大 超过汉族。死亡率下降本身无疑是件好事，但客观上也加大了控制人口的难 度。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很长时期内，少数民族人口仍将保
持显著高于汉族的增长速度。当 2040 年前后中国总人口达到约 15.7 亿的历 史峰值时，少数民族将为 1.7 亿，占 10.8%。与 1990 年相比，这 50 年中汉 族人口年均增长 5.9‰，少数民族可达 12.5‰。以后，前者人口将趋于绝对 减少，而后者还将再经过若干年才能最终达到稳定状态，届时占中国总人口 的比重将达 12%。
面对上述前景，在少数民族中区别不同情况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无
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对全国控制人口总目标的实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而且对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文化程度构成 文化程度是反映人口素质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非
常密切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它对教育、
文化、科技、艺术、体育等事业的要求也越高，越复杂。“知识就是力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国际经验表明， 在落后的文化和科学的基础上，不可能出现先进的生产力；而提高劳动者的 文化程度，改善其身体素质，是一种投资较小，见效较快、较大、较持久的 发展生产力的途径。
　　旧中国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到新中国建立之初，文盲半文盲占总人 口的比重仍高达 80%。此后，除了“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以外，中国的文
　　
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以 1995 年与 1952 年相比，全国人口增长 1.1 倍，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增长了 14.2 倍，中等学校和小学则分别增长了
18.7 倍和 16 倍。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在 1964 年已降至 38%，1995 年 又进一步下降到 12%。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 6 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 文盲占 20.6%，小学文化程度者占 43.3%，初中占 26.5%，高中和中专占 9.0%， 大学专科占 0.97%，大学本科占 0.62%。每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为 5.5 年。
　　上述文化程度构成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很明显，其总的态势 是：男性高于女性，青年高于中年更高于老年，汉族高于少数民族，城市高 于乡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
　　由于历史原因，加上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中国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显著 低于男性，近几十年来这一差别逐渐缩小，但迄今依然存在，从而在文化程 度构成上形成明显的男女差异。1990 年全国 6 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 的平均性别比为 46.3，表明女性人数比男性超出 1 倍多。在有文化的人口中， 性别比随文化层次的升高而迅速增大，其中小学为 110.1，初中为 153.7，高 中和中专为 158.8，大学专科为 214.4，而大学本科则高达 256.9，表明男性 人数越来越多地超过了女性。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上述差异往往表 现得愈加明显。女性文化程度偏低，对她们充分发挥社会经济职能以及提高 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显然是不利的，对于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素质也是 个消极因素（妇女生育率与文化程度成反比，如 1989 年文盲半文盲育龄妇女 平均生育 2.93 胎次，随着文化层次上升，生育胎次几乎成等差级数递减，直 至大学毕业为 1.12 胎次，以此推算，妇女多受一年教育可平均减少生育 0.11 胎次）。当前，与已成年女性的文化教育问题相比，如何进一步提高学龄女 性人口的入学率，降低其辍学率，尤其具有紧迫性。据统计，1990 年全国 10 岁儿童中，男性在校率为 96.3%，女性为 92.3%，这表明相对于男性，有 4%
的 10 岁女童被“额外”剥夺了学习机会，但两性差异此时尚不算很大。而到
15 岁，男性在校率为 61.4%，女性为 46.7%，差距已扩大至 15 个百分点，这 意味着全国有数以十万计的小姑娘过早地离开了学校，对她们本人，对整个 社会，这无疑都是一个损失。因此，今后不仅要努力提高全体学龄人口的入 学率和巩固率，还要尽快消除其中长期存在着的性别差异，这对改善未来的 中国人口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年的文化程度高于中年更高于老年，1990 年全国 15～29 岁组人口平
均受教育 7.1 年，30～44 岁组为 6.0 年，45～59 岁组为 4.0 年，60 岁及以 上组仅为 1.8 年，且两性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在对年龄别文化素质的分析中， 有两个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是 15～29 岁即青年组的文化程度尽管高于其父 兄，但仍明显偏低，其中文盲半文盲竟占到 6.1%，小学比重亦高达 32.2%， 这种状况与他们肩负的社会经济重任显然是不相称的。二是 30～44 岁组人口 中高文化层次者甚少，大学本科比重仅为 0.46%，大大低于 45～49 岁组的
1.22%，仅与 60 岁以上组相当，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 教育横遭浩劫的恶果。到 2002 年，“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将 到达退休年龄，而他们的后继者竟远在 15 年之后！这道既深且广的“人才大 断层”，虽经多方弥补，仍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不利因素。
　　文化构成的民族差异首先表现在汉族的文化程度高于各少数民族的平均 水平，1990 年 6 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所占比重前者为 19.8%，后者
　　
却达 29.9%，相差约 10 个百分点，而高文化层次者的比重前者则明显超过后 者，这种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差异确实难以在短短几十年中消除。在各少数 民族中，文化构成差异也很大，按前述文盲半文盲比重计，全国有 16 个民族 比汉族低，最低的是锡伯族（7.1%）、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和朝鲜族；其余
39 个民族比汉族高，最高的是东乡族（81.0%）、门巴族、藏族和拉祜族。 这种差异的形成，与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各民族在新中国建立时 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一些当时尚处在原始公社制或奴隶制社会的民 族，生产力水平极低，又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绝，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显然具有 特殊的困难。总的说来，分布于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程度较高，分布于西 南高原山区的民族文化程度则较低。
　　文化构成的城乡差异，实质上反映了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之间的差 异，这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1990 年，中国市镇 6 岁及以上人口 中，文盲半文盲占 11.8%，县却达 28.0%，相差确实很悬殊，这说明中国扫盲 和普及初等教育的重点（也是难点）是在广大乡村，尤其是贫困山区。在高 层次人才的分布上，城乡差异甚至更为明显，如每 1 万人口（≥6 岁）中达 到大学本科程度者，市为 272 人，镇为 90 人，县仅为 4 人，市县相差达 67 倍。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吸引高层次人才，确是当前农村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
以上各种差异最终在省区差异上得到综合性的反映，其最显著的特点就
是东部文化程度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根据 1990 年 6 岁及以上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数，可以把各省、市、区划分为以下 4 种类型：
文化程度较高，包括（按受教育年数由多至少排列，下同）北京、上海、
天津 3 个直辖市，分别为 7.7 年，7.3 年和 6.9 年。 文化程度中等，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广东、新疆、内蒙古、
湖南、江苏、海南、湖北、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广西、浙江、四川、
福建和江西，共 20 个省、区，年数为 6.5～5.1 年。 文化程度较低，包括宁夏、安徽、甘肃、青海、贵州和云南，共 6 个省、
区，年数为 4.8～4.1 年。
文化程度很低，仅包括西藏，为 1.8 年。 省区差异的形成，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非农业人口比重之间，存在着
高度密切的正相关，一方面它直接产生了对文化教育的不同社会需求，另一
方面它又直接制约着对文化教育的不同社会投入。有些省、区，虽然主观上 对发展文教事业很重视，但因总的经济水平低，人均投入仍然不多，如安徽
省 1995 年文教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 29%，比上海市的 22%高得多，但人 均仅 66 元，尚不足上海六分之一。值得指出的是，与城市和东部平原相比， 中西部广大高原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显著增大了发展文教事业的难度，有的 山区学生上学要爬山涉水走两个小时，连人身安全都难以保证；由于交通闭 塞，居住分散，很多山区小学都只有 1 位老师（在云南，占全省小学总数 40%）， 几个学生，不仅处境艰难，而且投入产出根本无望达到正常比例。最后应予 强调的是，当前的人口迁移态势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小省、区之间文化程度的 差异，大量有着较高文化程度的移民从相对后进地区源源涌入北京、上海、 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市、区，虽然一时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但对原迁出
地文化构成的负面影响也应引起重视。 总结中国人口的文化构成，首先要看到其水平与过去相比已有了大幅度

的提高，其次，也存在着几个带有全局性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中游，总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仍占相当比重，全国的教育重心明显地偏于
较低层次，且结构调整难度较大。
　　（2）学龄人口远未得到充分的受教育的机会，新的文盲正在继续产生， 在全国要真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3）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从而导致受教育水平在两性之间、民族之间、 城乡之间以及在各地区之间出现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自历史因素，但 也反映了当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须及早加以合理的解决，否则 对全国的协调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还可能引发种种矛盾。
　　应当指出，上述问题已经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上述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或改善，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第三节 劳动人口
一、劳动年龄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按中国定义，指男 16～59 岁，女 16～54 岁的人口。与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男女皆为 15～64 岁的标准相比，约少十分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年龄构成类型已转变为成年型，并加 速向初步老龄化型过渡，故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十分庞大，增长迅速。1953 年 其总量为 3.0 亿，1982 年增至 5.5 亿，1995 年已超过 7.2 亿，42 年中增幅
达 1.4 倍，而同期内总人口仅增长了不到 1.1 倍。50～60 年代，劳动年龄人
口大约占总人口 50%，近年已升至 60%。 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仍以高于总人口的速度持续增长，如 1996
年新进入该年龄段的有 1840 万人，退出的仅 950 万人，净增数达 890 万。当
80 年代中后期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于 2002～2006 年相继进入劳动年龄 时，上述净增数还将显著放大，其中 2003 年可达 1600 万人之多，大大超过 当年总人口的预计增长量，对这一态势及其对全国劳动市场可能产生的冲 击，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到 2020～2030 年，当 60 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退出时，全国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达到 9 亿左右的历史峰值后可望趋于回落。其出现时间 与全国总人口的峰值相比，大约早 20 年。
在各省、市、区之间，由于年龄、性别构成不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颇有差异，大体上说，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较早较快的省、区，该 比重较高，反之则较低。前者多位于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辽 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等，还有位于内地的四川和甘肃，其 比重为 60%～66%，高于全国 60%的平均水平，而其余各省、区仅为 54%～60%。 上述分布特点同当前生产力和投资水平的地区差异是基本吻合的，表现在生 产力和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反之则较小，客观上 对人口经济状况的地区差异起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从发展的眼光看，未来 前述东部地区老龄化来势较猛，劳动年龄人口将趋于相对的和绝对的减少， 而中西部在一段长时期内仍将保持明显的上升势头。未来的这种新变化，提 出了进一步发展人口迁 一段长时期内仍将保持明显的上升势头。未来的这 种新变化，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人口迁移的需求，而更重要的是，必须适时地

把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从东部地区逐步向广大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实现资本 和劳动力资源的最佳匹配。
二、从业人口概况 从业人口指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劳动
人口，它包括职工、城镇的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农村社会劳动
以及其他社会劳动者。从业人口的数量、构成和分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 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状况，而成为衡量基本国情国力的重要指标。
　　从业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有所区别。劳动年龄人 口中有一部分因就学、单一从事家务劳动、待业、失业及其他原因未参加职 业活动，反之，从业人口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在劳动年龄范围以内的人口①。除 年龄构成外，从业人口的数量和分布还受到经济发展速度、投资水平、产业 结构、劳动政策、社会保障体制以及文化教育等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拥有充足的劳动年龄人口，因此从业人口 具有总量大、增长快、从业率（即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的显著特点。
1952 年全国从业人口为 2.07 亿，1995 年已达 6.24 亿，增长了 2.0 倍；对比 之下，同期内劳动年龄人口仅增长 1.4 倍，总人口则仅为 1.1 倍。从业率亦
由 1952 年的 36.1%提高到 1995 年的 51.5%。与外国相比，中国不仅从业人口
总量远远超出，从业率也高居前列，表明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充分的开发利 用，除了社会主义制度外，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对此也起了保证作 用。
中国的从业人口虽然持续大量增长，但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仍得以更大
的幅度提高，1952～1978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3.3%，1978～1995 年又升至
7.0%；在前 26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量中，得自从业人口增多的约占五分之 二，得自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约占五分之三，而后 17 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演变为 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这些说明中国从业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本 上是协调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基本协调”也是从中国现实的人口、经济国情出发
的。事实上，正如前文中业已阐明的，中国存在着由历史原因和 50～60 年代 生育失控造成的沉重人口压力，这种压力不可能不在劳动就业领域有所反 映，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从业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并由此产生出一些负面影 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做保障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避免了大量 失业所必然导致的种种社会矛盾，在政治上无疑是积极的。
从业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对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益显然是不利 的。多年来，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虽持续上升，但总的看来其速度并不快， 目前其水平不仅比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明显偏低。中国 从业人口总数相当于巴西的 10 倍，泰国的 20 倍，或韩国的 30 倍，而国民生 产总值超过这些国家的倍数却远远没有这么多。从业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压 力，使得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得不长期向着劳动密集型倾斜，对于经济增长方 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也起了拖后腿的作用。在中国经济迈向



① 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全部在业人口（与本书中的从业人口在定义上小有区别）中，在国
家规定劳动年龄以内的占 93.0%，未达到的占 1.3%，超过的占 5.7%。

中等发达水平的进程中，如何加速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显然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当前，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在 劳动就业问题上，过去长期由国家全包下来的做法已转变为“在国家统筹规 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 的方针，着重开辟集体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同时改革用工制度，实行 劳动合同制，举办劳务市场，推进再就业工程，并建立职工待业失业保险制 度，旨在逐步实现企业自主用工，劳动者自由择业，让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 置起基本制约作用的目标。上述改革实施几年来，总的情况是良好的，全国 从业人口继续增长，其结构和分布也有所改善，基本上满足了劳动者就业和 企业用工两方面的需求，尤其是较为顺利地转移了几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 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当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全国 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所上升（1987 年为 1.8%，1995 年为 2.9%），不少下岗待 业人员生活面临暂时困难，而国有企业存在大量冗员的问题尚远未得到妥善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是任重道远。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即 将进入又一个高峰期，全国的劳动就业形势确是严峻的，在社会经济发展进 程中必须始终给予高度的重视。
中国的从业人口在分布上被分为城镇和乡村两大块，1952～1995 年间，
前者增长 6.0 倍，占总人数的比重由 12.0%增至 27.8%，后者增长不到 1.5 倍，比重由 88.0%降至 72.2%。这种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的结果。城镇从业人口 按所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区分为国有、集体、个体、外资等多种类型， 其中国有单位始终居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近三分之二，集体单位占五分之一， 而个体劳动者的发展走了一个大 V 字型，其比重由 1952 年的 35%锐降至 1978 年的不足 0.2%，此后受国家政策鼓励又重新增长，目前已达 9%。外资单位基 本上是近十余年发展起来的，现占城镇从业人口总数 3%。在乡村，过去绝大 部分从业人口都属于纯粹意义上的农民，自 70 年代末叶以来，乡镇企业犹如 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现已占从业人口总数近三分之一，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 的经济活动内容正在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革。
关于中国从业人口的性别、年龄和文化构成，1990 年进行的第四次人口
普查提供了详尽的资料，虽然普查中所统计的是“在业人口”，与本书中的 从业人口在定义和口径上小有不同，但所反映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明显差异。
1990 年全国在业人口中，男性占 55%，女性占 45%，性别比达 122，比总
人口高得多，其原因虽与女性退休年龄较早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反映了两性 从业率的不同，即女性单一从事家务劳动而不参与职业活动的人数显著超过 男性。但中国女性的从业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在最高之列。
在业人口年龄构成的显著特点是年轻。在总人数中 15～24 岁占30%，25～
34 岁占 27%，35～44 岁占 22%，45 岁以上只占 21%，而一些发达国家 45 岁以 上比重均达 30% ～40%。这种差异固然与全体人口的年龄构成有关，更重要 的看来还是中国青年在校时间短，过早地参加了经济活动，这不仅不利于提 高劳动者的平均文化素质，也加大了对劳动市场的压力。这也提示我们，增 加教育投入，延长青少年在校学习（包括职业培训）时间，既是涉及国家长 远发展的“百年大计”，又是缓解近期劳动就业压力的有效途 径。从在业人 口各年龄组的性别比来看，有随年龄增长迅速升高的显著特点，表明青年女 性的在业率大大超过中老年，对比之下，男性在业率的年龄差异则远没有这

样大。值得注意的是 15～19 岁组的性别比仅为 95，女性比男性多，这说明 她们更早更多地离开学校参加了经济活动。
　　普查数据表明，在业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高于不在业人口，但其中文盲 半文盲、小学和初中所占比重仍分别高达 17%，38%和 32%，而大学本、专科 尚不足 2%。根据这一状况，可以说，中国增长得过多过快的只是低素质的劳 动者，而高层次人才则严重匮乏，这对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包括劳动人口自 身的结构优化，都是不利因素。
　　目前，中国的从业人口仍在迅速增长，预计 2010 年以后增速会明显减 缓，到 2040～2050 年中国总人口达到 15.7～16.0 亿的最高峰值时，其总量 可达 9.l～9.2 亿，比 1995 年增长近半倍，平均从业率也将由目前略高于 50% 的水平提高到接近 60%。
　　　　　　　　　三、从业人口的产业构成 生产力和社会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促使人类的经济活动内容由简单走
向复杂，形成越来越多的产业部门。从业人口在不同产业部门的分布，主要
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其他一些社会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因素也有影响。 国际上通常根据历史发展的顺序把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其构成演变的一般趋势是：工业革命前第一产业占极大比重； 工业革命后第二产业得到大发展，第三产业比重亦显著上升；工业化完成后， 第二产业比重趋于下降，第三产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旧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全部从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始终占 85%以上，第
二产业比重极小。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经济得到了大发展，产业构成从总的 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演变过程明显地区分为前后两 个阶段，其对比十分鲜明，充分反映出不同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因素的作用。 第一阶段，从 1952 年到 1977 年（1952 年以前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属特 殊情况，可比性不大），期内从业人口的产业构成变化十分缓慢，25 年中第 一产业比重仅下降 9 个百分点，年均降幅尚不到 0.5%，第二产业有一定增长， 第三产业则多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主要是期内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 了一系列重大波折，尤其是 1958 年的“大跃进”、1959～1961 年的严重自 然灾害和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加上当时实行 的计划经济在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失误（如重生产、轻服务），均延滞了产业 构成的转变。此外，在人口压力下，从业人口增加过多过快，也是显著的不 利因素。25 年中全国从业人口总数净增 18 648 万人，大约翻了一番，而第 二、第三产业仅吸收了其中的 6 670 万人，比重仅约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
二不得不滞留在第一产业中。
　　第二阶段，从实行改革开放的 1978 年到现在，期内中国经济以世界少见 的高速度持续协调发展，与前一阶段相比，人口压力也初见缓和，对产业构 成的转变产生强大的推动力。1977～1995 年间，从业人口中第一产业比重下 降了 21.5 个百分点，年平均降幅高达 2%，第二、第三产业则大幅扬升。如 果说 70 年代中国从业人口的产业构成在发展中国家里仍处于下游的话（1971 年中国第一产业占 79.6%，印度仅为 71.5%），那么 90 年代则已接近中游。 当然，以上转变还只是初步的，要实现中国从业人口产业构成的现代化， 使之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实现上述水平，第一产业
　　
比重必须再降 30 个百分点，到达 20%，即相当于目前马来西亚的水平，这一 目标预计可望在 2040～2050 年间即中国总人口达到历史峰值时实现。届时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约为 30%和 50%，前者比现在上升 7 个百分点，后 者将上升 25 个百分点。见表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