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卷序


　　第 14 卷《剑桥中国史》阐述了到 1965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止的中国共 产党改造社会的历史。那个时候，这个国家似乎已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 复了元气，当局正在着手实施其耽搁了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尽管中国在 此前与苏联分道扬镳，但它看起来还只是一个变异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实 际上，包括最高领导层在内的所有中国人，以及全部外国观察家都没有意识 到，毛泽东即将发动一场运动，以改变那种形象，这是一场除了牺牲生命以 外，在各个方面都将比以往所经历过的任何运动破坏更为严重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在第 14 卷中作了分析。在第 15 卷里，我们力图追 溯依然只为大多数中国人尚不完全理解的一连串事情。我们从分析共产党夺 取政权以后毛的思想的发展入手，致力于理解他发动这一运动的原因。我们 紧紧把握住相互对立的观点：当时人们赞颂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和以后回顾时 通常直接反对此说法的理由。
　　我们接着考察毛的革命在他 1976 年逝世后又如何为一个新的革命所继 续。毛为了在精神上改造中国作了最后的努力，并孤注一掷，而他的继承者 邓小平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道路。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努力从经济上改造这 个国家。文化大革命远没有使中国人变得更为革命，其结果，似乎是使他们 为抛弃卡尔·马克思的原则、支持亚当·斯密的理论准备了条件。本卷的大 多数撰稿人都对这一新道路在 80 年代早期的情况作了分析。那时候，邓的实 验正取得初步的重大成就。
关于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及知识分子各章的顺序，我们仍遵循第 14
卷的编排。但除此而外，另有两章我们把视线从北京的决策者那里转落到中 国的民众上，看看这场革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还越过台湾海峡，把目 光落向这个海岛省份。该省利用其与连续不断动荡的大陆相隔绝的状态，用 一种不同的方法改变了自身。
本卷是涉及 19 和 20 世纪的第 6 卷，也是最后一卷，至少对这一版本的
《剑桥中国史》来说是这样。与以前一样，我们的注脚表明我们从别人那里 获益匪浅。我们也乐于指出，由于在过去 10 年里北京坚持开放政策的结果， 我们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句已大大增加。??。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世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从历史上认识世界就愈发变得必要， 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复杂了。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资料激增，认识也 在提高。仅仅总结已知的事件就令人生畏，然而，对于历史的思考来说，认 识的事实基础越来越必不可少。
　　自本世纪初起，剑桥历史丛书已经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本史学著作树立 了一个样板，丛书的各章都是在各卷主编的主导之下由有关专家撰写而成。 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 16 卷本《剑桥近代史》于 1902 至 1912 年间问世。随后 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 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 12 卷本的
《新编剑桥近代史》所替代，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现在也接近完成。其他 的剑桥史学著作有伊斯兰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人史、非洲史、 日本史以及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中华文明史比任何一 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来得广泛而复杂，它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头绪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很多世纪以来，中国 的历史学一直是高度发达和成熟的。但是，直到本世纪中叶之前，尽管欧洲 的汉学家们有过重要的、开拓性的辛勤耕耘，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所取得的成 绩几乎限于翻译少量古典著作，以及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
近来，西方学者更为充分地利用了中国，还有日本的丰富的史学传统，
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的事件和制度的明细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编纂法 批判性的理解。此外，现在这一代的西方中国史学家在继续依靠迅速发展着 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汉学研究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现代西方历史学 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近期发展成果。近期的历史事件在对很多 旧观念提出疑问的同时，也使一些新问题突出起来。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之 下，西方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增强。
1966 年，在开始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
供一部内容丰富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认识写一部 6 卷本的 著作。自那时以来，当代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学术向新领 域的扩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现在，《剑桥中国史》已扩充为 15 卷，而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文学史等专题史，经济学和工艺学的很多 方面内容，以及地方史的所有宝贵资料。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史研究的长足进 步。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所取得的惊人的进展今后将会继 续，并会加快。西方史学家对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为他们所在国家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 世界，这不仅是因为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还因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 正 清 丹尼斯·特威切特
　
译者的话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多种历史丛书中的一种，各卷由研究中国相应历 史时期的专家学者编辑，卷内各章由各课题的专家撰写，包括世界各国的中 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 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是《剑桥中国史》
第 15 卷的中译本。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是为了给我国学术界提供参考、 以资借鉴。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具备“为错”、“攻 玉”条件的它山之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对我们是有益的。就本卷而言， 我们认为各章作者的态度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许 多问题的叙述和分析较接近客观。另一方面，由于东西方文化观念上的巨大 差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本卷作者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是我们所 不能接受的。在这里，我们特此申明。不过，考虑到翻译著作的特点及全部
15 卷的《剑桥中国史》之学术性质，本卷的翻译仍本着忠实于原著的态度， 作者的观点、对材料的取舍等敬请读者自行鉴别。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尤 其是一手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对原文；少数引文未能查到，从英文回译，并 将引号删除，尚祈读者见谅。此外，对于原文中的错误、不明确之处，我们 尽力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按所译章节先后为序）：
俞金尧、时和兴、鄢盛明、王云周、徐再荣、胡北海、刘峰、包茂宏、郑文 鑫、齐霁、韩立民、孟庆龙、李庆红、赵成根、胡叶平、张宙星、鲍静、熊 进、王明毅、苏征宇、张薇、张军、李光祥、周骏、张勇、姜江华、李凉、 张涛、田淑芳、秦立德、张丹、戴清、邵燕君、周阅、史成芳、匡纮远、袁 克修、王丹妮、张晓华、明立志、王东海、冀飞、李耀星、孙学敏、温瑞茂、 亦文和日天。本书大部分章节由李殿昌校订，俞金尧、孟庆龙、匡纮远、陈 福生、郝名玮、郑文鑫、徐再荣、日天校订了部分章节（第一章、第二章部 分、第三章、第四章部分、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部分、第十一章部分）。 全书由孟庆龙负责统稿工作，浦鞍平通看了全稿，出版社有关领导及历史编 辑室的同志们详细审阅了全书，并对原文中的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进行了纠 正和补充。在翻译过程中，徐景慧、毕建康、王眉、刘兴成、高珊、向有等 做了大量的核查引文和文字工作。
为了使本书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给予了大
力支持；历史编辑室和负责出版发行的同志也多方协助。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及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1992 年 6 月 20 日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
年

第一章 1949 至 1976 年的毛泽东思想


　　像列宁一样，为了夺取政权，毛泽东在继续发展他的思想。以前的条件 下形成的思想，后来情况不同了，变得相反了，他就发展它。在这一过程中， 他对自己以前所采取的立场进行修改、补充，阐述得更详细。在许多方面， 他的思想是连贯的，但其中也有惊人的断裂与相悖之处。此外，毛也探索了 他以前从未涉足过的新的领域。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一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或马 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一个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经济实际，与中国的历史文 化遗产相结合。这份遗产在毛看来依然是那么实际。在夺取政权以前，这一 工程的首要任务是为农民提供一个比十月革命模式所显示的政治作用更大的 理论依据，尤其是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提供证明。在这方面，中国的理论 与实践将更接近苏联。对此或许早就有人设想过，很可能是由毛自己在 1949 年设想出来的。在农村和城市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处在一个新的 地位：发展现代工业，进而创造一个自己设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 阶级基础，在共产党统治下开辟一条赶上先进国家的道路。
　　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间，这种趋势似乎就要出现了，但很快发生了 逆转，而且在 1949 年建国十年之后，中苏关系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疏远了。
《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记载了这段历史，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当然，我们
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这些方向性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这里我们要论 证的是，部分原因在于农民在中国社会依旧所起的作用，部分原因则是农民 意识对于毛本人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答案。从斗争精神与牺牲精 神方面而言，从经济工作中的分散经营与自力更生方法而言，延安模式的影 响也必须给予重视。另外，还有一个显然很重要但难以估价的因素，就是前 文已经提到的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虽然他在 1938 年就已经提 出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但到了 50 年代初就不再提起了，这 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不能容忍在国际共运中，除他之外，还有其他的理论权威 存在。斯大林的这种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毛泽东的想法的。
毛确信，中国文化是一项伟大的、也许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历史成就。这
种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用渊源 于民族传统的思想和价值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成为革命转变、并最终 西方化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不是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 取代它。然而，我们越来越难以确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究竟是中国 的还是西方的，尤其是对其晚年的思想，就更加困难了。
这便是导致他的理论出现矛盾的突出原因。人们自然可以问，在毛最后
的 15 年里，他是否仍像过去那样对这种理论问题感兴趣呢，或者只是全力以 赴地为实现他自己确定的目标而奋斗呢？但是这特别符合他的《矛盾论》。 毛的思想中另一个模糊的成分，是他非常重视“主观能动性”与上层建筑的 作用，这一点贯穿于他的整个革命生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普罗米 修斯式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在现代中国以前的文化中并不突出，在欧洲文 明中也不显著。决不能把它看作毛的思想中的一个传统成分。另一方面，在 一定程度上统治者品德的优劣可以看作是人民幸福的首要保证，认为道德教 化是社会控制的关键手段，这与帝王统治时期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他被明确地比作秦始皇，是伟大的革命

先驱和运用革命暴力的大师。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延安遗产的真谛的组成 部分（尽管常常被误解），群众参与和依靠群众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广 泛宣传。
　　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拥护者，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战争精神，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宿命论与主观能动性，道德救世与技术救世，独裁专制与人民 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毛 1949 至 1976 年间反复深思而又困惑不解的 矛盾问题。
　　毛泽东在研讨这些或那些问题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复杂的著作。在对 此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部分按专题、部分按年月顺序讨论的方法。 就许多重要方面而言，1957 年下半年是毛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其标 志是他的观点与个性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一直伴随着他最后的 19 年。因 此，关于毛泽东思想许多方面的论述都将被分为 1957 年以前和 1957 年以后 两个相等的部分。但是，我们不会生搬硬套这一模式，毛晚年的一些极为重 要的思想实际上是在 1957 年以后才形成的。
　　
从人民民主到人民内部矛盾
统治方式 确切地说，第一个主题是关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毛的思想在 1957 年似乎
并没有决定性变化，而从井岗山到延安，从延安到 60 年代却有很大的连续 性。整个这段时期，坚持政治精英的坚强领导，是他思想的显著标志。
　　实际上，这个特征是“群众路线”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它常常被浪漫化和感情化，用以象征允许人民自我解放，并自发地管 理他们自己。事实上，当毛泽东把政府的作用看作是教育作用的一部分时， 他并不具有斯帕克的思想，即让“学生”自己完全自由地决定他们该学什么。 相反，要正确理解“群众路线”，就必须看到，它不是列宁“民主集中制” 的否定，或与其相反的东西，它与“民主集中制”是互补的。“群众路线” 所强调的只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的方面。1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群众路线”这个思想确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理论与领导方法上的一个真实而重要的方面，这种理论和方法是以党的经验 为基础的。在江西时期，就已开始非常重视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其显而易见 的原因在于，假如没有这样的联系，脆弱的根据地就难以生存。②“群众路线” 这一术语并不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明显归功于周恩来和陈 毅。③然而，这一思想在 1929 年 12 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有特殊的表达，它是 毛的思想的核心，而且是毛给了这一概念明确、系统的表达。1943 年在延安， 中国共产党首次系统总结并表达了自己的经验。毛的经典定义就是在当时提 出来的。请看下面一段：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 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 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④
　　正像画着重号部分所明确表示的，虽然群众受到革命运动领袖们的信 任，但他们最终还是要去领会和掌握别人的思想。他们自己对于构筑一个系 统化的理论体系是难有作为的。这一点与列宁的思想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所 以毛大约在提出“群众路线”的同时，也以其列宁式的严厉态度再次强调必 须接受由革命精英们集中指导的原则。“一部分同志”，他在 1942 年 2 月 1 日的讲话中抱怨说：
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 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①
在由毛极力主张的既自下而上地主动调查和容纳，又自上而下地集中领


1 ①有关毛思想与行为中“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复杂而模糊关系的讨论，参见斯图尔特· R.施拉姆：
“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基础和影响”，见 S.施 拉姆主编：《中国国家权力 的基础与范围》。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 13 卷 S.施拉姆撰写的一章，第 820—822、826—866 页。
③ 例见丁伟志、石仲泉：“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载 1983 年《文献和研究》第 420—428
页，尤其是 421—422 页。
④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3 卷，第 119 页（《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 3 卷，第 899 页。—— 译者）。
① 前引书第 3 卷，第 43—44 页。（《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 3 卷，第 821 页。——译者）

导所界定的广泛范围内，存在着侧重点不断变化的余地。从延安时期开始， 毛泽东的侧重点是不断变化的。然而，至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他一直 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比民主更为重要。
　　不过，虽然毛决不是一个列宁斥之为“尾巴主义”的那种人（更准确的 翻译是“落后主义”），也就是说，跟在群众后头跑而不是去领导他们的那 种人，但是，他比列宁（不用说斯大林）更注意去倾听并考虑人民的意见， 至少直到 60 年代一直是这样。然而，“群众路线”的另一个方面必须注意到。 有待解决的不光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而且是党员及其支持者的性 质，特别是他们的社会成分方面也不一致。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使列宁扩大了 运动的社会基础，给农民以相当的地位。然而，从 1927 年开始，毛在继续谈 论无产阶级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吸收了新的成分： 农村流氓无产者、店主、职员、小职员以及知识分子等等诸如此类，甚至还 包括“民族资本家”、“爱国绅士”和其他一些人。这些阶层中的大多数相 对说来都享有较少的社会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属于“人民”而不属于 “贵族”。虽然情况都一样，在苏联，“群众”（或“劳苦大众”）其实基 本上是工人阶级加上农民当中可靠成分的同义语，它用来替代阶级这个更为 精确的标签，以强调追随者的初期特点，因而他们需要领导。对于毛来说， “群众”表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这些人最终都能推动革命。①
在毛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各不同阶级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将在
后面进行探讨。然而，他必须面对的“群众”异质性这一简单事实，也蕴含 有关于他所努力创造的政治秩序中领导的本质与功能。
当毛在 1944—1945 年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提出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
的设想最终化为泡影，并为内战的硝烟取代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 维持关于党的直接政治目标的极其模糊的提法了。因此，1949 年 6 月 30 日， 在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准备 在三个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本质。
实际上，早在 1939 年 5 月，毛就已经介绍过“人民民主”的概念。在纪
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的讲话中，他说“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 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②到了 1949 年，毛指出新人民民主政 权的特征时，提出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使用过的“国体”与“政体” 的区别。③因为毛泽东及其他一些作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看待这一问 题，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他们主要是从阶级意义上去界定国 体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 1952 年首次出版的一本供基层干部政治学习用的 参考书中，作者说了下面一段话：
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 支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世界上各种国家的国体可分为三种类型：（l）资本主义的国体，



① 关于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见邹谠：“中国共产党国家形成和建设过程中 的马列主义
党、群众和公民”，载 S.施拉姆：《国家权力的基础》。
② 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 6 卷除了中文原有改动以外，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43 页译文 相当不确切，“人民民主制度”被简化为“人民民主”。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2 卷，第 351—352 页。（中文版第 2 卷第 677 页。——译者）

实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2）社会主义的国体，实行工人阶级专政；（3）新民主主义国体， 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①
　　这是毛在 1939—1940 年间就已作出的划分。1949 年建立的国家之所以 叫人民专政，而不叫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被看作是一种混合形式，以适 合于当时从战后恢复到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环境。虽然按照马克思 主义原理来说，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取得发展的社会中，权力要么只由无产 阶级来掌握，要么由资产阶级来掌握，而不能由任何中间阶级或阶级联合体 掌握。但是，列宁在 1905 年就提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of the workers and the peasants）”的方案， 用来表示在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前政治制度的特征，在这种政治制度 下，俄国可以推行某些改革。毛的“人民民主专政”直接承继了列宁主义的 概念。在二、三十年代，列宁的概念曾被共产国际应用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
家。②
　　1949 年，毛泽东将中国的统治权描述为一个同心圆，也可以比作一个原 子或葱头。其核心由工人阶级所组成，他们将通过假定能代表其利益的政党 来进行统治。围绕核心的是农民，据说他们构成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接着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主要的追随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具有二 重性。他们是爱国者，但同时也是剥削者。所以，他们踌躇于“人民”的边 缘，永远存在着滑入“非人民”的阵营、敌视革命的危险。
这四个阶级（当然，这相当于斯大林 20 年代的“四个阶级集团”）行使
“人民民主专政”。既然“国体”不仅包括国家的阶级本质，而且也包括统 治（专政）的方式，那么，剩下“政体”所能涵盖的意义是什么呢？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早期①大多数关于政体的定义都是引用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 说法，在这里毛写道：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②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 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 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 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 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③
当然，这段话是毛泽东在 1940 年写成的。当时他仍然在与国民党结成的 统一战线内进行活动，而且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比较弱的地位，到了 1949 年，他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思想强调的是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的需 要，而不再强调在普选基础上的直接选举，而这正是真正民主的关键。另一 方面，“民主集中制”的命题作为新国家基本的组织原则，继续原封不动地



① 陈北鸥编：《人民学习词典》第 2 版，第 288—289 页。
② 毛关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发展，见《剑桥中国史》第 13 卷。
① 参见《人民大宪章学习手册》第 135 页，及《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第 31 页。
② 在初版中，此词为“政权”，而不叫“政体”，但后者被用在下一段的第一句中，从而对这一 段的内涵 产生根本的影响。（见《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65—166 页。）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2 卷，第 352 页。（《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2 卷，第
677 页。——译者）

存在下去。
　　但是，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的文章（指“论人民民主专政”——译者） 中，毛泽东坚持诸如民主集中制等列宁主义的关键口号，以此来显示他对苏 联榜样的忠诚。同时也使用了一些指示范围不同的概念和术语。例如他使用 了旧式的词语“独裁”作为“专政”的同义词。固然，在过去，当马克思主 义的表达方式在汉语里还没有完全规范相同的表达时，作为对“专政”的翻 译，这种混和使用曾不时出现。然而，毛泽东未曾意识到“独裁”这种翻译 方式对其读者来说产生的传统联想就像他没意识到中国古代术语“大同”的 涵义一样。“大同”一词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被康有为改写。毛泽东将它当 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词。
　　1953 年，以毛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有 人作了一首八行押韵诗，归纳了这一政治制度的正确功能：
大权独揽， 小权分散； 党委决定， 各方去办； 办也有诀， 不离原则； 工作检查， 党委有责。①
　　换句话说，应该有公民和基层干部的参与，但必须牢牢保持在集中控制 之下。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论十大关系》
为题所作的讲话，无疑是他 1949 年以后所发表的六个最主要讲话之一，而且 是他有关行政哲学的两三项最富权威的论述之一。以我之见，即使毛在报告 中所阐述的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起草者的报告中引伸出来的，也始终 是真实的。这点下文还要谈到。
对讲话第五部分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解，必须放在全文中，从全文
看来，他最重要的主张是，任何政策目标的片面和教条地追求都属自我拆台。 因此，如果你真的想发展重工业的话，你就不能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而要在 内地建设新的工业中心，你就应该合理利用沿海地区现有的工业。对于我们 这里所要关心的问题，毛以类似辩证法的推理方式说：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 一领导的前提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需要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眼下地方的权力太有限，这不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①
归根结底，毛继续强调的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内聚力与效率的极端重 要性，而且重视在规定范围内的分散和基层的积极性。在总结《论十大关系》 第五部分的内容时，他声明：
必须有充分的积极性和充分的独立性??自然，我们在同时也必须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能乱



① 《工作方法六十条》，载于《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 34 页（S.施拉姆译；也可见杰罗 姆·陈编：
《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 68—69 页）。
① 这里的引文来自 1967—1969 年红卫兵整理的毛讲话版本，见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 谈话：谈话 和信件（1956—1971）》第 71—72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5 卷，1977 年版， 第 275 页。——译者）

来，必须谨慎从事。能够统一的，他们应当统一??不能统一的??也不应强求统一。两个积 极性总比只有一个要好得多??简言之，地方应当有相当程度的权力。这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 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我所引用的是非官方文本，官方的版本中对集权的强调更加强烈。关于 这一点，新的文本增加了这样的话：“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 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①
　　在毛逝世三个月之后，《论十大关系》的官方文本出版。虽然此时不同 版本强调内容的不同已非常清楚，但因当时缺乏有关资料来源以及对于这一 关键版本编辑过程的信息，我们不可能评价版本之间的差别有什么意义。的 确，一些观察家认为当时加上的新的段落是伪造的。随后出版的信息使我们 得以澄清这些问题。
　　这篇讲话详细谈及我们所关心的统治方式，它是第一次试图确定经济发 展的全局性战略。1956 年 2 月到 3 月的一个半月间，毛泽东在一些党和政府 领导人的陪同下，听取了一大批经济部门的汇报。1956 年 4 月 25 日，他总 结了他自己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结果的理解；5 月 2 日，在最高国务会 议召开前，他修改了他的讲话，重申了他讲话的实质内容。官方的版本是那 两次讲话结合而成的。②
尽管毛一直强调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他在 1956 年最为关切的是
扩大地方的权威，因为他当时考虑的是现存的集权程度已经达到自我拆台的 地步。1956 年 4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个讲话，他说：“下级 与上级的关系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好像魂都吓跑了，许多事情不敢说。”
①

但是，有效的中央集权怎样与“适当”的地方权力相结合呢？以毛的观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73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5 卷，1977 年版，第 277 页。—
—译者）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 卷，第 294 页。（《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第 276
页。——译者）
② 4 月 25 日讲话在当时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1965 年 12 月，《论十大关系》传达到了县 及相当于县 级的干部。这个讲话标明的日期是 4 月 25 日，但实际上却是 1956 年 5 月 2 日讲 话的版本。后一次因为要 对非党群众传达，所以就可以理解在处理诸如与苏联的关系等各种 问题时，变得不那么明确和强硬。（举 例说，在公布“百花齐放”的口号时，毛在 5 月 2 日 实际上脱离了他 4 月份的立场，但那一段将在后一章 论述的谈话就没有收入 1965 年 12 月 的文本中。）红卫兵以《论十大关系》为题重印的是毛在 5 月 2 日讲 话的删节本，这个版本 在 70 年代被翻译到西方。只是到了 1975 年 7 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这两次讲话 才被结合 起来成为官方版本。编辑工作是在邓的领导下由胡乔木做的。在当时经毛的同意在党内传 达， 只是到 1976 年 12 月才公开出版。根据这些事实，我在讲话刚一披露就写的那篇文章的 题目（S.施拉姆： “华主席编辑毛的文学遗产：‘论十大关系’”，载《中国季刊》第 69 卷 [1977 年 3 月号]）现在看来有 点可笑了。 上面注释中的所有信息均来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 243—245 页）（下文简称：“1981 年决议·注释本”），这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这 个机构专门负责 出版毛泽东（也包括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著作，其权威 性是无疑的。这本书公开出版 的版本比最初在 1983 年出现的内部版本内容稍微丰富，因而 也就受到青睐。关于“论十大关系”这篇文 章，有关的段落实际上是一致的。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35 页；《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第 30 页。

点看，这个问题与纵向的双重领导有不解之缘（见《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第
2 章）。这在《论十大关系》第五部分中明确提了出来：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 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 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这种情况，必须纠正。??我们希望中央各 部要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 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订工业规划，事情要靠 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②
　　上面引文中的最后一段，是关于 1956—1957 年所采取的政策，即在中央 各部仅仅保留对大型或重要企业、特别是重工业领域的企业的直接控制。而 把其他的工商业企业交给地方去搞（见《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第 3 章）。这 种结果所形成的复杂模式一直是许多研究者研究的对象。20 年以前，弗朗 兹·舒尔曼对他所谓“分权模式Ⅰ”和“分权模式Ⅱ”所作的划分至今仍不 失其价值。“分权模式Ⅰ”指将决策权转给生产经营单位自己掌握，而“分 权模式Ⅱ”意味着将权力下放给某些下级或地方行政机构。他把陈云看成是 第一种模式的倡导者，这种模式将把中国引向南斯拉夫式的经济道路。毛泽 东和刘少奇则是第二种模式的支持者。然而，他发现，陈云的方法是集权模 式、分权模式Ⅰ和分权模式Ⅱ的“矛盾”组合。①
哈里·哈丁用六重标准来研究这一问题，同样得出结论说，1957 年秋季
八届三中全会所采纳的政策（实际上是由陈云起草的）是一个“折衷主义” 方案，是集权与分权的结合。②事实上，这样一个矛盾的或“折衷”的方案反 映了当时各个领导层中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强调的重点不 一。舒尔曼又进一步说，在“大跃进”年代，这项在“真正的对立统一体” 中结合集权与民主的政策，是由“一般政策推动的集中和特殊政策推动的分 散”所组成。③明确地说，他这里称作“一般政策推动”基本上是指毛在 1953 年顺口溜中的“大权”；“特殊政策推动”（或产生这种推动力的权利）相 当于“小权”。
1958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修订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这一指示实际
上为大跃进制订了蓝图。在这个指示的第 28 条，第一次摘录了 1953 年的那 首顺口溜，然后做了如下解释：
“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 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所谓 “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
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



② 这一文本基于中国官方文本，在翻译出版的《毛选》第 5 卷第 293 页。但翻译在有些地方有 所修改，使
用了 S.施拉姆在《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72 页中的词语。（参见《毛泽东选 集》中文版第 5 卷，1977
年版，第 275—276 页。——译者）
① 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 167—175、196—198 页。
② 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 107—115、175—182 页。舒尔曼和 哈丁都是 根据关于陈的观点的第二手材料；陈云自己的话现在可以在尼古拉斯·拉迪和肯 尼思·利伯撒尔编的《陈 云的中国发展战略：一种非毛主义的选择》一书中见到。
③ 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 86—87 页。

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①
　　我们将会看到，这段文字既是为了处理上下级关系，也是为了强调党的 协调作用。毛有意强调“大权独揽”这个流行的格言与“独断”一词之间的 对比关系。按他的说法，独断通常表示个人的专断或独裁决策。这再次表明， 他没有在强调需要强有力的集权统治方面退缩——或者说他在实践中努力贯 彻这种思想。
　　那么，这种集权怎样与基层真正的、意义重大的“小权”（虽然是下级 权力）结合呢？主要是通过党的协调作用来实现的，主要的内容毛在 1953 年顺口溜的评论中已经提到。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一元化”的字眼，但 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东西是他的思想核心。“一元化”意为“一体化”，“使 之坚如磐石”、“使之成为一元论者”，这在延安时期他的统治哲学中已大 部分成型。②在 1956 年 4 月的讲话中，他回忆延安时期，为了对付根据地过 于分散和地方闹独立的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性”（从 俄语 partiinost 翻译而来）的决议，“实行一元化”，他接着说，“但保留 了大量的自主权”。③
　　1958 年，毛对于 1953 年顺口溜的评论中，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长 制已经名声扫地。在人们所见到的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中，他认为“集体领导 与个人作用相结合”，等同于“党委与第一书记相结合”。④这可以看作是毛 对延安时期所理解的一元论领导的重新肯定，是作为反对高岗对这一问题的 观点提出来的。对于高岗来说，一元化非常接近于“铁板一块”的意思，按 他的观点，铁板一块模式的组织暗含的是，诸如工厂之类的每一个实体都只 能向外部某个权威负责，这个权威在实际中就意味着北京相应的部。作为与 这一权威保持联系的代表，工厂厂长在自己的工厂内部也就必须拥有无可争 辩的权威。按照毛的观点，一元化领导不仅仅要在中央一级实行，而且也要 在地方实行。甚至“小权”也不能没有领导而乱来。毛的观点在 50 年代末期 是流行观点。一元化的领导的代表只能是各级党委。毛明确提出，无论在中 央还是在地方，党的控制首先是原则问题的决定，然后是督察这些原则的执 行情况。
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进一步讨论，我们最好是放一放，在研究大跃进时
期毛整个的政治和经济策略以后，再回过头来讨论。现在，要完成对于统治 方式的讨论，我们回忆一下他在 1962 年 1 月的讲话就可以了。在那篇讲话中， 毛泽东在提出民主集中制必须“既在党内又在党外”贯彻之后，就像在延安 时期那样，他又一次强调说，集中甚至比民主更重要。他接着说，真正的集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 34—35 页（由 S·施拉姆翻译）。
② 关于这一概念意义演变的更详细讨论，见 S.施拉姆：“中央集权国家的分权：理论与实践（1940—1984）”，
载 S.施拉姆编：《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第 81—125 页，特别是第 87—89 页，关于“一元化”一 词，也见《剑桥中国史》第 13 卷第 864—866 页，施拉姆写 的一章。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36 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 31 页。“关于增强党性的决 议” 1941
年 7 月 1 日由政治局通过（鲍大可：《毛的中国》第 156—160 页），当时没使用 “一元化”一词，但强调 了集中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重要性。毛公开认 为这一讨论是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第 一步，这在 1942 年到 1943 年有进一步的表达。
④ “1958 年 1 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148 页。《毛泽东思想 杂录》
第 79—80 页，《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 34—35 页。

中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如果不允许人民 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会“生气”，就会灰心丧气，因而也就不会自愿地 和有效地参与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另一方面：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便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 好的路线、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如果没有原料，就 不可能进行加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那就难避免不是主观主义的， 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① 在这里，“民主集中制”一词的使用，既包括有效的“集中统一”与来
自下面的积极支持与首创精神相结合的两难困境，又包括了“群众路线”所 提倡的上下意见交流的问题。毛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主要观点清楚地反映在 他的加工工厂的比喻当中。的确，如果没有不断的信息和建议反馈，这个工 厂就生产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但归根结底，正确的路线也只能从中央领 导人的头脑中产生。“加工工厂”一词前面的反义副词“仅仅”并没有改变 这样一个事实，即决策从这里产生。
　　广义说来，这就是从延安时期到 60 年代早期毛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观点。 与此同时，正像这一部分开头所说的，虽然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总的来说基 本一致，但是也不可否认，他在 1957—1958 年间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这一 变化与毛在经济问题和阶级斗争领域逐渐增长的激进主义密切相关，我们将 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它对于我们这里所考虑的权力结构问题有着直 接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在毛泽东由他最终所追求的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国家”
理想所局限的范围内，虽然他努力使人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但在这些实践 中所涉及的政治选择范围是狭小的。尤其是，毛很少考虑去建立一个具有民 主的结构与功能的政治制度，而不只是在代表“人民”的意义上搪塞。
当然，这只是自 1978 年开始的中国对他的批评之一，我们在本章的结论
部分将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然而，重要的是要说明，从大跃进时期开始， 毛泽东比过去更少关注制度的重要性。一言以蔽之，直到 1956 年或 1957 年， 在从国家的阶级特性意义上，而不是从政治功能意义上去界定民主时，他仍 然认为国家结构是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例如，1956 年 4 月，毛在讨论集权与分权问题时指出：
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 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①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强 调说，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他还嘲笑西方议会民主和两党制这样的 民主思想和实践。②他异想天开而且自豪地对待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但是， 他至少是注意到了它的存在。中国仍然存在的为数不多的反革命分子，他们 在宪法里被作为专政对象，即使这样，在讨论到他们是否应该得到大赦的问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163—164 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 卷，第 294 页。这里基本上是按非官方的文本（施拉姆：《毛泽东 同人民的 谈话》第 72 页），不包括后来明确所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 （参见《毛泽东选集》
1977 年版第 5 卷，第 276 页。——译者）
②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 卷，第 398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 5 卷，第 367－ 368 页。
——译者）

题时，毛泽东用形象化的语言说道：“这是宪法已经规定了的。你是主席， 你是不是要去看看宪法？”他对这一难题很有特点的回答是提出建议，虽然 并非全部，但这种人的大多数都应该释放，不过这个建议当然不能作为政策 公开宣布。③
　　到大跃进时期，毛确实已很少注意这些制度的完善了。但是，因为毛泽 东思想的这种演变是在经济与社会领域进行着的革命所引起的激进气候的直 接结果，在考察毛晚年对待政治权力的问题以前，让我们转入经济与社会问 题的讨论。
发展模式 在研究毛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思想时，我们有必要介绍性地强调一
下，他对于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态度一贯是积极的。近些年有一种倾向，认为
毛是某种田园诗式的乌托邦信徒，是与我们所谓的先进工业社会不同的“稳 定状态”经济的坚决支持者。实际上，在他主宰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整个
27 年间，毛从未停止过提倡快速的经济进步，而且是以数字形式来规定：多 少吨钢、多少吨粮食，诸如此类。
在近些年，“现代化”一词常被用来作为西方文化的自豪感的表现，因
为似乎它表示加入了“现代”世界，亚、非各民族就必须走美国或欧洲人的 道路。事实上，毛自己丝毫没有这种考虑，而且从 40 年代到 60 年代，他一 直用这些术语来确定中国的经济目标。譬如，1945 年 4 月在党的七大所作的 报告中，他就说，中国的农业必须有所进步，从其“古老的落后水平”提高 到“现代化的水平”，以便为工业提供市场，“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 业国的可能性”。①
以毛的观点，工业由于在保证中国富强方面扮演和可以扮演的角色，它
是头等重要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醒人们注意，“我们还有 帝国主义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毛又说（需要说明的是，这在选 集版本中已删去）：“中国取得真正的经济独立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只 有当中国的工业已经发展了，于是中国在经济上再也不依靠外国了，她才能 享受真正的独立。”②
本章导言部分讲述了农民在中国社会长期的重要性，以及这一事实和农
民意识形态对毛泽东自身的影响。这个因素确实存在，而且至关重要，但从
1955 年，尤其是从 1958 年开始，这一因素才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相比之 下，在取得胜利的前夕，毛闭口不提，或者说，他无论如何是贬低党的农村 工作经验的重要性。他在 1949 年 3 月指出：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



③ 这段话已从 1957 年 6 月编辑的毛泽东讲话中删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 卷，第 398－ 399 页）。
见《学习文选》第 201—202 页，毛 1957 年 2 月讲话的内容在后文将详细讨论。 （参见《毛泽东选集》中 文版第 5 卷，第 376—378 页。——译者）
① 《毛泽东集》第 9 卷，第 244 页。（有关农业现代化的文句已从官方文本《毛选》 3 卷英文版 第 297
页中的这一讲话中删去）（参见《毛泽东选集》 1991 年版第 3 卷，第 1074 页。—— 译者）
② 《毛泽东集》第 10 卷，第 304 页。同见《毛选》英文版第 4 卷第 421 页，这里最后两句引文 不见了。
（参见《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 4 卷，第 1479 页。——译者）

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
①
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换言之，迄今为止我们所走的都是一条非正统的道路，因为这是我们能 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但是从今以后，我们将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 义方式去行动，从城市的工业环境出发，去引导和启发农村落后的农民。1949
年 6 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的这一看法已非常明显。那篇文 章宣称，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仍然存在，所以国家权力不能废除， 恰恰相反，目前的任务是要加强人民的国家机器。毛继续说，“以此作为条 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 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 大同”。毛认为，在引导中国“从农业国进到工业国”发展的任务方面，教 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对容易的。他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致的工作，才 能做到农业社会主义化”。②
　　毛强调教育农民，强调工人阶级在“人民专政”中的领导权，以负起教 育的责任，清楚地表明了他在 1949 年 3 月所宣布的城乡之间的重心转移。 另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村的 “半工人阶级”也像城市的工人阶级一样，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种提法 1950 年春天由刘少奇提议，而后被中央委员会通过，毛于 1951 年 12 月放弃了这 种提法。虽然在此之前毛自己也曾把“半无产阶级（贫农）”称作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但现在他发现，把领导权给城市工人以外的任何阶级都
是“错误的”。这明显地标志着他向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①
　　此外，在 50 年代早期，为了改变党的阶级成分，中共曾力图吸收大量工 人，输入新鲜血液，通过这一措施，上述思想倾向转变为实际的行动（见本 书第二章）。
虽然毛在 1962 年曾经声明，在建国初期除去“照搬苏联”②别无选择，
但他并不像苏联那样，把工业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虽然在毛的社 会主义发展思想中，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核心的和关键的组成部分，但人们也 有理由提出疑问，他在 1949 年所怀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蓝图，是否将最 终证明与这种技术现代化思想相一致。
由毛明确制定的经济政策一开始是稳健的。比如在 1950 年 6 月，他要求
“保存富农经济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而且在总结总目标时说：
合理地调整现在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 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 国家的情况的。③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4 卷，第 363 页（《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 4 卷，第 1426—1427 页。——
译者）
② 前引书，第 418—419 页。（《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 4 卷，第 1477 页。——译者）
① “致刘少奇”，1951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27—428 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17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 卷，第 29—30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 5 卷，第 18—19 页。—— 译者）

　　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毛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上是保 持一致的。1953 年 8 月，他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为“在一个相当长 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④
1954 年 9 月，他指出：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 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 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①
　　1954 年 11 月，毛泽东提醒刘少奇和周恩来注意，他认为刚在《人民日 报》发表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摘要中有一个“说法是错误的”：“在社 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②在批判这一观点 之后，毛相当明确地表示，中国宣布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有 理论基础的。
不过，毛直到 1955 年 3 月还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并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 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 50 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 整个下半世纪。③
但到 1955 年中期，毛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像《剑桥中国史》
第 14 卷第 2 章阐述的）他还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更快速的合作化运动，几乎是 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气氛。毛的新思想，还有他新的分析框 架，鲜明地体现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这 些按语和序言是在 1955 年底写出来的，他在 7 月 31 日号召加速合作化，到 这时，正在展开的合作化进程比他自己预想的还要快。①
从这些论题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跃进、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某些
基本思想的萌芽，比如毛相信动员起来的群众，通过他们的主观努力，具有 改变他们自己及其环境的无限性。举个例子，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被 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生 产资料”。在赞扬王国藩合作社的一段按语中，毛评论道：“难道六万万穷 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 家吗？”在另一段按语中，注意到在 1955 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几千万农户加入 了合作社，并因此完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评论说：“这是大海的怒涛， 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②
在农民热情和奋斗精神的鼓舞下，毛在 1955 年写道：



④ 同上，第 102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 5 卷，第 89 页。——译者）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 卷，第 148—149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 5 卷，第 133 页。—— 译者）
② “致刘少奇、周恩来”，1954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84—48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 卷，第 155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 5 卷，第 139 页。 译者）
① 参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的按语在《毛选》英文版第 5 卷第 235—276 页收录。（《毛泽东 选集》第 5 卷，第 225—259 页。——译者）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 5— 6、159—160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 1977 年版第 5 卷 第 227、
233 页。——译者）

对比一下我们国家与苏联：（1）我们有根据地 20 年的经历，又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 锻炼；我们（取得权力的）经历异常丰富??因此，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革 命任务。（苏联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在十月革命时期，他们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政府机器，而 且党员数量很少。）（2）我们享有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帮助。（3）我们的人口众多，而且 位置优越。〔我们的人民〕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如果没有合作化，要想得到农民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农民甚至比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都好。我们必然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③
　　因此，早在 1955 年毛就表示，因为他们是在农村进行了 20 年的斗争之 后获得政权的，而不是在大城市突然取得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 1949 年时比列宁及其同志们在 1917 年更懂得在基层群众中行使权力，并获得他们 的支持。另外，以毛之见，中国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人 力资源。
然而，这决不是一种毛当时努力推动的片面的“乡村”革命。虽然他 1955
年 7 月 31 日关于合作化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求在中国，集体化应先于 机械化，但也不是要走得过早，因为对拖拉机、水泵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准备 是很紧迫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毛继续坚持他在 1949 年提出的观点，按 照这一观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里的含义很明确，那就是， 通过使他们学习城市所创造的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必须把这些乡村居民 引入现代世界。在这一过程当中，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将起关 键作用。的确，1956 年 1 月，在他宣布关于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时已认识到 这一点。他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 改变中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水 平”。他还说，“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 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①因此，在 1956 年 1 月，毛要求用说服和 理解的方式对待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的会议上，毛强调中国是一个工业和技术的各个方面都落后的国家，而且一 些方面处于依赖的地位，因为它还不能生产一些自己所需要的关键产品。他 还评论说：
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指知识分子）！“老子是革命的”！ 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 是不行的。②
50 年代中期，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法，最恰当地总结在他 1956
年 4 月 25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此文有令人信服 的总结。这篇著名讲话的各个方面都讲了同样的意思：要懂得事物的内在联 系，不要顾此失彼。因此，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要求在政治领域扩大地方 的权力和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性，以利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 济领域，他提出减少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的对重工业过多的优先权。
（但并不是把关系颠倒过来，虽然他有时也这么说。）他认为一味重视重工 业会拆自己的台。但与此同时（这表明了他当时的平衡与公平思想），他提 出应适当注意进一步发展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现存的工业基础，而不是把所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27 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 29 页。
① 1956 年 1 月 25 日的讲话见 1956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报》。引文见阿兰纳·卡埃尔·当高 斯与 S.施 拉姆翻译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导论与阅读材料》第 293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34 页。

有能得到的资源都投入到整个内地去扩大工业。①
　　如前所述，在起草这篇讲话时，毛仔细考虑了陈云以及其他经济工作方 面的专家的意见。《论十大关系》从总体上讲无疑代表了他自己妥协的立场， 企图以此来获得党内广泛的赞同。然而，毛因此而在个别问题上采取温和与 妥协态度，丝毫也不能表明他准备在所有方面向其领导集团中大多数人的意 志低头。
　　1955 年，在他发动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的运动中，毛泽东已经表示出对 所有与他的意见相左的反对派进行粗暴打击的意向。②1956 年年中，他又以 一种更隐蔽、但却是更可怕的态度再次表露了同样的偏狭。1956 年早期毛曾 经相信，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成果，将能促进所有的经济工作的发展。面 对着出现的矛盾与不平衡，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负 责起草的关于“反对冒险主义”的重要社论，事先，毛曾经审阅了社论，但 他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给他的同事们的印象是他已赞同了这一讨论，然而 在实际上，他对此是有所保留的。当他承认不能要求经济发展过快时，他仍 相信中国经济可以飞速发展。在大跃进前夕，他开始发泄他的感情。在此之 前有一年半的光景，他总是对这篇社论怀藏怨恨，对周恩来尤其如此。①
　　同时，在 1956 年春季和夏季，毛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而且 也对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共产党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问题、是非关系问 题等采取了非常缓和的态度。他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讲话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问题。但毛在此之前的讲话中已 多次提到这些问题。由于“阶级斗争”在 1957 年到 1976 年间所具有的重要 作用，有必要专门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讨论。

人民、阶级与矛盾


1957 年 2 月之前，毛考虑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在 1937 年的《矛 盾论》中形成的。在这篇文章中，毛认为，虽然矛盾“贯穿于每一个发展过 程的始终”，虽然所有的矛盾都包含着斗争，但它们不一定都是对抗性的， 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在毛当初写的这篇论文的原 文中，他把“非对抗性矛盾”的范围规定得非常宽泛，对阶级斗争的范围规 定得也就很严格了：
例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经济方面城市与乡村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61—83 页；官方的文本见《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 卷，第 284—307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 5 卷，第 268—277 页。——译 者）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的讨论，也可参阅施拉姆在《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中 所作的分 析，第 214—216 页。
① 关于毛持续的乐观与急躁情绪，见他在 1956 年 11 月 15 日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选集》英 文版第 5 卷，第 332—335 页。（中文版第 313—329 页。——译者）毛对关于“急躁冒进”批评的心理反 应的重要意义，在近期中国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述中广为强调。在 1986 年 4 月 24 日的一次对话中，龚育之 认为它可能是通向“文革”之路的第一步。关于文革期间毛对于这篇社论发怒的迹象的总结，见罗德里克·麦 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 86—91 页（求实出版社，第 101—
104 页。—— 译者）。关于周恩来对起草 1956 年 6 月 20 日社论的贡献，见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讲义》，第 146 页。

的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各种不同的劳动分工，工、 农在阶级关系上的矛盾，以及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冷与热，白天和黑夜——没有 一种是以对抗形式而存在。①
　　1951 年的校订本当然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个时期正统的思想意 识的标准，在这个版本中，毛泽东划分界限更为谨慎，他解释说，“共产党 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 党内的反映”。“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 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但还指出，城乡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在 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里，都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根据地里面，在社 会主义国家里是非对抗的矛盾。②
　　就这篇著作的语气而言，这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强 调阶级斗争的需要，他要在整个 50 年代或多或少地掀起阶级斗争。但是，考 虑到对于这两个仅有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正像我们从前文关于《论人民民主 专政》研究中所看到的）对新政权构成严峻的问题，他在 1951 年所划的界限 没有重大变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 方式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937 年设想的是 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解决，现在他提出要用“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 办法，这确实比以前具体多了。③
1950 年 6 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
讲话（该讲话已收入《毛泽东选集》），他在当时的这个讲话中坚定了他基 本温和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同时与很多阶级进行斗争。在总结党在 目前对于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指出：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团结 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①
　　以毛的观点，到 1952 年 6 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工人阶级 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因此再把民族资产 阶级界定为“中间阶级”就不合时宜了。②
然而，他在 1952 年 9 月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在整个“一五”计划时期
（到 1957 年止），要求一大部分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那是不合理的。 他们必须接受工人阶级指导，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放弃赚钱的 念头，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③
1955 年夏，毛泽东又进一步推动农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区别“上”中
农和“下”中农，把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界限当作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分界线。
1955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正式认可了他的农村路线。



① 尼克·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一份公开文稿的注释翻译》，第 38 页。（译稿在中文基 础上略
作修改）
②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1 卷，第 344—345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 1 卷，第 335 页。
——译者）
③ 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参见《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1 卷，第 321—322 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 卷，第 35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 5 卷，第 23 页。 译者）
② 同上，第 77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 5 卷，第 65 页。——译者）
③ “致黄炎培”，1952 年 9 月 5 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41—443 页。

在这次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总结了当时的形势，再次提到共产党人的两个 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 都“很必要”。但在这两个联盟中，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 一位的”，而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在强调这两个联 盟间的相互关系时，他说：
1950 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 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 之后，农民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 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 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 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 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在头三个五年计划的 15 年期间内（其中三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的 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他解释说。①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正像上文刚引述的，毛在他的讲话中说，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 而实际上到 1956 年底就全部完成了（见《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第 2 章）。
到 1956 年早期，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日益巩固。正 像我们所看到的，他对阶级斗争采取了更加温和、更加稳健的方针，尤其是 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还强调了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
另一件能够反映这一倾向的事情是，不再像先前那样，在接纳新党员时
歧视非无产阶级成分。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为了改变党的阶级成分，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吸收更多的工人入党。然后，
1956 年，新党章取消了以前对于非工人成分的较为严格的审查。其理由正如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以前的社会成份的划分已经而且 正在失去其意义”。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邓小平观点的详细内容，因为它们 为我们提供了毛在他生命最后 20 年间关于阶级观点发展的背景材料：
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 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改变着；??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 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 工人和职员变为士兵；??。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①
邓在这里更加注重为革命工作的主观态度与愿望，而不是家庭出身，在 这方面，他的观点与毛的思想持续（虽然并不完全一致）发展的趋向是协调 的。但是他指出，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正迅速消失，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 显然与后来兴起而且将党冲垮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 泽东当时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期间，当 康生抱怨八大政治报告含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还承认他在 1956 年也持有 这种观点：“报告我读过，而且是经大会通过的。我们不能让刘、邓两人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