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要(下册)

第七章 五代十国宋辽金元——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和民族矛盾复发时期

第一节 五代十国 一、五代的更替 后梁、后唐、后晋

　　出现在十世纪前半期的五代十国，是开始于八世纪末的藩镇割据局面的 延续；但从这时起，一个走向统一的趋势也开始出现了。
　　朱温在 907 年篡夺了唐朝的政权，建立了后梁。后梁王朝共有十六年的 寿命。在这十六年中，后梁政府对人民一直是横征暴敛，残酷压榨。
　　朱温也曾不断地南征北战，但征战的目的只在于掠夺。他出兵淮南，进 攻杨行密，从吴的地区掠夺了数以万计的耕牛，又把这些耕牛以苛刻的条件 出租给后梁统治区内的农民，令其按年交纳牛租。当他和李存易争夺深州、 冀州时，竟下令关闭城门，把本地的士兵全部屠杀。这一罪行引起河北地区 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恨。912 年，朱温领兵和李存勗争夺蓨县（今河北省景县）， 蓨县的农民“荷?奋梃”，迎头痛击朱温，使他不得不抛弃了大量的军资器 械，狼狈逃回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
由于后梁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后梁统治区域内的阶级矛盾一直是
很尖锐的。920 年后梁皇亲朱友能做陈州的刺史，“恃戚藩之宠，动多不法”， 陈州的农民便在毋乙和董乙的领导之下起而反抗。起义群众千余人，首先对 附近乡村中的豪强地主给以打击，然后攻打州县城镇。到这年秋季，起义军 控制了陈、颍、蔡三州，并且屡次打败后梁派来镇压的军队。到这年十月， 后梁便出动了全部禁军，并调集了好几个州郡的地方军队，对起义军“合势 追击”，起义军失败了。
后梁在农民起义军的不断打击下，在和李存勗的长期混战中，实力日益
削弱，到 923 年便被李存勗推翻了。
　　在 923 年以前，李存勗已经把华北地区纳入他的统治范围之内。923 年 他到洛阳建立了后唐，把统治范围扩大到后梁统治的全部地区。925 年，后 唐出兵四川，灭掉前蜀，并且打算以“舟师下峡，为平吴策”。但是在灭了 前蜀之后，后唐最高统治集团内沙陀贵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剧烈，平吴的 愿望未能实现。到 936 年，在太原的石敬瑭，以出卖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 民为代价，向契丹请来了援兵，把后唐推翻，建立了后晋。

契丹南侵和后晋人民反契丹的斗争


　　契丹贵族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以后，日益加强对后晋的压迫。石敬瑭死后， 契丹贵族便于 944 年春，从幽州和云中两路南犯。由于在德州、贝州等地遭 到了“乡社兵”的迎头抗击，撤兵而归。
　　946 年九月，契丹贵族再次大举南犯。后晋派去抵御的军队纷纷降敌， 到岁末，契丹便攻陷了后晋的都城开封。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于 947 年春在开 封又举行了一次即位仪式，改契丹国号为辽。辽的统治者对华北和中原人民 进行了残暴的统治和掠夺：一、派兵四出抢掠物资，称为打草谷，开封及其
　　
四周几百里内民间财货和牲畜几被抢劫一空。二、派人在开封及各州县搜括 钱帛，砍伐林木。三、把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州县官吏尽量换用契丹贵族或其 他少数民族中的贵族、或投靠契丹贵族的汉人，让他们到各州县去横征暴敛。 这时，后晋王朝已被推翻，后晋的军队也几乎全部瓦解了；在太原的刘 知远也采取依违观望的态度，不敢抗击契丹军；后晋统治集团当中未被契丹 俘虏去的高级官僚，也纷纷投降契丹。但是各地汉人却群起反对契丹贵族的 统治。他们多者几万人，少者不下千百人，攻克州县城，斩杀契丹统治者新 派的官吏。河南的归德，安徽的毫州，山东半岛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河 北的重要军事城镇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县）和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都 被起义民兵攻占了。另外，河北的定州还有孙方简等领导的起义军，山西、 陕西还有王易、侯章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他们也都给予契丹侵略者以沉重的
打击。
　　在受到起义民兵的强烈打击之后，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便被迫在 947 年三 月从开封撤退，在撤退的途中，耶律德光病死在河北栾县的杀胡林。
　　这次汉人的武装反抗，不但把契丹贵族及其南侵军赶出中原和华北，且 使契丹贵族从此不敢长驱直入到黄河以南，终辽之世，契丹也不敢把首都迁 到燕京。

后汉和后周


　　947 年春，刘知远乘契丹兵马撤退之时，在太原称帝。以后迁都开封， 是为后汉。
刘知远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就死了，其子继位不久，河中、长安、凤翔
三镇连衡抗命。后汉派遣郭威出兵讨伐，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相继平定下去。 此后不久，后汉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将相之间相互为仇，皇帝也因将相 的事权过高，“厌为大臣所制”，而把“总机政”的杨邠、“典宿卫”的史 弘肇、掌财赋的王章一起杀掉，并派人往邺都（即魏州大名府）去谋害郭威， 以致激起郭威叛变。950 年冬，郭威举兵南向，攻入开封，推翻了后汉王朝，
于 951 年正月即位建元，是为后周。
　　在刘知远建立后汉王朝之前，其弟刘崇即与郭威因争权而有隙。到郭威 在后汉政府当权之日，刘崇正做太原留守，他借防备契丹为名，募勇士，缮 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及郭威称帝，刘崇也称帝于太原，占有河东地 区的并、汾、忻、代等十二州之地，是为北汉。
北汉是十国当中唯一的在北方的国家。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


　　十世纪前半期，中原地区的农民一直处在战乱之中，但他们还是在艰难 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在梁末帝和李存勗对垒于河上之日，河南之民虽困 于辇运，仍然不肯流亡①。
　　洛阳及其附近的几个州郡，从九世纪末到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四十 年，都在张全义的统治之下。这一地区，在九世纪后期屡经战乱，“县邑荒 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张全义“率麾下百余人”到那里去 做地方宫，首先在洛阳所属的十八县中招集农户，令其耕种，并于最初几年
　　
内免其租税和关市之征。“刑宽事简，远近归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 这里的农民得到了能够从事生产的条件，“田夫田妇”都“相劝以耕桑为务”。 彼此之间也能够互相帮助：如有某家缺人少牛，不能耕锄，其邻伍便相率助 之。“是以家家有蓄积，水旱无饥民”。后梁政权统治时期，“外则干戈屡 动，内则帑庾多虚”，其军政费用主要就是从这里的农民身上榨取来的②。
　　953 年，后周下令把前此由政府出租给农民的官田，全部拨归耕种的农 民所有，作为他们的永业田。农民们原来所住的庐舍和所使用的牛畜农具， 也全归农民所有。又废除从后梁时沿袭下来的“租牛之课”，减轻农民的负 担。得到土地的农民，都在各自的田地上修造房舍，种植树木，尽可能使地 力得以发挥，因而使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对于佛教 的剃度僧尼加以严格限制，把后周统治区域内的寺院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废为 民居，共达三万三千多所。铜佛像也一律毁掉，改铸为钱。这些措施都是有 利于恢复生产的。

周世宗企图结束割据局面


　　与恢复生产同时，周世宗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作了一番整顿。特别是在 军事方面，他把骄兵悍将们飞扬跋扈的局面基本上扭转过来。接着，他便开 始了“混一”中国的军事行动。
这时后蜀割据四川，并且占据了陇西的秦、凤、阶、成四州，周世宗为
了进取四川，首先把这四州攻克；他又对南唐用兵，取得了淮南、江北的十 四个州；对契丹用兵，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二州。但是周世宗并没 有完成“混一”中国的事业，他在 959 年北伐契丹的战役中得了重病，这年 夏间就病死了。960 年正月初，赵匡胤推翻后周，建立了北宋政权，结束分 裂割据局面的历史任务，便由北宋政府去承担了。

二、南方的九个割据王国 吴和南唐的更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圩田的出现

　　九世纪末，江淮之间先后有高骈部将的厮杀，秦彦、毕师铎和杨行密等 人的相互争战，一连六七年都处在战乱的灾祸当中。战争迫使这里的人民纷 纷向外地逃亡，致使属于这一地区的“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幅员数百里， 人烟断绝”。后来杨行密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吴国，为使这种残破荒凉局面能 得到改善，他不得不把战争停止下来，和相邻的割据势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 系，并且采取一些措施，招回流亡的人民，把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起来。
　　937 年，李昪灭吴，建立了南唐。南唐的统治者，把地盘扩大到江东、 江西、湖北以及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地区。他们仍然继承吴的“与民休息” 的政策，鼓励农民多多垦种，栽桑养蚕。有时还提高农产品和丝织品的价格， 借以刺激生产。农民得到了能够从事生产的最低条件之后，不到十年的工夫， 就使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荒地重新垦辟出来，凡可以种桑的地方也很少再继续 闲废的了。而且，在大江南岸水渠较多之地，农民们还创造了一种圩（围） 田。江东水乡河身较高，田在水下，这里的农民便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筑成 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一圩方圆几十里，象大城一样。沿堤有许多
　　
闸门（斗门），旱则开闸引水入圩，以收灌溉之利，涝则关闭闸门，以避泛 滥之灾。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抗拒自然灾祸的能力，使农产物的收成 能得到较多的保证。

吴越农业的发展


　　浙江流域以至太湖周围的十三州之地，是在吴越控制之下的。唐末农民 大起义时，钱镠在杭州一带组织了地主武装，对起义军进行镇压，到后来， 他便凭借这支力量，在上述地区建立了一个割据王国，叫做吴越。钱镠和他 的继承人都没有过分地加重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也没有发动频繁的战 争，因此，在吴越统治的八十多年中，这一地区的经济比较发展。
　　从浙水两岸到太湖周围，河渠、港汊、湖泊很多，农民尽量地利用了这 些优越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一地区的河流大都修造了堤堰和 闸门，可以用人工控制水流使其蓄泄有时。在遭逢水旱灾害时，就可以得到 适当的调剂。
　　吴越地区的农民也同样修造了很多圩田。吴越的统治者还分拨一部分军 队去屯驻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和苏州等地，称为“营田都”，把政府在这 些地区所控制的水田一律修造了圩岸，从事耕种。
在钱塘江的入海处，两岸的田地经常遭受海潮的冲击，淹没在咸潮中。
那一带的农民，早在五、六世纪时就已修筑了“防海大塘”，但总是随修随 坏，不能持久。到吴越统治时期，他们创造了一种“石囤木桩法”：编竹为 笼，把石头装在笼内，积叠为堤，再于其外打大木桩加以维护，是即“捍海 塘”。
在西湖和太湖，吴越统治者都设有“撩湖军”，经常负责修治和疏浚工
作，这对当地的生产事业也发生了好作用。

前蜀和后蜀


　　九世纪末叶，唐朝委派在四川的几个军人，陈敬瑄、顾彦朗和王建等人， 彼此兼并吞噬，互相火并了好几年。891 年，王建打败了敌对的势力，把四 川的绝大部分地区攫为己有。到朱温杀掉唐昭宣帝而建立了后梁（907 年） 之后，王建也在成都建立了一个割据王国，是为前蜀。
919 年王建死，其子王衍继位。王衍在成都扩建宫苑，土木之功，穷极
奢巧。他自己荒于游宴，而把军国大政委于王宗弼和宋光嗣。这两人都“但 益家财，不恤民事”①。有一个应制科考试的举子，在对策中描述说：“衣
朱紫者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虎狼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②。可见
当时蜀中政治的黑暗。到 925 年，后唐出兵四川，把前蜀灭掉了。 后唐出兵伐蜀，是受到蜀人的欢迎的③。但在灭掉前蜀之后，后唐统治
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便剧烈起来。后唐派去统治四川的孟知祥，利用时机， 在四川逐步发展其势力，到 934 年，又在成都建立了一个割据政权，是为后 蜀。
　　孟知祥称帝仅半年即死去，其子孟昶继位。孟昶统治的初期，以前蜀王 衍的骄奢淫佚为戒，表示要“与民休息”，但到他统治的后期，后蜀政府的 当权者却大都是些贪污腐化的人。例如，宰相李昊“资货巨万，奢侈逾度”；
　　
曾做过三任节度使的李处回，也是家资巨万，其财富能抵到后蜀府库所藏的 三分之二①。
　　在前后蜀相继统治的五十多年内，政府的“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 中原，所以财币充实”。又因四川地区内没有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争，农民 能够致力于生产，地主们得以坐享其成而日益宫庶。地主家庭都相竞移住城 市中，其子弟以至不识稻麦之苗，甚至以为笋芋都是生在林木之上。留在农 村中的地主之家，也都是管弦歌舞，酒筵会聚，昼夜相接。

楚


　　九世纪末在淮南与杨行密争城夺地的孙儒，在宣州城下被杨行密击溃之 后，他的部将刘建锋和马殷率师转入湖南。十世纪初，马殷已攻占潭、澧、 衡、道等二十几州之地。后梁建立之初，封马殷为楚王，从此湖南就出现了 一个独立小王国。
　　马殷感到自身的兵力不够强大，而四周都是敌国，遂极力结中原王朝为 外援，使邻国不敢相犯。他在从湖南到河南的交通要道上的郢、复、襄、唐 等州，都设置邸务，卖茶取利。他不征收商税，借以招徕四方商贾，但在境 内只铸造铅铁钱行用，外地商贩出境不能通用，只有尽数贩运湖南的物产而 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他又奖励民间种桑养 蚕，“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抒大盛。”②
马殷死后，诸子纷争不已，951 年南唐乘机出兵把楚国消灭。不久，楚
的旧将周行逢等人又把南唐的军队赶走，周行逢从此控制了潭、朗、衡、永 等数州之地，并把治所迁往武陵，依然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

闽


　　闽的建立者王潮和王审知兄弟，是河南固始人。他们乘黄巢的起义军把 唐朝在东南诸道的统治力量打垮以后，率兵入闽，占据了泉、汀等五州之地。 唐昭宗任命王潮为福建的节度使。王潮死后，王审知即自称福建留后。后梁 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 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①。福建地区的经
济和文化，在这期间都有所发展。
　　925 年王审知卒，其子延翰、延钧相继立，延钧立未久，即称帝建元， 国号闽。935 年延钧为其子所杀。从此以后，王家子弟内讧不已，945 年为南 唐所灭。
　　闽的旧将留从效驱逐了南唐屯守泉州的军队，占有泉州和漳州，继续在 那里割据称雄。史称“从效起自行阵，知人疾苦”，还说他“常衣布素。涉 猎史传，延纳名士，部内清治”②。留从效在泉漳二州的统治，一直继续到
北宋建国之后。

南平


　　朱温在建立后梁政权时，其势力已扩大到荆州。他于即位之初就派高季 兴去做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到荆州后不久，又占有归、峡二州。后唐初年，
　　
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从此南平也俨然成为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荆、归、峡 三州之地物产不丰，高季兴和他的继承人便对四周称帝的各国“所向称臣， 利其赐予”。当时吴与南唐相继建国于长江下游，控制了江淮间的交通孔道， 南汉、闽、楚诸国对中原政权的进贡和贸易，都要假道荆州，北方商人贩茶 也必须到荆州去趸买。荆州成为当时南北交通的枢纽，而且是最大的茶市。 南平的统治者对于诸国过境的货物时常“邀掠”，“诸道移书诮责，即复还 之，亦无惭色”。因此，诸国都把他们称为“无赖子”①。
南平是十国当中最小最弱的一国。

南汉。南汉统治区域内的农民起义


　　在广东地区，一个因参加镇压唐末农民起义军而起家的军人刘隐，从 905 年以来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割据势力。随后他又把势力范围扩大，包 有潮、容、邕、韶诸州。到 917 年，刘龑（俨）就在这地区建立了南汉国， 并自称皇帝。
　　刘龑和他的继承人都很残暴荒淫，赋敛繁重，政刑苛酷，因而，从十世 纪三十年代之初，在广东的山区和海滨都出现了反抗南汉的武装起义。几年 之后，这些分散的力量集合在博罗县人张遇贤的统一领导之下。张遇贤建号 为“中天八国王”，建元永乐，署置百官，并且出兵攻占了番禺以东的惠州、 潮州以及另外的许多县城。
942 年，起义军转师北进，这时参加起义的群众已达十多万人。在越过
大庾岭后即攻占了虏州（今赣州）的一些属县，屡次打败了南唐屯驻在虔州 的军队。
起义军选择了虔州境内一个险要地方白云洞，在那里建造了宫室、官署
和兵营，并以此为基地向四周发展。南唐政府急忙增调军队到虔州去镇压， 并依靠当地的地主作向导，从白云洞的背后抄袭，又利用起义军内部的叛徒 作内应，943 年十月，张遇贤为南唐的军队俘获，起义军失败了。

第二节 北宋和辽的对峙时期

一、北宋的建立、巩固及其统一 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结束

　　公元 960 年正月，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了兵变，率领 军队回到开封，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北宋。
　　北宋初年，在广州、泉州、成都、常德、江陵、杭州和金陵，都还存在 着一个割据政权，在黄河流域的河东还有一个北汉，而建都在临满府的辽国， 更是在北边的一个劲敌。
　　北宋建国三年之后，就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北宋的战略计划，是 先消灭南方的几个王国，然后转移兵力，北向收复燕云等州。这是因为，北 宋的最高统治集团认为，在建国之初，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战胜强劲的契 丹，只能在北边的国境线上配置一些足资防守的兵力，在那里采取守势；而 南方的几个割据王国，占据的地方大都是物产丰富的地区，广州和泉州更是 当时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这些王国的实力又较薄弱，容易消灭，得到这些 地区之后，宋朝的军政费用便会充裕，到那时才可以去收复燕云。收复燕云， 是宋初最高统治集团北向用兵的终极目标，他们全不存在征服辽国的念头。 乾德元年（963 年），北宋出兵两湖，灭掉荆南和湖南。乾德三年（965 年）又出兵灭后蜀。开宝四年（971 年）灭南汉。开宝八年（975 年）灭南唐。 稍后，又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的钱弘俶和漳泉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 开宝元年（968 年）、二年（969 年）和九年（976 年），北宋都曾出兵 进攻北汉，但这三次都因遇到辽对北汉的援兵，无功而还。到太平兴国四年
（979 年）宋太宗赵光义又亲率大军出击北汉，才把十国中的最后一国征服
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 个是如何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继续出现，另一个是如何 使北宋政权能长期巩固下去，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
为防范藩镇割据局面的再现，北宋政府削减州郡长官的事权，不许他们
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州郡的财权和兵权也都收归中央政府。又规定州 郡长官改由文人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副长官），使其互相牵制。后来 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每路设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等官，统称为监司， 等于是中央政府的特派员，总管所辖州郡的财赋司法等事，也有监察辖境内 州县官吏之权。这样，中央政府对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务，都可以直接行使 权力。
　　北宋建国之后，宋太祖和宰相赵普等人就开始收夺高级将领的兵权，取 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次一级的军官则用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 物充任，且时常加以易置和更调，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借以防范兵 士和将领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军队的驻屯地区也时常更换，名义上是要藉 此使士兵“习勤苦、均劳佚”，实际上是防范军队和某一地方结成不解之缘。
　　
　　北宋政府为了不使宰相的事权太高，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并把晚 唐五代时权宜设置过的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设官员，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 军政大极，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枢密院和中书（即中书门下的简 称）对称“二府”，三司使则号称“计相”，枢密使、三司使的事权是和宰 相不相上下的。枢密使的设置还可以和统兵的高级将领互相牵制：高级将领 虽统领军队，但发号施令之权则归枢密院；枢密院虽有制令之权，但枢密使 并不统领军队。这样就使枢密使或高级将领都没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了。

对农民的防范、束缚和压制


　　北宋初年的最高统治者们认为：“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 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 惧。帝王合当用心于此”①。这里所说容易成为内患的奸邪，当然首先是指
朝廷上的宰辅大臣和握兵权的高级将官而言的，上节所述宋初的各种官僚结 构，其针对对象正在于此。但在此以外还表明了他们对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怀 着深重的恐惧心情。当他们制定对内的政策时，如何防范和束缚农民使其不 能起而反抗，也成为他们着重考虑的一个方面。
北宋沿用开始于唐后期的雇佣兵制度，并希图充分利用这种制度，把破
产的农民收容到军队中去，免得他们铤而走险，武装暴动。凡是发生灾荒的 地方，宋政府就在那里大量招募甚至强制饥民入伍。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 做法就可以把兵和民截然分开，凶荒年份，纵有“叛民”，却不至有叛兵； 如不是凶荒年份而发生了兵变，当地农民也不至相从而起。然而，这样做的 结果，就使得军队的数额不断增涨。北宋初年的军队只有二十万人，到仁宗 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已增加为一百二十五万人了。
在统一南北方的割据政权以后，北宋统治者对于军队的使用、分布和屯
驻，采取了“守内虚外”的原则，在边防地带依然只驻有仅仅可资防守的部 队，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诸州郡的冲要地区，专力镇压各地的农民大众。
除了禁军之外，在每一州县还都有一定数量的厢军和弓手，分设总管、
钤辖、巡检和“捉贼使臣”等职为之统领，专门负责“肃清所部”，亦即完 全是用在对内镇压方面的。而对于采矿和冶铸处所，聚集群众较多的地方， 北宋统治者更加意“警备”，总是选一些最“得力”的人员去担任县尉、巡 检等职务。
从唐代后期以来，各地人民多因宗教信仰、或因生产上和生活上的需要，
相互结合为乡祉。到北宋初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都出现了很多 这样的组织，有的且“设置教头，练习兵仗”。北宋政府对于这类组织，严 厉地加以取缔。它对任何一点星星之火都会发生恐怖之感，唯恐其发展到燎 原的猛烈程度。

二、北宋社会阶级结构。北宋政府的赋役剥削制度 北宋社会阶级结构

　　宋太宗晚年，北宋政府公布的全国民户数是四百一十多万，其后逐年有 所增加，到十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内，已经是一千七百多万户了。
　　
　　北宋政府把全国居民分作主户和客户两类。主户是指占有土地、承担赋 役的户。官户和形势户也都包括在主户里边。客户是指住在农村，不占有土 地，必须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根据北宋政府多次公布的户籍数字平均计算， 客户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另外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则为主户。 宋代地租的交纳有“定额”和“分成”两种办法，比较普遍采用的是分 成租。分成租一般都是“出种与税而后分之”①：佃客自有耕牛的，称作“牛
客”，耕种所得一般是和地主对分；无耕牛而须使用地主的耕牛的，称做“小 客”，一般是要把收获物的六成以上交给地主。
　　就一般的情况说，客户不向政府交纳夏秋二税；但各地区都有不同名称 的人头税，客户中的成年男子却要负担。修治城池、河渠、堤坝等徭役，也 常常直接加派在客户身上。
　　宋政府依资产高下把主户分作五等，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第五等户。依 照北宋中叶河北路安喜县（今定县）的情况说，第五等户约占全部主户的三 分之二左右②。这一等级的民户，绝大多数是占有小块土地而仍然不能自给
的半自耕农，他们还要租种地主的部分土地。他们既须向政府纳税，又须向 地主交租。
　　客户和主户中的第五等户相加，其人口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百分之 八十以上。他们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男子则“寒耕热耘，沾体涂 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妇女则“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寸 寸而成”；然而每到收成时节，“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 机，已非己有”①。所以，他们又是反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
主要力量。
　　就当时北方的一般情况说，主户中的第四等户，每户的家产大约只值四 五十贯上下，全部都应是自耕农民。在北方一个具有一万三千多户的县里， 其第四等户为一千六百户，相当于全部主户的百分之十二左右②。
主户中的第二、三等户，是指占田在三顷以下以至不满一顷的人家，是
当时的中小地主阶层。主户中的第一等户，都是占田在三顷以上以至几十顷 几百顷的人家，是当时的大地主阶层。
北宋中叶，乡村当中的上三等户“乃从来兼并之家”③。当时全国已经
垦种的土地，有百分之七十被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官僚豪绅大地主们所占有
④。


赋税徭役和其他征敛


　　北宋农业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宋初，一般是按照亩输一斗的定额课取 谷物，有的地区（例如江南、福建等地）则沿袭十国分立时的旧制，每亩每 年纳税三斗⑤。后来又改为夏税纳钱，秋税纳米，其每亩所纳钱米之数各地
依然不平衡。 在交纳赋说时，北宋政府还规定有“支移”和“折变”的办法：为了防
御辽和西夏，北宋在北部和西北的边境上屯驻有大量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饷， 因此，规定河北、河东和陕西等路的纳税户都要把秋税谷物送到沿边的城镇 中去，人畜盘费全须自备。这叫做支移。在不把税物支移的地方，纳税户也 要按照税米数量每斗加纳脚钱。北宋政府虽然规定了夏税输钱，秋税输米， 但有时以钱折麦，有时又将麦折钱；有时以钱折绢，有时又将绢折钱。这叫

做折变。经过一再折变的结果，纳税户的负担就加重几倍。例如：陈州地区 的夏税，原是交纳大小麦的，仁宗时忽然改令交纳现钱。当时当地的市价， 每斗小麦为五十文，政府却令每斗折纳现钱一百文，另外还要附加脚钱二十 文，仓耗二十文，共为一百四十文，平白地把纳税户的负担加重了两倍①。
　　两税之外，还有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前者是把五代十国各政权所曾征 收的“身丁钱绢”、“身丁米麦”、“丁口盐钱”、“身丁钱米”之类沿袭 下来而改用的一个总名；后者则是把五代十国征收的皮革、筋角、农具、鞋 钱以及麺引等税目沿袭下来，“以类并合”而成的一个总名也叫做“沿纳”。 这二者，都必须“随同两税输纳”。丁口之赋不分主客户全须交纳，而且也 常常采用“折变”的办法，使得交纳者的负担加重好几倍。
　　还有“和买绢帛”与“和籴粮米”。在实行“和买”、“和籴”之初， 是按地产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与一些价款；到后来，则都是 “宫不给钱而白取之”。更后，又把白取的绢帛或米粟折算为现钱而勒令民 户交纳，变成纳税户的经常负担了。
南宋学者朱熹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②其实，宋朝除把古
代已有的剥削办法尽量沿用外，新添的剥削项目也很不少。 宋代的纳税户还要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也叫做职役）。当时的差
役有以下几种：
衙前——主管运送宫物或看管府库粮仓之类。 里正、户长、乡书手——掌管督催赋税。 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 者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 按照宋政府的规定，主户中的第五等户一律免役，上四等户则量其资产
而分别给以轻重之役：例如，第一等户轮充衙前、里正，第二等户轮充户长
等①。规定虽是如此，但，官绅豪强大地主和僧、道、及第进士及军籍中人
都可免役，真正轮流充任各种差役的，只是那些中级民户。充任衙前的如遇 仓库财物或所押运的财物有伤耗损失，须负责赔偿，故凡轮充此役者大都不 免于倾家荡产的后果。轮充里正的，如遇其乡里中有不能按期交纳或根本无 力交纳赋税的，则须先为垫付或代为交纳，也往往是倾家而不能给。
繁重的税赋和差徭的负担既全部集中在中下等级的纳税户身上，这些民
户为了逃避重负，或则去为商贾僧道，或则流亡佣作，其中的大部分则采用 “诡名寄产”或“诡名子户”的办法，有的把田产的全部或大部诡称献纳于 僧寺、道院，有的则假立契书，诡称典卖于命官形势之家，有的则又诡立好 几个户名，把产业与人丁化整为零。总之，他们用种种办法使自己成为贫下 单丁之户，借以避免纳税和服役。从宋仁宗时起，“诸般侥幸影占门户”和 “诡名寄产、分户匿税”的事便已非常流行。到后来，每一正户之下往往有 十几个子户。到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候，单在无锡县便查出了五千多家“诡名 挟佣”的人家，而长洲县内的户长，为“诡名挟佃”户之加多而赔垫税钱有 到二百余贯的②。其时淮南东西两路共查出不载入簿籍中的“诡名挟佃”户
四十七万六千家①，两路共有八十八县，每县平均也是五千四百多家。


三、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北宋农民对国家负担的课税是相当繁重的，但和晚唐以前按丁口交纳租
庸调相比，计亩纳税的办法总是稍好一些。“杂变之赋”也是极其沉重的， 但名目和数量在大体上已经固定下来，和五代十国期内的随时随地都会增加 无定名无定量的税捐相比，也要轻一些。
　　在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佃户庄客对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 系也相应有所减弱。原来最和农奴身分相近似的僮仆，在北宋的法律上也承 认他们是良人了。宋以前，只有地主能划夺佃户的租佃权，到北宋，法律上 规定佃户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主动地脱离甲地主而去佃种乙地主的土地。 佃客在购买三、五亩土地之后，也可以脱离地主自立户名。
　　上述种种虽不能改变佃农和仆隶所处的类似农奴的地位，但这样的一些 改变，多少改善了佃农和仆隶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产兴趣也因而会有某种 程度的提高。
　　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 脚上的铁铧，在北宋的中原和华北地区都已普遍使用，这说明耕作程序的增 多，也说明农民们更加注意于精耕细作。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已为南方农 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垦辟，又必是使用高转筒车作为引水上山的工 具。湖北鄂州地区的农民还创制了一种秧马，农民们骑在秧马上插秧，可以 减轻弯腰曲背的劳苦，而且可以把工作效率提高很多②。
在北宋王朝完成了统一南北割据政权工作之后，宋太宗曾下诏给江南、
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路州郡的长吏，令其劝民杂植粟、麦、黍、豆， 缺少这类种子的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则令广种杭稻①。这就使南北农
民的生产经验和农作物品种的交流，都得到了方便条件，使农作技术得到改
进和提高。所以，北宋的统一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越南传入中国的占城稻，在北宋以前仅为福建地区的农民所栽种，到
北宋初年，从福建大量传入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了。占城稻的抗旱力强，成
熟较快，这样就使江浙的某些地区有可能一岁收获两次。又因为它“不择地 而生”，使得种稻的土地面积扩大，谷物总产量大增。
长江下游各地，圩田的数量，在北宋时期也大有增加。在北宋中叶，单
是从宣州到池州，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②。当时常用圩田的受害程度作为衡
量水灾轻重的标准，可见其所占比重必已很大。当时江浙地区的稻田，平常 年份的收获，每亩可得二石至三石。
在南方的多山地带，如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农民开山为田：从北宋
初年以来，福建境内的农民“缘山导泉”，在山田里种植水稻。江西的抚州、 袁州等地的农民，也都把岭坂开辟为禾田，层层而上，直达山顶，在那里“山 耕而水莳”③。湖南潭州的农民也大量地垦辟山田“莳禾”。开山为田的结
果，使北宋一代实际垦田的面积大为增加。 茶树的栽培种植，在北宋也有很大发展。当时淮南、江南、荆湖、福建
诸路，都有不少州郡以产茶出名。由这些地区每年输送与北宋政府茶专卖机 构的，共为一千四五百万斤；而淮南的产茶地则是官自置场，督课园户茶民 采制，其岁人数量尚不包括在上举数字之内；川峡路所产的茶，政府虽不许 出境销售，但产量也很多①。


手工业


在北宋，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较前代加多了，矿冶、制瓷、丝织和造纸
等手工业部门的发展都十分显著。 在采矿业中值得首先提出的是煤炭的大量开采。河东境内的居民全部都
用煤炭作燃料②，其地贫民，在北宋前期即多以采煤出卖维持生计③，可知
其用煤为燃料之历史已很久。北宋都城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也 全都用煤炭作燃料④。江西的丰城、萍乡二县山间的煤炭已被开采⑤。河南
鹤壁市发现的北宋晚期的煤矿遗址，竖井矿口的直径达二点五米，深达四十 六米左右，依煤层伸延开掘巷道。其中较长的四条巷道总长达五百余米。并 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地下积水的设备⑥。
　　十一世纪初，河东转运使陈尧佐曾减免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广的冶铁 课数十万⑦，可见这一冶铁作坊规模之大。从其所在地推测，必是以煤为燃
料的。
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过宋代冶铁遗址⑧。
繁昌遗址的炼炉作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块作溶剂。这样的遗址不制 造铁器，是只炼铁块的作坊。
　　用煤冶铁的作坊很多。用煤冶铁，火力强，改进了铁的冶铸技术，提高 了铁的质量，这对于改善农具所起的作用很大。苏轼在徐州西南山中发现了 煤炭，用以冶铁作兵器，“犀利胜常”①。
铁的开采和冶炼，在宋代，有的是由地主豪绅经营，有的则由政府设监
经营。前者役使的大都是所谓“流亡”和“速逃”，后者则是把各地被判决 服重役的“罪犯”发配到监中劳作。商州的一个铸铁监，在宋仁宗时，就有 这样的罪犯两千多人。
丝织的技术水平，在宋代仍以四川地区为最高。来太祖在乾德四年（966
年）曾以平蜀所得锦工二百人置绫锦院于开封。江南的丝织业，从北宋开始 也已逐渐胜过北方。丝织物的花样和品种比前代增加了很多，染色技术的进 步也很大。丝制品制作技术已经提高，特别是刻丝和刺绣，已经达到极其精 致的程度。李鞲（1009—1059）曾描述当时丝织的盛况说：“平原沃土，桑 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萡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 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②这可见，丝织业在当时虽还
是农村的家庭工业，但已不只是为了自给，有些已在从事于商品生产了。在
北宋还出现了一些独立丝织业作坊，叫做机户。机户中的劳动人手大都是一 个家庭中的成员。豪绅地主以及北宋的各级官府，也有设置丝织作坊的，前 者除满足自身的消费外也生产一些商品，后者则完全供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 的消费之用。这两类作坊的劳动力都是雇募来的，官营作坊中的“募工”都 要在手背上刺字③，私营作坊中的募工虽不刺字，其所受封建性束缚也很强
烈。
　　瓷器的制造，在北宋一代，不论在产量或制作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 大的提高。烧造瓷器的窑户，当时已遍布全国各地，各地所造瓷器且都已具 有特点。其中最著名的，有河北的定窑，河南的汝窑，处州的龙泉窑，江西 景德镇瓷窑等。据说设在郑州的柴窑，从五代末年以来就已能够烧制“青如 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精美瓷器①。
　　瓷器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种，远销到日本、朝鲜、南洋诸国、 印度以及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等地。
　　
　　北宋的造纸业和刻版印刷业，在量的方面都有普遍的发展，在技术上也 有很大的提高。当时有很多城市分别采用竹子、大麻、橝、楮和木棉等不同 原料，制造质地不同的纸张。福建的建阳、安徽的徽州、四川的成都以及江 浙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已成为纸的著名产地。当时的一些书画家，有的定制 各种特别精致的纸张和笺札等，有的人定作了印花笺，而且已开始采用两色 套印的办法。
　　北宋的中央政府和某些地方政府都刻印了很多书籍，私人出资刻书的也 很多。开封、成都、婺州、杭州等地是当时刻版印刷业最发达的地方。
　　造船业在北宋也很发达。浙江的明州、温州、台州、婺州，江西的虔州、 吉州，湖南的潭州、鼎州，陕西凤翔的斜谷等地，在当时已都成为造船业的 中心。从北宋初年以来，每年由这些地区为政府制造的漕运官船就有三千多 只②，其所打造的民间自用船只的数目，必然更多。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外
商人所乘用的船只大都是在中国制造的，往来于印度中国之间的更几乎全部 都是中国船只。这种海船的构造，下侧狭尖如刃，便于破浪，抵抗险涛骇浪 的能力也比当时外国船舶为强①。这可见，北宋时中国工人的造船技术，已
经超越当时东西洋其他国家的了。

商业


　　在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北宋的商业也比较前代有了 更大的发展。
作为自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宋时期，南北各地的农村中，已出
现了定期的集市——草市、墟市，或统称为坊场，进行小范围的地区性商业 活动。凡属于米、谷、麦、豆、鸡、鱼、蔬、果、柴、炭、陶瓷用具、竹木 什器、丝、绵、布、帛、衣、鞋、猪、羊、马、牛、驴、骡等等，都在坊场 买卖。苏轼的诗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可见市集已很普遍。北 宋政府已经把从这类坊场中征收的商税，和它从大城市中所收商税列为同等 重要的项目，又可见市集交易在当时各地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在政府的财政 上，都已占有相当的地位。
北宋首都开封城内的街巷当中，随处都有商铺邸店和酒楼饭馆之类，繁
盛的夜市也早已在开封出现。当时的洛阳②、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其情况
也和开封城相仿佛。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城内，坊巷只是住宅区，黄昏后坊 门锁闭，禁止夜行；商店都集中在市里，所有的交易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 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的各大城市中，既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 昼和夜晚的界限。这说明，北宋时期的城市经济，较之唐代已经有了一种突 破性的发展。
　　北宋时期的对外贸易，虽然大多只是取道于海洋，却比较唐的极盛时期 还更繁荣一些。当时从印度支那半岛到南洋群岛以至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国 家，都和宋有贸易关系。遇到这些地方的“蕃商”不来或来得较少时，宋廷 就派遣使臣前去招致。从这些地方进口的东西，是香、药、犀角、象牙、珊 瑚、琥珀、珍珠、翡翠、瑇瑁、玛瑙、水晶、镔铁、蕃布、乌樠、苏木等物， 大多是从自然界采集而来或稍微加工的一些品物；从中国出口的，则是金、 银、铜、铁、铅、锡，乃至铜钱和各种丝织品和瓷器之类，全都是经过人工 冶炼、织造或制作而成的一些品物。从双方交易的物品来看，也可证知当时
　　
中国的物质文明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 城市，在北宋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北宋政府在这些城市都设立了市舶 司，专门管理对于进出口船舶的检查和抽税。市舶司从进出口的船只征收的 税款和实物，也是北宋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宋太宗时，政府府库中已 充满了从海舶抽取来的珍异宝货，便在开封设置榷易署出卖，每岁获利五十 万贯。后来，宋廷更以其中一部分向各地住户派销，换取金帛刍需，资助政 府用度①。


纸币的出现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北宋政府每年所铸钱币的数量虽已较前代 大增，但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宋真宗初年，行使铁钱的四川地区便由 几家豪富地主人家发行了纸币，叫做交子。其后不久，北朱政府收夺了私家 发行纸币之权，由政府在成都设置专局，负责印制和发行纸币的事。此后， 发行数量越来越多，行使纸币的地区也越来越扩大，北宋政府便在开封设置 了交子务，专门负责纸币的发行。

行会


　　北宋时期，大城市当中的商人都按照不同的行业而组成各种行会。政府 则通过行会对商人进行控制和勒索。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说：“市肆谓之 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 卜亦有职医、克择之差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北宋的官吏有很多人是在 暗中出资经营商业的，他们也在暗中对行会加以操纵。所以，北宋的商业行 会是统治阶级中的官绅和豪商大贾们共同组成的。各行业的小商贩们在城市 当中经常遭受到同业行会的欺压，因而也经常与之展开斗争，这也构成北宋 城市当中阶级矛盾的一个侧面。
手工业者的行会，或称为“行”，例如做鞋的称为“双线行”；或称为
“作”，例如“金银镀作”、“油漆作”、“木作”、“腰带作”等。在手 工业者当中，作坊主或店主、工匠和学徒，是三个截然不同的等级，这是封 建等级制在城市手工业中的体现，所以手工业者的行会完全是一种封建性质 的组织。它不同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情况，不是在与封建地主官僚的对抗中 成长起来的，而是自始就处在他们的操纵把持之下的。

四、辽和西夏的政治经济。北宋与辽、与西夏的和战 辽的政治制度

　　阿保机在建立了辽国之后，就使用了从燕蓟地区俘虏去的许多汉族地主 阶级知识分子，如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人，为辽朝制定一些封建的典 章制度。阿保机晚年，灭掉了东北方面的渤海国，耶律德光即位后，又占有 了燕云十六州，这时辽政权已走上封建化的道路。
　　辽的境土内包括了许多民族，这许多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各不相 同，一般说来，可以统括为两类①：一是“耕稼以食，城郭以居”的汉人和
　　
原属于渤海国的一部分人民；二是“渔猎以食，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另外 的许多游牧民族。为了适应这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耶律德光的 统治时期，辽朝便制定了一种“胡”汉分治的制度，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 以汉制待汉人”。其具体办法是：统治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一律用契 丹贵族，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的牙帐之北，称为北面官；凡属于“宫、帐、部 族、属国”和“兵机、武诠、群牧”范围内的政务，都由他们负责。统治汉 人和旧渤海国人的，杂用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牙帐之南， 称为南面官；凡属于“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和“文诠、丁赋之政”， 都由他们负责。
　　辽的地方行政区划，从阿保机时即已开始建置许多州县，后来在设官分 职方面也“大略采用唐制”，分设刺史、县令，也有节度使、观察使、防御 使等等的名号。
　　在辽的地方行政区划中，还有一种“头下军州”。这种州，都是辽的亲 贵、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立有战功的人，以其所分得的或所俘获的人 口而设置的。每个州大致都修建城郭，把所分或所俘人口聚居其中。所俘掠 的汉人和渤海人，大部分都被安排在适于农耕的地区，有技艺的则使其从事 手工业。这些从事农耕的人，一方面要向领有这个“头下军州”的贵族交纳 实物地祖，另外还须向辽政府交纳课税。“头下军州”的官吏，除节度使以 外，都由各该军的贵族委派，州境内的税收，除酒税须交纳给辽政府外，其 余全归于头下军的贵族。
到十世纪末叶以来，在辽的行政上，中央集权的趋势已日益加强，前此
所建置的一些“头下军州”，或因其领主后嗣断绝，或因其领主犯了某种罪 过，已逐渐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了。

辽的社会经济


　　辽的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林西林东之间）周围地区，“地沃宜 种植，水草便畜牧”①，阿保机把首都建置在这里，这种经济条件是一个重
要的因素。阿保机在建立辽国的前后，也把其“南攻燕、蓟所俘人户”分散
安置在潢水以北适合农耕的地方。攻下扶余以后，又把扶余的农民迁徒到临 潢府以西的定霸县，“与汉人杂居，分地耕种”。这就不但使这一地区的农 业劳动力日益加多，而且使汉族人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也流传到那 里，对于这一地区的开发和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辽对所俘获的具有手工业技术的汉人，从阿保机时起，即尽量把他们安 置在临演府城内和述律后所领头下军州中。到燕云十六州归辽之后，“并汾 幽冀之人”被安置在临潢府的更加多，在临潢府城内，布帛绫锦等类的作坊 也出现了①。
　　临潢府的南城叫做汉城，那里有店铺、街市，是商贩聚居之地。到这个 首都来进行商贩的回鹘人很多，汉城里有一个回鹘营作为他们聚居之地②。
　　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的府城，是辽圣宗时从燕、蓟 选拔了一批“良工”去修建的。中京道灵河（今大凌河）流域的一些州县， 地生桑麻，辽朝前期的几个皇帝便都把“俘户”中的一些善于织絍的人安置 在这里。河北的定州在唐代就是出产丝绸最多的地方，辽世宗时就把从定州 俘掠的一些民户集中安置在灵河流域，并建立弘政县（今辽宁义县境内）以
　　
居之。从此以后，“工织絍，多技巧”，便成为弘政县以及与之相邻的白川 州（今辽宁朝阳县境内）的居民的特点。沿灵河一带的居民，只向辽政府输 纳蚕丝或绢帛，而不交纳谷物，当时叫做“丝蚕户”③。辽朝每当派遣使臣
往北来去拜年庆寿或作别种交际时，多用白川州的绢帛作为赠送宋朝的礼物
④，可见其地所产绢帛质量必较高。
　　中京道的泽州（长城喜峰口外）有银冶，柳河（令河北伊逊河）西北有 铁冶。山区中林木繁茂，近山居民多以烧炭为业⑤。
　　辽的东京辽阳府所属各州县，大部分是渤海国的故地，那里“地衍、土 沃”，适于农耕，且有“木铁鱼盐之利”。辽灭渤海之后不久，便把渤海京 城附近的遗民大量迁移到辽阳府境内①。这一措施，一方面是为了分化渤海
遗民，便于进行统治，另一方面也是要使辽阳地区的农田能得到更多的人去 垦种，其“木铁鱼盐之利”能得到更多的人去开采。十世纪中叶的辽海地区， “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②，其富庶已不下于燕云十六州了。辽圣宗时，
燕京地区有一次连年饥荒，辽廷的臣僚有人建议，应当“造船，募民谙习海 事者，漕运辽东粟以振燕”③。这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却反映出辽海地区农
业生产的富足情况。 辽的东北边境谐里河（令海拉尔河）流域，从耶律德光时就已开始经营
农业。耶律德光把这一地区分赐给南北院中的契丹贵族，令其前往垦种。其
北部边境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流域，则是辽朝为了抵御“西善”而置戍屯 田的地方。辽道宗初年（十一世纪中叶），胪朐河流域的农业已经发展得很 好，在其附近的一个边防城镇州④积谷达数十万斛，每斗谷只值数钱⑤。


北宋与辽的和战


　　宋太祖夺取了政权之后，先向南方用兵，而在北边，则只在瀛州（今河 间）、常山（今正定）、易州（今易县）、棣州（今山东惠民）等重要军事 据点配置重兵，从事防御。宋太祖还特地设置了一个“封桩库”，贮积金帛， 准备作为赎取燕云的费用，辽如不允赎取，就把这些金帛用作攻取燕云的兵 费⑥。但在十国割据局面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宋太祖便于 976 年死在斧声烛
影之下了。
　　辽穆宗（951—968 年）是一个昏庸残暴的国王。他“畋猎无厌，嗜杀不 已”①，对于国家的军政大事不甚理会。他在位时，契丹贵族不断发生内讧，
在辽统治下的黄室韦和乌古等部族，也不断发生反抗的事，而且，这种情况
一直继续到辽景宗时（969—982 年）。所以，当北宋对辽采取守势的期间， 辽国除曾几次出兵援助北汉外，对北宋也没有发动过军事攻势。
　　979 年宋灭北汉，割据局面结束，宋太宗乘胜移师河北。幽州外围的易、 涿、顺、蓟诸州都望风归附。六月下旬，宋太宗亲自指挥围攻幽州城的战役， 十五日不能下。其后辽的援兵大至，横击宋兵于高粱河上，宋兵大败。
　　982 年，辽圣宗继位，年方十二，母萧太后当政，宠臣韩德让（改名耶 律隆运）握太权。宋太宗认为辽国“主幼国疑”，正是可乘之机，986 年又 分三路出兵：以曹彬、米信为一路，率师出雄州，田重进率师由定州出飞狐； 潘美和杨继业率师出雁门。宋太宗制定的作战计划，是用河北的两路军队把 辽的大军牵制在幽州，使其不能兼顾右翼，潘、杨所领的一路兵便可以出雁 门攻取云州，然后再从那里东进而与河北的两路宋军会师，夹攻幽州。但辽
　　
方在应战之初就已变被动为主动。萧太后和辽圣宗都亲到幽州，把主力也集 中在这一路，大破曹彬军于涿州西南的岐沟关，并使田重进的一路也随之溃 退。此后辽军即集中力量迎击潘美和杨继业的军队。宋廷急诏西路军队撤退， 并令杨继业负责迁徙云、朔、寰、应四州人民于内地。而潘美和监军王侁却 又逼迫杨继业去进攻朔州，杨继业率军至朔州南，为辽的伏兵邀击，被俘不 屈，绝食而死。
　　宋朝两次发动攻势都遭到失败，便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 北平原上与辽方相持。宋人把河北中部的一些河道加以疏浚、沟通，使西起 保州（今保定）西北、东达泥姑海口（今塘沽附近）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 布塘泺，筑堤储水，借以遏制辽的兵马。
　　在宋朝改采守势之后，辽国对宋却又采取攻势了。1004 年萧太后、辽圣 宗领兵大举南侵。宋朝大臣多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以避其锋，只有寇准等少 数人力主抵抗，且力主宋真宗亲往前线督师，以振士气。宋廷遂把抗辽战争 的军事部署全交寇准负责，宋真宗也与寇准等人同到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 前线去了。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历次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延昭和 杨嗣等人①。杨延昭这时也上疏给宋真宗，主张乘辽国以大兵南下之际，袭
取幽、易诸州，然而未被采纳。 宋真宗对于这次抗辽战争的信心是不够的。契丹贵族则因有辽太宗在
947 年南侵失败的经验教训，知道汉族人民不易制服，因而这次南侵，其目
的只是想进行一次物资掠夺和政治讹诈。辽军刚到澶州境内，大将萧挞览即 中宋军伏弩而死，辽军士气大挫。因此，在宋真宗抵达澶州之初，双方的议 和活动就开始了。宋真宗只希望辽军能尽快撤退，遂应允每年向辽方输纳银 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这就是所谓澶渊之盟。

西夏的建立

②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原住在今四川省西部边境内外。由于受到吐蕃的
侵逼，在八九世纪内就逐渐向今甘肃省东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陕西北部 一带移徒。移到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境）的部落是拓跋氏。当黄巢在长安建 立了政权的时候，这个部落在其首长拓跋思恭的率领下，曾参加了唐朝围攻 农民起义军的战役。拓跋思恭因此受到唐朝的赐姓和夏国公的封号。这一支 党项人从此就据有河套以南的五州之地。直到北宋初年，这一情况并无改变。 宋太宗即位后，令其首领挚家入朝，企图消灭这一割据势力，这种做法 没有成功，而党项首领李继迁却从此长时期与北宋为敌，并结辽国为外援。 辽国这时也愿和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以共困北宋，遂以契丹贵族女与李继迁结 亲，并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十一世纪初，李继迁攻占灵州（今灵武），并 建都其地。灵州是北宋控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枢纽，也是北宋购买西北边
区马匹所必经之地，它的失陷，对宋的影响是很大的。 党项贵族所控制的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汉人和党项人。在党项族各
部落移居这一地区为时已久之后，由于汉化程度的不同，也逐渐有了熟户与 生户之分，各部落间也常互相攻打。到十一世纪初，基本上都归附在李继迁 的统属之下，其时党项人已有数十万帐（家）。
　　这时候，河西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吐蕃族六谷部所占据，甘州（今 甘肃张掖）是回鹘族的一支所占据。宋廷在失掉灵州之后，便想与此两族首
　　
领连结，共同对付西夏。但到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这两地先 后被西夏攻占。这时西夏的首都也从灵州迁到黄河西岸的兴州（今银川市） 去了。
　　1032 年，西夏国王元昊继位，继续向河西用兵，先后占领瓜州（今甘肃 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从此西夏国境“东尽 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 在东西北三方面都不存在太大的军事威胁，于是专力对北宋采取军事攻势。 元昊仿效北宋政府的组织，建立了一整套官制、兵制，制定了官民的服 式，立十二监军司，制定西夏文字，建立年号，更定礼乐，到 1038 年十月，
便改称皇帝，正式定国号为大夏，表示与北宋完全处于对等地位。 西夏境土，共包括二十二州。居民除汉人和党项人外，还有吐蕃人、回
鹘人、塔塔人等等。当元昊建立官制时候，凡属左右侍从一类的，都由党项 贵族中选用；凡是仿宋官制而设置的，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以下， 则参用汉人。
　　党项族、吐蕃族和回鹘族中的各部落人民，主要都从事游牧，汉人则是 农业居民。在河西和河外的十三个州以及黄河东岸的灵州，都是“地饶五谷， 尤宜稻麦”。甘州和凉州两地，水草丰美，极有利于畜牧经济的发展。两地 小河较多，也富有灌溉之利。很早以前，灵州的官民就“支引黄河”修建了 “唐来”、“汉源”诸渠。它们加强了抗旱和防涝的能力，虽不能象《宋史·夏 国传》所说，已使这一地区“岁无旱涝之虞”，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却确 实是极有利的。
在今陕西北部以至陕宁交界处的银、夏、宥、绥等州，土地是比较瘠薄
的，且间有沙漠地带，不适于农耕，但山丘林木，对于畜牧则很合适。盐州
（今盐池县）境内的乌池和白池所产的青白盐，色味俱佳，物美价廉，因得 广泛销售于关陇各地，并从那里换取谷物，以补诸州境内居民食粮之不足。 夏州境内多山，元昊在称帝之后，即于州东设置了一个“铁冶务”，制 造甲胄兵器。从榆林窟壁画中的锻铁图来看，当时锻铁已采用了比较进步的 竖式风箱的设备。而其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
①。


北宋与西夏的和战


　　自李继迁率领党项族的拓跋等部公开与北宋为敌之后，宋太宗屡次调兵 遣将，想用武力把他制服，但因李继迁经常出入侵扰的几个州，都在西北边 陲，山路险狭，并间有沙碛，北宋的行军转饷都很困难，故常因此而致失利。 至道二年（996 年）春，北宋派军队护送粮草共四十万石、束赴灵州，在州 南浦洛河上为李继迁的伏兵截击，粮草全部被夺。这年八月，在宋太宗亲自 部署下，由李继隆统五路兵去解灵州之围，诸路兵的进程参差不齐，有的“失 期不至”，接战之后，双方互有胜负，最后战于乌白池，李继迁被北宋军队 打败，才撤离了灵州。宋廷在采取军事解决办法的同时，还采取了经济封锁 的办法。从淳化四年（993 年）开始，禁止把青白盐输入关陕地区销售。这 一办法没有收到宋廷所希望的效果，反而使沿边倚靠贩卖青白盐为生的大量 熟户“无以资生”，被迫投到李继迁的军队中去了。①
德明继位为夏国王时，宋夏鏖兵已经二十年了，这时西夏正要集中全力

攻取河西州郡，所以改变策略，与北宋修好，要求宋廷承认其在西北诸州郡 的统治权，按年给予一定数量的物资，取消青白盐的禁令，并开设互市榷场。 宋廷应允了这些要求，于景德三年（1006 年）册封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予 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在陕西的保安军（今延安境内）设置榷场，“以 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 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 毛。非宫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到宋仁宗即位后， 又于宋夏交界处增设了三个榷场，榷场以外，民间贸易也很频繁，出现了“商 贩如织”②的情况。
　　德明死，子元昊立。元昊“性雄毅，多大略”，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 当他继位时，河西地区已全部并入西夏的领土之内，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的 实力都已较前雄厚得多，因此，他撕毁了已经维持了将近三十年的宋夏和约， 积极谋划对北宋进行军事侵犯。宋廷也停止了按年给予西夏的银绢和钱币， 停止了沿边榷场的互市，双方民间的商贩往来也从此中断。
　　在康定元年和庆历元、二年内（1040—1042 年），西夏每一年对北宋都 发动一两次大规模的军事侵犯，常常把宋军打得大败，宋的主将刘平、石元 孙为夏人所俘，葛怀敏则死在阵上，每次被夏人所俘或死在战场上的士卒都 在万人上下。官私庐舍被西夏军队焚毁，人民和牲畜被西夏军队屠掠的，不 计其数。
自元昊启兵衅以来，北宋调集到西北边境上的禁军已及二十万人，所调
西北各州郡的乡兵和厢兵总计也不下此数。因此，在历次战役中虽都败于西 夏，而每一次却都能迫使西夏军队不得不撤退。西夏虽然打了胜仗，并得不 到实际的胜利果实。和过去依照和约和通过榷场互市从北宋方面所取得的物 资相较，实在是得不偿失。而且，由于民间贸易的中断，西夏人民生活所必 需的茶和布都很缺乏，他们遂厌恶战争，希望恢复和平互市。再加辽国在辽 夏接境处修治城堡，调集军队，有进攻西夏的模样。因此，元昊在庆历四年
（1044 年）又表示愿与北宋重订和议。双方于当年议定：西夏取消帝号，仍
由宋册封为夏国王，宋廷每年在各种名义下给与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 茶三万斤，重开沿边榷场市易，恢复民间商贩的往来。继续了七年之久的宋 夏战争，到此宣告结束。

五、北宋前期、中期的阶级矛盾和农民起义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根据北宋前期的记载，四川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特别严重，客户的数目 高达全境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上千家的“旁 户”（佃客）。地主对待旁户，几乎是和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的。地主每年 应向政府交纳的课税，都直接由旁户负担①。
　　北宋政府灭后蜀之后，对于四川农民的这种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还 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它在成都设置博买务，迫令当地居民按期织作一些冰 纨、绮绣等类的精美丝织品，并严禁百姓、商人在市场上对这类东西进行买 卖。到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年）春，广大旁户就在王小波的领导之下，在 眉州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
　　
王小波向农民宣告：“吾疾贪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①这个口号反映
了农民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响应，在 起义后十天左右，参加的群众就达好几万人。攻占彭山县后，起义军把贪污 害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县署所存金帛散发给群众。这些措施更受到贫 苦农民的拥护，起义的队伍更加壮大起来了。
　　王小波在作战中受伤死亡，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导人。李顺继续贯彻均 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首先召集当地的“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 有财产，计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②。
　　在起义的第二年春，起义军攻克成都，李顺即位称王，国号大蜀，年号 应运。参加起义的农民都在面部刺上“应运雄军”四个字。这时，起义军所 向州县，都“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③。北起绵州，南到巫峡，
其间绝大部分的郡县都已入于起义军的掌握之中。 宋廷听到起义军攻占成都之后，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从
长江和剑阁向四川进发。起义军想在宋军未到之前先把剑门夺取到手，把宋 军阻截在这一险要关口之外。然而攻夺战竟没有成功，在这一战争中起义军 伤亡极重。北宋政府军遂得长驱入川。其后，李顺又调动二十万起义军围攻 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宋军相持了两个多月，后来因为受到宋军的夹击， 遭到失败，撤回成都。
从剑阁攻入四川的宋军，在 994 年五月围攻成都，起义军进行了英勇的
抵抗，十多万人大部分壮烈牺牲，成都终于落入宋军手中。 这次的起义虽然失败，但是，成都的博买务从此取消了，这说明北宋的
统治者受到了起义军的沉重打击；旁户这一称呼从此也永不出现了，这又说
明在四川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上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中叶的阶级矛盾和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北宋初，土地侵占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太宗时，土地占有的情况是 “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①。仁宗初年，更发展到“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
能止”②的地步了。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
程。
　　北宋政府用恩荫和科举这两种办法，随时扩大它的内外官员的额数，它 的雇佣兵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官俸和粮饷，随之而都成为一项庞大财政开 支。在和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后，每年又须向辽国交纳银十万两、绢二十 万匹的所谓岁币。到十一世纪三十年代之末，为了抵御西夏的军事侵犯，调 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北宋政府每年从陕西地区征取的钱、 帛、粮、草总数，前此本为一千九百七十八万，而用兵以来，就增加到三千 三百九十万，比原数增多了十分之七左右③。其他各路也都有增加。
　　宋夏战争停止之后，加敛的数字未再减少。正当西夏犯边的时候，辽国 又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增为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即较澶渊盟 约所定数目增加了三分之二。北宋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课税的收入，主要是依 靠加重按地亩征取的农业税，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 既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便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 上。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
　　
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出放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农民 阶级对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宋仁宗初年（十一世 纪的二十年代）开始，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不断在各地爆发了。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 年），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都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声势较盛的是王伦领 导的起义和张海、郭貌山领导的起义。
　　王伦本是京东路沂州地方“捉贼虎翼军”中的一个士兵，他在庆历三年 五月杀死巡检使朱进，发动兵变①，当地的很多“平民”都参加到这支队伍
中去。王伦率领这支队伍由沂密两州向南移动，一度攻占了海州、扬州、泗 州、楚州等地。王伦身着黄衫，“署置官吏”，建立年号。到这年七月，北 宋政府以数路兵力对王伦进行围攻，在历阳（安徽和县）把王伦的军队打败， 王伦被俘牺牲。
　　庆历三年，陕西地区遭逢饥荒，这年八月，饥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貌 山、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他们以商州为起点，环绕虢州卢氏以东和洛阳 长水以西，后来更向南发展到襄、邓、荆南，活动于纵横千余里的地方。驻 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的官军，在张海率众到达那里之后，也因受到起 义群众的影响而哗变了。起义军攻破州县，总是打开府库，分散财帛给贫民， 并斩杀贪官污吏和最凶恶的地主。
这支起义军的活动，使得北宋统治集团极为惊惶。他们以为“天下之忧
恐自此始”，于是调集了上万的禁军“追剿”这支起义军，在接战后却被起 义军打得损兵折将，溃不成军。宋廷后来又“特立赏格”，招募“敢死士”， 进行残酷的镇压。到这年年底，张海等人在作战中牺牲，大部分起义群众则 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去活动。
湖南桂阳监境内的瑶族人民，在庆历三年也起来反抗北宋的统治。
　　从湖南衡州的常宁县起，绵亘于桂阳监和郴、连、贺、韶四州之境的山 岳地带，是当时“蛮”、瑶等族的聚居之地①。“蛮”瑶族的人民每年向北
宋政府输纳皮、粟，并不交纳两税，然而山区不产盐，须向政府的专卖机构
购买海盐。他们嫌官盐价贵，便成群结伙到岭南去贩运私盐，因此时常和驻 屯当地的官军发生冲突。到庆历三年，有五千“蛮”瑶族人民，在盘知谅（本 桂阳盐民，庆历初年为蛮所掳）②、唐和等人的率领下，从桂阳监蓝山县的
华阴峒出发，开始了反抗宋政府的斗争，杀掉了北宋政府派驻当地的巡检和
都监。北宋政府调集了大量军队到湖南去镇压，并定出了“捕杀赏格”：“杀 一人头，赏钱十千”。军队贪赏，对当地居民展开了血腥的屠杀，这又把常 宁全县及其附近的居民全部逼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
　　桂阳、衡、永地区少数民族反抗北宋政府的斗争，一直持续了五年之久。 到庆历七年，宋政府知道单凭武力“征剿”是不可能把斗争镇压下去的，便 采用了“安抚”的办法，派遣官员到山区里去宣布“安抚”的条款，盘知谅、 唐和等人接受了这些条款，这一场斗争才宣告结束。
　　庆历四年（1044 年），河北保州（今保定）缘边都巡检司的军队，因为 出巡的钱粮虞赐被取消而“据城以叛”。到庆历七年（1047 年）冬天，河北 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驻军中的一个士兵王则也发动了兵变，并且通过弥 勒教的关系，和山东德（今德州）、齐（今济南）诸州的驻军也有联系。宋 廷调集了数路的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到贝州主持围攻，经过了三个 多月，才把这一事变镇压下去。
　　
　　爆发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的这许多次武装斗争事件，虽然并不都是农民的 起义，然而，就连保州和贝州的兵变，也反映出北宋雇佣军中下层士兵与北 宋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通过这许多次事变，使得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认识 到，他们已经处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之中，因而想找出缓和阶级矛盾的对策来 挽救这一危机。庆历年间范仲淹的改革，和后来王安石的变法，就都是这一 时期阶级斗争的副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