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夏东元，1921 年生，江苏靖江人。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早年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对国学造诣较深。1945 年到解放区参加革命 工作，在华中建设大学、山东大学（临沂）政治系学习。先后在山东滨海公学、 曲阜师范、山东省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中国近百年革命史、 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等理论课程。1956 年调华东师大历史系专门从事中 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尤侧重于洋务运动的研究，逐步形成一家之言，自成研 究体系。著有《郑观应传》、《晚清洋务运动研究》、《盛宣怀传》，校编出版
《郑观应集》，发表学术性文章 100 余篇。现正主持撰述《一百十年中国近代史》， 主编《中学百科全书·历史卷》、《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












洋务运动史
夏东元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1/32 印张：16.25 插页：2 字数：440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3,001—6,000 本
ISBN7-5617-0847-5/K·082 定价：17.00 元

作者小传


　　夏东元，1921 年生，江苏靖江人。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早年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对国学造诣较深。1945 年到解放区参加革命 工作，在华中建设大学、山东大学（临沂）政治系学习。先后在山东滨海公学、 曲阜师范、山东省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中国近百年革命史、 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等理论课程。1956 年调华东师大历史系专门从事中 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尤侧重于洋务运动的研究，逐步形成一家之言，自成研 究体系。著有《郑观应传》、《晚清洋务运动研究》、《盛宣怀传》，校编出版
《郑观应集》，发表学术性文章 100 余篇。现正主持撰述《一百十年中国近代史》， 主编《中学百科全书·历史卷》、《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

前 言

《洋务运动史》的酝酿、发展、变化过程①是曲折的，单提纲就五易其稿。
1962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写一本《洋务运动》作为青年的读物。我那时正 在写“李鸿章传”，因此书与我写“李传”可以结合，故答应了，约写 8 万 字，于 1963 年冬交稿。这时正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气氛中政治运 动一个接一个开展之际，这种书的出版当然不会被提上日程（直至粉碎“四 人帮”后我将该稿索回，该出版社要我修改寄去，我未应）。书虽未能出版， 却启发了我写 20 万字洋务运动史的动机。我在该书交稿后即拟了一个分为
10 章的洋务运动史写作提纲。“文革”后上海人民出版社与我议定写一本较 大型的洋务运动史，于是在 1963 年提纲的基础上拟定了新的写作提纲，并按 题积累资料。1981 年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拟订共为 28 章连“导言”29 个单 元，打算写 50—60 万字的《洋务运动史》。1983—1984 年间即着手写作， 但在写作中，到处遇到总揽洋务工业企业大权的盛宣怀其人，感到如不比较 深入地研究盛宣怀，而要把洋务运动史写好，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将本拟置 于洋务运动史之后写作的《盛宣怀传》提到了前面，洋务运动史则暂时搁下。
1987 年《盛宣怀传》完稿并很快于 1988 年出版，于是乃着手写《洋务运动 史》。这时又出现另一种想法，即打算将此书写成逻辑发展史，改书名为“洋 务运动兴衰成败”，并拟订了 12 个单元的提纲。以之征诸有关同行，一般均 认为还是写成《洋务运动史》好，因为它既有系统的知识，又能突出我的研 究体系；既是学术专著，又可作为教材，对于读者尤其是青年们帮助更大些； 如果改写为逻辑史，势将突出理论而减弱知识性。于是基本上仍按 1981 年分
为 28 章的那个提纲加以修订，改为 19 章，即现在本书中的章节。
　　本书从第一个提纲开始到完稿，经历了 27 年，写作上困难是很多的。所 幸有我历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帮助。他们或收集材料或革拟某些章节，对 于我的写作起了不少作用。他们中主要有：于醒民、杨晓敏、黄继宗、赵晓 雷、汪智和、姜进、陈彪、吴福环、聂资鲁、易惠莉、沈毅等同志。其中帮 助草拟者有：聂资鲁、张能政草拟第二章第三、四节，于醒民草拟第三章相 当一部分内容，杨晓敏草拟第四、五、六三章中某些部分，吴福环草拟第十 一章中的“开平煤矿”，赵晓雷草拟第十二章中的“汉阳铁厂”，张能政草 拟第十四章中的二、三、四节。我的夫人薄芳同志从 50 年代后期起抄写了许 多关于洋务运动资料卡片供我在写作中运用，本书中不少附表均出于她之 手，此外还作了核对资料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集中了我 30 余年来有关洋务运动的研究成果。对于学术界这方面研 究成果的吸取则很欠全面，望同行们谅解。



夏东元
1990 年 11 月于华东师范大学寓所







① 关于我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体系及其形成过程，请看本书“附录”《我和洋务运动史研究》。

洋务运动史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

一、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 了拯救其垂危统治，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 业、民用工业企业，编练建设新式海军海防、陆军，并相应培养新型人才为 中心，以达到富强目的的活动。因此，不管清政府从事改革的洋务派自觉或 不自觉、意识或不意识，他们的言行，在一定时期里是体现资本主义发展的 历史要求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 我曾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作过如下的简要表述：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中兴起的；是在变落 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是在 清政府遭受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面前，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 而起步的。这就是说，洋务运动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 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客观经济规律和 作为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的变革思潮要求的。”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即：对 洋务运动的研究，一方面要将它置于阶级关系中考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 的方面，要将它置于经济关系、经济规律中进行考察；置于阶级关系和经济 关系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其中道理也很简单，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经济 肇其端，又归根结蒂取决于经济的变革；阶级关系来源于经济关系，反过去
又对经济关系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在过去一个长时间里，史学界习惯于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划线，将洋务派、 洋务运动划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 民地的过程”一边，加以全盘否定。这是由于仅仅把“两害取轻”的“起步” 作为概括和评定整个洋务运动的缘故。这显然是片面地运用和理解历史唯物 主义。“两害取轻”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起步”以后对中 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却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反映这一趋势的进步思潮要求 的。炸药通过导火线而爆炸，不能把导火线当作炸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 起作用，不能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两害取轻”不过是“导火线”、“偶 然性”而已。洋务运动既是顺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必须从中国社会的 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而这，又必须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规律开 始起质的变化谈起。

二、社会经济由制约于封建主义到制约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质的转变


时代进入清朝，中国的封建主义已发展到了它的末期。自乾嘉以还，资 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产物。在工业方面， 商品生产的形式除较大规模的采矿、冶金等之外，主要有两种，一是专业的 个体手工业工场，二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副业。此两者，大多是生产同广大 人民群众日常最接近、使用最普遍的产品，如丝、麻、棉纺织品和锅、碗、 锄等生活、生产用品，故这种行业是最有生命力的，价值规律在这些商品交



① 见拙作《论洋务运动的经济背景和思想背景》，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 年第 3 期。

换中作用也最为明显；加之这些小商品生产者同市场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 同商业高利贷资本必然结下不解之缘，这就规定他们中的阶级分化比较迅速 而明显。而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必将成为最广泛地生长资本主义的起点。 然而，在鸦片战争前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还很牢固的条件下，这种分化不等于 立即为资本主义造成发生发展的前提。因为当时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还很紧 密，社会并没有产生足以战胜它们的具有很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力量。汪洋 大海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商品生产者的分化，是否为资本主义创造条 件，主要要看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发展水平是否已达到可以进行产业革命的 程度，而中国的手工作坊及工场的发展，距离这一水平线还是很遥远的。
　　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大作坊所生产的商品远不能战胜个体 小生产，这就规定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还必须服从封建主义的经济规律， 于是商业资本的积累向封建经济倒流，如吞购田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放高 利贷等，所谓“以末固本”，反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维护封建主义的作用。 这就告诉我们，在鸦片战争前，商品价值规律即使对小生产者起到了一些分 化作用，但也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创造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等条件。这从当时 的商品交换情况也可得到说明。据估计，在清代中期以前，1000 万两以上的 年商品值，只有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七种，这七种商品， 至少有 80％是在农民之间进行交换的。例如，商品进入市场居第一位的粮 食，约占七种商品值的 40％余；居第二位的是棉布，约占 24％；第三位是盐，
占 15％。①商品交换情况，基本上是粮食同盐、布间的交换，这也可说是农
民小生产之间的交换，即农民将粮食出售以换取日常所需的盐和棉布；而基 本上不脱离农业的盐和棉布的生产者也以此换回口粮。粮食与盐、布两者的 商品值恰好大致相当。在这些商品中，作为显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工场 所生产的占极少数。这种情况表明，商品生产和交换，远未能突破封建主义 的框子。要使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快，必须使资本主义基本经济 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的作用， 从而使封建主义的一些剥削压榨——苛捐杂税、高利贷、地租等——乃至水 旱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服从资本主义的需要，纳入资 本主义发展的轨道。然而，这种封建经济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 制约和支配的情况，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输入才开始的。 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入量是很少的， 据统计，年进口总值不过 1000 万两左右。以 4 亿人口的大国，区区 1000 万 两的进口商品，对国民经济不会发生多少影响。再说，这些进口商品除鸦片 外，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等物，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关系不 大，这是造成商品值进口很小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税收高和其他附加于 商品的费用较多，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当时粤海关税率平均达到商品值的
20％左右，其中最接近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二等白布高达 30％余，加上“陋 规”的勒索、内地税和落后又昂贵的运输等其他费用，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 至少是商品值的 150％—200％以上。棉布等低档的为一般居民所需要的商品 超过其价值的比率还要高。而那时英国棉布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
19 世纪 30 年代只有 40 年代的 30％、50 年代的 20％有零。如将所有以上这 些因素加起来（即较 高的产值和附加的高税率、高运输费和“陋规”等），



① 此估计系根据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一文，《历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

可知棉布等与人们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商品价格是很高的，因而市场竞争能力 必然很弱，它无法同土布相较量。这规定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远未能打开并占 领中国市场，对封建经济结构不能发生什么破坏作用。相反，外国商品输入 和中国土产品输出，都服从封建经济的需要，受封建主义及其国家所制约。 鸦片战争之后情况突变。首先，通过不平等的《江宁条约》及其附约的 规定，税收大大降低了，关税只有商品值的 5％强，加之内地税“每两不过 某分”的规定，最多只有商品值的 10％。两者相加，商品只要附加上最高不 超过商品值的 15％的税款，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在 1858 年签订的《天 津条约》，规定“子口半税”商品只要附加于商品值的 7.5％即可进子口， 比之战前减少了 150％以上。第二，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急剧下降， 而且，其下降的幅度远超过上述比率数。这是因为，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 国家在这段时间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其中尤以棉纺织品的生产 率提高更快：如以 1829—1831 年平均为 100，1844—1846 年为 323，1859—
1861 年为 615，短短 20 年间增长 3—6 倍。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和快， 就意味商品值的下降，因而附加的所谓 7.5％的绝对值也大幅度减少了。这 也就决定产品价格下降更多。第三，资产阶级的倾销政策，也是价格下降的 重要原因。资本家为了打开和占领市场，往往用暂时亏本销售产品的办法吸 引顾客。据 1852 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英国“曾以低于成本 20％—
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有的甚至“亏本 35—40％”。①以上三
个因素，规定了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了。 不仅如此，以英国为主的外商们，接受战前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牢
固地占领中国市场，必须制作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进行推销，才能在
中国社会生根。于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口的商品，“大半皆呢羽棉布等 物”。外国商品开始较广泛地同人民生活直接接触；同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 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商品生产者相较量。沿海地区土制纺织品在冷不 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价格低廉商品竞争的突然袭击，很快地衰萎了。向来靠 江浙棉布供应的福州、厦门地区的市场，也被“其质既美，其价复廉”的洋 布洋棉所占领，造成“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丸”①的局面。江浙既少掉 一个福建市场，而上海又是开埠最早洋货直接销售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洋布 价格，在 40 年代中期，如经济学家包世臣所记载的“价才当梭布三之一”。 本来买土布者多改买洋布了。尽管在 1847 年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农业 与手工业相结合的顽强性，商品输入暂时有所减少，但总的趋势是廉价商品 输入日益增多。这些廉价商品、特别是廉价的棉纺织品增多，摧残着中国的 手工业。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纺织匠因外国的 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②
的确，这种“相当的震动”，在鸦片战争后不多年即在沿海开埠城市附 近显示出来。有所谓“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 减大半”③的记载、广东顺德县竟至“女工几停其半”④。这是就某一地方说



① 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 卷，第 501、498 页。
①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将军敬■奏，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第 1 卷，第 4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 42 页，解放社 1950 年版。
③ 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 26。
④ 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506 页。

的。其他还有带全局性的记述，如“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⑤。这说 明外国廉价商品很快扩展销售到了内地。这些都表示手工业产品抵敌不过洋 货而濒于破产。 据上所述，个体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受到摧残，主要 是价值规律使然。地租、高利贷等封建盘剥，以及银贵钱贱、水旱灾荒所遭 损失，则起了帮凶的作用。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入而来的资本主 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中国个体手工业者、农民小生产者的破 产中日益起着主导的作用。中国社会不再像鸦片战前那样，促使小生产者破 产分化的结果仍然是封建主义，而促使阶级分化的因素已日益纳入资本主义 经济规律的轨道上来，实际是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创造自由劳动力市场和商品 推销市场等条件。
　　同一阶级分化，同一封建剥削压榨促使这种分化，甚至价值规律的作用 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同，但其社会效果却有质的不同：一个仍在封建主义范围 内兜圈子，一个则突破封建圈子对社会转向资本主义方向起着推进作用。关 于这个问题，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没有认识到，前者是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占 着统治地位，社会经济生活受封建主义所制约；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 渐起着主导作用，日益扩大范围的社会经济生活受资本主义所制约。认识这 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其间尤其是经济规律， 和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与此有联系并有某种类似的问题须要说清楚，即太平天国革命
促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造成小农经济大发展，是否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 造条件的问题。关于前看已无疑义，对于后者，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一 方说，小农经济大发展，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另一方说，小农经济 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前者是还是后者对？ 这同“封建主义经济规律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起主导作用”密切相关。
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确实提高
了产品的商品率，这不仅可从国内市场贸易出现繁荣，有的地方“盛于未乱 时倍蓰”看出，也可从国际贸易中，太平军占领丝茶产品区后的 1863 年，丝 茶出口量比之战前的 1850 年，茶增长一倍多，丝增长五倍以上得到证明。小 生产者提供的商品量的增加，很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的出现。此外，在太平天 国革命运动中，由于地主逃亡或被消灭，封建关系松懈了，使小农经济有了 较大发展。①封建关系松懈条件下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桎梏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 作用是不同的。后者受封建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维护封 建制度的作用；前者则如前文所说，中国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资本主 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小农经济必 然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可见，那种说小农经济发展“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 作用”者，是由于未认识到封建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两种不同的主 导作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我以为，那种说太平天国革命造成小农经济 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者，说法是正确的，但惜未同资本主 义经济规律逐渐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分析。
由此可见，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生、发展提到实践日程上的条件， 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造成的，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一前提下对此也起



⑤ 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 529 页。
① 关于太平天国商品经济发展和小农经济大发展问题，详见本书第十八章第二 节。

了不小的作用。它们汇成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巨流，使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洋务运动适逢其会。

三、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变革思潮


　　“洋务运动适逢其会”一语，表达了洋务运动顺应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趋 势。但这只是从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这一角度说的，我们还必须从人们的主 观要求来论证其“顺应”与否。这就要考察当时反映经济规律的变革思潮。 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变革思潮的出现和形成，一般都是经济的发展 要求解除旧的束缚的反映。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战后向哪个方向 变，这一切必然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特别是思想家的头脑中来。在那时， 社会主要矛盾，除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对主要矛盾之外，增加 了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两大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方面很多， 其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与封建主义的束缚、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之间的矛盾是 比较突出的。当时关心社会的经世致用学者、思想家们，从维护清朝地主阶 级统治出发，反映并试图解决社会矛盾的见解也是多方面的。我这里主要围
绕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的变革思潮，加以阐述。 思想家们在当时所发表关于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的见解，主要体现
在货币、盐政和漕运三个问题上。此三者的弊病已严重影响社会各阶层人民
的生活，引起官民人等的关注。思想家对它们研究并提出解决弊窦的对策， 有些虽不是自觉的，却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产生有利因素和将起到促进 的作用。在那些起促进作用的见解中，思想境界最高者当推魏源。林则徐虽 也较为先进，但他不是理论家，只是在政治实践中，解决感到和遇到的实际 问题时，恰好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兹以魏源的思想为主体，结合其他思想 家言论主张，论述当时社会思潮是怎样反映和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同 封建主义束缚乃至同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
在鸦片战争前后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尚未出现的条件下，新的资本主
义萌芽因素与旧的封建主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商业资本上。商业资本是在 流通领域中起作用的资本。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 们着重解决商业资本流通过程中的矛盾。马克思说：“商品生产与发展了的 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依以成立之历史的前提。”①又说：商业资本的 发展，“在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的推进上，是一个主要 的要素。”①因此，在尚未达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的水平时，评断一个先 进思想家，以看其是否在流通领域的研究上提出有利于商业资本发展的思想 为准。龚自珍被公认为善于洞察当时社会矛盾并予以辛辣揭露批判的思想 家，但他除提出“更法”，主张用宗法外衣下的“平均”土地办法解决地主 与农民间矛盾之外，其研究只限于生产过程，并主要是农业生产过程，对于 流通过程非但不重视，而且还认为商贾系“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的 财富兼并者，予以贬斥。魏源则不同，他的研究着重于流通领域和交换价值。 这也就是“资本依以成立的前提”——发展商业资本所需要解决的课题。魏 源和其他观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思想家，是怎样反映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



① 《资本论》，第 1 卷：第 149 页，人民出版社版。
① 《资本论》，第 3 卷，第 411 页，人民出版社版。

提出解决它被束缚状况的见解的呢？ 首先是对本富和末富的看法。中国历史传统是提倡重视农业生产的“本
富”论。但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开始代替封建主义的时候，“末富” 的地位将日益重要并必将逐渐处于主导的地位。在当时，进步思想家大都是 主张“本末皆富”，“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为了清 统治的稳定，不致造成“饥寒交迫，奸宄乃成”的大乱局面，一再申述“天 下之富在农”；强调“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②。然而，包
世臣对末富是同样重视的，他说：“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 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②只有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天下才能长治久 安。
　　魏源与包世臣一样是“本末皆富”论者，但思想水平远高于包。魏源虽 曾从稳定清王朝的统治出发，把本富提到很高的地位，举“弥利坚产谷绵而 以富称，秘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为例，得出“金玉非宝，稼穑为宝”④ 的结论，但他把末富的地位强调得也很高。尤其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 侵入，白银外流加剧的情况下，他把末富放到了决定性的地位。魏源认为， 在商品经济亟需发展以对付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经济侵略的“今日”， 应该“缓本急标”，应该“货先于食”。①也就是把“末富”置于首位。可见 魏源是从本富与末富并重向着末富重于本富方面发展，这是正确地反映了当 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思想。这种思想水平，在同时代思想家中无有出其右 者。而对于“在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的推进上”起重大 作用的商业资本，对阻碍其发展的漕运、盐政、货币中的严重弊端的研究， 并提出改进意见等诸方面，魏源又是一位佼佼者。由于学术界对漕运、盐政 研究较多，这里着重将当时的思想家们对货币及与此有密切联系的对外贸易 的认识加以阐述。
由于外国商品、鸦片输入日益增多，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荒和银贵钱
贱，严重影响小民生计和商品流通，从而加剧了广大人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 盾，加剧了清统治的危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得先分析其症结所在。包世 臣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今法为币者惟银与钱，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其卖于市 也，又科银价以定钱数，是故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值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
价高则折钱多，小民重困。”他又说：
“连年丰稔，上米一石价银七、八钱，而民户折漕，重者至银六两，析条银重者银
③
每两至钱三千有奇，是米二石方能完条银一两，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
上面两条资料，在认识到货币是特殊商品这一前提下，主要说明：零售 和工资用钱、商品批发和赋税交纳用银之间的关系。这一认识使钱与银都成 了等价物，也即在实际上有了两种价值尺度。这在银贵钱贱条件下，就使以 钱为价值尺度的“零售和工资”大吃其亏。这种情况，既影响到人民的生活， 也阻碍了商品流通，不利于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如何解



② ③见《安吴四种》卷 25、卷 7。
④ 魏源《弥利坚国总记下》，《海国图志》卷 61。
① 魏源《军储篇一》，《圣武记》卷 14。
② 包世臣《甲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 26。
③ 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安吴四种》卷 26。

决这个矛盾，思想家们存各种见解和方案。王瑬主张大量发行钞票，“以钞 易银，废银不用”①。他认为，这样做，银既不会外流，银价也就不会腾贵了。 在那时，对货币问题提出的见解最高者莫如魏源，其次是包世臣。
　　包世臣要用“制币”来解决银荒以便利于流通。他说：“近世人心趋末 富，其权加本富之上，则制币以通民财，使公私交裕，实治道之宜急者。”② 既然“人心趋末富”，那就应该因势利导，“制币以通民财”，促进末富的 顺利发展。要“通民财”必须统一价值尺度，绝不能存有“钱”和“银”两 种等价物。其具体方案：“以钱为币”，“以钱起数”，“亦不废银”，但 须“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③他认为，如物价统一于钱这一个价值尺度， 银价不起作用，人民就不会受银贵钱贱之苦，商品流通也不会阻滞。包世臣 要“制币以通民财”，统一价值尺度，加速商品流通，显然是正确的。但那 时正是处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条件下，需要以贵金属的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 和流通手段时，他却要“以钱为币”，“使银从钱”，又是保守的，必将不 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魏源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远出包世臣之上。他反对王 瑬的废银行钞，也不同意包世巨的以钱起数，钱夺银权。而主张：（1）用银 为统一的等价物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魏氏说：“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 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既要用它来“权衡万物之轻重”，那它就必须是 “五行百产之精华”，必须是价值昂贵、持久不弊之物，才能充其任。这在 商品经济发达情况下尤应如此。金或银是具有这种特性的。（2）行铸币以利 流通。既以银为币，就要使它方便流通。中国使用的纹银块银极不方便，以 致使行用方便的洋钱——银元占领中国市场。每枚银元实际银数“仅及六钱 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民趋若鹜”。这证明交换过程多么需要银铸币！ 所以魂源一则曰“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再则曰“官铸 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①魏源是中国最早主张行银铸币者之一， 这是难能可贵的。
魏源的以银为币和行铸币以利流通的这套主张，既可以促进交换的发
展，同时又能够做到抵制外洋银元的侵入。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魏氏认为， 还必须做好两件事：一个是开采银矿以不断增加银的数量，解决银荒问题； 另一个是禁止鸦片贸易以防止白银继续外流。这些开源节流的见解都是正确 的，对资本主义因素发展都是有利的。
除此之外，先进思想家们在“利商”这一问题上也有鲜明的见解。
　　漕运弊端的损国病民，已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魏源、包世臣等均主张 变运河官运为商船海运，即改变封建官运组织为商运组织，把一切用于运丁、 运军的费用，变为商船的费用，这就使农民负担额定的运费和勒索减轻，而 商人的利益却可大增，必然会出现“海商翕然，子来恐后”②的现象。不仅
如此，海运还可促使商品加速流通，可将“江浙之货附海漕而北”，商品流 通顺利了，“物价必贱于前”。②至于魏、包等将少数官僚绅商垄断世袭的纲



① 王瑬《钱币议》，见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编初续》卷 53。
② 包世臣《齐民四术序》，《安吴四种》卷 25。
③ 包世臣《银荒小补说》、《再答王亮生书》、《与张渊甫书》，《安吴四种》卷 26。
① 魏源《军储篇三》，《圣武记》卷 14。
② ③ 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筹漕篇下》，《古微堂外集》卷 7。

盐制，改为商人自由购买自由贩运的票盐制的主张，能达到除中饱、减盐价、 增商利的目的，实际上是把封建官僚增殖财富的权利转归于商人。与漕粮海 运完全一样，能起到有利于商业资本发展的作用。漕粮海运与改纲盐为票盐 两者，是魏源、包世臣等思想家在维护封建统治、设法巩固国家财政收入的 前提下，改革流通领域中阻碍商品流通的状况，让商业资本充分发挥作用， 达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所作的大胆设想。其客观效果必然向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推进。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商主义者以为“国家财源服 务”为藉口，却“宣告了与旧时天国相反的资产阶级社会”。①
现在再从对外贸易问题上来看魏源等人的资本主义倾向。 思想家们虽在严禁鸦片输入上是一致的，但他们赞同对外贸易的程度和
角度是各有不同的。龚自珍由于只从农业生产研究经济问题，他对于对外贸 易问题的研究限止在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范围之内，所以这里不加论述， 而是拟对林则徐、魏源在这方面的见解进行一些分析评述。
　　林则徐首先把鸦片贸易同正常的商品流通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有 的人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即提出过，例如程含章就主张禁烟不禁商。但程氏 不是出于国内经济发展，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说：“彼诸番之与中国 交易已数百年矣，一旦绝之，则必同心合力与我为难。兵连祸结，非数十年 不定。而沿海奸民，素食其利，旦将阴为彼用。海滨僻静不可胜防。”②对外 禁烟并禁商要受到内外夹攻，社会将不得安定，故不能禁。林则徐在广州同 英国侵略者斗争的实践中，观点是有所发展的。他认为，鸦片应该禁绝进口， 但外商只要遵守中国法律，保证不夹带鸦片就可允许通商，连鸦片走私的罪 魁英国商人也一视同仁。即所谓“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即英国货 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③的政策。林则徐的这种政策， 虽也首先是从“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①的政 治上的考虑，但已多少考虑到经济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鼓励商民出洋贸易、 增加财政收入和“师夷长技”等问题上。林则徐反对“格于定例，不准赴各 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的做法，而主张鼓励华民之“见夷商获利之厚” 而“散羡垂涎”者，到外洋经商，以占洋利。②他主张把对外贸易赚取的钱财， 和因贸易日益增长而增收的关税，用以引进和仿造洋器，加强国防力量。这 种促进商品流通和引进发展新技术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可 见，林则徐对外贸易的见解比龚自珍为高，但仍赶不上魏源。
魏源的对外贸易思想，不仅政治上要求保护民族的利益，而且还从对经
济发展的作用方面考虑问题。他用当时外货进口 2014 万余元和出口岁达3500 万余元的数据，说明如能禁绝鸦片烟，年可出超 1000 余万元，“外洋之银有 入无出”对国民经济有利的道理。这也就是顺差的原理。魏源要利用中外贸 易的顺差，进口国民经济所需要的物资。他说，凡“有益中国之物”，皆“可 多运多销”。③这里所讲的“有益中国之物”，大多是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国



① 《资本论》，第 3 卷，第 1024 页，人民出版社版
② 程含章《论洋害》，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 26。
③ 林则徐《会奏穿鼻尖沙嘴叠次轰击夷船情形折》，《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 7。
① 林则徐《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 6。
② 引文见林则徐《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林文忠公政书》《使奥奏稿》卷 2。
③ 以上数字和引文见魏源《筹海篇四》，《海国图志》卷 2。

防近代化有关的钢铁船械等物。如魏氏所说“凡外夷有愿以船炮售官抵税者 听，闽商粤商出贩南洋，有购船炮归缴官受值者听”④，就是明显的例证。可 见，魏源是把对外贸易同“师夷长技”联系起来考虑的。这些正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要求。
　　综上所述，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们，是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社 会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封建主义束缚的矛盾的，同样，他们的货币、漕运、 盐政和对外贸易的主张，都是有利于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趋势的发展、有利 于封建主义束缚的解除的。因而，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体现了 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四、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学习西学


　　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既是中国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经济规 律又已反映于思想家的头脑之中，形成了变革的思潮。这种客观同主观的一 致性，必将导致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付之于实践。这种实践的首先一个具体 表现，就是学习西学。我把那时的学习西学称之为“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 汇流”，以显示学习西学的历史必然性。西学的范围很广，大要不外科学技 术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中国学习西学最早的内容当然是前者，因为这 是当时现实的迫切需要，尽管后者也涉及到一些。
上面讲到先进思想家们之所以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趋势并提出解除
对它的束缚的意见，固然是由于他们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面向现实， 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的结果，但他们认识的发展，也是同对西方资本主 义已有的认识密切相关的。认识西方，影响思想家们去洞察中国社会：洞察 中国社会，又进一步促使他们学习西方。
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早在 19 世纪初，王
大海在《海岛逸志》中就有对西洋诸国的论述，诸凡地理、人情、风俗习尚 等固有记载，对于西洋的技艺也有叙述。例如，该书中谈到望远镜“用以御 敌，可望敌营中，能周知其虚实，??诚鬼工之奇技”。书中还对轮船蒸汽 机有所描绘，说锅炉中“贮以清水，火生气腾”，冲动机盘铁叶，“船即行 驶如飞”。①类似的记载在稍晚几年的《海录》中也有。《海录》是由多年在 外国轮船上担任水手的广东嘉应人谢清高口述、杨柄南笔录的一部书。该书 对西方亦 有所记载，例如，记述法国的情况说：“佛郎机国??民情淳厚， 心计奇巧，所制钟表，甲于诸国，酒亦极佳。??奉天主教。”①所谈情况基 本属实。
在 19 世纪初叶和 20—30 年代，人们对于西方了解的记录，主要出于好 奇。虽对认识中国的落后状态和提高自己的水平不无促进作用，但那时并不 是出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鸦片战争中英国炮火的轰击，惊醒了一些有识 之士，促使他们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出发去了解西方，所以这种了解是有 目的、有选择和比较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了解记录，首推 1840 年林则徐领导 编译成的《四洲志》。其次是魏源于 1842 年初成的 60 卷本《海国图志》。



④ 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 2。
① 上二段引文见《海外番夷录·海岛逸志》，第 3、7 页。
① 见《海外番夷录·海录》。

这两部书都是为了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情况，以便采取对策而编写的，尤其 是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编写 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四洲志》有如下一些记载：
英国“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 毋须人力。”
法国“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五百三十”。《四洲 志》编者对于西方技术的描述，显然是以赞赏羡慕的心情书写的，当然是反 映了林则徐的思想。这种羡慕西方技艺的思想，鲜明地表现于对俄国彼得大 帝学习西方的叙述上。《四洲志》中写道：
　　　俄国“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氏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 讲习工艺，旋归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造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 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这段话是对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艺以致富强的肯定。话中意思很明显，
中国要达到富强，必须像彼得大帝那样学习西方的技艺。这里至少认识到： 中国是落后了，不变落后为先进，就难以摆脱挨打的局面；要变落后为先进， 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真实地反映了林则徐的认识水平。他在 被遣戍伊犁途中，回忆了鸦片战争中“器不良”、“技不熟”因而失败的教 训，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把“器良技熟”放在 首要地位。并申论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①基于这种认 识，林则徐在广州时即非常积极地“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 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他说他甚至在“获咎之后， 犹以船炮二事上陈”。②这是因为他正确地把这“二事”提高到“驱剿外夷”、 “舍此易济”的高度的缘故。这也就是“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首先是魏源提出的。这是他通过鸦片战争
的斗争实践，尤其是根据林则徐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魏源接受了鸦片战争 失败的教训，为了更好地与外国侵略者斗争，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认识 西方国家，于是以《四洲志》为蓝本，编著《海国图志》。他在该书序言中 明确说明了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 制夷”。魏源对西方长技的了解比之林则徐更为深刻、全面和系统。他在军 事技术之外，对于民用器械的技艺也作了广泛的了解，这是因为他已意识到 “师夷”、“制夷”，不能仅限于军事，而应该是多方面的。认识到“夺造 化，通神明”的西洋器械，“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可见，魏 源所说“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更多的是在“民用”方面。 所以魂源设想引进西方技术所建造的船厂，不仅是造军舰，而且更要制造商 般。这样，一方面有利航运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使船厂长期兴旺不衰，因为 “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至于新的军火工厂，也同样结合制造民用器 械，如“量无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 自转难、千斤秤之属，??皆可于此造之”，以利民用。尤有进者，魏源认 为，船厂、军火局既在造军用船械之外，广泛制造商船和民用器械，那么， 这类厂、局就应该鼓励民间投资创办，以便有效的在商品市场上竞胜以“制



② 《四洲志》，收编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① 林则徐《遣戍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 2 集，第 1 册。
② 林则徐《复吴子序编修书》，《国朝名人书札》卷 2。

夷”。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魏源最早提出培养新式人才的设想。发展近代工 商业，必须有相应的新式人才，而原来的科举取士显然不能适应这一需要。 魏氏主张学习西洋“专以造船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的办法，例如， “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 采用这类鼓励措施，新式科技人才必将涌现出来，科技水平也将很快提高。 “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②是可以预期的！
　　由于魏源有了如上所述的资本主义倾向，所以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 憧憬的。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提出和宣扬，仍可上溯到林则徐。这就是他所 说的“三占从二”。林氏在其主编的《四洲志》中写道：美国设总统一人， “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 西业会议（国会）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 律例，必询谋佥同。??数百年来，育奈士迭（美国）遵成富强之国。?? 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 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 者”。③文中对美国民主制度虽未置可否，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了赞赏之情的。 继林则徐之后的魏源对此加以发挥。他在《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 总叙》中，对于美国总统制的“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 家之局”的制度，称之为“公”；对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听从群众的 意见和“三占从二。舍独狗同”少数服从多数等做法，称之为“周”。“公” 与“周”，都是肯定语，都是赞同的口吻。他虽没有说出、也不敢说出中国 的君主专制不若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但他却给予了“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 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①的称许。
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危弱之中的主
张，虽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林则徐的撤职流放而未能付之实践，但作为一种 对外开放、欲求改变中国封闭落后的思想，还是在继续发展着，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形成为一种思潮。继《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后，留心洋事，
对西方国家了解认识的著作，不断出现。1844 年梁廷畲的《海国四说》，1846 年姚莹的《康?纪行》，1848 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稍后的《中西纪 事》等书，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艺和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 刻的阐述和探讨。他们的目的，诚如姚莹所说是要“知彼虚实”、“徐图筹 制夷之策。??冀雪中国之耿，重海疆之防，免胥沦于鬼蜮”。②也即外御强 寇，内事改革，以图改变落后西貌。他们都是在叙述西国的风俗人情之外， 着重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以介绍。如说蒸汽火车“用以运载货物，不假 人马之力而驶行特速，可省运费”；说纺织厂里的“纺车织具，并以水火力 代之，机动而布自成，故制成多而用力省”。之所以不用人畜之力而生产效 率那样的高，是由于“以火蒸水”产生力量，使“轮转机动，行驶如风”③ 的缘故。他们尤其看到了技术不断革新的趋势，说“其法时时变易，奇幻出



① 以上引文均见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 2。
② 以上引文均见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 2。
③ 林则徐《四洲志·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①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
② 姚莹《复光律原书》，道光二十六年，《东溟文后集》卷 8。
③ 梁廷枬《兰伦偶说》卷 4。

人意表”④。“时时变易”一语，既说明了资本主义竞争的特征，也是对中国 长期停滞不变的讽刺。
　　技艺而外，梁廷枬、徐继畲等人，对于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也是赞许的， 而且比之魏源的认识还有所发展。梁氏着重从法治上论述，他说：“凡一国 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终 未尝以人变法”。这就是说，民主国家的“法”是由人民制订的，官吏不过 是守法执法者，即使是总统也绝不能“变法”。梁氏称赞总统制的优越性说： 总统“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这就是 说，美国的总统届期必退，既不能恋栈不走，又不能自定接班人，这就防止 了终身制，也防止了家长式的偏见。所以梁廷枬热情地称许说，中国古代所 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了。 不仅此也，梁氏又进一步论证这种制度的好处，还在于促使总统努力工作， 力求在短短的任期内加快步伐以有所作为，他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 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 后之恩，而无使复当前之?，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 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美国的总统不 可能是尸位素餐者。这实际上就是说，清朝封建专制制度，远不如资产阶级 民主制健康。所以梁廷枬的结论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法治而非人治，“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严 然无恙以迄于今也。”①这与魏源所说的“可垂奕世而无弊”同调。
比梁廷枬后两年的徐继畲，对于民主制也有明确的肯定语。他说：美国
的民主制度，“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 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②其他类似梁廷 枬的论述还很多，这里不赘。
以上说明，先进思想家们对西方的认识，不仅是在技艺方面，而且还扩
展到了政治方面。当然这种了解是很肤浅和直觉的。那时，只在技艺上提出 “师夷”，没有一位说要在民主政治上“师夷”的。在技术和政治两个方面 提出“师夷”，并以此两者——技艺、邦法——为中心制订和打算实行的较 为系统的资本主义纲领，当推 1859 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这个纲领，在 太平天国所处的战争环境中，当然不可能实行，却表明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 和太平天国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师夷长技”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 业已到了实践的阶段，而民主政治在中国实行也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只 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敢涉及，而洪仁玕却能无所顾忌地提请天王 实践罢了。其实，在洪仁玕写《资政新篇》的后一年，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冯 桂芬在其所著《校邠庐抗议》中，在学习西学上第一次写了《采西学议》、
《制洋器议》两篇专文，除系统地陈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外，在政治方 面的论述虽赶不上洪仁玕，却比魏源等人有所提高和发雇，他敢于将封建专 制与民主制作“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比较。这表明随着先进的资本主义近代 工业的发生发展，政治上的民主改革也必将提上实践的日程。当然，科技上 学习西方的步子走得更远，冯桂芬在这方面甚至已提出实践的步骤，即所谓



④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 7。
① 上引文均见梁廷枬《合省国说序》，道光二十四年。
②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

“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①到这时，即 1860 年前 后，从客观经济条件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看，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发生的 时机是成熟了。真的到了所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时机了。洋务派就在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下，触动了“弦上”的箭！






























































① 上引文均见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卷下

第二章 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

一、“两害取轻”的抉择


　　左宗棠在《重刻〈海国图志〉叙》中指出，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 先进政治家思想家，试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来拯救清王朝垂危统治的改 革主张和措施，由于顽固势力的破坏阻挠而被扼杀，以致“廿余载事局如故”， 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毫无革新和前进；20 年后，清政府处于太平天国革命和 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却又将“师夷 长技”提到了实践的日程。这也就是说，“师夷长技”的变革，没有能在抵 御外侮也即所谓“制夷”中实行，而却在镇压人民起义中实行了。
　　清政府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不是 1856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开 始就定下来的，而是经过四年的酝酿讨论和各种“力”的较量后，认为只有 这样做才能达到挽救清王朝的危亡局面的目的，从而作出这样的决定的。
　　太平军成为清王朝之“害”始于 1851 年。1856 年在太平军摧枯拉朽般 打击下，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清政府，又遭英国和法国的武装侵入。面对太 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内外两大敌人的清朝统治者，从天朝至尊和统治利益出 发，当然要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内外两重威胁。但事实上，这为它的力量所 不允许。于是酝酿着先解除一个“祸患”。先解除哪一个呢？
还在 1854 年，英、法、美等国使者到广州、上海乃至扬言要去天津要求
“修约”谈判之时，清政府鉴于太平军直接威胁其统治的现实，尽管怀疑英 法包藏有“助逆犯顺”的“祸心”；对于美国的“剿办逆匪开通长江”①恭顺 之请，则有“居心亦不可测”的疑虑，但总的倾向是如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所 说：“略为变通，以副其望”，这既可以使海关税收不受影响，“且可杜其 助逆犯顺之心”。②也就是说，适当满足侵略者的欲望，以便至少可以做到洋 人不被太平天国所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后，清统治集团内部则有着很 多不同的意见。在战争开头的两年间，清最高统治者，基本采取两个拳头同 时打向内外两大敌人的方针。实践证明此路不通。于是在 1858 年以后的两年 间，清朝统治者总的倾向起了变化，即采取对外国侵略者妥协以便集中力量 镇压人民革命的政策。但各地方督抚仍有着不同的意见。
一般他说，处在英法联军严重压力下的官僚们，“御夷”重于安内。例
如，当英军强行侵入广州城时，1858 年 1 月江南御史何璟就提出下述主张说： “此时着不临以兵威，而仍藉口怀柔，曲加姑息”，不仅美、法效尤，且恐 “迁延日久，土匪闻风四起，啸聚鸱张”。③这是只有“剿夷”才能止内乱的 思想。但这种主张没有被清廷所接受，下谕说，应“熟商安内攘外之方，勿 生他变。”还是将“安内”放在第一位。又如，当英法联军陈兵天津，僧格 林沁正与其交战之际，有人提议派僧格林沁“移师南下”皖、豫“剿办”， “以期一鼓荡平”发捻时，直隶总督恒福坚决反对，说皖、豫剿捻可以另选 大员，津沽“御夷则非僧格林沁不办，断难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碍”。恒 福恳请皇恩“俯念奴才为全局起见，无令重臣轻出而远离。此不特海防之幸，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8，页 33。
② 同上书卷 9，页 49。
③ 同上书卷 17，页 45—46。

实天下之幸也。”①这种在特定条件下重“御夷”的观点，山东道御史林寿图 说得更为明确，他说：“腹心大患，贼甚于夷；而咽喉急症，夷重于贼。”② 这里虽把人民起义看作“腹心大患”，但“咽喉急症”在一定时间里，比之 “腹心大患”更加迫切地需要治疗。因此，林寿图不仅认为僧格林沁不能调 离津沽前线，而且主张把“剿捻”战场上的劲旅调来津沽归僧格林沁指挥， 以加速取得抗战的胜利，而后集中力量镇压人民的起义。这是明显的“攘外” 优先于“安内”的思想。由于此时救治“咽喉急症”的需要，清廷当然是接 受的。
　　另一种情况，是遭受太平军威胁最严重地区的督抚，一般都是主张先安 内而后攘外的。例如，两江总督何桂清的主张就是如此，他明确表达说：“中 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
③，以纾目前之急。“俟内寇稍平，饷需充裕，然后卧薪尝胆，简练水师，再 相机办理，以复国仇，而伸天讨。”④这是先对外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将人民 革命镇压下去，然后再养精蓄锐以“御夷”的思想。
　　不管是先攘外而后安内，或是先安内而后攘外，两种主张都是两线出击， 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并重的，只是先后不同而已。 清朝统治者经过几年的实践，于 1860 年终于上下一致地统一在“师夷长技” 以先安年而后攘外这一论点上。这种统一是与这一年的形势密切联系着的。
1860 年，太平军进兵沪、杭，捻军驰骋于鲁、豫、皖等省的广阔平原；
英法窥伺京津，大有侵入京都之势。清王朝君臣们着慌了，认为太平军东进， 威胁到洋人麕集的上海，“逆夷”间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外妥协 才能救清廷岌岌之危。长芦盐运使等奏称：“土匪盐枭，乘隙四起，必应预 为之防。??以目前大沽之势论之，亦不宜再与（英法）一战，战则已成彼 逸我劳、彼主我客之势。惟有速为议抚，方可补救目前。”①中央权势人物桂 良则主张“以筹备海防之用，移而为抚局赔偿之用。??用于海防，系属无 穷之壑，用于议抚，尚为有数之需。此中轻重不辨自明。”②这就是要撤除“防 夷”之防线，并不惜物力财力以“速为议抚”。定下了满足侵略者的欲壑以 全力镇压人民起义的方针。
方针既定，军事上的部署也随即一反过去两线出击的分兵的做法，而是
全力对付革命人民了。原来准备北上勤王“御夷”之兵，均着原地不动或折 回“剿逆”防地了。当河南巡抚庆廉将“剿匪事宜交毛昶熙督办”，而自己 带兵北上时，清廷因恐济宁一带“捻匪折回侵及豫疆”，而谕令庆廉“无论 行抵何处，即统领赴援兵勇折回该省督办剿匪事宜”③；当漕运总督袁甲三请 “北上随同僧格林沁”保卫“根本重地”时，清廷给予了“贼氛正炽，汝断 难远离，所请勿庸议”④的殊批。与此同时，清廷谕令驻兵直隶的山东巡抚文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42，页 38—39。
② 同上书卷 46。
③ 同上书卷 19，页 23。
④ 同上书卷 20。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6，页 25。
② 同上书卷 60，页 17。
③ 同上书卷 68，页 10。
④ 同上书卷 66，页 25。

煜着“统带兵勇，即赴济宁??迅解城围，毋留余孽”⑤；而将驻兵津沽“御 夷”大将僧格林沁调往豫、鲁“剿捻”前线去了。至于处于长江中下游的曾 园藩，清廷本来要他在“夷氛逼近阙下”北上，“以资夹击”的，但随即另 作安排说：当此“皖南北均当吃紧之时，该大臣等一经北上，逆匪难保不乘 虚思窜，扰及完善之区，江西、湖北均为可虑，曾国藩、胡林翼均著毋庸来 京”⑥了。
　　力量既集中于制内前线，对逼压北京城的英法联军当然赶紧与之签订和 约。清廷给谈判首席代表奕��“将退兵各层迅速定议，俟该夷酋进城，即行 前住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 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①的上谕，其急于投降，签订城下之盟，以 换取英法退兵而达到“回銮”目的的心情，溢于言表。奕��描绘当时的形势 说：
“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 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故不得不）权宜办理”。所谓“权宜 办理”就是对外妥协投降以便更快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的同义语。这也就是 奕��所说的“灭发捻为先”，治英俄等国次之的政策由来。以此为契机，开 始了“师夷长技”以拯救清政府垂危统治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洋务派所意想
不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实践。
　　由此可见，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尽管包含有 “御夷”意图，但他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发生的。那种认为洋务运动主 要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对立面而兴起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的。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变，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
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至于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到这种变的必要性，并付 之于实际行动以促进这种变，那不是历史所注定的。历史不能凭假设作结论。 但从史实和逻辑说，如果在鸦片战争“御夷”中，实行林、魏等“师夷长技” 的变革主张，那么，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这种运动，就是不 折不扣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对立面发生的了。因此，那种说洋务运动只是勾结 并依靠外国侵略者的“长技”和支援，以镇压人民革命的活动，那也是不正 确的。事实上，洋务运动的发起是有制内和“御夷”的双重目的的。历史发 展的逻辑也证实了这一点。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当人民起义被镇压，国内 阶级矛盾缓和，列强对华侵略加强，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多数洋 务派人物如左宗棠、刘铭传等人，不是从“师夷长技”以制人民转变为“师 夷长技以制夷”者了吗？1874 年以后，清政府大办海军海防和塞防等措施， 不正是在实践洋务派所提出的先灭发捻，后治俄英等国的策略吗？这些将在 本书第八章及其他有关章节专题论述。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⑤ 同上书卷 68，页 5。
⑥ 同上书卷 67，页 47。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65，页 31。
② 同上书卷 71，页 17。

　　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 1861 年 1 月 20 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 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根据奕��、桂良、文样等于是年
1 月 11 日所上“通筹夷务全局折”六条章程中的首条：“京师设立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以专责成”的建议而成立的。上谕任命奕��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 侍郎文样等管理该衙门，其中以奕��为首席总理大臣。从此，奕��成了洋务 派的首领，坐镇中央。
　　奕��（1833—1898 年），道光帝第六子，从小受到极为严格的“三纲五 常”为基干的儒家伦理的封建教育。1850 年道光帝病逝，咸丰帝奕��即位， 奕��被封为恭亲王。1853 年升任军机大臣，随后于 1855 年以故被撤；不久 任为都统、宗人府宗令、内务府大臣等职。具有这种教育素质和地位的奕��， 很自然地希望清王朝稳固和强大。因此，在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双重压力面 前，他的主张是既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又坚定地抵御外侮。但后来当 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两个敌人变为不可能时，他采取“两害取轻”的对外妥 协集中力量对内“剿逆”的方针，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
1861 年咸丰帝病死，奕��以协助西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有功，恢复了军机大臣 职位，并披授为议政王。由于奕��权倾朝廷，对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洋务 运动事实上起了促进的作用。他所领导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新的办 理洋务外交的政权机构在其间也有不小贡献。
奕��、桂良、文祥的奏折，在总理衙门一词中，本无“通商”两字，但
清廷于批准奕��的奏请时，加了“通商”两字，成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 门”①。可见在清王朝统治者心目中，这个衙门成立，主要是主持“通商”事 务。奕忻对此也不加以否认，只是借列强“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 为之总理”为由，请礼部铸造关防时节去“通商”两字，以免洋人“疑臣等 专办通商，不与理事”的误解，这得到了“��批：依议”的许诺。②奕��的意 思是，总理衙门虽以通商为主，但对外交涉的一切事务均在该机关职权之内；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包括“通商”，如加上“通商”两字，则限制了 “通商”以外的其他交涉等事务。那样，该衙门的权力就会大大地缩小。这 当然是奕��所不甘心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能以“通商”为中心，是清政府上下一致的
意见。“通商”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当时，即意味着在对外开放中取洋人之 长，其中心即是“师夷长技”，兼及外交和其他与“师夷”有关的一切事务。 而这正是洋务运动的特征。我早在 198O 年就曾说过：
“洋务（原来叫‘夷务’），本来是指清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一切事务。鸦片战争 以后，逐渐变为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外交、贸易的一些事务为
‘洋务’。”“夷务”，清政府本一向由理藩院处理。鸦片战争中闯进 国门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当然不是过去的所谓“四夷”，不能作为“藩” 来对待了，于是设立了处理五口事务的钦差大臣，始由两广总督兼领，1859 年改由两江总督兼管，1858 年《天津条约》和 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后， 北方天津、牛庄和长江内河汉口、镇江等增开口岸十余处，因而南洋钦差大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72，页 1。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 年 1 月 20 日）上 谕。
② 同上书卷 72，页 22。
③ 夏东元《洋务运动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3 期。此文编入拙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
1985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臣由江苏巡抚兼任，北方则增设三口通商大臣一员。这就是后来南洋通商大 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来。它们名为“通商”大臣，实际上“通商”以外的 政治性外交等事务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于 1861 年成立 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了。在洋务运动整个过程中，总理衙门起了枢纽的作用， 左宗棠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①
　　由此可见，总理衙门是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需要的产物。 它的成立，表明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心以拯救清朝统治的自强新政
（也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的洋务运动）成为国策了。因此，以 1861 年作为洋务 运动开端的标志是适当的。
　　在过去，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开端有 1860 年、1861 年和 1862 年三种说 法。1860 年说，是以清政府定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政策，向外国侵略者妥 协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从而取得列强的支援以集中力量镇压太平 天国为标志；1862 年说，主要是以李鸿章在上海办洋炮局和比较系统地使用 洋枪洋炮、练洋操以更有效地镇压人民革命为标志。前一说法，突出了妥协 投降和反对人民革命，也即传统的把洋务运动看作是买办性与反动性相结合 的产物，那当然就一无足取了。后一种说法，虽注意到了先进技术的引进和 使用以及近代工业的发生，但使用坚船利炮并不自 1862 年始，新式军事工业 的起点，亦宜以 1861 年成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据《曾文正公年谱》记 载，安庆内军械所设所的时间是咸丰十年十一月，曾国藩还曾于是年十一月 初二日“至子弹局、火药局一看。”①，这一天正是 1861 年 12 月 3 日。因此，
1862 年开端说，难以成立。因此，即使从办近代军用工业说，将洋务运动开
端定于 1861 年也是适当的。 按照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原理，历史学上的分段线，不可能以
去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表现来划分，因为它们都是渐变的，没有一个明显的标
记。拿引进先进技术说，中国人包括太平军在内，使用洋枪洋炮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前期即已开始，那时引进先进技术尚未成为清政府的方针政策，而且 很难找到哪一年哪一天为开始日。因此，历史事件的开始与终结的标记，常 常要在政治方面寻找，而政治方面除某些运动外，又往往以某一机构的成立 或撤销作为起迄的标记的一种。洋务运动之所以以总理衙门成立作为开端， 是因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为中心的变革，是从该衙门成立 之日才成为清王朝政策和比较全面实践的开端。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历史的 分段线只有以政治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标记来进行划分才是正确的。清王 朝虽于 1860 年 10 月前后，《北京条约》签订时即定下“面害相权取其轻” 的方针，但具体执行并较为全面推广，却始自 1861 年 1 月总理衙门②的成立。 明确了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洋务运动开端的标志，就可以来谈总理衙门的 地位与作用了。这从奕��等“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已可看出端倪。 首先是级别同于军机处。（1）原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