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员笑了，问马司令：“司令先生，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说着，特派员把眼镜一摘，小胡子一薅，原来是成润之扮演的特派员。 翌日清晨，李克农部长准时来到侦察科现场指挥部云南会馆。 云南会馆这个幽雅、古老的庭院，充满着蓬勃生机：公安部侦察科全体
参战人员，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一队部分侦察员，早在门前列队欢迎。 曹纯之快步向前迎接李克农部长下车。同志们高声说：“首长好！” 李克农部长一边走一边挥手说：“同志们辛苦了！”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进入客厅后，李克农部长招呼大家一块儿坐下，然后问：“老曹，这就
是你的破案指挥所吗？” 曹纯之回答：“是！”
　　“那从今天起，就不是华北贸易货栈了。”李克农部长幽默地说完，接 着问：“东北的情况如何？”
曹纯之说：“已经来电，一网打尽了！” 李克农部长更加高兴：“老成回来，我亲自给他们接风！” 由于李克农部长平易近人，说话风趣，不少同志又与他见过面，所以都
能自动给他倒茶、递烟、送糖，无拘无束，显得很亲热。 高兴之下，曹纯之一时忘了请同志们向李克农部长作自我介绍。 李克农部长指着对面的外线侦察组组长辛立学问曹纯之：“他姓什么？” “他姓辛。”曹纯之答。 李克农部长用英语风趣地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张嘛！” 曹纯之还没有明白李克农部长的意思，只是笑了笑。 李克农部长说：“嗬，他叫张飞嘛！”说完，又指着侦察员任洪友问：
“他姓什么？”
曹纯之答：“他姓任。” 李克农部长还是用英语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李！” 曹纯之赶紧说：“噢！我明白了，他叫李逵！”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李克农部长说：“不再问了。如此爽朗的笑声，就是自我介绍了。你们
这个队伍的同志，都是智勇过人，立场坚定，胆大心细的好同志！”
同志们纷纷说：“不敢当！” 曹纯之也说：“部长过奖了！”
李克农部长说，“同志们干得好哇！为侦破此案，曹纯之之所以敢立军
令状，原来，你们有这么多张飞、李逵保驾呀！” 同志们没有等李克农部长再夸奖下去，辛立学代表大家说：“都是部长
亲自领导，我们天天都能听到部长的指示，才打了胜仗！” “哪里！哪里！我和你们杨副部长，也和你们曹科长天天向我们汇报一
样，我们也是天天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是党中央、毛主席天天在关怀 着同志们的工作哟！”
李克农部长的话激起大家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登上归程


　　午夜过去了，莫斯科沉入了梦乡之中。“当——当——”克里姆林宫钟 楼上的大钟钟声又深沉而悠扬地响了起来，宽阔的广场上已没有了人迹，天 空中飞扬的雪花仍在静静地飘洒着。广场尽头处那座高耸的石座上竖着一块 铁铸的纪念碑，这是纪念罗曼诺王朝帝王亚力山大二世的铁碑。此刻，这座 古迹仿佛作为见证人，站在这静悄悄的夜晚里，向历史诉说着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和苏联之间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在这寂静的深夜，已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周恩来却还没有工夫休息，
他在房间里向工作人员一一布置着回国前的事项。他亲自清点了带来的礼物 清单，其中送给斯大林的是中国绸缎和屏风，其他领导人的也是绸缎刺绣之 类的物品。周恩来还特别仔细地检查了分发给所有苏联工作人员、服务人员 的礼物，包括没有见过面的人也是一人一份，全都写上了名字。
分发完毕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不要漏掉一个人。” 第二天，当这些普普通通的苏联工作人员接到礼品时，好多人禁不住激
动得大哭起来了。
　　启程的日子到来了，2 月 17 日，中国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回国了。这天 早晨，毛泽东早早地起了床，他同往日一样，动手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得整整 齐齐，又把房间整理了一遍，然后点着了一支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把这房 里的一切看了又看，像是在同它们告别似的。
门轻轻地推开了，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端着水走了进来，她一见毛泽东
早已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不由得一阵激动。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毛泽东 总是自己收拾房间，这使那些长期在斯大林身边服务的人员感动不已。今天 毛泽东要走了，仍然早早起来收拾好了房间，女服务员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她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一躬，不由得哭出了声来。
毛泽东笑着拍拍她的肩头说：“我们要走了，欢迎你到中国来做客哟—
—”
　　分别的时刻到来了，苏方全体服务人员全都赶来送行。不少人哭红了眼 睛，他们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起斯大林来，要亲切朴实多了。短短两个来 月，中国领导人已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莫斯科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前来送行的苏联同志早就等候在这里了，
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来向毛泽东送行，他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斯大林同志 让我转告您，请您一定注意保重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应该保重。此外， 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能大意，这是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您的。”莫 洛托夫说这话时神态很认真。斯大林晚年性格多疑，总感到自己周围有许多 幽灵，这种心理状态也影响着像莫洛托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他们眼中， 权力是神秘的，权力的力量应当使人捉摸不透??
　　可毛泽东似乎与苏联领导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并没有把自身的安全看得 多么重要。他握了握莫洛托夫的手，笑着回答：“感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 也请您转告我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长长的汽笛声划破长空，专列徐徐驶动了，与毛泽东同车返回北京的周 恩来等人，从窗口探身向送行的苏联同志挥手告别，人们彼此久久地挥着手， 直到列车远去。
阳光从云层中探出了头，洒在大地上，2 月的风已有了一丝暖意。车窗

外，远处的雪线在慢慢上升着，渐渐显出了一片新绿，人们似乎感到了春天 将临??
　　2 月 26 日，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了我国边城满洲里。毛泽东到 达满洲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斯大林发出了致谢电，周恩来总理也向维辛斯 基外长发了致谢电。
　　
第三节 保密局接到暗杀谕令

装有子弹的恐吓信


这是上海解放不久的一天。 上午，陈毅市长刚走进办公室，市政府秘书长神情严峻地跟着推门进来，
交给陈毅一封匿名恐吓信，里面还装着一颗子弹。陈毅轻蔑地一笑置之。 几天后，陈毅在给新政府留用的旧人员讲话时提到了这件事，他很坦然
地说：“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见过了，还怕你这小小的一颗子弹？！”这以后， 倒有两个旧人员交待了他们接受的特务任务。
　　事实上，台湾的保密局当时已接到国民党最上层人物的谕令：不惜任何 代价派遣行动人员潜入上海，采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一切手段，达 到从肉体上消灭“共匪要员”的目的，第一号目标便是陈毅，此外还有华东 财经委会主任曾山和邓颖超，以及在上海的著名民主人士。于是保密局开始 往上海派出能干得特务。
　　
毛人凤限期六个月交令


　　刚解放的上海，国民党残渣余孽到处都有，台湾派来的特务，不愁找不 到巢穴和党羽。第一批刺客出发了，由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站”站长封 企曾，率亡命匪徒 28 人，分批经舟山潜入了上海。他们带的有美式无声手枪 和轻机枪、长短枪支几十支，还有全套电台设备。但是还没等他们下手， 28 人便一一被我捉获。
　　第二批特务紧跟着又潜入上海，为首的叫朱山猿。他们除了枪支电台之 外，还带足了美制雷管、黄色炸药、手榴弹及氰化钾之类的剧毒药品。可是 不久，第二批特务也落入法网。
　　台湾的特务机关输红了眼，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亲自组织派遣第三批特 务，这回他押上了手中的“大宝”——著名职业刺客刘全德。这个人可不是 一般的特务，他早在 1929 年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就在红四军某团当 特务连连长。1935 年他被捕叛变，投在戴笠门下，专事绑架暗杀活动，手段 狡猾毒辣。他认识陈毅，便于下手。刘全德领受任务时升任为“保密局直属 行动组上校组长”，跟美国专家学了最新的特种爆破技术，制订了周密详尽 的刺杀计划，行动小组共 6 人。毛人凤下的命令是：限期 6 个月，务必刺杀 掉陈毅，震惊中外。并许诺：成功之后刘全德可得黄金 2000 两。
　　
六人小组再次被擒


　　刘全德这条老狼很快潜入上海。我方公安机关虽得到情报，但在人口几 百万的茫茫大上海，搜捕谈何容易？尽管上海市公安局长亲自挂帅侦破此 案，刘全德还是在一个大白天，混进了市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把地形道 路都察看了一番。
　　但是这条老狼感觉并不美妙，好像处处受人盯梢。尤其是很难用钱买到 肯卖命的人，他只好暂时深居简出，窥视时机。
　　11 月 11 日，已经是刘全德潜入上海的第 10 天了。在山西路 7 号住宅门 口，一个推自行车的人有规则地在门上敲了几下，便听见里面问：“谁？”
“是我，高香圃。”来人低声答道，“史晓峰先生在家吗？” 门开了，高香圃进了屋。可是他定神一看，愣住了。只见满脸凶相的刘
全德，正端着手枪迎面而立，叉开两条粗腿，满腹狐疑地打量：“你来干什 么？”
　　原来这高香圃也曾当过国民党小特务，早先在上海跟刘全德打过交道， 解放后便投案自首了。今天来看朋友，想不到撞在老狼手里。他知道是轻易 走不掉的了，于是装出坦然轻松的样子，寒暄几句后，便坐在摆好的酒菜前 与刘全德、史晓峰一起吃酒。从谈话中，高香圃感到刘全德来者不善，史晓 峰也与他搅在了一起。
酒过三巡，高香圃便渐渐显得醉眼矇眬，话也不清了，舌头也大了。可
是人家仍不放他走。他点燃一根烟含在嘴里抽，暗中却用牙齿咬下一截，嚼 碎了强咽下肚里。片刻，便觉肠胃翻动，“哇”地一声吐了一地。刘全德相 信他真醉了，看看时间已近半夜，这才将他放走，自己则准备再商议一阵就 离开史家。
步态踉跄的高香圃，推着自行车刚出巷口，碰见了两个巡逻的解放军战
士，忙低声说明情况：“快，跟我来捉特务！” 他领着两个战士，折返史家门口敲门，里面问：“谁？” “是是——我，我——高香香——圃。”十足一副醉汉腔。里面警觉地
问：“怎么又回来了？”仍不开门。
　　“我他妈的，醉——醉——了，车子骑——骑不上，先放——放——你 家。”这样一说，合情合理，门才打开。
门一打开不要紧，高香圃将门一顶，两个战士立即猛扑上去，经过一番
紧张格斗，将刘全德和史晓峰双双活捉。 老狼一落网，其余 5 个特务也很快乖乖就擒。 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刺杀的计划始终没能得逞。

第四节 广州第一号暗杀目标

惠如楼两位别胸针的客人


1950 年 4 月 17 日，广州。 位于北京路的红棉舞厅惠如楼走进一位港客，他身高约 1.7 米，从那匀
称健壮的身材和洪亮稳重的言谈举止中，可以感到这是一个受过严格军事训 练的军人。从外表上看，他与其他茶客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上衣左侧别着一 枚回形胸针，在窗前的阳光映照下晃晃闪闪。
　　片刻，另一位港客也尾随着上了惠如楼。他的胸前也同样别着一枚回形 胸针，也许是香港流行这玩意吧？
　　第二天，两人又在原地方见面了，但这一次，他们的胸针却都去掉了。 原来那是接头的暗号。头天首先上楼的人叫黄强武，后者名钟嘉。这次，钟 嘉又带来了两个广州人，一个名叫陈星群，一个名叫梁中华。
　　在茶座上一阵寒暄之后，黄强武即以超人的口才讲起了时局。他从美国 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讲到即将出兵朝鲜，从国民党炸毁海珠桥讲到反攻大 陆。最后亮出了底牌，台湾保密局命令：“干掉叶剑英！这是在广州暗杀的 第一号目标。”
惠如楼的众多茶客们欢声笑语，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广东省人民政府
主席兼广州市长叶剑英，已经受到了魔爪的威胁。暗杀者认为，他们的阴谋 一旦得逞，解放才半年的广州将会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然而，叶剑英领导下的广州市有关机关，对台湾特务的破坏活动始终保
持着高度的警惕。早在 3 月份，广州市公安局就连续截获台湾保密局密令其 在香港的特务刺探我省市首脑行踪的电报；4 月份又接到一份绝密紧急情报
——台湾保密局已下令其在香港的特务机关，要求派员前去实施暗杀计划；
接着，一封匿名检举信又到了公安局侦察科胡科长手中，信中举报一德路善 庆里 13 号 2 楼住户陈星群是潜伏特务，还收藏着一批枪支、手榴弹。但经过 反复侦察，尚看不出陈氏有什么可疑行动。由于检举信是匿名的，也不好对 陈氏实行强制措施。
但暗杀计划已付诸实施：黄强武赶紧搭乘火车回香港汇报，陈星群和梁
中华一天到晚缠住“珠江轮”驾驶员，暗杀小组另一名成员郭禄打进了西园 酒家当上了厨师。而钟嘉则偷偷溜进了公安局??

叶剑英导演斩魔小剧


　　叶剑英市长却像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着。这一天，他又登上“珠江轮”， 前往西郊、黄埔巡视工作，然后到定点酒家西园宴请宾客，——这就是叶剑 英的活动规律，特务们经过观察已完全摸透了。
　　5 天后，暗杀方案确定了：第一方案规定特务们乘小汽艇靠近“珠江轮”， 用手榴弹及事先安放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第二方案是，由当上西园酒家厨 师的郭禄在宴请宾客的饭菜里施放毒药，同时在座位上安放定时炸弹。假如 双管齐下仍不能得手，特务们就在酒家门外向叶剑英扔手榴弹。
　　接下来，就看叶剑英是先上船还是先上西园酒家了。黄强武从香港再次 来到广州进行幕后指挥。暗杀小组的特务们洋洋得意，幻想着大功告成后便 邀功领赏。
　　就在这时候，广州市公安局干警火速出动，将黄、陈、梁、郭等特务一 网打尽，全部逮捕归案。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叶剑英市长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魔爪伸到他的身边，却被他抓住打断，这是怎么回事呢？
　　
钟嘉自首走向光明


　　原来，早在 1950 年 4 月 12 日午夜，钟嘉便敲开了公安局侦察科的大门， 将特务机关派遣他前来暗杀叶剑英的计划如实自首举报。
　　说来这个钟嘉倒还有一番经历。他从小父母双亡，依靠哥哥扶持，在贫 困生活中长大。先在国民大学附中教书，后进入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任职。 广州临解放时去了香港。他本来谈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重踏入广州 后，看到人民政府的廉明公正、厚朴为民，还有那满街的笑脸和安宁，与国 民党统治下的广州比，如同换了人间一般，使他感动，再加之慑于人民民主 专政的威力，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进了公安局。随后，又将功赎罪，继续与 特务们演暗杀戏，终于配合我公安机关将特务全部诱人法网。他本人则由此 走向光明。
一起重大特务案被破获了，广州的局势更加稳定。

第五节 惩治反革命

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狂


　　早在 1949 年 4 月 25 日，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曾经 宣布：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各种人员，除了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 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 加逮捕，不加侮辱。并且宣布，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 行为或严重劣迹，人民政府给予分别录用。同年 7 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 主专政》的论文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 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 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的政策，是历史上从 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政策。
　　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这样仁至义尽的政策，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中的许 多人认识到，只要服从人民政府，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劳动，重新 作人，就是有前途的。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反革命内部的分化瓦解，一部分 人向人民投降，部分人发生了动摇。但是，也有一些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拒 绝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坚持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在解放战争初期，那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了
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在若干地区进行骚扰，和人民政府作对。帝国主义和 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 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他们破坏人民经 济事业，搜集情报，暗杀革命工作人员。不久以后，美国入侵朝鲜，国内的 反革命破坏活动一时极为猖狂。
1950 年 10 月 16 日，中央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中
共中央 10 日发出的《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在罗瑞 卿主持起草的向毛泽东的报告中，对于敌情作出如下的估计：
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反革命分子向我们发动了各种各色的谣言攻势，加
紧破坏经济建设，特别是破坏军运，积极策划暗害活动，组织武装暴乱。其 原因：
第一、反革命确实很多。除有大批的职业特务之外，无形的反革命力量
还到处大量存在。反动党团员、地主、会道门、流散军官、教会和大批的旧 公务人员中的落后分子等，或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或是他们的活动对象，特 别是地主阶级则是反革命可靠的社会基础。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燃烧到我国门，给反革命分子很大鼓励， 他们竟认为“黑暗将过，黎明即来”而加紧活动。
　　第三、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在最近一时期内对反革命的活动镇压不 够，对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在党与政府的组织中是严重存在着 的。这种右的偏向既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和勇气，也助长了反 革命分子的气焰。这表现在：
　　（一）破案多，但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分子镇压不够。检查去年 10 月至今年 9 月所破获的 153 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仅 10 余起。南京解放以 来至今年 9 月只杀过 4 个人，青岛解放以来至今年 7 月只杀过两个反革命分 子，福建匪患严重的建瓯县解放以来至今年 8 月未杀过一人，也足说明镇压
　　
不够的严重情况。
　　（二）重罪轻判迟判，镇压不及时。如石家庄对“19 号”特务机关作恶 多端的匪特首要王钧，拖处至三年之久，最近始判死刑；西安土匪拒捕打死 我邮差，西安法院认为系“自卫”，不判死罪；南京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员， 竟按“初犯”理由改死刑为徒刑；××部被我破获的反革命叛变案犯，有人 认为是“未遂犯”；反革命俘虏搞叛变，说是我们教育不够；以及不管罪恶 大小强调既往不咎等。判决批准手续繁多，华东说最快两三个月，慢的两三 年。法院不健全，旧司法人员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不少的公安干部则有 送法院即了事的错误想法，对于结案与判决缺乏坚持与负责到底的态度，我 们亦有督促检查不严之责。
　　（三）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 放明日作案，形成大批人犯积压，加上干部产生轻敌麻痹思想，看管不严， 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以西北最为严重。
　　
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了成就


　　根据当时的匪特情况，1950 年 12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大 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这一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 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也基本上被消灭。
　　1951 年 8 月 3 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 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
　　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其破坏活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乃是中国人 民反对美蒋斗争的继续，为中国革命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把 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步骤。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提醒过我们，要我们不要放松 对于反革命残余的警惕，我们的《共同纲领》对此也是规定得很清楚的。
　　但是，当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深刻因而缺乏警惕的时候，曾经发生了对待 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在将近大半年的时期中，曾因此造成国家 和人民的严重损失。仅就我们有 4 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广大新区被 反革命分子杀害这一点来看，就是极其痛心的损失。至于去年大半年，反革 命气焰嚣张，到处破坏，实在达到了令人难于容忍的程度。因而广大人民不 满意我们，在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是完全有理由的。 在毛主席正确方针下，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我们改正了错误，坚决 逮捕、处决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因而我们也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绩。 在全国各地已逮捕大量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已被处死刑。在这批首恶分子中，匪首、惯匪占一半； 恶霸占三分之一以上；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其中有很大 一部分有恶霸行为）占不足百分之十；特务地下军头子占百分之十几。此外
有大批反革命分子已被判处徒刑，另有一大批尚在关押审判中。
罗瑞卿在报告中认为：“这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
（按：从 1950 年 10 月到 1951 年 5 月），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的没有发 生偏差和错误。”“但是，个别的错误与偏向，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这主要 是在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若干地区工作中，曾有过草率和粗糙 的现象，因而在这些地区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 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统一战线中应该照顾的方面亦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 向。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不应重复发生的。 但这些缺点和错误，仅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因此并 不影响镇压反革命的总的成绩。”
　　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镇反运动，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遇然不同的看法。占 中国人口 80％以上的平民大众是拥护的。说三道四的主要是国内的右翼势力 和国际上的人权主义者。但他们也是有自己立场的。当杨虎城和宋绔云两家
6 口被军统特务杨进兴等在中美合作所杀害的时候，当蒋介石成千上万地屠 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们并不说话，并不出来保护杨虎城等的人权；当杨进 兴被人民政府抓获以后，与像杨进兴那样的手上沾满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 血的特务、土匪、恶霸被镇压的时候，他们出来说话，保护杨进兴们的人权 了，这些先生的立场能说是公正的吗？！

第六节 周恩来万隆之行历险纪实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


　　印度尼西亚瓜哇岛西部，有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叫万隆，它坐落在群山环 抱的山谷之中，诸峰黛色，幽境迷人。
　　1955 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但、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 卡）5 国总理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 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 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 5 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 外，还有束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 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 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 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央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 来为首、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
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
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 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 5000 吨，一只 3000 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 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 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 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 月 11 日我代表团乘 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 包机，于 1 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
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 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 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 可行性部署。
4 月 3 日，公安部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
员，要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 代表的安全。
　　两天后，即 4 月 5 日晚上 12 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 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 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 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 号’。代表团出席亚 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
　　第二天凌晨 3 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责 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凌晨 4 时，公安部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 第二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不过，公安部特派员在
　　
香港的活动亦不怎么顺利，所得的情报与广东省公安厅的情报大致相同，并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劝说，周恩来坦然地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 样就可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 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
　　正当代表团成员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 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 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仰光休息两 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 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 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 4 月 7 日 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 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
于 4 月 11 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 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恩来去昆明。
4 月 7 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
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 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 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要离开候机室时，总 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 理。这是在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 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 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据周恩来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日后回忆：“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
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 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 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


　　4 月 8 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 抵达昆明，此时在北 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代 表团成员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 了。
　　周恩来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过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 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恩 来和代表团成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 月 9 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 一来，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 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 功的当天晚上 9 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 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 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 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 代表团的同志们。
据成元功回忆：
　　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支 部那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 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 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支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 9 时 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 思：中国记者等 11 人，将于明天（11 日）上午由香港搭柬印航“克什米尔 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 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 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
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 1 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 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中方 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 有根据？”中方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 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 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 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12 时到达香港，下午 1 时即起飞， 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 为！”当我方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申就有人和 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 程师时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 11 日上午 10 时，再次派人 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 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 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究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 月 11 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 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 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 6 点左右，北京打来 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 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曹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 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顿 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 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这进行救援，寻 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 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 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 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失 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 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 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 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 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 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 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 光参加亚非凡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 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 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 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 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 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 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中国代表团警卫人员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 却派出了一个由 70 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 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 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 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 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 主号”飞机的。据了解 1954 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 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 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 组成的“铁血团”，还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
周恩来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个
人。人手本来就紧张，可是行船又遇顶头风。在去仰光之前，总理的警卫秘 书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成元功为此十分着急。为了确保周 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党中央于 4 月 11 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 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 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 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
根据这一决定，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和李福坤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
到昆明。可是做制服已来不及了，李福坤只好穿用何谦的行装。此外，空军 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恩来的安全，邓颖超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恩来却
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对他们说：“我 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 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 面于 4 月 12 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 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 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
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
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 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 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 月 13 日晚，周恩来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员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 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
　　
决定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 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 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 月 14 日晨 7 时 15 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率代表团按原计 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 岛之国一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 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 1000 加仑汽油，周恩来又亲 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 12 时（当地时间为 10 时 30 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恩来、陈 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 3 点 30 分，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 总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恩来、陈毅迎进客厅，成元功和 李福坤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 5 点左右，一名服 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 交给他们。成、李两人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 么事，不由大吃一惊。他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怎么办？只有 进去看看再说。他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 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 昌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 成、李两人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浦寿昌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 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 4 月 14 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
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中国代表团抵达缅甸当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 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 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 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 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成元功和李福坤唯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
右。
　　周恩来一行一共参加了 5 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 宾，群众还比较拘束，他们只是用小碗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 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 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 衣领往衣服里边灌。中国客人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 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 也不嗅怪。5 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周恩来一行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 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 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于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 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成元功和李福坤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 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他们 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客人所去的 5 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 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的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新加坡机场出现台湾特务


　　为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中、印、缅、埃四国政府首脑会 谈，15 日中国代表团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 16 日凌晨 1 时过 10 分（北京 时间 2 时 40 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 3 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 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恩来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还指示： 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 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 50 米以外。周 恩来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 50 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 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 8 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 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 飞机，时速仅为 360 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 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 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成 元功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机组人员立即 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
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 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 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人去机场贵宾候机
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飞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
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
贵宾候机室。 成元功和李福坤随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
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 30 多岁，一个 40 多岁，两个人微
笑着直向他们招手。成元功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 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中国代表团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 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成 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 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 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成、李俩人一听那两个家伙是 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丰 福坤同志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 向门外走去。当时成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中国代表团不期而遇， 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周恩来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 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 11 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决不 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亚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 自给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等人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中国客
　　
人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守在外边， 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 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决不能有任何的 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 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才回到接待室来。成元功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 给他。
　　下午 2 点 45 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恩来和陈毅等送到空中霸王号 飞机跟前，彼此友好的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 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
　　飞机又飞行了 3 个钟头，于下午 5 点 30 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 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的欢迎的人外。看到欢迎的人群，代表 团成员不由又想起了那 11 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 场来迎接周恩来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 貌了，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 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 3 辆同样的汽车，每辆
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 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 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
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 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 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我们紧张了一
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


　　4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周恩来和陈毅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 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 10 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 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 4 月 18 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
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 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 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 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 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 3 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 28 个人的敢死 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 动。并称，暗杀队已于 3 月 10 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 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市
20 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 20 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 40 万盾。 中国代表团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
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
西皿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 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 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 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 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
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警卫组研 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 来之后，先送陈毅，他看后气愤他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恩来，周 恩来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 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要求每一个代表
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 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来参加 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两人在周恩来 前边走，他说：你们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 能挡一挡。
　　同时，警卫组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 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恩来、陈毅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 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 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恩来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 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 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 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警卫组人员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 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警卫组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 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 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
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 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 3 个步兵营来万 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 中了 200O 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 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 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恩来，他们也加强了随 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 1 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 名 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宪兵吉普车 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 8 名宪兵和 8 名机动警察、3 名便衣进行警 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 50 来岁的 小老头，据使馆的人员说，听说给周恩来开车，当时有 4 个司机都争着要来， 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
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周恩来倾倒万隆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当年 1 月份就对万隆会议做出如下断言： 这次会议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历史意义，在行动上就有疑问
了。几乎所有的参加国都是不会满意的??会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调子要唱， 不见得会得到普遍的赞扬，认为这次会议会有肯定的结果，未免太冒失。
　　但是会议的结果证明，那些以为亚非国家没有人叫口令就不会协调自己 的行动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正如苏加诺总统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之间 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是由比 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
　　当然，亚非会议经历过曲折，经历过风暴，经历过令人揪心的时刻。不 论在会内还是会外，会前还是会后，始终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与 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 4 月 18 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 4 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 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 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 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就在公布的全体会议临近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上了讲台。他在说
明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散发、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以后，第 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
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
异。”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 了解释。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 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的。他说：“我们并不 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 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 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 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虽然中国的 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这篇不到 5000 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 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标 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 恩来则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
　　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 3 个 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 4 月 20 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 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 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 下，以致又有入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的结论。
终于，到了最后一天（4 月 23 日），又是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入争

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 上最重要的讲话”。
　　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 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 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 这个词儿。”
　　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 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 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
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 会、小组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会外交往，长期被隔绝和被分离的亚非国家第 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 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周恩来总理同纳赛尔 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例子。
万隆精神表现在会场内，也表现在会场外。 会议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会外新闻是，周恩来提出了同美国就解决台湾争
端举行会谈的建议。
　　在 4 月 19 日的补充发言里，周恩来曾经提到：“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 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谋求解决的议案。??但是 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 争论。”4 月 23 日，周恩来在巴基斯但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举行的午餐 会上，当着聚集在那里的 8 国代表团团长的面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
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 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用罗慕洛的话说：“这三句话的声明震动了会议”。云集万隆的各国记
者都抢着发这条特大新闻。各国代表团团长也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会议期间发生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会外新闻，是 4 月 22 日早晨中国外交部
长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
约。这个条约不仅解决了中印（尼）两国之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且表 示了中国愿意同一切有所谓“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愿望。 中国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会上某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 疑惧。罗慕洛在 1956 年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这本书中曾引用过希腊哲学 家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万隆会议正是求同存异 的智慧启示世人如何为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一个最好的实例。
　　在闭幕式上，亚非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是这样结束他的闭幕辞 的：“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 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周恩来的兢力在万隆会议上再次为众人所倾倒，一位记者写道：“周需 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开双手等着，而他们就会向他走来。”一位出席 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一如既往，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 人。”
这种势头保持下来了。5 月，周恩来声明中国愿意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

放台湾。8 月，与美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双方在解决 朝鲜战争时间的相互不信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来访者开始几乎 是不停地到中国来了，开始是 1955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来访，紧接着是 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但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和周 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不久，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后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交，中国外交喜结硕果。
　　
最后的胜利


　　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 人，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 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 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成、 李两人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则干脆把周恩来包 在中间。由于大使馆给他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他们 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 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 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 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 4 月 24 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来紧张到了何种程 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 8 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 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 恩来连旱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 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 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 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 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 从上午 8 点一直争到下午 6 点半（中午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 点心），在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 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 “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 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 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 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 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 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 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 6 点 35 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 9 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和陈毅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 会和亚非会议 5 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恩来和陈毅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 地，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周恩来略略休息了一会，11 点半，又在驻地会见 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 的问题。零点 30 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 5 点，周恩来这才上 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 8 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 高碕达之助， 10 时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 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 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 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 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时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 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
　　
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 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7 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 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 的贡献。在这 7 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恩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 7 天 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 16 次，会客约谈 10 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 15 次。此 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 也是周恩来，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 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成元功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 天他共睡 13 个多 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恩来对成元功说： “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 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恩来的嘱托在成元功 心底埋了 22 年，直到 1977 年春天他才告诉邓颖超。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

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 炸事件发生后，4 月 15 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 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 尼赫鲁果然派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私人代表，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接见了这位代表，并商谈和安排了有 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 5 月 9 日和 5 月 15 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 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 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 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 当局才不得不于 18 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 5 月 18 日至 6
月 1 日，他们先后传讯了 88 人，其中拘留了 19 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 有关系的人员 8 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 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键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 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 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 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 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 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 12 时 15 分， 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 6 时 30 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 100 海里处上空 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 3 人遇救 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
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 5 月 18 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 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
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 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 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 驱逐到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 表遗憾。

台刊披露空难真相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发生 40 年以后，台湾《中国时报》记者 张平宜专访了该案的主要当事人、当年曾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终 于打破了台湾的“沉默”，首度揭开了尘封 40 年的情报黑幕，抖出了“克什 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恩来的始末。
　　《中国时报》周刊第 171 期刊登了张平宜题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谋杀 周恩来始未》的文章。该文说：
　　1955 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人员获悉，周恩来将 率中共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 由于专机会在香港短暂停留加油，所以台湾特务，决定趁此炸机干掉周恩来。 当时，这件暗杀行动的两位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置 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
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特务人员。 两人全盘计划是这样的：找人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放炸弹，时间一到，
炸弹爆炸，自然什么都炸得灰飞烟灭，包括所有乘客及犯罪证据。 计划中，放炸弹的人将是关键人物。问题是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找个陌
生脸孔的国民党特务，恐怕混不过机场严密的检查，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
尤其是能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查一 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理想人选——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 20 来岁，
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此外，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 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少引人注意。
在港市 60 万的重赏下，小郑“勇敢”接下暗杀周恩来的危险任务。
　　计划大致确定后，周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来向保密局局长 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因为本来美国中央情 报局就一直不断在积极谋划暗杀周恩来的举动，但始终没有付诸实行，正好 周斌成此时提出了炸毁周恩来的专机计划尽管毛人凤觉得计划可行，可是 周、陈两人却不敢向毛人凤提起 601 港市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毛反 对，最后，两人决定央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请他出马为 60 万港市代为通融。
谷正文详听计划始未后立刻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领导
人，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 香港对我情报人员不太客气，抓到老是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太漂亮了，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谷正文并建议周、陈两人，最好前一天，能带小郑住旅馆，并将他的爸 爸一起找来，免得小郑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 月 10 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 60 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 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晚，台湾特务除了交给小郑 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 月 11 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工作人员例 行检查。
　　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 TNT，这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
　　
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装进牙膏里，而简易的洗盥 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
就这样，小郑带着 TNT 成功闯关。
　　4 月 11 日早晨，小郑负责 3 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来加油、作短 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 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 失踪。
　　失踪的小郑，是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里，随时等待 飞往台湾。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挺精灵的，当初与台湾特务在研拟退路时， 他就提出一套逃生计划，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 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最方便不过了。至于如何搭上便机，个子瘦小 的小郑，决定缩在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想不到那么狭小的空间，竟能 藏人。
　　当天，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小郑也顺利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 机内，以后，倒是发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差点叫小郑曝了光??。
　　那就是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在小郑躲进去后不久就起飞了，不久，从启 德机场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由于飞机降落后，突然跳下一个人，当场引起 一阵骚动。
飞机上跳下一个人，当时保安司令部在机场设有一个联合检查处，由一
位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他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吓得鸡飞狗跳，一通 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中饭的谷正文在获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带了两个人，坐
吉普车直到机场接人。 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即使从飞机上
“跳”下来，还是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 “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功亏一篑。不得已， 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 果自行负责。然而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 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过小郑后，便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
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一下。 事实上，也在此时，台湾接获消息，周恩来可能没有登上那班飞机，因
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临时改变主意，外界对此纷纷揣测说“因为他
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 来根本不知道，只能说他命大。”
　　后来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飞机呢？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 为接到缅甸及印度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万隆开会，因此， 才幸运逃过一劫。
载着中共代表团 3 人、中共 5 名记者、1 名波兰记者、1 名奥地利记者、
1 名越南工作人员，一共 11 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 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