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
② 《通典·食货七》。
③ 《唐大诏令集·减京畿官员制》。
④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⑤ 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
⑥ 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
⑦ 穆朝庆：两宋户籍制度问题，《历史研究》第 1 期，1982 年。
⑧ 李宝柱：宋代人口统计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第 4 期，1982 年。
① 苏启龙：宋代的户口统计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1 期，1985 年。
② 王育民：《宋代户口》稽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 1 期，1985 年。
③ 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年。

表 2-1 南宋时全国人口的统计推算
时间 年号 户数 口数 总户数 口数 每户平
均口数 2a+b
1187 年
宋孝宗淳熙 14 年
12,376,522 a
24,311,789
19,165,971
69,016,875 1.96
93,328,644
金世宗大定 27 年
6,789,449 b
44,705,086 6.58
1190 年
宋光宗绍熙元年
12,355,800 a
28,500,258
19,294,800
73,948,158 2.31
102,448,416
金章宗明昌元年
6,939,000 b
45,447,900 6.55
1207 年

1223 年
金章宗泰和 7 年
12,670,801 a
28320,085
21,083,965
81,852,236 2.24
110,172,321
宋宁宗嘉定 16 年
8,413,164 b
53,532,151 6.36

注：①本表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 44 改编。
②因宋不计女口，总人口以 2a+b 计算。



　　有元一代，建立了一个地域辽阔的封建王朝。在蒙古国时期，由于蒙古 军实行杀戮政策，人口大量耗减；蒙古贵族横征暴敛，使生产和人口都得不 到发展。据元太宗 7 年（1235 年）户口统计资料，北方人口不到金泰和 7 年
（1207 年）的 1/10。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注意发展农桑，整肃吏治，人口
比蒙古国时期大有发展。据文献记载，至元末年人口数达到元代最高数字， 至元 28 年（公元 1291 年）为 60，491，230 人（包括游食者、僧民等）。① 据邱树森等研究，元代实际人口数最高不在至元末，而在大德末或至正初， 除征东行省和宣政院辖地外，元全国最高人口数字估计有 1930 万户，接近
9000 万人。元末由于灾荒和连年战争，自至正 4 年（1344 年）以后，户口逐
渐减少，全国实有 1300 万户，6000 多万人。②韩儒林研究则认为：“元代人 口最多的年代在元顺帝初期，当超过 8000 万以上，与金和南宋的数字的总和 差不多。”③
1368 年，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实行了一系列发展
经济的措施，人口增殖很快。朱元璋十分重视赋役、黄册的制订，洪武 14 年（1381 年）推行黄册制度，对户口版籍进行整理。其年全国 10，654，362 户，59，873，305 口。④对于明初人口，1941 年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 编》，认为“朱元璋造黄册，本意在查明供赋役的男丁数目，女口也许不在 册内。”⑤后又指出：“明初（人口）约 1.1 亿（男丁 5600 余万，加上同数 妇女，总数在 1.1 亿以上。）”⑥近年王其榘又指出：“《明史·太祖本纪》 所记洪武 24 年的 5677 万口为‘丁’，只是交纳赋税的男子。??因未包括



① 《元史》卷 16，“世纪本纪”。
② 邱树森、王颋：元代户口问题刍议，《元史论丛》，第 2 辑，中华书局，1983 年。
③ 韩儒林：《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④ 《洪武实录》卷 140。
⑤ 《中国通史简编》，上海三联书店，1949 年。
⑥ 《中国青年》第 34—35 期。

妇女在内，实际全国人口，当在一亿以上。”⑦
　　明代人口统计数，到永乐年间达到最高点。由于明代中叶农民逃亡，豪 强地主荫蔽人口，因此户口流失严重。永乐后户口统计呈下降趋势，到正德 元年（1506 年）到最低点。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虽有回升，此后至明末又 呈下降趋势。据王守稼等研究，明代中后期实际人口与官方户口统计之间有 很大的差距，以宣德、正统年间为例，官方统计全国五、六千万，但加止荫 蔽人口、流民等，明中叶实际人口当达 1 亿上下，嘉靖、万历时估计达 1 亿 数千万①。何炳棣先生的研究认为，1600 年左右（万历中）约为 1 亿 5 千万 人②。
三、清代初期到嘉、道年间的人口发展
　　明、清之际，战乱和灾荒不断，人口大量减耗。康熙 51 年（1712 年） 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 2 年（1724 年）又实行“摊丁入 亩”的政策，这样实行田亩税代替人头税，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口 发展极其迅速，奠定了我国近、现代人口发展的基础，成为我国人口发展历 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对于清代初期人口的统计，长期以来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课题。早在 十八世纪中叶起，包括西方传教士在内的一些国外学者，就已经开始研讨这 个问题。如法国的让·阿未奥（J·Amiot）、英国的爱德华·派克（E·Parker）、 苏格兰传教士约翰·罗斯（J·Ross）等。③本世纪来我国学者对此研究的人 也大有人在。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朝至康熙 22 年（1683 年）“人丁”数为一千
几百万，自康熙 23 年（1684 年）开始超过二千万，到雍正 12 年（1734 年）
为 2735.5 万。仅隔 7 年，至乾隆 6 年（1741 年）就增加到 14341 万人，即
为 7 年前的 5.24 倍，有人形容好象人口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对此现 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清代至乾隆 6 年（1741 年）开始才以“大小男妇”统 计，是比较全面的人口数字，而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是“人丁户口”。
清初统计口径是丁不是口，这样就存在一个由人丁数来推算人口的问
题，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推算方法。有换算系数法①、平均净值率法②③、人
口递减率回测法④等。近年吴慧分析了各家计算方法的得失，认为各种方法仍 有可议之处⑤。把康熙 51 年起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改革，和雍正时 更全面推行“摊丁入亩”这一时期，因人口隐漏减少，自然增殖加快，这时 人口增长率与乾隆时按同一比例 13‰通算。康熙 51 年前的人口，利用康熙
50 年和 21 年史载人丁数，推算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8.2‰，并找出人丁隐漏



① 王守稼、缪振鹏：明代户口流失原因初探，《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第 2 期，1982 年。
②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rardUni- versityPress,Canbridge.Massachasetts,1959.
③ 见王士达，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社会科学杂志》，1 卷第 3～4 期、2 卷第 1 期（1930 年 9、12 月；
1931 年 3 月）。
① 周源和：清初人口统计析疑，《复旦学报》，第 3 期，1980 年。
② 庄炳瑾：一封读者来信，《人口研究》，第 3 期，1982 年。
③ 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第 3 期，1982 年。
④ 倪江林：清代前期人口统计问题研究一人口回测，《人口与经济》第 4 期，1983 年。
⑤ 吴慧：清代人口的计量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1 期，1988 年。

率 42.23％，作为推算康熙 20 年以前至清初的人口的依据。 按吴慧的估算方法得出，顺治 8 年（1651 年）人口数为 8299.83 万，这
是清初人口的基础数字。顺治 14 年（1657 年）为 8443.6 万，康熙 11 年（1672 年）为 8816 万、康熙 21 年（1682 年）为 8452 万、康熙 30 年（1691 年）为
9095 万、康熙 40 年（1701 年）为 9868 万、康熙 50 年（1711 年）为 10707 万。
　　由上可以看到，康熙后期中国人口稳定地通过1亿。以后，乾隆27年（1762 年）通过 2 亿；乾隆 55 年（1790 年）通过 3 亿；道光 14 年（1834 年）通过
4 亿。自 18 世纪初到 1834 年的 130 余年间，我国人口就净增加了 3 亿。
　　自乾隆 6 年起，前 20 年人口年净增率为 13.6‰，中期年增长率 17.8‰， 晚期（40 年以后）年增长率为 8.5‰，60 年平均增长率为 14.5‰。⑥这个增 长速度是历史上最高的，在鼎盛之际已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端倪，给以后 我国人口的发展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四、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人口发展
　　鸦片战争西方洋炮洋枪，打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状态，外国资本的源 源侵入改变了我国社会的性质。旧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土地兼并 加剧，灾害连绵不断，耕地荒芜，农业萎缩，农民生活条件恶化，贫困、饥 饿和死亡严重地笼罩着农村。资本主义因素注入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城市， 产生了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和近代产业工人。工业设备落后，开工不 足，生产率低下；城市商业先天不足，畸形发展。因此，它们不仅不能解决 城市人口的贫困和失业，也不能容纳农村自然经济瓦解而产生的大量相对过 剩人口。这样，就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阶段，人口增长缓慢、停滞和 人口畸形发展的特点。
鸦片战争爆发后，人口增长凭借着嘉、道年间人口发展的巨大惯性，仍
然保持着一个低增长率。从道光 20 年（1840 年）到咸丰元年（1851 年）人 口由 41281 万增长到 43216 万①，年平均增长 176 万。1851 年太平天国革命 爆发，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的 60 年中，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人口耗减严重。 同治 5 年（1866 年）人口跌落到 25596 万②。这一人口数字与统计有一定关 系，“兵革四起，册报每缺数省，”但人口减少，尤其长江中、下游地区人 口减少确是事实。其后，人口虽有所恢复，但到清末宣统时人口也只有 34790 万③，尚少于咸丰元年 8426 万。民国期间，军阀混战，政治腐败，人口增长
仍处于低增长率发展中，1933 年为 44449 万④，到 1949 年达到 54167 万⑤。
从人口自然增长来看，自 1840 年到 1949 年的百余年间，我国人口从
41281 万发展到 54167 万，净增长 12886 万，平均每年增长 118 万，高死亡 率抵消了高出生率，使人口增长缓慢、停滞。从人口变动来看，这一过程表 现得十分激烈，破产农民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大军，其数量以亿 计。迁移的人口拥入城市，使城市尤其沿海城市急剧膨胀，畸形发展；向东



⑥ 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1982。
① 故宫户部档案，转引自清代的垦田与丁口记录，《清史论丛》，第 1 辑，中华书局，1979 年。
② 赵泉澄：咸丰东华录人口考正、《齐鲁学报》，第 1、2 期。
③ 清末以来各种人口统计总分析，《中国经济年鉴》（上册），1934 年。
④ 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
⑤ 《中国经济年鉴》，1981 年。

北、内蒙、西北迁移，形成大量移民；一部分流落到海外，向美洲、澳洲、 南洋迁移；还有大量的沦为无固定职业的游民。从人口质量来看，由于社会 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落后，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盛行瘟疫疾病，广大人民 体质差，甚至被外国人诬为“东亚病夫”。
　　从上面可以看到，1840—1949 年的百余年中，我国社会处于动乱和变革 之中，整个人口过程及其表现形式也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所有这些变动， 无不深深地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印记，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 有的畸形发展。”①。
　　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动受多种因素制约，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各个历史 阶段物质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人口政策等都不 尽相同，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人口数量发展过程。远古到春秋末期，人口数 量增长十分缓慢；战国到清代初期，人口增长呈波浪式发展；清代初期到嘉、 道年间，人口急速膨胀；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期间，人口发展缓、停 滞、呈畸形发展。研究、认识我国人口的历史发展，是了解并解决现代人口 问题的基础，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第二节 建国以来人口的变动与区域特征 一、人口增长过程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战争动乱，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1949 年底，我国总人口为 54.167 万。到 1989 年底，全国人口已达 111，
191 万，比 1949 年净增 57，024 万人，翻了一番。解放后的 40 年间，人口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81％，其增长之快、绝对数量之大，超过我国历史上 任何时代，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建国后的人口发展，主要经历了惯性增长、快速稳定增长、急骤减少、
持续高速增长和持续减速增长五个时期（表 2-2）。
表 2-2 建国以来人口发展的五个时期
(单位：‰，万人)
时期
项目 第一时期
1949-52 年 第二时期
1953-58 年 第三时期
1959-61 年 第四时期
1962-72 年 第五时期
1972-87 年年均出生率
年均死亡率
年均自然增长率
年均净增人口 36.95
18.20
18.75
1,105 33.79
12.27
21.51
l,440 21.22
18.09
3.13
-674 35.45
8.82
26.63
1,988 20.44
6.75
13.68
1,288
资料来源：根据附表 21 数据计算编制


1.人口惯性增长时期（1949-1952 年）
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短短三年时间，工农业生产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国 家财政收支平衡，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安定的经济建设环境，使出生率从 1949 年的 36.00‰，上升到
1952 年的 37.00‰，死亡率则从 20.00‰，下降到 17.00‰，自然增长率从 16.00‰，上升到 20.00‰。 人口总量从 1949 年的 54，167 万增长到 1952 年的 57，482 万，平均每年净增 1，105 万人。这一时期


① 缪振鹏等：试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中国社会经济研究》，第 2 期，1982 年。

的人口增长，属于自发的无计划增长，基本是旧中国人口增长的惯性延续，但已开始呈现出自然增长 率上升，人口增长较快的特征。
2.人口快速稳定增长时期（1953-1958 年） 这一时期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市场物价稳
定，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1957 年与 1952 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 42.8％，农民收入增 长了近 30％，国民平均消费指数增长了 22.9％。①
　　但人口发展非但未被列入国家计划，反在人口理论上认为，人口不断增 长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因此，国家采取了鼓励生育，严格控制人 工流产，禁止绝育等人口政策，伴随而来的是人口迅速的增长。此时期，人 口年平均出生率上升到 33.79‰，年平均死亡率下降到 12.27‰，年平均自然 增长率上升到 21.52‰。其中，1954 年自然增长率达 24.79‰，成为建国后 的第一个高峰值。这期间，人口总量从 58，796 万增加到 65，994 万，平均 每年净增 1，440 万人，构成建国后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
　　1956 年，政府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中正式提出，要“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②。1957 年，马寅初等人口学家提 出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正确的主张受到批判。 我国人口仍在盲目发展。
3.人口急骤减少时期（1959-1961 年）
　　此时期正值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前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 成，滋长了急于求成的情绪，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全国范围发动了“大 跃进”运动，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农业欠收，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 由于普遍的生活困难、营养不良，导致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大幅度上 升，人口骤然减少。此时期，年平均出生率下降到 21.22‰，其中 1961 年最 低为 18.02‰，是建国后的第一个低谷值；年平均死亡率上升到 18.09‰，其 中1960年最高达25.43‰，是建国以来的最高值；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仅为3.13
‰，其中 1960 年最低为-4.57‰，是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负增长。人口总量
从 1959 年的 67，207 万下降到 1961 年的 65，859 万，平均每年净减 674 万 人，构成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人口减少期。
4.人口持续高速增长时期（1962-1972 年）
　　为了克服前一时期的经济困难，政府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出现了转机。
1962-1965 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补偿性的生育来势很猛，年平均
出生率高达 39.35‰，其中 1963 年高达 43.37‰，成为建国以来的最高值； 年平均死亡率则下降到 10.04‰，从而使平均自然增长率达 33.33‰，成为建 国以来的最高值。
　　人口的高速增长，再度引起国家的重视。1964 年，国务院及部分省、区、 直辖市先后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准备开展人口控制工作。但 1966 年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使人口再生产又处于无政府状态。1966-1972 年，年平均出 生率达 33.22‰，年平均死亡率为 8.00‰，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 25.22‰。
正是由于前期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和后期的无政府状态，1962-1972 年 间，年平均出生率为 35.45‰，年平均死亡率为 8.82‰，年平均自然增长率



① 《1988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 年，第 190、801 页。
② 《1985 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9 页。

达 26.63‰，平均每年净增 1，988 万人，形成建国以来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 峰期。
5.人口持续减速增长时期（1973 年至今）
　　1973 年是个转折点。针对 60 年代以来的人口的持续盲目增长，及其所 带来的巨大压力，国务院批发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开始把 人口发展列入国民经济计划。这标志着国家正式对人口再生产采取控制手 段。1976 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 长的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和加强。1978 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国务院计 划生育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指出“要订出切 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①。进入 80 年代以后，计划生育、 控制人口增长更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基本国策。由于经济、文化、 医疗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行之有效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服务工作，我国 人口发展进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持续减速增长时期。
1973-1987 年，年平均出生率下降到 20.44‰，年平均死亡率下降到 6.75
‰，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下降到 13.68‰，人口总量从 1973 年的 89，211 万增 长到 1987 年的 107，240 万，平均每年净增 1，288 万人。剔除人口基数的影 响，这一时期的净增人口大大低于以前各个时期（1959-1961 年负增长时期 除外）。应指出，从 1973-1980 年，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为逐年 递减。1981 年由于实行新婚姻法，1981 年和 1982 年初婚年龄略有降低，从 而使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略有回升，但随后又趋逐年递减。1986 年以后，由
于 60 年代初出生的女性人口相继进入生育期，致使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略有
回升。1989 年，我国人口总量已跨过 11 亿大关，今后努力的目标是在本世 纪末把人口控制在 12.5 亿左右。
综上所述，可将我国人口发展的五个时期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50 年代
和 60 年代为持续增长阶段，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2.21％和 2.22％。
70 年代初，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开始减速。70 年代和 80 年代，人 口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81％和 1.33％，为持续下降阶段。中国控制了人 口过快增长，不仅对本国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世界人口控制也是一大贡献。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纵观我国人口增长率曲线，呈现为“两起两落”：
　　1949-1957 年是持续八年的高增长，1958-1961 年是连续三年的大幅度下 降，1962-1972 年是持续十年的高速增长，1972 年以后又是稳步下降。之所 以这样，主要是因为社会经济条件与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化，使人口再生产类 型发生了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变。
　　第一次重大转变，是从旧中国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类型，转变为 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
　　在旧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 35-38‰，死亡率高达 25-33‰①，人口再生 产为“高、高、低”传统型。
　　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和医 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1953 年，死亡率下降到 14.00
‰，1964 年下降到 11.50‰，1972 年下降到 7.61‰。与此同时，人口出生率



① 《1985 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25 页。
① 陈达：《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170、171 页。

则继续保持着旧中国的高水平，甚至更高。这样，便形成每年高达 20-28‰ 的自然增长率，呈现为“高、低、高”过渡型。1949-1972 年，总的说属于 这个类型。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这种转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 家共有的现象。而我国的特点是出生率较高，死亡率下降较快，自然增长率 较高，完成转变时期较短。
　　第二次重大转变，是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开始向低出生、 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过渡。
1973 年，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27.93‰、7.04‰和 20.89
‰，到 1987 年，则分别下降到 21.04‰、6.65‰和 14.39‰。1973-1987 年 间，年平均出生率为 20.44‰，年平均死亡率为 6.75‰，年平均自然增长率
为 13.68‰。这清楚表明，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开始向低出生、低死亡、 低增长的现代型过渡。
　　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医疗技 术、服务水平的提高和深入实施；二是社会经济文化及生育观念、行为的巨 大变化。
　　1973 年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建立健全了计划生育组织，在人民群众中开 展了深入持久的宣传，从提倡“晚婚、稀生、少生”和“一对夫妇生两个孩 子”，到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加上避孕节育药械的免费供应等服 务措施，对人口出生率下降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一转变还远未完成，我国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虽低于印度、
埃及等发展中国家，但较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高出许多（表 2-3）。 搞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仍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表 2-3 世界部分国家人口出生率、
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对比
地 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 注 释 世 界
中 国
美 国
法 国
日 本
印 度
埃 及
巴 西 27
17.5
15.7
12.9
12.5
31.5
38.4
30.6 11
6.7
8.7
11.4
6.2
11.6
12.5
8.4 16
10.8
7.0
1.5
6.3
19.9
25.9
22.2 1980-85 年数据
1982 年人口普查数据
1984 年数据
1984 年数据
1984 年数据
1985 年数据
1983 年数据
1983 年数据
资料来源：许涤新等：《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518 页。

三、人口增长的地区差异
我国人口分布的总特点是东南部地区人口稠密，西北部地区人烟稀少， 分布极不平衡。从黑龙江省黑河市至云南省瑞丽县划一直线，该线西北属内 陆干旱或高寒气候，高原山地广布，耕地较少，人口极为稀疏，但少数民族 人口聚集；西北部地区面积占全国 57％，而人口仅占 5.7％。该线东南属湿 润、半湿润气候，平原广阔，农业发达，开发历史悠久，经济水平高，人口 稠密；东南部地区面积占全国 43％，而人口却占 94.3％。①这种分布格局，



①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人口地图集》，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 年，第

是由于自然环境与自然条件的巨大差异，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经过历 史长期演变形成的。
　　同人口的地区分布有关，我国建国以来的人口增长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区 差异。人口总量少、人口密度低的西北内陆地区（内蒙古、甘、宁、新）、 青藏高原地区（青、藏）、东北地区（黑、吉、辽）人口增长快。1949-1988 年，平均每年人口递增 2.36-2.73％，远高于全国 1.82％的平均水平。而人 口总量多、人口密度大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沪、苏、浙、皖、赣、鄂、湘）、 黄河中下游地区（京、津、冀、鲁、晋、豫、陕）人口增长慢，平均每年递
增 1.72-1.80％，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人口总量与密度居中的西南三省 地区（川、云、贵）、南部沿海地区（闽、粤、桂）人口增长速度适中。总 的来看，西北部地区人口增长快于东南部地区。
　　若将 1949-1988 年各省、区、直辖市按人口增长速度排序（表 2-4）， 可以看出：
　　1.人口增长最快的是宁夏、内蒙古、黑龙江、新疆、江西和青海，年平 均增长速度均 2.72％以上，但净增人口只占全国总净增人口的 13.85％。
　　人口增长最慢的是江苏、山东和上海，年平均增长速度均在 1.57％以 下，净增人口只占全国总净增人口的 12.17%。
上述 10 个省区（市）的净增人口共占全国总净增人口的 26.02％，不到
三分之一。
　　2.明显缺失增长速度介于 2.31-2.68％的省区，说明我国各省区在增长 速度上的分布是不连续的。
3.北京、四川等二十个省、区、直辖市的增长速度介于 1.59-2.30％之
间，净增人口占全国总净增人口的 73.90％。其中，山西、四川等省区占了
45.26％，从而使全国 1.82％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值落入该组。
　　4.各省区的增长速度与该地区的人口密度有关。用 1949 年人口密度与年 平均增长速度作等级相关分析，相关系数 r=-0.7550。负相关表明，人口密 度愈小的省区，人口增长愈快。显然，人烟稀少的边远省区、少数民族人口 聚居的省区人口增长最快，人口密度居中的省区增长速度适中，人口众多而 稠密的省区增长较慢。
根据 1964 和 1982 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县级行政区的人口增
长亦符合上述规律。黑河-瑞丽线西北，人口增长速度多在 3.0％以上，其中 增长最快的是新疆的和静、昌吉、新源、尼勒克等县，青海西部的芒崖县， 西藏东部的昌都县，内蒙西北部的乌拉特旗、东

















157 页。

表 2-4 1949-1988 年各省区直辖市人口增长对比

位序
地区 人口数(万人)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人口增长 倍数 年均递 增％ 49 年 88 年 49 年 88 年

l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全国
宁夏
内蒙古
黑龙江
新疆
江西
青海
北京
福建
陕西
吉林
云南
广西
贵州
甘肃
广东
西藏
山西
天津
辽宁
湖北
浙江
湖南
河南
安徽
河北
四川
江苏
山东
上海 54167
120
608
1014
433
1268
148
414
1188
1317
1009
1595
1842
1416
968
3000
100
1281
399
1831
2536
2083
2987
4174
2786
3086
5730
3512
4549
773 109614
445
2083
3402
1426
3634
422
1004
2845
3140
2357
3583
4088
3144
2136
6556
212
2713
843
3826
5144
4170
5916
8079
5377
5792
10599
6438
8009
1260 56
18
5
22
3
77
2
230
97
67
54
37
80
8l
26
136
0.8
82
363
121
136
204
142
250
199
156
101
344
297
288 114 1.02
67 2.71
18 2.43
73 2.36
9 2.29
220 1.87
6 1.85
558 1.43
231 1.39
160 1.38
126 1.34
82 1.25
178 1.22
181 1.21
58 1.21
298 1.18
2 1.12
173 1.12
766 1.11
253 l.09
275 1.03
409 1.00
280 0.98
484 0.94
384 0.93
293 0.88
186 0.85
631 0.83
523 0.76
2100 0.63 l.82
3.42
3.21
3.15
3.10
2.81
2.72
2.30
2.26
2.25
2.20
2.10
2.07
2.07
2.07
2.02
l.95
1.94
1.94
1.91
1.83
1.79
1.77
1.71
1.70
1.63
1.59
1.57
1.46
1.20
资料来源：《 1985 年中国人口年鉴》，《 1989 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北部的莫力达瓦旗、阿荣旗等，年平均增长速度均达 5.0％以上。该线东南， 除黑龙江省东北角的抚远、同江、饶河、萝北县，辽宁省南部的大洼县等少 数县年平均增长速度在 5.0％以上外，多数县均在 3.0％以下，其中辽宁、河 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绝大多数县的增长速度介于 1.0-1.9％之间， 均低于全国县的平均增长速度 2.1％。从全国范围看，年平均增长速度介于
1.8-2.0％的县出现频率最高，约占全国总县数的 12％以上。 形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人口政策的民族差异和地区差异。为
了调整人口地域分布结构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落后地区的发展，国家 计划生育对人口稠密的汉族地区和大城市控制严格，对人烟稀少的边远少数

民族地区控制较松，甚至加以适当鼓励。因此，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高于汉 族人口。1953 年和 1982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表明，这一时期的汉族人口增长
了 71.80％，平均每年递增速度为 1.88％，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 90.4％， 平均每年递增速度为 2.24％。①
　　除了人口自然增长外，国家组织的移民、支边，以及农民的自发迁移等 人口的机械变动亦产生了重要作用。
例如内蒙古自治区，1949 年底有人口 608.1 万，到 1982 年底人口增至 1，
936.9 万，平均每年递增 3.57％。此期间，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24.11
‰，虽远高于全国平均值，但仍不及实际人口的增长速度。实际上，1950-1982 年期间，自然增长人口约 1，042.7 万，迁移增长人口约 286.1 万，二者分别 占总净增人口的 78.47％和 21.53％②建国三十年来，人口迁移变动和迁移变 动的自然增长，共使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总量增加了 530.3 万人。另据 1954-
1984 年人口统计数字估算，黑龙江省净迁入人口约 439.5 万左右，内蒙古净 迁入约 230.5 万左右，新疆净迁入约 252.4 万左右，青海净迁入约 59.2 万左 右，宁夏净迁入约 46.2 万左右。
　　与此对应，江苏、山东、上海等省市，自然增长率较低，且迁出大于迁 入，例如山东省，1949-1984 年间，净迁移减少人口 397 万。历史上，山东、 河北一带早有向东北地区移民的传统，建国后的人口迁移仍延续了这一历史 路线。此外，国家也组织了几次向内地的移民活动。
一般而言，人烟稀少、人口增长较快的边远省区、少数民族省区人口迁
入量大，人口稠密、人口增长慢的省区人口迁出量大。由于总人口不断增长， 多数省区为净迁入，少数省区为净迁出。
人口增长的另一明显差异是城乡差异。1949 年，我国城镇人口约 5，765
万，乡村人口约 48，402 万，分别占总人口的 10.64％和 89.36％。建国三十 多年来，城镇人口比例不断增大，到 1987 年，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46.72
％，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53.28％（表 2-5）。
表 2-5 历年城乡人口对比
年份 城镇人口（万人） 占总人口％ 乡村人口（万人） 占总人口% 1949
1953
1964
1982
1983
1984
1987 5765
7826
12950
21156
24123
33006
50101 10.64
13.31
18.37
20.08
23.54
31.90
46.72 48402
50970
57549
80385
78372
70469
57139 89.36
86.69
81.63
79.92
76.46
68.10
53.28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89 年，第 152 页。


　　从人口自然增长角度看，1964 年是个转折点。1953-1963 年，城镇人口 年平均出生率为 34.99‰，年平均死亡率为 9.21‰，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25.78‰；而乡村人口平均出生率为 29.11‰，年平均死亡率为 13.40‰，年 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15.71‰，表现为城镇人口出生率高于乡村，死亡率低于


① 许涤新等：《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378 页。
② 宋遒工等：《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第 164 页。

乡村，因而自然增长率高于乡村。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解 放后最初几年，有大量农村青年劳力涌入城镇，他们提高了城镇人口的生育 率；二是这一时期，城镇人民生活水平、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均快于乡村。 因而结婚生育人口较多，出生率高于乡村，死亡率低于乡村。
　　1964 年后，情况发生逆转，城镇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均 低于乡村。1971-1982 年，城镇人口年平均出生率为 15.81‰、年平均死亡率
为 5.73‰、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10.44‰，而乡村人口年平均出生率为 23.59
‰、年平均死亡率为 7.11‰、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16.48‰。之所以这样， 除了上述影响城镇生育率的因素有了变化外，主要是由于城镇经济、文化、 教育、医疗水平高于乡村，城镇人口更易于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而在乡村，农业劳动仍以手工劳动为主，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多子多福，重 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在一段时间内较难改变。
　　从人口总量增长看，1949-1987 年，城镇人口净增 44，336 万，平均每 年递增 5.86％，远高于全国总人口平均每年递增 1.81％的速度。分阶段看，
1950-1957 年，正值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时期，城镇从乡村吸收了大量劳 力，致使城镇人口增长迅速。此期间，城镇人口平均每年递增 7.07％，远高 于全国人口平均每年递增 2.28％的速度。1958—1965 年，经历了“大跃进”、 三年经济困难和 1961 年以后的调整时期，城镇人口伴随全国经济形势猛增、 猛降又趋回升，平均每年递增 2.84％，仍高于全国人口平均每年递增 1.36
％的速度。1966—1976 年，恰逢十年“文化大革命”，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
初期，全国有数百万机关干部下放农村劳动、1000 多万知识青年到农村或奔 赴边远省区的建设兵团插队落户，致使城镇人口大量减少。此期间，城镇人 口每年仅递增 2.07％，低于全国 2.32％的平均速度。1977 年后，大批人口 返回城镇。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城乡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就业劳力大增， 致使城镇人口猛增。1977-1983 年，城镇人口从 16，669 万增至 24，123 万， 平均每年递增 6.35％，远高于全国人口 1.28％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期，乡村 人口从 78，305 万增至 78，372 万，平均每年递增 0.01％，远低于全国平均 速度。1984 年，政府重新调整了设镇标准，于是增加大批新镇，故 1984 年 后城镇人口猛增。1984-1987 年，城镇人口年平均递增 14.93％，远高于全国
1.20%的平均速度，而乡村人口平均递减 7.24％。
　　总的来看，1953-1964 年，城镇人口平均每年递增 4.69％，乡村人口平 均每年递增 1.11％；1964-1982 年，城镇人口平均每年递增 2.76％，乡村人 口平均每年递增 1.87％，表现出城镇人口增长快于乡村，且城镇人口增长速 度放慢，乡村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的特点。特别是 1964 年后，城镇人口自然增 长率低于乡村，但因城镇化水平的逐年提高，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仍大于乡 村。此外，城乡人口增长速度的差异也在缩小。1953 年-1964 年，城乡增长 速度相差 3.58％，1964-1982 年，相差仅为 0.89％。由于我国城镇主要分布 在东南部地区，故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也通过地区差异得到反映。
建国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乡村，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主要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但与国外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还是 较低的。1950-1980 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从 28.4％上升到 41.3%，发展 中国家则从 16.2%上升到 30.5%，而我国仅从 11.2％上升到 19.4％①。只是进



① 许涤新等：《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9 页。

入 80 年代后，我国城镇化进程才开始加速。考虑到我国乡村人口仍占多数， 且有着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因此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 作。

第三章 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即人口的机械变动，是指人口在空间移动，从一个地区向另 一个地区迁移定居。人口迁移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引起人口迁移的最基本 的动因在于经济因素。为了解决一个地区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力与经济资 源在数量分布上的不平衡，往往会出现人口迁移来加以调节，不管这种人口 迁移的形式如何，是自愿迁移或强制的被迫迁移，是个别的自发迁移或有计 划有组织的成批迁移。通过人口迁移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创造新的生活来 源和社会财富，缓解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力与经济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矛盾。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口迁移也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战争。 战争持续时间越长，规模越大，往往受其影响而促发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使人口地理分布发生剧烈地变化。相比之下，经济因素起作用引起的人口分 布的速度就要缓慢得多。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形成人口地理分布新格局的主 要因素。
　　人口迁移贯串于人类整个历史过程，当前人口分布状况是历史上人口迁 移和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从我国的现状看，人口分布非常不平衡，据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从黑龙江的爱辉（1983 年爱辉县撤销并入黑河 市）至云南的腾冲作直线为界，东南半壁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94.1％，而土 地面积与之相似的西北半壁人口只占 5.9％。这种情况除我国西北部地理环 境多高山、高原和荒漠等原因外，还有社会和历史等多种原因影响人口迁移 的流向，逐渐形成目前的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南半壁的不平衡状态。

第一节 对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回顾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从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起，为 了生存不断地沿着江河湖海迁移寻找生活资料，过着逐水草而居的采集渔猎 生活。当时我国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气候温和水草丰盛，森林茂密，正是 原始人类生活的好地方。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活在这里的各氏族部落之间频 繁地发生兼并战争，华夏族取得胜利，许多非华夏族部落一部或全部相继融 入华夏族，到秦汉时形成汉族。没有融入华夏族的各氏族部落则迁到边远地 方居住。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夏、商、周至秦汉黄河流域一直是华夏 族和汉族活动的中心，也一直是我国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从秦汉起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的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社会的、自然的 原因，引起频繁的人口迁移，使人口地理分布不断地由黄河流域向四周扩散。 迁移的主要方向是南方，向着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迁移。由于南方逐步得到 开发及相对来说比北方战乱要少，所以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每 当北方发生战乱或灾荒就引起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
一、秦汉时期
　　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政治上 和经济上的统治，组织了一系列强制性的迁移，实关中、屯垦戍边，开发新 区等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 33 年（公元前 214 年）“西北斥 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 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同年“发 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使与百越杂处”。说明秦时向北移民已至内蒙河套地区，在五原、云中设 置县，向南已逾五岭到达广东、广西的南部。在浙江也接受较多的移民。秦 朝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其能量和影响却很大。西汉建立后也与秦一样进行 了一系列强制性的迁移，实关中，向西北边疆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仅汉武 帝元朔 2 年（公元前 127 年）元狩 4 年（公元前 119 年）这二次就达 82.5 万人。西汉仍沿用秦代政策将罪犯迁往四川。到西汉末年，尤其是新莽时期， 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天灾人祸，社会动乱，生产受到破坏，灾民大批逃入关 内，迁往江南一带的数量也不少，其中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四省迁入人 数较多。有不少人定居下来不回原地了。
二、东汉末—魏、蜀、吴三国时期
　　这一时期军阀混战，社会空前大动乱，生灵涂炭，老百姓为避战乱纷纷 向四周安全地带迁移。向南迁入包括四川盆地在内的长江流域，在北方多迁 入冀北、辽东、晋北、陇东。三国鼎立形势形成后，为了壮大各自的实力， 除号召前一时期外迁的居民返回故里外，还大力吸收境外的少数民族。如魏 把内迁的匈奴人分为五部，安置在指定的区域内定居下来。蜀相诸葛亮南征 归来，把青羌万余户迁至四川。吴国为了争夺人口，多次出兵，征服居住在 江、浙、赣丘陵山区的山越，迁至平原居住。经过东汉末和三国时期前后数 十年的人口迁移，我国江南和长江沿线地区人口有了增加。使这些地区的经 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一个民族大迁移时期。西晋建立后逐步统一了全国，结束了数十年 的动乱，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时期。不久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西晋 统治者宗室内部的争权斗争，又一次陷入空前的大分裂大动乱之中。西晋怀 帝永嘉年间，早在两汉、三国时就内迁的北方各少数民族，由于不堪忍受汉 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乘机相继起兵 夺取地盘，建立了一批割据政权。随后各割据政权之间又互相兼并撕杀。整 个北方又陷入了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种割据局面延续了一、二个世纪，即 “五胡十六国”。西晋自“永嘉之乱”，司马睿建都建康，为东晋。在这一 百多年中，北方人民迁徙南下的潮流持续不断。每当北方动乱加甚南方流民 就增加，曾出现多次高潮。南下移民大体上分为两路，在黄河下游和淮北地 区的，多迁入长江下游我国的东南部。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则迁入我国的西 南部。其规模之大“从当时郡县的设置上也可以看出这点来。如杨州的会稽 由汉时一郡扩大为东晋时的七郡，荆州的长沙由一郡增为四郡，岭南的交、 广地区由两汉时的七郡五十五县，扩大至十七郡一百二十一县。福建变化更 大，汉代仅置唯一的东冶县，东晋时则析置了十五个县。”①从上述这些材料 中可以看出“永嘉之乱”人口南迁的规模，比官方统计的北方南渡人口约 90 万的数字要大得多。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使长江流域得到了相当的开发。
四、隋、唐及“五代十国”时期
隋代统治时间比较短，由官方组织的移民只有一些较小规模的政治流 放，以及破产农民的逃荒和逃避赋役向四周边远地区及南方迁徙。唐代国力 强盛，为了增加户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对历年流出边外的人口采 用金钱赎还，两国交换等措施加以收抚。贞观 4 年曾用金币从突厥赎回 8 万



① 引自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地理》上册，333 页。

人。再是用招徕、收降甚至掠掳外族人口内迁。如唐高宗总章元年（668 年） 破高丽，竟强迁了 70 万户到中原。唐代采用对边外人口内迁的政策，使中原 人口回升，对繁荣北方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唐玄宗天宝 13 年 （754 年）爆 发了震撼全国的“安史之乱”，中原人民又一次被推入动乱之中，人们为了 逃避战乱大量南迁，有“永嘉南迁，未盛于此”之说。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在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频发生， 生产破坏，北方人口继续大规模南迁。至使南方人口比北方人口渐趋超过。
五、两宋和辽、金、元时期
　　这一时期是又一次民族大迁移时期。南宋初期的百余年间，南宋与金对 峙进行拉锯战。由于南宋高宗的投降政策，金兵步步南侵，多次侵入江、浙、 赣等省。使“靖康之难”以来的人口南迁，不仅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与“永 嘉之乱”不相上下，而且使江、浙一带的人口又继续南迁以逃避战乱。在北 方，金人为了巩固其在中原的统治，把女真等少数民族迁入黄、淮地区。
　　十三世纪初，北方蒙古族崛起，西征中亚、西征西亚。回军后，大举南 下灭金。黄河中下游又成了蒙古和金的战场。金在河北的屯田军及其家属纷 纷逃向河南。蒙古族灭金后，又继续南下灭南宋。随着蒙古铁蹄所至，人们 又从长江流域逃向岭南。1279 年南宋亡，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据 忽必烈时统计南方为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余户，北方为一百三十五万余户，南 北约为九与一之比。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元统一中国后，汉族人民大批向 蒙古草原、西北、东北和云南等边疆地区迁移。而蒙古、维吾尔等少数民族 则向内地迁移，形成相当普遍的民族杂居现象。
六、明、清时期
　　汉族向四周边远地区迁移的现象仍在继续。大多数边远地区随着移民浪 潮的到达，如明时屯垦云南，清朝末年对东北的移民垦荒，使当地均得到远 较过去充分的开发，使人口的分布也逐渐形成东南半壁大于西北半壁的形 势。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在沿海、沿江城市开辟通商口岸，霸占租界进行殖民统治。由于外国资本和 商品的输入，使我国工商业畸形集中在沿海少数大中城市。同时，使广大农 村经济破产。大批破产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涌进大城市，从而使人口向东 南沿海城市集中。如上海市 1843 年仅 23 万人，到 1910 年已增至 128 万人， 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
以上是新中国诞生前二千多年来人口迁移情况的一个简略回顾。目的是
为了理清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历史原因。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迁移和布 局则是在过去布局基础上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第二节 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 中国的结束，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改变自然资源与生产力布 局的不合理状态，开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移民。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 年）提供的资料统计，
自 1954 至 1984 年的三十一年间凡领取了迁移证件，迁出本乡、镇和本市的，

以及由本乡、镇和本市以外迁入的（其中 1961 年的统计口径为迁出本县、市 及由本县、市以外迁入的），累计数约为 11.87 多亿人，平均每年人口迁移 约为 3831 万人。其中 1954 年至 1960 年的七年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迁移 活动的高潮期，累计人口迁移总数为 3.916 亿人，平均每年人口迁移约为5594 万人。超过了三十一年每年平均人口迁移数的 46％，尤其是 1960 年人口迁 移数达到 6515 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迁移量最高的一年。1961 年后， 由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长达十年的动乱，使人口迁移处于低潮。1961 至 1976 年的十六年间，人口迁移总数为 5.084 亿人，平均每年人口迁移约为 3178 万人，低于三十一年每年平均人口迁移数的 17％。其中 1973 和 1974 两年的 人口迁移数为 5372 万人，低于三十一年每年平均人口迁移数的 29.9％，是 较低的二年。1978 年后人口迁移又趋回升。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采取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经济建设出现了新的高潮，进一步促进 了人口迁移活动。1977 至 1984 年的八年间累计人口迁移总数为 2.874 亿人，
每年平均人口迁移数为 3592 万人，接近三十一年人口迁移的平均数。 上述分析反映了自 1954 至 1984 年这三十一年间全国人口迁移流动量及
各个时期的变化情况。通过人口迁移对全国人口地理分布的影响又是如何， 还应分析人口的省际迁移。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提供 人口迁移数据和 1966 至 1971 年部分省区的估算数，1954 至 1984 年三十一 年间省际人口净迁入和净迁出约 3687 万人，平均每年净迁入迁出 119 万余 人。在这 3687 万迁移人数中净迁入 3103 万余人，净迁出 583 万余人。为什 么省际净迁出与净迁入不平衡，有待研究。现在省际迁移的数字是根据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迁入与迁出人数的差额作为省际 迁移的数字来计算的。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具体统计时出的差错， 有些基层单位为多领口粮、计划供应物品而多报迁入及把计划外生育作为迁 入来统计等等情况，使全国省际迁移净迁入多于净迁出。从表 3-1 可以看出 我国人口净迁出的地区是东部沿海的辽宁、山东、上海和四川等四省市。迁 入迁出持平的有西藏自治区。其余三北地区和西南、中南等省、自治区、直 辖市都是净迁入区。
表 3-1 我国人口迁移情况表


地 区
净迁出 省、市
持平 省、区 净迁入盛市、区 净迁入 400
万人以上 净 迁 入 200
万-400 万人 净迁入 100-
200 万人 净 迁 入 90-
100 万人 净 迁入 90
万人以下 华北 内蒙古 河北 山西 北京 天津 东北 辽宁 黑龙江 吉林 华东 上海山东 江西 安徽 江苏 浙江 福建 中南 河南 广西 湖北 湖南 广东 西南 四川 西藏 云南 贵州 西北 新疆

从上表可以看出省际迁移的状况。它反映了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这些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移民和经济开发情况，新的工业和农、林、牧业基地

的建设情况，成绩是很大的。但在一个拥有十亿人口，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 的大国，3687 万人的省际净迁移数字是很微小的。这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不发达，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跨省市的务工经商和自谋 职业现象很少，基本上是一种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
　　为了更好地了解三十一年来省际迁移的情况我们收集了有关省的一些资 料作一粗浅的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省际迁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 型：一是解放初期安置失业人员和闲散劳动力；二是支援新开发的工业基地 和三线建设；三是移民垦荒，支援边疆，建设农林牧业新基地；四是高等学 校搬迁，招生和统一分配；五是兴修水利和水库库区居民搬迁；六是压缩城 市人口，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回迁；七是自发迁移。分 述如下
一、安置失业人员和闲散劳动力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市失业人员达到四百多万人。相当于 1949 年年末全 国在职职工人数的一半。但是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根据生产建设的需 要，及失业人员、闲散劳动力的特长，采取安置就业，组织生产自救等方法， 在短短几年内就基本解决了。如北京市采取支援外地建设的办法，自 1950
至 1957 年的八年间共计迁出失业闲散劳动力 129.6 万人。江苏省将国民党逃 离南京时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人员、流散军人和山东、安徽、苏北等地的灾 民，遣返回其故里生产自救的共计 30 万人。其中遣返回山东、安徽的就有
17 万人。
　　同时对一些无业游民进行强制性迁移。上海市于 1950 年，将二万名无业 游民遣押至江苏盐城滨海地区建农场，强制劳动。由于这些人口迁移，保证 了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安定和劳动就业问题。
二、支援新开发的工业基地和“三线”建设
　　旧中国的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百分之七十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其中重工业主要集中在辽宁，轻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 少数几个沿海的大城市。广大内陆地区（除武汉、重庆外），特别是少数民 族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占国土面积百分之六十的西 南、西北和内蒙古地区，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百分之十。这种工业布局使广 大内陆地区的丰富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发展沿海工业的同时，也发展内地工业；在发展大型
企业的同时，也发展中小企业。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 就有计划地分布在东北、西北、内蒙古、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区的新建 的工业基地。在东北，建设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在内地， 建立以武汉钢铁公司为中心的华中工业基地和以包头钢铁公司为中心的华北 工业基地。六十年代中期起，开始加强“三线”工业建设。国家从东部沿海 各原有基础较好、人口稠密的工业城市，抽调约几百万工人，科技人员及家 属，支援新建工业基地。
　　1.东北工业基地，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国家组织了大批工程技术人 员、经济管理专门人才和熟练工人调入东北三省。其中辽宁省扩建鞍钢及新 建一批有色冶金企业，自 1949 至 1960 年的十二年间，共调入各类人员及随 迁家属累计净迁入 227.4 万人。使辽宁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成全国的工业 基地，为支援全国的工业建设提供了人力和物力。黑龙江省原有工业基础较 差，“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中，在黑龙江兴建的就有 22 项。同时国家
　　
还成建制地从辽宁省迁入黑龙江省 20 多个大中型企业。如从辽宁南部迁入的 有机床、电缆、工具、轴承等工厂，分别迁入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两市。随着 工业的发展，黑龙江省从 1949 至 1960 年的 12 年间，累计迁入科技人员、干 部、工人以及随迁家属约 230 万人，平均每年迁入 19 万人。国家的人力、物 力支援加速了黑龙江的工业建设。新兴的石油工业城市大庆的建成就是一 例。1959 年，黑龙江省位于松辽盆地的大庆发现工业性油流。1960 年组织大 庆会战，从该年三月份起，由全国 37 个石油厂矿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 院校的教授、讲师、学生以及转业官兵，组成了 7 万人的会战大军，相继开 进了松辽平原。由于全体人员的团结奋战，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探明储 量并建成投产。1963 年原油产量已达到 648 万吨。结束了中国人使用“洋油” 的时代。与此同时，为油田第一线服务的医院、学校、商业网点等各类人员 也从一些省、市调集迁入大庆。随着职工不断增加，职工家属陆续来油田安 家落户，大庆很快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万人口的新兴石油工业城市。
　　2.华北工业基地，以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为中心。它的建设是 1953 年决 定的。国家随即陆续从原有工业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省、市，组织了数十万 钢铁大军迁入包头市。随着包钢建设的发展，城市的医疗卫生、教育、商业 服务行业也相应发展。到 1960 年，包头市的非农业人口从 1952 年的 11.9 万人，增加到 93.6 万人，九年间增加了 81.7 万人，翻了将近三番。除自然 增长和本区迁入的人口外，大部分是外省、市支援包钢迁入的。为了早日建 成华北工业基地，国家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还从北京、天津、上海、 烟台等大中城市先后成建制地搬迁了 15 个中小工厂，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 市、呼和浩特市、集宁市及伊克昭盟，计迁入职工 4864 人，随迁家属 10320 人，共计迁入 15194 人。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业从无到有，建成了像包头钢铁 公司这样的大型现代化企业，以及煤炭、机械、化工、电子等工业企业。这 与国家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
3.西北工业基地，陕西省是重点。在历史上，陕西省虽然是农业经济开
发很早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自然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的多方面原因，经济 发展十分落后，只有一些手工作坊，没有现代工业。解放后由于国民经济形 势发展及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需要，国家将“一五”期间重点工程中的 20 多项 工程放在陕西省。并从原有工业基础较好的省、市大批地抽调各类人员迁入 陕西，其中机械制造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技术工人、干部、科技人员以及家属， 从东北、天津、北京、上海等地成批地迁到陕西；兴建纺织业的技术工人、 干部及家属，从上海、江苏、青岛等地集体迁入陕西；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 干部、家属，主要是从江苏等地迁来；还从河南郑州等地迁来许多铁路员工 及家属。从 1954 至 1960 年的五年间共迁入 104 万人，是外省、区人口迁入 陕西最多的一个时期。“三五”“四五”期间，三线工业大量上马。陕西省 的秦巴山区作为大三线进行重点建设，不少国防军工厂、科研单位从外省区 纷纷迁入。据估计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共计净迁入 35.7 万人。 由于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后期以及七十年代里，大量的机械制造工业、纺 织工业、国防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和行业的技术工人、干部和科研人员，从外 省、自治区、直辖市迁入，壮大了陕西省产业工人队伍。经过 30 年的奋斗， 使陕西省成为西北乃至全国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业基地。
　　4.“三线”工业建设，使工业布局进一步深入到我国内地山区。六十年 代中期起，在陕西、四川、贵州、湖北等省建成了一批国防工厂。还建成了
　　
四川省渡口市攀枝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新的工业基地。为了开发荒无人烟的 地区内长期沉睡的矿藏资源，国家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中央十个部的五万多名 工人、科技人员汇集到渡口，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在没有一点基础的不 毛之地，建起了一个以攀枝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新兴的工矿城市，现有劳动 年龄（即 15—64 岁）人口 222361 人。在这期间还在黄河干流上建成了几个 大的水力发电站和一批有色金属基地。随着“三线”工业的建设又有几十万 工人、科技人员从外省调入或随工厂迁入“三线”地区。据江苏、上海两省 市的统计资料，当时上海市职工支援“三线”建设的迁出量相当大，共计迁
出 26.24 万人，主要迁往安徽、江西与山东。江苏省随工厂迁往“三线”的 职工约 10 万人，分别迁往湖南、四川、贵州、皖南等地。 三、移民垦荒，支援边疆，建设农林牧业新基地
　　我国国土辽阔，边境线很长，内陆边疆地广人稀，资源却十分丰富。屯 垦戍边，开发边疆是我国古已有之的移民措施。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 了开发边疆资源，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建设新的农林牧业基地，支援社会主 义建设，在边疆地区兴办国营农场，屯垦戍边。
　　1.在三北地区集体移民垦荒，兴办国营农场屯垦戍边。1950 年在黑龙 江、新疆、内蒙古及宁夏等地建立了一批国营农场，1954 年建立了新疆军区 生产建设兵团。于是从人口稠密地区及解放军复员转业官兵中，组织了大批 的垦荒移民，累计迁移约有数百万人。移出地主要是人口稠密的山东、江苏、 河北等省和一些大城市。山东省人多地少，是全国重点移出省份之一，70 多 个县、市有移民任务。从 1955 至 1960 年 6 年时间组织移民 110 多万人。移 入内蒙古 510 户 2414 人，青海省回民 2135 户 10195 人，吉林省 149646 人， 辽宁省 128044 人，移入黑龙江省最多计 81.6 万余人。移入黑龙江省的人口 中有一部份是青年垦荒队计 159460 人，其中带家属的 14421 户，分别迁入黑 龙江的 34 个县，建立了 425 个移民新村，进行垦荒。江苏省于 1959 年、1960 年组织 12 万人到新疆支边，随后又陆续迁出家属 4 万余人。上海市于 1963
至 1965 年 3 年间，组织青年学生支边到新疆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共迁出 9
万余人。天津市第一次移民在 1955 年，由民政部门组织向青海省互助土族自 治县移民 5.9 万人。后在 1958 至 1960 年，又动员 7 万人支援边疆。河北省 主要是保定地区，在 1955、1956 两年组织了两批移民共 2400 户 14000 人。 其中 1955 年组织一批城镇青年约 2000 人到黑龙江落户垦荒。1956 年主要是 移入青海、内蒙古落户。迁至青海省回族聚居区门源回族自治县和化隆回族 自治县的有回民 800 户约 4000 人。另有 400 户汉民约 2000 人迁至互助县落 户。迁至内蒙古临河、五原、浪山、乌拉特前旗等地落户的有 1200 户约 6000 人。国家还动员组织复员转业军人办国营农场。1954 年 8 月，第一批铁道兵 复员转业军人到黑龙江虎林地区开荒建设国营农场。1956 年底，铁道兵复员 转业军人万余人开进北大荒。1958 年又有 10 万名解放军复员转业官兵开进 北大荒，大规模地开垦黑龙江省三江平原。
　　2.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发展橡胶基地。1959 年为发展我国的橡胶工业，党 和政府决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等省、区建设我国的橡胶生产基地。这些基 地主要在广东省的海南岛和湛江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钦州地区，云南的 西双版纳自治州和德宏自治州。这些地区都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 都比较落后。因此，采用办国营橡胶农场的形式，动员一批有文化、有志向、 懂一定技术的复员军人和移民作为骨干建设橡胶基地。从 1959 年到 1962 年，
　　
国家动员了三十万人去海南岛建设橡胶基地。在这四年中，每年由复员军人 中动员四至五万人。复员军人不足时，由移民补足。云南省的橡胶基地，所 需劳动力，由湖南支援 5 万人，每年再吸收一些复员军人参加。经过这些年 的建设，我国现已在海南省和云南省建成橡胶基地，有橡胶林 600 多万亩、 年产胶 10 万吨以上。
　　经过建国三十多年来数百万支边垦荒者的长期艰苦劳动，已开垦出几亿 亩荒地，建立起来的国营农场、林场或垦殖场数以千计。不仅生产出大量的 粮食、棉花、水果、木材和橡胶等农林产品支援了国家建设，而且保卫了边 疆、巩固了国防，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四、高等学校的搬迁、招生和分配
　　我国原有高等学校比较集中在沿海省份和几个大城市。1952 年开始进行 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教育改革，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和毕业生统一分配的 制度，把高等教育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到 1983 年全国有普通高等学校 805 所，教职员工 63.19 万人，其中专任老师 24.69 万人。经过调整和搬迁，基本上做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工、农、医、 师范等专科学院，很多省、市还有综合大学。
　　1.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搬迁。以陕西、安徽、河北等省为例。陕西省现 有高等院校 34 所，比 1949 年增加了 30 所。不少学校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从外 省、市陆续迁入的。如西北交通大学是 1956 年从上海迁来西安的。西北工业 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冶金学院等院校，有的是部分系科、有的是 全部从外省迁入西安。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又有一批高等学校从北京 迁至陕西。如北京大学 1965 年到陕西汉中筹建分校，到 1970 年大约共迁入
2000—3000 人。北京机械学院于 1969 年迁到汉中，迁入 1000 人。北京农业
大学迁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和富县，约迁入 2000—3000 人。安徽省解放初只有 两所高等学校，现已发展到 21 所。安徽医学院是 1952 年从上海搬迁来的。 中国科技大学是七十年代初从北京迁来的。河北省省属的六所重点院校中， 河北医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学院等 4 所，都是分别由 天津、北京迁入河北的石家庄和保定两市的，随 4 所院校搬迁的教职员工及 学生计 9723 人，随迁家属 2722 人，共计 12445 人。
2.高校的统一招生和分配。三十多年来，全国大专院校已为国家培养了
411 万名本科和专科毕业生。相当于解放前二十年累计数的 22 倍，平均每年 毕业 11.74 万人左右。由于高校面向全国招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其 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跨省、区招生和分配。如天津市 1966 年前平均每年向全 国招生 2.2 万人，1966 至 1970 年毕业分配到市外的有 34160 人（含 1966 年 前毕业未分配的毕业生）。上海市 1950 至 1965 年分配到外地的大专院校毕 业生就达 12.3 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迁移是一种人才流动，对国家的 经济建设、科研、教育及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如内蒙古牙克石林 区的 2706 名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国家历年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对林 区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兴修水利和水库库区居民搬迁
　　新中国建国三十多年来，政府在开发水利资源，治理江、河，发展水利 水电、兴建水库方面，先后调迁了大批干部和水利技术人员，成立了专门机 构。现已建立的有长江、黄河、海河、淮河及珠江等流域的水利整治机构。 据统计三十多年来共建成各类水库 8.6 万多座，其中大中型水库 2500 座。以
　　
已建成的 311 座大型水库为例，计淹没耕地 880 万亩，移民 504 万人。“水 库易建，群众难移”，是水库建设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中小型水库移民 一般都就地搬迁建设库区，或在本省内迁移安置。一些大型水库淹没情况较 复杂，库区移民有一部份需跨省迁移安置。如 1954 年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 程，在陕西省境内的五个县就淹没 100 万亩，需移民 28 万。其中 8.8 万人在 库区周围就地安置，10 万人安置在关中平原条件较好的地区，6.1 万人迁移 到渭北旱塬地区，3.1 万人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迁到渭北旱塬和宁夏 回族自治区的，因生产、生活十分困难又返迁回来。河北省建国以来建成大 中型水库四十八个。因修水库需移民 37 万余人，绝大部分在本省就地安置， 需迁到外省安置的 5087 人。其中迁到山西省 1797 人，迁到辽宁省大洼县 1057 人，迁到河南省 700 人，散迁到北京市 242 人。另外 1291 人，分散迁到全国 其他二十个省、市。山东省地少人多，1958 年兴建水库时，向黑龙江移民 13927 户，72130 人。
六、压缩城市人口
包括精简机关下放干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返迁。 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三年困难时期，组织动员了二千万干部职工下乡。
其中有一部份是跨省迁移。陕西省 1961 至 1962 年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压缩 城市人口 30 至 40 万人，仅西安市 1961 年就迁出 15 万人，1962 年又迁出 13.5 万人，两年合计共迁出 28.5 万人。天津市 1961 年至 1965 年，精简还乡职工
共 21.5 万人。有五分之四迁往农村。1962 年是精简下放最多的一年，共计
还乡 10.2 万人左右。上海市 1961 至 1962 年精简下放干部职工 13.6 万人。 再从江苏农村地区看，1962 年前后接受从上海市、北京市及安徽省迁来的下 放职工计 26 万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 1700 万人。这些
知识青年大部分是在本省、区内下乡插队落户。跨省、区上山下乡的只是一 些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等；一些地少人多的省，由于省内接纳不了， 也有到外省区插队落户的。上海市 1968 至 1976 年的九年间，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共计 60.16 万人。迁往外省上山下乡的高峰年是 1969 和 1970 年两年， 共迁出知识青年 48.06 万人。主要是迁往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及黑龙江 等省。迁往这 4 个省的，占迁出知青的 79.87％。北京市的知青主要到河北、 山西、陕西、黑龙江及内蒙等省、区的建设兵团和农村插队落户。天津市 1966
—1976 年 11 年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迁往市外的共 34.9 万人。河北省的知识
青年下乡到外省的有 12377 人，多数在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河北 省接受安置外省知识青年 72948 人，其中天津市的 42216 人，北京市 10862 人，其他省、市 14870 人。安徽省 1966 至 1976 年本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插队落户 15 万人。同时接受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外省、市知识青年 15 万。共计有 30 万知识青年到安徽农村落户。
城镇居民下放农村。动员城镇居民去农村的人数也相当可观。北京市
1958 至 1960 年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共迁移 70.2 万人去农村。湖 南省 1968 至 1977 年下放 87645 户共 318231 人。
　　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文教卫生 事业逐步走上了正轨，各项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招工招生，大批下放干部 和知识青年返回原城市，城市人口回升。北京市 1976 至 1984 年因下乡知识 青年返回以及高校、中专招生共迁入 105.3 万人。上海市 1978 至 1980 年知
　　
识青年返城迁入 26.49 万人。天津市 1971 至 1982 年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
迁 12.8 万人。辽宁省 1977 至 1982 年下放干部、知识青年返迁以及解决两地 分居和投亲靠友等共迁入 48.7 万人。安徽省 1966 至 1976 年 11 年间，外地 下乡到安徽的知识青年 15 万多人，随着政策落实，这些知青大多数被招工、 上大学或病退等，陆续迁回原省市。
七、自发移民
　　也就是自流人口，大多因原地地少人多无法谋生或遭受自然灾害而流入 地广人稀地区，通过投亲靠友，自谋职业和生活。我国沿海人口稠密地区的 农业人口一般流向黑龙江、新疆及内蒙古等省、区。内蒙古自治区是进入自 流人口较多的地区之一。发生自流人口主要在建国初期、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以及十年动乱期间。在建国初期，1954 年山东、河北遭受水灾，据内蒙古自 治区统计，有近万人流入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巴彦卓尔盟、昭乌达盟等地。
1955 年山西、河北等邻近省遭受旱灾，又有 5 万多人流入锡林郭勒盟、乌兰 察布盟等地投亲靠友。有的在当地安置就业，有的在灾后仍返回原籍。自然 灾害期间。从 1957 年七月到 1960 年内蒙古的自流人口猛增到百余万人。为 了制止自流人口盲目流入，内蒙古根据中央的精神，采取遣返和安置相结合 的政策，其中遣返移出 138135 人，占总数的 13.67％；迁入安置的有 872644 人，占总数的 86.33％（表 3-2）。
十年动乱期间。内蒙古又出现自流人口高峰。自 1966 至 1976 年由于受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自治区对自流人口放任自流，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自流人口高峰。邻省和内地的一些省、区的部分农民、基 层干部纷纷流入内蒙古的农、牧区和林区，据统计十年动乱期间全区净流入
246019 人。
　　黑龙江省也是一个自流人口流入区。1955 年以后，特别是到 1958 年， 山东、河北、河南及安徽等省的农民，大量流入黑龙江的矿区、林区、铁路、 国营农场以及农村人民公社。1955 至 1957 年的 3 年中，安置外省盲目流入 的灾民 248869 人。1958 年仅在龙江县、德都县、东宁县、及穆棱县等地就 安置盲目流入的灾民 26000 人，其中多数系从山东流入。1959 年，哈尔滨市 就流入外地农民 13 万余人。1960 年，自流人口就更多了，每天流入人员达
500—600 人。全年约 18 万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于自发流入人口的处理，
采取安置与遣返相结合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把来自山东、河北、河南、 安徽及江苏的自发流入的农民和灾民，主要安置在大兴安岭、黑河、合江、 牡丹江、松花江及呼伦贝尔盟等地多人少的地区。政府并给予适当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