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

再版序言


　　1995 年 11 月到 12 月间，我利用养病的时候把 1980 年初写成、1981 年 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西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底，这还是第 一次从头到尾重读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 70 万字。1981 年 6 月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 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 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印。据我掌握的情况， 它们的印数累计共 300 余万册。
　　在屡次重印的过程中，曾经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其中有的还是比较重 要的修改。例如，在最初的印本中提到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线时本 应该写“外兴安岭”，错成了“大兴安岭”。这个错误在后来的印本中已经 改正了。根据出版社的规定，改正个别字眼，虽然重印也不叫新的一版。所 以至今出的书还是初版本，只是有第几次印本的不同。这次通读中，不免做 了较多的修改。因此，我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的第二版，并且请上海人民 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在未做相应的修改以前不再出版这书的大字本和简本。 这次虽然作了比较多的修改，但毕竟不是大改。这是因为：第一，这本 书的基本论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第二，如果现在来 写这本书，当然全书的面貌包括材料的取舍和论述的详略会有很大不同。但
是我不能把 1981 年以前写的书改成 1995 年写的书。
对于这次所作的改动，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在第二章第一节第四段中提到“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明朝
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我看到过一个刊物上有一篇关心华侨的历史
的作者写的文章。他说，林凤对于中国和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关系是有贡献的， 把他说成海盗是错误的。我在这里本来只是要说明明朝政府为消灭本国的海 盗，引进了外国的侵略势力。很惭愧我对林凤的事迹并无了解。最近我读到
1994 年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其中有林凤的小传。这才使我对这个明朝
的海上英雄人物有了较多的知识。 据《潮汕百科全书》说，林凤生于饶平县（属广东潮州），19 岁参加“海
上绿林”泰老翁的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
辖舰 300 余艘，人员 4 万以上。隆庆元年（1567）率部攻占广东惠来县的神 泉港。万历元年到二年（1573—1574）他的军队曾进入广东、福建、台湾沿 海的一些地方。由于明朝以重兵围剿，他于万历二年十一月率领战舰 62 艘， 战士 2000 名（多数是农民和工匠）、水手 2000 名、妇女儿童 1500 名，共
5500 人，还带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种子等，向吕宋岛进发，以应菲律宾人为驱 逐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邀约。他的部队曾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了西班牙驻 菲律宾的总指挥。第二次进攻失利，撤兵北上到了邦阿西楠省（Pangasinan） 的林加延湾（Lingayen G.），在那里建立了都城（包括住所、城寨、宝塔）， 自称国王，向当地居民传授中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艺。当地居民欢迎林 凤，为他提供粮食、木材和其他必需品。万历三年（1575）三月，西班牙殖 民主义者加强兵力围攻林凤。明朝乘机派人到菲律宾与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 密谈，联合围攻林凤。林凤苦战 4 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间，
率 40 余艘战舰突围，直抵台湾，并重返潮州附近海域，战舰又增至 150 余艘， 势力复振。后来因队伍内部意见分歧，林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

　　根据这个记述，我把书中原来说的那句话改为“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 和明朝合作围攻被明朝官方视为海盗、帮助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 的林凤的部队”。
　　第二，书中第八章第一节原来的标题是《所谓“中外同心灭贼”》，现 在改成了《强盗成了朋友》。“中外同心灭贼”这句话出自咸丰十一年（1861） 五月总理衙门的一个奏报。其中说，自英法联军以后，由于“我们”的笼络， 英国、法国正在和“我”亲近，向“我”靠拢。
　　所以应当“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有个朋友向我提 出这里所说的“中外”是指朝廷和地方，即中央和外省，不是讲中国和外国。 我考虑了这个意见，认为他的解释是对的。在咸丰末年，清朝当局确实在考 虑利用外国的助力来歼灭太平天国，但是上述奏报中所说的“中外”却不能 解释为中国和外国。那是说，趁英法同“我”亲近的时候，朝廷和在长江下 游统率大军的曾国藩等人应当更加协同去消灭太平天国。在上述奏报后 3 个 月，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1862 年 2 月 11 日）清廷有一道上谕说，英法两 国这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并且要地方官 员随时迅速报告英法助剿的情节，“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这里所 说的“中外”那就毫无疑问的是指中国和外国。因为这道上谕是引用在第八 章的第二节里，所以，第八章第一节的题目就作了改变，并在这一节中不再 引用上述咸丰十一年的总理衙门奏报中的“中外同心”那句话。
第三，在书中第十二章第四节的末尾处引用郭崧秦和曾纪泽的两段话并
加以评论。评论中使用了“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和 “合于帝国主义的需要的第一批买办外交家”这样的语言，现在作了些修改。 因为在这里并不是对郭、曾二人作全面的评价。这里想说的是：对世界有所 了解当然胜过瞢然无知，但有所了解后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对于帝国主义 统治世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是个受灾难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否只能 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当时的中国人要如实地认识周围的世界和中国在这世 界中的地位，的确并不是很容易的。不只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且敢于打破 旧局面开创新局面，这是更难得多的事情。中国人包括其中的先进分子，是 用几代人的努力才做到这一点的。为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也的确是经过了和 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灌输在中国人民中的认识相斗争的过程。这段话经修改 后表达得准确一些。
这次所作的修改多数是由于历年来读者和朋友的提示，或者因受到报纸
刊物上有关文章的启发。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史料的 收集和整理，对于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成就。可惜我 不能遍读有关的材料。如果我读得更多，这次所作的修改可能会更多一些。 这次通读和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考虑过几个问题，不妨在这里说
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 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 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 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这本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即 1840 年到 1919 年之间的政治史。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 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 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
　　
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 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 斗争复杂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因为 不同的阶级对于外国侵略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 指明这些，就只能停止于描述历史现象，不能说清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是写 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不应 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 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 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 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 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在这本书中对于几次革命的论述曾遇到两种评 论，一种是认为过于贬低，一种是认为估价过高。对于这几次革命，历来都 有不同的看法。相对说来，对辛亥革命争议较少，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我 以为站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和它之所以不能取得较多 成就的原因，这并不是加以贬低，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至 于根本否定辛亥革命的看法由来已久，学术界中最早当推康有为和梁启超。 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反对革命。在这以后更是利用社会国家的混乱状况来谴 责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我的观点是，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 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 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 步的。
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
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 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这本书中改良和 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步骤和方法而言的。就这本书叙述的范围 而言，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 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 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 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 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在这个时期
的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的看法，当然应当从实际出发，发生很大的乃至根 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 的主要矛盾。社会矛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了。 当我们说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也是一种革命的时候，所说的革命显然有和旧时 代不同的含义。旧时代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革命的经验对我们现在仍然 有意义，但并不是要我们重复这些经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主义时 期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实践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他们和旧社会的差异
（在形式上某些方面似乎相同），如何用和旧社会不同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 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从 1978 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开放。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
　　
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大为增加。我们取得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国外和境外 的资金的经验，也取得了利用外国市场和资源的经验，虽然至今还是初步的 经验。这些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完全新的经验。
　　为什么说是完全新的经验呢？因为除了古代的中外贸易文化的交往外， 我国历来只有闭关守国的经验和从鸦片战争后 100 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 世界开放的经验。在那 100 年间虽然有外国资金投入中国，但那些资金几乎 都是从对中国的剥削和敲诈而来。它投入中国只是加强了剥削和压榨，阻碍 了民族经济的发展。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为数很少，而且基本上是输出农产品 和矿产品，进口机器制造的产品。那种开放只能使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 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闯开了大门，门户洞开毫无阻拦，但是 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这就因为那种开放使中国贫穷，而越是贫穷 就越谈不到扩大开放。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梦想利用外国的资金、市场 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不久，也就是大约在 1944 年，那时人们正在考虑抗日 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我在国民党地区的一个刊物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大意 是说，世界各国应该让中国富强起来，这样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 往才能大大增加，这对各国才是最有利的。文章中举出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及 日本战前相互间贸易的数字，和它们与中国之间贸易来往的数字相比较，后 者少得十分可怜。文章的作者举出这些材料用以证明他的论点。文章给我印 象很深，虽然事隔多年已忘记了杂志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但仍记得他提出 的上述论点。我当时认为这种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依靠这种 论点就可以说服帝国主义国家允许中国真正独立，并且扶助中国走向富强， 那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 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因而实际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极低，甚至并不 开放。这是依靠帝国主义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 来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展中国经 济的时候，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正因为中国近十几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经验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旧时代的经验来 解释新伪有关现象。当然也不能根据新时代的经验来重新解释半殖民地时代 的历史现象，以为过去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是落后的不正确的。
至于 1899 年到 1900 年美国政府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那和现在我
们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已经深入 中国，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说，各国在中国 的势力范围不应当对其他各国关起门来，而应该向各国一律开放。在《从鸦 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我的另一本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对历史上 的对外开放问题都有些论述，当然不可能和 1978 年以后的情况对比来进行论 述。
　　第三个问题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 史？我的书是在具有划时期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一年多的时候 出版的。那时，大家明确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 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 这种想法有关。
虽然有过上述这种意见，但是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

近代史（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 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 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 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 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 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 是资本主义化。那时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当 然就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的问题。而且还不只是国内的问 题，因为这时已经渗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 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说只是某 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 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 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 主义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是
明确的例证？它们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有的甚至三四百年。在殖民统治 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 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 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 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 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至于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土著居民已被消灭 殆尽的情况也有不少的实例。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 会实现现代化。这只是极端无知的昏话。
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
封建社会的原样，已经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 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帝国主义的压力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追求 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 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 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 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 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 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这本书曾仔细 地将上个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加以区别。 那时的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 良派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
　　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 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 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 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 级分析。
在我的书中对上述问题有所论述，虽然不够展开。近年来在我的文章中

曾写过这个问题。现在摘录这些文章中的有关段落，附录在这篇序言之后， 以供参考。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还有几件事情交待一下。 一、有些读者和朋友从这本书的书名想到我应该续写一本《从五四运动
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确我曾考虑过这件事，但至今未能动手。我的精力 和年龄已不允许我再写出那本书，我想委托一些朋友把它写出来。
　　二、这本书中引文出处的注释，在 1981 年的初次印本中当然 1 用的都是 在这以前的书的版本。后来几次重印时曾对有些引文根据新的版本核对。因 而注释中用了 1981 年以后的版本，但也不是一律改变，所以显得不一致。现 在没有作进一步调整的工作。
　　三、本书初版中有一个人名索引（这是我的朋友孙洁人同志作的，他已 经在两年前逝世了）。许多读者和我自己都感到这个索引很有用。不但可以 查到有关各个人的记述，也可以通过人名查到事情。书中提到的欧美各国的 人名的原文也可以从索引中查到。再版本中仍保留这个索引，并且作了些补 充，加上了注文中的人名。再版本中又由白小麦同志编了一个《事项索引》。 现在我国的学术著作中一般都缺少这类索引，所以我特别在这里提一下。

1995 年 12 月末

附 录
一、摘自 1990 年 6 月 3 日的《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完全隔绝。这一次战争打 破了这种隔绝，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因为有了这种联系， 中国人打开了眼界，中国人民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进步人民的同情和支 持。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思想，也 是和中国不再是对外界完全封闭的社会有关。但是，在那一百年间，中国是 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即半独立的国家和世界联系的。从根本上说，这种 联系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诚然，到了世界的近代，没有 一个民族的发展能够和世界隔绝。但是，是以附庸国的地位，半殖民地、殖 民地的地位来和世界联系，还是以独立国家的地位来和世界联系，这是关系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大问题。帝国主义者常常以义和团为例，把近代中 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诬蔑为“排外”。1899 年勃兴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 略激起的反抗斗争，但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所以带有排外的色彩。但 经过义和团之役后不久，中国人民已经超越了初期的幼稚的斗争时代，懂得 排外不是出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推翻帝国主义的代理 人的统治，并不是要“排外”，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作为一个独立 的国家和世界联系，才能在和世界的联系中不是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受人 支配的地位。1949 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什么受到全国各 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呢？就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 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打破了一百年来的旧例，收 回了曾经丧失的全部国家主权，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
　　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在性质上当然和鸦片战争后一百年间 的“开放”完全不同。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拥有完整主权的社会 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平等交往。我们
　　
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方面的联系。中国能够为 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也相信，中国向中国以外的世界 开放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无限珍视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争得 的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伟大的中国人民过去敢于反抗外来的压力，今后也不 会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
　　二、摘目 1990 年 8 月 31 日的《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 近代中国受到世界上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几个强国在中国划 分势力范围，有的强国还曾试图独占中国。近代中国的历史是被侵略、被掠 夺、被压迫的历史。这段历史从 1840 年算起，持续 109 年之久。在近代以前 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是完全隔绝的。世界不了解中国， 中国人也不了解世界。近代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愈来愈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 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本内容是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
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宰割的地位。 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
文化传统，并且具有作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的国家。所以资本主义外国的 侵略压迫，一开始就遇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新 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后，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 中国的助手和代理人的斗争就愈来愈强烈。帝国主义列强曾使中国局部地区 殖民地化，并且使中国丧失了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成为一个半独立的 即半殖民地国家。但是，近代中国毕竟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其原因主要就 在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这种反抗斗争的发展终于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 地、殖民地的命运，取得了民族的独立，恢复了全部国家主权。所以，中国 近代历史又是一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历史。
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剥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这里要
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没有能正 常地发展起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 国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政治。固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 自然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但是，从上个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中国民族资本处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 可能发展壮大起来。它不但遭到具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而且无力 抗拒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居于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近代中国的
前 70 年是在清皇朝统治下。帝国主义使清皇朝变成它们所利用的驯服工具；
在清皇朝覆灭以后，又支持一个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 官僚势力。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及其上层建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维护而得以继续存在。帝国主义利用它 们作为统治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样，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工 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 封建的境地。
　　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 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 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 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 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 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 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自强。不 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 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 的阻力。
　　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基础上， 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 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 经济、文化的建设。
　　帝国主义列强在侵略中国中的相互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 的相互矛盾，是落后的中国争取解放、独立可以利用的条件。但根本的问题 还在于要把中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任务，使中日 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宽广道路。
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 这也许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不在受到外国军事侵略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
领土上倚仗不平等条约而拥有种种特权，中国大门的钥匙是在外国人的荷包 里（这就是说，海关为外国人掌握），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 工厂，列强的兵舰和商船自由地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列强的军队驻扎在 中国的领土上。那时，中国政府在决定对外政策时，甚至在决定重大的内部 政策时，都要看帝国主义主人的指挥棒指向哪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 么不开放呢？
1900 年左右，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但那并不是要中国开放门
户，因为中国的大门早已被列强的大炮打开了。那是按“利益均沾”的原则 针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说的，是要求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 的地区应当向其他国家开放，而不应当封锁。
虽说近代中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列强所支配，但列强对中国的情况
又总是不满意。其不满意大致上有两方面。一方面可以说是政治方面的。列 强总是觉得他们利用来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不够强大到足以在中国人民的反抗 面前保卫他们的利益，不但不能消除这种反抗，反而被人民的力量冲垮。关 于这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多说。很明显的，这是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一 个矛盾。他们所扶植的，既然是违反中国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势力，这样 的势力尽管拥有“合法”的政权，拥有强大的兵力，也不可能在人民中有威 望，不可能保持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安定的内部秩序。
　　从经济方面说，帝国主义者不满意的是，近代中国始终不能如他们在用 炮舰打开大门时所指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广阔的商品市场、投资市场和原料 供应地。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 1936 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不
过 16 亿元（按当时的汇率计，不足 5 亿美元），比 1910 年左右只增加了不 到百分之三十，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中国的进口在鸦片战争后 70 年 间，最多的还是鸦片烟。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外国能输入中国的始终主要 是煤油、糖、棉布等，以及其他许多廉价的制成品。中国的出口主要也只是

生丝、猪鬃、钨砂、桐油之类的“传统”外销商品。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数 字是比较大的。据经济史家估计，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从 20 世纪开始时的 15 亿美元，增加到抗日战争前的 43 亿美元。那时，帝国主义的投资主要是商业 掠夺性的，依靠帝国主义的特权可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且这种投资可 以说是没有资本输出的投资，因为在巨额的投资中的很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所 偿付的“赔款”，其余部分是以欺诈勒索的方法占有的土地（在上海这样的 城市，那时房地产构成外国人的资本的重要部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取 得的暴利，外国银行所吸收的中国人的存款，等等。总之，巨额资本的绝大 部分是从中国掠夺和赚取来的，很少从国外输入。那时，中国的资源也都深 藏在地下，没有被开发。
　　为什么近代中国已经被列强打开了门户，却并不能成为一个广阔的市场 呢？原因很明显，因为中国贫穷落后。
　　贫穷落后的中国没有多少剩余的生产品，也无力购买多少外国的产品。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虽然曾深入到一部分农村，但农村的绝大多数还处于自 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几乎没有或者只有极少量的商品经济。所以，对于占 近代中国的最大部分人口的地区来说，其实并没有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固然 可以说是开放的，但在 30 年代人们给上海以“冒险家的乐园”的称号，就是 说，外国的流氓、骗子、走私贩子可以在那里大发横财。这样，正常的贸易 当然只会萎缩。
近代中国曾多次兴起有商人和城市居民参加的抵制美国货、抵制英国
货、抵制日本货的运动。这种排斥外国货的运动反映了人民对于侵略者的正 当的仇恨，也反映了那时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只是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以 灾难。
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造成的。所以可以说，帝国主义一方面
打开中国的门户，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 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位。这又是帝国主义自己造 成而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
三四十年代，中国舆论界中有人说，列强应该考虑如何帮助中国富强起
来，因为一个富强的中国才会和世界各国大大地增加贸易和经济联系。这种 说法的后一半是对的，而前一半即指望帝国主义列强帮助中国富强，则是梦 想。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争取民族的独立，恢复国家的主权，才能发展自
己的经济，并且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即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 这是已经有事实证明了的。
三、摘目 1991 年 11 月 13 日的《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开放的。从 19 世纪的 40 年代以后，中国多次受到外国的军事侵略，因而被加上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 缚。那时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拥有种种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中国的 海关被外国人控制。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按照他们 自己的规矩设立学校、教堂。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从清朝政府 到以后中华民国的历届政府，基本上都是靠乞怜和讨好于外国帝国主义而维 持自己的权力。它们的对内对外的重大政策基本上听从于帝国主义的意愿。 帝国主义也以扶持这些统治势力来维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殊权益。所以那时的 中国可以说是完全开放的，而这种开放是以丧失作为独立国家所应拥有的主
　　
权为代价的。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作为 一个半殖民地和世界交往，向外国开放的。不能说那样的开放对中国的经济 文化的发展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但总的说来，中国人得到的是蒙受民族灾 难的经验。
　　那时中国虽然对于外国是门户洞开的，但实际在经济文化上又不是真正 开放。其原因并不在于有什么封锁，简单地说来就是由于中国贫穷。那时中 国的出口进口贸易的数字是微不足道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哪里有多少产品可 以出口？绝大多数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 国内有多大商品市场？那时的中国人除了由于生活无着流亡到国外做苦力的 人以外，没有多少人能出国。就这些情形说，中国又并不开放。可以这样说， 外国的侵略使中国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开放；同时，这种侵略又是中国贫穷落 后的根源，而贫穷落后使中国实际上处于并不开放的状态。
　　从这些旧时代的经验中，中国人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中国不应当对外开 放，应当闭关自守，而是中国应当首先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就是摆脱外 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这样才能作为独立的国家平等地和世界各国交 往，才有可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取得正常地对外开放的条件。
　　新中国初成立时，就准备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 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和其他经济联系。但是正如大家 所知道的，美国政府当时采取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它通过朝鲜 战争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通过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行封锁禁 运，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企图把新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 外。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影响了其他许多国家。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和一切 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不能完全实现，中国不可能 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
中国固然需要实行开放政策，但在开放政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
就是维护回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在历史上饱受民族灾难的中国人民，十分 珍视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国家应有的尊严。如果新中国政权放弃国家独立 和主权完整的原则而和世界交往，那么它就会和以往的近代中国历届统治者 一样，遭到人民的唾弃。
说独立原则高于开放，并不是说这二者间的关系总是不能并存的对立。
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二者是一致的。中国近代的长期经验证明，牺牲了国家 的独立和主权完整而实行的对外开放，只是使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 剥削的地位，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对外开放。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 一个独立的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一个自身经济发展的国家，才能够正常地 对外开放。
　　1971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冲破了各种阻碍 得到了恢复。1972 年 9 月，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1979 年 1 月，中美建立了 外交关系。在西欧各国中，除法国和北欧诸国已于 50 年代到 60 年代和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外，70 年代中国又和意大利、比利时、英国、荷兰、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西班牙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 中国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间一向存在的友好关系，在 70 年代及其以后得到进 一步发展。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提出和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
　　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 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
　　
经营管理方法”。1986 年中共中央的另一个决议中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 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 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 发展”。这些主张和 1956 年毛泽东关于提倡向外国学习的方针是前后完全一 致的。
　　1978 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在实行改革政策的同时，对外开放的步子逐步 加大。把广东、福建沿海 4 个城市和海南岛辟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又使 从北到南沿海 14 个港口城市成为开放城市。还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 福建的厦门、泉州、樟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就形成了经 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对外开放 格局。现在正在建立上海浦东开发区，又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不但沿海地区，而且内地，不但城市，而且农村， 都参与了对外开放。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进口额逐年加大。外资的引进， 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各种形式迅速地推进。对外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 流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到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不断地增加。很显然，中国城乡 经济的发展使对外开放的扩大成为可能，而对外开放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
展。
　　在现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得到发展。用这一 般的理由来说明中国之所以实行开放政策还不够。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 家，如果不是自力更生，不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一切依赖外国，那是不 可能得到发展的。但是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中国是在 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巩固，必须有赖于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的经济大发展，必须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所以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要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的成果，这对于中国是特别重要的。这 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向一切外国学习的原因，这就是中 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原因。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对外贸易、吸引外资都
是两利的。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对方。按照不平等条件损害中国的主权 而实行开放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以为中国需要实行对外开 放政策，而可以强加给中国新的不平等条件，损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那是办不到的。同时，要想孤立中国，使中国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是办 不到的。
以上这些，可以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什么一定会坚持执行下去。

序 言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殓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 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 1840 年鸦片 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 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 中国现代史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 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 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 的历史。
　　苏联的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 皇朝建立时。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 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种分期方 法是非科学的，是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加以否定的。
　　我的这本书是在 1973 年 9 月开始写的，那一年的四个月里写了开头的四 章。以后的几年里不可能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来写这本书，因而在 1974 年到
1975 年只写了九章，即第五到第十三章；1976 年到 1977 年又写了七章，即
第十四到第二十章，其中有四章是在别的同志提供的资料和初稿的基础上改 写的（苏沛同志：第十四章、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腾文生同志：第十五章）；
1978 年写了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共五章，1979 年除了整理修改已写成的
各章稿子外，写了最后的两章。总之，这本书是六年多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写 成的。
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学习
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经过。
　　四十年前，1940 年是鸦片战争的一百周年，我写了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 文①，那是我在二十二岁时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以后，到了
1946—1948 年间，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将要
宣告结束的时候，由于实际的需要，才又进行了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时， 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报刊写文章，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 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 以代替政论。除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单篇以外，1947 年写了本《帝国主义 与中国政治》②。这本小书在全国解放后虽曾想加以较多的增订，但没有能这 样做；几次再版，只作了些小的修改补充。
1953 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提 纲》（这所谓“近代”，是指 1840—1919 年）。这个提纲没有正式出版，学 校在当时和 1960 年、1962 年印过小册子，也传到了校外。但这的确仅仅是



① 提出这种建议的不止一个人。例如荣孟源在 1956 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一文中说：“有人
说，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从 1840 年起，到 1949 年 9 月止，我赞成这个意见”（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讨论集》，页 146）。
① 《论鸦片战争》，发表于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杂志（重庆生活书店出版）。
②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 年 7 月香港生活书店出版，全国解放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 年 7
月出第一版，1978 年出第六版）。

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 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①， 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②。
　　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第一次 革命高潮时期是 1851—1864 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 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 1898 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 1900 年的 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 1905 年同盟会成立到 1911—1912 年 的辛亥革命的时期。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 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 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
　　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 间虽然作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 动笔写这本书。到了 1966 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 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 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 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直到 1973 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 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
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 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 1899—1900 年的义和团的发动 是不完全的”。“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 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 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 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 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当时有的批评者认 为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近来学术界 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来， 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 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 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 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 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 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 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 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1906 年 12 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章太炎 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 革命，俗称秀才造反”①。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的不彻



① 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 年第一期。
② 这次讨论文章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出版。
① 《民报》第十期，页 96。

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 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 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 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 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 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 1840—1919 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 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
了。这四个时期就是：
　　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 年），本书中的第一编 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 1864 年而 应该摆在 1873 年，但是 1864 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 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 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 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一时期在 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 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是 1905 年而不是 1901 年。但是在我看来，1901 年以后 的几年，已经是从 1905 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 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 1864 年到 1894 年或 1895 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 1911 年。我认为如果分 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 1864—1895 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 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三十年中社 会政治发展的结果。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 1911 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 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1901 年是 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二十世纪的开始，而是因 为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本书中
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 1913 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 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 1919 年的看法。因为在 1912 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本书的第
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 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
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 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全国解放以后，学术界对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期间的历史做 过很多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不借助于这些工作成果，这本 书是写不出来的。从 1966 年起十年之久，近代史研究工作，如同其他部门的 研究工作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近三年多来，近代史研究工作复苏 了。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开始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新的看法。 有些问题在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但提出这些问题至少也使人得到启发。
　　
我正在这时整理和编定这本稿子，可说是件幸运的事。但是由于自己能力的 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 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写这本书得到不少朋友的助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苏沛、滕文生二同 志外，张枬、郑惠、孙洁人、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等同志，或者在本书 开始撰写时，或者在全书整理修改时给予作者以协助，孙洁人同志编了附在 书未的人名索引。还蒙丁名楠、戴逸、金冲及、荣孟源等同志阅读了书稿的 部分篇章，提出了很多可贵的修改意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陈汉孝、林言 椒、邓卫中等同志也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 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胡 绳
1980 年 2 月

绪 论

第一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

（一）经济基础


　　清朝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 年）英国侵略中国的中英鸦片 战争后，封建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 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此以前，中国社会 处于封建时代，长达二千三四百年之久。
　　在七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唐朝、宋朝，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当时 世界的前列，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也就是明朝（1368—1644 年）的 后期和清朝（1644—1911 年）的前期，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 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仍旧停滞在封建社会中。中国落后了。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紧结合在一 起为其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 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 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 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①
封建专制皇朝从来是全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同时它自己又是全国最大
的地主。明朝直接属于皇家的田庄称为皇庄，弘治二年（1489 年）畿内皇庄 有一百二十八万多亩，以后不断扩大，嘉靖元年（1522 年）有二千万亩以上。 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分封他的许多儿子为亲王，规定每个亲王有田十万 亩，实际数目还远远超过。以后明朝的历代皇帝对亲王和其他皇亲贵族往往 一次“赐”田数十万亩到一二百万亩。清朝有内务府直接管辖的庄田，其性 质与明朝的皇庄是一样的。嘉庆年间（1796—1820 年）内务府庄田共有四百 万亩。满洲贵族也各自占有大小不等的田庄，这种所谓八旗宗室庄田，在嘉 庆年间共有一百三十多万亩。
清朝使全部满族人都成为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只许他们当兵或者做官，
一律不得作工经商。除了皇室和贵族圈占大量土地成为大地主以外，对其他 满族人也都给以一份土地，他们并不自己耕种，而是租给汉族农民。而且每 个满族人几乎一生下来就可以领取一份“饷银”。这种寄生生活不过二三十 年就使得本来以剽悍著称的满洲兵失去了战斗能力，而且许多满族人越来越 习惯于过奢靡生活，坐吃山空，以至不得不把他们所占有的田产典卖给汉人
（按规定，是不准买卖的）。雍正、乾隆年间，朝庭屡次拨出巨款把这些典 卖出去的田地赎回给满族人。直到清朝末年，许多满族的普通人民过的是类 似于汉族中破落户子弟的生活，虽能靠祖业而不致有冻馁之虞，但毫无振作 起来的希望。
明朝和清朝的耕地都分为官田、民田两类。除了直接属于皇室贵族的官 田以外，还有其他种种名义的官田。民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在明朝初年， 自耕农和小地主的数目比较多。据《明史》载①，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 年版，页 618。
①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中华书局版，页 1882—1883。

官方统计全国耕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但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 年）却只有四 亿二千二百万亩，相隔一百一十年耕地统计数字少了一半。万历六年（1578 年）起，用三年的时间核实全国田亩数为七亿零一百万亩，仍比洪武年间少 一亿五千万亩。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民田被占为官田和集中到官僚、豪绅、 大地主手中的原故。官方稽核田亩数量，用来作征税根据，对于官田固然没 有查清的必要与可能，对于有权势的大地主所拥有土地的数量一般地也无法 核实。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受剥削越来越严重。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以 至一部分小地主，丧失了土地，变成了农奴和佃户，大量的农民在农村中生 活不下去，流离失所。明朝末年连续十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产生的。到了清朝，又大致重复了明朝所经历的过程。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
（1662—1722 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权比较分散，但是权 贵豪门的兼并土地的趋势发展很快。乾隆皇帝（1736—1795 年）的宠臣和珅 占有土地达八十多万亩，和珅的两个家人也各有田六万多亩②。这固然是突出 的例子，但各地方拥有数千亩、数万亩耕地的豪绅地主是不少的。乾隆十三 年（1748 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 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①这种百分之五六十的田地归于少数富有 的地主手里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现象。
自己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数土地的农民，租种皇帝、贵族、官僚和其他
地主的土地。在明、清两朝，农民交纳地租，多数采“分租”制，一般以收 成一半或百分之六十计算，甚至多到百分之七、八十；也有采“定租”制的， 地租数额虽然稍低于分租制，但不管遇到多大天灾，都要照额交纳。地主阶 级还通过高利贷剥削农民，这种剥削，有时较重租更甚。农民还有义务为封 建国家和地主服劳役。明朝万历九年（1581 年）改革赋税制度，实行“一条 鞭法”，即把原来规定的地税、贡纳、徭役、人头税等都归入田赋里面，按 亩征银。这种改革并不能使贫苦农民得到好处。地主向封建国家交纳的田赋， 还是取之于佃户。而且有权势的大地主一般都有办法减轻以至逃避规定的田 赋负担，而使负担“飞洒”到中小地主、小业主和自耕农的身上。万历年间 的“一条鞭法”事实上也没有能贯彻执行，到了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 年），即明朝最后二十多年间又用各种名目增加了田赋以外的“加派”。清 朝一开始就宣布按照明朝万历的定额征收钱粮，废除明末的各种加派；并采 取“一条鞭法”，免除徭役（对国家无偿劳动）。这些做法虽然起了使农业 经济恢复起来的作用，但主要还是有利于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大地主把负 担“飞洒”给中小地主和小业主的情形在乾隆以后又渐渐盛行起来。虽然在 形式上废除了农民对国家的徭役，改为官方出钱雇人去当差，但是被迫当差 的贫苦农民，实际上拿不到应有的报酬，仍然是无偿劳动的性质。广大贫苦 农民，对于地主，对于地主阶级的国家，处于受着沉重压迫的农奴地位。除 了封建国家规定的赋税以外，各地的官员和豪绅地主还以各种名义抽捐征 税，所有捐税负担，归根结蒂，都是加在农民的身上。千千万万的小农家庭 终岁勤劳，至多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在自己耕作的小块土地上反 复地进行着简单的再生产。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 年）统计全国耕地面 积，包括民田、官田，共为八亿零八百多万亩，还比明朝初年的田亩总数少。



②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一辑，页 69。
①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 105。

这些数字固然未必完全可靠，但是也可以表明，明、清两代封建的农业经济 总的说来处于衰落状态中。经过明末清初战乱的破坏后，农业生产虽然逐渐 恢复起来，但是始终没有超过明朝的水平。
　　明朝和清朝，在有些地区，由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由于农民中的两极 分化，也存在着雇佣长工和短工的富农经济，但是这种富农经济仍带有很强 的封建性，富农往往同时出租其所有的部分土地，并力求使自己成为地主。 明朝的后期，商业的发达超过了以往的朝代，有了许多繁荣的城镇。商 业和手工业集中在这些城镇中。清朝中叶，这种城镇的经济重新发展起来。 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 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 会。”①从当时的城镇经济中可以看到这种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那毕竟还是
“萌芽”，是在封建经济压制下远未成熟的幼苗。 明朝和清朝，有规模相当大的官营工场手工业，如官营的织造工业、陶
瓷工业、钱币制造工业、船舶和军火的制造工业等。它们的生产不是为了供 应市场，而是专为供应封建国家的需要，供应皇家和贵族享受的。官营的手 工业作坊和手工场内部生产关系是封建性的，劳动者在人身上是不自由的或 不完全自由的。这种官营的工场手工业不可能直接发展为资本主义。当时的 商业基本上是依附于封建的生产关系的贩运商业。这种商业也不可能直接发 展为资本主义。
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是私营手工业工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私营
手工业工场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依赖性，其内部对劳动者的雇佣关系仍带有 不同程度的奴役关系。像在边远地区的矿山开采行业，大多由地方豪强投资 经营，在那里对劳动者纵然采取雇佣的形式，实际上总是实行着封建性的野 蛮的强制。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有些行业的私营手工业工场，资本 主义性质比较多一些。例如铁器制造、棉布漂染、榨油、碾米、造纸、制糖 等业，有些地方有较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生产资料是作坊、工场的主人所 有，对雇佣的工人按期发给工钱，“并无主仆名分”①。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商 业资本投入手工业工场，或者以包卖商的形式直接支配农民的小手工业的情 形，这也属于资本主义因素最早的萌芽。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这些萌 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很难茁壮地成长起来。
城镇中的小手工业者和手工劳动者，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转化而来的。
小手工业者不能不忍受各种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依靠封建性的师徒关系和行 会制度而维持着自己的生存。他们中很少人能从小业主的地位上升为手工业 工场主人。手工业工场劳动者们还远没有成为现代意义的无产者。
　　总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三四百年间，中国社会经济还是处于封 建阶段，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不但在数量上极其稀少，而且还很不健全。当 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二）专制主义的政权

明朝的统治政权实现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空前的统一集中。这是一个代表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 620。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页 266。

地主阶级利益，以压迫和剥削农民大众为任务的专制政权。 以农民英雄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革命倾覆了明朝在北京的统治（1644
年）。居住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满族的军队乘机进入关内。他们 得到了明朝的许多汉族将军和官僚的合作，残酷地镇压和扑灭了农民革命， 重新恢复了为造反的农民所扰乱了的封建统治秩序。新的皇朝——清朝，也 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它完全继承了明朝的传统。
　　清朝的皇帝是满族人，在清朝统治下满族人享有某些特权。但是清朝仍 然是代表全国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
　　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二十万人的兵力（其中满族兵十三万人）。以这 样少数的力量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征服全中国，就因为满洲贵族统治者一 开始就成功地实行了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以镇压农民革命势力的政策。汉族地 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在南方拥戴明朝的后裔，抵抗清朝统治，这种抵抗到 了顺治十七年（1660 年）基本上崩溃了。明朝的遗臣郑成功把在明朝晚年强 占台湾的荷兰人赶跑，在台湾建立了奉戴明朝的政权。康熙元年（1662 年），
郑 成功死，他的继承者虽仍保持着台湾，但已无力进兵大陆。清朝在消灭南 方的明朝的残余力量的战争中，主要是依靠已经向它投顺的原明朝将军们的 武力。吴三桂是在清朝入关时就出了大力的一个最主要的明朝将军，清朝封 他为王，以云南为领地。康熙十二年（1673 年）由于清朝已经开始采取步骤 企图削弱以至消除他的这种拥兵割据的藩王地位，他以恢复明朝的名义宣布 反清。吴三桂有兵十万，还得到了南方的一些省份中和他一样的投降将军的 支援，其中主要的是在福建、广东被清朝封为王的耿精忠、尚可喜，所以这 次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三藩之变”。这些投降将军打出来的复兴明朝的口 号已不能在地主阶级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在清朝的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下， 耿精忠和尚之信（尚可喜的儿子）再次投降清朝，吴三桂在康熙十七年（1678 年）自称皇帝，不久就死去，他的孙子吴世璠继承帝位，终于在康熙二十年
（1681 年）彻底失败。占领台湾的郑氏政权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被
清朝消灭。在征服吴三桂和台湾郑家的战争中，清朝所使用的武力主要已不 是满洲军队，而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军队——即被称为绿营的军队。
清朝的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文化及其政治统治方式。他们和汉
族大地主结合在一起，掌握着国家的权力，维护着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这 个政权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戴。
清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明朝后期的许多皇帝，多半荒淫怠情，
不理朝政，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为宦官或权臣所代行。倒是最后一个崇祯皇帝 自己管事。清朝的皇帝一般地是把专制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明朝和 清朝的中央政权机关，都设吏部（主管文官的铨叙）、户部（主管财政）、 礼部（主管典礼）、兵部（主管军政）、刑部（主管刑法）、工部（主管全 国各项工程的营建）这六部，各部的正副长官称尚书、侍郎。清朝规定各部 尚书和侍郎都有两人，满、汉族各一人。尚书和侍郎都可以直接上奏皇帝， 向皇帝负责。明朝设内阁，作为皇帝的助手，“入阁办事”的称大学士，往 往由尚书兼任。清朝的内阁是由内阁大学士满、汉族各二人和协办大学士满、 汉族各一人组成。但在雍正朝以前，皇帝把军政大事都交给由满洲贵族担任 的议政王大臣会商上奏。从雍正朝起，别设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和尚书、侍 郎若干人充军机大臣，军机处实际上代替了内阁的地位。清朝的中央政权机 关还有都察院、大理寺、理藩院、翰林院等等，所有这些机构都直接向皇帝

负责。
　　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制也大致和明朝相同。除在北京畿辅地区设顺 天府（长官称府尹）外，有十八个行省和若干特别行政区。十八个行省是直 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浙 江、福建、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此外，东北三省，即盛京（奉 天）、吉林、黑龙江，因为是满族的“发祥地”而被视为特别区，到了光绪 年间始改为一般的行省。新疆原来被视为“藩部”，在光绪年间改为行省。 光绪年间还把原属福建省的台湾改为一行省。内蒙、外蒙、西藏、青海都是 “藩部”。十八个行省的长官是总督和巡抚，有的省（山西、河南、山东》 只有巡抚，没有总督，有的省（直隶、四川）只有总督，没有巡抚。其他省 每省有一巡抚，而又有兼管两省或三省的总督（广东、广西的两广总督，湖 南、湖北的湖广总督，福建、浙江的闽浙总督，云南、贵州的云贵总督，陕 西、甘肃的陕甘总督，江苏、安徽、江西的两江总督）。总督的地位虽说高 于巡抚，但在兼有两者的省分里，巡抚并不隶属于总督，他们共同向皇帝负 责。在驻有满洲军队（八旗军）的有些省分里，又没有满将军，其地位是和 总督、巡抚平行的。在每个省里还设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学政、以及督粮 道、盐法道、河工道等官员。在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一般有道、府、县三级。 省一级的主要官员，省以下的各级地 方长官，直至县官，都由中央政权直接 指派。这种制度都是适应于中央集权的需要的。
官员是从地主阶级中选拔出来的。除了满洲、蒙古贵族的子弟和因有特
殊功勋而受爵赏的汉族大官僚的子弟有做官的特权外，一般地是通过科举考 试来选拔出适合于封建统治需要的官员。皇帝派出官员到各省举行考试，最 高级的考试在京城举行。虽说考场中有种种贿买舞弊的黑幕，但这种考试制 度使中小地主也感到有进入仕途的希望。至于贫苦农民，根本没有条件受到 足以应考的教育，当然不可能通过这种制度而做官。
清朝入关时的军队是“八旗”，它主要由满洲人组成，也有蒙古人和汉
人。统一全国后，八旗兵除驻守京城，还屯驻在近畿和外省各冲要地方。嘉 庆十七年（1812 年）全国的满、蒙、汉八旗兵共五十万人。除八旗外，有“绿 营”，都由汉人当兵（因为用绿色旗，故称绿营）。绿营分驻全国各省，归 各省总督、巡抚节制，要用兵时由中央政权直接调度。全国共有绿营兵约六 十六万人。八旗兵是世袭的军队，绿营的兵士基本上也是终生的职业兵。封 建统治者需要这种完全和社会隔绝的军队，因为它的任务就是镇压在封建压 迫下的人民。
　　为了供养皇室和以它为首的全部官僚机构和军队，封建统治政权集中了 庞大的国家财富，这些财富归根结蒂来自千百万小农的血汗。封建主义的国 家还听任各级官员用各种方法向人民巧取豪夺。例如，各级地方官员征收田 赋上交国家，在法定的数额以外，还加收归于官员私囊的一部分，在明清两 代叫做“火耗”。康熙皇帝说过，所谓廉吏并不是一文不取，如果州县官只 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那就算是好官了。他以为地方官员在一两正税外自 取一分（百分之一）是合理的，实际上当时的火耗一般都在一钱（百分之十） 以上，甚至有四五钱的（百分之四五十），这还算是合法范围内的贪污。所 以民间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官场中，真正廉洁的官吏 是极其罕见的。
清朝官方统计，嘉庆八年（1803 年）全国人口的总数有三万万，道光十

五年（1835 年）已达四万万。按当时情况说，全国总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几是 在封建剥削下的农民和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及其他贫民。 以北京朝廷为中心，由散布全国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的庞大国家机器的唯 一任务就是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制度，以保障占总人口百分之几的贵 族、地主、绅士的特权地位，压制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服从这 种社会秩序，清朝政权厉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用传统的封建宗法制的观念 加上最愚蠢的宗教迷信，来束缚人民的心智，愚弄广大人民，也是为了达到 同样的目的。
　　封建的国家机器并不做任何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工作，唯一可以算是 这方面的工作是治河。为治理黄河和其他易于成灾的河流，清朝特设河道总 督，其品级相当于管理两三省的总督。还有其他许多治河官员。国家支付的 治河款项虽然不少，但是效果很小。河工成为官员营私贪污的“肥缺”。
　　明朝后期，对于民间的商业、矿业加重征税，起了压制初兴的资本主义 萌芽的作用。清朝实行的是类似的政策，它通过官僚机构垄断一些大商业， 如盐业和进出口贸易，并且在内地设立关卡，对于运销过程中的商品，重重 征税。这都是不利于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总之，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权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行政的、强制的 手段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手段，维护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 济基础，极力打击和扼杀任何足以动摇这种经济基础的新因素，因为，以吸 吮千百万农民的血汗来喂养自己的全部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只能是建立在这 种经济基础上面。虽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得许多农家无法继续维持“男 耕女织”的那种生活，因而造成封建统治的危机，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继 续顽固地用一切手段维持固有的社会秩序。很明显，不打碎封建专制主义的 政权这个桎梏，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