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这一卷和下一卷都用于讲述明史。这一卷讲述的是政治史，从 14 世纪 中叶结束元代对中国的统治的那些叛乱——1368 年建立的明王朝即兴于其 中的一个叛乱——讲起，一直讲到南明，即明王朝的最后残余部分于 1662 年在缅甸被消灭时为止。那时距满清王朝于 1644 年在北京宣布受夭之命完成 征服中国之时差不多已有 20 年了。
从 14 世纪的 40 年代起到 17 世纪的 60 年代止的大约 300 年间，精确地 说是从 1368 年到 1644 年的 277 年间为明朝正式统治时期，它是 1126 年自从 北宋陷入女真人之手以后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段中华帝国后期 史唯一由汉人统治中国本土的一个王朝。本地王朝和外族征服者王朝的这一 更替当然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它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也 未曾中断中国文化的连续发展。可是，汉人胜利地重新夺回了政权，这在历 史上却是很重大的事件。
在明代，明王朝被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而在拥有民族主义心态的 近百年间尤其如此。这个复兴了的社会中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的 生活将在第 8 卷内讨论。我们在那里可看到许多材料，它们会说明明代的中 国出现了文化的发展，国土的开拓，而且如果我们愿意打个生物学比喻的话 还可以看到，它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和光辉灿烂的 传统中国文化是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将会看到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虽然统计 数字偏低），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 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 水陆交通体系的逐渐充实起来，这表明生产和交换已在扩展。东南沿海诸省 日益变得重要，离心力促使该地区许多艰苦的居民向海外求生，这些都早于 欧洲商业扩张的时代，而且足以与它相抗衡。中国内地南方和西南诸省在明 代的内附也足以证明这时期的扩张的成效。当这个时代的政治史被详细地描 述时，明代社会有无穷的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对于明代的政府应该做什么样的最后估价？明王朝是一个强有力的政
府的时代，抑或仅仅是皇权及其附属物用展示暴力意志的办法来恫吓文官政 府的时代？它是一个行政效率甚高的时代，还是环境造成的实际局限性严重 地限制了其政治成就的时代？它的国内行政到底是皇权制度在其漫长历史发 展中这时比以往更有效地发挥了行政潜力的工具呢，抑或事实上它是社会各 阶级的和各地方的利益集团达到它们各自不同目标的手段？这种种问题可能 有用词不当的成份，但都是人们很久以来就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书里读者 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有关问题。明代政治史的某些内容曾经引出一系列有关的 很纷繁而又互相抵牾的问题，这样做可能有助于澄清其中的某些内容。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明代是一个政府很坚强有力的时代。它的开国之君 把它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充满自信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但是，这些表 面现象会不会骗人？可能有人会说，明初诸帝想集中权力和想把他们的意志 强加于一切政令之上，但他们的这些意图实际上从未象统治者打算的那样形 成有效的制度，也许还使他们自己骗自己地认为确实形成了制度。黄仁宇教 授曾一再指出，中国人在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时宁可用伦理办法而不用技术办 法，这就使政府的工作方式有局限而影响到权力的运转。他的论点很有说服 力，但是，泱泱大国的形象不易驱散。人们只要看一看明代中国在亚洲被拾

举的高大形象，就可知其一二了。 在传统上，亚洲内陆曾经出现中国的征服者，明初几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不仅在这里重建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他们也在亚洲的海路上重建了权威地 位。中国与其他亚洲陆上列强原来的外交关系被由中国作为世界秩序中心的 时代所取代，其依据是中国人的假设，即认为中国是中心，而且高人一等； 而其余国家不论大小也都是通过朝贡办法名义上承认中国的这种地位。它在 内政上也重建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和监督结构——即数以千计的地方的和地区 的行政官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选贤与任命而 来的。明王朝甚至比帝国早期几个典型的王朝更加企图使政权的运转正规 化，使官员的行为整齐划一，以便纠正像明初诸帝认为的几个异族王朝所强 加给中原的那种目无法纪的、贪污腐化的窳政。总而言之，不管它是好是坏， 明初的国家力图给官民的公私行为定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以此巩 固其政权。后来由此产生的“经过修正的”新儒家精神气质在许多方面都是 明代的新成就，而且它对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起初很强有力，明代的政治史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历史。这一卷中 有几章经常集中探讨它的政治弱点。明代政府被某些近代学者称之为中国文 明的伟大成就。它也被视为一种证据，表明它在实际情况的对比之下其弊病 多么不近乎常情，即这个工作体系老是需要修修补补，而从不接受彻底而合 理的纠正。这里可同时看到对这两种观点的反省。但是，不管这些作者们偏 重于采取哪样一种判断，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明代中国的行政治理是一个 巨大的事业：因为它承担的这项工作是宏伟无比的，行政的专业理想是崇高 的，而其平时治理工作中所特有的理想的形式和实际的形式的相互作用又是 特别复杂，令人难以处理。
如果这些对于明政府性质的基本评价尚不足以作为定论，它在行政治理
方式的发展方面的某些长远趋势似乎还是一清二楚的。虽然那位专制的明朝 开国君主搞了许多严格的条文法令来束缚他的一切后嗣，但明政府并非一成 不变的。它 300 年来的演变之迹仍有脉络可寻。这里不妨指出其中某些趋势， 可能是有益无损的。
明代政治史中最引人发生兴趣的一个特点，是它从一位雄才大略的（而
且他自认为是全能的）开国皇帝的直接统治向分权制度——不论是正确的授 权或者是篡权——演变的趋势。明朝的皇帝是权力结构的拱顶石，没有他们， 政府的权力就不能运转。他们是中国文明之内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履行宗教式 大典的领袖，而这种大典在这里的重要功能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 还有，明代的皇帝又是需要日常亲政以决定和推动治理庶务的这一套制度的 行政官员。如果缺了这一个环节，那就需要有某种并不绝对合乎人意的替代 物来代替皇帝自己的统治行为。
隐藏在这套制度背后的是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即皇帝在全国范围 极其广泛的事务中都能做出精明的决定：从任命数以千计的各级文武官员起 到全面或细小政策的修订，他都得管。的确，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审定一 下吏部初拟的候补官员名单，或者在提请需要他加以“同意”和加盖御玺的 奏疏中做一些次要的改动。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御玺，任何事情也办不了， 任何官员也任命不成，而且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人们都指望皇帝能给予 通盘的分析，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虽然皇帝的能力和功能的范围在中国人关 于君主制的观念中是固有的，但是在明代，这种范围在执行中的制度化的程

度却是空前未有的。自从明王朝在 17 世纪覆亡之时起，历史学家就一直认定 那是明政府的决定性弱点，而且都指责明太祖在 1380 年竟废除了丞相的职位 及其秘书和顾问班子。
因废除“丞相制”而引起的政府的改组，外廷最高权力层的消失，以及 由此引起君主及其内廷来承担这些支撑性职能的情况，使中国的中央政府呈 现出一种新形式，而且这种新形式终明清两代一直维持到了辛亥革命。但是 在实际上，明太祖的意图早在他在位之年就已有所改动，后来依照历代皇帝 统治时期的当时情况、他们本人的才具和承担的义务，通过日积月累的演变 和对习俗的适应，这种意图就有了新的形式。自然，猜忌多疑的明太祖担心 他的顾问和行政等高级职业官僚会歪曲政令来图谋私利，甚至赤裸裸地搞篡 权活动。他也害怕那些士大夫作为下级地方官会滥用手中的权力。
由于明太祖强调改善农村社会的条件和加强地方政府的规范化（不管此 举是纯粹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或者是他精明地意识到这样符合国家利益， 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某些学者认为农村群众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说他 在这种事件中对官僚的猜忌有可取的话，那么，在复杂的政治机器的更高层 中，他的腐蚀性的猜疑因有深不可测的恐怖做后盾而极具破坏性，且倍加厉 害，因为它一旦制度化，就长期地影响着后世的历史。人们可能争辩说，作
为 14 世纪中国的一位政治领袖，他别无选择，在建立政府时只有依靠那些自
称为信奉新儒学的文化人的服务。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承认那是治理中 国社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又深深地疑虑它的后果；他让他的官员经常处于 惊骇之中，又使皇权高高在上而处于脱离官僚阶层使之不能够提供最佳服务 的地位。这就是他要建立的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政体。
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本卷各章的叙述令人极感兴趣地看到一代一代皇帝
都在不断地修订制度，以图克服这种基本的行政缺陷。我们对第二代皇帝
（1398—1402 年）知道得不多，但是很清楚，他大大地提高了他主要保傅们 的顾问功能，因为正是这一措置的失宜，为篡夺者提供了口实。篡位者明成 祖于 1402 年到 1424 年在位，英武而有方略，但他并不完全拘守他所他声称 要捍卫的原则。因为他的兴趣是在解决远离宫廷的边疆问题，他开始设置内 廷各机构，使他能摆脱枯燥乏味的日常政务。
他的规划中与政制最相关的是他为翰林院选拔最优秀的进士为翰林学
士，以便在时机到来时组成内阁。与此同时，他使宦官起着更大的作用，甚 至主张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正式学习政事，明瞭国家掌故。这就必然使得文 官们和他们的宦官同僚们的合作形式变得错综复杂起来，甚至每一方都力争 皇帝的支持，扩大己方权力，以打击对方为务。应该注意，这两方面的协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顺利的，但是当宦官凭陵一切，左右皇帝并蔑视文官政 府的准则时，这经常发生的龃龉也是不可小视的。
第一件这样的事例发生在 15 世纪 40 年代儿童皇帝明英宗之际。直到明 朝末年就有好几起这样惊人的滥用权力事件，它们在明代政治中叫人立刻想 起与宦官有关系。如果说从 15 世纪后期起，在任何一时期担任文武官职的数 以万计的宦官中，其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奉命行事而不是肆无忌惮地滥用权 力的人，那么，很可能在他们的某些正规职能——即主要是沿内陆边界搞国 际贸易或搞海上转口贸易，或者为皇城搞采办和特别税收——中，他们也许 大部分时间表现得很糟糕。
1380 年废除丞相之职从而使皇帝与在外廷有领导百僚地位的高级负责

顾问隔离起来，这就可视为发展内阁和与正规官僚制度相应的宦官官僚制度
（这两者是明代内朝的两要素）的起点。明朝政府的这些非正规——虽然它 们最后变得高度正规化——的因素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明王朝整个政治史 的主要焦点。某些皇帝在这个制度内工作得很好，有时也添加了重要的新内 容。正如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另外有些皇帝则严重地不履行或抵制各方面的 准则，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后果。从我们现代的观点看，当历史的读者因这 个制度的不合理处没有被一代代敏锐的和忠心的官僚政治家们所克服而产生 受挫的压抑情绪时，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对于政治衰退的这种低调叙述恐怕会使我们 的意识承受很大的负担。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也不应该忽视。这个与西欧 面积相仿佛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在这个难免有错误的治理体制下的确是欣 欣向荣的，而且那些准备充分的、愿意献身的求职官员的人数也是源源不绝 地涌现的。每隔 10 年就有新的一批能干的、急于在为政府的服务中谋求个人 前途的人。每当某一部分人因宦场失意而意志消沉下去时，另一些热心的替 补者就马上递补了上来。尽管明王朝的治理步履蹒跚而很不得力，但它的文 官制度却是生动活泼，在后世也是无与其匹的。
那么，明代的中国是治理得很糟么？明政府的力量同时也是它的弱点； 例如，它特别强调教养、学识和伦理义务，其局限性是使之务必符合先朝故 事、调和折衷和保全面子等大问题。它在促使大范围的稳定性方面既有弱点， 又有强处。我们不妨这样提一个问题：在明代的那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哪个 国家比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些（其他国家没有遇到中国这么大规模的问题）。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这样一个问题直到明王朝以后很久才困扰着中国。 试以明政府所要执行的任务来说，它既要维护这么广大疆域上的统一和同舟 共济的意识，又要表现出充分的自我振兴的面貌，以便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情 况下使社会哪怕是缓慢地，但却是灵活地发生变化，所以它的成就给了人们 很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明政府也允许那些生计稍微充裕而有余资的中国 人自行其是地利用其资财，因为不论比起当时或以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 说，它向人民征收的税项是很少的，它把它的勤劳人民在财富所出之地里所 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留了下来。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但是，社会仍然是开放 的；它给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这在不久以前还是不可能的。 对于明代中国的政府，不可贸然予以等闲视之。
在 14 至 17 世纪的发展变化中，另外一些趋势还可以从明代历朝皇帝的
统治中看得出来。其中很明显的是明王朝的防御态势。他们朝夕思虑的是北 方蒙古邻居所给予的威胁，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明王朝就是抗拒并逐出 了蒙古征服者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必须防备蒙古人卷土重来，直到另一个北 方邻居满族在 17 世纪初取代了蒙古人的威胁时为止。如果对蒙古敌人的集中 注意是形势中持续的现象，那末，又出现了什么长远的变化趋势呢？那就是 构筑堡垒自固的趋势。最初，明人是在自己本土内用蒙古人的战法对付蒙古 人；在 15 世纪中叶以前，这种打法被改成防御政策，即撤退到固守的工事之 后；这些工事位于标志着中国式的定居生活的北部边境前线。明太祖曾计划 保持深入草原去守卫的部队。永乐帝这位篡夺者在 15 世纪头 25 年曾一再出 兵草原，但是未能使前沿戍军成为攻势性积极防御的有效部分。他把戍军撤 至更容易设防的战略要点上。尽管有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蒙古人在 1449 年和 1550 年一再侵入中国，给中国造成惨重的伤害，并且接二连三地进行袭

击。到了 15 世纪 70 年代，中国开始用设有塔楼和堡垒的长垣把这些设防的 长垣连接了起来。传奇中的万里长城——更确切些说是一系列长垣——终于 成形了。在明王朝的后来年代里，筑墙和沿长城防区的驻兵便是明政府首要 关注之事。亚洲内陆的这道边界变成了令人喘不气来的负担。
边界问题可以成为产生一个民族的巨大推动力的源泉。亚洲内陆这条边 界早在汉唐时代就已成为这样的源泉，而在明代，其后果似乎完全是消极性 的。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 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最初是葡萄牙人的船只航 行到中国，他们是 1517 年从果阿和马六甲航行到珠江口的广州），都是如此， 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15 世纪之初，明代中国派出了在当时世界史上空 前庞大和航程最远的舰队；他们曾远航至波斯湾和非洲海岸。不管那些活动 有些什么美好的前景，它却一去而不复返了，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明政府一 心一意扑在了万里长城方面，无暇顾及其他地方，也无心再从正面考虑任何 其他的机会。
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 方面进行扩张，与这种趋势相应的是另外一种趋势，即私人业主不顾政府禁 止而越来越富想像力地和大胆地进行海上商业：他们沿着中国东海岸，特别 是从长江三角洲到广州一带经商。如果他们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赞助，像 15
和 16 世纪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甚至在没有国
家赞助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人和工匠的殖民地，以至最后的农业居留地，也 大都从明代起即在自菲律宾到东南亚一带建立了起来。在明代海上扩张中所 见到的那种无限充沛的精力、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进取的冒险气魄和在社会 内部颇具创造力的领袖才能都同明王朝在北方防御中的筑垒固守和经营的受 挫形成了奇特的对比。
另外一个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是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人口在南方
和西南边疆省份的扩张，是非汉族人民被排挤或被吸收，是中国的行政向今 天的缅甸、老挝和越南边界的扩展。明初诸帝把全部国家军事资源用在这方 面；云南第一次被征服和吞并（虽然忽必烈汗在 13 世纪 50 年代曾征服这个 地区，并在这里建立了势力稍弱的蒙古行政）而置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贵州 被改为行省；安南在 15 世纪 20 年代被击败，但未能成功地被吞并。对整个 西南诸民族的“绥靖”也是本卷各章反复出现的主题。可是，最后国家所起 的作用变得不那么有扩张性了。文化的同化在继续进行，但是，现在进一步 同化的推动力是来自贸易和开矿，以及汉族人口日益增长地深入到这个地区 的一些富庶河谷中的结果。
与南方和西南国势增强形成有趣的相对应的情况，是北方——特别是在 西北——防区的收缩和衰弱。气候的变化可能使整个边境线的勉强维持生计 的农业产量降低，但社会因素也起了作用。在整个明朝后半期，对于这个地 区围攻的心理已因防守地带的建立而被破坏无遗。贸易减少了。由于这个地 区经济的衰退和军事形势的限制，货物和人口的流动减少了。文官政府经常 关心的事情如果和军务相比只能摆在次要地位。最后，国家的政策是对它的 戍军减发饷银或者甚至抛弃他们（特别是对训练不足者和年老体弱者更其如 此），这就使这些兵卒沦为盗匪。所有这些因素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便 日益增加了北方和西北方边疆狭窄地带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地区的地方 性混乱状态在明末的整个社会中虽然谈不上是典型的，但它竟会滋生两支大

的流动股匪而使 17 世纪 30 年代中国其余地方大受其害，就不足为奇了。其 中一支被称为李自成“叛乱”，它肆意劫掠华北地方，并且很幸运地乘机敲 开了北京的大门。它在 1644 年正式地结束了明王朝。
以上这些对于明史读者是很显而易见的几种趋势。也很显然的是，本卷 书内包含详赡的内容细节，它们足以重新展现明史的许多方面。
在 1368 年和 1644 年之间有 16 名在位的皇帝，还有一些是在南方远处 直到 1662 年为止抗拒满人的可能继位做皇帝的人：他们组成了不同类型的人 物的画廊，而这些人的生平都需要更多的材料予以重新描述。在西方语言中 还没有他们任何人的一种完美的传记。虽然中国的皇帝们在中国历史编纂学 中属于最忌讳的题材，但还可以做许多工作来弥补这种缺陷。但是，除了那 些皇帝本人以外（也包括数不清的皇家宗室），还有极丰富的文献材料写到 各种不同的生活、地点和行为。有浩如烟海的明代人的著作——诗歌和文艺 作品、各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宗教的和哲学的研究、戏剧和故事以及消闲作 品、官员们关于政府工作的奏折，以及明代历史学家开始对历史进行整理的 著作。学者们只能知道这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一小部分的东西，因为在这些著 作中，明代任何时侯存在的印刷书籍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同期印刷 书籍的总和。明史的许多大的方面在 20 世纪尚未得到实质性的研究，虽然在 本世纪相关的材料因为复制印刷品、考古学和档案材料而增加了很多。
在今天这个世纪，明史还没有在中国、日本或西方受到广泛的研究。一
大批灿然可观的历史材料已由傅吾康在本卷书的第 12 章很出色地胪列了出 来，它们现在正吸引着新一代的学者的注意力，而且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明 代这几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大范围内是多么重要。本书作者和编 者在编写这一卷时有相当的自信，认为它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推进之功；而且 更加相信，明史研究领域将会很快地大大超过本书的成果。我确信，这些作 者中的许多人将有助于使本书及早地退出现役，因为他们为了取代本书，还 在继续前进。我向他们现今取得的成就致意，并预期他们的成果早日问世， 后来居上。

明王朝诸帝


姓名 年号 庙号 朱元璋 洪武（1368—1398） 太祖 朱允炆 建文（1399—1402） 惠帝，惠宗 朱棣 永乐（1403—1424） 太宗，成祖 朱高炽 洪熙（1425） 仁宗 朱瞻基 宣德（1426—1435） 宣宗 朱祁镇 正统（1436—1449） 英宗 朱祁钰 景泰（1450—1456） 代宗，景帝 朱祁镇 天顺（1456—1464） 英宗 朱见深 成化（1465—1487） 宪宗 朱祐樘 弘治（1488—1505） 孝宗 朱厚照 正德（1506—1521） 武宗 朱厚熜 嘉靖（1522—1566） 世宗 朱载垕 隆庆（1567—1572） 穆宗 朱翊钧 万历（1573—1620） 神宗 朱常洛 泰昌（1620） 光宗 朱由校 天启（1621—1627） 熹宗 朱由检 崇祯（1628—1644） 懿宗，思宗，怀宗，庄烈帝
南明
朱由崧 弘光（1644.6—1645.6） 安宗 朱聿键 隆武（1645.8—1646.10） 绍宗 朱常淓 潞简王监国（1645.6）
朱由榔 永历（1646.12—1662.1）
朱聿■ 绍武（1646.12）
朱以海 鲁监国（1645.8—1653）

明代度量衡制


Ⅰ 长度 1 尺 =10 寸
=12.3 英寸（近似值）
1 步（双步伐） =5 尺
1 丈 =10 尺
　　　1 里 =1/3 英里 Ⅱ 重量 1 两 =1.3 盎司
1 斤 =16 两
=1.3 磅（近似值）
Ⅲ 容积 1 升 =0.99 夸脱（近似值）
1 斗 =10 升
1 石／担* =10 斗
=99 夸脱
　　　　　　　　　　　　　=3.1 蒲式耳 Ⅳ 面积 1 亩 =0.14 英亩
1 顷 =100 亩


注：本书各章有时提到的中国度量衡所依据的材料，其出入令人无所适从，而且它们取自标准 单位各不相同的地区。它们并不是贯穿于明朝始终和全国性的标准，所以只能视作近似的 数据。
*石/担应该是容积单位。但是它经常被用作相当于 100 斤的重量单位。

总编辑序


20 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 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并从 70 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 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 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 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 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 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
要 10 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 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 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 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 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 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 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 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 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 1902 至 1912 年间以 16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 12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 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 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 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 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 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 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 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 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 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 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 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 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 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 6 卷。从那时起，公认 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

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 经变为计划出 15 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 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 10 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 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 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 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第 7 卷的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的中译本有：第
1 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 3 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 10、11 卷，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第 14 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年》。中华民国史的两卷亦已列入近期出书计划；其余各卷在国外出书后也 将尽快翻译出版。
出版 15 卷的《剑桥中国史》，是一个大项目。在多数学术译著印数不 多，经济和印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了这一项目，给予 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
本书的翻译仍遵循忠于原文的原则。少数中文资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 面回译，则删去引号。为方便读者查阅，在脚注的书名后用[]号标出相应的
《书目》中的编号；并将《书目》所列条目译为中文。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张书生 译第 1、2、3 章和第 4 章前半 杨品泉 译第 5、6 章和第 4 章后半
思炜、张言 译第 7、8、9 章，整理、翻译《书目》；谢亮生参与了这
部分的翻译，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校订工作
黄沫 译第 10、11、12 章和《书目评注》 我们水平有限，不妥及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 1 章 明王朝的兴起，1330—1367 年


引言


　　元朝是蒙古征服者从忽必烈汗起统治中国的时期，人们对它的特点说法 不一，而且现在仍在许多学者中间争执不休。①可是，有一件事却是确凿无疑 的。在 14 世纪中叶以前很久，它的统治的能力，即它维持社会秩序、管理省 县级政府和征收税务的能力越来越削弱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
—1398 年）于 1328 年 10 月 21 日生在今安徽淮河平原一个赤贫的佃农之家。 他从未经历过中国那个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正常环境，直到他 40 年以后起而统 治这个帝国并指导它的恢复工作。明王朝诞生于半个世纪有增无已的扰攘纷 乱中；在这个一切遭到破坏的年代，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日益 直接诉诸于暴力。它提供了中国社会逐渐军事化的典型范例，而且也由于这 一点，它提供了元失其鹿而群雄争逐的典型范例，即他们通过军事力量把一 个号称为受有天命的继承者政体强加于人。尽管中国人在传统上喜欢把这种 情况归之为改朝换代循环理论提出的一乱一治的典型形式，但是，元朝瓦解 和明朝兴起的方式却完全不是表现在中华帝国历史上的那种改朝换代的模 式。14 世纪中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纷乱中的中国社会充分揭示了它的 潜力，也充分展示了它一般很少表现出来的组织结构。因此，人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某些特征，它们在和平的、有秩序的文官政府之下是不 容易辨认出来的。同时，这个时期的暴力行为也给明王朝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它很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

































① 元王朝的历史构成本书第 6 卷的部分内容。

日益恶化的中国情况，1330—1350 年
　　　　　　　　　　　　元朝的宫廷 派系斗争是政治上的通病，整个元王朝也有此特点；它早在 14 世纪就是
元政府的破坏性因素。在忽必烈汗的长期统治（1260—1294 年）之后，代表 他的孙子和这些孙子的后人们的利益互相冲突的朝臣小集团经常互相残杀， 争夺皇位。某些学者在不断的派系斗争的重大问题中看到了两种对抗的政 策。其中一种是以蒙古为基础的政策（和派系），它以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 利益为依归，而以察合台汗国的传统为代表。这一政策的根子可以直接上溯 到忽必烈汗的对手们，特别是可以上溯到窝阔台系的海都：他在他的整个统 治时期都是和忽必烈汗作战的。另一个派系被认为是以中国为基础的皇帝对 通常称之为“儒家化”方式治理国家的关心，这就是想用官僚治理的方式来 达到它在中央集权下实行经济统制的目的。这就在蒙古的政治领导阶层中在 治理中国的方法和目的问题上引起了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分裂。①后一个集团
在 1328 年发动一次政变，其目的是想“复辟”海山（1308—1321 在位，庙 号武宗）的一系。他的两个儿子——和世■和后来的图帖木儿——都在 1328 年被拥立为帝。前者被后者（即元文宗，在位至 1332 年）的党羽所杀害。他 被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所继承。第一个登极的是弟弟，名亦璘真班，死时为 六岁幼儿，仅在位两个月。也许是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后不久，他的 13 岁的哥 哥妥懽贴睦尔于 1333 年即位。作为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位蒙古君主，他在 1368 年被明军赶出大都（北京），在 1370 年死于大草原。妥懽贴睦尔在中国史书 中用明太祖所赠的封号称为元顺帝；也叫惠帝（宗），后一个封号却是在蒙 古的他的逃难的朝廷所追赠给他的。他的直到 1368 年的 35 年的统治大大超 过了从忽必烈死后到 1333 年间七位君主平均在位五年半的时间；在这七位君 主统治时期的特点是不断的阴谋、政变和篡弑。可是，他的漫长的在位期并 不表示元朝的统治重新取得了稳定。相反地，派系的混战从以控制傀儡皇帝 为目的的政变转变为蒙古地方掌兵大员之间通过争夺左、右知院这两个主要 官职来控制朝廷的斗争。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政府的质量方面毫无改进。 元顺帝在位的年代与明王朝兴起的时期大致相合。这位元朝的末代皇帝 在当时的许多中文史料中和明初历史学家的笔下被形容为一个放荡淫佚的怪 物，这种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但是很难断定夸大的程度究竟多大。有几位 当时的作者赞誉他。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在使元王朝足以夸耀一时的权 力瓦解和消逝的那些事件中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成吉思汗是一位军事天才 和具有雄才大略和超人毅力的领袖，但是，人们发现他的这个第七代孙子充 其量不过是一个庸才接班人而已。只要看看在他统治时期的历史得写一些更 大的人物，得写主要由别人制造和遇到的问题，这种评论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元朝军事力量的衰落





① 对元末政治作这种解释的最有力的主张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变化的面面观》
[134]（纽约，1973 年）。

　　自从 13 世纪末以来，元政府的军事力量已处于衰落之中。在 13 世纪 70 年代征服了南宋之后，在中国境内的蒙古和亚洲内陆军队的主力都戍守在黄 河平原上，以拱卫大都（北京）。有些特殊的蒙古部队则因需要而定被派往 战略要地，但是它们并未按常规被分派到各行省去警戒全帝国。军队中的汉 人职业士兵们，有的是 13 世纪 30 年代金王朝灭亡前受女真人统治的汉人， 有些是 13 世纪 70 年代南宋被征服时投降的汉人：正是这样的士兵构成了分 布于全国各地的戍军的主要成份。
　　这种构成模式一直延续到元王朝的末年；这就是说，蒙古族戍军和元帝 国禁卫部队的主力是部署在北方，靠近京师，而汉人部队不管是在蒙古人统 率下或是西亚人（色目人）统率下，则守卫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各地区。 各行省的戍军也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集中在长江下游。扬州、建康（南京） 和杭州是除京师地区以外元军以最强的部队把守的地方。这是为了要保卫运 河南端的富庶之区，因为这里要向京师供应财赋，特别是要供应税粮。以较 少兵力部署的其他地方也都是方面重镇，如四川、云南、长江中游和东南沿
海。
　　元朝的戍军管理得很糟糕。一位学者曾经写道，甚至到了 13 世纪末，管 理不善正使军事制度走向崩溃，而且到了 14 世纪 40 年代他们无力镇压地方 叛乱和土匪是屡见不鲜的。甚至有时派往战场进行重大战役的驻守京师的帝 国禁军，到了那时也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了。①从 14 世纪初开始，在元王朝主 力军队的地区部署上和叛乱活动的相对地少数上，其地理的相互关系是很清 楚的；到了这个世纪的中叶元军的战斗力到处在急剧衰落，而叛乱活动则有 增无已，这种相互关系就让人看得更清楚了。元王朝的强制汉人的能力—— 不管它是依靠亚洲内陆的部队（包括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的蒙古军队在内）还 是使用汉人职业士兵或是征自平民的募兵——在这几十年中迅速地削弱了下 来。更其重要的是，这种事实已被广大的汉人民众看得一清二楚了。
当社会变得无秩序和不安全时，一方面是居官或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都
主动起来组织地方防御部队，并且建筑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土匪们又利用 混乱的形势搞一些其规模和胆子都越来越大的组织。地方自卫的领袖和地方 盗匪都能够起到非法的政治作用，自己宣布独立于合法的政府军队之外，以 便最大限度地扩大行动的自由和争取支持。那些真正关心地方防御的人通常 都是代表地方精英阶层或者和地方精英集团有联系的人，但并不是必然出身 于地方精英阶层：他们总是对重新强加在头上的政府控制很敏感，虽然他们 要经常与政府讨价还价，以便继续搞自主性的自由和加强他们的领袖地位。 另外一些自治运动代表着从土匪发展为公开叛乱的某个阶段，它们也利用它 们的军事力量作为谈判的出发点来谋求合法的一官半职，以答应要和这个绝 望的政府合作为交换条件。还有一些集团是利用民间宗教和秘密教义作为自 己的凝聚力和作为自己发动暴乱的理由，在它们自己眼中和在政府眼中，它 们大多数则不具备搞这种妥协的条件。①
退化过程开始于行政官员们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最后导致形成各种有 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它特别和元末军事力量的问题有关。这种退化过程使 得对全社会的正常控制被削弱，而社会秩序基本上是赖它维持的，因此取代



① 萧启清（音）：《元代的兵制》[211]（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8 年），第 62—63、46—47 页。
① 这几种类型的例子是下节《中央权力的瓦解》的论题。

它的就只能是直接诉诸武力了。它促成了一个大变动：使平静的社会变成了 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原来农户手中不常见武器，现在到处都是。由于许多男 人开始拥有并学会了使用武器，那些最善于使用武器的人便变成了军事领 袖。每个村庄都要产生几个军事领袖，小的如今天的班长，大的如今天的连 长，人人都想有朝一日当上将军。在从 14 世纪 30 年代起的争夺军事霸权的 斗争中，从最寒微的底层产生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和几个赫赫有名的卓越军事 领袖。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没有投效政府军，只是在这个或那个叛乱运动之中 效力。
　　一个社会一旦军事化了，要它再非军事化和恢复到统一的文官之治，得 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使所有争当全国领袖的人最后只剩下一个。用军事术语 来说，这就是从大约 1330 年起到 14 世纪 80 年代朱元璋变成重新统一中国时 为止的支配中国生活的那个过程。作为军事史，这个过程见德雷尔所执笔的 本书第 2 章。

精英阶层和政府


　　14 世纪中叶的几十年给中华帝国晚期的学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历史增 添了洋洋大观的内容。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虽然大部分 未能实现），即长期受尊敬的中国生活方式会最终战胜异族征服者的破坏性 影响。忽必烈汗在 13 世纪 70 年代完成了他对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征服以后， 他曾经采取某些实质性步骤来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治理汉人有其高明之 处，因此他曾把一边倒地依赖蒙古军事机器的办法转变成为与文治官僚政府 充分合作的伙伴关系。他曾经庇护汉人（以及汉化的亚洲内陆人）的学者- 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1271 年，他命令著名的学者和官员设计一个礼仪 总集以指导朝廷的尊卑上下的行为，但据《元史》说，他仍为皇族和蒙古贵 族的事务保留了蒙古的习俗和礼仪。①他使用荐举的方法加紧征用汉族学者来 当官。但是他却断然拒绝了汉族顾问们最重要的建议，即没有举办科举考试 来吸收官员。
1313 年，他的曾孙子爱育黎八力八达——历史上被称为仁宗（1312—
1320 年）——宣布，于 1315 年恢复宋代型式的科举考试，而指定以朱熹（1130
—1200 年）学派的经典注疏为正统学说。这在全国的汉人中间引起了希望和 满意的巨大浪潮。当仁宗之侄图帖木儿在 1328 年即位时又激起了人们更大的 希望。当他驻建康（南京）做怀王时，他跟著名的文人和艺术家都有交往。 他的庙号为文宗，所以他这位蒙古皇帝看来对汉文很有修养，这样说他是完 全可以当之无愧的。除此之外，他也企图写古典的汉文诗（有两首流传了下 来），绘画，并且写得一笔有理由令人喜欢的汉字。①忽必烈的儿子和太子真 金王精通汉族文明，如果他不是死于 1285 年（即死于他父亲之前），他就会 把这种学识带上帝位，现在却要经过六个几乎完全令人失望的君主的统治之 后，汉族文明才终于在第二位皇帝身上体现了出来。另外，如上所述，把文



① 宋濂等编：《元史》[490]（1369—1370 年；重印本，北京，1976 年），76（不标明页或叶的数字一般表
示卷、册等，全书同）。
① 赫伯特·弗兰克：《蒙古诸帝能够读和写，而且能够写汉文吗？》[166]，载《大亚细亚》，新编，3（1952
年），第 28—41 页。

宗推上台的政变代表了蒙古人政治中“儒家”一派的胜利；这一派强调君主 的利益在于治理好汉族国家。
　　文宗当皇帝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在京师新立一个汉学和艺术的学术机构作 为内廷的官署，名之为奎章阁②。与此同时，宫廷内还有几位地位很高的贵族， 如马札儿台即是。他的儿子脱脱在元朝最后一个君主时期是主张以汉族方式 治国一派的领袖人物。马札儿台干劲十足地和汉族上流学者交往，聘用他们 为西席，而且在宫廷内赞助汉学知识。③到了 14 世纪，许多有特权的中亚和 西亚人（色目人）已变成了汉人文化精英中有学识、有文化修养的成员，这 表明了汉族的各种价值观有同化异族的能力。正在这时，即从 14 世纪的 20 年代到 40 年代这几十年中，有许多出身中国中部文化高度发达的心脏地带的 优秀古典学者和文人学士纷纷投效元朝廷，其中大多数人是经过荐举和直接 任命的方式来任用的，但也有人是通过新开的科举考试而得到任用的。整个 说来，年轻人继续学习古典知识，为从事士大夫的生涯作准备，他们不会相 信他们伟大的文明规范不会再度得势。在 14 世纪的前半期，私人书院兴盛起 来；精英阶层通过它们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来维持这种教育。出现了许多重 要的地区级和地方级的学术中心：浙江北部的金华强调学习经典著作以致 用，造就了一些急于在政府中想大显身手的学者。在元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 中，这个学派培养出来的许多知名之士都前往明初的朝廷中以优异的成绩效 力，并且左右着明初的学术和政治。①
对精英集团的态度和活动的这种讨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的精英
阶层一般地说来已经接受了蒙古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力图维持传统的参加政 府的方式。他们从未使蒙古封建领主们完全接受他们。甚至文宗也只统治了 四年，而且统治的效果不好。行政失误中的许多令人失望的迹象实在太明显 了，这些迹象被归咎为没有完全采用传统的方法和价值观念。不过，儒家要 人们更完全地采用传统、担负公共责任和从事建设性服务的要求一直强烈地 存留在许多精英分子心目中，虽然也有许多人被拒不录用，因而以独立特行 的方式退隐，只致力于家务和地方事务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人追求。他们在元 王朝的最后年代中越来越消极了。由于不能在国家事务中享有高官厚禄，许 多精英人物贫困了下来，这就迫使他们要改换门庭，去做吏胥、教师、职业 作家、和尚和生意人，等等。这就在知识阶层和整个社会之间造成了不正常 的关系。
因此整个地说来，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
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王朝的合法性，一 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 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王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 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王朝的叛乱分子——特别是 那些没有维持传统社会规范的借口的人——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 合作。某些现代历史学家责怪 14 世纪中叶的精英阶层可耻地缺乏民族精神。



② 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阁人物》[73]（台北，1981 年）。
③ 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载《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 年），特 别是第 169 页以下。又见小郎洛瓦；《虞集与他的蒙古君主》[306]，载《亚洲研究杂志》，38，1（1978
年 11 月），第 99—116 页。
① 见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以及本书本卷的第 3 章。

当有了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异族的束缚和重建本民族的统治的时候，他们 却迟疑和消极起来，十分缺乏爱国主义的热情。更为可耻的是，在蒙古人被 逐出了以后，某些精英分子还对他们早年做元王朝的合作者或臣民这一段往 事写文章大唱赞歌。这种说法如果是用来评判元末明初的精英阶层，当然有 时代错误之感，因为它指的问题不是那个时代部分精英阶层——或者实际上 是平民阶层——的部分意识，用它来描绘对那个时代的人民来说颇有意义的 各种问题和力量，对我们倒是更为有用的。

中央权力的瓦解


　　关于 14 世纪中叶元衰落时期政治挑战和叛乱的简单的划分，提供了政治 上持不同意见者采取的下面几种各不相同的形式：
（1）作为事实上的军阀的元王朝地区级领袖。 这类领袖们经常变来变去，有时真正效忠于皇帝，有时只在名义 上效忠，甚至在不承认中央权力合乎自己个人利益时便宣布自 治。
（2）居官或者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他们聚集了有限的地方资源，以便 维持比较小规模的、未经官方授权的防御能力。
（3）盗匪，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用有良好组织基础的走私贩子；当政府越 来越不能控制他们的劫掠时，有些股匪就扩大他们的行动，转而 求取政治合法性的地区级的军事权力。有些人还要僭取封号和权 利，或者要元政府（它不顾一切地想赢得他们的合作）给以这种 封赏。
（4）秘密会社运动，这是有群众参加的组织。它们是民间佛教内部的松 散的明教组织，也是向往千年至福的宗教组织。它们蔑视正常的 权力源泉，显示着有能力搞黑社会的团结和与政府彻底决裂，因 此使他们的行为比普通叛乱分子更趋于极端。这个时期所有这一 类的重要活动都在“红巾”军的名义下松散地联合了起来。
上述这些类别不能用来静止地叙述叛乱运动。它们都有可能变化，正如
同形成明王朝的那个叛乱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那个叛乱最初也不过是一个 秘密会社运动，但是约在 15 年时间之内它就变成了“儒家”性质的王朝，迫 切地要求合法性和恢复传统。可是当我们一一列举 14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的那些事件时，上述分类法能作为我们有用的起点。
在为元王朝效命的地区性领袖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和在明王朝崛起的历
史中肯定是这些领袖中最重要的人物的是扩廓帖木儿（约 1330—1375 年）。 他的事迹开始于他的养父察罕帖木儿（1362 年死）。察罕是突厥族主要的乃 蛮部的第四代酋长；他们原住在河南东部边境的沈丘县。自从察罕帖木儿的 曾祖父在 13 世纪初帮助蒙古人平定了河南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安全了。 虽然在元朝对中国居民的管理体系下他们被官方划分为中亚人（色目人）， 但乃蛮已高度蒙古化；到了第四代，这个家族看来已同时被蒙古和汉文化所 同化。察罕帖木儿曾经赶过科举考试，但没有进士（即最高的学位）及第。 他有时用汉姓李。在为蒙古人和色目人开的特科中，他可能用李察罕的名字 应过试。


　　总而言之，他的能力和他的野心都是重武而轻文的。当战乱蹂躏了华北 平原而从 14 世纪 40 年代起它又从今天的安徽蔓延到邻近的河南的时候，他 开始创建了一支保卫家乡的兵力。他接着镇压了红巾军，后来又试图在河南 建立一个地区性根据地，其首府则设在安徽河南边境上的几个流动地点上， 而在 1358 年和 1359 年竟然一度设在开封。他在 1352 年带了几百人的队伍第 一次上战场，并打了一系列胜仗；那时，红巾军正在安徽西部和河南中部横 扫各府州县，事实上没有遇到政府正规军的抵抗。朝廷自然给察罕帖木儿又
　　
当官又封爵，鼓励他扩编自己的军队，准许他主管全行省。他早期的胜利是 靠与李思齐合作而获得的；李思齐是河南南部罗山县人，也是一个不安分守 己的地方亡命之徒。这两个人是地区性军阀这种新现象的典型代表，即名义 上支持朝廷的权力，但却建立独立于朝廷的自己的根据地。
　　到了 14 世纪 50 年代之末，察罕帖木儿是奉蒙古人旗号的最有势力的地 区性领袖，也是河南行省政府的首脑（平章），其势力已扩及山西、山东和 畿辅行省，甚至也远及陕西。他的被保护人李思齐以陕西为根据地也在西北 取得了主宰一切的地位。阴谋和派系冲突使丞相脱脱于 1355 年 1 月被解职， 虽然后来在高邮（今江苏北部）对张士诚（1321—1367 年）叛军的征讨取得 了胜利，但朝廷却丧失了它最后一位能文能武的领导成员。朝廷步履艰难地 在恶毒的斗争中运用仅余的一点帝国的权力。察罕帖木儿在各行省都有对 手，因为他们支持朝廷。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地区性领导权应该导致他去掌握 朝廷的命运，如果他有这种野心的话。但是他厌恶宫廷政治，所以他可能认 为掌握他正在华北平原建立而又在迅速扩大的、兼有文武两方面功能的政府 会更加安全。可是，华北平原的其他地区性军事领袖和朝廷中的某些成份都 妒忌他日益增长的权力。他最重要的敌人是蒙古的孛罗帖木儿（1365 年死）， 即皇后的父亲和山西大都督兵农司使，他不想让察罕帖木儿享有该地区重要 的剩余粮食。他斗争的第一步是想推翻察罕帖木儿，然后消灭扩廓帖木儿； 这种活动左右了朝廷并使政府陷于瘫痪，一直到孛罗 1365 年死时为止。
察罕帖木儿很显然是僭越了皇帝的权力，以便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他忽
视朝廷的命令；他擅自任命官员和调动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是要伺机制服 孛罗帖木儿和扩大自己强大的军事机器。但是我们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其实 无意控制朝廷，也不想取代朝廷，即令他的行动有时很含糊不清，足以引起 人们真正怀疑他的目的。元朝的两位将军田丰和王士诚以山东西南的济宁为 根据地，朝廷也正在倚重他们防御山东行省，但他们在 1361 年初投降了山东 的叛军。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们接受了察罕所建议的赦免令。他请他们再 效忠王朝，而当他向东扩张势力时要他们受他的节制，然后将委他们以重任。
1362 年夏末，他们又和在益都与察罕对峙的叛军相勾结；益都是省会济南以
东的重要府城。当他攻下济南并向益都进迫时，他们刺杀了察罕，诡称他们 对他为国家利益所承担义务的程度感到失望。然后他们逃跑了——不是向他 们用于行刺借口的朝廷效力，反而和益都的叛乱分子勾结了起来。
虽然皇帝和朝廷因去掉了这个权势人物而私下感到宽慰，察罕却在身后
仍大受封赏，备极哀荣，皇帝在任命他的养子接替他的一切文武职位方面， 很快地满足了这位被杀者的下属们的愿望。因此，扩廓帖木儿走上了前台： 他成了察罕的权力、利益和敌对关系的接班人。
　　扩廓是察罕的姐姐和一个姓王的汉人的儿子。他的幼年名字叫王保保，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汉人身份的全部。察罕无子嗣，他从他的孩提时 期就扶养了他，视之为己子，像他自己受教育那样，又让他受汉人的教育， 又让他学蒙古人的武艺。和他的养父一样，扩廓身材魁伟，有英雄气质，虽 然他承受了双重文化遗产，但他对草原上武士理想的兴趣多于对汉族政治家 的理想的兴趣。1361 年，察罕曾派他运送迫切需要的粮食到京师。他受到当 今皇上妥懽贴睦尔的接见，并被授予蒙古名字扩廓帖木儿。那次会见据说对 他消除了所有的疑虑；换句话说，尽管他有一个汉人父亲，他是当作蒙古人 被接待的，因此使他非做王朝的忠实仆人不可。他的整个一生都受到巨大的
　　
压力，要他力求符合大草原的理想而不去与招致他敌人嘲笑的汉族身分认 同。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于了解他的个性和事业的兴趣。
　　在察罕帖木儿死的时候，他的野战军僚属都因骤然失去他们的领袖而受 到震动，便转向扩廓，力图保持他们的凝聚力和行动势头。这就使得朝廷给 他封了高官，委以重任。扩廓认为他的第一个义务就是要胜利地完成用兵力 扫荡山东的任务。他立即着手准备攻占叛军现已孤立的据点——益都；这个 任务似乎是他的养父不急于完成的。在围困了这个城市几个月之后，他用穿 地洞越城墙的办法拿下了它。有两百名叛乱领袖被送往京师行刑，但是，杀 害察罕的两名变节将领田丰和王士诚则留待扩廓自行决定。他挖出了他们的 心，以此祭奠了他养父的亡灵。从山东半岛一直到极西边的陕西这片华北地 方现在是安全的了，或多或少地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可是，孛罗帖木儿继续在宫廷与一个想换掉太子的派系搞阴谋活动，即 他们想换掉爱猷识里达腊王子，因为他不是孛罗之女——即皇后——所生之 子，而是皇帝一个宠妃所生的儿子。孛罗还继续告发他的宿敌察罕的儿子扩 廓。这就使得扩廓不可能超然于宫廷派系斗争之外。孛罗和扩廓两军交战的 焦点是在争夺山西，1363 年战局变得对扩廓有利，并把孛罗驱赶到京师，促 使他本人在 1364 年控制了京师。爱猷识里达腊王子怕遭孛罗的毒手，因此逃 走并把自己置于扩廓的保护之下。孛罗对朝廷咄咄逼人的控制终于使消极的 皇帝转变态度并下令把他刺杀。1365 年 8 月当孛罗在去朝廷的路上，他被一 把斧子砍死，他的头后来被装在一个盒子内送往爱猷识里达腊，要他相信他 可以平安地返回京师了。扩廓把他护送回来，并在京师逗留了一段短暂时间。 他被封为河南王，然后奉命去清除长江流域的叛军。扩廓很可能留在朝廷并 控制政府，但他也和察汗几年前的表现一样，对宫廷政治不感兴趣，因此返 回了河南，并作为华北的主宰而扩大了他的军政力量。
扩廓也受命指挥西北的某些武人；其他的人，特别是李思齐，都对察罕
的养子心怀不满，认为他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无需对他效忠。这就又引起 了一场内战，这一次是在扩廓和四个陕西军人之间打的（除了李思齐以外， 还有张良弼、脱烈伯和孔兴，后面三人都是孛罗原来的旧战友）。这就有效 地阻止了扩廓去执行清除长江叛军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原本是他不想去完成 的。他在这时把军队向南开动，就会把他的河南根据地暴露在西北军阀的面 前；这些人在剿匪和清除叛军的活动中本来应该是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
另外，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元末的一个大弱点：朝廷不能约束那些本来
是它的主要仆人，使他们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从 14 世纪 60 年代之初起直
到 1375 年他死于爱猷识里达腊的外蒙古的宫廷中为止，扩廓帖木儿是力量最 强大的、作战最成功的、也是最后最忠于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的军事领袖。 可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迫使他要花很大精力去对付内部和外部的阴谋与敌 人。他的生涯充分证明了作为地区性的领袖在元王朝的最后 20 年为维护元王 朝的江山的斗争中处境是何等的复杂艰难。①
元王朝其他的地区性领袖因中国中部普遍兴起的叛乱而与华北相隔绝，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地卷入宫廷政治中去。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不同的情况。 陈友定（约 1330？—1368 年）是一个孤儿，身躯高大结实，本为福建福 州府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的儿子；他于 14 世纪 50 年代初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被



① 关于扩廓帖木儿的生平的有用的资料，详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134]，第 6 章和《后记》。

迫从军。他被一个地方官员所征募，最初负责一个警察治安队的工作，如果 是在平时，他的前程恐怕就要到此为止了。可是，南方红巾军进犯江西行省 时他被征调去打仗，他再三表现了杰出的军事素质，因此升赏极快；这在国 家纷乱的时期是很常见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他从一个县里的小官员升 为掌管一省的政务的人物。在这些年中他培养了一些学者，并想获得基础的 学识，但是他没有变成一个儒家的绅士。
　　他具有独裁者的性格；他喜欢采取严厉措施，而且当下属坦诚地发表不 同意见时他又以暴力行为来维护领导的地位。他有两种特出的品质，即在军 事上确有能力和对元朝政权怀有强烈而坚定的忠诚。他的粗暴态度使许多伙 伴离弃了他。当他在 1368 年被明军俘虏并解送去南京时，朱元璋这位新的明 王朝的皇帝指责他杀害了衔命劝他投降的明军使节，但是朱元璋仍然准备赦 免陈友定，给他以某种荣封；明太祖对勇敢的对手有好汉惜好汉之意。可是， 陈友定对败亡了的元王朝的忠心毫不动摇，他向明朝皇帝大声嚷叫道：“国 破家亡我可死，尚复何言！”被激怒了的皇帝马上命令对他行刑，另外还处 死了他一个自愿陪他来送死的儿子。
　　在邻近的广东省，何真（1322—1388 年）的生平又有所不同。他在年轻 的时候也是一个孤儿，但出身于一个能给他施以教育的家庭。作为一个在培 养亡命之徒的传统下造就出来的年轻人，他拥有同时使剑和用笔的资质，而 且爱惹是生非；这个年轻人具有在乱世中谋求发展的自信力和野心。他曾短 时期地在当地政府中供职，后来被撤了职。后来和许多别人一样，他也获准 以私人身份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地方自卫队。作为这支私人部队的领袖，他从 土匪手中收复了州城。现在他已是必不可少的人了，因此在州署中被授以官 职。他继续建立了州城的防御部队，并因领导他们打仗而在州署内赢得了更 高的职位。1363 年，他全权指挥全行省的军队从沿海的海盗手中收复了广 州，所以第一次被提升为左丞，1366 年又升为行省官署的首脑，这时他的军 事力量已能使他对该行省机关发号施令。因此，他在全国千千万万个地方私 人防御领袖中是唯一从那种社会地位上升到元王朝地区性领袖的人。
1368 年夏当明军到来时，这个前此一直是毫不退缩地镇压土匪和攻打叛
乱分子的人轻轻易易地投降了新王朝。他被送往南京晋谒朱元璋；这位新皇 帝对何真很满意，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在行省政府内很高的职位。在他 1387
年 65 岁退休时按军功封为世袭伯爵，它的封号就冠以他的广东家乡的名字
（按为“东莞伯”——译者）。他的传记作者们提到了他喜爱学术和有高雅 的脾性；他在好几方面与凶猛残暴的陈友定恰恰相反。
元王朝其他地区性领袖的事迹则与明王朝的兴起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
1382 年明军陷云南时，在遥远的云南任政府首脑的蒙古人梁王把匝剌瓦尔密 自杀而死，但是，云南在 14 世纪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战争中没有起过作用。 另外一位蒙古领袖纳哈出（1388 年死）则是长江渡口太平（朱元璋于 1355 年攻陷了此地）的守将之一。当朱元璋在修订政策以适应新的认识和需要时， 他为了赢得蒙古人的好感，就释放了纳哈出；但朱元璋的这一希望没有成功。 此后，纳哈出在辽东的蒙古军队中服役，最后在 1368 年以后的年代中变成了
满洲-朝鲜边境上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地区性领袖。 其他一些元王朝的地区性领袖早在朱元璋的军队同他们打仗以前就已经
被朱元璋的对手们所消灭了。其中有几个人即使未在此时举足轻重，都在元 末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作为明王朝兴起的一个因素，这里所谈的这些领袖

构成了元末群雄割据局面的规模和特征。

县一级地方诸领袖


　　随着元政府在整个 14 世纪初年的削弱，以及由于深深隐藏在它的统治方 式内部的问题，人们能够观察到它逐渐丧失了正常的控制能力和最后趋向于 越来越依靠暴力的情况。由于政府推行强制制裁的能力减退，它丧失了对暴 力手段和使用武力的垄断。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通常在抛弃元政府的情况 下，都把自己武装起来，以最低限度地保证日常生活的安全。这种比较抽象 的论述可以引用 14 世纪的史料予以生动的证实；这些材料都说明了地方社会 领袖们在越来越动荡的年代中怎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盗匪活动由原来偶发的地方性的麻烦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威胁：这在 14 世纪 40 年代大规模叛乱爆发以前就已经发生了。陶宗仪的《辍耕录》（叙，
1366 年）中一段短短的介绍文字就道出了很有分量的信息，它说：
　　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贼毕四等三十六人，内一妇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 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朝廷召募鹾徒朱陈，率其党与，
①
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
　　盐池工人由于他们的凶猛和独立性而受到注意；在下面所引的一节叙述 中他们被视为杭州的救星，而且像张士诚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又经常是站在 另一边。在这里，政府在他们中间指派一个私人的和也许是不合法的组织来 完成它的军队所不能完成的事。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威胁的某个社会 不能从无效率的政府那里指望得到救助。于是出现了通常是由当地精英阶层 的领导层——即社会的天然领袖来领导的自发的防御办法。
　　萧景茂，漳州龙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谨厚信于乡里。后至元间[1335—1340 年]，漳 寇乱，景茂率乡人立栅保险，坚不可破。会旁里有人导之，从间道入，景茂被执。贼使拜。曰， “汝贼也，何拜？”贼欲胁之降，以从民望。景茂骂曰：“逆贼，国家何负汝而反？汝族汝里 何负汝，而坐累之？”贼相语曰：“吾杀官军将吏多矣，至吾寨，皆软靡求生，未若有此饿夫 之倔强者。”② 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他。
　　《元史》有四卷给那些堪称为“忠义”之士的人写了简短的传记，它们 几乎完全是叙述那些在 1330 年至元王朝败亡时同样死难的一些人。①其他数 以千计也同样起而组织乡村自卫的人或者没有死，或者未被记录下来，而且 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出身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明玉珍（1331—1366 年）便 是一个例子。
　　徐寿辉起蕲水，玉珍与里中父老谋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刚直，能集壮勇，保全乡里， 是所望也。”玉珍于是招集乡人，得千余，屯于青山，结栅自固。众推玉珍为屯长。 当徐寿辉送来一纸严词檄文号召参加他的红巾军叛乱时，这篇叙述说明
玉珍不想搞叛乱：“〔明〕玉珍惧，且欲保乡里，不得已从焉。”②



① 陶宗仪：《辍耕录·花山贼》[501]（叙，1366 年；北京，1955 年重印），第 28 页。
② 《辍耕录·忠烈》[501]，第 14 页；《元史》[490]，193，第 4388 页没有写得这样浓笔重彩，此事系年
在 1338 年。
① 《元史》[490]中的这四卷（卷 193—196）的标题是《忠义列传》。
②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 年，台北，1961 年重印），19，第 265—270 页，明玉珍传；引自钱 谦益：《国初群雄史略》[79]（约 1630 年；北京，1982 年重印），5，第 1 页。钱谦益系此事于 1352 年或

　　漳州盗匪捉住了多才的萧景茂，没有能使他拥护他们，所以他们杀掉了 他。这个事件很典型，说明了这时盗匪和叛乱分子学会了和使用了什么样的 立威的方法。甚至他们中最低下的人也时常想要社会上地位高的人向他们屈 膝，这样做或许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或者更实际一些是要向社会显示 其威力。自发的自卫组织成了社会新的结构最低一级的单元；而一个有远见 的领袖，不管他为谁的事业服务，都要想方设法吸收它们。处境不同的徐寿 辉恫吓小人物明玉珍，后者虽然无足轻重，但手下有 1000 个战士。
　　各种各样的叛乱者，从野心勃勃的盗匪到红巾军领袖，由于他们企求更 大的政治目标，知道爱惜萧景茂这样的人才，如果可能，还要诱以高官厚禄 来录用那些有学识和有威望的人。他们用吸收当地社会的天然领袖来争取那 个社会，这种办法终于被看成是马上获得实惠以迅速扩充领土的最有效的方 法。可是，地方领袖也得非常小心谨慎。关于叛乱领袖有许多被记载下来的 事例，说他们举止端重，对当官和不当官的人都彬彬有礼，结果是在他们的 地区得而复失之后，就使那些有附逆污名的人一起受到严厉的处分。例如， 陶宗仪在《刑赏失宜》条目下就记载过这样一件发人深思的例子，它写道： 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 年]秋，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余杭县。七月初十日，入 杭州城。伪帅项蔡、杨苏，一屯明庆寺，一屯北关门妙行寺，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其贼 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 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原先不光彩地弃城而逃之政府军 士兵与官员现在回城并接收了它。一位蒙古军官率军从避乱之湖州返城]举火焚城，残荡殆尽。 附贼充伪职者范县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礼、顾八，为迎敌官军，剐于市，家产悉没县官。 明庆、妙行亦然。[凡滞留城中之]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罢黜不叙。[而逃窜出城未曾抗拒
之]省官复任如故[不加歧视]。朝廷法度既堕，刑赏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复得矣。①
　　我们整个这一节所谈的这些地方领袖只是需要政府不再能给予的安全； 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他们经常是要把权抓在手里，有时还滥 用权力，既搞值得赞许的自卫努力，又搞打家劫舍、公报私仇和其他一些不 理于众口的行为。1735 年完成的《明史》不无感慨地这样写下了陈友定不平 凡的一生：
　　元末所在盗起，民间起义兵保障乡里，称元帅者不可胜数，元辄因而官之。其后或去为盗， 或事元不忠，惟友定父子死义，时人称完节焉。②
如果不是因为日益重要的责任摆在他的道路上而使他有此非常机遇，陈 友定也将和其他数以千计的地方领袖们一样湮没无闻，不见经传。他们这一 类人很少能取得足够的显赫地位以赢得历史学家的一顾。但是在 600 年以后 的今天，我们想要了解那时人们对由于社会崩溃而引起的不正常环境的各种 各样的反应，我们就应该承认在各地方和社会各阶层的无数无名领袖的根本 的重要性。他们创造了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活动的潜在可能 性。

盗匪




1353 年。
① 陶宗仪：《辍耕录·刑赏失宜》[501]，28，第 355 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41]（1736 年，北京，1974 年重印），第 3717 页。

　　在传统的中国历史材料中，盗匪一词（“贼”、“匪”、“寇”，等等） 适用于任何蔑弃合法政权的人，从小偷小抢到大的群众叛乱的领袖和追随者 都用得上这个词，甚至也用于未成功之前的开国之君身上。可是，我们在这 里更多地是按照西方的惯常意义来使用“盗匪”字眼的，它意指破坏法律的 分子，即拉帮结伙搞抢劫、走私和海盗行为的人。上面已经着重指出，这种 盗匪在社会到处都有；某些人可能攻占省会或长期占领县城。但是，只有两 位领袖是盗匪出身而变成了在“群雄”割据时代逐鹿国家政权的赫赫人物； 这个群雄割据时代约有十来年之久，直到朱元璋在 1368 年总揽帝国权力时为 止。
　　群雄割据时代这两位杰出的盗匪领袖就是张士诚和方国珍（1319—1374 年）。张士诚在这两人中又更为重要。他的令人瞩目的生平完全值得予以充 分的研究，可惜现代历史学家还没有写出这种著作来。
张士诚
　　张士诚原是江苏北部沿海地区自驹场商镇（钱谦益等人说“在泰州”） 上的船工；这里是产海盐的政府专卖盐场。这种盐经由内陆水路运往扬州、 泰州和此地区的其他城市，再从这些地方由特许证持有者提货而向政府交 税，然后把盐再分往被指定的市场地带；未经登记的盐由走私贩子卖给不缴 税而非法私售的商人们。1329 年是一个有全面数字的一年，那时江苏北部的
26 个盐场（两淮盐场）生产了全国盐产总量的 40％，因此它挣得了帝国总税
收的 1/3。因此，政府在这个地方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 重兵防守的原因。但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在元朝末年日益不支，盐产的利润 成了一些人剧烈竞争的目标，其中有贪官污吏、盗窃成性的商人、偷盗者、 运输工人中的走私者，以及普通的盗匪。盐的运输是一种高度有组织的活动， 但秘密的帮伙长期在它里面起着大部分作用；走私的盐经常和纳了税的与受 控制的盐同载一船。张士诚就是这样的出身，一个以干犯法纪和讲哥们义气 来谋利的人。
张士诚在年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身体强壮、脾气暴躁、武艺高强、交友
大方的流氓而闻名，在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关系可以非法地发挥作用的环境 中，这些特点对他很有用。他和他的三个弟弟经常被富商所欺骗：他们给了 这些商人以私盐，但又受到他们私人卫队的欺凌。1353 年当张士诚 32 岁的 时候，他突然以暴力报复了一个主要折磨他的人，杀了一个卫兵，放一把火 烧光了整整一个聚居地。然后他带着弟弟和只有 18 条年轻的好汉的团伙逃到 邻县一个窝藏处，然后召募了一批党徒，把他的领导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于搞 有组织的盗匪活动。
　　根据撰写他早年的传记作者，张士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募集了万余随 从；他带领他们劫掠了泰州和这个地区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元政府经过微弱 的抵抗便给了他以赦免和官职；这是他们这几十年内应付这种危机的标准做 法。张士诚这时的行为是一种特有的型式，他将循此走完他生活的历程。他 戏弄朝廷的颁赐，这一次与许多次情况一样，他也似乎准备接受封赏，然后 杀死了衔命而来的使臣，以后又走着自己的道路。到了 1353 年底，他攻占了 扬州以北 25 英里处的重要府城高邮，因此他就横跨运河两岸，能够拦截粮米 和其他供应物品。
　　这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的简单化了的叙述；它在其他方面揭示了与以下 几类人的联系：各种走私集团；不满意政府剥削并力图报复的盐工帮伙；已
　　
经接受官方任命的原来的盗匪；与腐败的盐业垄断制度沾边的富商大贾之 家。就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来说，所有这一切的相互作用都是司空见惯的。 张士诚经历之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有不同凡响的抱负。他一旦确保占有了高 邮就自称大周王朝的诚王，从 1354 年起改元天佑。他开始任命一整套文武百 官，以做一个井底蛙的皇帝而沾沾自喜。湖北的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已在
1351 年称帝，国号天完。除此之外，早在 1341 年北方红巾军的领袖们也宣 称，他们的傀儡韩林儿是赵宋的后裔，但是直到 1355 年才宣布复辟宋室。这 两种红巾军运动都有大量的群众的支持。张士诚的建国称制，土地既小，人 口又少。他在当时的叛乱分子当中是很独特的。
　　1354 年夏，蒙古军队从该地区的防守重镇扬州出发，想把他赶走。蒙军 没有完成任务，朝廷马上以更加优越的条件给予他赦免，并给以更大的官职 和更显赫的爵位。这一次张士诚又玩起游戏来了：他先接待了使臣贵宾，把 他们滞留下来好像有待于深长考虑，最后又残酷地杀害了他们。
　　元朝廷对此以武力作出回答。它的最有势力和最能干的人物中书右丞相 脱脱决定对张士诚和其他叛军斩草除根。1354 年末，他带了一支大军上战场
——这是蒙古政权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并在 11 月 24 日包 围了高邮。在 11 月 28 日和 12 月 12 日之间，他屡次在高邮城下打败了张士 诚的军队。张士诚每一次都被迫退守深沟高垒的城内。与此同时，脱脱的分 遣队也正在打败附近县城张士诚的羽翼和扫荡其他反当局者的地区。1355 年
1 月 7 日，一道签署日期为 12 月 24 日的诏旨从大都（北京）发到了脱脱营
内。使他震动和惊异的是，这道诏旨命令他把兵权交给别人，削夺他的一切 文武职务，并把他放逐在外。他的军队溃散了，许多部队流为盗匪。一年以 后，他在云南边境的流放地被他的政敌的代理人所毒死；这些政敌在他离职 以后就控制了朝政。通过策划罢免脱脱的官职，他们同时摧毁了政府最后一 位可信赖的领袖，挽救了张士诚（以及其他叛乱分子），使元王朝的覆灭无 可挽回。
朝廷再次给张士诚以赦免和高官。他由于奇迹般地逃脱了被毁于脱脱之
手的灾难，这一次他深信他的事业交了好运。1355 年夏，他还是戏弄了朝廷 派来任命他为官的使臣们，后来又杀死了他们。他迅即继续发动攻势去夺回 已深受饥馑和疾疫之苦的江苏北部的失地。秋天，长江南岸江阴的一位叛军 领袖为了逃避那里的争吵和对手，求取高邮张士诚的保护。他劝告张士诚把 注意力转向长江三角洲的苏杭地区，因为这个地方太富饶了，人口也多得多， 而且直到此时为止又相对地平静一些。张士诚对此颇费踌躇。苏北地区有不 同的语言和历史，他对南方地区这个被称为吴的地方无亲切感。可是，他在
1355 年底派了他最能干的弟弟张士德带兵渡过了长江，让他在南岸试探发展 的可能性。7 月 11 日，朱元璋也正在此时在其西边 100 英里处的太平渡过了 长江，后来他又想攻占南京。张士德在 1356 年 2 月攻下了他的第一个大城市 常熟，3 月份又拿下了苏州。张士诚于 4 月 13 日从高邮抵达苏州，搬进一个 大的佛教寺庙内，急急忙忙地把它改成了临时的王宫。苏州此后 11 年内就成 了他的老家。
　　在以后几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战斗部队都移到了长江南岸。在张士德的 强有力的和干练的领导之下，他们开始攻占了常州以东的一些州府，并南进 到浙江北部。张士德甚至在 1356 年夏末攻进了杭州，但不久即被迫撤出。张 士诚的大周王国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地区性政权。他的重要敌对势力一为朱元
　　
璋的新的强大的叛乱基地，即北方红巾军势力延伸到最南端地区的南京（朱 元璋已于 1356 年 4 月中旬最后拿下了此地），一为元政权在华东中部留下的 最重要的根据地，即省会杭州。在长江以北，张士诚还与察罕帖木儿的领土 搭界，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朱元璋对张士诚的威胁最具危险性。
　　1357 年夏，当张士诚和朱元璋两军交锋争夺一个江防战略要点（苏州之 北，常熟县内的福山港）时，张士德被俘，并被解到了南京。①朱元璋想利用 这个俘虏做一笔交易，即劝张士诚投降或者合作。张士德给他的兄长秘密写 了一封信，要他的哥哥决不与朱元璋合作或者投顺他，但是如果命运是这样 安排的话，宁可投降元王朝。于是他在狱中绝食而死，倔强地藐视俘虏他的 人。
　　张士德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是张士诚野战军将领中最有抱负和最 有能耐的人，也是在他的政治助手中最有节操和最精力充沛的人。没有了他， 张士诚的组织开始改变了特征。另外，压力也在以下两条战线上增长：即一 方面从南京方面增加了朱元璋的压力，一方面又从杭州元王朝增强了该行省 政府的军队这个新因素的压力。张士诚传话给杭州的元王朝官员，表示他愿 意投降，但他提出的条件被行省当局认为几乎是太傲慢了。在张士诚驻扎在 高邮的时候，杭州的高级官员达识帖睦迩原来曾驻守在扬州；他认为张士诚 太狡滑，不可相信。可是他又很需要张士诚的投降，因此 1357 年末在条件经 过略加改动之后达成了协议（张士诚原来要求保留王位称号，现在答应改为 太尉）：杭州的元政府派高级官员带任命状给他。这一次他们经受住了严峻 的考验。张士诚的诸弟及其所有朝臣、僚属和其他官员都在省、县级任官， 但张士诚获准保留他的政府的实际结构和他对该政府的一切权力。因此，他 的土地、他的军队和他所积累的财富都毫发无损。他除了给元王朝演一个忠 诚奴仆的角色之外，唯一实际的义务就是每年由海路向大都输送米谷一百万 石或百余万石，但是，京师从未收到多于此数 15％的粮米。
张士诚从势力日削的元政府的安排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最大的好处
是他的新社会地位在汉人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眼光中所赋予的合 法性。他的变节行为没有瞒过他们的眼睛，然而现在在他手下做官或者与他 的官员交往就不那么危险了。他们也还抱有这样的希望：他可能接受精英阶 层的指导，可能按照他们的标准进行治理，并且支持儒家和文人学士的理想。 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做得比当时中国的任何其他地区性政治领袖—— 不论是保皇派或者叛乱分子中的领袖——都要好得多。富庶的东南受战乱之 祸的影响比较少，吸引了全中国四面八方的文人学士精英阶层。苏州、杭州 和长江三角洲其他富庶的城市都享受着一种舒适、考究甚至奢侈的生活，而 中国其他地方则大半在痛苦中煎熬。
张士诚现在大大地时来运转了。除了苏北盐田可能有的税收之外再加上 长江南岸农业富庶地区所产的剩余粮食，张士诚的供应在地区性领袖中是最 好的。在他有效控制下的人民比他最强大对手们控制下的人民的状况还要好 些，因为他的占地面积比别人的土地更紧紧地连成一片，而且控制得更严紧。 另外，他不像红巾军运动的那些强大的领袖那样因与排他性的秘密会社认同 而处于不利地位。这笔财富似乎使他有可能争取到各种各样的支持，从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