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近人朱希祖曾著《墨子备城门以下二十篇系汉人伪书说》一文（载《古史辨》第四册），列举《号令篇》
所载官名有执盾、中涓、曹、令、丞、尉、大守以及刑赏有城旦、复，《杂守篇》所载官名有城门司马、 城门侯、都司空等，认为这是汉代制度，因而断定《备城门》以下诸篇都是汉人伪作。但是，我们认为战 国时已有太守（《赵策一》）、令、丞（《商君列传》）、尉（《白起列传》）等官职，“复”的赏赐在 战国时也早已有了，例如《荀子·议兵篇》说魏国考选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商君列传》 载商鞅的变法令说：“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这些并非汉代才有的制度。战国时各 国制度很多不同，已不可详考，我们不能因其中有少数官名不曾见于战国书中，便断言是伪作。墨子主张 非攻和讲究守城战术和防御之器械。他曾亲自赶住楚都，“止楚攻宋”，曾说：他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多 人已持守御之器守在宋城上。《备城门》以下诸篇当是禽滑釐一派墨者讲究守城战术的著作，《战国策·齐 策六》载鲁仲连给燕将书说：“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这几篇虽 非墨子当时的著作，必是战国后期墨家论述“墨翟之守”的。

当是战国初期道家的著作。对战国中期以后的道家和法家有很大影响。
　　（十八）《列子》道家列子及其后学所著，原为八篇，经永嘉之乱，残 存《杨朱》、《说符》二篇，后由张湛的父辈搜辑残篇补充成八篇，由张湛 作注。此中混杂有后人作品，但全书井非出于伪作，确保存有列子主要学说。
　　（十九）《尹文子》道家尹文所作，原为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 于名家，今传本分为二篇，即《大道》上下两篇。
　　（二十）《孟子》这是儒家孟轲的言行录。孟子在宋王偃称王时，曾到 宋国，又曾游历邹、膝、鲁等国，晚年到魏，曾和梁惠王谈论，接着一度为 齐宣王的客卿，正当齐乘燕内乱而攻破燕国的时候，从其谈论中可见这个事 件的经过。
　　（二十一）《庄子》这是道家庄周及其后学的论文集。其中内篇《逍遥 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
《应帝王》七篇，传统看法认为是庄周所著，其余为后学所著。末篇《天下 篇》总论古代学术源流，是一篇重要论著。
　　（二十二）《经法》和《十大经》等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 书，写在《老子》乙本卷前的有《经法》和《十大经》等四种，是久已失传 的战国中期黄老学派著作。
（二十三）《荀子》这是儒家荀况及其后学的著作。荀子在齐湣王时，
曾进言于齐相孟尝君，见于《强国篇》；又曾入秦，见秦昭王和秦相范雎， 发表长篇大论，见于《儒效篇》和《强国篇》。接着又曾与临武君议论兵法 于赵孝成王前，见于《议兵篇》。李斯曾从荀子“学帝王之术”，荀子有对 答李斯的长篇议论，见于《议兵篇》。
（二十四）《韩非子》这是法家韩非及其后学著作的汇编。其中有关韩
非的记载，有《存韩》、《问田》等篇。也有纵横家的游说辞混入书中的， 如《初见秦篇》。又《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 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汇集春秋战国故事作为立论依据， 可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
（二十五）《吕氏春秋》这是秦始皇的相国吕不韦会集宾客综合各家学
说汇编而成，准备作为完成统一和新创王朝的指导思想的。书中保存有阴阳 五行家、法家、农家、道家、兵家等各派学说的资料，议论常引征战国史事， 有史料价值。
（二十六）《公孙龙子》战国后期名家公孙龙的著作。
　　（二十七）《商君书》法家卫鞅（即商君）的后学编著，当是战国晚期 的著作。《更法篇》记载商鞅刚入秦时和旧贵族之间的辩论，其中有袭用赵 武灵王推行胡服的言论，当出于商鞅后学的增饰。《境内篇》记载商鞅变法 后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垦令篇》记述怎样采取措施来奖励垦荒；
《徕民篇》主张招徕三晋人民来秦垦荒，是推行于战国后期的，其中述及秦、 赵两国的长平大战，这说明成书当在公元前二六○年以后。整部书大体上是 总结秦国商鞅变法以后的统治经验的。
　　（二十八）《管子》这书的内容很杂，著作的时代也下一致。其中多数 是战国中后期齐国法家假托管仲议论的著作。《韩非子》说：“今境内之民 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五蠹篇》）可知韩非时《商君书》、
《管子》两书已很流行。但这书中杂有道家、兵家、阴阳家、农家、货殖家 的著作，也还杂有不少秦、汉时代的作品。

　　（二十九）《尉镣子》《汉书·艺文志》载兵形势家有《尉缭》三十一 篇，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现存《尉缭子》二十四篇，收入宋人《武经 七书》中。唐代《群书治要》选录有节本四篇。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 汉墓中，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同时出土有《尉缭子》残简六篇， 基本上都和现存《尉缭子》一致。可知现存《尉缭子》当即《汉书·艺文志》 兵形势家著录的《尉缭》。
　　（三十）《鹖冠子》鹖冠子是战国末年楚人，因隐居山中常戴武冠（鹖 羽装饰的冠）而得名。《汉书·艺文志》著录《鹖冠子》一篇，唐代韩愈所 见有十六篇，今本三卷十九篇。其中有其弟子赵将庞煖论兵法的，当是后人 采取庞煖著作附编进去的。《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著录有《庞煖》三篇。
（三十一）《易系辞传》《易传》原为孔子讲授《易经》的弟子记录。
《易系辞传》是其中重要的一篇，当是战国初期《易传》传授到楚国之后， 楚国的经师加以发挥补充而写成，因而这是儒家的学说，融合有道家的理论 并有所改革和发展。
　　（三十二）《大戴礼记》西汉戴德依据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辑有关“礼” 的“记”选编而成。其中有《曾子》十篇，是曾子言论的汇编，当即采自《汉 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的《曾子》十八篇。其中又有《孔子三朝记》七篇， 记孔子三次朝见鲁哀公而发表“治国”的意见，出于七十子后学的追记，当 即采自《汉书·艺文志》《论语》类著录的《孔子三朝记》七篇。
（三十三）《礼记》又称《小戴礼》。西汉戴圣依据孔门七十子后学所
辑有关“礼”的“记”选编而成。其中《月令篇》当采自七十子后学中“阴 阳明堂”一派著作，分十二个月记述自然界气候变化以及相应适宜的行政工 作，后为《吕氏春秋·十二纪》采用力首篇。其中有《中庸》二篇，乃子思 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又有《大学》一篇，引有曾子的话，当为曾 子后学所作。
（三十四）《周礼》战国时儒家编辑的政典，分述国家各级官职的职掌
及与之相关的典章制度，杂采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制度，加以理想化、系 统化后编成。全书按天地四时，分为“六官”。西汉初期因《冬官》散失， 采用《考工记》来补充。《考工记》大体上是战国初期齐国的著作。①
（三十五）《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是战国中期以后假托夏禹治水
的地理著作，是我国最早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全国性的地理志。分全国为九州， 分别叙述了山川、薮泽、土壤、物产、交通、贡赋，代表了当时中原的地理 知识水平。清代胡渭著《禹贡锥指》，对此有较详的校释。
　　（三十六）《山海经》我国最早记述山川、物产、民俗和文化的全国性 地理志。分《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四大部分。
《五藏山经》写作于战国晚期，《海外经》、《大荒经》也是战国末年作品，
《海内经》是西汉早期所作。其中保存了远古的神话传说以及民俗，矿物记 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清代郝懿行著有《山海经笺疏》。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胡”条，认为北狄名胡始于战国，《考工记》说“胡无弓车”，“以此知
《考工记》亦必七国以后之人所增益矣”。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认为《考工记》讲到“秦无庐”、“郑 之刀”，讲到齐鲁间水，用齐方言，是”东周后齐人所作也”。郭沫若《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收入《开 明书店廿年纪念文集》），认为是春秋后期齐国人的著作。从其分工细密和工艺进步来看，当作于战国初 期。

　　（三十七）《素问》我国现存的最古医学理论著作。主要部分大概是战 国末期编成的①。
　　（三十八）《楚辞》屈原及其后学的文学创作，西汉刘向编辑成集，东 汉王逸为作章句。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其风格，具有楚 国地方文学的特殊情调以及方言声韵，描写楚地的风土物产，歌颂楚地的神 话传说。其中以《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篇最为世人所 传诵。
　　（三十九）《说苑》和《新序》两书都是西汉刘向编著。分类编辑先秦 至汉初史事和传说，用以阐明儒家政治观点和伦理道德。其中所记战国史事 有史料价值。近年赵善诒著《说苑疏证》和《新序疏证》，附录有与诸书互 见的资料，便于参考。
（四十）《韩诗外传》汉景帝时韩婴编著。韩婴著有《韩诗内外传》，
《内传》在两宋之间失传。这本《外传》都是先讲一故事，而后引《诗经》 以证。所讲故事与诸书有出入，有史料价值。近年许维遹著《韩诗外传集释》。
　　（四十一）《水经注》北魏郦道元著。此书以注解前人所作《水经》的 方式，分别叙述我国各条主要水道的源流分合、经历地点及其有关历史。书 中多处引用《竹书纪年》等书，说明某些地点有关战国历史的情况，也还述 及楚方城、魏长城、齐长城、燕长城以及秦郑国渠的经历情况，都是研究当 时历史的资料。其中有些重要史料，可以补《史记》等书所不及的。例如《酒 水注》谈到秦将白起攻楚的别都鄢时，采用引水灌城的进攻方式，使楚的军 民沉死数十万。杨守敬、熊会贞合著《水经注疏》井绘《水经注图》，可资 参考。
（四十二）《古史》宋苏辙著。重编的先秦传记体史书。保存有少数宋
代以后散失的史料，例如《白起传》中有长篇记述白起对答秦昭王的话，是 白起反对秦进攻邯郸的意见，前人已作为《战国策》的佚文，附录于《战国 策》后。

战国史料的编年整理和考订


由于战国史料的分散残缺，年代紊乱，真伪混杂，研究者对此作编年的 整理和考订，是非常必要的。《资治通鉴》的前七卷可说是首次对此作编年 的整理和考订，其中有些见解是正确的。例如《通鉴》不取《魏世家》“武 侯卒，子?立，是为惠王”之说，主张魏?与公中缓争立，杀公中缓而立， 这是正确的论断。①此后南宋吕祖谦《大事记》、清代林春溥《战国纪年》和



① 江永《群经补义春秋》部分讲到“医和言六气”时，认为：“《灵枢素问》疑是周、秦间医之圣者为之，
托之黄帝、歧伯”。近人也都认为《素问》是战国时代作品。
① 《魂世家》称：“武侯卒，子?立，是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与公中（仲）缓争为太 子”，韩、赵“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后因韩赵不和，韩退兵。太史公因而 评论“故曰：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资治通鉴》则云：“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与公中缓争 立，国内乱”，又谓韩退兵，“?遂杀公中缓而立，是为惠王。”两相比勘，当以《通鉴》为是。《魏世 家》谓“武侯卒，子?立，是为惠王”，和下文所述不合。《水经·浊漳水注》引《纪年》云：“梁惠成 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邺师”当指魏?之师，“邯郸师”即指赵国之师。《魏世家》载公孙颀 曰：“今魏?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邺与上党相近，盖魏?据有邺而与公中缓争立，又挟有上党。

黄式三《周季编略》，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大事记》起于周敬王三十九 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这是为上接《春秋》的编年记载， 终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九○年）。书中列举作者所认定的大事，很简 略，其中略有考订和阐释，见于所附《解题》。《战国纪年》起于周贞王元 年（公元前四六八年），只是把作者所认为重要史料按年作了排比，略有考 订。《周季编略》也起于周贞王元年，综合搜辑《史记》、《战国策》以及 先秦诸子的战国史料加以排比编辑，并注有出处，较为完备。作者黄式三对 此终身用力很多，其子黄以周还曾校阅改订，黄以周因此著《史越世家补并 辨》一文，收入《做季杂著》的《史说》部分，考定楚灭越在楚怀王二十二 年，并把这个结论编入《周季编略》。这是可信的。
　　总的说来，所有这些编年的战国史书，限于作者所处时代和认识水平， 有下列三方面的缺点：
　　（一）未能全面改正错乱的纪年关于魏惠王和襄王的年世，《通鉴》等 书都已按《古本纪年》加以改正。但是对于齐威王、宣王和湣王的年世，《通 鉴》等书就未按《古本纪年》改正。《通鉴》只是把威王加多十年，把宣王 移后十年，而《大事记》又把宣王延长十年，把湣王缩短十年（《周季编略》 从《大事记》），目的只求齐宣王破燕的年代能和《孟子》等书相合，这是 勉强的凑合，井无根据。至于其他国家的年代错误也未能纠正。
（二）未能作“去伪存真”的鉴别《通鉴》、《大事记》等书依据《史
记》，把苏秦合纵六国的游说，记在周显王三十五到三十六年间（公元前三 三四到前三三三年）；又把张仪为秦连横五国的游说，记在周赧王四年（公 元前三一一年）。所有游说辞的内容都和当时斗争形势不合。周显王三十五、 六年魏惠王和齐威王“会徐州相王”，因而楚威王伐破齐于徐州。在这样的 形势下，不可能有合纵六国攻秦的事，而且苏秦还不可能参与其事。其实苏 秦为齐相，和李兑约五国合纵攻秦，是在齐湣王十四年（公元前二八七年）。 张仪对楚、赵两王的游说辞中，讲到了苏秦被齐王“车裂于市”，这是齐湣 王十七年的事，张仪怎能在二十多年前已知道呢？所谓苏秦和张仪一纵一横 的对立斗争，原是出于后世游说之士所伪托，《通鉴》不仅记载了《史记》 上已有伪托的纵横家游说辞，而且还收录有后人进一步伪造的纵横家的史 迹，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所谓乐毅破齐的经过，出于后来学者的伪托。如 此真伪混杂，尤其是大量长篇伪作的混入，就掩盖了历史发展的真相。
（三）未能全面搜辑史料加以考订《周季编略》虽然搜辑史料较完备，
但还不够全面。特别是重要历史事件和改革设施，当时人有议论，或者在论 著中引以为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未曾全面收辑，就不便于剖析历史事件的真 相和改革设施的效果。
前人依据《古本纪年》来纠正《史记·六国年表》错误的，有雷学淇《考 订竹书纪年》和《竹书纪年义证》、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 本竹书纪年辑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陈梦家《六国纪年》（原刊一 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燕京学报》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期，合订本于一 九五五年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雷学淇是清代学者中考订和注释《纪年》 最有成绩的，其中有纠正《史记》年代错乱的见解。所著《竹书纪年义证》



韩既退兵，邺师又打败赵国之师，因而战胜公中缓，杀死公中缓而自立为君，未逾年而改元。《通鉴》称
“?遂杀公中缓而立”，是正确的。

原来只有抄本流传，四十年代才有修埂堂铅印本。《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 早年最用力的名著，主要是考辨先秦诸子活动的年代的。他为了正确断定年 代，依据《古本纪年》详细纠正了《六国年表》的错误，不仅作了许多“考 辨”，还把结论列为《通表》。“考辨”中曾考定战国时代重要战役和重大 历史事件的年代，从而阐释战国年间形势的变化。也还附带考证了一些重要 的史实，如《战国时宋都彭城证》、《淳于髡为人家奴考》等，都有高明的 见解。因此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对战国史的考订，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史学 界有较大的影响。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间，我曾先后发表《战国史事丛考》三十篇，其 中《梁惠王的年世》一文，因《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武侯和魏 惠王时的大事都相差一年或两年（相差两年的都是战争），推定《史记》魏 文侯、武侯和惠王的纪元都误上了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未 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史记》误以为三十六年卒，因而误多了一年。钱穆 因此发表《关于梁惠王在位年岁之商榷》一文，对此表示异议，并对相差一 年的事加以解释，认为有的《史记》错误，有的前人引用《纪年》不确，并 说：“此等相错，古书多有，实难深论。”接着我又再写《再论梁惠王的年 世》一文，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阐释，证明两书记载确实相差一年，并举出 两书所记日蚀相差一年①，作为明证。
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间，陈梦家发表《六国纪年》，专门根据《古本
纪年》来考订《史记》年代的错误，同我一样断定《史记》魏文侯、武侯、 惠王的纪元误上一年，但是他依然认为惠王未改元前有三十六年，因而把惠 王后元和襄王纪元移后一年。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我 们以《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纪事比勘，相差一年的有五件，相 差两年的两件，都是战争，战争可能连续两年的，年代相同的一件也没有， 而且所记日蚀也相差一年，所记秦封商君也相差一年。《史记》惠王纪元误 上一年是很明显的。我们再以两书所载惠王改元以后和襄王时的纪事比勘， 年代是一致的。陈梦家所提出的三条相差一年的证据，都是不确实的，《史 记忻己载这三件事本来就有出入，他片面地选取了部分不正确的记载来和《纪 年》比勘，这样得来的结论是不可信的。②根据《纪年》，齐威王死于魏惠王



① 拙作《梁惠王的年世》，刊于《东南日报·文史周刊》第六期（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钱穆《关于梁
惠王在位年岁之商榷》刊于《文史周刊》第十期（九月五日）。拙作《再论梁惠王的年世》刊于《文史周 刊》第十四期（十月三日）。
② 《史记·魏世家》载魏哀王八年“伐卫”（《六国年表》作“围卫”），《索隐》引《纪年》云：“八 年，翟章伐卫。”《魏世家》载魏哀三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六国年表》同），《索隐》 引《纪年》作”晋阳、封谷”。足以证明《史记）和《纪年》魏襄王的纪元是一致的。楚先后两次围雍氏， 一次在周赧王三年，即魏襄王七年，据《史记·韩世家·集解》引徐广说，《纪年》和《史记·秦本纪》、
《田世家》是相同的；一次在周赧王十五年，即魏襄王十九年，据《史记·韩世家·集解》引徐广说，《纪 年》和《史记·韩世家》又是一致的。 至于陈梦家所提出《纪年》和《史记》所载梁惠王后元、魏襄王纪 元相差一年的三条证据，都是片面地选取了部分《史记》的材料来和《纪年》对比，这样得来的结论是不 可信的。现在列举如下：（一）《纪年》载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史记·孟尝 君列传·索隐》引》，陈先生举出《史记·六国年表》齐湣王三年（相当于梁惠王后元十四年）“封田婴 于薛”来比较，但是《史记·孟尝君列传》说：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所谓“即位三年”，除 去即位之年，从其改元起算，正当《六国年表》的齐湣王二年，这就和《纪年》相合了。（二）《纪年》

后元十五年，陈梦家因而连带地把齐威王的卒年和齐宣王元年都移后一年， 也是不正确的。

战国典章制度的分类编纂和考订


　　春秋、战国之交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重大变革的时期，此后秦、汉统 一王朝所用的制度，大体上都开创于战国时代，因而对战国时代制度作分类 编纂和考订，也是研究战国史的一项必要工作。当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改革， 田亩制度、租税制度、货币制度和户籍制度有着一系列的变化。随着政治和 军事上的改革，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产生，文武分职的官僚制度确立，层层 控制的郡县制度推行，统一的法律颁布，统一的度量衡制公布，爵秩的等级 制度规定，新的封君制度创设。当时七大强国所进行的改革，时代有先后， 进度又有不同，同时各国原有不同的条件，因而七国的制度大体相同，又各 自有其特点，需要分别加以编纂和考订。
　　明清之际董说著《七国考》，搜集七国的制度方面史料作了分类编纂， 可惜是一部草创而未完成的手稿，所分十四门类很是杂乱，春秋时事混杂了 十分之三，所引史料有出于伪书和小说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经指 出：“其所援引，如刘向《列仙传》、张华《感应类从志》、《子华子》、
《符子》、王嘉《拾遗记》之类，或文士之寓言，或小说之杂记，皆据为典
要。”而且所引古书有出于董说伪托的，例如卷十二“魏刑法”有《法经》 条文，引自所谓桓谭《新论》，就是出于董说本人伪造①。近年缪文远作成《七 国考订补》，订正了其中许多错乱，并依据原有体例加以补充，这对于读者 和研究者，都是有帮助的。可惜原书的体例杂乱，没有能够全面地把制度方 面的史料加以搜集而分类编纂，不能适合今天研究的需要，因此重新编辑一 部新的《战国会要》还是必要的。



载梁襄王九年五月“张仪卒”（《史记·张仪列传·索隐》引），陈先生举出《史记·六国年表》魏哀王
十年“张仪死”来比较，但是就在《六国年表》秦表中记载秦武王元年“张仪魏章皆死于魏”，秦武王元 年正当魏襄王九年，与《纪年》正相合。（三）《纪年》载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孙爱率师代我，围皮氏”
（《水经·汾水注》引），陈先生举出《史记·六国年表》魏哀王十三年”秦击皮氏，未拔而解”来比较， 但是《史记·魏世家》把这事记在魏哀王十二年，字句也相同，正和《纪年》相合。该是这个战役前后经 历两年，因而记载有出入。陈先生所举出的三条证据既然都是片面的，那么，《六国纪年》中魏惠王后元 和魂襄王元年一律比《史记》移后一年的说法，当然不能成立了。
① 一九五九年捷克斯洛伐克鲍格洛（TimoteusPokora）发表《李俚法经的一个双重伪造问题》，载于《东方 文献》（ArchivOrientalni）二十七期，认为桓谭《新论》早已失传，《七国考》所引出于董说伪造。文章 发表前，曾寄来文稿征求意见，我支持他这个主张。因为《七国考》所载《法经》条文分为正律、杂律、 减律，与《晋书·刑法志》所说不合。所引杂律分为淫禁、狡童、城禁、嬉禁、徒禁、金禁，也与《晋书·刑 法志》所说有出入。所引“徒禁”说：“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不合情理，不 能执行。所引“金禁”说：“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考魏 文侯时，魏没有丞相这个官名，秦武王“初置丞相”之后，才见丞相官名，或用作相国的通称。犀首是公 孙衍的称号，有人解释为官名是错误的。《七国考》卷一“魏职官”中误以丞相与犀首为魏的官名，据此 可见《七国考》所引《法经》条文就是出于董说伪造。董说《七国考·自序》称：“尝读秦书至十族之法 及魏李俚《法经》，不寒而栗也，作《刑法》第十二。”更是出于董说作伪而故弄玄虚。详细的考辨，见 于拙作第二版《战国史》的后记。


战国地理的考证和地图的编绘


　　战国时代各国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由于合纵连横的关系，战斗形势常有 变化。各国的疆域常有变迁。因此当我们研讨战争形势的时候，很需要参考 有关地理的考证和新绘的地图。
　　关于战国时代的地名，清代学者从事这方面考证的，有张琦《战国策释 地》（收入《史学丛书》）、程恩泽、狄子奇《国策地名考》（收入《粤雅 堂丛书》）和顾观光《七国地理考》等。其中以顾氏所搜集的较为全面，程、 狄两氏考证较详，还都不够完善。程、狄两氏有对“诸国姓氏地”的考证， 把各国大臣的姓氏都列为地名（如苏秦的苏之类）加以考证，显然是错误的。 杨守敬所编《战国疆域图》（收入《历代舆地图》中），基本上依据程、狄 两氏的著作编绘的，实质上只是《战国策》的地名图，也还沿袭了程、狄两 氏的“诸国姓氏地”的错误。近人钟凤年写的《战国各国疆域变迁考》，陆 续发表于《禹贡》半月刊，没有编辑成书出版。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年间， 我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和钱林书合作编绘《中国历史地 图集》第一册，到一九八二年正式出版。其中战国地图是在清代学者已有成 绩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改正，而设计重新编绘的。战国中期（公元前三五○年 左右）的《诸侯形势图》，以及各国的郡和封君的封邑的分布，大体依据我 的初版《战国史》编绘的。

考古发现的新史料


　　由于原有战国史料的分散残缺，年代错乱，真伪混杂，考古发现的新史 料因此显得特别重要，不仅可以补充原有史料的不足，而且可以纠正原有史 料的错乱，并用作鉴别真伪的标本。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西晋出土的《竹书纪 年》的重要性。北宋时期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开始重视古代石刻和铜器铭文 的搜集、著录和研究，因而唐初发现的《石鼓文》得到重视，从凤翔迁到了 京师。并且在嘉祐、治平年间，先后在凤翔（秦的旧都雍所在）和朝那湫（祭 祀湫渊水神的所在）等地，发现了《秦诅楚文》石刻三块，得到苏拭、欧阳 修等文人学士的重视，加以著录和考释。原石和原拓南宋已不见，现在只有 南宋的《绛帖》和《汝帖》所载以及《元至正中吴刊本》，近人容庚曾依据
《绛帖》和《汝帖》编入《古石刻零拾》，并作了考释。郭沫若又依据《元
至正中吴刊本》，另作《诅楚文考释》（收入《郭沫若全集》第九卷《考古 编》）。这是秦王使宗祝在巫咸、大沈厥湫等神前，咒诅楚王，请神加祸于 楚王从而“克剂楚师”的。宗祝这个官，是宗庙的巫祝，具有巫师性质。巫 咸是巫师的祖师，据说能沟通人间和天堂而上通于天神的。大沈厥湫是湫渊 的水神，据说如同河伯一样，能作祟而为地宫的主宰。据此可见，当时秦国 和宋国一样，流行着在战前由巫师咒诅敌人君主的巫术。容庚断定这是秦惠 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三一三年）秦相张仪欺骗楚王献商於之地后，楚大举 发兵攻秦时，秦王使宗祝咒诅楚王的作品①。这确是一篇很重要的史料。



① 郭沫若以为《诅楚文》的《亚驼文》出于宋人仿刻，是可能的。《绛帖》和《汝帖》都未收《亚驼文》。
陈炜湛《诅楚文献疑》（《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不理解这种巫师咒诅之辞的性质，以为《诅楚文》

一九四二年九月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被盗掘出土的《楚帛书》
（或称《楚缯书》），现在陈列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摹本最早见干 一九四四年蔡季襄所著的《晚周缯书考证》。一九六六年大都会博物馆用航 空摄影的红外线胶片摄制照片，使许多模糊字迹重新显现。许多学者对此作 了考释。帛书略近长方形，四周分别绘有四季十二月的彩色神像，每月神像 旁边，记有神名和此月所适宜或禁忌的大事，四角画有青、赤、白、黑四色 树枝叶，可知这是一种简单的月历，主张按阴阳五行家“天人感应”之说来 行事的。这和《吕氏春秋·十二纪》（即《礼记·月令篇》）相比，性质相 近而富于神话色彩。帛书中部有两段文字，一段八行，另一段十二行。八行 一段先讲雹■（伏戏）使四神轮流主管一年“四时”（即四季），再讲炎帝 命令祝融，使四神下降，奠定天地，主管“四时”变换和日月昼夜运行，是 创世神话。十三行一段主要讲日月运行不当，四时气候失常，要造成天灾， 如果不敬百神，祭祀不庄重，上帝就要使四时和日月的运行紊乱。可见中间 这两段文字是和四周所载四时、十二月神像相配合的。这是楚国阴阳五行家 的作品，和《尚书·吕刑》、《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重黎（即祝融）奉 命开天辟地、主管日月运行的神话是一脉相承的。
　　一九四八年陕西鄂县出土的《秦封右庶长■宗邑瓦书》，是先刻字于干 坯，再经高温窑烧成，字划涂朱，瓦面光滑。原藏西安段绍嘉，今藏陕西师 范大学图书馆。首先由陈直作简要考释（《西北大学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一 期）。这是秦惠文君四年（公元前三三四年）策封宗邑的文件，指派官吏送 至宗邑所在，经过相应仪式而埋藏于地下，有似后世的土地凭证。瓦书载“四 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即《秦本纪》所记秦惠文君“四年天 子致文武胙”，《六国年表》同。
一九八○年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木牍，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三○九年）
命丞相甘茂及内史匽“更修为田律”。木牍载二年十一月己酉朔王命丞相戊、 内史匽□□更修为田律”，戊即甘茂，“戊”与“茂”通，《韩策一》和《说 苑·杂言篇》正作甘戊。据《秦本纪》，此年“初置丞相”，甘茂为右丞相， 正与木牍相合。这是具体说明秦的田亩制度的重要史料。
近年在湖北、湖南两省考古发掘战国墓中，时常发现竹简，大多是遣册
（死者的随葬品记录），从此发现楚国有许多文献不载的封君，如从随县擂 鼓墩两墓和江陵拍马山一墓的简文中，发现了十一个楚惠王时的封君，又从 荆门仓山二号墓的简文中，发现了二十三个楚怀王时的封君。由此可见楚国 封君之多，而且越封越多。




三石全出唐未间人伪作，证据不足。陈氏谓文字可疑，字体是小篆而不是战国文字，其实战国时已有二种
字体，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属于工整一体，正是小篆的起源。铜器刻辞和应用器物上文字以及竹简、帛书 属于草率一体，又是隶书的起源。《诅楚文》石刻就是工整一体，如巫咸的“巫”字作“十”，写法正与 甲骨文、金文相同。近人就是依据《诅楚文》而认识甲骨文和金文这个“巫”字的。陈氏又谓情理可疑， 史实可疑，其实这是巫师在“巫术”中咒诅之辞，原是不讲情理的。巫师咒诅敌国君王“倍（背）盟犯诅”， 也是把过去史书所载亡国君主的罪状强加给敌国君王的。陈氏又谓词语可疑，多因袭前人。其实这是巫师 的咒诅之辞，唐宋间文人是不可能捏造的。苏拭有侍云：“刳胎杀无罪，亲族遭围绊，计其所称诉，何啻 桀、纣乱。”就是不理解《诅楚文》性质而说的。详拙作《秦诅楚文所表演的诅的巫术》，刊于《文学遗 产》一九九五年第六期。

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


　　战国铜器铭文，大多是简短的刻款，作为史料没有像西周、春秋时代铭 文那样重要，但也有不少可以补充文献的不足。现在列举其中比较重要的如 下：
　　（一）楚熊章镈北宋曾出土于安陆（今湖北安陆），见薛尚功《历代钟 鼎彝器款识法帖》著录。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墓又出土一件，铭 文记载楚惠王于五十六年（公元前四三三年）曾制作曾侯宗庙所用礼器送往 西阳（今河南光山西南）祭奠，可知当时曾国建都西阳，因为按当时礼制， 君主宗庙设在国都。
　　（二）?氏编钟共十四枚，三十年代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现藏加拿大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与日本泉屋博物馆。铭文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四○四年）韩将?羌“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即《古本纪年》 所载“晋烈公十三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也就是《吕 氏春秋·下贤篇》所说：“魏文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 文侯以上闻。”这年三晋伐齐大胜而入齐长城，迫使齐侯一同朝见周威烈王， 请求“王命”于次年立三晋为诸侯。
（三）陈侯午敦共两件。十年陈侯午敦原为容庚所藏，现藏华南师范学
院，《商周金文录遗》著录。十四年陈侯午敦，《攟古录金文》著录，现藏 中国历史博物馆。《史记·田世家》称桓公午六年卒，《古本纪年》谓十八 年卒。据上述两器，可知《纪年》为是，《史记》“六”字乃“十八”二字 的形误。
（四）齐量三件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三件，一八五七年山东胶县
灵山卫出土，吴大澂《愙斋集古录》等书著录，上海博物馆编印有《齐量》 一册。现在子禾子釜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陈纯釜和左关■藏于上海博物馆。 子禾子即田和子。依据铭文可以看到齐国量器制造和管理制度，实测容量可 知田齐的釜相当于别国的斛，田齐的■相当于别国的斗。
（五）商鞅方升亦名商鞅量。原藏合肥龚心铭（字景张），龚氏后迁居
浦口汤泉，著录于《浦口汤泉小志》。此后《秦金石刻辞》等书著录。现藏 上海博物馆。柄左面刻有秦孝公十八年铭文，柄之对面刻有重泉（今陕西蒲 城），盖分发至重泉应用。底面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柄右面刻有“临” 字，盖又发至临应用，临地不详。
（六）曾侯乙编钟共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于钟架。一九七八年随县擂
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每钟标有音名，可以敲出两个乐 音，能配合演奏。铭文还记有曾国与楚、周、齐、晋等国律名和阶名的相互 对应关系。
　　（七）鄂君启节一九五七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四枚，一九六○年又 发现一枚，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安徽省博物馆。其中有车节和舟节，是楚 怀玉六年（公元前三二三年），授予封君鄂君启水陆两路商品运输中关卡免 税的通行证。
　　（八）中山王舋鼎和中山王舋方壶一九七八年河北平山三汲（即中山都 城灵寿所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现藏河北文物管理处。鼎的铭文述及齐宣王 破燕时，中山相邦司马明攻燕，取得“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可补文献记 载的不足。壶的铭文讲中山王舋“皇祖文、武，桓祖成考”，可以考见中山
　　
王的世系。参以《赵世家》记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索隐》引《纪 年》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迁灵寿，为赵武灵王所灭。”可知武公是魏 文侯所灭中山之君，居于顾（今河北定县），桓公为复国之君而居于灵寿。
　　（九）战国兵器刻辞战国时各国兵器，流行刻有监造长官和工师、工匠 姓名以及置用地名，不仅可用以探索兵器的监造管理制度，而且有助于研究 当时战争形势。例如一九八三年广州象岗越南王墓出土秦戟，刻辞称“王四 年相邦张义、庶长□操之造”。“王四年”是秦惠王更元四年（公元前三二 一年），张义即文献上的张仪，庶长操即《六国年表》惠王七年平定义渠内 乱的庶长操。文献称张仪为秦相，因连横成功，在惠王更元三年出任魏相， 因而免去秦相，据此可知张仪因连横成功而为魏相，实际上仍兼秦相，以便 进一步推行连横策略。此戟刻有置用地名钖，在 今陕西白河东，正当南郑（今 汉中）东北。南郑一带原为秦、蜀争夺的地方，这时已为秦占有。秦庶长屯 兵于钖，正是为此后攻取楚的汉中作准备。
　　
第二章 春秋战国间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 冶铁技术的进步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


　　春秋战国之交农业生产有着飞跃的发展，这是由于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 技术有着突出的进步。农业生产工具所以能够突出进步，是由于冶铁技术的 两个重大发明，就是铸铁（即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和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 正是由于这两个重大发明，使得铁农具很快很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促使农 业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生产量有很大的提高。

治铁鼓凤炉的重大进步


　　中国铸铁冶炼技术所以能够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发明，并且很早推广应 用，主要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冶铸技术，井运用了长期累积的丰富经验。 远在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已有很高水平，商代已能铸造大型青铜 器如“司母戊大方鼎”，西周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 等春秋时代已使用高大的圆锥形炼铜竖炉，高达一点二到一点五米左右，炉 缸有一或两个鼓风口，有着鼓风设备，因而到春秋后期，冶铁鼓风炉有重大 的进步，已能铸造大型铁器用来颁布成文的刑法。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曾 在国都征收“一鼓铁”的军赋①，把成文的刑法（即当时所谓“刑书”）铸在 铁鼎上颁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这时冶铁技术的
进步是和冶铁鼓风炉的改进分不开的。由于冶铁手工业积累了经验，扩大了 炼炉，加强了鼓风设备，使得炼炉的温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改进了冶 铁技术。当时冶铁炼炉上的鼓风设备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这种大 皮囊的形式和当时一种盛物的叫做“橐”的皮囊相类似，两端比较紧括，中 部鼓起，好似骆驼峰。在这个大皮囊上有把手，用手拿把手来鼓动，就可把 空气中的氧不断地压送到炼炉鼓风管中，以促进炼炉中木炭的燃烧，从而提 高炼炉的温度。①这时冶铁的炼炉叫做“橐”。鼓风的大皮囊因为形式像橐， 就称为“橐”②。那个炼炉的鼓风管的装置，因为和一种称为“篇”的管乐器 差不多，就称为“篇”。这种鼓风设备也总称为“橐篇”。
《老子》的作者曾把宇宙整个空间比作这种鼓风设备，说：“天地之间，
其犹橐篇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这种鼓风设备很 富于弹性，在空虚的时候是鼓起来的，愈是鼓动它，空气也就愈吹出来，确 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这种鼓风设备曾沿用相当长的时间，后世称



① “一鼓铁”，《孔子家语·正论篇》作“一鼓钟”，宋代欧阳士秀《孔子世家补》 和清代卢文弨《钟山
札记》，都认为“铁”是“钟”字之误。但是，《左传正义》引服虔注 说：“取晋一鼓铁以铸之。”杜预 注又说：“令晋国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计令一鼓而 足。”可见服虔、杜预所见《左传》原本都作“一 鼓铁”。《孔子家语》一书，清代学者都认 为出于王肃伪作，抄袭古书每多增损改易，是不足信据的。
① 冶铁技术的进步，主要在于改进炼炉和提高炼炉的温度。要使炼炉的温度进一步提高，非要扩大和改进 鼓风的设备不可。由于冶铁必须有优良的鼓风设备这一特点，因而冶铁往往被称为“鼓铸”或“采石鼓铸” 了。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解释“一鼓铁”说：“冶石为铁，用橐扇人，动橐谓之鼓，今时俗语犹然。”
② 橐的形式，据黄以周《释囊橐》说：“橐之制与冶家所鼓炉橐相似，两端紧括，洞其旁以为口，受篇吹 垂，以消铜铁，故《老子》谓之橐篇，亦谓之排橐。”又说：“卧其橐如驼峰，故谓之橐驼。”（《儆季 杂著·史说略》）。

为“排橐”，或称为“冶橐”（《说文解字》“■”字解说）、“排囊”（《后 汉书·杨璇传》）、“鼓橐”（《一切经音义》卷八）、“鼓橐”（《一切 经音义》卷十三），也简称为“排”、“橐”、“■”、“■”，这四个字 都是同音通用的。
　　当时橐是牛皮做的，《墨子》曾说“橐以牛皮”（《备穴篇》）。每个 炼炉上所使用的橐不止一个，越是大的炼炉，所使用的橐就越多。《墨子》 曾说“灶用四橐”（《备穴篇》），这就说明当时炉灶所用的橐确是有好多 个的。据《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 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金铁乃濡，遂以成剑”（《吴 越春秋·阖闾内传》）。在这个铸造两把剑的炼炉上，参加“鼓橐装炭”的 多到三百人，这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大概这时炼炉上由于 装置了几个入风管，送进去的氧气比较充分，大大提高了温度，改进了冶铁 技术。“籥”原是由一排竹管编成的一种管乐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籥” 字和“籥”字所从的“籥”字，都像一排竹管编成的样子，当时鼓风管称为 “籥”，可能由于当时炼炉使用多管鼓风的缘故。①
　　同时，由于开矿技术的进步和炼炉鼓风技术的进步，在当时的战争中不 但使用了地道战术，而且把鼓风设备作为抵御地道战术的防御武器，用鼓风 设备把烟压送到敌方地道中去窒息敌人。②



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


　　鼓风方法的革新，是提高冶铁技术的关键之一。惟有革新了鼓风方法， 才有可能把炼炉造得高大，使炼炉的温度提高，从而加速冶炼的过程和提高 铁的生产量。在中国古代，由于冶铁鼓风炉的进步，很早就发明了冶炼“铸 铁”（即生铁）的技术。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
本来，早期的冶铁方法是很简陋的。炼炉很小，构造十分简单，冶铁时
把矿石和木炭一层夹一层的从炉子上面加进去，生了火，用一两个橐来鼓风。



① 近人李恒德《中国历史上的钢铁冶金技术》（《自然科学》第一卷第七期），认为：“顾名思义，所谓
‘排’可能是好几个风箱并在一起的，或是一个炉中有一排入风管。”这个说法是可能成立的。据日本下 原重仲在一七八四年写成的《铁山必要记事》所附的炼炉草图，有一种鼓风炉，炉身不高大，由于有一排 入风管，送进氧气比较充分，能冶炼出生铁来。
② 《墨子·备城门篇》、《备突篇》、《备穴篇》中，都有用“炉橐”来作为地道战术中重要防御武器的 记载。主要谈的是：凡是遇到敌人从地下掘地侗向城里进攻，必须察和其掘洞之所在，掘洞前往迎接它， 使有一孔通敌方，烧炉灶，用“橐”来鼓动，把烟庄送到敌方去。这是战国时代普遍应用的一种防御战术， 所以《韩非子·八说篇》说：“干城拒冲，不若堙穴伏橐。”（“橐”字旧误作“橐”，从王先慎《集解》 据《荀子》杨倞注校正）《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虽是战国后期墨家论述“墨翟之守”的，但是这种 地道战术和用炉橐作为防御武器的战术，在墨子时早已有了。《墨子·节用上篇》说：“且大人惟毋兴师， 以攻伐邻国，??有与侵就?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孙诒让《墨子间诂》说：“‘有’读为‘又’，
‘侵就’未详，‘橐’以举火攻城之具，见《备穴篇》。??疑此‘侵’亦当为‘伏’之讹。”这种地道 战术和用“炉橐”作为防御武器的战术的产生，就是由于开矿业和冶铁手工业发达而来的。《墨子·备穴 篇》曾说：在从事这种战斗中，“必令明习橐事者，勿令离灶口。”所谓“明习橐事者”，也就是熟练地 操作冶铁鼓风设备的冶铁手工业工人。

由于炼炉狭小，使用的橐不多，压送入炉的空气又不够充分，因此，炭火的 温度就不够高，炉中的矿石就不可能充分熔化，被还原的（即去了氧的）铁 从炉中出来时，是海绵状态的熟铁块。这种表面粗糙、夹有渣滓的熟铁块， 需要经过相当时期的锻打，才有可能得到较纯的铁块。这种早期的冶铁法， 有人称为“块炼法”。在欧洲，曾经长期运用这种“块炼法”来炼铁，到十 四世纪使用了水力鼓风炉，才发明铸铁冶炼技术。
　　我国早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铸铁冶炼技术。从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春 秋战国之际铁器来看，有用“块炼法”制造的，也有用铸铁铸造的，更有把 铸铁件经过加热退火柔化处理而成为展性铸铁的。①从炼得铸铁，铸成器件， 进而采用加热退火的方法，对铸铁件加以柔化处理，必须有一个试验改进的 过程。由此可以断定，我国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应该更要早些。至少到春 秋晚期，中原地区这种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我们从公元前五一三年 晋国铸刑鼎这件事，就可以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 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的文字不多，总该有些条文，要把这些条文 铸到铁鼎上，这个“铸型”不会大小，所需流动状态的铸铁也不会太少，否 则的话，就不可能铸成功。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由于改进了炼炉的鼓风方法， 提高了炼炉的温度，很早就发明冶炼铸铁的技术，使炼出的铁成为液体，从 而加速了冶铁过程，提高了铁的生产率。这对于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工具的推 广使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到战国中晚期，冶炼铸铁和铸造铁器已开始分工，新郑郑韩古城的内仓、
西平酒店村和登封告城镇，都已发现战国铸铁遗址。 告城镇发现了熔铁炉底及炉衬残片，还发现有拐头的陶鼓风管以及木炭
屑，可见当时熔铁炉和炼铁炉同样以木炭为燃料。①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
以迄汉魏铁农具，大多数是铸铁制造的；在同时的手工业工具中，铸铁件也 占很大比例。一九七七年七月长沙窑岭春秋战国之际楚墓出土铁鼎，口径二 十三厘米（相当于当时一尺），高二十一厘米，腹深二十六厘米，出土时重 三千二百五十克（相当于当时十三斤），金相鉴定表明含有少量石墨，基体 为铸铁。①

铸铁铸造工艺的进步

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铸造工艺的优良传统，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很快



① 例如江苏六合程桥镇春秋晚期吴国墓葬出土的铁条，是由块炼铁锻打而成；而同一地点出上的春秋晚期
铁丸，根据金相分析是由铸铁铸造的。湖南长沙识字岭春秋晚期楚国墓葬出土的小铁锄，器形与一九五七 年出土并经鉴定为展性铸铁的战国锄完全相同，应该属于同类产品。河南洛阳水泥制品厂战国早期灰坑中 出土的铁锛，经检验是用白口铁铸成，并经过加热退火柔化处理，成为展性铸铁。见李众《中国封建社会 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① 详《文物》一九七七年十二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调查组等《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铁遗址的发 掘》。到了汉代，阳城地区冶铸铁器手工业又有很大发展，告成镇的东北和东南都发现有汉代冶铁遗址。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阳城设有“铁官”，见《汉韦·地理志》。
① 铁鼎深圆腹，圜底，扁棱形腿，具有春秋铜鼎遗风。经中南矿冶学院烁钢教研组金相检验，确定为铸造 生铁件，其中含有少量石墨，基体为亚共晶铸铁组织，含碳量接近百分之四点三。见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 程文物发掘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十期。

发展到相当的高水平。铸范有陶制的，更有铁制的。并已由单合范发展为复 合范。单合范是一种较原始的铸型，一面是立体的铸型，把它合在一块平板 上浇注，铸成的工具或钱币一面是平的。复合范是多块铸范用“子口”拼合， 箍紧后浇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铸造大而复杂的工具和器物。一九五三年河 北兴隆燕国冶铁遗址出上大批铁质铸范，包括六角梯形锄范、双镰范、�嫹丁� 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大多数是复合范，构造复杂，制作精美，说明这 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从六角梯形锄范使用铁内芯来形 成锄柄孔的办法（即通过锄范壁插入一根铁芯子）来看，说明当时冶铁手工 业工人已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操作技术。与此同时，在兴隆一带也发现了与这 些铸范的形式基本相同的铁斧、铁锄等。此外在今河北、山东等省所发现的 铁工具和车具，从其形制和金相组织来看也有不少是用金属型铸成的。铁范 本身是白口生铁的铸件，


　　又是铸造铁器的模具。这样用铁范来铸造铁器，可使铸件形状稳定而精 致，并可连续使用，不致像一般陶范那样用一次就要毁坏，其生产效率就可 以提高很多。

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


　　战国时代开始广泛使用铸铁的工具，但是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 口铁，很容易折断，不耐用。因此，当时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两种 柔化铸铁的技术：
一种方法是铸铁件的可锻化热处理，经过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使
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战国晚期，出现了黑心可锻铸铁，是经过长时间加热 退火而成，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高。
另一种方法是经过加热氧化，对铸铁进行脱碳处理。在脱碳不完全时，
铸件外层已成为钢，内层还是铸铁，成为一种钢和铁同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 合组织；在脱碳较完全时，白口组织消失，铸件组织全部由铁变成钢，但还 保存有铸件的特点（具有缩孔、气眼等特征）。①
当时还利用控制退火办法，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体
质复合铸件，使用中把表面层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解决了某些工具 要求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而又具有韧性的矛盾，这种方法在战国后期，北 起燕赵、南达楚国的范围内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功能。②
我国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要比外国早二千多年。欧洲到十八世纪才有白 心可锻铸铁，十九世纪美国才开始熔制黑心可锻铸铁。我国这个铸铁柔化技 术的发明，对于当时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具有重大作用。




① 河北石家庄战国村落遗址出土的铁斧和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铁臿，经鉴定，是经过脱碳处理成为一种钢
和铁共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合组织。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铁臿，经鉴定，是以铁素体和珠光体为基体的黑 心可锻铸铁。见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冶炼技术》，《金属学报》第十二卷第二期。
② 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河北燕下都遗址出上的两件六角锄，经查考，就是属于这样性质。见李众《中国封建 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渗碳制钢技术的发明


　　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汉代谈到剑，还是以“墨阳、 莫邪”连称（《淮南子·修务篇》），以“棠溪、墨阳”连称，还有“强楚 劲韩”的称号（《盐铁论·论勇篇》）。《荀子》说楚国“宛钜、铁他，惨 如蜂虿”（《议兵篇》），以前注释家认为“钜”即是“大刚”（《史记·礼 书·集解》引徐广说、《荀子》杨倞注）。“釶”即矛的别称，这是说宛地 所制钢铁的矛特别锋利。战国时代著作的《禹贡》，说梁州（约当今四川省） 贡物有“璆、铁、银、镂”，以前注释家都认为“镂”是一种可作刻镂工具 的“刚铁”（《说文解字》、《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说、《汉书·地 理志》颜师古注）。
　　渗碳制钢技术，远在春秋晚期已经发明，南方楚国已经应用。一九七六 年长沙杨家山春秋后期墓葬中，发现一口钢剑，长三十八点四厘米，宽二到 二点六厘米，脊厚零点七厘米。经取样分析，是用含碳量百分之零点五左右 的中碳钢制成。从剑身断面上用放大镜可以看到反复锻打的层次，中部由七 至九层叠打而成。①近年对燕下都出土的部分剑、戟和矛检查表明，战国后期 燕国也已采用渗碳制钢技术，把“块炼铁”放在炽热的木炭中长时间加热， 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成为渗碳钢片，再把渗碳钢片对折，然后多层折叠 起来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更用淬火和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 的性能。当时已经懂得根据不同器件所要求的不同性能，对钢材进行不同的 处理方法。①这种渗碳制钢技术的创造，适应了当时社会大变革中发展生产的 需要和战争的需要，对于革新生产技术和扩大社会生产，改变战争的方式， 起了重要的作用。

固体渗碳制铜技术的发明和宝剑的制作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讲到秦王有六件“宝”，不是秦国所生产的。其 中一“宝”就是太阿之剑。太阿之剑，据《越绝书》说是春秋未年吴国冶炼 技师欧冶子和莫邪所炼制的三把宝剑之一。《吴越春秋》又讲到吴国冶炼技 师干将开采了“铁精”和“金英”冶炼宝剑，三月没有成功；他的妻子莫邪 “断发剪爪”，投入冶炼炉中，因此“金铁乃濡，遂以成剑”，炼制成干将、 莫邪两把宝剑。这个炼制宝剑的故事带有神话传说性质。清代学者王念孙早 就指出，“干将”和“莫邪”本是刀剑锋利的形容词，传说中变成了宝剑的



① 钢剑是一九七六年四月长沙杨家山的长杨六十五号墓出土。从墓葬形制、陶器器形、纹饰与陶器的组合
（有陶鬲、陶钵和陶罐），推断为春秋晚期墓葬。从剑端取样，经中南矿冶学院炼钢教研组金相检验，断 定原件相当于含有百分之零点五左右碳的钢，经高温回火的处理。见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文物发掘队《长 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十期。
① 近年对燕下都四十四号墓有些剑、戟、矛作了检查，证明这些器件所用的铁没有经过液态，是用较纯铁 矿石还原而成，即系“块炼铁”。有些剑、镞铤和矛是用“块炼铁”渗碳制成的低碳钢件，碳的分布都不 均匀。有些剑是用大约四、五片经过对折的渗碳钢片叠打而成，由于没有高温加热进行均匀化处理，或反 复锻打，钢片表面为高碳层，中间为低碳层。有些剑和戟都是经过淬火的，因各部分含碳不均匀，淬火后 形成不同的组织。见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二 期。

名称，后来又演变为冶炼技师的名字（《广雅疏证·释器篇》）。但是传说 中所说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冶炼技术，确是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冶炼史专家 丁格兰（F. R.Tegengren）认为，所谓投入“断发剪爪”，实质上就是加入 相当的“磷”质，起了催化的作用（丁格兰《中国铁矿志》第二编《中国之 铁业》）。这个推断是有科学的根据的。长期流传在河南、湖北、江苏等地 的“焖钢”冶炼法，把熟铁块放在陶制或铁制容器中，除了按一定的配方加 入渗碳剂之外，也还使用含有磷质的骨粉作为主要催化剂，然后密封加热， 使之渗碳而炼成钢材。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刘胜佩剑和错金书刀，经过 分析，都表明含磷较高，错金书刀的刃部中间还有含钙磷的较大夹杂物，估 计曾用含有磷质的东西作为渗碳催化剂。《吴越春秋》所说“铁精”当是质 量较精的熟铁块，所说“金英”当是含碳较多的渗碳剂，所谓“断发剪爪” 是指含有磷质的头发指甲之类东西，用作催化剂。所谓“金铁乃濡”，是说 “金英”的碳分不断地渗入到“铁精”中，“濡”具有相互渗透的意思。估 计秦王所佩太阿之剑，就是用这样冶炼而成的优质钢材锻制的（参见杨宽《中 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下编第一章第一节）。

铁矿的开发


　　这时人们在采矿中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据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 此山之见荣也”（《管子·地数篇》），所谓“荣”，具有矿苗的意义，所 谓“赭”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块，就是《山海经·北山经》少阳之山的“美 赭”，《本草纲目》称为“代赭”，俗称铁朱，是和赤铁矿伴存的（章鸿钊
《石雅》）。
据《山海经·五藏山经》的记载，有明确地点的产铁的山共有三十七处， 分布于今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和湖北省，即在战国时代秦、魏、赵、韩、 楚等国统治地区，其中在韩、楚、秦三国统治地区的较多。①



① 《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载产铁的山共有三十七处。在《西山经》中共有下列八处：一、符禺之山“其
阴多铁”，在今陕西华阴北；二、英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华县北；三、竹山“其阴多铁”，在今陕 西渭南东南；四、泰（秦）冒之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延安；五、尤首之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 西安北；六、西皇之山“其阴多铁”；七、鸟山“其阴多铁”；八、盂（孟）山“其阴多铁”。在《北山 经》中共有下列六处：一、虢（号）山“其阴多铁”；二、潘侯之山“其阴多铁”；三、白马之山“其阴 多铁”，在今山西盂县东北；四、维龙之山“其阴多铁”，在白马之山南三百里；五、柘山“其阴有铁”， 在维尤之山南一百七十里；六、乾山“其阴多铁”。在《中山经》中共有二十三处：一、涹山“其阴多铁”， 在今山西蒲县南；二、泰威之山有枭谷，“其中多铁”；三、密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新安；四、橐 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陕县西；五、夸父之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灵宝东南；六、少室之山“其 下多铁”，少室即今嵩山西部，在今河南登封北；七、役山“多铁”，在今河南新郑西；八、大騩之山“其 阴多铁”， 在今河南密县；九、荆山“其阴多铁”，在今湖北南漳西；十、铜山“其上多金、银、铁”； 十一、玉山“其下多碧、铁”；十二、岐山“其下多铁”，在今陕西岐山；十三、騩山“其阴 多铁”；十 四、虎尾之山“其阴多铁”；十五、又原之山“其阴多铁”；十六、帝囷之山“其 阴多铁”，＼约在今河 南泌阳、南阳之间；十七、兔床之山“其阳多铁”，约在今河南嵩县、 南阳之间；十八、鲜山“其阴多铁”； 十九、求山“其阴多铁”；二十、丙山“多黄金、铜、 铁”；二十一、风伯之山“多铁”；二十二、洞庭 之山“其下多银、铁”，在今洞庭湖旁；二十三、暴山“多文石、铁”，在洞庭之山东南一百八十里。以 上所有令地的考释，依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

　　从今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战国铜矿井遗址看来，当时已有效地采取了 竖井、斜井、斜巷、平巷相结合的开拓方式，创造了分层充填的上行采矿方 法。竖井深达五十多米，用作交通孔道，可把矿石和地下水提出地面，把井 架支护木送到井下，用辘轳、大绳和木钩等工具提运。斜巷从矿层面斜穿到 底部，主要是为了探测矿藏。平巷沿水平方向开拓，是为了开掘矿石。人们 把竖井分成多层，从矿层底部由下而上地逐层开拓平巷，每层平巷装有辘轳， 可以逐层把矿石提升出地面。他们在井下将采得的矿石进行初步分选，以贫 矿、碎石和泥土充填废巷，借以保证提运出的大都是富矿，并减轻井下运输 和提升的工作量。在通风方面，创造了利用井口高低不同所产生的气压差， 形成自然风流；并采用关闭已废弃巷道的办法来控制风流，使流向采掘的方 向，保证风流能达最深的工作面。在排水方面，把水引向井下积水坑，再用 辘轳吊挂水桶提升出地面。这一切，说明了战国时代开矿技术已是相当进步。
①


各国冶铁手工业地点


　　战国时代，各国都已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魏国的冶铁手工业是比 较发达的。西汉时宛地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孔氏，其祖先原是梁人，以“铁冶 为业”的（《史记·货殖列传》），足见魏国必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② 秦国在卫鞅变法后，据说“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载董 仲舒语），司马迁的第四代祖司马昌曾做秦的“主铁官”（《史记·太史公 自序》），云梦出土《秦律》述及“右采铁、左采铁”的官，可见秦也必有 重要冶铁地点。③
至于赵国，其国都邯郸（今属河北）就是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不
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成业，财富和“王者”相等，就是西汉初年临邛（今四 川邛崃）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卓氏，其祖先也本是赵人，“用铁冶富”的（《史 记·货殖列传》）。因为邯郸西北地区就有丰富的“邯郸式”的铁矿。齐国 的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也是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近年在临淄故 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一处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米。因为淄河 两岸有许多“朱崖式”的铁矿。直到今天，朱崖式和邯郸式两种类型的铁矿 在铁矿床类型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楚国最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点是宛（今河南南阳），有所谓“宛钜、铁
釶（即铁矛）”（《荀子·议兵篇》）。韩国的国都新郑，有官营冶铁手工 业作坊。近年在新郑故城内的仓城村发现了许多钁、镈、刀等陶质内外范， 同时发现有同样形式的铁器，当为官营冶铁手工业作坊的遗址。韩国的阳城
（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也有冶铁手工业作坊，近年在告成镇发现了战国 时代的熔铁炉底、炉壁及炉衬的残块，陶制和泥制鼓风管的残片、木炭屑， 和锄、�嫛⒏�、铲、镰、削、刀、箭杆、矛、带钩等陶范。这该是铸造农业



① 参看铜绿山考古发掘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② 据《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的安邑、皮氏、绛都设铁官，都在魏的境内，安邑曾是魏的旧都，可能战 国时已有冶铁业。
③ 据《汉书·地理志》，京兆尹的郑设有铁官。郑在今陕西华县。据《山海经·西山经》，英山“其阴多 铁”，英山在今华县北。可能郑在战国时已有冶铁业。

生产工具为主的冶铁手工业作坊。当时阳城所以能够成为冶铸铁器的重要手 工业地点，是和附近少室山“其下多铁”（《山海经·中次七经》）分不开 的。①韩国的冶铁手工业地点是最多的，其著名的锋利剑戟出产在冥山、棠溪、 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冥山在今河南信阳东南，棠溪 在今河南舞阳西南，合膊和龙渊都在今河南西平西，宛冯就是指宛，一度为 韩占有；邓师就是指邓，在今河南孟县东南。燕国的燕下都（今河北易县） 也是个重要冶铁地点，在它的遗址内发现冶铁作坊三处，总面积达三十万平 方米。燕国在今河北兴隆也有官营冶铁手工业地点。近年在兴隆发现了战国 时代铸造工具的铁范八十七件，其中十多件铸有“右廪”二字，知为官营冶 铁手工业产品。①

铁工具的广泛使用


　　由于冶铁技术的创造和发明、铁矿的开发和冶铁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到 战国中期以后各种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已普遍用铁制。《管子》的作者认为 必须有铁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 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篇》）。在战国中期有 个“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孟子曾为此问他的弟子陈相 道：“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子·膝文公上篇》）也就是问： 许行用釜甑来蒸煮么？用铁制农具来耕田么？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确 已非常普遍，如果有人不用“铁耕”，已成为出乎常情的事了。从近年考古 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南方的吴、楚地区和中原的三 晋、两周地区已有铁工具，农具有铲、锛、臿、镢等，手工具有削、凿、斧、 锤等，但是还不能排除青铜工具和木石工具的使用；到战国中期，北起辽宁， 南到广东，东自山东，西到四川、陕西，都已广泛使用铁器，铁农具已排斥 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铁农具有一字形臿、凹字形臿、空首布式锄、 凹字形侈刃锄、六角梯形方銎锄、五齿耙、�嫛�镢、V 字形铁口犁、镰等， 铁工具有銎斧、片斧、刀削、凿等，铁兵器有剑、戟、矛、镞（或铁挺铜镞） 等，其他铁器有铁鼎、铁带钩等。铁器的广泛使用，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 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近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如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发现有青铜篦纹镰，时
代从春秋未年到战国中期，说明这一带青铜小农具还流行到战国中期。









① 详《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十二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调查组等《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铁遗址的
发掘》。到了汉代，阳城地区冶铸铁器手工业又有很大发展，告成镇的东北和东南都发现有汉代冶铁遗址。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阳城设有铁官，见《汉书·地理志》。
① 这铁范所铸二字，字体是战国时代的，同时伴存出上物有战国陶片和燕国铜币“明刀”等，足证其为战 国时代燕国遗物。离它二十里地方又发现了两处古代冶铁场，在它附近的石屋中有七个直径一尺多的铜饼， 其上刻有隶书“西卅”、“东四十五”、“东五十八”，有的刻着“二年”，可能为西汉初年之物。在它 的附近有不少绳纹陶片、半圆形瓦当、明刀，这两处冶铁场可能也是创始于战国的。

二 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间，各国已很注意水利的兴修，或者沿河建筑堤防，或者开凿 运河。运河的开凿，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但便利交通，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 的发展。当时各国政府继承过去政权的办法，把水利的兴修作为国家公共职 务，设有“司空”等官职来管理（《荀子·王制篇》）。

堤防的普遍建筑


　　我国堤防的建筑起源很早，到春秋时代，黄河、济水等大河流旁已筑有 部分堤防，例如黄河旁边局地有名堤上（今河南洛阳西南）的，济水旁边齐 地有名防门（今山东平阴东北）的。战国时代堤防的建筑，比以前更普遍了， 建筑的工程比以前更完固了。他们对于防止堤防的溃决，已有重要的经验， 或者说“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篇》）；或者说“千 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篇》）。魏国魏惠王时有个著名 的大臣白圭（名丹），他不仅是个投机取巧的大商人，而且是个防止堤防溃 决的专家。据说他经常巡视堤防，“塞其（蝼蚁的）穴”（《韩非子·喻老 篇》），因为蚂蚁（特别是白蚁）在堤防作巢穴，经历一二十年后，巢穴扩 大，堤防有空腔，就会被大水溃决，必须经常进行检查，挖塞所有的蝼蚁巢 穴。白圭自己也曾夸言：“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篇》） 战国时代所建筑的堤防，规模也较前为大，在许多大河流上都已建筑有 比较长的堤防。但是，战国时代已形成了七大国割据并列的局面，大国建筑 大规模的堤防只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 川，各以自利”。当时齐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齐 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所遭受的灾害就较严重，因而齐国首先沿着 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的长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从齐国沿 黄河筑了长堤防，“河水东抵齐堤，则西迄赵魏”，使得黄河泛滥的水流冲 向赵魏两国去，于是赵魏两国也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长堤 防。从此，在黄河两岸，堤防间五十里宽阔地带，河水也就时来时去，当时 黄河两岸，据说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 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
泽而居之”（《汉书·沟洫志》载贾让奏言）。
　　战国时代各国大规模的建筑堤防，虽然“各以自利”，不免产生像孟子 批评白圭“以邻国为壑”那样的弊害，但是对于本国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 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堤防可以防止水灾，保护 农业生产，还可以与水争地，开辟耕地。
　　《管子·度地篇》载有筑堤方法：“今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 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 水四周（“周”原误作“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 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这是一段有韵的经验 之谈，被假托为管仲所说的。很明显这是春秋战国期间齐国沿黄河筑堤的经 验。所说“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是说遇到不生草的沙滩，筑堤防就 得把泥土装在麻袋里堆积，用以防止堤防的泥土流失。所说“夹水四周，禾 稼不伤”，是说堤防以内的耕田，四周要掘有水道间隔，使庄稼不受积水的
　　
伤害。因为黄河夹带泥沙，河底不断积泥而升高，因而堤防要逐年增高，即 所谓“岁埤增之”。堤上还要种植荆棘，夹种柏杨，使堤防牢固而不被冲决。
《度地篇》还讲到了常年保养堤防的方法，冬天要巡视，春天待农暇加以修 补；遇大雨要设法防护，见到水的冲击要加固挡住。因为“浊水蒙壤，自塞 其行”，“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人 之不能败”。
　　所说“浊水”即指黄河之水，春冬雨季河水旱浅，可以从河中取土筑堤， 使河底加深，堤防加高；等到秋夏河水上涨，浊水流入就不致造成祸害。这 可以说是齐国长期治理黄河的主要经验。
　　特别值得我们提出的，就是当时所有沿大河的农民作了极艰苦的防泛工 作，像我们前面所举的黄河沿岸农民就是例子。在这样艰苦的斗争中，在“起 堤防”和“排水泽”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使得水利工程的建筑 技术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