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中国大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次大革命是辛亥革 命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奏，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 的关键转折，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留下的经验教训对其后的革命斗争起 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习大革命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国 革命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优良革命 传统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都是必要的。在高等学校历史专业开设中国大革 命史专题课，对于加强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写的高等学校历史专业专题课教材，适 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可作中共党史系、政治教育系和政治学系开设中国 大革命史课程的教材，还可供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学生和干部 阅读和参考。
　　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 则，力图实事求是地记述大革命的全过程，阐明其规律性，总结其经验教训。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吸收了近几年来史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利用了《中 国大革命史（1924～1927）》（上、下册）〔主编王宗华，副主编马菊英、 顾群、曾宪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9 月出版）〕一书的研究成果，在此谨 向有关编者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山大学教务处和中大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
谢！
　　本书由武汉大学王宗华、张光宇、陈宁生，中山大学马菊英、黄萼辉、 祁汉斋、夏炳才、甄欣、王付昌和湖南师范大学范忠程分工编写，由王宗华、 马菊英修改定稿。由于水平所限，难免有错漏和不当之处，希专家和读者批 评指正。

编者
1992 年 10 月

中国大革命史纲

第一章 大革命的酝酿
第一节 大革命前的国内国际状况 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重新加紧，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转入萧条，
农村经济破产
1.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由繁荣转入萧条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 障碍。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一些便利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促 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欧洲各国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于战争的影响，他们 甚至还要向中国进口大量面粉和一些民用工业品。1915 年中国人民为反对日 本强迫中国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二十一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抵制日 货运动。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更把抵制日货的斗争推上了最高峰。这 几年时间，成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从 1912 年民国成立到 1920 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主要情况如下表：


行业

项目

1912

1920 年 发 展 速
度
1912=10
0 年平均 增
长率％ 棉纱 棉纱产量指数 100.0 422.4 422.0 17.4 面粉 面粉产量指数 100.0 516.9 516.0 22.8 缫丝 厂丝出口量（担） 57157.0 77855.0 131.6 3.5 卷烟 资本额（万元） 137.8 168.0 1220.0 36.7 火柴 资本额（万元） 294.2 745.9 253.6 12.3 电力 发电容量（千瓦） 12013.0 20602.0 246.4 11.9 水泥 启新厂产量（吨） 59405.0 119741.0 184.7 8.0 矿冶 生 产 指 数
（ 1913=100 ） 79.1 158.0 199.7 9.0



引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见《中华学术论文集》中
华书局 1981 年版。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重点主要是轻工业。重工
业虽然也有一些发展，但远不如轻工业，而且绝大部分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 中。
　　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卷土重来。他们在“回到 市场”的口号下大幅度地增加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1919 年以后， 中国进口贸易总值激增，加以 1913 年为 100，则 1919 年为 113.6，1920 年
为 133.7，1921 年为 158.9，1922 年为 165.8，1923 年为 162，1924 年增至
178.6。为了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把战前已在中国设立 的许多垄断公司扩充，增设分公司，进一步控制中国市场。1921 年以后，英、 美、日三国在中国展开了剧烈的投资竞争，他们通过增设工厂、开办银行及 “中外合办”企业等形式加强控制中国的产业资本和金融事业，使中国的金

融和产业变成其附属品。 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猛烈冲击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转入萧
条。
首先是一些商品失去了国际上的市场。例如上海福新面粉厂的产品
1915～1921 年间远销西欧，1921 年英国经济恢复后即借口福新面粉掺有杂质 禁止输入。1922 年以后欧美列强各国的面粉大量输入中国，国产面粉由出超 转为入超。
　　其次是民族工业在国内同帝国主义的廉价商品竞争中亦处于劣势，因而 利润缩减甚至亏本，一些工厂被迫停工减产以至倒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的建厂高潮至此转为低潮。1920 年新建工厂还有 70 个，1922 年降为 46 个，
1923 年猛降为 14 个，1924 年只有 11 个。中国民族工业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便 转入萧条。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扩大了，经济力量 也增长了。而战后帝国主义的重新加紧经济侵略，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 到更大的阻碍，这就促使力量增长了的民族资产阶级增强了其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积极性。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更迅速的成长壮大起来。到 1919 年，中国产业 工人已有 261 万人。①其中半数集中在工厂、矿山，而且在地域上大多数集
中在江苏、浙江、广东和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因此，他们在
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小，但易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 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 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在党的领导下，1922 年掀起了罢工运动的高潮。
2.农村经济破产
　　辛亥革命没有触动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集中的现象仍在发 展。佃户比重不断扩大，自耕农日益减少。如江苏省昆山县 1905 年佃农占农 户总数 57.4％，1914 年上升为 71.7％，1924 年则升至 77.6％，南通县 1905 年自耕农占农户总数 20.2％，1924 年下降为 13％。
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军阀官僚拥有大量土地。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河南
彰德（今安阳）、汲县、辉县等地占有土地约 400 顷。北洋军阀段祺瑞、冯 国璋、徐世昌以及地方军阀张敬尧、李厚基等占有土地都在数万亩以上，黑 龙江省军阀吴俊升“攫取土地几遍全省。”①
与军阔官僚疯狂兼并土地的同时，商人、高利贷者以及外国商人也大量
购买土地。例如：英美烟草公司在 1914～1915 年间，在河南许昌西门外用“半 霸占、半收买”的手段攫取了数百亩土地。②帝国主义用各种手段占有农田、
榨取地租已成为普遍现象。 在军阀、官僚、地主、中外商人和高利贷者掠夺下的中国农村，其经济
形式仍以小农经济为主，实物地租仍占主导地位。地租不断增加，小农日益 陷入困境，高利贷者接踵而至，把小农迫上了破产的道路。如江苏南通县，
1920 年谷价比 1905 年上涨 2.72 倍，而钱租竟涨至 3.46 倍。在松花江流域， 高利贷的利率月息从 1909 年的 1％上升至 1922 年的 3％，最高的达 6％。湖 南桃源县甚至有每月一对本的高利贷，借洋 1 元，1 个月期满，即须还 2 元。 农民遭受极其凶残的剥削。
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缓慢发展的影响下，中国

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但是产品的逐步商品化，并未给中国农 村经济开辟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中外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不是把从 农民身上榨取的利润投入农村以发展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农业，而是通过土地 兼并和商业垄断，对小农进行日益严重的榨取，使整个农村经济处于停滞、 下降的状态。据统计：加以 1914 年全国耕地面积指数为 100，则 1915 年为
91，1918 年降至 83。全国荒地面积指数如以 1914 年为 100，则 1915 年上升
为 113，1918 年达 237。①
　　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各地农 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
二、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
　　自袁世凯窃国后，民国已徒有其名，体现民主政体的《临时约法》、国 会以至大总统职位全都成了北洋军阀手中的工具，任由他们随意篡改或废 黜、更换。1916 年 6 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病死，北洋军阀随即分裂为以段祺 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大派别，加上投靠袁世凯逐渐发展壮 大起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形成了北洋军阀的三大势力。袁世凯死后，黎元 洪虽以副总统名义接任了民国大总统职务，实际上皖系头子段祺瑞以国务总 理兼陆军总长的身份控制了中央政权。安徽、山东、浙江、福建、陕西、甘 肃等省属皖系势力直接掌握。直系军阀主要占据着江苏、江西、湖北等省， 拥有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在中央政权中亦有相当势力。奉系张作霖加紧在 东北扩张，不久便控制了东北三省。
皖、直、奉军阀为寻找国外支柱，都同帝国主义有勾结，皖系得到日本
的支持，直系则与美国亲近，奉系地处东北，同日本也有密切关系。 盘据各省的地方军阀主要有山西的阎锡山（晋系）、广西的陆荣廷（桂
系）、云南的唐继尧（滇系）、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湘系）、广东的陈
炯明（粤系）、四川的熊克武、刘存厚、刘湘（川系）等，其他各省或地区 还有数不清的地方军阀。他们各自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从此，北洋军阀三大势力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厮杀，地方军阀为扩大或保
存地盘而火拼，整个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之中。
　　1916 年 6 月至 1920 年 7 月，是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的时期。1917 年 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张势力，在日本怂恿下决定参加对德奥的战争，以此为 借口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举借款，名为编练“参战军”，实则扩大皖 系军事力量。此后皖系势力日益骄横，直皖矛盾日益加剧。1919 年冯国璋病 死，直系主将曹锟、吴佩孚联络奉系及西南各省军阀建立反皖联盟。1920 年
7 月终于爆发了直皖战争，双方各投入兵力达 10 万人，在京畿一带及天津附 近展开激战，结果皖系失败。7 月 19 日，段祺瑞通电辞职，北京政权主要落 入直系军阀手中，奉系作为同盟者也参与了掌握北京政权。
皖系失败后，直奉两系的矛盾逐渐尖锐化，经过一系列的明争暗斗，至
1922 年 4 月 29 日终于爆发战争，双方分别在马厂、固安、长辛店等地激战， 互有胜负。5 月 3 日，直军迂回敌后，使奉军腹背受敌，处于不利态势。5 日，奉军第 16 师倒戈，奉军失败。6 月双方议和，奉军撤回关外，第一次直 奉战争结束。直系军阀完全控制了北京政权。
　　此后，直系进一步向美国靠拢。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2 年到 1924 年， 美国供给吴佩孚的军火价值 328 万美元，又通过军火商人卖给吴佩孚步枪 1 万枝，子弹 200 万发，机关枪 250 挺，美国还帮助吴佩孚培训了飞行员和修
　　
建飞行机械厂。 在美国大力支持下，吴佩孚继续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消灭各
地军阀。面对直系的威胁，各省军阀则加紧进行“联省自治”以自保。 为了直接把政权掌握在手上，1923 年 10 月，曹锟表演了一幕贿选总统
的丑剧。曹锟先以每张选票 5000 元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选举之日，又以军 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曹锟为大总统。
曹锟贿选的丑闻引起举国震怒和唾弃。直系军阀由此更加声名狼藉。 在直皖、直奉大战的同时，各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也此伏彼起。 四川是川、滇、黔三省军阀争夺的焦点。1917 年，川军刘存厚同滇军罗
佩金为争夺地盘在成都激战。1920 年滇军头子唐继尧一再发动以夺取四川为 目标的战斗。稍后，黔军亦卷入战争。川、滇、黔军阀为争夺四川，“一年 三小仗，三年一大仗”，给当地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湖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护法战争期间是南北军队作战的主要战场。1918
年 3 月，北军张敬尧曾以优势兵力击败南军。1920 年 5 月，湘军谭延闿、赵 恒惕在桂军陆荣廷支持下打败了张敬尧。1921 年 7 月赵恒惕发动援鄂战争， 川军刘湘与赵联盟，亦于 8 月进军鄂西，结果，湘军被吴佩孚击败，湖南落 入吴佩孚控制范围，川军与吴议和，退回四川。
为应付战争的需要，各派军阀不断扩充军队，据统计：1914 年全国陆军
为 45.7 万人，1918 年已超过 85 万人，1919 年初，猛增至 138 万人。为维持 庞大的军费开支，军阀们一方面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大借外债，同时千方百计 向人民搜刮。
1916 年，张作霖向日本的朝鲜银行贷款日金 300 万元，使日本得到了控
制东北金融货币市场的机会。1917 年 8 月至 1918 年 9 月间，段祺瑞向日本 借款达 5 亿元，其中只“参战借款”一项，日本就以 2000 万元的低廉价格， 换取了日籍军官训练中国军队的权利。
向人民的搜刮更是花样繁多，主要有：
　　1.苛捐杂税——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各地税捐名目之多，不胜枚举。如 河南、奉天（辽宁）、福建等省只杂捐就有 20 多种到 30 多种。各种正税之 外还有任意加收的附加税。有些地方还搞所谓田赋预征，最典型的如四川梓 桐，1926 年已预征田赋至 1957 年。
2.滥发公债——1912 年至 1926 年，北洋军阀政府共发行公债 27 种，实
额 6 亿余元。江苏、广东、湖北、河南等省都曾经发行公债。这些公债都是 强迫摊派，从不还本。
　　3.滥发货币——各地军阀通过铸造表面价值超过实际价值的钢元，或发 行军用票、军需兑换券、加印官票等直接向人民夺取钱财。
　　由于战乱频繁，内政不修，在战祸中直接受害或遇自然灾害而得不到救 济造成大量人民流离失所，以至冻饿而死。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掀起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风 暴。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新阶段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
1.世界革命潮流的起伏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给正在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苦难深渊的欧洲各国人民以巨大影响，立即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 主运动的高潮。
　　
　　1918 年 1 月 28 日，芬兰无产阶级发动武装起义，控制了赫尔辛基，成 立了人民代表苏维埃。同年 11 月，德国工人阶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在社会 民主党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团的号召下，柏林工人和士兵举行了武装起义，推 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工人为 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奋斗。巴伐利亚工人在首都慕尼黑建立起苏维埃共和国。 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纷纷举行示威和总罢工，农民起来夺取土地。11
月 15 日喀布斯堡王朝被推翻，奥匈帝国土崩瓦解，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匈 牙利、奥地利、赛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和波兰等新的 民族独立国家。
　　美、英、法等国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罢工工人提出“不许干涉苏俄” 的战斗口号，码头工人拒绝装运进犯苏俄的武器弹药。意大利的罢工工人开 展夺取工厂的斗争，农民也起来夺取土地。日本在 1918 年爆发了“米骚动”， 劳动群众捣毁搞投机买卖的商店、袭击警察署，对当局的反动统治表示抗议。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风起云涌。1919
年 3 月 1 日，朝鲜革命群众在汉城集会，发表《独立宣言》，进行武装起义。 亚洲的印度、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叙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 等国，非洲的埃及，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古巴 都先后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工农革命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
尽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势力的疯狂反扑和第二国际机
会主义分子的背叛，到 1920 年前后，欧洲、北美的革命运动逐渐转入低潮， 但十月革命的风暴已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 族解放运动仍在不断发展。
2.第三国际的成立和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提出
　　1919 年 3 月，在列宁领导下，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组织在 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宣告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1920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7 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
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明确了共产国际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原 则，给各国共产党指出了行动方针。大会还对东方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 争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列宁为大会起草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并作了专题报告。《提纲》
和《报告》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革 命的理论。它的基本内容如下：
（1）关于民族问题，首先要把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明确地加以区分”
①，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将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
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成 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②。因此，“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
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 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③因此，列宁提出了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2）共产国际应当支持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但是“只有在殖民地国 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 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 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④。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不 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 运动的独立性”。同时也“必须坚持反对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思 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⑤。
　　（3）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必须援助反 对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⑥。
　　（4）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 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①
　　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 重大发展，同时也给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为了与中国革命势力建立直接的联系，1920 年间，共产国际先后派遣维 金斯基和马林等前来中国协助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和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 工作。1922 年 1 月，共产国际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包含有国共两党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 议。
3.社会主义苏联的稳步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经过几年的努力，击退了帝国主义的武装
干涉，镇压了国内白军的叛乱，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1921 年 3
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 的主要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个体工商业者自由经营， 以租让制、合作社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废除实物配给，活跃商品经济 等。
新经济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活跃了城乡经济，到 1924
年，工农业生产已接近战前水平，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 导地位，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逐步有所改善。
在经济逐步发展的同时，1922 年苏维埃国家把国内各民族各地区联合起
来，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政 治上、军事上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都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在战争结束之后，在加紧镇压工人运动和民族
解放运动的同时，也大力进行经济恢复工作。到 1924 年，资本主义世界已治 好了战争的创伤，经济开始向前发展。
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扩大殖民利益，召开了
一系列国际会议。1919 年巴黎和会确立的“凡尔赛体系”，调整了帝国主义 各国在西方的关系。1921 年 11 月又召开了美、英、法、日、意、荷、比、 葡和中国九个国家参加的华盛顿会议。这个会议主要目的是调协帝国主义各 国在亚洲的关系。中国问题是会议讨论的中心。最后签订的《九国公约》确 定了让中国“门户开放”，使帝国主义对中国掠夺“机会均等”的原则。这 个原则反映了美国势力的上升。过去在划分势力范围时期，美国未得到相应 的利益，而“门户开放”政策则有利于美国凭恃强大的经济力量，在“机会 均等”的竞争中处于优势。从而形成了所谓“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使帝国主义各国在重新瓜分世界中求得暂时 的妥协，资本主义世界步入了和平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这就有利于帝国主 义联合起来共同干涉和破坏殖民地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不
　　
利的国际条件。

第二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一、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各阶 级各党派的状况以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等都还缺乏认识，党的“一 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只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而没有制定民主革命 的纲领，强调对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 任何关系”①，而没有提出统一战线的政策。
　　1922 年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陈独秀等提出中共应放弃排斥国民党的 态度，建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这个建议未 被接受。这年 4 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代表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和各地共产党人传达 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 到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建 立革命联合战线是必要的。“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 痛苦的源泉”，因此，在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就指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 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立民主政治为止”。并提出了反对帝国 主义，反对军阀及保护人民政治经济利益的 11 项原则和邀请国民党开一个联 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①。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7 月间，中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宣言提出了党的最 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 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党在目前的目标是：“消 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 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立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 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等②。这就
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
纲领。
　　党的“二大”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 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 应当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 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①。并提出了先行邀
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开一代表会议等项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 计划。
　　但是，这时孙中山已明确表示：“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 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②。因此，“民主联合战线”的计划是难
以实现的。 这时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他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共产国际
同意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的建议。8 月，马林回到中国，极力劝说中国 共产党人接受“党内合作”的办法。
1922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

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但由 于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迅速实现国共合作，组织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 线的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对于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办法还 存在各种顾虑，因而，积极进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只是党内少数领导 人，更多的党员依然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经过“二·七”惨案，中国共 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 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 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于是，加速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步伐。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实现国共合作问题。代表们根据共产国际 1923 年 1 月作出 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精神，展开热烈讨论。讨论 中对共产党员是全部加入国民党还是部分加入国民党和要不要在产业工人中 建立国民党组织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张国焘、蔡和森等主张：需要到国 民党那边工作的共产党员才加入国民党，并且不同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 党员。马林、陈独秀等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认为应该在产业工 人中发展国民党员。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与会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中反映出党内对 于国共合作问题，存在“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马林、陈独秀等在积极赞 成国共合作的同时，在认识上表现了右的倾向。马林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 解为“反对剥削统治，争取民主和所有平民都得到人的生活”①，因而对改
造国民党抱过分乐观的态度。他说只要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他们对国民党的
排斥态度，到国民党去进行政治工作”，国民党的领导人将会“允许在其党 内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②。马林还根据国民党支持了 1922 年的海员罢工的
成绩，夸大了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威望。因此，他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
民党”的口号，建议把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广州，以便全力做好国民党的工作。 陈独秀对于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做法，曾经持反对态度。 经过西湖会议，特别是经过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同国民党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对于 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在大会上贬低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认为它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同时他却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认为“民
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人”③。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
　　“只有 500 余人，工作只能做经济争斗，而不能做政治争斗”，且党“不 能公开，故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努力于国民党”①。
因此，他赞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 马林、陈独秀等主张目前应集中党的力量“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②，
并且主张帮助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取消共产党 的独立性的右倾错误思想。
　　张国焘、蔡和森等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认识则有“左”的倾向。他们认为 “中国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 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③。他们反对共产党人全体加入
国民党，主张只有到国民党内工作的党员才加入国民党，并且反对产业工人 加入，“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主张工人阶级应该在自己的政 党的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参加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 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④。这种反对联合资产阶级和害怕工人阶级加入国

民党会削弱自己的势力而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的观点是“左”的错误观点。 经过激烈争论，与会代表对下列几个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第一，改组 国民党为左翼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 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中来。在此基础上决定全体共产党员
加入国民党，同时注意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由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投入紧张的革命斗争，理论准备不足，特别是
如何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尚缺乏实践经验。因此，大会在讨论中出现 分歧是难免的，这是在探索中国革命前进道路和研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策 略中产生的分歧。最后，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取得了 一致认识，这是大会成功的重要基础。
　　“三大”闭幕后，中共中央机关于 9 月迁回上海，同年 11 月 24 日至 25 日，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开展国民运动，加紧进 行国共合作问题，并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议案指出：“国 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还说：“我 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断不宜强行之”。①会后
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向各地党组织部署了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的具 体步骤。
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衣工三大政策的逐步形成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之后，孙中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民 主革命斗争。十年间，他进行了讨袁、护法两大革命运动，经受了严重挫折。 这期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有了重大发展，逐渐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有其内在因素和客观条件：
　　孙中山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救中国，他义无反 顾地穷毕生之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晚年获得重 大发展的内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的指引，五四反帝爱国群众运 动的启发，共产党人主动热情的帮助和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给他的无情打击 则是促使他的革命思想向前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客观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四天，（11 月 10 日）上海《民国日报》就首先报
道了这个重大的消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公布的一系列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精神的法令，特别是 1917 年 12 月 3 日公布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国民劳 动者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政府与东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与 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瓜分东方各国的条约，引起了孙中山的重视。在 1918
年 1 月间的一次宴会上，孙中山曾经提出要着重在西北地区发展革命力量的 主张，他认为：“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
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对苏俄政府的信任和期待。同年夏，孙中山又千
方百计以重金托人在美洲发电报给苏俄政府，热烈祝贺十月革命胜利。电文 写道：“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 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②这表明，孙中山早有联俄的意图。
　　当苏俄政府于 1919 年 7 月 25 日和 1920 年 9 月 27 日两次发表对华宣言， 声明放弃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夺的一切特权，废除沙俄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 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孙中山正因护法失败蛰居上海。苏俄政府的声明， 又一次使他受到鼓舞。后来他致电列宁说：苏俄政府的声明“使我国人民充 满了希望。中国人民愿将俄国视为友邦，从此，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取
　　
得民族解放也就有了指望。”③ 年秋，孙中山会见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书
记维金斯基，详细询问了苏俄革命的情况，表示要把中国南方的斗争与俄国 的斗争结合起来。为此，他希望同苏俄建立经常的电讯联系，只是由于技术 上的困难，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1921 年 6 月 14 日，孙中山收到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来信，这 是孙中山收到苏俄政府的第一封信。在回信中，孙中山着重谈的是学习苏俄 革命经验的问题，他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 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 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
能告诉我们一切。”①这封信，生动地反映出孙中山学习俄国革命经验
的迫切要求。 孙中山深感遗憾地指出：“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
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 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②为使中国革命早日成功，他
迫切要求了解和学习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以便把中国革命引上胜利的道 路。
　　就在孙中山对十月革命经验发生浓厚兴趣的时刻，1919 年 5 月 4 日中国 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彻底揭露和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媚外 卖国的罪行，否定了帝国主义操纵巴黎和会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决定。孙中 山热情支持爱国群众的斗争。
他在上海多次接见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他应邀出席爱国学生的集会并发表演说。当南北军阀政府无理逮捕爱国 学生的时候，孙中山立即发电报谴责军阀政府，营救被捕学生。
在爱国群众运动浪潮推动下，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也在发展。
　　他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搬掉“旧官僚、军阀和政客三种陈 土”。并发出了“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③的号召。
孙中山对五四爱国运动给予很高评价，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
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 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 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④。
可以说，孙中山是在五四运动的怒潮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看到
了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的巨大力量。在此期间他给海外国民党员写信 表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①。可见，五四运动
既给孙中山以深刻的启示，又推动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 孙中山晚年革命思想的发展，还得力于共产党人的热情帮助。1920 年共
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之后，共产国 际随即派遣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前来中国。1921 年 12 月马林通 过国民党北方支部长张继的介绍，前往桂林访问了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太雷以翻译的身份同行。双方进行了几次详细的会谈。马林应邀向国民党 在桂林的军官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张太雷也作了关于青年工作的介 绍。会谈中，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同中国共产 党合作等建议。
　　这次会见收到积极的效果。会见马林之后，孙中山在给廖仲恺的电报中 说，他过去认为“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备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
　　
行共产，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 相差无几，至为欣慰”②。他催促廖仲恺快些办理联俄的事，并准备派一个
最好的同志到苏俄去加强同俄国的联系。 但孙中山认为，要同苏俄建立正式的公开的联盟，时机尚未成熟。他准
备待北伐胜利之后才同俄国公开建立联盟。 次年陈炯明的叛变促使他加快了联俄的步伐。陈炯明于 1909 年参加同盟
会，“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海外。后回国参加护法斗争，得到孙中山的信 任，被委为援闽粤军总司令。1921 年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护法政府时， 陈炯明除继续担任粤军总司令外，又兼任政府陆军部长、内政部长和广东省 长等要职。随着权力的增加，陈炯明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企图独霸广东， 拥兵自重。他为反对孙中山进行北伐，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革命决 策，竟与英帝国主义及吴佩孚暗中勾结，制造障碍，阻挠北伐。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公然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 死地。虽然孙中山及时得到情报，转移脱险，但广东革命根据地却因此得而 复失。8 月 12 日，孙中山被迫再赴上海。
　　在陈炯明叛乱事件中，帝国主义国家都或明或暗地站在陈炯明一边，英 帝国主义一面给陈炯明以经济援助，一面向孙中山施加压力。当孙中山在永 丰舰上坚持斗争时，英国籍的粤海关税务司登上永丰舰求见孙中山，以白鹅 潭毗邻沙面租界为借口，无理要求孙中山的舰队离开白鹅潭，甚至要求孙中 山离开广东。护法政府同美国的贷款谈判，也因陈炯明叛变而告吹。
与帝国主义的态度相反，苏俄政府并不因为孙中山受挫而改变态度。当
时正在同孙中山谈判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达林，坚定地表 示支持孙中山，并祝愿他取得胜利。在达林即将离开中国时，孙中山通过陈 友仁对他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 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唯一的实际的真诚的朋 友是苏俄”①。
中国共产党人也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谴责陈炯明。当时担任中共中
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向国民党上海总部负责人张继表示：陈炯明既已背叛革 命，中国共产党即与之断绝关系。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改变与孙中山合 作的立场。当孙中山困守永丰舰，同陈炯明作殊死斗争时，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影响下的工农群众，直接参加了拥护孙中山，反对陈炯明的斗争。6 月
22 日，黄埔地区农民千余人，自动组成义勇队，协助海军扼守长洲要塞，保
卫了孙中山舰队的陆上支援基地。7 月 11 日，广州电力、自来水和铁路工人 举行联合罢工，要求陈炯明叛军撤出广州。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宣言，在政治上给予孙中山有力的支持。
　　孙中山到达上海后，李大钊也立即由京去沪，同孙中山一起讨论了“振 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①。
　　此时，孙中山已认定同苏俄政府和共产党人建立联盟的必要。8 月 25 日， 他同马林会见时，接受了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 现两党合作的建议。随即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吸收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 森、张太雷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9 月 4 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干部会议，到会者有国民党在上海 的高级干部 53 人。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6 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茅祖权、 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管鹏、陈树人等九人组成党章起草
　　
委员会（由于丁惟汾、田桐、吕志伊、覃振四人要到北京出席国会会议，又 指定叶楚伧、刘芷芬、孙科、彭素民为替补），负责拟订改组方案和国民党 章程草案。9 月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开始。接着，孙中山又于 11
月 15 日和 12 月 16 日至 18 日两次召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各省负 责干部会议，研究改组计划，审查改组方案，讨论修改党纲党章和国民党改 组宣言。
　　1923 年 1 月 1 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 关于民族主义，提出了“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的要求； 关于民权主义，则批评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指出“现代代议制度，已成民 权主义之弩末”，提出了废除“阶级选举”，实行“普选制度”的主张；关 于民生主义，宣言指出，规模宏大的工商业应由国家经营，并且应由“工人 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此外，宣言还提出了“制订工人保护法”、“改良 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等反映工农群众利益的内容。①这个《宣言》在
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纲领和扶助农工的政策。
　　1923 年 1 月 17 日，苏俄政府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到达上海同孙中山会见， 经过几次谈判，于 1 月 26 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就中俄关系中几 个重大问题阐明了双方的立场，并取得相互的谅解。宣言的积极意义在于， 苏俄政府重申遵守过去对华声明的各项原则，并支持中国完成独立和统一事 业。《宣言》发表后越飞即离上海赴日本热海养病，孙中山也即派廖仲恺到 日本同越飞进一步谈判关于苏俄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的具体事项。《宣言》的 发表是孙中山正式联俄的标志，连同上述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标志着孙 中山三大政策基本形成。
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受到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强烈反对。但孙中山丝
毫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坚定地与共产党人合作。同时，耐心开导教育国民 党内的反对派。
为什么要联俄？孙中山指出：俄国的革命“不但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
并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②，这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来说，
正是反帝斗争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孙中山还提到联俄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学 习苏俄革命经验。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 方有成功的希望”。③
为什么要联共和扶助农工？孙中山痛切地指出：“国民党已在堕落中死
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①。他要借助共产党人强劲的革命活力
以振兴国民党使它复活过来。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识到“革 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②，他决心广泛发动群众，
“使广东三千万同胞，以至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过半数变成革命党”③。这
就必须把工农大众吸引到自己的革命旗帜之下，扩大国民党的阶级基础。 “三大政策”的形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铺平了道路。 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
建立
1.国民党改组准备工作的完成
　　1922 年 8 月，孙中山决定同共产党人合作，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与此 同时，孙中山又加紧部署军事行动，决心夺回广州根据地。9 月间，他将原 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以黄大伟、许崇智（兼）、李福 林为第一、二、三军军长。又于 10 月 25 日派邹鲁到香港联络滇军杨希闵，
　　
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还致函湘军将领鲁涤平、蔡钜猷，约他们联合讨 代陈炯明。12 月间，许崇智部从福建出发向广州进军（称东路讨贼军），杨 希闵等部由广西出发（称西路讨贼军），1923 年 1 月 14 日克复广州，陈炯 明败走东江。2 月 21 日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任陆军大元帅， 广州重新成为革命根据地。国民党中央党部随即迁回广州，加紧筹备改组工
作。
10 月 6 日，苏联政府派遣的鲍罗廷到达广州，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8 日，孙中山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28 日，国民党成立了临 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改组工作。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林森、孙科、谭平山、 陈树人，邓泽如、许崇清、谢英伯、杨庶堪等九人为委员，林直勉、谢良牧、 徐苏中、林云陔、冯自由等五人为候补委员。鲍罗廷被聘为该委员会的顾问。 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下，国民党开始办理党员登记、训练基层党 组织的干部、指定专人起草宣言和党章等工作，并决定于 1924 年 1 月召开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取得经验，先以广州上海两地作为改组工作的试点。 广州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在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杨匏安、刘尔嵩、 阮啸仙等人努力下，进展十分顺利。11 月 1 日，广州开始进行党员登记。接 着召开党员大会，将全市划分为 12 个区党部、66 个区分部和 3 个特别区分
部，确定各区党部、区分部的负责人，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上海的改组工作，因受国民党内右派势力阻挠，进展较慢。12 月 1 日， 孙中山派廖仲恺、鲍罗廷前往指导工作。9 日，召开了在上海的中央干部会 议，由廖仲恺作了报告，说明改组原因、方针，强调自下而上进行改组，健 全各级基层组织的必要。16 日，成立临时执行部主持改组工作。通过党员登 记，于 23 日召开了上海市全体党员大会，整顿和健全了基层组织。
由于上海工商业发达，又是国内重要文化中心，因此基层党组织除按地
段划分 7 个区党部、36 个区分部之外，在较大的工厂、商场或高等院校、群 众团体中均设立特别区分部。
继广州、上海之后，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整顿组织的工作，同时进行选举
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按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议定，各省代表名额 均为 6 名，其中 3 名由孙中山指派，3 名通过选举产生。
2.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 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 197 人。孙中山亲自主持了开幕典礼。他宣布这次大 会的宗旨是改组国民党，并指定林森、汪精卫、谢持、胡汉民、李守常（大 钊）五人为大会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
　　会议的第一项重要内容是审查和通过大会宣言。首先由孙中山作《中国 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讲演，他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 指出国民党组织不严密，“使反革命派能乘虚以入”，以致那些本来是“反 对革命之人及杀革命党之人（在革命胜利之后）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这 必然要“把革命事业弄坏”。他表示这次改组，就是要重新做起。
　　提交大会的《宣言》草案是由鲍罗廷、胡汉民、廖仲恺、瞿秋白、汪精 卫等草拟的。大会审查通过了这个《宣言》草案。《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 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任务，并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 主义，宣言突出了它的反帝内容，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 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就是说“承
　　
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实现中国国内的民族团结，共同完成争取“中 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的任务。因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 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关于民权主义，宣言强调民权的广泛 性，规定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同时又强调民权 的行使服从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指出：民权“只给真正反对帝国主义 之个人及团体”，对那些“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 团体及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权利。”关于民生主义，宣言在提出“平 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的同时，还提出了改善工农生活的一些措 施，如“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缺 乏资本至于高利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供其匮乏”。 同时，《宣言》还高度评价了工农大众在国民革命中的重大作用。指出：“国 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 大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三民主义的新发展。反映在宣言中的新三民主
义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 大会的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审查和通过新的党章。1 月 22 日，大会执行主
席林森把党章草案提交大会审议。在讨论新党章时，一些代表对于共产党员 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还有异议。广州代表方瑞麟在大会上提出“本 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①。这个建议，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
论。在最后表决时方瑞麟的意见被否决，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
入国民党。右派势力妄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终于失败。 大会还听取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区的代表所作的党务报告，组
织了由谭平山、廖仲恺、谢持、孙科、张秋白、王法勤、彭素民、邓泽如、
刘芦隐等九人组成的《审查党务委员会》，审查各地党务，特别是改组以来 的组织整顿工作。大会对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
大会进行期间，于 25 日获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的消息，决定体会三
天以示悼念，并由孙中山亲自主持了隆重的追悼仪式。30 日下午，大会进行 最后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经过民主选举，选出了中央执行委
员 24 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
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 李守常、恩克巴图、王法勤、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7 人：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
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韦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 张国焘；中央监察委员会 5 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 补中央监察委员会 5 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在 41 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 10 人，占 24.9％。
　　1 月 31 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设中央党部于广州，另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设立执行部，加强 对地方党部的领导。
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处和 8 个部。秘书处由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
3 人组成，8 个部的负责人分别为：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宣传部 部长戴季陶、秘书刘芦隐；青年部部长邹鲁、秘书孙甄陶；工人部部长廖仲 恺、秘书冯菊坡；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妇女部部长曾醒、秘书唐 允恭；军事部部长许崇智；调查部部长暂未定。
3 月 6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海外部，以林森

为部长。并决定派出各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分赴各省建立国民党组织。 国民党“一大”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第一次 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它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其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 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功绩。从此，中国国 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此后，中国革
命运动开始高涨起来。 中国共产党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推动革命形势发展，于 2 月间召开了
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其 态度决议案》，要求共产党员主动和国民党员搞好团结，并在工作中模范带 头、以身作则，带动他们前进。决议指出：“在国民党的各种工作中，我们 的同志均应努力工作”，以便通过“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能尽所职，引起国民 党员都能尽职，使其真正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①。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在 1924 年 5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扩 大会议上，就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工作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肯定了前一 阶段工作的成绩，分析了国民党内存在左右两派势力。会议批评了为维护国 民党的统一而调和两派斗争的做法，要求共产党员应同国民党左派一起，对 右派作斗争。会议又指出，我们在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健全各种组织的时候， 有“偏重组织，忽略宣传”的倾向，指出：“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 不断地有规划地宣传‘宣言’里的反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
②以此推动国民党继续朝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第三节 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

一、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
　　1923 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沉寂。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中 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 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强调“党的最重要 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地在产业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提高他 们的阶级意识，领导他们把日常的斗争逐步“发展成为总的民族斗争与阶级 斗争”。会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工农部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以加 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会后中共中央工农部设立了以邓中夏为书记的工会运 动委员会。这次会议及时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
　　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广州地区的工会没有受到摧残。国共合作 前夕，共产党人阮啸仙、刘尔崧等人就在工人群众中做了一些坚实的工作。 但，当时广州工会派系林立、行会性质比较严重。因此，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首先展开“劳工统一运动”，并派出工运干部刘尔崧、 冯菊坡、施卜等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任职，具体领导工人运动。此举得到广 东革命政府的支持。
经过初步工作，1925 年 3 月，召开成立“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会
议，就统一工会组织、工人运动对国民革命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5 月 1 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正式召开，70 多个工会的代表 160 余人参加了会议。 工人部长廖仲恺主持开幕，孙中山发表了演讲。他号召工人“从今日起，立 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大团体”，在国民革命中作“全国人民的指导”，成为 “国民革命的先锋”。代表大会通过了：整顿工人组织、各行业建立统一工 会、保护工人权益、建立职业介绍所等内容的决议案；选举成立了以刘尔崧、 鲍武等 20 人为委员的执行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成立，促进了广州工 人运动的统一和发展。
7 月，沙面工人举行了反帝罢工。沙面是帝国主义租界。6 月中旬，越南
革命志士范鸿泰在沙面行刺法驻安南总督麦尔林。租界英法当局以此为借 口，制订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的“新警律”。因而激起沙面华工和广州 各界群众的极大不满和坚决反抗。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即和其他团体组织了“广 州各界反对沙面苛例大会”，发动团结沙面工人与英法租界当局作斗争。15 日，沙面华工上至洋行、银行雇员、下至清洁工，一致离开沙面，举行罢工。 次日，沙面华捕也加入罢工行列。罢工工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
　　沙面工人罢工，使沙面的金融、商业活动陷于瘫痪，连日常生活也发生 极大困难。英帝国主义增调军舰，恐吓罢工工人及广州市民；租界英法当局 压迫广东革命政府取缔罢工。广东革命政府予以坚决抵制。孙中山指出：工 人“此次因争人格发生合理循轨的罢工，政府实不能加以取缔”；沙面为中 国领土，“外人实无取缔华人权”①。广东省长廖仲恺致函法领事，申明，
此次罢工，实因沙面“英法工部局颁布新律所激动而成”，是合理的举动， 不是本政府所能够制止的。②
　　在恐吓和压迫无效后，沙面英法当局被迫与罢工工人代表谈判。沙面工 人代表提出：取消“新警律”，恢复罢工工人原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要 求。沙面英法当局开始不肯接受这些条件，后又佯装接受略加修改的罢工工 人的要求，但又节外生枝，中断了谈判。
　　
　　帝国主义者破坏谈判，激起中国各界人民的愤慨，掀起援助沙面罢工的 浪潮。广州许多团体发表宣言谴责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行径和破坏谈判的阴 谋，向罢工工人表示支援。北京、上海、长沙等不少城市的工商学界积极声 援沙面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海外华侨闻讯也纷纷来电来函，向租界英法当 局提出抗议，并声援或解囊资助罢工工人。
　　罢工的坚持和扩大，使外商的损失越来越大；日本总领事主张对沙面事 件从速和解。在内外压力下，英法当局也表示希望早日和解。后经磋商，罢 工工人于 8 月 16 日复工。但当华捕回到沙面复工时，巡捕头子诱骗他们在事 先准备好的法文辞职书上签字。英法当局便以此为依据，强令他们离开沙面。 罢工工人闻讯，无不义愤填膺，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采取“劳工绝交”、 “经济绝交”、“断绝沙面交通”等办法回击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挑衅。广东 革命政府也派人向英法领事交涉，责其失言背约。沙面英法当局害怕罢工风 潮进一步扩大，遭受更大损失，于是向广东革命政府表示道歉，表示接受罢 工工人提出的条件。于是，罢工工人于 19 日复工，华捕则在报到后集体辞职。 沙面罢工取得了胜利。
　　沙面罢工是一次反帝政治罢工。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 张气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精神。这次罢工的意义是：（1）锻 炼了广州工人阶级，提高了政治觉悟，并积累了罢工斗争的经验；（2）初步 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威力，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 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复兴的标志。
沙面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各地工人罢工斗争，规模也较前
扩大。早在 1924 年初，由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军阀统治 区的工人运动也已逐步恢复。2 月初，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秘密成立。 铁路工会经过整顿恢复，会员很快发展到 300 人。但到 5 月间，全国铁路总 工会又被军阀政府查封。从 2 月到 7 月，上海、芜湖、苏州、汉口、长沙、 镇江、九江、济南、杭州、宁波、镇海等城市的许多行业的工人也都举行过 罢工。但这些罢工斗争规模不大，以经济斗争为主，并多数发生在江浙地区。
1924 年下半年，全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复兴。8、9 月间，浙江余姚盐民，苏州、
湖州丝业工人，上海烟厂、丝厂工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工人，武汉 人力车工人都进行了罢工斗争。其中，余姚的盐民 1 万人为反对盐运使设立 公仓而罢工，不怕当局派军警镇压，捣毁了盐局，迫使当局取消了公仓，罢 工取得胜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 7000 余人，为反对资方新订苛规，无 故开除女工，阴谋解散工会，在向警予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了 4 个月， 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产生较大影响。
　　10 月，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形势，营救被捕工 运骨干，恢复铁路总工会，领导铁路工人开展斗争。1925 年 2 月，京汉铁路 总工会和京津、正太、陇海、京绥、京奉各路工会已先后恢复或部分恢复。 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的同时，全国铁路总工会也于 2 月 7 日在郑州开幕， 到会代表 45 人。会议通过了：整顿铁路工会，加强团结和统一；争取工人基 本的政治、经济权益等决议。这次会议及时总结了斗争经验，进一步促进铁 路工人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其他各行业的工人运动也有新的发展。北至奉天辽阳，南到 广州，东起上海，西至重庆，全国有 20 多个城市工人为争取政治、经济权益 进行罢工斗争。开展罢工斗争的有纺织、码头、电车、香烟制造等近 20 个行
　　
业的工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
　　1925 年 2 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是因第八厂工头殴打女工，继而 又无理开除与厂方评理的 40 多名粗纱间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发生后，中共中 央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沪西工人俱乐部具体指导这次罢工。俱乐 部向厂方提出：不准殴打和无故开除工人，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被 辞退工人完全复工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政治、经济要求。厂方对此置之不 理，并继续捕捉工人。于是，在邓中夏、李立三、刘华等工运领袖的指导下， 沪西工人俱乐部以“反对东洋人打人”、“内外棉厂全体罢工”等口号，发 动日商内外棉其他厂工人参加，使罢工迅速扩展到 22 间纱厂，4 万余人。日 本资本家软硬兼施：一方面组织御用工会，发赏钱引诱工人上班；另一方面 勾结淞沪警察厅和租界工部局封闭工会，拘捕邓中夏等工运领袖。但罢工工 人坚持斗争，在上海和全国各界人民支持下，最终迫使日本资本家答应了罢 工要求。上海警察厅和租界工部局启封了工会，释放了邓中夏等工运领袖。 这次罢工的胜利意义很大：（1）提高了工会的威信，使工会组织迅速扩大和 健全起来；（2）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和信心。 邓中夏说：这次罢工“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 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① 月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 2.3 万
多人举行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上海工人的支持下，也取得重大胜利。
以上事实说明：自沙面罢工后，各地工人运动从沉寂逐步复兴，至 1925
年 2 月间，全国工人运动已由复兴开始走向新高潮。
二、农民运动的兴起
　　国共合作前，一些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曾在浙江的萧山衙前 村、广东的海陆丰、湖南的衡山、岳北等地开展农民运动。但，这些地方的 农民运动都因反动势力的镇压而受到挫折。
国共合作建立后，农民运动首先在广东兴起。这是因为：（1）中国共产
党开始重视农民运动。中共“三大”决定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党的工作重心 之一，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1924 年 5 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通过了《农民士兵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要求“中央应当注意全国范围的 农民问题”，“应当开始派宣传员到乡村去”②，积极领导农民斗争。根据
党的决议，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剥用国共合作的有利
形势，在广东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农民运动工作委员会， 先后由彭湃、阮啸仙、罗绮园等人担任书记，领导农民运动。（2）广东农民 运动得到了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国民党“一大”后，成立了中央农民部， 林伯渠担任第一任部长，彭湃、阮啸仙、罗绮园先后出任农民部秘书和干事， 具体领导农民运动，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这时开展农民运动最迫切的是解决农运干部缺乏的问题。农民部根据彭 湃的建议于 1924 年 7 月创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任主任。创办农讲 所的宗旨是“养成农民运动的指导人才”，“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①。
在教学方面，除课堂教学外，还注意到农村开展实地调查与宣传活动，使学 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孙中山和廖仲恺曾为第一届学员作了题为《耕 者有其田》和《农民运动所应注意之要点》的讲演，强调农民对国民革命的 重要意义。从 1924 年 8 月至 1925 年 12 月，农讲所又先后举办了 4 届，分别 由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彭湃任主任。总计从第一届至第五届共培养 454 人，其中 1/3 受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担任农运特派员，2/3 回原地从事农

民运动，多数成为农村开展农运的骨干。 在创办农讲所的同时，广东革命政府于 1924 年 7 月颁布了《农民协会章
程》，对农会的性质、组织机构，农民入会的条件、手续，农会及会员的权 利、义务等作了规定。其后，广东革命政府又两次发表对农民运动宣言，宣 布农会受法律保护，有请求罢免横暴官吏和参与各级政府商讨有关农民问题 的会议权。广东省长公署还发布命令，责成各县政府帮助各地农民按章程组 织农民协会。
　　国民党农民部成立后，选定广州市郊及顺德、广宁、香山、佛山、东莞、 鹤山、花县等地开展工作。彭湃、阮啸仙和其他农运特派员深入各地宣传、 发动农民，收到显著成绩。广宁和花县的农民运动声势尤为浩大。
　　广宁地处广东西北，山多田少，土地贫瘠。在军阀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压 迫和剥削下，农民极端贫苦，反抗压迫剥削的阶级意识比较强烈。1924 年 4 月，共产党员周其鉴以农运特派员身份带领一批有志于农运的骨干来到广 宁，他们通过演说、谈心等方法，启发农民的觉悟，使广大农民很快就认识 到组织起来才能谋求解放的道理，于是纷纷组织农民协会。5 月中旬，彭湃 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身份到广宁，和周其鉴等人一起，教育启发农民积 极分子并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广东农村第一个党支 部。以党支部为核心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农民。6 月中旬，已成立 8 个区的农 会，入会农民达 6 万余人。10 月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县 农民协会；同时组建 300 多人的农民自卫军。花县位于广州北郊，国共合作 前，阮啸仙等人已到当地宣传、发动农民，农民运动有一定基础。1924 年春， 共产党员陈道周前往花县，与当地农运骨干深入各乡宣传发动农民，到 10 月底，全县成立农会的有 30 余乡，达 3000 多家以上，人数 3 万余，在此基 础上成立了县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成立后，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农民
协会领导下，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展开了斗争。广宁县农会根据广大农民的 强烈要求，决定在成立农会的地方减租“四成”，发布了《减租宣言》和《给 田主的一封信》。广宁地主组织“保产大会”、“业主维持会”与农会对抗， 叫嚷“乱世无主，强奴压主，大祸压眉，武力反抗”，“不承认减租，从农 会者自误”。11 月下旬，地主武装先行向农民协会进攻。广宁农会在彭湃、 周其鉴等人的指导下，坚决反击，广东省革命政府派铁甲车队等武装支持农 会。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击败了地主武装，迫使地主接受农会提出的“七成 交租”，“统一使用农会正斗”、取消“田信鸡”等减租条件。花县农会与 地主的斗争更为复杂。农会成立后，土豪劣绅即组织“田主维持会”和“民 团总局”，并公开出重金悬赏农会干部的头。当县农会提出实行“二五减租”、 取消额外剥削后，花县地主出动民团捣毁了县农会，并杀害农会干部。花县 惨案发生后，彭湃前往调查，将地主摧残农会的罪行书面报告广东革命政府。 花县农会也派人向政府请愿，要求保护。廖仲恺获悉后，即责令花县县长严 惩祸首，并指示拨发一些武器给农会，这才把地主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些 情况说明，农民的经济斗争一开始便遇到地主豪绅及其政权的强烈反抗，因 而经济斗争迅速发展为政治斗争，直至激烈的武装冲突。
　　1925 年 3 月，东征军收复海陆丰后，在海丰农民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 布正式恢复县农民协会，选举彭湃为会长。大会决定恢复各地农会，实行“二 五减租”。不久又组建了农民自卫军，李劳工任总队长，吴振民、卢德铭任
　　
教官。农民运动在海丰如火如荼地展开。随着东征军收复东江，农民运动在 东江各县也开展起来。
在国共合作和中共的领导与推动下，广东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到 1925
年 5 月前“全省有农会组织之县 22 处，有组织之农民 21 万以上。”①海丰、
陆丰、广宁、花县、顺德、东莞、番禺、中山等县建立了县农会。开展农民 运动的区域逐渐扩大。在农民运动广泛发展的基础上，1925 年 5 月 1 日，广 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有关农民问题的 7 个决议 案，修改了《农民协会章程》，成立了省农民协会。这次大会，总结了农民 运动经验，提出了农民斗争的目标和今后工作方针，把广东农民运动推向高 潮。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农民运动也在军阀统治的一些省区兴起。1924
年 7 月，南昌市郊扬子洲农民组建了江西第一个农会。11 月，吉安延福一带 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石安农民也秘密组织农会。这时，湖北的黄梅县建 立了农民研究会；广西东兰县韦拔群发动农民筹建农民协会。1925 年 2 月， 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在韶山和银田一带发动农民建立了 20 多个乡农民协 会，并领导农民与地主奸商展开斗争。虽然这些省区的农民运动由于没有政 权和武装的支持，此伏彼起，但为尔后农民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三、青年、学生和妇女运动的开展
国共合作建立后，青年、学生运动日趋发展。 中共“三大”决定把青年运动作为“党重要工作之一”，努力引导广大
青年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的决议。在广东， 青年、学生运动比其他省份发展得更为迅速和广泛。国共合作建立后，社会 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以青年团外围组织新学生社为核心，“与国民党之学生 党员合作”做“学生统一运动”。经过努力，“广州学生联合会”进行了改 组，新学生社社员蒋世明、杨石魂、周文雍等 10 多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成为 学生联合会的核心力量。学联在改组宣言中，不仅强调青年、学生自身的团 结；而且明确指出：“实行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设真正 民主完全独立国家”是当今奋斗的目标①。从而把广州青年、学生的斗争，
引导到反帝反军阀的轨道。
　　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广州青年、学生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文化 侵略和反帝废约运动。帝国主义无视中国教育主权，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 化侵略，因而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24 年 4 月，广州教会学校“圣三 一”学生不满学校当局对他们思想和活动的严密控制，举行罢课。在新学生 社的支持下，学生们发表宣言反对奴化教育，提出“不得干涉学生集会结社” 等要求。因学校当局顽固不化，随后许多学生宣布退学，致使“圣三一”学 校停办。在此前后，徐州、南京、福州、长沙、汉口、重庆、开封等地的一 些教会学校的学生也进行了反对奴化教育或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为了进一步推动青年、学生运动的发展，1924 年 8 月，全国学联第六次 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收回关税权、司法权与教育权”的坚决主张， 响应正在开展的反帝废约运动。接着，各地学生团体还与其他团体组织了“非 基督教大同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活动。他们出版反基督教运 动的刊物，揭露教会侵略的罪行，宣传反基督教斗争的意义。在年底开展的 “反基督教周”运动中，广州、上海、长沙等全国数 10 个城市的广大青年、
　　
学生走上街头，或是示威游行，或是宣传、演说，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 侵略高潮。这场猛烈的“反基督教运动”，虽然由于缺乏经验，提出一些不 适当的口号，但它揭露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提高了中国人民对帝国 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 深入发展。
国共合作建立，也为妇女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中共“三大”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强调引导妇女加入国民革命。
国民党“一大”确认了男女平等原则。1924 年 3 月 8 日，广州各界妇女 2000 多人集会，隆重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何香凝主持大会，各主要妇女 团体代表发表了演讲。大会提出了努力争取妇女政治、经济权利，动员广大 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等奋斗目标。这次大会是我国妇女界纪念 “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开端。它起了团结广大妇女，提高妇女觉悟，促进 妇女运动开展的积极作用。
随着妇女界的觉悟，各地妇女群众积极参加各项斗争。在上海，1924 年
6 月，14 个纱厂女工举行联合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反对无故开 除工人。罢工取得部分胜利。在广州，电话局女工在新学生社领导下，为组 建工会与电话局当局开展斗争，取得胜利。斗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电话 女司机联合会”。这是在广州成立的第一个女工工会。这些斗争表明了劳动 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1924 年，全国各地许多妇女团体和广大妇女积极参加了国民会议运动。
上海、广州、长沙、南京、杭州、天津、北京等地妇女团体先后组织了国民 会议促成会。1925 年 3 月，各地妇女团体选派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民 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推选 5 人组成“妇女运动委员会”，向大会 提出关于妇女问题的报告。29 日，正式成立了“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它 号召“全国学校的、工厂的、田间的、商店的以及家庭的姐妹们团结起来”， 去争取妇女在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和地位”①。5 月 1O 日，“广东妇女解放
协会”②正式成立，它发表宣言揭露了妇女受压迫的命运和原因，指明了争
取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妇女运动进 入了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新阶段。
四、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4 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是以中俄协定的签订为契机而掀起的。它 与不断发展的工农运动、青年学生和妇女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声势浩大的 群众运动的浪潮。
　　中苏协定的签订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在 1919 年 7 月，苏俄发表的《第 一次对华宣言》中，就宣布“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归还有 关权益于中国，建议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但北京政府仰承帝国主义 鼻息，不曾与苏俄接触，到 1920 年 6 月才派出一个非正式代表团访俄。这时 苏俄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对中国人民友好，建议两国订立专约 解决悬案。宣言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欢迎，北京政府只得于 1921 年 2 月表 示同意与苏俄政府谈判，但北京政府又在帝国主义压力下，设置重重障碍使 谈判无法进行。1923 年越飞来华，也未能与北京政府进行正式谈判。1923
年 9 月，苏俄政府全权代表加拉罕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前两次宣 言的原则和精神。从此双方代表王正廷、加拉罕开始接触。由于中国政府不 敢承认苏俄，谈判未获成果。1924 年 2 月，英意等国承认苏联。这时北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