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匠心独具，把中国历 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明清嬗代过程，作为运思课题。他从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 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 解剖与透视。他使人看到，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衰微的 因素，而王朝更代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族入主，在此被视为 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 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 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 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 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 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 100 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 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 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 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 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 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 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 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 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 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 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洪业──清朝开国史

导言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 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 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 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 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 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美国的民主》，第 330 页。


　　1644 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 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 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 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 都承认 1644 年的事变，肯定是 17 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 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 清晰的。1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 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 世纪通过与西 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②。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
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
瓷器③。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




1 ①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 244—245 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 25—28 页。“几个
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 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 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 Valley ）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
（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 16 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 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 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 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 464 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 17、108—109 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 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 43、
93—94 页。
② 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 1571 年达到高 潮。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 230 万两（8.625 万公斤）跃升到 310 万两（11.625 万公斤）〔译按：此处括 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 1 公斤相当于 26.6 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 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 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 年）同时。此外，白 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 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 30—31、53 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 476 页；小 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 213 页。
③ 1597 年，西班牙大帆船将 34.5 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 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 6000 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 157—158 页。

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 中国。①加 上每年来自日本的 15 万到 18.7 万公斤白银，在 17 世纪的前 30 多年中，每 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 25 万至 26.5 万公斤。②
1620 年至 1660 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 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③中国尽管与欧 洲相距遥远，也不可 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 17 世纪 20 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 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 41 艘，到 1629 年便降为 6 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 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① 17 世纪 30 年代，白银又开



① 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 1/3 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
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 269 页。在 16 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 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 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 1550—1680 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 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 20 世纪以前从 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 499—500 页；又见伦 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 96 页。
② 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 1—10 页；米歇尔·德韦兹：《18 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 俄的影响》，第 8—9 页；S.A·M.阿谢德：《17 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 275 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
第 124—125 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 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 1：4；欧洲则是 1：12。到 1650 年，欧洲 的比率又升为 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 459 及 499 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 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 1560—1600 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 3.3 万到 4.8 万公斤。 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 31 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 4000 到
5000 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 568—681 页。
③ 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 555 页；简·德·夫里斯：《1600—1750 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 20 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 1555 到 1570 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 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 至 1590 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 济出现萎缩；（3）1600 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1615 至 1620 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 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1640 至 1644 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 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 1645 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 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 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 澳门》，第 579 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 17 世纪最初 20 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 “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 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 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 536 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1501—1650 年的美洲财富 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 293 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 20、25—27 页， 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 3、109 页；卡罗·M ·辛宝拉：《工业革命前（1000—1700）欧洲的 社会和经济》，第 212—216 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 152—153 页。
① 阿谢德：《17 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 276 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 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 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 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 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 267 页，又见 K.N.

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 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 门。②但不久，即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 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③
1634 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 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 年冬， 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 年，日本断绝了 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 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 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①
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 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 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 1635 年至 1640 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 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②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 州等丝绸产地迅速 衰落①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 1626 年到



肖德胡里：《1660—1760 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 456—458 页。
② 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 566—567 页。
③ 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 33 页。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 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 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 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 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 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 1500 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 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 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减少了 1/2；17 世纪 20 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 17 世纪 20 和 30 年代， 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 382—383、400—405、428、458、484 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 517 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 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 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 1489—1490 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 100，那么 1585—1586 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 182.49，1604—1605 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
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 世纪的价格革命》，第 9 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 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 34、49—55 页。
① 艾维四：《论白银》，第 10—15 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 1640 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 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 250 页。换个说法，假定 某人于 1611—1615 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 1666—1670 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 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 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 1642 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 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 562 页；又见布罗代尔：《反 思》，第 42 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 17 页。
② 例如，1630 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 年米价为每斗 120 钱，到 1639 年上升为每斗 300 钱。浙 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 1641 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第 74 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 11—12 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 史研究》，第 81 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 144 页。17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 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 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 的私人信件）。
① 森正夫：《16—18 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 432—433 页；艾维四：论白银》，第 16—19

1640 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②接 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③经过这场浩劫，晚 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 1585 年到 1645 年，中国 人口可能减少了 40％。④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 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 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 17 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①。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 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 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 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②一部修于 17 世纪初的地方志，曾 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 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



页。
② 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
1645 年持续到 1715 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 1000 年以来的最低点（这 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 迁》，第 10—11、65—66、174 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 726、739—740 及 743—
744 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 1191、1195—1196 及 1199 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 饥馑之年》，第 58—59 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 12 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 质生活》，第 18—19 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 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 130 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 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
1669 和 1786 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 年，漕河干涸；1640 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 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 184 页。同一时期， 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 188 页； 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 经济》，第 77 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 30—31 页。
③ 蝗灾发生于 1638 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 15—16 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 究》，第 190—191 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 1586—1589 年，另一次发生于 1639—1644 年。马 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 106 页；文秉：《烈皇小志》，第 217 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 初探》，第 9—10 及 16—18 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 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 24 及 36 页。
④ 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 311 页。在 1641 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 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 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 29 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 年 间，其人口下降了约 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 10、36 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 社会》第五章，第 19 页。
① 阿谢德：《17 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 272 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 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162 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 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 5— 7、18、33 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 231 页。 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 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 4—6 页；布罗 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 3 页。
② 居密：《地主和农民》，第 20 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 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 200—201 页。

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 17 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 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③
　　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 崩溃。④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 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 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 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①然而，经济的货 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 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
②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 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 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 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③到 1629 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 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 4 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 15 万两，不到 国家财政预算的 1％。④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



③ 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
④ 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 64 页，及其《16 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
第 85 页。
① 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 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 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 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 44 页。
②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 206—207 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44—46 页，及其《倪 元璐的现实主义》，第 417 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 38—43 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 流贼》，第 222—223 页；佐伯有一：《1601 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 87 页；米彻尔·卡蒂尔 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 160—245 页；O.傅兰格：《李贽对 16 世纪中国民 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 65—66 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 124—125 页；小山正明：
《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 64 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 131 页。1398—1645 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 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 1398 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 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 289 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 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 201、216、221、229 页。
③ 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 152 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 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 10 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 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 35 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 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 3 页。
④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 76 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 22 页。明代的官僚机构 相当庞大：有大约 10 万文武官吏、10 万宦官、10 万多中央禁军，以及 10 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 年， 有近 15 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 136 页；黄仁宇：
《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59 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 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 43 个县 征收的 80 万担粮食中的 30 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 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
第 179 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 2 页。

过贪 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①1643 年，崇祯帝决定 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 4 万两军饷究 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 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②
　　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 历皇帝（1573—1619 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 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 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 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③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 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 世纪初， 北京皇宫中有 3000 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④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 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 支配着由
12 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 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
的 1/7，京畿 8 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 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 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①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 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②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



① 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 240—241 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
第 261—263 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 113—119 页；吕元骢：《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
第 6 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 10 两，武官不到 5 两，士兵不到 2 两。黄仁 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275—276 页。
②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 12 页。
③ 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 51—57 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 112 页；李 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 13 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 究》，第 106—107 页。
④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 13 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 29 页。一说宫女多达 9000，宦官多达
10 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 53 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
第 15 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 93 页。
① 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 70—71 页；普雷斯顿·M ·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 9—10 页； 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 20 页。东厂建于 1420 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 锦衣卫建于 1382 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 责。马米兹：《魏忠贤》，第 52—53 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 128—131 页。 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 1477 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 95 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 1635 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 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 33 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 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 389 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 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 159—167 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 展》，第 20—21 页。
② 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 权力》，第 116 页；马米兹：《魏忠贤》，第 152—153 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 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 3500 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 阉人。1621 年，天启帝下令招录 3000 多名宦官，竟有 2 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
第 71—72 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 10 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 125 页。有些男青年将

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 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 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③1618 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 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 210 万两应收税 银的 70％。①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 发生在 1643 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 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 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
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②
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 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③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 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 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④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 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 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 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 1469 年到 1497 年，没有举行 过一次朝会。进入 16 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 （万历皇帝）都仅 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①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 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 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 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②。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 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 17 世纪 20 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 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 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 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③



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 125 页。
③ 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 87 页。
① 从 1618 年到 1639 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 1/10 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 仁宇：《明朝的财政》，第 118—120 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 27 页。至 16 世纪末，明政府除每 年征收 2100 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 1000 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 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 400 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274—275 页。
② 文秉：《烈皇小志》，第 218 页。1643 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 3000 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 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 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 10—11 页。60 年前，太仓曾有 600 万两（22.5 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 1644 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 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 33—35 页；魏斐德：《1644 年的大顺政权》，第 44 页。
③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 22 页。
④ 马米兹：《魏忠贤》，第 48—50 页。
① 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 115 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 10—11 页。关于万历皇帝拒 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 75—103 页。
② 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 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 114 页。
③ 马米兹：《魏忠贤》，第 155 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 25 页，及其《嘉定忠臣》，

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
（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 凉。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 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⑤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 道：
老天爷， 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 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 老天爷，
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吧！。①
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②1629 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
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③由于 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 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 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④
整个 30 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
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 与社会秩序的维护。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 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 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①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



第 24—28 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
④ 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 188、199—200 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 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
1640 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 3000 钱，小麦每斗 2700 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 洵：《16 世纪的中国海盗》，第 1—2 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 71 页。
⑤ 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 34 页。
① 居密：《主人和奴仆》，第 63 页。
② 例如，自 1636 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 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
第 275—276 页。
③ 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 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 1624 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 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 衰亡》，第 213—216 页；黄仁宇：《倪元璐》，第 8 页。
④ 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 4—7 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 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 50 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 “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 731 页（第三十五卷）。
⑤ 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 422 页。
① 例如，1635 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 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 4 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 世纪 40 年代 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 7000 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

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 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 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②至 1642
和 1643 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
③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 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 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 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④
　　1645 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 肯的评述：
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① 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 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 1644 年以前——约
1618 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 2/3 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 17 世纪 80 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 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 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 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 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 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 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
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
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 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 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 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 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 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 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 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 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 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 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



纪略》，第 3 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 16 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
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 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 2 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 173 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第 159 页；李洵：《中国海盗》，第 5 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 220 页；
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 53—55 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 219—220 页； 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 150 页。
② 刘约瑟：《史可法》，第 25 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 垣笔记》中，第 2 页。
③ 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 908 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 59 页；万言：《崇祯长 编》，第 23 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 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 17 页。
④ “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 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
① 《多尔衮摄政日记》，第 5 页。

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 生，谴责其变节卖国。
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 18 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 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①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 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 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 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 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 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 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 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 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 17 世纪经济危机 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②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 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 去。①因 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 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 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②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 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① 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 41 页。
② 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 1682 或
1683 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 3 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
第 9 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 13—14 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 在惨遭 30 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 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 17 世纪 90 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 18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据皮埃尔·格 勃特（Pierre Goubet ）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 1630 年一直延续到 1730 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 经济史》，第 405—406、429 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 245 页。关于 1710 年以后英 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 E.A.里格里和 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 年英国人口史》，第 162 页。
① 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 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 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 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 难》，第 38 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 749—750 页。
② “洪业”（great 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
“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

　　　　　　　　　　　　第一章 北部边防



游骑不听能汉语， 将军遂缚作蕃生。 配向东南卑湿地， 定无存恤空防备。 念此吞声仰诉天， 若为辛苦度残年。 凉原乡井不得见， 胡地妻儿虚弃捐。 没蕃被囚思汉土， 归汉被劫为蕃虏。 早知如此悔归来， 两地宁如一处苦。 缚戎人， 戎人之中我苦辛。 自古此冤应未有， 汉心汉语吐蕃身。
白居易：《缚戎人》。


1368 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 可分的，①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 17 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②1371 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 心腹之患。③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 300 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


①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 52—54、56 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
13 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 112 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 74—75 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 11—14 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 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 年以后，“农 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
第 2 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 18—19 页。16 世纪 20 年代，士大夫祝允 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 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
第 441—442 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 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 136 页。
② 1369 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 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 74—75 页。
③ 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 52—53 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 年的土 木之变》，第 272 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 12 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 12 页；亨利·塞路 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 330 页；兰德彰：《前言》，第 14—15、17 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 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 1367 年 11 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 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 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

分：京卫、上十二卫 亲军和地方卫所①。


























































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
卷，第 10—11 页。
① 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 5600 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 1120 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 所，各 112 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 1128 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
14 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 1—3 页；艾尔伯特·詹：
《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 45 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 模式》，第 91—100 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64—66 页。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 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②。最初，每个军士受田 15 亩以维持生活。1365 年， 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 50 亩，给耕 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 25 年中，每年 都能生产约 3 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 100 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 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③
　　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 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 封建化的巨大潜力。④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 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 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 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 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 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 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①
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
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 15 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 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②不久，地方将领 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 200 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 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 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 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③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 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至 16 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 军士已达其总数的 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 剩下兵力的一半。①军官奉命出


② 这种体制是 1363 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 23—24
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 287—288 页。
③ 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 38—39 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 36—37 页。
④ 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 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 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 52 页；戴乐：《卫 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 39 页。
① 14 世纪末，共有都司 17 个，内外卫 329 个，守御千户所 65 个。至 15 世纪，内外卫增至 547 个，千户 所增至 2593 个。1467 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 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 310 多个卫所。王 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 27—48 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 46—47 页；查尔 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 34—35 页。
② 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 78 个卫，原有 38 万人，至 16 世纪初，只剩
5—6 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 1 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 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 39—43、56—57 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67—68、290 页。
③ “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 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 世纪的中国》，第 89—90 页。
① 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 217 页。

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 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②
　　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明末统治者越来越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 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③。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 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从 其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后，对拥兵驻守今关外之承德（热河）的兄弟宁王心怀 疑惧。1403 年他令宁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将这一战略要地交给了曾支持他发 动政变的蒙古兀良哈部④。同时，他还撤回了驻守河套北部的军队，并加修长 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⑤这等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 民族，1462 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刺首领也先 俘获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尔部之手。⑥
不过，明朝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当它逐渐控制塞北的时候，以及 1390 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袭扰中原的近 60 年间，明军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鲜边 境的东北地区①。成祖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16 世纪 40 年代，内阁首辅夏言 又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②。1547 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 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 1550 年兵临北京




② 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 53—57 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
1569 年卫所军士只剩下 1/4 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290 页。
③ 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 91—106 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 1472 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
15 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285 页。
④ 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
《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 11—13 页。
⑤ 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 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 135 页。
⑥ 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 97 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 10 页；吉斯：《明 代的北京》，第 108—111 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 274—275 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 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 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 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 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 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 487 页。
① 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 古残部。但 1372 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 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 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 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 1387 年至 1388 年，派遣 20 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 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 2—10 页；匡顿：《游牧帝国》，
第 263—264 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 311—313 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 61—63
页。
② 傅吾康：《15 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 82—88 页，及其《于谦》，第 95 页。已有学者指出， 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 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 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 57—62 页。

城下。③自此，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严 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1570 年，张居正（万历时升任内阁首辅） 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④
　　这种策略也不是无懈可击。①有人曾指责张居正，说他声称自己对阿勒坦 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虚辞以欺君父”；说今日把中华之丝绸绮绣变成 了夷狄的日常服装，名为互市，实为姑息养奸。边防的筹划者以贸易特权贿 买夷狄，夷狄反过来却用兵威敲诈我们。②严嵩则被人们视为奸臣的典型，常 与李林甫（勾结鞑靼出卖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桧（1141 年出卖爱国将领岳 飞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论。③
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 的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 往更加沉重。尽管 世袭军户日渐减少，军官数量却不断增加。14 世纪末，京师驻军只有大约 2700 名军官，到 15 世纪中增至 3000 名，除禄米外，每年还要领取饷银 48 万两。 此类开支在不断增长。到 16 世纪末，正规军已达 120 万人，仅基本开支—— 如果全额供给的话——就需白银 2000 万两。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征招募兵，以 弥补世袭军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饷银为 18 两，若在边地则外加 5 两， 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贴。 1492 年，明朝颁行开中制度，鼓励商人运粮至 边防，换取盐引回内地兑盐经营。但这一制度 1500 年后便逐渐废止，致使边




③ 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 6、530、1304—1305 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 年以来
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 45—46 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 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 278
页。
④ 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 66—68 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 11—12 页；黄仁宇：《明代 大运河》，第 123 页；《明代人名辞典》，第 7 页。
① 《明代人名辞典》，第 6 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 137 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 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 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 80 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 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 1555 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 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 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 其昌》，第 264—267 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 168、187 页；《明代人名辞典》，
第 1503—1505 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 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 9 页。
② 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 123 页。
③ 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 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 197 页。在 17 世纪的民间传说中， 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 318—320、412 页。明末“三 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 要求唐玄宗（713—755 年在位）将高丽的 176 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 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 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 79—80 页。

地米价迅速上涨，每担（60 公斤）值银 5 两。①边地所需军饷当然也要随之 增加：1500 年为 5 万两，1573 年增至 280 万两，1586 年又增至 360 万两。② 这项庞大开支，需由太仓府库支付。16 世纪 80 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 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 600 万两。但由于边地军饷不断增加，16 世纪末为征 讨鞑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乱和帮助朝鲜抗击倭寇，又花去 1200 万两，太仓储 银也很快消耗殆尽。至 1618 年，太仓储银只剩下了 12 万两。就在这一年， 后金大败明军，攻占了抚顺，明神宗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的 50 万两 赤字。③（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 300 多万两）。
　　为应付这些不断增长的开支，明朝又开始加派赋税。1619 年，加派辽饷， 税率约为 9％，除京畿皇庄外，全国各地都要交纳。④由 此额外征银 520 万 两，但仅够支付辽东一边 18 万军队和 9 万战马的费用，而无法顾及九边①中 的其余八边。此后几年中，整个边地军费仍在持续增长②。米价也不断上升。
从 1520 年到 1620 年，米价翻了一倍；从 1620 年到 1644 年，又上涨了 20％
③。1630 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 但仍入不敷出④。















① 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 301—303 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 194—195 页。
② 16 世纪后期，有大约 50 万军士和 10 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 2 两。16 世纪 50 年 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 6 两；至 17 世纪初增为 18 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285—
290 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 43—44 页。
③ 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 40—42、55 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 750 页；黄仁宇：
《明代大运河》，第 280 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 112—116 页。
④ 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 5—6 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163 页。
① 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 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 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 65 页；侯仁之：《马市》，第 309—311 页；黄仁宇：
《明朝的军费》，第 44 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 324 万两，粮 108 万担，马草 21.6 万捆，料豆 97.2
万担。弓每张需银 2 两，箭每支需银 6 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 700 条——而非预定的 4000
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 127—131 页。
② 如 1624 年，修建城墙 6240 丈（约 11000 公尺），敌台 321 座；1625 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 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 17 页，第五十五卷第 19—20 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 年间，明朝在同后 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 6000 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
158—159 页。
③ 米彻尔·卡蒂尔：《14—17 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
④ 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 5—6 页。1639 年 9 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 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 237 页。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此时，明朝关外驻军的编制，同原来的卫所已大不相同。甚至内地军队， 也由照例任职 10 到 12 年而不迁转的将领直接统辖。⑤ 中央的都督府已失去 权威，变成纯粹的文书处理机构。旨在实现相互牵制与平衡的三司分权的地 方军事制度，也被指派督察官员去“巡抚”某一地区的做法所取代。1550 年 后，这些巡抚又成了常设的地方长官①。巡抚之上又有总督军务，通常由文职 大臣充任，但在其辖区内兼有财权和军权。②
　　在沿边各地，这些总督又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当关内军队不再由 昔日的军户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时，东北地区仍存在军户，其中许多人是来 自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时他们已与辽东人大致同化了③。这些辽东军户或 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 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 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 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 16 世纪 80 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
和 17 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唯 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 他们的存在和发展①。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员，则反对这种将导致权 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国子学的官员还将他们比作唐末的军阀。②只要明朝不对 东北作过多干预，辽东武人便依然忠于朝廷；但中央集权却因此而削弱了。 当然，严格的文化归属观念——夷夏之辨——一直占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 逝，这些边地武人逐渐发现，夷狄部落的军事首领比明朝皇帝的文职大臣与 他们更相投合。事实上，作为边民，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社会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