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说明


　　本书第一卷出版于一九五八年，以后曾多次再版。这次重印第一卷，除 对一九七三年版个别地方略作改动外，还增添了一些图片。
一九八六年五月





弁 言


　　这本书是我们正在合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第一卷，起迄时间是一 八四○——一八九五年，即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中日战争结束时 止。以后的各卷将在今后数年内陆续完成。我们的打算是以大约一百万字的 篇幅，根据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材料，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反对 中国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加以综合叙述。
　　进行这项工作是有很大困难的。对我们说来，基本的困难就是主观力量 与客观要求之间的极大矛盾。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是 内容极其复杂的课题，要想在这方面写出一部具有高度的学术性与思想性的 著作，就要求写作者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和 广博的历史知识，在占有详尽资料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综合。由于 主观能力的限制，目前我们远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这部书只能对百余 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勾划出一个极其粗浅的轮廓，提出可供参考的 基本资料，在某些地方表示自己初步的意见与看法。在写作上，我们比较侧 重于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叙述。我们深知这本书不是什么成 熟的科学研究著作，但考虑到帮助我国人民了解祖国过去被帝国主义奴役和 压迫的惨痛历史，对于激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可能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而当前的出版界还没有这样的历史著作，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把 这本书尽速出版，以求部分地满足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和一般读者一样，殷 切地期待着更好的、确能使人满意的著作。
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关系的历史，曾经受到外国资产阶级以及中国
买办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严重歪曲。他们在这方面写了大量的著作，为帝国 主义的侵略政策作辩护，力图掩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的实质；这都是 为侵略者的利益服务的。这些著作的基本观点违背了客观的历史事实，不符 合历史的真相，有些地方并且是历史的伪造（例如美国人马士所写的三卷本 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就是这类著作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在帝国主义、 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旧中国，它们却常被奉为圭臬之作，在我国的 知识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站在中国人 民的立场上，暴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揭发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力 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感到，在近代、现代史、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对 华关系史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而系统地批判影响较大的中外资产阶级历史 著作，彻底清除其余毒，仍然是当前我国历史工作者的一项严肃的战斗任 务。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刘大年、邵循正同志给我们很多指示，并审阅过全 部初稿。本所和所外的同志们也给我们不少的帮助，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 意。我们的合作者之一李明仁同志不幸于一九五七年四月逝世，并在此表示 悼念。
　　




本书第一编第一章曾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一集发表
过，此次付印前，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书后列有《主要侵华国家驻华公使 表（一八九五年以前）》、《五口通商时期（一八四三——一八五八年）英 国驻中国各口领事表》及《外国人名汉译表》等三种附录，以供参考。第三 种附录中所收的译名以当时习用及书上提到的为限，我们现在没有查出确实 根据的都没有收入。
我们恳切地期待各方面的严格的批评与指正。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帝国主义侵华史





第一编
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时期
（一八四○——一八六四）

绪言
远在一八四○——一八四二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在东南沿海 和北部边疆，中国与外国侵略势力的接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主要是葡 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美、俄等。这些国家都先后和中国发生过通 商关系，俄国与中国还订立了条约。由于中国当时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虽然它已处于被动和消极防御的地位，但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本质上不同 于后来外国资本主义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压迫被压迫、侵略被侵略的关系。 沙皇俄国同中国的接触始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一五八一年沙俄哥萨克 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方迅速扩张，短短半个世纪中吞噬了西伯利亚的大部。 一六四三年，沙俄侵略者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地区，揭开沙俄掠夺 中国领土的序幕。他们到处烧杀虏掠，甚至惨无人道地吃人肉①。此后，更 多的哥萨克在哈巴罗夫（Е.Хабаров）①等人的率领下，乘清朝用兵 关内之隙，一批又一批地相继窜进黑龙江地区，干出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②。 沙俄侵略者还强占雅克萨等地，筑垒屯兵，蓄意把黑龙江以北地区据为己 有，甚至两次武装侵入松花江流域。清政府多次提出抗议，要求俄人撤出中 国领土，都遭拒绝，最后被迫采取自卫手段，对入侵者进行坚决抵抗，遏止 了沙俄侵略势力在黑龙江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一六八九年，清政府和俄国全 权代表在尼布楚举行边界谈判，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 两国东段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至海为界，从法律上肯 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这个条约还确定两国贸 易的原则。一七二七年，中俄两国通过谈判，划分中段边界，订立布连斯奇 条约和恰克图界约等条约，规定沙毕纳依岭（即沙宾达巴哈）到额尔古纳河 止，其间迤北一带属俄，迤南一带归中国（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已成为蒙苏 边界）；确定恰克图为双方互市地点，中国允许俄国每隔三年来北京免税贸



① A.П. Васильев：э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эаки.卷一，页 58。这批由波雅科夫
（В.Поярков）率领的百余名哥萨克，一共“吃了五十个异族人”。
① 今苏联远东地区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② 他们进入黑龙江地区后，打家劫舍，焚毁住宅，用毒刑拷打“人质”，“勒索他们所能勒索到的一切， 如遇反抗，便无情地砍死，只留下妇女充当婢妾”。见В.И.Глуэдовкий：Примо-аму рская окрайна。页 62。一些稍稍尊重事实的旧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所掌握的关于 这个时期的全部情况展示出一幅早期俄国移民残酷对待黑龙江各族人民的可怖的图画。”见Д.А.Дави дов：КолонэацияМарьчжурии 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Момг олии.页 19。





易一次，人数不超过二百人。此外，清政府还允许在北京俄罗斯馆建造东正
教堂，并准俄国派人来北京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至于西部，当时中国的疆界 在巴尔喀什湖，而俄国疆界则远在里海一带，两国并不接壤。尼布楚条约和 布连斯奇条约订立后，彼得一世以后的沙皇及其一些大臣、将军以至探险 家，不断提出侵占黑龙江等地区的问题，拟定过各种侵略计划，企图侵吞中 国领土。由于当时的清朝还有一定的自卫力量，沙俄的图谋未能得逞。直到 十九世纪中叶，中俄边界一直是稳定的，两国间的关系大致上是平等的。
　　俄国是从北方陆上与中国接触的唯一侵略国家，其它国家则由海道在中 国东南沿海与中国发生关系。
　　自从十五世纪末欧洲发现通东方的新航路以后，西方殖民国家相继航海 东来，掠夺东方财富，开辟殖民地。远东的海权和商业十六世纪为葡萄牙人 所独霸，十七世纪为荷兰人所操纵，到十八世纪主要落在英国人的手里。这 些西方殖民者都把中国作为他们在远东进行掠夺和侵略活动的重要对象。
　　葡萄牙人首先来中国。一五一四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开到广东，此后来 华的商船陆续不绝。葡萄牙人到中国不久，就公然在沿海剽劫行旅、掠卖平 民、占据海岛，暴露了当时洋商的海盗面目，引起中国人民的憎恨，遭到中 国军队的驱逐。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官吏，准许他们在澳门建屋居 住，每年交纳一定的地租。中国对澳门拥有完全的主权，承审澳门的民刑案 件，派员在澳门征收税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只准外国商人 在贸易季节（阴历五、六月到同年九、十月）在广州居住，他们每年约有一 半时间住在澳门，因此澳门也是来华外国人的共同居住地。
西班牙商船第一次到中国是在一五七五年。在此以前他们已占领菲律宾
为殖民地。由于葡萄牙人阻挠他们在广东通商，中国一度开放福建漳州（厦 门）作为对西班牙贸易的口岸。西班牙人是残暴的殖民者，从一六○三年到 一七六二年，先后五次大规模地屠杀在菲律宾的中国人，死难最多的达几万 人。一六二六年到一六四一年，还强占台湾的北部。
一六○一年荷兰商船第一次到中国，因受葡萄牙人的阻挠，没有达到在
广东通商的目的。荷兰殖民者一开始便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一六○四年和 一六二二年，曾经两度占领澎湖，一六二四年还强占台湾，在岛上树立残暴 的殖民统治，直到一六六一年才为郑成功所驱逐。一六八八年，清政府因荷 兰曾在清军攻取台湾的战争中协助作战，一度开放广东、福建的海口，允许 他们通商。一七九三年它在广州设立商馆。他们的残暴行为和葡萄牙、西班 牙一样，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恶感。
　　法国商船第一次来广东贸易是在一六六○年。从一六九八年起法国在广 州或澳门设置商务代理人。一七一九年（或作一七二八年）它在广州的商馆 成立。法国对中国的贸易不重要，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法国来华的商船一 年中通常为一只到四只，而且并非每年都有。法国主要是通过扩展宗教势力 进行侵略。康熙时（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中国的著名法籍天主教士张
　　




诚（J. Gerbillon）和白晋（J.Bouvet）就是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的。
　　美国建国最晚，和中国接触也最晚。一七八四年、即英国正式承认美国 独立后一年，美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China”）才取道好望角 到广州贸易。但美国对华贸易发展很快，到十九世纪初，它对中国的贸易仅 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英国商船首次来华是在一六三七年。这一年就发生英船炮击虎门炮台、 击沉中国商船和水师船只事件，造成中英间的严重冲突，暴露了那些英国人 的海盗般的凶恶面目。此后到广东的英船不多。一六九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 在广州设立商馆，就在这个组织的经营下，英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他 们积极活动，还企图把贸易范围扩大到当时已开放的广州、漳州、宁波以外 的地区去。从十八世纪初期起，英国对华贸易（主要是鸦片贸易）就占首要 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中外贸易关系主要就是中英贸易关系。一七五七 年，清政府为了保护封建经济以及限制外国人的活动，规定对外贸易限于广 州一口，并采取了一些防范外国人的具体办法。清政府的这些措施，首先引 起正在进行“产业革命”、积极寻找和扩大商品市场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不满。 一七九三年和一八一六年英国先后两次分别派马戛尔尼（Macartney）和阿 美士德（Amherst）为大使，到北京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提出建立外交关系， 开辟天津、浙江为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马戛尔尼对中国十分轻视，认为当时的中国已不堪一击，如果中英间发生战 争，清政府立即就会崩溃。一八○八年英军在澳门登陆，强占澳门达三个月 之久，更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十年间，英国多次 派船在中国沿海测量航道，绘制地图，调查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的 驻军、军事设备和经济情况。在华的英国商人和英国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还 不时发出战争的叫嚣。英国侵略者早在等候时机，发动侵华战争，用武力强 迫清政府屈从他们的意旨，开放中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止是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
入中国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沿海、沿江地区积极扩 展势力，并在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罪恶活动中，与中国封建势力 达成初步的结合。
一八四○——一八四二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
的发端，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这次战争的结果，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 中国，中国社会的内部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被迫走上半殖民地的道 路。自此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 最根本的矛盾之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扩展经济的支配势力借以 奴役中国人民的一次侵略战争，英国保护鸦片贸易、阻挠中国禁烟是引起战 争的直接原因。这次战争以后，在西方国家的庇护和清政府的纵容下，鸦片 贸易更日益扩大起来。鸦片贸易以及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走私、“护
　　




航”、掠卖人口，是他们这一时期惯用的海盗式的掠夺手段，在外国资本主
义侵入中国后的初期历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英国是侵略中国较早的国家之一，它在中国拥有较大的经济利益。第一
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外国进口的工业品以棉、毛制品，金属制品 为主，中国出口的商品以茶、丝等土特产为主，英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 百分之八十左右。美国次于英国居第二位，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百分之十 到十五。其他各国合计不到百分之十。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趋势，总的 说来是逐渐增长的，表明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日渐增多。法国对 中国的侵略主要是通过传教来进行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籍传教士违约 潜入内地，从事调查侦察活动，其足迹一直达到西藏、蒙古等边远地区。
清朝封建统治从十八世纪末叶起开始进入了长期的衰微过程。道光即位
（一八二○年）以后，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和鸦片输入的不断扩大，中国社 会日益动荡不安。清政府害怕外国势力的侵入会加剧不稳的情势，企图以加 强实施闭关政策来维护其封建统治。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 门，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并未根本改变，这引起侵略者的极大不满。他们一 方面为了扩大已经取得的权益，一方面为了联合封建势力镇压革命人民，于 一八五六——一八六○年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的后果是他们取 得了当时希望取得的一切权利，同时改变了清政府的对外态度，从对他们保 持一定的距离进而实行初步的勾结。俄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从清 政府手里取得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块土地。
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自来就是不妥协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沿
海、沿江的一些地方，就有群众起来进行自发的斗争。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 英斗争只是其中特别有名的一次。这次战争以后不到十年，由于封建压迫和 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加重，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其规模之大，在世界史上 也是少见的。这次革命的锋芒主要是针对着封建势力，但同时也指向外国侵 略势力。侵略者从一开始就不欢迎太平天国革命，最后则协助封建势力对它 实行了血腥的镇压。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虽然中国还处于开始遭受外国
资本主义侵略的阶段，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社会各方面正在经历着深 刻的变化。第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沿海、沿江向内地伸展，加速了中国 自然经济的分解过程。第二，中国与世界隔绝的局面被打破了，清政府与外 国侵略者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建立了屈辱的政 治关系。第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及清政府对它们的妥协投降，中 国人民对侵略者的憎恨加深了，中国社会内部专制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对立 也尖锐化起来。中国人民从此开始承担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民族革命与反对 国内封建压迫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
（一八四○——一八四二）

第一节 鸦片战争以前的世界与中国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缓慢发展后，正处于迅速上 升的阶段。
　　英国是当时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拥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十八世 纪末叶，它首先有了应用蒸气机的新式纺织工厂，随后蒸气机又应用到其他 工业生产。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英国的工业更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 以棉织业的用棉量和煤铁的产量为例：一七七一——一七七五年，英国加工 的棉花仅五百万磅，一八四一年便达到五亿二千八百万磅。一七九五年煤的 产量为一千万吨，到一八三六年提高到三千万吨；一七九六年生铁的生产数 字为十二万五千吨，到一八四○年增加到一百三十九万吨。“蒸气发动机在 生产中的运用，是大机器工业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在英国棉织业中，蒸气机已完全代替水力来开动机器了。“大机器工业引 起了冶金业的巨大发展”①，英国从发展轻工业开始，这时重工业也全面发 展起来，重要的生产资料已由机器来生产了。三十年代也是英国交通运输方 面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铁路和轮船的利用开始日益普遍起来。英国出口总 值也由二十年代初期的每年三千余万镑，增加到三十年代后期的每年五千余 万镑，其中棉织品的输出占全部出口总值的五分之二以上，因此，开辟新的 商品市场便成了英国资本家极其强烈的要求。
法国是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了
资本主义在本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但长期的拿破仑对外侵略战争以及战后 经济的严重破坏，给法国的经济发展以不利的影响。直到一八二五年英国取 消机器输出的禁令以后，法国工业才加速发展起来。首先采用蒸气机的是棉 织工业。到一八三○年，法国工业应用蒸气机的数量还仅六百五十台，一八 三九年增至二千四百五十台。一八二五年铁的产量为二十万吨，到一八四○ 年为三十五万吨。一八三○年煤的产量为一百八十万吨，到一八四一年为三 百万吨。一七八八年毛织品出口总值为二千四百万法郎，一八三八年增至八 千万法郎；从一八一五——一八四○年，棉织品的产量也增加了三倍。但法 国工业的基础还是薄弱的，它主要是一个农业国。
美国在一八一二——一八一四年对英战争以后，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 的发展。一八一四年美国出现第一个新式棉纺织工厂。一八二二年棉织工业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中文版，卷三，页 461，441。





中心罗卫尔（Lowell）开始建立纺织工厂，到一八三四年该地纺织工厂增加
到十九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工厂开始广泛设置蒸气机。一八四○年 棉纺业中开动的纱锭为二百二十八万多个。但当时美国工业仍是远远落在英 法两国的后面。美国为了保护本国钢铁生产，还不得不用百分之四十到百分 之一百的重税来限制外国钢铁的进口。三十年代，棉织品是美国唯一能输出 的工业品，而且输出数量不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前，资本主义在当时三个主要国家中发展的情形， 大致就是如此。
　　正当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古 老的封建国家。在这个社会里，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 主要地位，它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长期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几乎没有 什么变化。除了自然经济以外，简单的商品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某些手 工业中且已出现带有若干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由于十八世纪末叶以后 中国茶、丝出口的增加，这些部门的手工工场，更有了较多的发展。但残酷 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使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受 到严重的阻碍。而鸦片战争以后，又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而 使中国的手工工场不能按照英、法、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由积累资本、 扩大生产到采用机器，迅速地转化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的大工厂生产。
清朝封建统治者由于其落后性，同时为了保护封建经济，消弭足以危害
其统治权的外来因素，在鸦片战争以前，严格地对外实行“闭关”政策，规 定中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当时中英贸易特别重要。在英国方面，到一八三 四年止，垄断对华贸易的组织是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远东的 巨大机构，它“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 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①中国方面垄断对外贸易的 是公行，它是由专营对欧美贸易的洋行共同组织起来的。这些加入公行的洋 行习惯上称为“十三行”，其实它的数目历年不同，并非恰好十三家。
公行在清朝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一方面，清政府给予
参加公行的行商以承销外洋进口货物和代办内地出口货物的独占权；另一方 面，公行对清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特别重要的几项是：它担保外商缴 纳税饷，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以及充当清政府与外商之间一 切交涉的中间人。清朝封建统治者利用行商避免与外国商人发生直接关系， 防范外来新势力的侵入。
处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上升的时期，中国不可能长期地把自己孤立起 来，因此，清封建统治者要使中国与世界隔绝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列 宁在论到资本主义的特性时，指出资本主义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他说：“资 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



① 马克思：《资本论》，卷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卷二十三，页 820—





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如所指
出，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把中国拉进世界市场，那是毫无疑问 的，而中国的大门由当时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来打开，也决不是偶然 的。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中文版，卷三，页 545。





第二节 可耻的鸦片输入者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的中外贸易，已有长久的历史。一方面由于中国自 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顽强地抵抗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而另一方面，又由于 中国出产的茶、丝为外国市场所需要，出口的数量每年都有增加，因此，在 一般商品的交换上，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国的有利地位。以最重要的中英贸易 而论，一七八一——一七九○年，中国输英的商品，仅茶一项，即达九千六 百二十六万七千八百三十二银元。英国输华的商品，在一七八一——一七九 三年，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一千六百 八十七万一千五百九十二银元（其中毛织品占一千三百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 四银元，其他货物合计为三百零六万六千一百九十八银元）①，只及到上述 茶价的六分之一。到十九世纪，茶叶不仅是英国的必需品，而且又是东印度 公司的大利所在和英国政府的大宗税源。中国输英的茶叶，从一七九三年的 一千六百万磅，增加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每年平均为三千万磅以上；英国的 茶税由于一再提高，由一七九三年的六十万镑，增加到一八三三年的三百三 十万镑②，成为英国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成熟，要求增 加新的市场，用商品向国外取得利润，英国资产阶级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来 打开中国的大门，没有得到成功，竟无耻地以大力来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 片贸易，达到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
西方殖民国家向中国贩卖鸦片，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为据
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不过数量不大。英国贩卖鸦片为时较晚，一七二 七年英国运华鸦片约二百箱。一七五七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十 年以后，运到中国来的鸦片增加到一千箱。一七七三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 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英属印度政府，在这一年确立了鸦片政策，同时为了 保证这一政策的充分实现，它给予东印度公司以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一七 九七年东印度公司又取得制造鸦片的特权；从此以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 就在这个垄断机构的操纵下，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
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政策的原则，在当时确立这一政策、并竭力帮助东印
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的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W.Hastings）的声明里 说得很明白。哈斯丁斯在一七七三年这样宣称：“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 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 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①必须指出，这个声明里所指出的 对外贸易，主要的也就是对华贸易。哈斯丁斯一方面认为鸦片有害，必须严 格限制它的国内消耗；但另一方面为了对外贸易，他不仅对它不加禁止，反



① R. S. Mc Cordock：British Far Eastern PoliCy 1894—1900.页 22。
② A.J.Sargent ：A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页 52—53。
①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Opiurm，1894.卷七，页 37。





而积极鼓励外销。从哈斯丁斯起的历任印度总督在鸦片贸易上所奉行的，就
是这个罪恶的原则。 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专卖和制造的特权以后，就竭尽一切可能来扩
大鸦片输出。从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到鸦片的加工制造和公开拍卖，都 由东印度公司直接一手包揽。为了增加鸦片产量，它强制一部分农民种植鸦 片，用垫款方法引诱更大一部分农民也去扩大种植，同时更不断地开辟新的 鸦片产区。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设立的鸦片加工工厂，不但大量制造毒 品，并且十分用心地研究怎样使这个毒品更能投合中国人的口味，使它的输 出量能够继续扩大。鸦片制成后，东印度公司通过国家官吏，在加尔各答市 场公开拍卖给商人，然后偷运到中国来。
　　从一八○○年起，东印度公司在拍卖鸦片后，表面上不再参加对中国的 鸦片运输与贩卖。一八一六年它规定公司船只不准装运鸦片来华，违则给予 经手的职员以停职的处分。实际上东印度公司这些表示，都是十分虚伪的， 其目的不过因清政府从一七九六年起一再严禁鸦片入口，想借此来掩饰其进 行非法贸易的丑恶，以表示鸦片贸易与它无关，预先开脱贩卖毒品的责任。 因为所有往来中印间经营鸦片贸易的私人船只，其实都必须得到东印度公司 的许可；这些船只的船长与船员，大部分由公司派定，如果发现他们所装运 的鸦片，不是公司出产的，东印度公司随时可以收回执照，取消他们来华贸 易的权利；这样，用不到自己出面，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就源源地运到中国来。 鸦片贸易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政府和烟贩，都有大利。首先是东印度公 司。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一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Bengal opium）， 每箱成本费用是二百三十七卢比，它的拍卖价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 内，每箱二千四百二十八卢比①，两者差额为二千一百九十一卢比，超过原 来成本九倍，东印度公司约得其中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印度政府。鸦片税是 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
——一八三○年从鸦片专卖所取得的收入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
的十分之一②。第三是烟贩。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比一切合法贸易都容易 做，一则鸦片是偷运进口的，逃避了纳税；再则购买鸦片的货款是预先付清 的，根本不会有倒账，因此贩卖鸦片，不仅获利丰厚，而且稳当可靠。英国 鸦片贩子泰勒（R.Taylor）在一八一八年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 候我都能卖掉。”③以一八一七年为例，公班土这一年在印度每箱的拍卖价 格为一千七百八十五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二千六百十八卢比，两者差额为



①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以下简称
Chronicles ）卷三，页 339。
② Sargent：前书，页 54。
③ Letter Book of Robert Taylor，4.11.1819，引文见 M.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页 118。





八百三十三卢比，折合银洋为四百余元①，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
下部分就是烟贩每箱的实际利润。最大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W.Jardine） 在私信上说，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一千银元②。鸦片贸易在 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政府以及烟贩共同有利的条件下，一八二一年以后，更 加飞跃发展起来。一八三一年，东印度公司采取大量生产、低价推销的政策， 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更进一步增加。英国在华最大的贩毒公司渣甸洋行
（Jardine，Matheson and Co.）从这一年起，一面组织专运鸦片的飞剪船 队，经常往返伶仃洋与印度之间，一面竭力将贩毒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沿 海各省。鸦片贩子又通过贿赂方式，收买清朝官吏，“议定规银每箱若干， 这些规银，系与总督衙门，以及水路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或在 船上来取，或在省城交收，然亦有将鸦片准折，每次自一箱以至一百五十箱 为止，却无定数”③。由于以上的情况，因此最后造成烟祸泛滥全国的局面。 而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 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傣体 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 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④下面是鸦片输入的数字，其中一小部分 属于美国、葡萄牙，极大部分是英国的鸦片（从三十年代起，沙俄也自中亚 向中国输入鸦片，下表未计入）。
1800—1801 年 4，570
1821—1822 年 5，959
1830—1831 年 19，956
1835—1836 年 30，202
1838－1839 年 40，200 箱①
由于鸦片输入的逐年增多，十九世纪初年起，中英贸易逐渐发生变化， 中国从出超变为入超，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在鸦片贸易上英国从中国所得 到的现银，不仅能补偿它与中国一般商品交换所造成的差额，而且引起中国 大量的现银外流。以一八三○年为例，英国在不到二千三百万银元的对华贸 易额中，鸦片占了一千三百多万银元，中国输出的现银，达到六百七十余万





① 当时银洋和卢比的比价为 100：206，见 Morse：Chronicles ，卷四，页 76。按照上述比价，833 卢比，折
合银洋为 400 余元。
② Private Letter Book of William Jardine，3，4，1830.引文见 Greenberg：前书，页 105。
③ 一八四○年一月十八日澳门新闻纸。引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 简称《鸦片战争》资料）册二，页 427—428。
④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卷十二，页 588。
① 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以下简称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卷一，页
209—210。





银元②，此后外流的数量更大。中国的鸦片吸食者，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
也有一些劳动群众。吸食地区从“海滨近地”扩大到十数省。大量现银外流 的结果，引起银价高涨。由于清政府缴纳赋税以银两为标准，因此人民的负 担加重，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鸦片输入激增，清政府感到有银源枯涸的危险，便一再下令严禁鸦片进 口。一八二一年以后，外国烟贩在黄埔、澳门进行鸦片贸易感到不便，就移 到伶仃洋去，在那里鸦片走私益发活跃。伶仃洋面经常停泊有囤聚鸦片的趸 船，从印度及别处运来的鸦片，先卸在趸船上，外国烟贩勾结中国私贩，用 普通称做“快蟹”或“爬龙”的特制快艇，从趸船上取得鸦片，再分别偷运 到各地去。以渣甸洋行为首的英国烟贩经常到沿海口岸走私，其活动范围一 直伸展到天津与奉天海口。
　　东印度公司对华鸦片贸易以及英国烟贩在中国的走私活动，历来都是在 英国政府的默许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到一八三二年，由于中国一再禁止鸦片 入口，英国政府为了确切明了对华鸦片贸易所给予印度政府的直接影响，就 印度政府的财政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英国政府认为鸦片税关系重 大，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必须继续。这样鸦片贸易由英国政府的默许变 为公开的认可了。而英国烟贩的走私活动益发成为英国政府包庇的对象。英 国议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每年供给政府数达九十八万一千二百九十
三金镑的收入。鸦片税是按成本百分之三百零一点七五的税率征收 的。在目前印度财政收入的情况下，要抛弃如此重要的一种税收， 看来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这样的一种税，它主要由外国消费者来 负担。整个说来，它比之任何可能代替它的税，更不易遭人反对①。 这是英国政府不愿放弃鸦片税的十分露骨的表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就 是这样的：它为了继续掠夺中国人民，为了使中国人民继续负担一部分印度 政府的支出，就坚决主张继续进行鸦片贸易。而当中国显示决心禁烟时，最
后它便以武力来破坏正义的禁烟运动。
与英国烟贩在中国大规模贩毒的同时，美国烟贩们的鸦片走私活动，也 是十分猖獗的。鸦片战争以前美国在华商人都经营鸦片贸易①，他们跑遍全 世界搜罗鸦片，连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坦白承认，美国商人能够运到 中国来的鸦片全运来了②。但是尽管美国烟贩到处贩运鸦片，因为产量最大 的印度鸦片控制在东印度公司手里，这一点决定美国对华鸦片贸易不得不居



②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卷一，页 90—91。
①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1831—1832.卷十一，页 10。
① F.R.DUlles ：Old China Ttade，页 148。当时美国在华商人，都经营鸦片贸易，仅奥立芬洋行（Olyphant
and Company ）因为没有贩烟，受到全体在华美商的讥嘲，称它为“圣郇山的角落”（Zion’s Corner）。
② Dulles ：前书，页 147。





于第二位。
　　美国烟贩在印度不能插足，土耳其成了他们主要的鸦片来源。在一八○ 六——一八三四年的二十九年间，根据报关数字，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到广 州的鸦片，一共是八千九百零一箱③，这个数字当然是缩小了的，实际上输 入的数量要大得多。美国烟贩除贩运土耳其鸦片外，还在波斯和伦敦收买鸦 片。例如一八一七年美国大鸦片贩子普金斯（T.H.Perkins）和亚斯脱
（J.J.Astor）都在波斯买鸦片，从波斯鸦片获得的利润，比土耳其鸦片高 出四分之一。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普金斯洋行（Perkins and Co.）和三十年代的旗 昌洋行（Pussell and Co.），都是美国在中国的巨大贩毒组织。普金斯洋 行在一八一八年即有年销一千三百五十箱的实力④，在伦敦、士麦那
（Smyrna）都设有办事处，当时它仅次于东印度公司，而为其他任何英国商 行所不及。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美国烟贩的走私范围，就已扩大到中国沿海 各地。有名的美国鸦片走私船“风精”号（“Sylph”）、“西风”号（“Zephyr”）、 “气精”号（“Ariel”）等，驶速既高，又有武装设备，他们经常在沿海 口岸实行武装走私，并把中国私贩在广州买妥的鸦片，分送到其他的口岸 去。
随着美国鸦片输入的增加，中美贸易也逐渐发生变化。由于美国出产的
能与中国相交换的商品不多，在过去它不得不运来白银，换取中国的丝、茶 与布匹。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美国输华的现银愈来愈少了。一八二四 年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可能就是普金斯）就这样说：在过去三年中，他不 曾有一块西班牙银洋运到中国来，而平均每年从中国运走一百万银元以上的 商品，其中极大部分是丝与布匹。他依靠的方法主要是“从土耳其取得鸦 片”，到中国来出卖①。美国烟贩就靠了这种方法，从中国抢走了中国人民 辛苦生产出来的财富，他们带给中国的，却是杀人不见血的毒品。
英美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彼此之间是有矛盾的。印度鸦片在东印度公
司严格垄断下，美国不能分享，使美国烟贩怨愤不止。同时，美国从土耳其 运入大量鸦片，又引起英国烟贩们大声叫苦。一八○七年东印度公司就向英 国政府表示，对于新来的美国竞争者，“若不加以制止，将严重损害英国的 贸易”②。但是在对华鸦片贸易上所表现出来的彼此互相排挤、互相抱怨毕 竟是次要的矛盾，他们与中国的矛盾才是主要的。他们知道，如果中国彻底 执行禁烟令，鸦片贸易便会完全消灭，要继续谋取暴利也就不可能了。面对



③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卷一，页 207。
④ C.C.Stelle：“American Trade in Opium China Prior to 1820”，见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卷九。
① T.Dennet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页 20。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美国输华白银日益减少，见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卷一，页 89，附表。
② Dulles ：前书，页 147。





着中国的禁烟运动，英美决不放弃鸦片贸易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当中国轰
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展开时，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就出面干涉，成为挑起 侵略战争的祸首，而次要的鸦片输入者美国，就成了英国侵略者的帮凶。





第三节 贩毒与禁毒的斗争


　　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特权被取消了。在此以前，英国对华 贸易，除东印度公司外，其他商人不能直接从英国贩运商品到中国来。随着 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工商业资本家的势力日益增大，对于限制他们活 动的规定，也就日益不满。以曼彻斯特资本家为代表，他们认为东印度公司 独占对华贸易对于推销英国工业品非常不利，因此竭力提倡自由贸易论来攻 击东印度公司，并引用一八一三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特权被取消后，英 国对印度纺织品的输出激剧上增的情况，来加强自由贸易优于垄断贸易的论 据。在英国资本家不断鼓动和巨大压力下，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 法案，终于在议会通过了。
　　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取消以前，中英之间的关系主要属于商务方 面。就英国方面说，对华贸易的代表者在伦敦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在广 州是东印度公司的大班（SelectedCommittee of Supercargoes）。东印度 公司对华贸易特权被取消后，在伦敦由英国外交部代替以前的东印度公司董 事会，来处理有关对华贸易问题，同时英国政府认为必须在中国成立一个机 构，来代替以前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一八三三年十二月，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W.J.Napier）为驻华商务监
督，并以东印度公司前驻广州大班德庇时 （ J.F.Davis ）、罗宾臣
（G.B.Robinson）为第二、第三商务监督。英国设置驻华商务监督，直接隶 属外交部，不仅由它来执行以前东印度公司大班的职务，并且企图借此通过 广东的地方当局和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来达到增开口岸，扩大中英贸 易的目的。律劳卑是英国贵族、上院议员、海军高级官员，英国政府派遣律 劳卑到中国来，并以熟悉中国情况的德庇时、罗宾臣充当助手，这件事情本 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表明英国准备对华推行积极政策的意图。广州英商原 来以为英国政府会任命东印度公司职员充当英国驻广州的代表的，他们接到 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的消息后，感到极大的兴奋，认为此后的鸦片走私和 贸易活动将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大鸦片贩子查顿马上写信告诉他在伦敦的代 理人卫定（T.Weeding）说：“我希望你尽最大努力，在他（律劳卑）的心 目中造成一种印象，使他了解与中国人交涉时采取尊严、坚决和独立行动的 必要。”①查顿企图事先来影响律劳卑，使他将来对华交涉时，采取强暴的 手段。
律劳卑来华的任务，可以从他启程之前英国外相巴麦尊 （ H. J.T.Palmerston）给他的训令中明白看出。这个训令指出，律劳卑到中国， 第一，设法推广英国的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第二，在中国沿海 觅取一些地方，以便一旦发生敌对行动时，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第三，



① Private Letter Book of Willam Jardine,10,6,1834.引文见 Gre-enberg：前书，页 192。





不要干涉和阻扰鸦片走私②。这个训令表明，律劳卑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
主要的有三个：开辟商埠、推销鸦片、获得海军据点，以便在适当时机进行 武装侵略。
　　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律劳卑到达澳门，八天后，他违反惯例，不经清 政府同意，径直驶到广州。清朝统治者知道律劳卑是“夷宜”而不是普通的 大班之后，就益发严格地要求律劳卑遵守原定一切中外交涉必须通过行商的 规定。但律劳卑决意打破一切惯例，要清政府与他发生直接的关系。当两广 总督卢坤以停止中英贸易的“封舱”方法加以抵制时，律劳卑便以大炮来威 胁清政府。九月五日律劳卑命令两只英国兵船，强行驶入珠江，轰击虎门炮 台，并煽动在广州的英商，支持他的侵略行为。律劳卑狂妄地进行恫吓，宣 称中英战争即将发生，中国应负完全责任。
　　卢坤下令“封舱”以后，广州行商感到自己特殊地位的动摇，也遵令先 后停止中英贸易。卢坤并积极修理炮台，整顿珠江防务。律劳卑认为只要派 出“拥有少数船舰的英国武力，到沿海来活动”，就可以毫不困难地“使中 国皇帝清醒”①（按即迫使清政府顺从英国的要求）。但当时他除了以两只 兵船炮击虎门实行恫吓外，没有实力发动进一步的武装进攻，而卢坤断绝中 英贸易，又使律劳卑不得不有所畏惧。因为“封舱”以后，不但直接威胁原 来在广东的六十四家英国商行（主要经营鸦片贸易）的经济利益，而且由于 这一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被废止，许多到中国来发横财的英船这时陆 续开到广州，“封舱”同样也使他们遭到严重的打击。律劳卑眼看这年从六 月开始的中外贸易的旺季即将过去，终于决定在九月二十六日返回澳门。他 当时对广州的英商说：“目前的纠纷已非商务本身，而只牵涉到我个人了， 因此我还是退出广州为是。而且我已经很满意地知道，你们的利益并不会因 此受到损失。我希望有一天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权力，使我置身于适当的地 位。”②律劳卑在广州时，和英商经常联系，与英国最大烟贩查顿的关系特 别密切，鸦片战争前为主军事侵华的广州英国商会，就是广州英商根据律劳 卑的建议成立起来的。
律劳卑退回澳门后不久就病死了，德庇时（一八三四年十月——一八三
五年一月）、罗宾臣（一八三五年一月——一八三六年十二月）相继充任英 国驻华商务监督。他们根据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经验，决定采取更稳妥的侵 略手段，这就是他们所标榜的所谓“相安无事”的政策（The Quiescent Policy）。这个政策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竭力避免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暂时与 清政府维持和平的关系，以此来扩大鸦片走私。罗宾臣执行这个政策尤其显 得积极，在罗宾臣就任商务监督以前，自伶仃洋面开往广州的英船，都要先



② M.Collis ：Foreign Mud.页 122—124。
① McCordock：前书，页 31，注 5。
② Chinese Repository.卷三，页 339。





到澳门向住在该地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领取货单，这使以经营鸦片贸易为主
的英商感到很大的不便。罗宾臣为了便利英国商人走私和贩毒，于一八三五 年十一月起，自动地从澳门迁到伶仃洋面的单桅快船 “路易莎”号
（“Louisa”）上办公。从此鸦片走私得到更大的方便。 当罗宾臣任驻华第一商务监督时，义律（C.Elliot）是第二商务监督。
义律于一八三三年到中国，来华之前，曾在殖民部担任职务，而且充当英属 几内亚的高级官员，富于殖民地的统治经验。当他在第二商务监督任内时。 曾经责备英政府“太不关心在广州采取积极行动”①。他写信给外交部，对 罗宾臣表示极端不满，要求英国政府准许与中国重开谈判，以达到增开商埠 的目的，而且要求用武力来支持这一谈判。一八三六年六月巴麦尊接到义律 对华情况的报告，一周以后，他就宣布改组原来三个驻华商务监督的机构， 只设一个驻华商务监督，同时任命义律担任这个职务。巴麦尊这一决定，说 明英国政府当时已同意义律的建议，决意用武力来支持对华的商务谈判，并 且为了更有效地执行这一政策，才集中权力于义律一人之手，以便义律亲手 来主持他自己所主张的积极的侵华政策。
当时中国方面由于鸦片输入激增和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日益
显著的严重现象。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库平纹银每两折合制钱一千文上 下；一八三二年，就涨到一千三百五十文；到一八三八年，增至一千六百多 文。银价腾贵的结果，不但中国人民的生活大受影响，同时也威胁到清朝统 治权的稳固。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不得不讲求对付的方法，来处理造 成这一结果的鸦片问题。从三十年代初起，清政府内部逐渐形成在鸦片问题 上主张弛禁的妥协派和主张严禁的抵抗派两个个同的派别。当这两派意见相 持不下的时候，义律对妥协派寄以莫大的希望。他认定清政府立刻会颁布承 认鸦片为合法贸易的命令，预期英国烟贩由此可以公开而无限制地向中国推 销鸦片。
但是义律的希望落空了。这时抵抗派的势力抬头，一八三六年清政府决
定再一次严申烟禁，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比较认真地执行法令，短期内禁烟收 到相当的效果。一八三七年六月查顿在私信上表示，在广东鸦片销不出去， 由于中国官吏搜捕私贩，本地的走私船只几乎绝迹，“我们只好尽力之所及， 用欧洲船运到沿海去销售”①。但沿海一带中国水师的戒备也很严密，九月 间一只鸦片走私船被击沉以后，好些同样的船只不得不退回伶仃洋面，连一 箱鸦片也没有卖掉。同年十一月查顿的报告上又说：“由于中国官吏的密切 注意，鸦片市场一天不如一天了”，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派遣更多的 武装的欧洲船只到沿海去兜销，或者寻找类似台湾那样的新市场①。一八三



① W.C.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页 32。
① Private Letter of William Jardine，3，9，1837；19，7，1837.引文见 Greenberg：前书，页 200。
① Private Letter Book of William Jardine， 13，6， 1837；19，7，1837.引文见 Greenberg：前书，页 200。





八年一月另一个大鸦片贩子马地臣（J.Matheson）也说：“在过去十二个月
中，我们的药物（指鸦片）市场起了一次彻底的革命，现在看不见走私船的 活动了??此地卖出的有限数量是完全靠欧洲船只在沿海脱手的。”②但是 尽管禁烟有了这些成效，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腐败的清政府没有彻底实 行禁烟的决心和办法，因此禁烟忽松忽紧，一时雷厉风行，往后又俨若无事 了；这样，英国烟贩的走私活动便变本加厉起来，大批的单桅和双桅纵帆式 快船也参加走私行列。他们不仅在沿海口岸推销，并且明目张胆地张挂起英 国国旗，从珠江口直到广州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但是，当时使禁烟不能贯 彻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蓄意破坏。当中国禁烟暂时收到 相当效果时，义律就决意出来干涉。一八三七年他抓住邓廷桢指名驱逐九名 英国烟贩的机会，要求与清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以便逐步实现对华侵略计 划。义律一面向邓廷桢要求重新建立关系，一面请求印度总督的帮助，同时 要求东印度舰队海军少将加丕尔（T.B.Capel）用海军来支持他的侵略活动， 他的信上说：“被地方偏狭精神所造成的全部贸易的困窘情况，迫切需要用 一切妥当而慎重的方法来加以拯救”③，意思就是利用一切手段来破坏中国 禁烟。他又向巴麦尊说明保护这九名被逐烟贩的必要和意义，义律认为他们 是英国资本家的“远方代理人”，他们代表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其作用在于 将由中国掠得的财富送到英国去。
一八三七年四月义律到广州，企图通过直接交涉，达到增辟口岸、扩大
鸦片贸易的目的。但邓廷桢首先要他逐走九名烟贩，禁止鸦片船的活动。义 律最初抵赖，宣称由于船只所属国别不容易分辨，不能执行禁止走私船只的 命令；随后又以邓廷桢给他的文件没有经过适当的传递手续，强词夺理地根 本否认这些命令的效力；最后鉴于原定计划的破产，便托词巴麦尊不同意依 从前的方式进行交涉，于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二日怏怏地离开广州。
义律在广州期间，就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使用武力。英国政府同意义律
的意见，一八三八年七月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F.Maitland）率领兵舰“威 里斯立”号（“Wellesley”）和“亚尔吉林”号（“Algerine”）到广州 示威。马他仑命令兵舰强行驶进广州，进行武装挑衅。但中国人民在正义的 禁烟运动的推动下，一面搜查鸦片，一面积极参加整顿海防的自卫活动；这 样迫得马他仑不得不退出广州。同年十二月，广州人民抗议英美商人以抢走 绞架、捣乱刑场、阻止中国处决烟贩等方法来破坏中国禁烟的侵略行动，举 行了将近一万人的示威。
一八三八年十二月，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 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是坚决主张禁烟的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湖广总督 任上，短期内在武昌、汉阳查获烟土一万二千两，在湖北、湖南两省收缴烟



② Private Letter Book of James Matheson，9，1，1838.引文见 Green－berg：前书，页 200。
③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1840.页 188。





枪五千五百多支，获得初步的胜利，这些胜利增强了他的自信心，相信全国
禁烟必能成功。到广州前，林则徐对广东鸦片走私的地点及中外鸦片贩子的 姓名，都已调查清楚。英国鸦片贩子中，查顿和颠地（L.Dent）最重要。查 顿知道风声紧急，就逃回英国去鼓动战争。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到广州， 便与邓廷桢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一面严办烟犯并缉拿颠地。三月十八日又召 集怡和行行商伍绍荣等，令其转告外国商人报告存烟数目，听候办理。
　　义律坚决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三月十八日的谕贴宣布以后，义律一面 令珠江口外的趸船逃逸，并作战斗准备；一面抗议广州设防，并准备迫令英 侨撤离广州。三月二十四日晚，义律由澳门潜入广东洋馆，指使烟贩颠地乘 夜逃遁。当时人翻译的西报记载说：“义律到省甫行上岸，即到颠地馆内， 各外国人俱已知道，皆去见义律，于是即说皆到公司馆会议，中国管店工人， 围着颠地之馆，以防颠地逃走，看见许多夷人，以手拉手，奔出馆来。义律 头上带着扁帽，手中拿着剑，围馆之人恐怕夷人用武，往船艇上去，围馆之 人，就跑到岸边截住。”①林则徐按照“违抗封舱”旧例，下令停止贸易， 派兵严密围守洋馆，撤退仆役，断绝趸船与洋馆往来交通。义律竟施行恫吓， 要求颁布牌照，驶离广州，否则“一切后果，本人均不负责”。林则徐严加 驳斥，指出阻碍英国缴烟的首犯，就是义律本人。义律看到不能用直接抵抗 的办法保护鸦片贸易，于是企图利用缴烟引起中英两国直接冲突，来破坏林 则徐的禁烟。他不但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分，命令英商缴烟，保证日后由英 国政府赔偿烟价，并且为了达到联合外国商人一致对华的目的，也请美商同 时缴出鸦片，将来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损失。英美烟贩得到义律如此有力的 保证，陆续交出鸦片两万多箱，价值二百四十万英镑。大烟贩马地臣称颂义 律缴烟命令为“远大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因此而掉 进了要直接对英国政府负责的陷阱”①。义律就用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段，把 林则徐处分不法商人的问题，扩大为两国之间的问题。
义律缴烟以后，林则徐立即下令恢复中英贸易。同年六月在虎门将已收
缴的鸦片全数当众焚毁。当时到虎门参观烧烟的有美国商船“马礼逊”号
（“Morrison”）船长弁逊（Capt.Benson）及美籍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 等十个外国人。他们起初以为“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的，即使烧烟，大 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可是他们参观烧烟以后，也不得不佩服林则徐办 事的认真与彻底。裨治文的记载说：“我们反复考察烧烟的每一个过程，他 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 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②以林则徐为代表的这一 行动，再一次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① 一八四○年一月四日澳门新闻纸。引文见《鸦片战争》资料，册二，页 420。
① Private Letter Book of James Matheson，3，5，1839.引文见 Green-berg：前书，页 204。
② Chinese Repository.卷八，页 74。





第四节 侵略战争的发动到
　广州和约的成立


　　缴烟事件发生后，义律积极准备挑起侵略战争。一八三九年四月三日在 致巴麦尊的报告书中，他诬蔑禁烟是“不义的暴行”，是“侵犯英国生命财 产、侵犯英王尊严”的行为。义律向巴麦尊建议：英国唯有事先丝毫不露声 色，对中国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沉重打击，这才是对付中国人最恰当的方式
①。在以后的多次报告中，义律经常重复这一类的战争叫嚣，催促英国政府 对中国采取“十分迅速而有力的措施”。他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大放厥辞 说：既然禁烟是“一件最恶劣的、强制的劫掠行为”，所以“女王陛下理当 具有要求充分赔偿和未来保障的权利”②。大烟贩马地臣的论调，也与义律 完全一模一样，他肯定对华战争将不可避免。这些侵略主张，很受英国政府 的重视。
　　义律在中国一面等待英国政府的训令和侵略大军的到来，一面进行不断 的挑衅，层出不穷地制造纠纷。首先他就抓住具结问题，蓄意造成中、英间 的紧张气氛。
原来林则徐禁烟的步骤第一是勒令缴烟，第二步通知外商出具甘结，声
明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③。 这本是为根绝烟毒所必要的措施，而且外商在中国，遵守中国法律正是理所 当然，所以要求外商具结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英国侵略者却以为向林则徐 屈服，等于依照中国的条件在中国经商，这在他们看来是绝对不能实行的。 义律本人更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具结。一八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当他接到林则 徐发给的甘结式样时，他立即狂暴地撕得粉碎，以表示其抗拒到底的决心。 五月十九日，义律下令禁止英船进黄埔贸易，并命令所有英商从广州撤退， 企图借此达到其阻挠具结的卑劣目的。林则徐一面坚决禁烟，但同时尽力保 护中英合法贸易，这从缴烟以后林则徐立即下令恢复中英贸易，以及后来他 竭力保护遵式具结的英船进口可以看出；而且具结也正是保障合法贸易的一 种有效办法。相反地，义律强禁英船具结入埔，恰是破坏两国间贸易关系的 罪恶行为。
英国侵略者故意制造纠纷的意图，在同年七月七日发生的“林维喜事
件”中表现得更其露骨。这天英国水手在尖沙嘴白昼行凶，殴伤当地村民多 人，其中林维喜伤重致死。事后义律玩弄卑鄙手段，以一千五百银元收买死 者家属，要他们证明林维喜是“误伤致死”。林则徐多次据理向义律索凶， 但义律抗不交出，并擅自在中国领域内开庭审讯，一面还极其挑衅地通知中



① Costin：前书，页 57。D.E.Owen：British OpiumPolicy in Chinaand India.页 169。
② Sargent：前书，页 77。
③ 《信及录》，页 23。





国方面派人赴英船观审。审讯的丑剧终演后，义律在八月十六日将结果通知
中国当局，轻轻地用“罪犯不发觉”几个字，抹煞了他本人窝藏杀人凶手的 罪行。林维喜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国侵略者企图从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的野 心。这项特权，后来终于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上有了明文的规定。
　　义律禁止英船进埔，除作为阻挠具结的手段外，更为了在口外便于继续 进行不法的鸦片走私活动。事实上，这时英国进行鸦片走私较前更加猖獗。 仅在十月间，在东南沿海活动的英国鸦片船只，便有二十艘之多。林则徐在 一八三九年八月二十日致义律的照会中指出：“今??尖沙嘴所泊货船，带 来鸦片，为数更倍于前。”①《中国丛报》也说：“在沿海从事非法贸易的 船只，其数目可能不减于前一时期，或者更多些。”这些船上满载毒品，备 有枪炮，除自己实行武装走私外，还用毛瑟枪去武装中国的鸦片私贩。它们 碰见中国的水师船只，随意开炮攻击，其行径与海盗毫无区别。一八四○年 五月间，英国鸦片走私船“希腊”号（“Hellas”），曾在南澳附近抗拒中 国水师查烟，激战达四小时之久①。
原来在缴烟以后，印度仍存有准备运华的大量鸦片，这些鸦片后来继续
从印度源源运入中国。英国烟贩利用中国禁烟，印度烟价跌落的机会，低价 购进，高价售出。单举渣甸洋行为例，这家毒品贩卖公司在缴烟时曾交出七 千箱鸦片，但此后仍继续从事走私，它以二百银元一箱的买价购入，后来又 以超过八百银元的售价陆续卖出，转手之间获得巨额的利润②。
所有上述的鸦片走私活动，都是在义律的纵容和包庇下进行的。每当林
则徐要求他制企这种不法行为时，义律便狡狯地通知香港附近的走私船暂时 开到别处活动，然后对林则徐声明，这些船只并不在他权力所及的区域之 内。
在这时期，英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活动，还有更其凶恶的一面，这就是对
中国实行武装挑衅。早在一八三九年四月十六日，义律就向印度总督要求派 尽可能多的兵船来中国示威。他又致书澳门葡总督宾多（A.A.de Silveira Pinto），劝诱葡萄牙和英国采取一致行动，企图以澳门作为武装侵略中国 的基地。宾多不甘受英人利用，婉言谢绝义律的建议。当时英国在华兵力实 际上十分薄弱，因此义律暂不敢任意发动武装侵略。到八月底，配有二十八 尊炮的“窝拉疑”号（“Volage”）由印度驶抵香港，随后配有二十尊炮的 “海阿新”号（“Hyacinth”）也来到中国。义律有了这个武装力量，益加 狂妄放肆，为所欲为。九月四日他因勒索粮食未遂，炮击九龙。十一月三日， 义律因阻止准备遵式具结入口贸易的英船“罗压尔色逊”号（“Royal Saxon”）





① 《信及录》，页 104。
① Collis：前书，页 291—292。
② Greenberg：前书，页 208。





①，便向在穿鼻洋面保护该船进口的中国水师进攻，挑起激烈海战。水师提
督关天培率师船奋勇抵抗，英船一艘“被提督船上放炮打伤船头并绳索等 件，人亦受伤，速即退出”②。此后英国侵略者愈加猖獗，复在官涌一带接 连发动了六次武装袭击。穿鼻海战，实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役。
　　必须指出，义律敢于肆无忌惮，长期禁止英船具结进埔，是与美国人的 支持分不开的。事实是这样：尽管英船不能直接进埔，但英国对华贸易却由 于美商的帮助，由他们代运代销，照常进行无阻。例如上文指出的英国在华 最大的一家公司渣甸洋行，除委托奥立芬洋行股东金氏（C.W.King）出卖棉 花外，还雇了立安（J.Ryan）和柯立支（J.Colidge）两个美国人在广州替 它收购出口货物。义律在一八三九年底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指出：“这是一个 很可惊的、令人满意的事实：直到此时为止，本年的合法进口贸易比从一八 三四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特许状以来任何相同的时期，进行得都更为有利。③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义律才敢于长期玩弄阻挠具结的卑劣手段。后来他亲自 对旗昌洋行经理福士（P.S.Forbes）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商人帮忙，英国人 早就为了顾及贸易利益而具结进埔了。由此可见，美国人在鸦片战争时期虽 没有直接参与武装侵略，但从开始，他们就是英国侵略者有力的帮凶。
义律的侵略主张和侵略活动，和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问题所持的态度，
是完全一致的。 缴烟以后，在华英商（绝大部分是毒品贩卖者）曾联合在一八三九年五
月二十三日上书巴麦尊，历述对禁烟的不满，强调指出鸦片贸易既经英国政
府默许，因之它必须积极过问。他们要求彻底改变中英关系，采取重大措施， 将对华贸易放在“安全和坚固的基础之上”①。
在英国国内，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里子、格拉斯哥、布里斯拖等
地商会，一致主张对中国采取“坚决而有力的行动”。伦敦英商的侵略态度 特别显得露骨，在当地“中国、东印度协会”应巴麦尊之请而提出的意见书 中，这些经营远东贸易的商人列举了各种“证据”，意图证明对付中国除采 用武力外，别无其他途径。他们并提出一系列的侵华要求：开放口岸、协定 关税、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等。这些要求进一步发展了巴麦尊给律劳卑训 令中的侵华主张，而日后南京条约的雏型已明白可见。
英国鸦片商人在决定英政府侵华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从查顿给予巴麦
尊的重大影响，可以得到具体说明。上文说过，一八三九年初林则徐出京前 往广东查禁鸦片，查顿闻风逃归英国。回国以后巴麦尊曾找他密谈多次，凡



① 在此以前，英船“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不顾义律的阻挠，于十月十五日已径自具结进口
贸易。
②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九日澳门新闻纸。引文见《鸦片战争》，册二，页 402。
③ Collis：前书，页 289。
① Chinese Repository.卷八，页 32—35。





侵华“武备的规模、必需的军队数额、船只数量等”问题，无不详细地征询
了他的意见。后来巴麦尊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致友人信上，清清楚楚地写 道：“主要由于??查顿先生慷慨地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得以对 英国在华的海、陆军及外交各事发出详尽指示，那些指示如今已获得了满意 的结果。”而他所谓的满意结果，指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巴麦尊坦白承认，英政府在一八四○年二月间发布的各 项重要的侵华训令，正是依据查顿提供的意见拟定的①。
　　一八三九年七月伦敦方面已获得中国禁烟的消息，但到九月二十一日， 英政府才接到义律的正式报告，当时巴麦尊立即表示，对付中国唯一的办 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②。这和义律的蛮横论调如出一辙。 十月十八日，巴麦尊以密函通知义律说，英政府已决定派遣海军“远征”中 国，届时将封锁广州与白河，占据舟山，并拘捕中国的船只。
　　一八四○年一月十六日，英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在议会中发表演 说，声明禁烟事件使英商利益蒙受损失，并且影响英王“尊严”，所以她正 予以密切的注意。这篇演说词预示英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同时也愈加 鼓励了整个统治阶级的侵略意向。
二月二十日，巴麦尊发出训令，任命懿律（G.Elliot）和义律为侵华全
权代表，并对具体的侵略步骤作了详尽指示：第一步封锁珠江口，然后占据 舟山，再北上直趋白河与清政府进行谈判。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最后就 扩大侵略战争。
在同一天，巴麦尊并发出致中国政府照会一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赔偿
烟价（隐其名曰“货价”），割让岛屿，偿还商欠等无理要求，并声明英国 侵略军此次军费，全部要由中国负担。巴麦尊恫吓清朝政府说，如不全部接 受上述的要求，英国必定“相战不息”。又说在照会送达清政府之前，若中 国别生事故，“以惹大英国家”，英政府还要提出更多的要求。巴麦尊在照 会中虽未列举这些要求的具体内容，但在上述给义律的训令中则作了详细规 定，凡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开放五口等项，一概包括在内。巴麦尊的致 中国政府照会，实际就是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最后通牒。
英国政府虽然早已确定对华武装侵略政策，但迟至一八四○年三月十九
日，才首次在下院宣布远征中国的决定和意图。四月七——九日，英国议会 曾就对华战争问题举行了一场辩论，充分表现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 伪性。不言而喻，辩论结果自然是发动战争的主张取得了胜利。上院议员艾 伦波尔（Ellen-borough）在五月十二日直言无讳地宣称，鸦片问题直接关 系着英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企图将商业的观点与道德、宗教原则问题混在





① Collis：前书，页 266。
② Owen：前书，页 170。





一起讨论，是没有好处的①。这几句话十足反映了英国侵略者的卑鄙无耻。
　　英政府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后，就训令印度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工作。从一 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起，所谓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到达中国，侵 略军包括兵船十六艘②，武装汽船四艘，运输船二十八艘，士兵约四千人。 海陆军归伯麦（Bremer）及布耳利（Burrell）分别指挥，懿律是这支侵略 军的总头目。
　　另一方面，林则徐自到广东以后，就非常关心外国情况：“日日使人刺 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报”③。穿鼻海战以后，他知道战争不可避 免，即竭力整顿水师，加强广东的防御设备，在虎门口新建及修理炮位炮台， 添购西洋各国大炮，捍卫广州。他并能依靠民众力量，鼓励沿海渔民，出洋 攻打英船，每人发给赡家费用。侵略军依照英政府训令，避免在广东作战， 于封锁珠江后径行北驶，沿途犯厦门，陷定海，封锁宁波及长江口，最后在 七月末相继到达白河。
　　中国当时除广东外，沿海军备十分空虚。以天津为例，该地仅有守兵八 百人左右。定海失陷和英军北驶的消息，使清政府张皇失措，原来主张“不 可畏葸”的道光皇帝，这时首先就畏葸起来。以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 阿为首的主张对英妥协的投降派用“禁烟过激”、“断绝贸易启衅”的罪名， 群起攻击林则徐。八月九日道光谕直隶总督琦善，如洋船驶至海口，“不必 遽行开枪开炮”①。
琦善和盛京将军耆英、两江总督伊里布都是投降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是
清政府的重要疆吏，和在中央的穆彰阿互为奥援，在政治上形成一股很大的 黑暗势力。侵略军抵白河后，琦善一味强调敌人“船坚炮利”，难以取胜， “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②。主张采用“好 言相诱”的办法对付敌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对敌人屈服投降。在九月九日 答复懿律的照会中，琦善表示如英军肯返回广东，就会有满意结果，“必能 使贵统帅有以登复贵国王”③。英国侵略者对琦善的答复深感满意，遂于九 月中旬折回南方。
清政府认为琦善退敌有功，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负责和英国
侵略者办理交涉，一面更将林则徐撤职严加议处。琦善自己也逢人夸耀说： “此次若非设法善退，夷船早已直抵通州。”④这时他以求降为荣，早已丧



① Hansard’s Debates ，54，页 44。
② 其中如“Wellesley”、“Blenheim”、“Melville”号兵船，各配有七十四尊炮。
③ 魏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
①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以下简称道光朝始末），卷十二，页 8。
② 道光朝始末，卷十四，页 31—34。
③ 道光朝始末，卷十四，页 35—39。
④ 道光朝始末，卷十九，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