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本书是五年前出版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续篇，即第二编第 一卷，主要论述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历史；从时间上说，就是从 1912 年 2 月到
1916 年 6 月。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创立了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
政府于 1912 年 4 月迁往北京，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资产阶级 的国家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变动。原来在政府中 起主导作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官僚所代 替。这不是一般的更换政府人员，而是一次全面的改组。表面上，改组是通 过合法选举进行的，还带有中国古代揖让天下的色彩；实际上，这是帝国主 义列强和北洋集团一连串政治阴谋活动和兵变暴乱的结果。从效果看，它起 到了反革命政变的作用。
　　政府的性质，是由掌握政府权力的主导集团的阶级属性决定的。主导集 团改变，政府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当权，就标志着大 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联合在中国统治的开始。所以我们把这一事件作为《中 华民国史》第一编的结束，和本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开端。
从民初的社会全貌来看，维护帝国主义利益和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集
团，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凭藉北洋军的实力掌握中央政柄。在解决 重大政治难题时，他们常常不使用政治手段，而是直接利用军队作工具，镇 压人民，排除异己，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在封建专制时代，毫无民主可 言；在军阀政治的高压下，人民无权和官僚擅权的情形依然如故。对北洋集 团荼毒社会、祸国殃民的罪行，本书使用了较多的篇幅加以揭露和鞭笞。
作为一种特殊统治形式的军阀政治，并非一开始就以完备的形态出现。
随着民初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它的特征才愈来愈明显。袁世凯的上台 不同于改朝换代，与欧美国家总统更替也不一样。他之所以能出任大总统， 主要是因为他掌握着一支军队。北洋政府的内外政策，不仅与南京临时政府 有根本区别，与晚清政府也有不少差异。特别是在北京临时政府阶段，不仅 仍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一些同盟会领导人直接参加 了政府的工作。唐绍仪内阁期间，除总统府由袁世凯亲自控制外，内阁各部 基本上是北洋集团和同盟会平分秋色。总理唐绍仪虽然出身北洋派，但他加 入了同盟会，并试图找到一种北洋集团和同盟会两大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政 策。事实上，这种政策是很难找到的，所以唐内阁不满一百天便夭折了。在 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里，尽管清末立宪派势力有明显的扩张，但同盟会仍占 优势。所以从控制政府的派别分析，北京临时政府还不是北洋集团独占的政 府，而是北洋集团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过渡性质是十分明显 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清政府的倾覆和临时政府的存在，封建专制势 力的政治思想统治，已不可能像前清那样严密，而有了某些松动。就政党而 言，清政府视政党为洪水猛兽，严禁人民结社组党，因此除中国同盟会等秘 密团体外，公开的党派是无法存在的。但民国元、二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 上百个党会团体，其中具有政治纲领的就有三十多个。在五光十色的党派团 体中，首屈一指的是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同盟会。1912 年 8 月，它联合四个小 党改组为国民党。由于大批官僚政客加入，党员素质下降，组织涣散，失去
　　
了革命党应有的战斗力。但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 李烈钧、张继等著名的革命家仍在党内起重要作用。这个党虽然也有少数人 关注议会外的斗争和保持地方实力，但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试图通过议会和平 手段、制定宪法，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致国家于富强。 其次，是以清末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和民主党。1913 年 5 月这两个党合并 为进步党，其主要领导人有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此外还有统一党、 中国社会党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在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中，有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业界头面人物，也有旧官僚和投机政客。他们 的政治品格虽有高下之别，但都以拥护或标榜拥护共和为宗旨。这表明，人 们参加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对建设共和国抱着美好的幻想。在当时， 这种政治积极性的主要倾向，有反军阀专制统治的性质。对此，本书加以适 当的肯定。
　　应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民初政党林立，十分活跃，但并没有能实行资 产阶级的多党政治。临时政府的存在也不是以多党政治为背景。多党政治是 近代资产阶级实现本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在内阁制的国家里，多党政治以 政党轮流控制国会多数和组织内阁为前提。国民党和进步党虽然在国会中有 左右论坛的力量，但谁也没有掌握过内阁实权。何况当时中央政府的政治重 心根本就不在内阁，而始终在袁世凯的总统府。所以，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 关于两党政治的设想和宣传，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国民党人为追求政党内阁 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宋教仁惨遭暗杀而告终。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暂时以联合政府的形式存在，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南北政治和军事的严重对峙。为此，本书发掘不少 新史料，特辟专节来阐述南北对峙的形势。拥兵雄踞北方的北洋集团，以直 隶、河南、山东三省为其腹地，不许他人染指。在南方，除立宪派和旧官僚 占主导地位的湖北、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外，都是国民党人的势力范围， 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被人称为他们的“根据地”。所以，民初虽有中央政 府，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统一。各地区和北京一样，三大政治势力——北洋集 团、进步党和国民党互争雄长，而惊心动魄的斗争则大都发生在北洋集团和 国民党人之间。1913 年下半年，袁世凯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 二次革命。南北对峙的形势基本消失了，袁世凯便恣意解散国民党和国会， 又急忙将进步党人赶出政府，才实现了北洋派的一统天下。
对北洋军镇压二次革命的军事动员，以往估计不足。对这支军队来说，
这是一次最全面的动员，此后因内部倾轧加剧，再也不可能统一行动了。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和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
尖锐对立和斗争，是民初政治历史的重心。对此，本书用了很多的笔墨加以 阐述。同时，我们也没有忽视揭露北洋集团内部的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 矛盾和斗争，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对洪宪帝制的内幕，以往人们所知甚少，揣测之言颇多。近年来发现的 有关洪宪帝制的数千件原始函电说明，筹安会和请愿团都是帝制运动的表面 现象，帝制派并不看重这些活动，除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应外，他们最关注的 是封疆大吏的态度。对各省封疆大吏的密电和北京军警官僚的密呈，袁世凯 不仅亲自阅览，而且有的还加了批示，甚至哪些应登政府公报，哪些缓登或 密存，都由他决定。这表明，他亲自控制着帝制运动。关于袁克定或杨度操
　　
纵帝制运动，蒙蔽了袁世凯的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 北洋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在洪宪帝制问题上也表现出来。筹安会一成立，
首先密电政事堂反对帝制的是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电文长达千言，痛陈变更 国体的危险。接着，直隶将军朱家宝要求先办好外交，再行改制。他说“友 邦一日不承认，国势一日不定”。更引起袁世凯不安的是，拥兵坐镇江淮的 江苏将军冯国璋和长江巡阅使张勋都迟迟不肯上书劝进。由于段芝贵等人一 再密电催促，他们才联名密电政事堂，说应由国务卿徐世昌定稿领衔推戴。 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广西将军陆荣廷对冯、张密电均表示赞同。这些封疆大吏 对帝制采取反对或暧昧的推托态度，目的虽不尽相同，但普遍不满则是非常 明显的。徐世昌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不仅未敢领衔劝进，反而决然辞职脱 身。这是帝制运动一再拖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前史从未记载过的这些内情， 本书作了较详细的揭露。
　　护国战争是民初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 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全国各阶层人民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推动下，联 合一部分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势力共同发动的。
　　进步党人是资产阶级保守势力的代表。与国民党人一样，他们也主张实 行宪政。但由于现实利益的冲突和清末结下的宿怨，使他们经常站在北洋集 团一边，攻击国民党人，而试图依靠袁世凯的“开明专制”来达到宪政的目 的。在民初的政争中，他们留下了极不光彩的记录。直到洪宪帝制发生，他 们才决心独立地发挥作用，举起讨袁护国的旗帜。最早举起讨袁旗帜的是以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二次革命失败不久，他们就组织起中华革命党，多次 发动讨袁起义，流血牺牲，百折不挠。从这方面比较，说进步党人的反袁是 抢旗帜，并没有错。然而，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分析，进步党人从拥袁到 反袁，并不单纯是策略手段的变化，而是战略方向的转变。这一转变使资产 阶级的两大派别得以暂时站在一条战线上，为反袁斗争开创了新的局面，从 而赢得了推翻洪宪帝制的胜利。忽视这一方面，就很难全面地说明进步党人 的作用。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争持的焦点，是要不要建立
民主共和国和建立什么样的共和国？护国军宣言中有关维护共和国体的主 张，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政治要求，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说， 护国战争无疑是属于革命战争一类。长期坚持反袁斗争的中华革命党人理应 成为这次革命战争的指导中心，但由于他们缺乏实力，没有能成为指导中心， 而被排挤到一边去了。保守的进步党人却起了领导作用。因此，这次战争就 有了更明显的阶级局限性。进步党人特别强调“文明革命”，反对“破坏”， 而且一旦达到既定的有限目标，便立即改变战略方向，与当权的北洋集团妥 协，无情地压制民主革命力量。
　　民初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危机及其解决，都与帝国主义列强有 千丝万缕的 联系，有些甚至是由列强的侵略活动所直接引起的。如蒙、藏交涉，善后借 款及二十一条交涉等。不充分揭示列强与中国政治的联系，就不可能把许多 重大事件讲清楚。所以本书既有专门章节集中阐述列强在华的侵略活动，也 在有关中国内政的章节中如实地写出它们所起的作用。
　　本卷书重点是写政治史，同时对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经济、财政问题也 进行了探讨。从宏观来看，政治状况的好坏和经济状况的盛衰常常是同步变 化的。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也有暂时不完全一致的情形。
　　
　　北洋政府建立之后，政治状况急剧恶化。但中国资产阶级“振兴实业” 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迅速低落下来。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仍然持续高涨。究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无 暇东顾，对中国的掠夺有所和缓，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发展的外部条 件。除此而外，本书较多地考察了经济发展的内因。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削 弱了封建专制主义势力，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比清末有所提高，创办工矿企 业的积 极性被调动起来。他们组织实业团体，从经济和舆论方面向北洋政 府施加压力，促使其推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跻身政 府，或担任工商总长，或掌握地方要政，在他们的主持下制定了不少有利于 发展工商业的法令、条例。这些法令、条例虽然不可能全部贯彻实施，但也 有一些起了促进作用。当然，这是从局部来看，从整体估量，北洋政权在发 展民族工商业方面并不是积极因素，而是消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指望 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完全失望了。
　　对袁政府时期的财政、税收，过去缺乏系统的研究。由于历年预算均未 实行，更没有决算，所以收支状况在当时就没有精确的统计，而现存的北洋 政府财政档案只有一鳞半爪，不成系统，更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困难。本书利 用档案资料、政府公报、报刊及其他公私文书，只能勾画出这一时期财政状 况的基本轮廓。
袁政府初期，中央财政收入被地方截留，库空如洗，几乎完全依靠外债，
地方财政为庞大的军费所累，普遍入不敷出。以出卖国家主权得到的大量外 国借款，几乎全部用于填补纯消耗的军政开支。资产阶级渴望的建设投资、 整顿币制和裁撤厘金等均未能进行。经过财政整顿、加重捐税和发行公债，
1914 年和 1915 年财政 状况稍有好转，大致作到了收支平衡。但接踵而来
的帝制运动，导致了财政崩溃。袁政府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 金融 危机爆发，致使京钞问题在以后很多年内成为北洋政府财政金融上棘 手的问题。袁世凯统治时期，一共只有四年多，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这 是十分短促的一段。当时，正值共和初建，社会风气丕变，新旧冲突激烈， 政局动荡不已；在民国史上，这是颇具特色和颇有影响的年代。对这段历史， 我们分工合作，进行探讨。本卷书就是集体探讨的结果。参加本卷编写的共
有八人，具体分工如下：
序言 李宗一
第一章 徐辉琪（第一、三节及第二节部分）， 曾业英（第二节部分）
第二章 徐辉琪（第二、三节及第一节部分）， 朱宗震（第一节部分）
第三章 汪朝光（第一节），朱宗震（第二节） 第四章 朱宗震（第二、三节及第一节部分），
曾业英（第一节部分），李宗一（第四节） 第五章 张兰馨（第一节），朱宗震（第二、三节） 第六、七章 李宗一
第八章 尹俊春 第九、十章 曾业英
本卷编写提纲的拟定和初稿的修改是由李宗一负责的。 曾业英对第一、二、四章的部分初稿作了较多的修改，李宗一对第五章

第一节及第八章作了较多的改动。关于注释的统一、地图的绘制和照片的搜 集，曾业英、徐辉琪、汪朝光等作了许多工作。全书由李新、李宗一定稿。 承蒙审阅本书初稿并多所指正的有：张振鹍、金宗英、王述曾、杨天石、韩 信夫等同志。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限于我们的理论和业务水平，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难免，敬希读者多多 指教。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代序

北洋军阀的兴亡①
李 新


　　中国军阀是封建性的事物。它只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 建社会。 军阀一般都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是它有一支私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个首 领通过家族、亲属、同乡、同学、师生等封建关系的网络统率着。其次是它 总要占据一定的地盘。地盘可以有大有小，小的只占据几个县或稍多一些地 方；大的可占据一省、数省乃至全中国。第三是军阀在它所占据的地盘上实 行个人专制的直接军事统治，既不讲“文治”。更不讲“法治”。在中国古 代封建社会里，中国产生过不少的古代军阀。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于是逐渐产生了近代军阀。
中国近代军阀的形成是从北洋军阀开始的。从 1895 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这十六年，是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从武昌起义至清帝 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可称为北洋军阀形成阶段。武 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无力应付。袁世凯东山再起，不仅控制了北洋军，并 且进而控制了清政府，不久又就任临时大总统，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一时期， 北洋军才完全表现出是袁氏的私军。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昌起义给了袁世凯北 洋军阀形成的机会。当然，这种历史结果并非发起和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 级革命党人始料所及，主要是客观形势使然。
北洋军阀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分不
开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这 一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发展，不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大大增加，而且 在它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所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比中国原 有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要优越得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集中，它所产生 的政治力量要相对的强大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当然也要影响到 意识形态。不过在中国，直到“五四”以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力量还是比较 薄弱的。殖民化的资本主义，固然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但它对中国是一 种新事物，这种新的因素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北洋军阀的出现就是其 重大影响之一。
北洋军阀的出现还由于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分散的个体经济在中国的经
济生活中一直占着压倒的优势。此外，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有雄厚的 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精神条 件。革命前，资产阶级作了一些思想启蒙的工作，但远远不够。所以后来又 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
　　封建势力依然严重存在，而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 这就是北洋军阀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北洋军阀就具有 很多中国古代军阀所不可能具有的特点，虽然从根本上看还有更多的相同之 处。
　　北洋军阀以及所有的近代军阀与古代军阀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他们都近 代化了，也就是说，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资本主义的色彩。根据他们近代 化程度的不同，我们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近代军阀称为旧军阀，而把国民 党政府统治时期的军阀称为新军阀，因为前者的封建性更强，而后者近代化
　　
的程度更高。但是无论旧军阀也好，新军阀也好，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 近代中国的主要统治势力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帝国主义又是最主要的 力量；因此近代军阀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 中国近代军阀，无论新旧军阀，除极少数例外，大多有帝国主义的背景或后 台，有的军阀甚至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这与古代是大不相同的。中国 古代军阀虽然也有个别向外国称臣纳贡的，但因中国古代的封建文明比较周 围各民族都发达得多，所以这样的事例是极少的。近代的情况就不同了。帝 国主义势力比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势力强大得多，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 的关系只能是依附的关系而不可能是平等的关系。所以依附于帝国主义也就 成为近代大多数军阀最根本的特点之一。这在北洋军阀身上首先表现出来。
现将北洋军阀的特点，择要具体地分述如下：
　　（一）采用外国兵制。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廷感到原有军队，无论八 旗兵、绿营兵，还是湘、淮军都不足依恃，开始效法外国兵制编练新军。北 洋军自其前身新建陆军时代起，就仿效德国的兵制操练。以后袁世凯又聘用 大批日本教官，使北洋军西洋、东洋兵制兼备。北洋军不仅编制完全效法帝 国主义国家，兵器也大量购自外洋。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左宗棠、 胡林翼、李鸿章即称羡外国船坚炮利，开始购置外国军火，并陆续举办一些 军事工业。袁世凯继承他们的传统，北洋军兵器全部近代化，而且基本上购 自外洋。北洋军阀也曾举办一些工厂自造军火，不过因为造出来的兵器质量 差，因此主要地还是依靠进口。依赖外国的武器装备，始终是北洋军阀的特 点。后来的西南军阀，乃至国民党新军阀也都如此。
由于采用帝国主义国家的装备和军制，北洋军就不能不学习西方的军事
思想。随着西方国家军事思想的输入，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当然也会对北洋 军人产生一些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北洋统治者对此是极力抵制的，北洋 军阀治军的主要思想还是封建观念，即以忠、孝、节、义为中心的三纲五常， 四维八德那一套。
（二）北洋军阀的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出
现以前，封建军阀的军队饷源主要依靠田赋等税收。湘、淮军也基本如此。 北洋军则大大不同了，其饷源大宗，往往来自关税、盐税，和官办企业的收 入（铁路、轮船局等）。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交通部与地方军阀争吵不休， 多由地方军阀截留铁路收入充作军饷引起。北洋军阀另一重要的财源是借债
——发行国内公债尤其是向帝国主义借外债。
　　北洋军阀不仅在军事上依靠帝国主义，而且在经济上、财政上也依靠帝 国主义，这就为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干预和侵略中国提供了方便，北洋军阀大 都卖国。他们为了吞并他人，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就要无休止地扩军。而 养兵是需要钱的，养的兵越多，需要的钱也就越多。军阀自己解决不了，怎 么办呢？借债。内债不行就借外债。而借外债就要拿出中国的主权作交换条 件。所以北洋军阀，特别是控制中央政权的大军阀，都是卖国者。卖国者必 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这就是北洋军阀最终覆灭的根本原因。
　　（三）北洋军的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也有些无 业游民。总之，北洋军阀实行募兵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办法也被 称为志愿兵制。而当时中国是谈不上什么志愿兵的，破产的小生产者没有活 路，投军大多是为了找地方吃饭，即所谓“吃粮当兵”。在中国历史上有各 种兵制：有府兵制，也有募兵制。在清代，除了八旗兵外，绿营兵与湘、淮
　　
军也都是募来的。与绿营兵和湘、淮军比较，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要略胜一 筹。袁氏募兵一向比较严格。要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者才能入选。而且，北 洋军的待遇也比较高些。所以北洋军开始战斗力较强。后来的皖系、直系招 兵就差多了，有时还把匪伙收编入伍。奉系更是大量招收兵痞、流氓，收编 土匪。因为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就是“胡子”出身。二十年代以后，一会儿 土匪招安为军，一会儿军队散而为匪，于是军匪难分，成为普遍现象。这些 现象，虽然古已有之，但民国时期，又有新的特色。
　　（四）北洋军阀不仅不能长久统一中国，而且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 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从根本上讲，当时分散的个体经济，加上帝 国主义的分裂政策，决定了北洋军阀不可能造成真正统一的国家。袁世凯一 度形式上统一中国，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二次革命失败以前，国民党在南方 还有很大力量，而在北方，割据势力一直隐然存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割 据的局面更加严重。南方有西南军阀的纷起，北方有直、皖系军阀的分裂和 斗争。1920 年直系和皖系公开摊牌，爆发了大规模战争。此后，军阀混战连 年不已。
　　造成军阀之间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的原因何在？值得深入研究。除了分 散的小农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割政策这两点根本原因之外，北洋军未能形成 一个坚固的军事团体因而不能形成一支坚强统一的军队，也是产生割据的重 要原因。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统一的条件下，其军队思想的基础是资 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它可以在此基础上保持军队的统一。虽然这 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狭隘的，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曾经给人类 带来很大的祸害。而封建统治者教育军队则是提倡忠君爱国，比资产阶级还 要落后得多。袁世凯开始编练北洋军时，编有“劝兵歌”一首，歌词说：“朝 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这 是何等的落后！事实上，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忠君与热爱民族国家是矛盾的。 皇帝即国家。爱国就是爱皇帝一姓。这算什么爱国？但封建王朝的皇帝毕竟 还可以做为偶像。清朝灭亡以后，连这个偶像也没有了。袁世凯上台后实行 “兵为将有”，使自己成为“本军之君”，他大力提倡忠于北洋团体，实际 上是忠于他一个人。因此袁的统治崩溃后，北洋集团分裂的局面就成为不可 避免的了。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皖系军人只忠于段；直系以冯国璋为首，直 系军人只膺服冯。奉系则效忠张作霖，晋系则效忠阎锡山??。北洋集团失 去了中心。从此以后，北洋军阀部队中倒戈反向的事件也就层出不穷。这种 倒戈现象在清代和袁世凯统治前期都很少。到了民国时期，北洋军阀仍用封 建伦理观念来教育军人，它已不能形成为坚固的军事团体，更不能保持军队 的统一了。
　　后来国民党新军阀有所不同，蒋介石的黄埔系形成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军 事团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民党军队的统一。黄埔军事团体的形成 是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这是以后的事，容后再 说。
　　北洋军阀如此落后于时代，而又对外卖国，对内残民，横征暴敛，并不 断地制造内战，以致各阶层人民生活和生命都没有保障，怨声载道。因此，
1924 年以后国民革命的兴起，北洋军阀的覆灭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以上概述了北洋军阀产生的背景及其若干特点。下面再将曾经掌握或控
制过北京政府的几个北洋大军阀及其集团略加分述。


一、袁世凯的兴亡


　　如上所述，袁世凯夺得了总统的职位，又逼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掌握了 全国政权，北洋军阀就最后形成了。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斗争虽未停止，但在一段时 间内大为减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革命党人受到袁的蒙蔽。老奸巨滑的 袁世凯一面裁减南方的革命军队，挖革命派的墙角；一面又大施骗术，把孙
（中山）、黄（兴）请到北京。每当孙中山向袁世凯讲话时，袁总是随口附 和，甚至孙中山说要在中国实行“耕者有其田”，袁也不加思索，连声赞同。 孙中山上了袁的当，向袁表示“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袁还假意大 诉党派竞争之苦，甚至表示想“隐退”。袁世凯作伪的本领确是登峰造极。 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封建统治术固然害了无数的人民，但也不知害了多少 个统治者。袁世凯并不是最后的一个。
　　袁世凯的虚伪表演，增加了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的幻 想。民初党派林立，大小上百个。尽管袁氏利用梁启超、汤化龙等削弱国民 党，国民党在国会中仍然取得胜利。正当很多人还陶醉在民主宪政的幻想中 时，袁世凯却指使人暗杀了国民党预定的内阁总理宋教仁。
“宋案”真相大白后，革命党人大为震动。孙中山十分愤激，力主讨伐。
但在这个紧要关头，国民党内部意见纷纭，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国民 党尚在争论不休，袁世凯已经动手，罢免了李烈钧等南方三督，并挥大军进 攻江西等地。革命党人仓促上阵，进行抵抗。但双方力量悬殊，革命党人很 快就一败涂地。
二次革命的失败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即是说，在中国尚不具备实
行宋教仁所追求的那种议会民主制度的客观条件。辛亥革命中，中国农村变 动不大。广大农民根本不能理解和接受资产阶级的议会、政党、内阁之类东 西。“宋案”发生刺激了城市人民，特别是知识界，使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 对袁世凯感到失望，但对农民影响甚微。广大农民渴望的是过太平日子。袁 世凯对南方稍加用兵，即获胜利，是与农民乃至各阶层人民厌战厌乱的情绪 有关的。袁世凯装作“救世主”的样子，大唱“国家不堪再乱”，要“统一” 才能太平等调子，对人民特别是对农民有很大的欺骗性。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为讨袁失败发生激烈争论，什么“军事
解决”、“法律解决”，“先发制人”、“后发制人”，吵得不可开交。“法 律解决”固然不可能，“军事解决”也必然失败。不是也打了一下吗？一打 就失败了。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到二次革命时期的致命错误是没有抓住时 机，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触及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南 京临时政府不仅不敢发动农民，而且反对和镇压农民起来革命。宋教仁将同 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也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国民党的纲领很少革命性， 比同盟会时代退步了。特别是宋教仁将许多官僚政客拉入国民党，使革命党 更加脱离人民。革命党人没有为人民办多少好事，因而关键时刻也就得不到 人民的支持。由于客观条件根本上不成熟，而革命党人主观上又犯了错误， 所以二次革命失败了。
　　但也需要指出，宋教仁等人在封建势力异常强大，而新的革命力量—— 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议会民主，是具有进步意
　　
义的。尽管这种主张在当时客观条件下不能实现，我们也应当给予适当的肯 定。
　　像袁世凯这样充满封建帝王思想的陈腐人物，对辛亥革命及其在中国社 会的深刻影响当然无法理解。他没有看到，也不愿看到辛亥革命后，民主共 和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民主主义思潮不断高涨，逐渐成为无法阻挡的历史 潮流。袁氏对中国人民觉悟程度的错误估计，加速了自己的败亡。君主专制 早已失去人心，这种失去人心的制度已经被抛进历史垃圾堆，袁世凯却偏要 把它拣起来，还要人们重新顶礼膜拜，怎么能不碰壁呢？无论中外历史，都 证明一种偶像只要倒了以后，绝难再立。袁氏如果不作皇帝梦，大概他的统 治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他的阶级地位、个人思想和反动的政治逻辑 决定了他必然要走向帝制自为的道路。
　　袁世凯要当皇帝，必须首先取得日本的支持。本来，袁世凯与日本的关 系并不亲密，自甲午战争开始，双方就互相猜忌。但当时袁的后台英国正和 德国在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他只得求助于日本。而日本政府也看破了 这一点，乘机要挟，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开始，袁也嫌日本要 价太高，但为了早日当皇帝，就不顾一切地承认了（只有第五项中会办警察、 兵工厂，内地主要铁路权一律归日本等内容未承认）。历来，卖国最失人心， 决无好下场。清朝皇帝就是这样垮台的。卖国必亡，这是一条不可移易的客 观规律。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一致反对。袁氏的 统治基础彻底动摇了。
袁世凯帝制自为，不仅遭到了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了北洋集团上
层的倾轧。对袁氏称帝，他手下两员最重要的将领段祺瑞和冯国璋都不以为 然，前者称病以示反对，后者敷衍搪塞，不肯出力。段、冯不肯支持袁世凯 也不是偶然的。自 1913 年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氏就认为对他威胁最大的已 不是逃亡国外的革命党人，而是握有军权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1915 年 6 月，袁氏称帝在即，冯国璋特地赶到北京探听消息，却没有得到袁的一句真 话。袁世凯的虚伪只能使他更加孤立。本来他作梦也想早日登极，面 南称帝， 却还要假造什么“国民代表大会”，搞什么“国体投票”，而且接到“推戴 书”后还要再三推辞，最后装作迫不得已，才接受“民意”当皇帝。特别是 他一手策划的“筹安会”，更遭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唾弃。他的一系列丑恶表 演，使人们更加认清他两面三刀、食言而肥的寡廉鲜耻的真面目。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最早出来揭露袁氏称帝的野心。1914 年就
有革命党人撰写题为《袁世凯皇帝梦》的文章，警告国人，抨击袁氏。1915 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军，派人到山东、陕西、上海等地发起反袁武装斗争。 但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分裂以及中华革命军的武装斗争脱离群众，也没有 与农民自发反抗斗争相结合，影响较小。结果，反对袁氏帝制运动的领导权 反而被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夺走。1914 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 因打手印、宣誓等问题遭到黄兴等人反对，因此党员很少，实际上只是一个 小宗派。资产阶级政党搞宣誓效忠个人这一套，是中国落后的帮会传统的表 现，得不到广大国民党员的赞成。
　　梁启超等反袁是不得已而为之。进步党人与袁世凯本在一条船上，袁氏 称帝使他们感到危险。为避免一同落水，梁启超曾写信苦劝袁世凯：“不要 以千金之躯，当众矢之鹄，舍盘石之安，就虎尾之危。”但袁氏执迷不悟。 梁启超只得抛开他，利用其弟子蔡锷在云南的势力，发起护国战争。护国战
　　
争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制度，适应当时民主潮流，和孙中山的反袁斗争形成 客观上的同盟，并同样具有革命战争的性质。它的义旗一张，不仅南方各省 以及全国革命派纷纷响应，而且使北洋集团进一步瓦解，连冯国璋等也公然 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不穿上龙袍不死心，结果在全国 人民的咒骂声中，洪宪帝制只闹了八十三天便彻底垮台，他本人也随之一命 呜呼。
　　由地方军阀要求掌握中央政权，掌握中央政权之后又妄图当皇帝或总 统，这便是中国近代军阀心目中一条最为理想的道路。在这条迷途上摔死的 岂止袁世凯一人？前车覆，后车继，一部中华民国史充满了这样可笑的篇章。

二、皖系军阀的盛衰


　　从 1916 年袁世凯毙命至 1920 年直皖战争爆发，北京政府基本上为皖系 军阀头子段祺瑞所把持，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皖系军阀统治时期。 殷祺瑞的兴起也不是偶然的。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中势力大，声望著 者有三人：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是文人出身，后来虽也结交了 一批北洋武夫，但毕竟没有自己控制的军队，也没有直接带过兵。面对段祺 瑞、冯国璋虎视眈眈，他自知不是对手，退居河南乡村。冯国璋与段祺瑞一 样，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提拔起来的大将，当时坐镇南京，领兵二万，颇有 实力。但是，他在云南护国战争兴起后，以调解人自居，企图独树一帜，遭 到全国各方面反对。而不久袁氏毙命，无须他居中调解，他的影响就减弱了。 再者，就人品而论，冯爱财如命，遇事又少谋寡断，与段祺瑞相比，大为逊 色。段祺瑞曾留学德国，见识较广，遇事颇有主见。而且，他注重自己的声 望，不收贿赂，在北洋军阀中堪称佼佼者。当然，个人的品质和性格不是主
要的因素，段能继袁之后，成为把持北京政府的大军阀，主要原因在于：
　　（一）有自己的派系和军队。段在清末多次出任各军官学堂的总办、督 办，北洋六镇高、中级军官多出自他的门下。辛亥革命以后，北洋陆军迅速 膨胀，段借任陆军总长职务之便，将大批亲信，如靳云鹏、徐树铮、傅良佐、 吴光新、曲同丰等人安插到重要职位上，造成了以自己为首的军人集团。（二） 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捞到了政治资本。护国战争胜利后，中国除恢复了共和 国的形式外，北京政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仍然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 段祺瑞并非不想当总统，只是因为当时南方有护国军存在；北洋军阀内部又 矛盾重重，冯国璋等对他不服气；他因而不敢作那样的尝试。当时的形势迫 使他把黎元洪依法摆在总统的位子上，而自己则以国务总理身份把持北京政 府的实权。
　　段祺瑞控制中央政权的能力较袁世凯当年相差甚远。北京政权一开始就 不稳定。国会恢复后，国民党议员纷纷回北京，并很快和黎元洪结合起来， 与段祺瑞皖系军阀相抗衡。而直系军阀冯国璋也趁机混水摸鱼，与国民党系 的一些议员暗通款曲。段内阁刚刚组成，段的心腹徐树铮就与支持黎元洪的 内务总长孙洪伊大闹内阁，以至徐世昌进京调解，将两人同时去职。
　　由此“府院之争”愈演愈烈，1917 年春因参战案达到高潮。从表面上看， 段祺瑞坚决主张参战，在政治上还是有些道理的。但实际上，段祺瑞主张参 战，内中包藏着极其阴险和丑恶的祸心。他欲借参战为名，进一步投靠日本， 借款扩军，排除异己，征服南方，统一中国，走的是袁世凯卖国独裁的老路。
　　
因此，1917 年 5 月，段祺瑞唆使“公民团”包围国会，企图强迫国会通过参 战案，结果事与愿违，激起全国舆论谴责。黎元洪乘机将段免职。
　　段祺瑞当然不能听任黎元洪把自己赶下台，立即煽动“督军团”叛乱， 并阴谋在天津另组政府。正值此际，张勋复辟发生，为段祺瑞重掌政权铺平 了道路。段借“保护共和”为名，率兵打败张勋。段祺瑞重掌北京政府以后， 以“再造共和之功”，从政治军事上加强了独裁专制统治。他与研究系勾结， 抛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旧国会，另组御用参议院。同时，他放手出卖中国 主权，向日本大借款，仅在 1917 年 8 月到 1918 年 9 月一年间，借款额即达 五亿元。这些借款几乎都用于打内战和编练段家军（即参战军）。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遭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强烈反 对。1917 年 7 月，孙中山到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但由于孙中山自己并无军队， 只能依靠滇、桂军阀，结果不久即被排挤。孙中山领导护法的失败，再次表 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军阀势力，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 强大得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软弱，因而其政治代表人物及政党， 不敢发动工农，说明它已经无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
　　面对西南势力的崛起和直系军阀的分裂对抗，段祺瑞加紧投靠日本帝国 主义。1918 年 5 月，段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这项协定规 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兵，并指挥中国军队。这一引狼入室的卖国协定， 遭到全国激烈反对，各界人士，纷纷通电责问。
与大借款和编练参战军同时，段祺瑞又利用卖国借款，收买政客，制造
“安福国会”。这时，冯国璋已任满下台，段便利用“安福国会”，把老官 僚徐世昌推为总统，供其利用。前面已经指出，卖国、独裁不得人心，必遭 失败。段祺瑞自以为已经组成了俯首听命的政府，便可以一意孤行。殊不知 靠卖国独裁过日子的段祺瑞，已逐渐暴露了他反动的本质，并从此由盛而衰， 接近垮台了。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高涨的革命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
醒。1919 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 情，引起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的矛头，虽然是直接对着曹汝霖、章 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但很多人已经认清（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曹、 章、陆的后台是段祺瑞，段氏不倒，中国无望。五四运动以后，段祺瑞控制 的卖国政府，完全陷于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在全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潮 流中，直、皖矛盾更加尖锐化。1920 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一触即溃， 顷刻瓦解。皖系的失败固然有其军事指挥失算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它在 政治上被指为卖国，而直系吴佩孚却打扮成爱国将领，以爱国攻卖国，胜负 之数本已决定，何况吴佩孚比段祺瑞，特别是比徐树铮在军事上又高明得多
呢。

三、直系军阀的兴衰


　　直系军阀的兴起正是利用了皖系军阀的衰落。当皖系倒行逆施，肆无忌 惮地进行卖国勾当的时候，直系的实力人物吴佩孚以“爱国军人”的姿态出 现，抓住皖系的辫子不放，大肆攻击，博得了不少人的支持。直系军阀一面 反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内战政策，迎合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一面 反对皖系军阀亲日媚外的卖国政策，利用全国人民爱国救亡的热情，赢得了
　　
舆论的支持；不少人把希望寄托于直系特别是“爱国将领”吴佩孚的身上。 他这时也就乘势大谈其军人的天职是“救国救民”，甚至于还高谈“劳工神 圣”，允许共产党人在其统治范围内的京汉、陇海等铁路沿线组织工会。所 有这些进步的伪装，都提高了他的威望。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都同吴 有过联络。这也不奇怪，因为皖系控制的中央政权同日本勾结，企图共同出 兵远东，与苏俄为敌，而直系又恰好是皖系的政敌，并在其后方，敌人的敌 人很自然地容易成为同盟者。
　　吴佩孚以“儒将”自命，既注意练兵，又干预政治，他网罗了一批知识 分子作为幕僚，又聘请了一些外国顾问，表现出学贯中西，颇有要在中国实 行现代政治的样子。从当时的报刊上可以看出，吴不但是鼎鼎大名，而且是 “众望所归”。再加上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吹，一时间似乎要挽救中国 出于危亡，“非吴莫属”。由此可见，直系军阀的兴起和取代皖系军阀的统 治，绝不是偶然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
　　直系军队本来就比较精锐，尤其吴佩孚所部，训练有素，能征惯战，取 得过多次胜利，而其装备因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也较为新式。段祺瑞虽 长陆军多年，但直接掌握的军队不多。因此他加意训练参战军（后称边防军）， 作为依靠的基本队伍，并委派亲信徐树铮主持编练。但徐并非战将，虽有日 本提供的较为现代化的装备，与吴的军队相比，究非对手。
直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优势，同时又采取了南和桂、北联奉的策
略，使皖系在 1920 年的直皖战争中两面受敌，归于失败。直系从此取得了控 制中央政权的地位。
直系军阀的得势，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密切关系。欧战期间，西方帝
国主义无暇东顾，皖系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得势。大战结束后，西方势力 卷土重来，特别是美国极力压制日本，使其不能独霸中国和太平洋。皖系的 后台受制，直系的后台增强，这也是直胜皖败的原因之一。当然，皖系失败 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它的反动政策在国内丧尽人心。
直系在上台之前反对武力统一，上台后又走上其前辈军阀的老路，以中
央政权的名义，消灭异己势力，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一切非直 系的反对，纷纷以“民主”、“自治”、“联省自治”以及其他各种美名相 对抗。奉系在直皖战争中曾是直系的盟友，战胜皖系后，它觉得分配不均， 在组阁等问题上不断与直系发生摩擦，开始酝酿着新的战争。孙、皖、奉的 “反直三角同盟”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违背了人 民的和平愿望，随着直系的不断发动战争，人们对它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尤 其是那个众人瞩望的吴佩孚，一旦当权，即不顾其“劳工神圣”的前言，一 再压制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惨案”，彻底撕破了这个反动军阀的 伪装，暴露了他那副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工人运动虽然遭到挫折，吴佩孚也 因此大失人心。人心向背是决定胜负的基本原因之一，人心一失，其灭亡之 期也就不远了。
　　直系的首领曹锟，是一个昏聩粗鄙、愚昧无知的封建军阀，他也想效法 其前辈，过一过国家元首瘾。当皇帝是太不合时宜了，就想当总统。在他看 来，皇帝也好，总统也好，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罢了。只要登上宝座，身为一 国之雄长，便可以为所欲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像曹锟这样落后的 军阀，头脑里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民主观念，更谈不到什么“总统是人民公仆” 的思想了。即便是吴佩孚这样“知书明礼”的所谓“儒将”，也是满脑子的
　　
封建思想。他最崇拜关羽，在“上下”、“尊卑”、“主从”之类封建道德 束缚下，他明知曹锟当总统的时机尚未成熟，虽曾极力表示反对，但终究不 能不服从他的那个昏庸的上级。吴在直系三派中兵力最强，曹锟实际上不是 他的对手，但吴就是不敢取而代之，始终被曹氏家族牵着鼻子走，最后一同 走进火坑，成了曹锟的殉葬品。1922 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当时直系气 焰方张，它的狰狞面目尚未暴露，人民群众对它还不厌弃；而奉系军阀的名 声本来就不好，人们认为奉系与直系之争只不过是争权夺利而已，并不支持 它。加以“三角同盟”并未发生作用，故直系以新胜之师，一举击败奉系， 将其逐出关外。
　　到了 1923 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发动内战，镇压人民，直系的统 治已丧失了民心。曹锟为了当总统，竟急不可耐地对黎元洪“逼宫夺印”， 搞得举国哗然，群起反对。他接着又搞贿选，收买“猪仔议员”，选他做大 总统。这出“沐猴而冠”的丑剧，搞得他秽气四溢，声名狼藉。当他下令强 迫人民为他举行总统就职庆典时，不少地方敲丧钟、戴黑纱，把庆典变成了 丧仪。在人民心里，已宣判了他的死刑。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成功，国民革命兴起，“三角同盟”也因而产 生了一些作用。直系已经陷于四分五裂，冯玉祥系统（后称国民军）开始形 成，并且与奉系秘密结盟。在内部分崩离析的形势下，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 展开拼死决斗。冯玉祥反戈一击，曹锟即刻从宝座上滚下来，成为阶下囚。 似乎不可一世的英雄吴佩孚，几乎全军覆没，只带着少数喽罗，逃之夭夭。 按照历史逻辑的发展，军阀们的下场只能是这样。他们由小军阀变成大军阀， 夺取中央政权，然后当总统，最后被赶下台。因为整个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尽管军阀们层出不穷，却总是沿着这条老路走，不可 能另辟蹊径。但由于形势上、个性上的差异，其表演也各有千秋。近代社会 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古代由一个家族建立起来的王朝长的可以延续二三百 年，短的也有几十年、至少也有十几年。而近代北洋军阀由于它太落后于时 代的发展，因而使得它统治周期，竟是四年一轮。不过，每个军阀统治的时 间虽短促，但军阀政治的种种丑剧，他们却都表演得淋漓尽致。

四、北洋军阀的覆灭


　　北洋军阀的最后一台戏是由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共同表演的。这 时，南方国民革命兴起，经过五卅运动，形成全国革命高潮。自吴佩孚兵败 南下，奉系控制中央政权之后，北洋军阀已成强弩之末。由于利害矛盾及个 人恩怨等等原因，当革命军打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这批临近末日的军阀仍然 是各怀鬼胎，无法真正联合起来。这就给了革命军以先打吴、再打孙、最后 打奉的大好机会。只有到了最后，这批被革命军打得头破血流的败军之将， 才勉强凑合起来，推兵力损失较小的张作霖为大元帅，妄图作最后的挣扎。
　　1926—1927 年的北伐战争，基本上消灭了北洋军阀当时的主要力量—— 吴佩孚和孙传芳所部的主力。如果不是蒋介石、汪精卫破坏统一战线，背叛 国民革命，革命军原可以一鼓作气，直下京津，统一全中国。蒋汪的叛变使 革命中途夭折了。
　　1928 年，国民党新军阀和政客们调整了他们内部的矛盾，由蒋、桂、冯、 阎四系联合起来继续进行所谓后期北伐。但这场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双方
　　
都不具备任何革命的性质，而成为新旧军阀争夺统治权的纯粹的军阀内战 了。这场战争也体现出各帝国主义对其在华权益的争夺，日本帝国主义于
1928 年 5 月 3 日出兵山东，侵占济南，造成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即是明 证。
　　北洋军阀在这场战争中归于覆灭。它的最后一个头目张作霖，本是日本 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但因他治事无能，对主子也并非百依百顺，回到 关外对日本吞并东北害多利少，因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策划了皇姑屯炸车 案，把他炸死了。张作霖之死，宣告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最后结束。从此以后， 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代替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中华民国史

第一章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国内政局

第一节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一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样，既是北洋军阀 集团攫取政府大权的预定步骤，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再次退让的结果。
　　1912 年 2 月 15 日，袁世凯取得了临时大总统这个民国政府的最高职位。 但是，他十分清楚，革命党人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他也知道，孙中山在辞职 咨文中提出的设临时政府于南京、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时才正式辞职以及新 总统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是约束他的。为了巩固已 经取得的权力，并为将来建立专制统治打下基础，他决心拒绝南下，坚持在 北洋派势力的中心北京就职。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就借口“北方秩序不易 维持”，要求唐绍仪对“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并公然要挟南京临时政 府说：“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 非爱国救世之素志。??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
①
　　然而，袁世凯的要挟并未改变孙中山的初衷。他一面再三电促袁世凯南 下就职；一面派出以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 绍文、黄恺元、王正廷、汪精卫等为欢迎员的代表团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 见硬抗难以奏效，便转而采取两面派策略，表面上不拒绝南下，而在暗中策 划阴谋。2 月 27 日，蔡元培等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并特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濂、蹇念益、汪荣 宝等十三人为招待员。内外城各商铺、车站均悬旗结彩欢迎。赵秉钧组织了 六百人的警卫队，专任“保护”。在与蔡元培等的谈话中，袁世凯的腔调也 为之一变，声言“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①随后又召集陆军各统制 及民政首领商讨留守人员和南下路线。结果，南方欢迎代表团以及唐绍仪竟 被袁世凯这番表演所蒙蔽，对他的南下许诺深信不疑，以为只是时间问题罢 了。唐绍仪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谈话时，还满有把握地表示，“袁世凯将在 几天后南下”，“维持北京秩序的任务是无足轻重的”。②
可是就在这时，一场“兵变”发生了。29 日晚 7 时许，北京城内突然枪
声大作，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曹锟第三镇第九标炮营首先涌入朝阳门抢 掠。接着，驻禄米仓辎重营及帅府园、煤渣胡同和东城土地庙各军闻声而起， 分队自东而西，恣意焚掠。一时，东城及前门一带“火光烛天”，“枪声动 地”，“凡金店、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及各行 商铺，十去八九”。③煤渣胡同法政学堂南方代表团驻所更是首当其冲，变兵 “毁门而入”，“行李文件等，掳掠一空”。①蔡元培等仓皇避入东交民巷六



① 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1912 年版，第 119 页。
②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 1984 年 版，第 493 页。
③ 《各省代表议和全案》卷下，第 10 页。
①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 10 页。

国饭店。次日晚，兵变再起西城，烧杀掳掠较 29 日晚更甚。两日以来，北京 商民损失“数千万”，“内城被劫者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②月 1
日晚，驻保定第二镇一部受北京影响，也相继变乱。乱事延续两昼夜，“市 廛阛阓化为灰烬，人民之横遭惨杀者枕藉于道”。②兵变同时波及京保铁路沿 线各市镇。2 日夜，天津驻兵也如法炮制，“放火行劫，通宵达旦”。④京奉、 津浦铁路局以及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和造币厂均遭哄抢，店铺、民房被 烧毁无数。
　　北京兵变发生后，袁世凯宣称系由“误听谣传”引起。⑤但实际上，种种 迹象表明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事发前，日坛等地驻兵曾向附近 铺户透露：“你们还不躲躲，俺们要动了。”少数得到消息的商人，已“先 行迁移”。⑥27 日晚，袁世凯对唐绍仪、汪精卫也曾暗示：“赴南之后，北 方军队恐因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⑦据当时任第三镇参谋官并与曹锟相 当熟悉的杨雨辰后来回忆，兵变前一个星期，即 2 月 21 日，袁世凯的长子袁 克定曾在其公馆召集姜桂题、曹锟、杨士琦等人谈话，煽动他们将南方迎袁 专使“吓回去再说”。次日又把曹锟单独叫去。随后，曹锟召集第三镇标统、 管带及参谋长会议，他破口骂道：“我想这件事他妈的好办，只要去几个人 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大伙儿嘴里再嚷嚷‘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 了’。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①另外，变兵一哄而起，恣意焚掠， 却“自约束不得犯租界”，“不许伤及外人”，这也足以说明焚掠范围，事 前是预有布置的。出动弹压的军队也只是“虚声追赶，无与变兵相接战者”。 还有，当时人多称兵变系为“裁饷”和强迫剪辫而起，可是北京陆军部 2 月
25 日发布的“裁饷札文”并不包括第三镇在内②；何况直接参与其事的还有
根本无裁饷之虞的袁世凯卫队。而且兵变所喊口号为“宫保要走了，我们没 人管了”，与裁饷、剪辫绝不相干。
据袁世凯左右说，兵变发生当晚，袁闻讯后异常镇定，指令江朝宗、姜
桂题无须弹压③，一味采取“消极策”。④第二天下午，他虽对再行抢劫者发 出“格杀勿论”的警告，但对曹锟及肇事各营长官却绝口不言惩办，还“命 将刚解到的军饷打开银鞘”，发给参加变乱的卫队。⑤袁世凯对违抗军令的士 兵历来采取高压手段，施以酷刑峻法，唯独这次一反常态，这只能说明他有 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尖锐质问道：“使于事起时有一千（人） 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而吾人所举之大总统也者反释此不为， 岂其智不足以及此耶？抑别有其他之隐衷方欲利用之耶？”⑥唐绍仪则以亲身



②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 27、28、123 页。
④ 李克格、杨绍周：《天津壬子兵变记事》，《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
⑤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 103 页。
⑥ 《第三镇兵变真因》，《民立报》，1912 年 3 年 14 日。
⑦ 《专使会议要闻录》，《民立报》，1912 年 3 月 9 日。
① 杨雨辰：《壬子北京兵变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 438—440 页。
②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 3 页。
③ 唐在礼：《辛亥革命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 341 页。
④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 145 页。
⑤ 叶恭绰：《民元北京兵变时我之闻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 431 页。
⑥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 149—150 页。

所见明确指出，兵变实为袁世凯所指使：“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 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 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 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 诬。”①总之，大量事实表明，这场给广大商民带来惨重灾难的兵变正是袁世 凯一手策划的，其目的在于制造紧张空气，借以证明他不能离开北京。
　　果然，兵变发生后，帝国主义各国借口保障使馆安全，立即采取行动支 持袁世凯。3 月 2 日下午，北京外交团召集会议，决定从天津迅调军队，“对 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②接着，英、美、法、德、日、俄各国纷 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等地调兵入京，总数达三千余人。其间，南 京临时政府曾准备从汉口、浦口和烟台调兵北上，帮助恢复北京秩序，但却 遭到袁世凯的断然拒绝。外交团也声称“不允许任何类型的中国军队进入天 津周围的禁区”。③帝国主义各国报纸攻击孙中山坚持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全 系意气用事”，以致招来这次“扰乱”④；袁世凯“能得南北之信用，仍为现 势上之主人，则尚不难以其威望镇定祸乱，否则仅有列强联合干涉之一途”。
⑤

与此同时，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顺直谘议局以及各政团，
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争执 都会地点”，“酿此大变”。甚至宣称：袁如“南行”，“我等敢决数十万 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①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将领更 联名致电孙中山，蛮横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 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②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本来就反对临时政府设于南京，
这时便与北洋派遥相呼应，指责孙中山“一念虚憍”，“置国家安危于不顾”。 黎元洪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 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③
如此北呼南应，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蔡元培对袁世凯早有所认识，曾
指出武昌起义后“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④，并断言此 行“必不能达目的”。⑤宋教仁于北京兵变后，也识破“此中隐情，定是手段”。
⑥尽管如此，他们由于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也不再坚持促袁南下的立场。
3 月 2 日，蔡元培等忧心忡忡地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与参议院说：“北京兵变，



①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71—172 页。
②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 年 3 月 3 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 494
页。
③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 年 3 月 11 日），同上书，第 502 页。
④ 《欧陆各报论京津兵变》，《辛亥革命》（八），第 513 页。
⑤ 《欧陆各报论京津兵变》，《辛亥革命》（八），第 518 页。
① 《共和实进会上袁世凯书》，《大公报》，1912 年 3 月 3 日。
② 《北京三军统之危言》，《申报》，1912 年 3 月 10 日。
③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 1，上海广益书局 1914 年版，第 8 页。
④ 《致吴稚晖函》，孙常炜编：《蔡元培集》，第 1034—1035 页。
⑤ 黄世晖记、蔡元培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 22 页。
⑥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83 页。

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 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 可迁就，以定大局。”⑦接着，又连电孙中山，请迅即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 和袁不必南下受职。电文说：“连日袁君内巡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 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同声呼吁，即南方闻之， 亦当具有同情。”①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无可奈何，不得不表示同意。6 日， 参议院开会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为达到自己在北京就职的目的，不惜纵兵荼毒人民，充分反映了 他的阴险狡诈和极端残忍，也暴露了封建军阀政治的黑暗。
　　3 月 10 日，袁世凯就职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行。与 会者百余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 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②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 下午 3 时，仪式开始。袁世凯着军服，佩长剑，面南正立，宣读誓词说：“世 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 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③蔡元培代表参议院 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后，袁在答词中再次表示：“世凯衰朽，不能 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 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④ 就这样，袁世凯通过玩弄权术，终于迫使革命党人再次让步，实现了他在北 京就职的阴谋。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对一个亲信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 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
袁世凯就职的当天，以“本大总统”名义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
令”，宣布凡民国元年 3 月 10 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 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 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①但随后又 发布补充令说：豁免钱粮范围以宣统二年（1910 年）为限，“其辛亥年应完 钱粮征收期限，须至民国元年夏间方行截数，不得谓之实欠，即不在免除之 列”。②可见“豁免钱粮令”对一些省区“仅属虚文”，毫无实际意义。③同 日，袁世凯还发布了几道命令，强调“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 期实行统一”，实际上是要革命党人服从他的“统一”，接受他的统治。为 防止革命党人的反抗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袁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



⑦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 年版，第 114 页。
① 《临时政府公报》，1912 年 3 月 9 日。
② 《袁总统受任余记》，《申报》，1912 年 3 月 18 日。
③ 誓词为叶恭绰起草，梁士詒修正，先于 3 月 8 日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认可。誓文见徐有朋编：《袁大总 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 1926 年版，卷首。
④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 年 3 月 12 日。
① 《命令》，《正宗爱国报》，1912 年 3 月 12 日。
② 《袁世凯致各省都督电》，《申报》，1912 年 3 月 27 日。
③ 如福建沙县共和实进会与农商教育自治会联名致电袁世凯，指出除免民元以前实欠在民钱粮，“则辛亥 年份钱粮自在应予免除之内”，但随后又“强以清宜统三年钱粮纳入民国元年范围”，是“徒负失信之恶 名，于实际上毫无补益”；且“闽光复时已豁免至庚戌年”，故豁免令“仅属虚文”（《申报》，1912 年
4 月 26 日）。

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牴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④这就预示着 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并没有因革命党人对袁在北京就职问题上的让步 而消除。

二 唐绍仪内阁成立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是组织内阁。3 月
11 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内阁制，以便限制袁 世凯专权。对于孙中山的这一意图，宋教仁当时曾明白说过：“改总统制为 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①还在南 北议和期间，革命党人就提出国务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再由总理提 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②但袁世凯坚持由唐绍仪担任。双方一度 争执不下。最后经立宪派官僚赵凤昌等人调停，达成一个被称为“双方兼顾” 的协议：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③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唐家湾人， 商人家庭出身，幼年随父在上海学习外语和洋务知识，1874 年留学美国，接 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回国后，被清政府派往朝鲜办理税务，为袁世凯 所赏识，调充西文翻译。从此，由于袁的保荐，先后任过天津海关道、外务 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 并以清政府议藏约全权大臣身份与英国办理交涉。武昌起义后，被袁指派为 全权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其间，他一面表示赞成“共和”，一面与立宪派 张謇、赵凤昌等人一起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所以， 在袁看来，唐绍仪乃是他抵制革命党人担任内阁总理的理想人选。由唐担任 内阁总理，既可保证北洋集团的实际利益，又能缓和革命党人的对立情绪； 即使唐参加同盟会，也难以摆脱他的控制。
但是，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唐绍仪也发生了微妙
的变化。他认为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采取“与同盟会合作”的现实 态度。①这也是南方革命党人同意他在加入同盟会的前提下出任内阁总理的根 本原因。
3 月 13 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
25 日，唐绍仪赶到南京组织内阁。关于阁员人选，争夺同样激烈。袁世凯一 开始提出的十二人名单中，除蔡元培、王宠惠属革命党人外，其余“概属亡 清旧吏”。为此，南京军政学商各界“咸怀不平”，纷纷表示反对。有的致 电各报馆，请“大张公道”，要求袁世凯“翻然醒悟”。②南京临时参议院也 以与原定十部不合，径予驳回另议。之后，袁世凯虽被迫作了一些变动，但 仍把持外交、陆军、内务、海军等部不放，坚持由其亲信担任各该部总长。 对陆军总长一职，南方革命军将领强烈要求由黄兴继续担任，反对任命段祺



④ 《临时大总统令》，《正宗爱国报》，1912 年 3 月 12 日。
①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 年第 2 期。
②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第 196 页。
③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第 196—197 页。
① 《张謇传记》，第 196—197 页。
② 《覃振致各报馆电》，《申报》，1912 年 3 月 17 日。

瑞。他们通电全国，忿忿不平地指出：“陆军总长非中外著闻、富有才学威 望者，决难维系南北军心而谋全国幸福。黄总长兴缔造民国，苦心经营，尤 为全球所钦服。??现在国基未固，全国军队正在易动难静之时，再四思维， 足以从容镇抚、措置裕如者，黄君而外，实难其选。”③在这个问题上，唐绍 仪也赞成南方意见，并一再致电与袁世凯“磋商”。但袁世凯寸步不让，他 鼓动北洋将领以“军界统一会”名义致电参议院，公然声称如不以段祺瑞为 陆军总长，即“要求大总统另行组织政府”。④于是，陆军总长人选问题，即 由谁掌握军权的问题，便成了组织内阁的又一争持焦点。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照例又是赵凤昌等人出来为袁世凯帮忙。赵 凤昌原来就拟了一个内阁名单，提出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黄兴为参谋长。① 这时，他与张謇等接连致电黄兴和汪精卫说：“内阁不速成立，危险万状， 其原皆在陆部一席不决。南（方）军队所主张，北方亦有万难。现内乱外交， 均极纷逼，倘再迟延，必致不测。万不得已，仍当以克（克强，黄兴字）就 参谋为调和计。”②为诱使革命党人放弃陆军总长要求，袁世凯与赵凤昌等人 相配合，答应成立南京留守处，由黄兴任留守，统率南方各省军队，又答应 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交换条件。结果，又是革命党人让步，同意由 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此外，革命党人希图掌握财政大权的努力，也因袁世凯 的坚决反对而失败，最后确定由立宪派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
29 日，唐绍仪出席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提出各部总长人选，除交通总
长梁如浩外，均获通过。30 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未 到任前由胡惟德暂署），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 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后以次长王正廷 署理），交通唐绍仪兼任（不久以施肇基充任）；同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 并统辖两江军队。黄兴拒不接受任命。3 月 31 日，袁世凯改任徐绍桢为参谋 总长，又遭到南京部分驻军的反对。4 月 13 日，袁遂任黎元洪领参谋总长事。 唐内阁通过后，4 月 1 日，孙中山践约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从此，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就成了
历史名词。
为了保证责任内阁制的实行和议员正常行使民主权力，孙中山提议派王 芝祥率革命军一万人护送国务员、议员北上，然后留驻北京，但却遭到袁世 凯的竭力反对。袁复电唐绍仪说，这是“糜烂”大局的“破坏”之举，他“万 难接受”。①他还致电王芝祥，要他单独北上，并对革命党人说：“王之为人， 吾极赏识”，“使之督直甚好，惟恐其带兵北来，则颇多危险”。②冯国璋、 段祺瑞、姜桂题等北洋将领在袁鼓动之下通电全国，叫嚷：“北方秩序，业 已平定，国务员北来，北方军界力任保护之责。若必携带重兵，则是有心猜




③ 《顾忠琛致袁世凯等电》，《民立报》，1912 年 3 月 18 日。
④ 《新政府成立之种种》，《正宗爱国报》，1912 年 4 月 1 日。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83 页。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83—
1084 页。
① 《大总统哭告唐总理》，《正宗爱国报》，1912 年 4 月 9 日。
② 《王芝祥将督直隶》，《正宗爱国报》，1912 年 4 月 11 日。

忌，北方军人万难忍受。倘有意外，本将校等不负责任。”③但革命党人仍坚 持派兵北上，唯表示人数可减至两千人。于是，袁世凯又别有用心地提出将 临时政府移设南苑，令赵秉钧等负责在南苑兴建兵房，梁士詒、关冕钧等监 督铺设铁道，故意借此虚张声势，挑动反对情绪。北京市政维持会、总议董 会则宣称：“南军倘必北来，则北京各处即一律罢市。”④
　　其间，黎元洪也接连发表通电，攻击派兵护送阁员是“猜心藏忌”，“足 以亡国”，要求唐绍仪与南方阁员迅速北上，断不能“一误再误”。⑤黎元洪 的电报深为袁世凯所“欢迎”。⑥北洋“军界统一会”通电全国宣称，如果五 天以后“犹事迁延”，就要请袁世凯先行派员署理。⑦接着，东三省赵尔巽、 陈昭常，宋小濂等纷纷通电表示赞成。
　　在北洋集团与拥袁官僚群起反对之下，革命党人被迫再次让步。4 月 11 日，即黎元洪发电的第三天，唐绍仪电告袁世凯：南方已决定取消派兵护送 阁员行动，并向袁解释，他在南专注于处理善后事宜和邀集阁员北上，绝非 有意“逗留”。①其实，南方革命党人自孙中山提出派兵护送阁员后，包括孙 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在内，均未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对于袁世凯及追随者的 恶意中伤更未据理抗争，其机关报《民立报》甚至发表评论，要阁员“顾全 大局”，“毋迟迟不行，放弃责任”。②所以，派兵护送阁员计划的取消，实 际上也是革命党人害怕南北决裂，不敢坚持斗争的结果。
4 月 20 日，唐绍仪偕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到达北京。21 日，在
总统府召开由唐主持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宣告内阁正式成立。会议决定，各 部组织实行“新旧参用”，即南北原各部人员同时兼顾的原则。唐绍仪为表 示“南北合作”，提议“多用南方人”。③但袁世凯明令各总长：“官制虽改， 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④
内务总长赵秉钧公开声明，他“于新知识毫无所得”，坚持该部全用北
洋旧人，并屡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迫使唐绍仪同意“决不干涉部中用人权”。
⑤结果，该部各重要位置大多被北洋旧官僚窃据，仅象征性地安置原南京内务 部二十人，其中参事、司长各一，其余均为一般办事员。段祺瑞原欲荐其心 腹徐树铮任陆军次长，因“群滋不悦”，不得已而改提蒋作宾。但未等蒋到 任，他就抢先荐任徐树铮为秘书长兼军学处长，同时荐任王揖唐（赓）等五 人为司长，致使蒋由南带来八十余人无从位置。蒋大为不满，但段“亦不稍 让”，他公开说：“次官与以前副大臣、侍郎均不相同，无干预委任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