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清史（第二册）

简明清史

第八章清代的阶级结构和十八世纪前期的阶级斗争

第一节阶级和等级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分属于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阶级的结构、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彼此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各阶级的地位、利益、特性，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力量对比以及盛衰兴替，才能够深入理解阶级社会的各个时期的历史，而不致被各种纷乱繁杂的历史现象所迷惑。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
　　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这是区分阶级的主要标志。因为，它决定着各个社会集团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居于统治地位。它们利用经济和政治的优势可以去占有、掠夺被统治阶级的劳动果实，使社会分裂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大阵营的对立。人们的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着他们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
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对立。封建社会的历史，
围绕着这一基本轴线而展开。但是地主阶级内部还有不同的阶层，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和意志，或相勾结，或相争夺。在农民内部也有自耕农、佃农、雇农以及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区别。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之外还有商人、手工业主、手工业工人、游民、贱民、奴婢等等。
在古代，众多的阶级、阶层错综地、层累地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统治与
被统治的多层阶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常常表现为复杂的等级制度。就象《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 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①。列宁也说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所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以及农奴制社会）的阶级同时也是一些特别的等级。??社会划分为阶级，
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②。
所谓“等级”，是由国家以诏旨和法律的形式允准和承认的、具有一定
权利和义务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的经济、政治地位大相径庭，即使同一阶级内的各个等级也不是平等的。专制皇帝处在多层的等级宝塔的尖顶，他的地位至高无上，权力无限膨大，生杀予夺，“天下莫予毒也”。在他一人之下，清代社会的最高等级是皇室、贵族和官僚，尤以满蒙贵族最为显赫。清朝的皇族，凡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清朝追尊显祖）的直系子孙，都是宗室，系金黄色带子为标志，称黄带子；塔克世叔伯兄弟的旁系子孙，都是觉罗，系红色带子为标志，称红带子。宗室、有功者得封爵，爵位依次为和硕

1 ①《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下同），第二卷，第五八七页，《卡尔·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五一页《共产党宣言》。
② 《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九十三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注文。

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无爵位者称闲散宗室。有清一代，世袭王爵罔替的有十二家，即开国初期的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亲王（硕塞）、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克勤郡王（岳托）。其后，康熙子允祥封怡亲王、道光子奕䜣封恭亲王、奕䜣封醇亲王，还有乾隆子永璘封庆亲王，其孙奕䜣，清末封亲王，加世袭罔替。这十二家各以特殊的功勋和其它缘故，世袭亲王。其它亲、郡王则世降一等。膺封王、公等高级爵位的还有许多满蒙贵胄，或以姻亲，或以功勋。汉人自三藩叛乱后，无封王者，封爵依次为公、侯、伯、子、男。这批王公贵族，得到朝廷的恩荫赏赐，拥有富厚的家财，田连阡陌，奴婢成群，他们是社会的统治者和寄生虫，但应该指出：宗室觉罗、贵族功臣的末裔旁支，封爵递降，日趋衰败没落，他们虽然还保留着黄带子、红带子的身份，名义上享有特权，但大多数人谋生无术，坐吃山空，穷困潦倒，和普通的旗民情况相同。
　　还有一批职位较高的现任官吏与退职官吏，他们席丰履厚，财多势大，为官则营私玩法，居家则鱼肉乡里。这些人构成官僚集团，与贵族世爵一样，属于高高在上的等级，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在法律上、礼制上，他们的地位高出于平民百姓。还有各地的绅衿，虽未出仕，可是或者祖辈是官僚，或者捐纳得虚衔，或者考上了秀才、举人，他们在诉讼和纳税方面也有一定的特权。总之，贵族、官僚、绅衿一般拥有较多土地，依靠政治势力，巧占豪夺，官爵越高，财富也就越多。
从根本上说，清政府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它同这类拥有特权的地主、
官僚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贵族、官吏、绅衿地主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才能够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而清政权也把这批拥有特权的地主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需要赢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可是，特权地主暴虐不仁，贪得无厌，为非作歹，常常激起人民的反抗，扰乱地方治安。有时，他们的势力膨胀，又会削弱清朝中央的统治，影响、减少政府的税收。因此，清政府和他们又有一定的矛盾。清朝允许贵族、官僚、绅衿们享有法定的权利，但又采取某些抑制政策，限制他们的法外权利。如：禁止官绅暴力夺田；规定官员生监只免本身一人之丁银；限制他们优免赋役的范围；惩办拖欠钱粮的缙绅地主；禁止乡绅压佃为奴、压良为贱；禁止私置板棍、擅责佃户等等。因此，贵族官僚地主和绅衿地主的权利和势力比明代大为削弱。当然，清朝的限制措施是很不彻底的。缙绅大户欺压农民以至欺压庶民地主的事例，层出不穷。农民遭到“大户苛派诈害，不啻几上之肉”①。官府收取田赋时，也往往“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②。
与贵族、官僚、绅衿地主并存的是大批无特权的庶民地主。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再加上在清廷奖励垦荒的政策下，这类庶民地主有所发展。清初，农村中一些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佃农，从明末特权地主的暴力掠夺和赋役转嫁的压迫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经济地位上升。他们起初，或因劳动力较多较强，或因耕作经营得法，或则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零星地积累财富，购进土地，由贫到富，由小到大。当他占有的土地超过自家劳动力所

① 《乾隆溆浦县志》卷九，第二页。
② 《乾隆桐乡县志》卷七，第二页。

能承担的界限时，就雇工耕种，或出租土地。量变终于引起质变，他的阶级地位也就发生变化，从自食其力的农民变成为剥削他人的地主。清代的文献资料中，有“力田发家”的记载，所谓“力田”，往往不仅仅依靠自家的劳动，作为地主阶级，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总是要剥削佃农和雇工的剩余劳动的。但这些地主，起初也是贫穷农民，有许多是从外地流徙到异乡垦荒谋生的，他们并没有政治特权，却能勤苦力田，节衣缩食，积攒余钱剩米，逐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发家致富。当然，能够上升为地主的农民仅是极少数，而大多数农民则在两极分化中更加贫困化。清代前期由于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劳动力较强的农家易于扩大种植面积，因此，庶民地主有较大的发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清代文书契约、鱼鳞册、编审册、分家文书中，有大量的中小地主，占地在一百亩上下。他们主要是依靠经济力量购买土地，由于财力所限，每次购入土地的数量不多，土地累积的速度较慢，往往要经历几十年、上百年方能积聚大批的土地和财富。他们和贵族、官僚、缙绅地主依恃政治特权，鲸吞土地、迅速发家是有明显区别的。这类庶民地主，加上商人、自耕农、佃农、手工业者、士兵等人，在清代法律中都称作“凡人”，也就是俗称的“平民”、“百姓”。它是人数最多、内涵极为复杂的等级，也是清朝主要的纳税者、服役者和统治对象。“凡人”中既包括象庶民地主那样的剥削者，又包括大量的劳动人民。所有“凡人”的权利义务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彼此没有隶属依附关系。“凡人”中的剥削者并不享有国家赋予的特权，“凡人”中的被剥削者从法理上说享有人身自由，并有应试科举、担任官职的权利；但实际上，“凡人”中的各种成员经济条件很不相同，地主富商在政治上和贵族、官僚、绅衿一鼻孔出气。清政府实行捐纳制度，地主富商可以捐银纳粟，买得一官半职而跻身于绅衿之列。
清代的租佃制日益发展，佃农是人数众多的基本劳动者。在我国的地主
经济制度下，劳动者并不紧密地附着于土地，清代的佃户一般可以离开土地，自由迁徙。流民力田觅食，律无禁条。地主阶级虽拥有地权，却并不能任意支配承租其土地的农业劳动者。佃户与地主的人身隶属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松弛。佃户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而在政治上、法律上与庶民地主一样，同属“凡人”。他们之间应该是收租者与纳租者的契约关系。清律上规定：佃户与地主“平日共坐同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并无主仆名分”。当然，由于佃农在经济上贫穷无力，因此社会地位必然低下。在实际生活中，地主拥有不同程度的超经济特权，欺压凌辱佃户的行为，习以为常，极为普遍。
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河南巡抚田文镜鉴于绅衿地主视佃户为奴隶，私刑拷打，淫其妇女，佃民饮恨吞声，地方官徇私纵虐，弊害甚深，请求朝廷立法禁止。后由吏部、刑部议定限制地主虐待佃户的条例。雍正皇帝在同意这一限制的同时，提出应防止佃户拖欠地租和轻慢地主。最后，吏部和刑部议定例文如下：“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①，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参者，俱交部分别议处。

① 所谓“违制律”，指《大清律例》吏律、公式、制书有违律：“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故）违（不行）
者，杖一百”。

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②。这是清代封建法典中明确规定的主佣关系的准则。它的前一段，禁止绅衿仗势责打佃户、奸占妇女，保护佃户的人身不受随意侵犯，削弱了地主阶级超经济强制的权力，使主佃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它的后一段又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尊严，以政权力量勒追拖欠的地租，保障地主阶级法定的剥削权利，保护封建的土地私有制。
　　清代法律中，低于“凡人”的还有“雇工人”和“贱民”。“雇工人” 不是自由的人，它对雇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法律上，雇主与雇工人犹如家长和子孙卑幼的关系，雇工人服从雇主的使唤，不得违犯“教令”，其劳动带有一定程度强制的性质。清代，随着经济的发展，雇佣关系遂渐普遍，不断地修改“雇工人”的律例，使其应用的范围渐趋缩小，使大批农业雇工摆脱了“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而以“凡人”科断，向着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过渡①。
　　清代，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贱民”。民、军、商、灶，称为“四民”，其下还有贱民。“四民为良，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区分良贱是重要的等级界线，是待人处事的原则。
　　“贱民”中最低层的是奴婢，清代社会虽然已经发展到封建的后期，但奴隶制残余仍很浓重，蓄奴养婢之风极盛，“仕宦之家，僮仆成林”②。奴婢的地位最低，没有人身自由，只能听凭主人的役使虐待，和牲口一样。所谓 “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清代奴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入关前后战争中所获的俘虏；二是入关以后汉人投充为奴；三是有罪发遣为奴；四是贫民卖身为奴。清初，前两种占极大数量，到后来，典身卖身成为奴婢的主要来源。如《红楼梦》中晴雯、袭人、鸳鸯以及芳官、龄官都是价买来的丫头和伶人。当时，为供应达官贵宦人家对奴婢的需要，出现了专门贩卖人口的职业和市场。如“苏郡有等囤户，见穷人家女儿，即行谋买，在家蓄养，贪得多金，卖与远省为妾为婢。离人骨肉，陷人终身，莫此为甚”③。有的地方，每逢集期，“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④，也有的地方，因水旱灾荒，贫苦人家不得不鬻儿卖女。如康熙二
十年，“大同、宣府等处，连岁荒败，贫民卖鬻男女，幼稚不过数百文，丁
壮不过银一二两，闻者伤心。??大车小车，络绎而来，辗转贩卖”⑤。还有的地方，贩奴活动很猖獗，人口贩子组成集团，勾结官兵胥吏，施用拐骗、绑架、掠夺手段，明目张胆，为所欲为。如四川，“有一种棍徒，名为土豹，聚数十人，抢掠妇女。用棉塞口，装入口袋，背负而奔，号为开堂子。由川江用船满载，掠往湖北贩卖。所过关口，长随胥役，得钱私放，路人目击不敢过问，州县虽知，亦皆缄默”⑥。
奴婢和雇工人都是被编制在宗法家长制体系下的受压迫者，而奴婢的地位更加低下。家长与奴婢之间具有严格的“主仆名分”。不仅家长个人，而

② 《大清律例通考》卷二十七，第四十四页。
① 参阅本书第一册，第三五六页。
② 《朝隆光山县志》卷十九。
③ 《玉华堂两江示稿》第五十七页。
⑤ 《内阁大库档案·都察院缮御史条奏满汉册》。
⑥ 《清实录》嘉庆朝，卷九十七，七年四月。

且家长亲族中的全体成员都是奴婢的主人。主仆之间，不但是终身关系，而且延及子孙。除了婢女可由主人自纳或赠人为妾外，奴婢不能和良人结婚，良贱之间有不能逾越的壁垒。奴只能与婢相配，所生子女为“家生子”，仍是主人的奴婢。统治者为了便于奴役奴婢，炮制了一套主奴关系的歪道理。雍正说：“夫主仆之分，所以辨上下而定尊卑，天经地义，不容宽纵。?? 夫主仆之分一定，则终身不能更易。在本身及妻子，仰其衣食，赖其生养，固宜有不忍背负之心，而世世子孙，长远服役，亦当有不敢纵肆之念”⑦。宣扬这种压迫有理、颠倒是非的谬论，目的就是要使广大奴婢永远听命于其主子。
　　清初，最大量的奴婢是皇庄和贵族庄田上的“壮丁”。他们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从事极为繁重的农业劳动，备受虐待，毫无人身自由，地位实是奴隶或农奴。“壮丁”不堪欺压，反抗和逃亡甚多，清廷虽立法严禁，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奴婢的不断逃亡、反抗，奴隶制关系难以维持下去，逐步趋于衰落。以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畿辅皇庄为例，在五百一十八名庄头中，据四百六十余名庄头的呈报，他们所辖壮丁
共 16，800 余名，大部分不从事生产劳动，而庄头能“驱使年久有益农务” 的壮丁仅二百九十余名，不到壮丁总数的百分之二。可见，以农奴制为主导的皇庄已经走入日薄西山的末路，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内务府官员被迫承认，“庄头名下壮丁过多，实属无益”。清廷只好允许将各地皇庄上的壮丁文地方官“载入民籍，听其各谋生计”①。这是一次农奴的解放，结果四百六十余庄头向内务府会计司呈报，共有一万六千名壮丁拨出为民，只留下二百九十余名仍保留农奴身份。此后又一再颁布“出旗为民”的诏谕。各地内务府所属庄田陆续放出大批壮丁为民，而且准许他们将“契买民地并开垦地亩”，“带往为业”②。这样，许多处于农奴和奴仆地位的“壮丁”取得了“良民”身份，他们有的已有了自己的土地，有的虽仍在皇庄上耕种，但只向庄头交纳租课，已转变成了封建的租佃关系。其他王公贵族的庄园上，也因壮丁逃亡众多，只得招佃收租。到十八世纪中叶，在庄田上耕作的“壮丁”已十分稀少了。
还有一批奴隶，主要是家内使唤的奴仆婢女，通过交付给主人一定的身
价银钱而“赎身为民”。清初，对“赎身”的限制较严格，奴婢即使积攒了钱财，并不能随意赎身。但后来赎身的限制逐渐放宽，奴婢买卖有“红契”、 “白契”之分。“红契”是指经过官府抽税登记的卖身契，白契是指民间凭中作证，而未经官府税契。两者在法律上同样有效，但红契奴婢法律地位低，一概不准赎身；而白契奴婢在一定年限之内，一般允许赎身。清朝律例载明， “雍正元年以后，白契所买单身及带有妻室子女之人，俱准赎身。若买主配有妻室者，不准赎。是红契即为家人，白契即为雇工”①。清乾隆朝，红契家奴大大减少，白契奴婢显著增多，卖身赎身的事例越来越普遍。据乾隆中期的档案内说：“近年以来，有等无籍游民，白契投身，充当仆役，迨稍稍有

⑦ 《东华录》雍正朝，卷九，四年十一月。
① 转引《满族简史》第八十四页。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五。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八。

积累，则不安服役，百计设法赎身”②。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商品货币关系渗透到各个方面，使得蓄奴制度发生了变化，奴婢通过“赎身”，可以购买到人身自由，这意味着奴隶主权力的削弱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日益松弛。
　　还有一些贱民和奴仆通过政权的干预而得到了人身自由，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冲击了政治的禁锢，使蓄奴制度越来越变得无利可图，也是由于贱民、奴仆进行持续的斗争，清廷为了稳定统治秩序，不得不顺应历史的发展，命令各地“除贱为良”。如山西、陕西的乐户、浙江绍兴的惰民、皖南的伴当、世仆，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广东的蜑户。他们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世世代代，列为贱籍，社会地位极低，不与平民相等，深受歧视压迫。据记载，浙江的惰民，“男子只许捕蛙、卖锡、逐鬼为业，妇女则习媒，或伴良家新娶嫁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群走市巷，兼就所私??有流入他方者，人皆贱之”①；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当世仆，凡彼姓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彼服役，稍有不合，加以菙楚”②。广东的蜑户， “以船为家，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蜑船，生齿繁多，不可胜计。粤民视蜑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③。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三月下谕，“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④，九月下谕，“除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雍正五年四月下谕，凡伴当、世仆“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⑤，雍蓝七年下谕，准许广东蜑户上岸“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察，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⑥；雍正八年五月又将常熟、昭文旧有丐户，“照乐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为编氓”⑦。这一系列谕旨废除了相当众多的人的“贱籍”，使他们列入四民，在法律上承认他们与一般平民具有同等的地位。尽管在执行这些谕旨时，各地情况很不相同，有的地方阳奉阴违，直到二十世纪仍保留很少部分的“贱民”，但雍正时的“除贱为良”，对残存的蓄奴制是一次削弱和打击，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我国的地域十分广阔，有众多的民族居住在各地，他们的社会经济
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有的处在奴隶制阶段，也有的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他们的社会和阶级的结构各自具有历史的和民族的特色，情况极为复杂，和汉族地区是很不相同的。例如，蒙古族正处在封建农奴制时期，其封建领主拥有大片牧场、大量畜群以及一部分属民，这种属民称“随丁”，由领主直接控制并可随意役使。封建领主得到清朝政府的荫庇，大多受封为王、公、札萨克。除“随丁”以外，其他大多数劳动人民称“箭

② 档案，内务府来文，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刑部咨内务府文。
① 《雍正朱批谕旨》第三十九册，第八十九页。
② 《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五年四月。
③ 《清实录》雍正朝，卷八十一，七年五月。
④ 《东华录》雍正朝，卷二，二年三月。
⑤ 《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五年四月。
⑥ 《清实录》雍正朝，卷八十一，七年五月。
⑦ 《清实录》雍正朝，卷九十四，八年五月。

丁”，他们实际上是受国家役使的牧奴，要向清政府贡纳和服役。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箭丁”中也分化出了较富裕的或较贫困的农牧户。另如藏族也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有许多封建领主的庄园，农奴被固定在庄园中，人身依附于农奴主，以繁重的劳役和贡纳换取一小块份地，身份极为低下。农奴主和农奴之间的等级区分极为严格，在衣着服饰上表现出来。西藏的农奴主和喇嘛教寺院势力关系很密切，具有僧俗一体、政教合一的鲜明特色。
　　还有，象居住在四川、云南交界凉山地区的彝族，则处在奴隶制阶段，其阶级的构成有黑彝和曲诺、阿加、呷西等；黑彝是富有的奴隶主，阿加、呷西均为奴隶，而曲诺则是有隶属关系的农民。
　　在清代，有一些民族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尚无明显的阶级区分，只有氏族和部落组织，如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以及云南的一些民族。
　　
第二节宗族制度

一、族长、族规、祠堂、义田

　　中国古代的父权制宗法关系的残余，至宋明以后得到加强，逐渐形成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严密的宗族制度。在清代，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遍布全国城乡，成为封建的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姓子孙，往往世代聚居，结合成庞大的宗族团体。乾隆初，江西巡抚陈宏谋说：“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①，苏州府属各地，“兄弟析炊，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②，还有张海珊说：“今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两江左右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③。子孙繁衍，有成千上万户的大族，其中有不少源远流长的世家。如常州张姓是宋代名将张浚之后，无锡、金匮有唐陆贽、宋周敦颐、范仲淹、秦观、胡瑗之后，桐城有望族方姓、张姓、姚姓，福建各地有林、郑、陈、王等姓，都是族大人多，叶茂根深。有的地区，“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数十里，即在城中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④。孔子的后裔更是一个显赫的大宗族，分南北二宗。北宗居曲阜，封衍圣公，南宗居浙江衢州，世袭五经博士。明初，孔氏已有六十户，也就是分成六十个孔氏宗族的分支。乾隆时修谱，“今
在谱者已不下二万人”①，至咸丰时，六十户已丁满四万②。宗族组织，特
别是一些弱小宗族，在以分散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封建社会里，也带有团结、互助的性质，具有某些养老恤贫的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职能。所谓“廪其谷若干，以周族之贫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粜其余谷，为钱若干缗，以佐族之女长不能嫁者，鳏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③。但应当指出：宗族制度更主要的是地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它和政权机构相互勾结，相互渗透，有效地维护着封建剥削制度。宗族制度是按父权家长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族长是一宗之主、合族之长，位尊望崇，掌握很大的权力，他是“族权”的体现者。一族之内又按昭穆亲疏分成若干支，支下又有“房”，房有房长。大的宗族还有“族正”、“宗直”、 “户头”一类的执事人员，佐助族长，处理各种事务。族长的产生多按照辈分、年龄、德行、威望、官爵来推举。如四川云阳涂氏家族规定：“族中立族长一人，族正二人，管理全族事务。由合族择廉能公正，人望素孚者，公举充任”④。实际上，官高禄厚是担任族长的最重要的条件，因为官职越高，在族内的号召力越大，在族外也有足够的权势，以庇护族人。顾栋高说：“夫使宗子（即族长）无禄，何以收族人；不得爵于朝，何以为族人主”。有的

① 陈宏谋：《寄杨朴园景素书》，《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十六。
② 《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引《区县志》。
③ 张海珊：《聚民论》，《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
④ 《光绪石埭杜氏宗谱》卷一。
①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六页。一一二四之一。
②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六页。一一二四之一。
③ 《魏源集》下册，第五○二页，《庐江章氏义庄记》。
④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一《族范志》。

宗族明文规定，宗族事务要“以族中有科名者掌之”⑥。族长权力的凭借是“礼” 与“法”。从“礼”来说，根据宗法和纲常名教的一套礼制，族长处于“尊尊”的地位，“名分属尊，行者宜恭顺退让，不可渎犯”⑦。另外，旅长又可执行“家法”，有如官吏之执行“王法”。“家之有长，犹国之有官。敢有詈骂尊长，越礼犯分者，通族权其轻重，公同处置”①。
　　“族规”（或称“宗约”、“家规”、“家训”）是全族人员必须恪守的行为规则。它是宗族制度的支柱，也是族长“管摄”族人的统治工具。“族规”几乎和国法相似，具有强制服从的性质。“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则有纪纲；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则有家训。纪纲不立，天下不平，家训不设，家人不齐矣。夫家中之有长幼内外之殊，公私亲疏之别，贤愚顽秀之不同，苟非有训以示之，而欲一其性情、遵模范，绝无乖戾差忒之虞，虽圣人不能强也”
②。可见“族规”、“家训”对于约束宗族成员是十分重要的。族规的思想基础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在宗族内部，祖宗父辈最为尊严，他们的命令、意志不得违拗，“子孙受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亟自辩理。媳事姑舅亦然”③。“其尊于我者，诸事本宜顺受，即有委曲，不妨从容待白，若以激烈之气行之，则犯上矣”④。清律中规定：父有罪，除大逆不道外，子应为之“容隐”，如告官，触“干犯”律，即使告实，父可减免而子却要判刑。在宗族内部，绝对服从父母尊长，在宗族以外，就要求移孝作忠，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把国家当作一个扩大了的宗族，在政治关系中渗透着宗法伦理的精神。一般人都把应试出仕，加官晋爵，看做是“光宗耀祖”的盛举。所以，在宗法制度下，最适宜于培养熏陶忠于专制皇帝的官吏和顺民。 “族规”、“家训”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宣扬“安分”、“睦族”、“听天由命”，企图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掩盖尖锐的阶级对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宗族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贫富分化，少数族人成为地主富豪，大多数人沦为被剥削者。一家之内“有兄贫而弟富，有嫡荣而庶寒”。就像曲阜孔氏这样的大宗族，大宗主世袭衍圣公自然是权倾当世，富可敌国。可是孔门后裔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贫苦农民。所谓“孔氏子孙，支派繁多，多属贫难无以糊口，甚至有鬻身佃户、庙户等家者”①。正因为宗族内部的分化迅速，所以“族规”、“家训”反复告诫族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是同一祖先的后裔，“我看来是千百人，祖宗看来是一人”②。用调和论和天命论的说教，要求宗族成员承认“富贵贫贱，自有定分”。要“睦亲族”、 “笃伦理”，贫者不可有非分的想望和举动，“本枝一脉，必有荣枯，倘自剪伐，则枝叶有害，本实先拔矣”③。这样来唤起宗族成员“木本水源之思”，
而泯没其阶级意识的觉醒。

⑥ 《京兆归氏世谱》卷上《春祭田考》。
⑦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一《族范志》
① 《陈氏宗谱》卷一《罚恶》。
② 《张氏宗谱》卷二《家规》。
③ 《京江王氏族谱》《家教》。
④ 《续修徐氏家谱》上册《家训》。
① 《曲阜孔氏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四九九三。
② 《竹溪沈氏家乘》卷一。
③ 《陈氏宗谱》卷一《家规》。

　　在“族规”中虽然也有富不欺贫、贵不压贱、强不凌弱的规定，要求族中的富人要“怜贫”、“恤族”，但真能这样行事的人并不多。
　　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祠堂。张履祥说“今欲萃人心，莫大于敦本收族，欲敦本收族，莫急于建祠堂”④。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其中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又是全族集会办事的场所。巨室大宗的祠堂，规制宏大，富丽堂皇，耗费巨大，“乡中建祠，一木一石，俱极选采，在始建者务求壮丽，以尽孝敬而肃观瞻”⑤。较大的祠堂“上建龛堂，所以安神主而序昭穆也；中树厅事，所以齐子孙而肃跪拜也；前列回楼，所以接宾朋而讲圣旨也；左右两庑，所以进子弟而习诗书也”⑥。祠堂又称“家庙”，值春秋祭祖时，仪式隆重，气氛肃穆。一般由族长主祭，“合族晨兴，齐集于祭所，随班次行礼”，“尊者在前，卑者在后，务整齐而严肃，如祖考临之在上，不可戏谑谈笑，参差不齐”①。有官爵者必须官服，其他人也必须衣冠整肃，“短衣赤足者，不得列班行礼”②。其实，对于死去的父家长——列祖列宗的尊崇，即是为了抬高活着的父家长——族长、家长的地位，提高他们对族人、家人的支配权力。同时，也是为了激发宗族成员对先祖的敬仰，使他们产生同宗共祖的荣誉感、
亲密感，以增强宗族的联系，加深族人对族长、家长的依附关系。祠堂又是款待宾朋，教育子弟，处理族中事务，执行家法的地方。有的
“祠规”内说：“凡有族中公务，族长传集子姓于家庙，务期公正和平，商
酌妥协”③。许多“族规”中规定，族人发生纠纷，先在族内祠堂中调解解决，不可先告官兴讼。如四川云阳涂氏的规定：“族人有田土、坟墓、钱债等项纠葛，或口角微嫌，须入祠凭族房长公同理论，不得擅兴词讼”④。洞庭严氏规定：“各支如有田土、钱债细故争执，不得遽行兴讼，先宜禀达族长支长，相约谒祠理讲，毋得褊袒。如理讲不服，始可到官告理”⑤。有的“族规”内干脆规定：“不告各支长而竟告官者，无论曲直，必传至祠内，重责重罚”⑥。族内的调停处理有很大约束力，一般说，族人必须服从，“族中或有故相争，必各据实呈词，禀明宗祠。祠主定期约同族尊、族贤??询其颠末，代为排解。如退有后言，擅敢兴讼者，祠主责治，公议量罚”⑦。
当宗族成员有悖礼违法的行为，也不必经过官府，即由“族长传单通知
合族，会集家庙，告于祖宗，家谱削去名字，祠墓不许与祭。此外，凡有过失，另酌其轻重以示罚”①。祠堂内执行家法，俨然如衙门之执行国法。
宗祠与义田（族田）互为表里。有祠必有田，二者不可缺一。有人说：
“祠堂者，敬宗者也。义田者，收族者也。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则依于祠堂，

④ 《清朝经世文编》卷六十六《家堂》。
⑤ 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
⑥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二《祠堂碑记》。
①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二《祠规》。
② 《京江王氏族谱》《祭约》。
③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二《祠堂碑记》。
④ 同上书，卷十一《族范志》。
⑤ 《严氏族谱》卷十二《族规》。
⑥ 《竹溪沈氏家乘》卷七《祠规》。
⑦ 《陈氏宗谱》卷二《宗约》。
① 《竹溪沈氏家乘》卷七《祠规》。

无祠堂则无以安亡者。子孙之生依于食，食则给于田，无义田则无以保生者。故祠堂与义田并重，而不可偏废者也”②。“义田”也是宗族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族权的物质基础。
　　义田都由族人中的富贵者捐赠，也即是地主、官僚、富商出其剥削所得的一部分，沾惠宗族成员。清政府大力提倡这种“捐田赡族”的义举，由巡抚“造具事实清册送部（礼部）”。由礼部题请皇帝予以旌表，所捐田产价值在银千两以上者，由地方官给银建坊。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一些巨家大族的义田动辄以千亩计。按规定：义田出租的收入，用于周济鳏寡孤独、残废贫穷的族人，“其婚嫁之失时也，则有财以助之；其寒也则为之衣；其疾也则为之药；其死也则为之殓与埋”③。有的还开设义学以教育本族子弟，举办义赈以减轻水旱灾荒，也有用于表扬孝子节妇，奖励入学中举。在敦宗睦族、尊亲敬老的名义下，对族人作有限的经济帮助，以加强族人的宗法观念，缓和宗族内部的阶级矛盾。
　　义田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管理权都在族中官宦绅富的手中。在义田上耕作的农民，或为本族成员，或为族外贫民，都要交纳苛重的地租，处在封建剥削之下。义田的收入，实际上常被族长及掌管者侵蚀吞没，有时因为分赃不均，还争吵涉讼，所谓“争祠产而阋墙，则近世巨宗，多狃此习，于尊敬之本义乖谬甚矣”①。有的土豪恶霸，不肖子孙，甚至盗卖义田族产。如道光初，太湖水利同知刘鸿翱撰写《杜盗祭款立碣记》，立碑昭示，禁止盗卖义田，保护宗族制度。其中说“丙戌（道光六年），余分守来此，甫下车，即有（洞庭）西山沈氏盗卖祭田一案，立予惩责，追还原物，并给示两山祠堂。越数月，东山严国涛等控严昭宇侵吞祠项七百余千”②。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侵吞祠产案件，可见这类事件之多。

二、宗族制度和封建政权的结合

　　宗族制度和以族长、房长为代表的族权在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把族权、夫权与政权、神权看做是“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③。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家庭和宗族是社会的细胞和基层结构。社会的
是否安定，要看家庭、宗族能否有效地控制其成员，中国的古训是：必先“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中国地广人众，各族人民分散居住在广阔的土地上。专制皇帝高高在上，官僚机构腐败无能，效率很低，很难周察遍访，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因此，必须利用遍布城乡的宗族制度，以辅助官府统治之不足。通过家族同宗的关系、父兄亲长的情谊，对族中成员进行教育、感化、监督，使他们的言论行动遵循封建的礼法，以“弭乱于未萌”。有人说：“天下人情，未有无所维系而即安也，而其道必由近者始。?? 盖

② 《清朝经世文编》卷六十六，张永铨：《先祠记》。
③ 《京兆归氏世谱》第四《归氏义田记》。
① 李兆洛：《昭义归氏祭田书田记》。
② 《严氏族谱》卷十二。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君之于民远矣。立宗子（即族长）而维系一族，则势近而情易通”①。因此，收摄人心，管制民众，巩固统治，“莫重于宗法”。有人甚至认为：清代所以能有康雍乾一百多年的盛世，也是由于清政府提倡宗族而形成的结果，“我国家以孝治天下。凡而世家巨族，沐浴熏陶，咸发蓼获之念，类皆敬祖敬宗，??靡不室讲圣谕，与父言慈，与子言孝，??百余年来，太平长享”。在统治者看来：宗族制度和封建政权相互支持，两位一体；宗法伦理关系，推而广之，即是对朝廷的忠诚，故讲求宗法，可以“移孝作忠”，巩固封建统治。而宗族制的盛行又归之于政府的提倡、支持，“盖圣朝之培养有素所使然”②。
　　清朝统治者很重视宗族制的作用，有的甚至想用它来代替保甲制。雍正初，广东肇庆的官吏在整顿保甲制度时，“因议州县有巨堡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者，宜选族中品行则方之人，立为族正，以察族之不肖，徇情者治罪”③。乾隆初，江西巡抚陈宏谋，鉴于当地民众多“聚族而居，族各有祠”，决定由官府正式赋予族长、族正管束族人的权力，特颁布《选举族正族约檄》，谕令所属州县，将境内祠堂数目、族长姓名，造册上报，由官府给以官牌，授予权力。他说：“族房之长，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子弟。名分即有一定，休戚原自相关，比之异姓之乡约保甲，自然便于觉察，易于约束”④。把官府权力交给族长，使政权和族权直接结合，自然更能收到约束子弟、统治人民的效果。这样以“保甲为经，宗族为纬”而交织起来的统治网，远至穷乡僻壤，成为清政府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后来，魏源就说：“天下直省郡国各得是数百族，落落参错县邑间，朝廷复以大宗法联之，俾自教养守卫，则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水旱凶荒有恃，谣俗有所稽察，余小姓附之，人心维系，磐固而不动，盗贼之患不作矣。不有是也，三代事不几全无效于后世哉！”①
宗族制度还对国家收取赋税起了保证作用。很多族规中告诫族人要“以
国课为先”、“照限完粮”、“不可拖欠”。有的还着重解释政府与族人（地主）休戚与共的关系，督促宗族成员交纳粮课。“朝廷之取钱粮也，非以入私帑也，文武之俸出于是，士卒之养出于是，驱逐寇兵之用出于是。取之百姓者，还百姓用之。故百姓得以从容安乐，以成其耕耨，以享其安保也。此何必务官府之催征，衙役之追促哉！世有拖欠以希肴赦，侵欺以饱私囊者，必不容于天地鬼神。凡我家族，夏熟秋成，及期完纳，毋累官私，实亦忠之一端也，而实保家之道也”②。
当阶级斗争激烈，农民纷纷起义的时候，各地的巨宗大族，往往组织起
对抗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盘据堡寨，屠杀农民，成为封建政府的帮凶。例如，明清之际，全国处在大动荡之中。顺治四年，福建宁化邱民滋率众起义，向地主官绅追赃拷饷，大大搅乱了当地的封建秩序。宁化大族的首领李世熊

① 《归氏世谱》卷四，孙原湘：《书归氏义庄记后》。
② 《陈氏宗谱》卷一，蒋熊昌：《毗陵陈氏续修宗谱序》。
③ 《（广东）肇庆府志》卷二十二《事记》。
④ 《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陈宏谋：《选举族正族约檄》。
① 《魏源集》下册，第五○三页，《庐江章氏义庄记》。
② 《张氏家宗谱》卷二《家规》。

挺身而出，聚集宗族，自称“热血洒地，醒眼哀时，登坛誓众，设险自雄”③。他认为：“崇祯甲申而后，贼风大炽，攻城掠邑，在在见告，城守不如保寨之逸”④。因此率领族众，构筑麻布峒寨堡。此堡四周一百六十丈，城高一丈七尺，城墙厚达一丈，堡外浚濠沟。堡门连接铳城，三面列炮眼。堡内设立宗祠，建筑房舍，挖掘水井，作被围固守之计。寨内有七条街，房屋都面街背城，建屋一百三十八所，以居农户。屋为三层，与堡墙齐，“城上马路，即其后户，有警登城，如就寝闼也”①。堡中居住着族人和依附的小姓、农户，又立服役征饷之法。当起义军攻打寨堡时，族众和农民鸣锣树旗，持刀执铳，进行战斗。由于这支武装队伍，有宗亲关系相维系，有寨堡作掩护，平时又有训练，往往有较强的战斗力。后来，在白莲教起义，以至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时，这类以宗族为核心的乡兵、寨堡，仍很活跃，成为起义军的劲敌。族权在政权的提倡下得以发展，而政权又在族权的支持下才能巩固，两者密切结合，相得益彰，这是事情的主要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族权和政权也会发生矛盾。宗族的强大，意味着地方势力的膨胀，使政权失去控制力。那些强宗大族，人多势盛，源远流长，在当地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耳目好尚，衣冠奢俭，恒足以树齐民之望”②。宗族内部因血缘关系而有较大的凝聚力，尤其是族长、族正的一言一动，视听所系，往往可以得到多数族人的响应。他们联宗通谱、广植势力、武断乡曲，甚至包揽词讼，聚赌宿娼，纠众闹事，也使封建官府穷于应付，感到很头疼。因此，尽管族规中都规定要“忠于朝廷”、“奉公守法”，而乾隆帝却说：“各处族正，鲜有守法之人”。清政府希望：宗族的发展不要超过本村本镇的局部地区，并严格以纲
常名教为规范。
大族恣横的又一表现是相互间的械斗。族规内规定：如果遭到外姓的欺负，本族人应该挺身相助，这样就常因口角嫌隙、钱财争执，各自聚众斗殴，酿成杀伤人命的惨案，激起冤冤相报的长期械斗。这种风气在广东、福建、江西一带尤为盛行。地主豪绅为谋取私利，操纵和蒙蔽族人，挑起并利用械斗。在大规模械斗中死伤的多是下层农民群众，他们是封建宗法思想毒害下的牺牲者

③ 李世熊：《寇变记》，《清史资料》第一辑，第四十六页。
④ 同上书，第五十五页。
① 李世熊：《寇变记》，《清史资料》第一辑，第五十七页。
② 《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张海珊：《聚民论》。

第三节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的阶级斗争

一、朱三太子案

　　康熙前期，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清朝的统治秩序渐趋稳定，大规模的抗清战争消歇下来。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下半期（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除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已没有长期用兵的情况，经济上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上争得了近百年相对的安定和承平。
　　当然，在这近百年相对的承平下，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也没有停息，全国各地依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表面静谧的历史长河的底层，许多漩涡和暗流正在回旋、激荡。
　　明王朝的统治已一去不复返了。南明几个小朝廷的腐败与内部倾轧使得汉族地主阶级在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中彻底败北了。但在许多汉人心目中仍然厌憎满族新政权，眷恋朱明旧统治，因此，恢复明朝仍然是许多反清志士对抗现政权的一面旗帜。康熙年间，扰攘不息的“朱三太子”案件就是这种旧时代的回光反照。早在顺治年间，当抗清战争还在如火如茶地开展的时候，全国就发生了许多起冒称崇祯帝的儿子，逃出北京，组织反清活动的事件。例如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扬州捕获朱周?，称“朱三”公子，在苏北组织反清活动。次年，直隶平山又拿获朱慈焞，自称是崇祯之子，谋在正定举事。一六七三年（康熙十二年），北京有杨起隆，冒称朱三太子，准备在京城起兵，响应吴三桂的反清叛乱。由于事机不密，被清廷迅速镇压，杨起隆逃出了北京。以后全国经常发生朱三太子的案件，清朝统治者风声鹤唳，饱受虚惊。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年）安亲王岳乐奏报捕获崇祯的太子朱慈灿，康熙不承认是真太子，上谕中说：“朕曾以此事问之在内旧太监。据云：彼时朱慈灿年甚小，必不能逸出，今安得尚存？大约是假”①。翌年，四川又报告捉到了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审讯质对的结果，此人不但是冒牌的太子，而且也不是杨起隆，“面有刺字疤痕，明系旗下逃人，入杨起隆伙内，知其缘由，遂假借杨起隆之名，于陕西造反”②。直至一七○八年（康熙四十七年）捕获了在浙江大岚山起兵抗清的张念一（念一和尚），供出与朱三太子有联系，并探明他在山东藏匿，清廷才捉获朱三太子。据康熙说： “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岁。伊父子游行教书，寄食人家”。尽管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隐姓避祸，教读糊口，并无不法行为，但是，单单听到他的名字和身世就令清朝统治者如芒刺在背，寝食不安。因此，这位无辜的老人被凌迟处死，全家老幼均遭杀害。当时，以明室后裔作号召的反清活动甚多。雍正帝说：“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念一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③。
顺康年间众多的朱三太子中，究竟哪一个是真太子？由于文献不足，今天要确凿地证明朱三太子的真伪虚实是很困难的了。历史上像这类不易彻底

① 《清实录》康熙朝，卷八十六，十八年十二月。
② 同上书，卷九十三，十九年十一月。
③ 《大义觉迷录》。

弄清楚的事件和人物不知有多少。重要的不是朱三太子这个人，而在于这个名字曾唤起许多人对旧王朝的眷念和对新政权的憎恨。他是当年抗清斗争的象征。明清之间的战争已经终结，而其余波荡漾，长时期平息不下来。一场持久的、激烈的国内民族斗争在以后许多世代内给历史打上深刻的印记，许多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往往打着朱明的旗号。应当注意的是：以朱三太子为号召的反清起事虽然颇能耸动耳目，却都停留在秘密活动阶段，都没有发展成公开的大规模运动。可见仅仅是“名义”、“旗帜”并不能造成阶级斗争的高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应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必要的条件。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满汉之间的矛盾，而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一历史的内容决定着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二、抗租斗争

　　地主和农民之间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分散、细小但却尖锐、频繁的抗租斗争。马克思说过：“不管地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①。清代，在租佃关系比较发展的地区，特别是南方的许多省，抗租斗争风起云涌。就是在阶级斗争处于低潮，清政府统治较巩固的康雍乾时期，抗租斗争也十分频繁、普遍。例如：江西， “顽梗不逞之佃户，据田抗租，与田主为难者，十室而九”②；福建，“业主佃户，并无情意浃洽，彼此视为仇讐，佃户以抗租为长技”③；湖北，“近来一切佃户，驯善者少，刁顽者多”④；江苏，“吴中佃户抗租，久成锢习”⑤；
湖南，“每多抗租踞庄之弊”⑥；广东，“顽佃视逋租为固有，玩田主于掌
上”⑦。甚至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也时常发生抗租斗争，如广东，“傜人混杂良民，佃田易货，霸耕负租，时见强梗”⑧；两广的僮族也“佃耕荒田，聚众稍多，因逼胁田主，占据乡落”⑨。北方的租佃关系不及南方发展，主佣关系和南方不同，抗租斗争也较少。可是直隶的旗地上，也在特殊条件下形成了租佃关系。清初，大片土地圈给了满族，但不少旗人不娴耕作，不得不仍由原来的农民耕种，故很多旗地“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收其租”⑩。年深日久，欠租抗租，层出不穷。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直隶总督英廉说：“直隶各属有旗租者，统计七十七州县，积欠旗租者四十二州县，其积欠至二十年之久，数至二十四万余两之多”(11)。特别是在一
些拨补地上，地主都住在外乡远地，完全脱离了生产，连自己的土地座落何
处也不清楚，因此，农民就常常发生欠租、抗租事件。有时也发生“鸣钟擂鼓，聚刁佃百有余人”①，进行较大规模的抗租斗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五页，《哲学的贫困》。
② 《同治瑞金县志》卷十一《艺文志》，佚名《答张邑候书》。
③ 德福：《闽政领要》卷中，风俗。
④ 《汉阳龙霓载氏宗谱》第二册《家训》。
⑦ 《光绪潮州府志》卷三十三《宦绩》。
⑧ 《乾隆广州府志》卷六十《杂录》二。
⑨ 《乾隆广州府志》卷六十《杂录》二。
⑩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四《八旗公产疏》。
① 档案《内务府来文》，乾隆二十年十月初二日。

　　引起抗租斗争的导火线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因发生水旱灾荒，农民无力交纳地租，如康熙中，“松郡（松江）大荒。??田有全荒者，有及半者，有每亩止收一、二斗者。奸佃借口岁凶，粒米不偿，甚至结党抗拒”②。也有因清廷蠲免田赋，地主不向政府交粮，佃农也要求将地租相应减少。如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福建上杭发生以罗日光、罗日照为首的纠众抗租事件，起因是由于清王朝“蠲免钱粮，乡民欲将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③引起主佃冲突，官府干预，酿成拒捕抗官的案件。乾隆帝袒护地主，为此而大发雷霆，他说：“朕之蠲租赐复，出自特恩，非民间所能自主。佃户之与业主，其减与不减，应听业主酌量，即功令亦难绳以定程也。岂有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④。也有的是佃农为了要保持长期佃种的权利、反对夺田另佃，争取永佃权而发生主佃冲突。
更多的抗租斗争是由于地主阶级的苛重剥削和强暴手段所引起。那些贪得无厌的豪门，为富不仁，收租的时候，或大斗收进，多取浮征；或任意搜刮，增租夺佃；甚至私设公堂，刑责佃户。如雍正年间，崇明恶霸施大受于地租之外，加收轿钱、折饭钱、家人杂费。他勾结官府，认了一个和他同姓的施总兵为本家，“将美女金帛送施总兵，通家来往，倚势多索麦租。”⑤ 农民反对恶霸和官府的侵凌，起而反抗。又如福建的抗租常因“较桶”而引起，“较桶”就是佃农要求校正地主用来收租的米桶，“田主欲于常数之外，巧计多取，乃制大斗取租。每斗外加四、五升不等，自不足以服佃户之心。于是土棍乘衅勾连，奸佃私立斗头，一呼百应，以抗田主。此亦理势所必然者，流弊至今，为害不浅”①。有一位在浙江台州做官的人看到地主鱼肉佃户的情形，也深感不平，他说：“台人多为富不仁，惟利是视。访闻每于岁暮封印之后，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至家，百般吊打。如此肆横胡行，非惟干犯王章，不亦大伤天理乎！”②康熙时，长沙知县在条陈当地利弊时，也说到地主对佃户的苛刻剥削和侮辱，他说：“从来雇工佃户，原为力役之人，非同臧获可比。近见湖南人情浅薄，以强欺弱。??愚民饮恨吞声，莫敢辩理，殊堪矜悯。又有擅将佃户为仆，恣行役使，过索租粒，盘算磊利。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者。且有佃户死亡，欺其本宗无人，遂卖嫁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者”③。还有的地主，“纵容豪奴悍仆，如虎如狼，成群结队，恣意胡行。一到佃户债主之家，先索酒食，饕餮醉饱，方逼银钱。倘或无献或献不如数，不论布帛粟菽，鸡鹅猪鸭，举凡室中所有，罄掠一光，甚至锁缚拷打，辱及父母妻孥”④。总之，地主阶级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他们狠如豺狼，毒如蛇蝎。农民们忍气吞声，苟全存活而不可得。为了保卫身家性命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行反抗。抗租斗争的初级形

② 董含：《三冈识略》卷十。
③ 《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四，十一年八月。
④ 《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四，十一年八月。
⑤ 《雍正朱批谕旨》第十八函，六册，雍正八年六月初三日尹继善奏。
① 王简庵：《临汀考言》卷十八《批上杭县民郭东五等呈请较定租斗》。
② 戴兆佳：《天台治略》卷六《劝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苏民困，以保天和事》。
③ 《同治长沙县》卷二十《政绩》二。
④ 戴兆佳：《天台治略》卷六《劝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苏民困，以保天和事》。

式是个别佃户和个别地主之间因欠租、索租，口角冲突、争吵斗殴、或死或伤。这类民刑诉讼案件经常发生，在清廷档案《刑科题本》内，比比皆是。在这类个别冲突中，地主阶级占着经济和政治优势，佃户往往吃亏受欺，官府审理这类案件大多袒护地主业户。慢慢地佃农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如康熙末，苏州的“乡曲细民，无不醵金演戏，诅盟歃结，以抗田主”①。有时，佃户们团结一致，也能在某次斗争中，获得一些胜利，迫使地主减轻租额。而这类胜利，又会鼓舞群众的斗争，推动抗租斗争进一步发展，使之更有组织、更带群众性。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成为贫苦佃农进行抗租斗争的组织。如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御史陆秩奏称： “福建汀州、兴化等府，民风刁悍，宁化县地方有所谓铁尺会、又有十三太保。铁尺会者，自宁化、上杭、清流等县，以至汀州府治，所在多有，一味行凶为事，欺侮善良藐视王治”②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搆难。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渐众，遂阴蓄异谋，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③。有的地方则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阶级公开对抗。如江西兴国，佃农“创为会馆，远近传关。每届有秋，先倡议八收、七收有差。田主有执原额收租者，即号召多人，碎人屋宇，并所收租，攫入会馆”④。兴国的佃农会馆在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围攻下，坚持斗争，从康熙五十二年成立，至雍正四年被查禁取缔，存在十五年之久。江西零都的佃农推举“佃长”，作为自己的领袖。其人大都为人正直，侠义肝胆，能够维护贫苦佃农的利益，“号召同辈，间有与田主搆隙者，则佃长醵金助之。甚至公然以身当其冲，小则抗租结讼，大则聚党据抢”⑤。福建、江西各州县的佃农还组织“佃兵”，拿起武器和地主作斗争。最早是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福建宁化黄通集合农民，要求“较桶”。当地地主收租时用大桶，二十升为一桶，称“租桶”；而地主出售粮食时却用小桶，十六升为一桶，称“衙桶”。“通倡谕诸乡，凡纳租，悉以十六升之桶为率。一切移耕、冬牲、豆稞、送仓（按：都是地主为剥削农民而巧立的名目）诸例皆罢。乡民欢声动地，归通惟恐后”①。黄通组织了佃兵，设立 “千总”职衔，夺取了部分乡镇的政权，“词讼不复关有司，咸取决于通。?? 由此，城中大户与诸乡佃丁相嫉如仇”②。黄通率佣兵攻破宁化，给不法地主以严惩，同时，福建清流、江西石城、瑞金、宁都也都组织了佣兵。瑞金何志源组织的佃兵，“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田’。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凡■插之家，苟有龃龉，立焚其屋，杀其人。故悍者倡先，懦者陪后，皆蚁聚入城，逼县官印均田帖，以数万计”③。这里可以见到当时农民

① 黄中坚：《蓄斋集》，《征租议》。
② 《清实录》乾隆朝，卷三二九，十三年十一月。
③ 《光绪邵武县志》卷十三《寇警》。
④ 《同治兴国县志》卷四十六《杂记》。
⑤ 《同治雩都县志》卷十三《文艺》。
① 《同治重刊康熙宁化县志》卷七《寇变》。
② 《同治重刊康熙宁化县志》卷七《寇变》。
③ 《同治瑞金县志》卷十六《兵寇》，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末》。

们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也表现出他们在和地主、官府作斗争时的果敢行动与浩大声势。此后，这一带还有田兵的活动，如一六七○年（康熙九年），石城又有吴八十等，“起田兵，借永佃为名，抬碑直竖县门”，“率众围城三日”④；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宁都又有“李矮、李满、王焕英等纠佃户抗租，据寨行劫，名曰佃兵”⑤；浙江瑞安则有黄小吴“号召饥民，揭竿响应”，并自号“均平王”⑥。他们组织武装，杀地主，抗官兵，围州县，从抗租斗争走向武装起义。
　　清王朝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当然要维护地主的利益，当抗租斗争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定要出面干预、镇压。雍正时规定：佃户拖欠地租，欺慢地主者，杖责八十。所欠之租，追还地主。所以，各地衙门帮着地主催租索欠，经常拘押着很多农民，杖责枷示，大施淫威。如苏州，“佃欠课租，业主追呼罔应，往往控官押交，动辄至数十名及数百名之多”①。元和县署前面“负欠佃农，拘系铁索者不下数百人”②；昆山县，“城厢内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③；江苏山阳县，定规条，立碑石，禁止抗租，大骂佃农是“恶佃”、 “奸佃”、“顽佃”、“强佃”、“刁佃”。乾隆帝也再三下谕，要从重惩处抗租农民。他说：“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断不可长，着严拿从重究处，以儆刁顽”④。“其为首重犯，毋得姑息完事，必当严处，以警刁风”⑤。抗租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经济斗争。农民提出减免租课的经济要求，锋芒针对个别地主或某个地区的地主。一般说，这种斗争，事前没有一定的计划和组织。佃农之间虽有类似的经济利益，却无共同的政治信念，带有浓厚的地区性和自发性，难以在大范围内号召群众，卷起巨大的革命风
暴，故而倏起倏落，容易被地主和官府所扑灭。
　　但抗租斗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它产生于封建的租佃剥削关系，产生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种剥削制度还存在，就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矛盾，形成对抗。抗租斗争虽然容易被镇压下去，难于直接发展成大规模的起义，可是它却更难于防范和根绝，今年镇压下去，明年又重新发动；这里平静无事，那里又开始斗争，形成此伏彼起，緜延不断的局面，具有经常性和广泛性。
抗租斗争和农民起义都发生在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两者又是相
互连接、相互渗透的。当秘密结社和一定的政治信念渗入农民中，抗租斗争便会成为公开的武装起义，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可以说，抗租斗争是农民起义的准备和预演，而农民起义则是抗租斗争的延续。

三、城市手工业工人的斗争

④ 《乾隆石城县志》卷七《兵寇》。
⑤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十四《武事志》。
⑥ 《嘉庆瑞安县志》卷十《杂志》。
① 裕谦：《裕靖节公遗书》卷四。
②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二十《杂记》。
③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四三七页。
④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二十四，十一年八月。
⑤ 《清实录》乾隆朝，卷二七四，十一年九月。

　　随着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有所增长。因此，除了广大农村中的抗租、抗粮、抢米以及农民起义之外，城市人民的斗争也经常发生，成为整个反封建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城市人民的斗争中，最可瞩目的是苏州一带踹匠和机匠的斗争。苏州一向是棉织和丝织业的中心，在织布的染色工序上，需用众多的匠人，脚踹巨石，将染色布匹整压光洁。踹匠多为精壮的青年工人，生活贫困，身无长物，他们相互团结，富于斗争性。所谓“此匠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乌合，不守本分之辈。因其聚众势合，奸民不一”①，有清一代，苏州踹匠的反抗斗争连续不断。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踹匠领袖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索添工银”②。布商呈请官府弹压，窦桂甫被决杖驱逐。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又有罗贵、张尔惠等“煽惑齐行增价，以致聚众殴抢，复毁官示”，“纠众科?，倡议加价，肆凶打诈”③。清政府出头干预，踹匠被枷责，罗贵等十六人逃走。结案后，七十六家布商将官府的命令刻立石碑，踹布工价，仍定为每匹一分一厘，“永遵成例，毋容增减”，“别有不法棍徒，效尤作奸，亦即指名呈报，立拿解宪，大法惩处施行，断不轻宥”④。一七○○ 年（康熙三十九年）踹匠又发动斗争，起因大约是由于包头（踹布业主）克扣工钱，酿成巨大风波，“流棍之令一出，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变乱之势，比诸昔年尤盛。商民受害，将及一载”⑤。清政府对这场斗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为了防患于未然，对踹匠严加管理，“嗣后在苏踹匠，俱听两县（长洲、吴县）典史协同城守营委员督率包头约束，平日申明条教所开，察其行藏，不许夜行生事，酗酒赌博，及聚众倡□”，包头要负责盘查踹匠来历，设立循环簿，“将踹匠登填籍贯、保引、进坊、出坊。每逢朔望，交与坊长，具结倒换，务必互相稽察，盘查来历。如或妄收匪类，贻祸地方，一家有事，九家连坐”⑥。官府的管束不为不严，但踹匠的斗争仍很活跃。到康熙末年，
仍经常闹事，所谓“日久法弛，奸匠得以逞志。??兼有一班流棍，寄迹寺
院，隐现踹坊，??煽惑众匠，齐行增价，代告扣克，科?讼费，再索酬金，流棍贪婪，作俑倡乱不绝”⑦。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踹匠栾晋公等计划 “放火劫库”，发动抗清起义，事泄未成。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栾晋公之侄栾尔集等“拜把结盟，祀神饮酒”和凌虐工匠的包头钱裕远进行斗争，遭到清政府的镇压。这时，苏州的踹匠已有两万人，清廷视为“藏奸纳污之薮”，为了防止踹匠闹事，再次进行整顿。一七三一年（雍正九年），在踹匠中编立保甲，浙江总督节制江南的李卫奏称“此等踹匠，多系单身乌合，防范宜严，请照保甲之法，设立甲长，与原设坊总互相稽查”⑧。至乾隆年间，物价渐涨，踹匠屡次要求增加工钱，至乾隆四十四年，才争得了“每布一匹，

① 《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二册，八年七月李卫等奏。
②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三十三页《奉督抚各大宪核定踹匠工价给银永遵碑记》。
③ 同上书，第三十四页《苏州府处理踹匠罗贵等聚众行凶肆凶科敛一，案并规定以后踹布工价数目碑》。
④ 同上书，第三十四页《苏州府处理踹匠罗贵等聚众行凶肆凶科敛一，案并规定以后踹布工价数目碑》。
⑤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三十九页《遵奉督抚各宪定例永禁碑记》。
⑦ 同上书，第四十三页《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
⑧ 《皇朝政典类纂》卷三十五《户役六》。

给发工价，连薪菜米加等，总计银一分三厘”⑨。苏州踹匠进行长期的斗争，仅取得这一点具体的成果。苏州丝织业中的机匠也多次聚众“叫歇”，“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惟有不法之徒，不谙工作，为主家所弃，遂怀妒忌之心，倡为帮行名色，挟众叫歇，勒加银□，使机户停织，机匠废业”。清政府在丝织业主的请求下，出而干预，声称“嗣后如有不法棍徒，胆敢挟众叫歇，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审明，应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①。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踹匠和机匠的活动未能有更大的发展，斗争常常以失败告终。但斗争一直在继续，至道光初年，苏州丝织业中“每有匪匠，勒加工价，稍不遂欲，即以停工为挟制，以侵蚀为利薮。甚将付织经纬，私行当押，织下纱匹，卖钱侵用，稍向理论，即倡众歇作，另投别户”②。踹布业中亦有踹匠蒋淋云，“散发传单，勒令各匠停工毁物”③。除了苏州的踹匠、织工以外，北京的铸钱工人也多次进行了斗争。户部和工部的宝泉局、宝源局所属铸钱工厂，工头常常剋扣工资，侵吞料饯，对工人凌虐苛待，“设立刑具、板子、枷号、桚子、皮鞭，如有炉役人等玩法情弊，分别惩处”④。工人们不堪虐待，起而反抗。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宝泉局所属四个工厂的两千多名工人，反对工头剋扣工资，停炉罢工。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工人们“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匠施放鸟枪。事后，乾隆帝还嫌官兵镇压不力，朱批：“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此等刁风，甚属可恶。??着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⑤。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又因炉头独吞增发的料银，引起工人罢工，“户局（指宝泉局）匠役，只于围逼炉头，在大使厅前喧闹；工局（指宝源局）匠役，公然守闭厂门，将司官扣留，尤属目无法纪”①。其他行业中，手工业工人的叫歇斗争，也时常发生，如景德镇的制瓷工人，统治阶级说他们“锱铢必较，睚眦必复。即银色饭食之类，少有龃龉，动即知会同行，罢工罢市，以为挟制。甚至合党成群，恣行抄殴”②。“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哄然停工”③。又如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苏州制纸工人张圣明等“妄思增价，混以坊主折扣平色为辞，纠众停工”④。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苏州制烛工人邵贤昭等，“将浇烛各伙拉出结党，霸停工作，向各店?钱逞凶”⑤。嘉道年间，山

⑨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四十九页《苏州府规定踹匠每布一疋工价连薪菜米加等计银一分三
厘碑记》。
①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六页《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
② 同上书，第十三页《元和县为机匠王南观等借口减轻洋价集众向机工庄上滋闹??碑记》。
③ 同上书，第二一八页《长元吴三县永禁烛匠霸停工作聚众敛钱逞凶滋事碑》。
④ 《铜政便览》卷四《酌定两局画一木牌章程》。
⑤ 《乾隆朱批奏折》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① 《清实录》卷三一九，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② 凌■：《西江视集纪事》卷四《条教》。
③ 凌■：《西江视集纪事》卷四《条教》。
④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六十七页《奉各宪严禁纸作坊工匠把持勒增工价永遵碑》。
⑤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二一八页《长元吴三县永禁烛匠霸停工作聚众敛钱逞凶滋事碑》。

东济宁有六家制烟作坊，“其工人四百余名，好勇斗狠，每为守土者之累”⑥。手工业工人斗争的对手不仅是本行业的工场主、商人，而且有站在工场主、商人背后的强大的封建政府。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封建政府采取最野蛮无情的手段去对付进行反抗的手工业工人，工人们别无其它斗争的手段，而只有依靠自己队伍的团结，而封建政府以及工场主、商人总是千方百计破坏和阻挠工人队伍的团结。手工业工人们已经意识到建立组织的重要性。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苏州踹匠王德等倡议成立踹匠会馆，清朝官吏极力反对，指责王德等“蛊惑众匠，以增添工价为由，包揽告状，肆行科?”， “倘会馆一成，则无籍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⑦。结果，王德等六人被杖责，驱逐回原籍。雍正时，苏州织工“倡为帮行名色，挟众叫歇”。这种“帮行”与“会馆”正是那时手工业工人要求成立的组织，而封建统治者是不会轻易允许工人组织的出现的。又乾隆以后，直到同治、光绪年间，苏州的许多手工业和运输业中有称作“小甲”“行头”者，颇似手工业工人的领袖。据称“苏郡地方，凡有生意行档，动称‘小甲’，从中滋事需索，殊堪发指”，“木行小甲，虽由来已久，??彼系簰夫之头”①。清政府不能容忍“小甲”“行头”的存在，“严饬革除，勒碑永禁”。但实际上，手工业工人的组织要求不可能根本禁绝，故苏州各行业中仍有“小甲”、“行头”，其他地方也有工匠的组织，如“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颇严，凡属徒工，皆有会馆”②。这种“会馆”有点象同乡会，但成员都是徒工，带有行业工人组织的色彩。此外广州的织工，组织“西家行”，以与机户组织的“东家行”相对立。此后，手工业工人仍不断地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设立“会馆”、“公所”，推举“行头”“小甲”，越来越成为他们的迫切要求和斗争目标，这一点延至鸦片战争以后，反映得更加突出了。手工业工人由于切身的利害关系，开始常常把斗争的锋芒对准直接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工场主、商人，但斗争的发展必然会危及封建秩序的安定，因此官府总要出头，站在工场主和商人一边，积极干预，严加镇压，使得工人们的历次斗争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尽管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工场主和商人和封建官府也有矛盾，他们也反对官府的贪污不法、横征暴?，可是工场主和商人们与封建势力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需仰赖官府的鼻息，才能够生存下去。在当时，得不到政府的允准和庇护，个别的工商业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工商业者宁肯忍受官府的勒索，却不甘向工人的要求让步，当他们身后出现了工匠们罢工叫歇的威胁时，就毫不犹豫地投向清政府的怀抱，要求得到援助和庇护。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历史上，很少看到城市工商业者联合手工业工人，一道去反对封建政府的压迫，如同西欧历史上见到的市民阶级发动的那种斗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和特点，决定了城市中等阶层的软弱性和不独立性，始终未能形成可以和封建政权抗衡的力量。尽管城市中手工业工人发动了多次斗争，却非但得不到中等阶层的奥援，两者反而相互敌对，削弱了反封建的力量。因此，城市中的斗争从未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反对封建统治的主要力量源泉仍在辽阔的农村和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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