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清朝，盛世终于乾嘉，晚期始于道咸。晚清，概约地说，是 1821—1911 年，与近代中国 1840—1919 年大体重合。晚清政治与文化实际上亦是近代政 治与文化。
　　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其定义有人作过大略统计，约 161 种。从广义 来说，凡是人类创造的都可以说是文化。从狭义来说，一定的文化是指一定 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从儒家思想来解释，文是 文德，化是教化。文，甲骨文为 wqu ■■■，为花纹、图样，类似新石器时 代中原地区彩陶器上所绘的一种编织花纹的图案，这就是经过人为艺术加工 的意思。化，教行也，物纵横无隔阂，引导人向善。文化是经过教育而获得 的东西。英文文化为 culture，这个字来源于拉丁文，原义是耕耘，在自然 界劳作，从中取得收获物。这个字还有练习、居住、留意、敬神、教养的意 思。法文的文化有训练、修练的意思。还有一个词 civilization，原为文化， 和文明混用，后译为文明，有文雅、城市、政治的意思，文明是文化发展较 高的阶段。所以，文化不是人类的遗传的本能行为，而是人类有意识地用行 动改造环境的学问和方式，文化是超脱动物的一切，是人类力量的体现，是 人类存在的方式，人类历史就是文化史。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对文化下过一个 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 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的整体。”① 这一定义所包含的意义是：（一）强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和掌握的东 西，它和人的本能的生物学遗传或先天行动方式区别开来；（二）文化的社 会性，不是单指个人的，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三）文化不是简单的、孤立 的要素的堆砌物，而是诸要素复杂的纵横交错的统一的总体。20 世纪初，西 方学者认为文化是群体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一切人群可观察的特 色，也是不同社会相区别的模型，不论是文明人和野蛮人都有自己的文化， 只要是人群生活的表现。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 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②胡适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 式。”③梁漱溟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④综合来说：文化就是社会的生 活方式，是创造，是民族精神。
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文化的结构有三层面说。外层，物的层面，
即对象化了的劳动；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自然和社会理论，社会 组织制度；内层为核心层即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 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文化是指一个民族 或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社会风气、道德规范等。本书 稿所讲的文化，着重是思想、理论等，而不是更广泛意义的文化。
文化既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的形态，有时代性，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 文化形态；又具有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的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一 种文化，因此，文化带有连续性、传承性，是带有稳定的性质。


① 《原始文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 98 页。
② 《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 14 册，中华书局 1936 年，第 97 页。
③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第 3 集，东亚图书馆民国 11 年，第 1 卷。
④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3 章，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但是，文化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它本身有一 个演化的过程。而且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接触，互相之间会 发生影响，文化形态在民族交往中和其他地区的其他文化相接触中会发生交 融的过程。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 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本身产生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变动， 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西方文化的输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部 分中国人看到西方文化有某些长处，主张向它学习。另一部分中国人则竭力 维护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形成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和冲突。又有一部分 中国人认为中西文化有它相同的部分，或者说可以融合，试图将东西方文化 相交融。一方面，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哲学社会科学学说输入中国， 另一方面，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作出重新认识，重新估价。中国近代民 族文化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由于新旧思想的斗争和更替，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这是政治影响着文化。
　　文化形态本身，哲学、史学、文学的观念也发生着变化，甚至文学形式， 如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也发生着极大的变化。它们由古典的传统样式发 展为近代的样式，为近代政治服务。文化形态适应着政治在起变化，它既根 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传统之中，又浸染着世界现代思潮的薰习而加以改 变，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态。
中国幅员辽阔，山川阻隔，加上封建自然经济影响，一省内有几种方言，
各地民性、民俗各不相同，形成了地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三 家各是齐鲁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宋朝理学分濂、关、洛、闽四派， 也是按地域来分的。明朝王阳明的王学分浙中、江右、泰州、南中、闽粤、 北方、楚中等派别。地域文化有延续性、传承性。近代西学东渐，地域文化 又发生了变异。按地域可分巴蜀、湖湘、江浙、闽粤、燕京等地区。京剧分 京派、海派，经学、史学、诗词各有派别，亦多以地区来划分。近代交通发 达，信息传播迅速，商品经济发达，又使各地域文化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的趋势。
文化的载体是人，人有各个阶层，因所接受的文化程度不同，形成雅、
俗文化。封建社会等级森严，雅俗分得较严，随着近代社会世俗化发展，通 俗文化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发展很快。雅俗文化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呈 现一种奇异的格调。
新旧文化思想的冲突和更替，中西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各地区文化的对
峙和交流以及雅俗文化的分野和渗透，构成了晚清文化绚丽多彩的图景。 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政治影响着文化。但是，文化又有相对的
独立性，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待文化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绝对化、 简单化。例如传统文化是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不等于传统文化全是封建文 化，全是反动、落后、愚昧的，应当抛弃。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 最高统治者帝王利用它来进行统治，不等于说儒家思想全是糟粕。儒家思想 中仍有精华，具有人民性的东西。何况传统文化除了儒学外还包含极丰富的 内容。又如西方文化即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资本主义 优于封建主义，因此资本主义文化也优于封建文化，要求全盘西化，全部用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中国。这种结论也是犯了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西方 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各民族各国家文化极不相同，我们要经过细致的消

化过程，吸取其有益部分，排除其有害的部分，形成自己特有的新的民族文 化。
　　本书介绍清朝的儒家思想统治和清朝的文化系统结构，这是一个概貌。 一言以蔽之：旧学笼罩。嘉庆道光年间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思想，龚自珍、 魏源为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是对正统文化的一种逆向文化，他们的思想闪 耀着明亮的光辉，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咸丰同治年间是地主阶级经世派的 经世思潮，代表人物是曾国藩、王闿运。他们的思想是正统文化的延续和传 承。同治光绪年间是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洋务思潮。早期维新派以王韬、 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为代表，他们的思想进步性强。洋务派代表人物为张 之洞，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使新学与旧学达到了初步妥协，保守 性强，是正统文化的复兴和延续。从甲午到戊戌是维新派的维新思潮，代表 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他们突破封建保守思想，引导人们 进入新的境地。康有为主张中西会通论，在儒学中塞进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内 容，即“援西入儒”。谭嗣同是猛勇无畏的殉道者，他的哲学思想糅合中西， 融会佛儒，相当庞杂。杨文会是佛教的弘道者，他的思想在晚清有较大的影 响。严复是西学的播火者，他着重翻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林纾的翻译偏 重于西欧的文学作品。他们两人所运用的文字语言是桐城派的古文，呈现出 思想内容新颖和表现形式陈旧的矛盾。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 传播西学，掀起了文体、史学、小说、诗歌革命。文体他创造了半文半白的 新闻体，后来，报刊上又兴起白话文。史学他主张用进化论贯串研究历史， 夏曾佑以此思想撰写了中国古代史。小说他论述其社会功能，随后出现了一 批社会谴责小说。诗歌他主张“铸冶新思想入旧风格”，其杰出代表为黄遵 宪。旧诗仍以陈三立、沈曾植的江西诗派为主，旧词则以谭献、朱孝臧、况 周颐为代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革命思潮勃兴，这一思潮也反映到文 化的各个领域。诗歌方面出现了革命团体南社，代表人物为柳亚子。他的诗 有浓厚的反满情绪，是革命的号角，他对江西诗派的诗表现了强烈的不满。 戏剧方面，京剧吸取了各剧种的长处，在内容和表演技巧上不断革新，涌现 出像谭鑫培和王瑶卿那样的表演艺术家。京剧还不断上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时 装剧和西方剧目。中国话剧刚刚开始，以欧阳予倩和李叔同为代表。章太炎 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在文化上他主张保存国粹，用发扬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宣传爱国主义，从而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王 国维在史学和美学理论方面有深邃的研究。鲁迅早期的思想比较注意国民性 改造的问题。总的来说，晚清文化思潮处在一个新旧杂糅、酝酿变革的时期，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近代中国文化思潮才掀起了巨浪，呈现出崭新的格
局。

内容介绍


　　本书以新旧、中西、雅俗、南北文化为经，以晚清各个发展时期为纬， 将思想家、文学家、表演艺术家等代表人物放到经纬纵横交错的坐标上加以 评述，说明他们所起的作用。全书涉及到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作者试 图从宏观上把握文化思潮的趋向，透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从微观上，对代 表人物的文化思想作初步的评估和探索。全书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文笔流 畅。作者所阐述的有些文化现象仍是目前人们所关心的热点，当能引起读者 的兴趣。责任编辑：黄小玲李炳青


版式设计：张汉林 封面设计：鹿耀世

桑咸之，浙江上虞人，1931 年 12 月生。195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1956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1995 年 4 月去世。去世前为中 国人民大学教授，副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合 著）、《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合著）， 并发表《论康有为的儒学和近代化》等论文。

序


　　　　　　　　　　　　　　　　　　　　　　　　　　　　　　王汝丰 桑咸之教授的遗著《晚清政治与文化》即将付梓了！这是一位在中国近 代政治思想史、文化史领域数十年勤奋耕耘，执著探索和追求的赤诚学者心 血的结晶。咸之生前多么盼望他的这一成果能够问世，以回报他毕生从事的 教育事业。然而，猝发的心脏病，使咸之早早离去，成为终身之憾。当我从 咸之的几位高足处得知书稿已送交出版社的消息时，心里不觉怦然一动，百
感交集，一时竟不知是喜，是悲；是惋惜，还是欣慰。
　　咸之 195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同年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 研究班攻读中共党史专业。我们是同届不同专业的研究生，三载同窗，从此 相识。1956 年，咸之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后，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史学家何干之教授在人民大学倡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从此， 咸之便追随他所敬仰的这位老前辈，锲而不舍地献身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直至去世，整整 37 度春秋。咸之为人谦逊厚道，治学严 谨，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都卓有成绩。他撰写或参与主编的主要著述有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
史考察》等，还发表了不少有关思想文化史的学术论文。 晚清政治与文化，是咸之新开的课程。记得 1989 年一天上午，我在校园
路遇刚刚下课回家的咸之同志。他说正在给本科同学讲授这门新课，当时题
为中国近代政治与文化，并随手送了我一本打印的教学大纲。这是一个很有 意义的课题，我们便在路边就这个题目谈了起来。我为他的思路所吸引，建 议他改题为晚清政治与文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专著，提供给《清史研究 丛书》。之后不久，我就将这份大纲送交丛书编委会的王俊义同志。当时， 编委会正在编制选题计划，咸之此题亦列入其中。
1990 年 2 月，咸之突患心肌梗塞住进海淀医院。病情严重，经抢救才得
以转危为安。他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写书的事停了下来。
　　1991 年 2 月，我收到咸之病后给我的一封信，看到他那清秀飘逸的字迹， 倍感亲切，十分高兴。他在信中谈及写书的事说：


　　　　昔曾讲晚清政治与文化课，意欲写成一书，承你对我的鼓励，我也 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可惜一场大病，乃至辍笔。何日重新写来，尚不可知， 心中惦念，在医院中成诗五首，出院回家，续成共十六首，录下赠给老兄， 请欣赏把玩，不吝指教批评。只要微躯尚存，大脑健全，一待有机会，仍想 完成宿愿，将此工程竣成。


　　我翻开录赠的诗十六首，跃入眼前的第一首，竟是《<晚清政治与文化> 序》：


欲为近代设坐标，思想轨迹细画描； 欧风美雨渗中土，新旧嬗递起狂飚。 雅俗纷呈态各殊，南北对峙异格调； 湘蜀浙粤诸家出，论坛文苑领风骚。

此下，便是以近代思想文化名家“定庵”、“滌生”、“南海”、“任公”、 “又陵”、“左庵”、“观堂”（王国维）、“亚子”、“仁山”（杨文会）、 “迅翁”、“实庵”（陈独秀）、“欧阳翁”（予倩）、“琴南”、“曼殊”、 “太炎”为题的十五首。现都已附于书中。
　　咸之学识广博，很有才华，我常向他问学讨教，但我并不知道他长于诗。 诗十六首是我第一次读他的诗，自然分外欣喜。可是我又不懂诗，尤其是旧 体诗。但是诗的平实清新和真挚的感情，我是深深感觉到了的。“诗言志”， 其中可见其志向，见其见识，见其治学的根柢。更令我为之一震的是，一个 大病初愈的人，竟如此执著于对学术的探求，若非对事业怀有炽热的追求和 忠诚的责任感，是绝不会如此“痴情”的。
　　当时，我以为如信中所述，咸之一时是不会再执笔写书的。清史研究丛 书此时也因经费困难，不得不压缩选题。《晚清政治与文化》又与早先选定 的另一同类选题相重，因而暂时搁置起来。
　　1992 年 12 月，咸之又一次因心脏病住了医院。1993 年 1 月 18 日，他出 院不久，又给我寄来一信说：“住院前已完成 23 万多字，全书计十章，已完 成九章，本来计划到年底，第十章 3 万多字亦能完成，不料病了，只好为山 九仞，功亏一篑，搁置起来”。
这封信令我又一次受到震动。原以为他会停止写书计划的，何曾想到他
竟以病弱之躯，“发奋执笔”（信中语），完成了十分之九的书稿。这需要 何等坚韧的毅力啊！也许，咸之太不重视自己的健康了。然而，在我们身边， 许许多多皓首教学与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何不是如此默默无闻甘于献身 事业，忘我地置身于“拼搏”之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咸之有一首诗这 样写道：


户外朔风撼古槐，幽香水仙簇簇开。 诗由闲适自然出，学从困勉锤炼来。 休纵春光隙间过，留得青山总有柴。 推石峰顶永不歇，成败毁誉岂能猜。
“推石峰顶”出自西西弗的神话故事。据说，诸神罚西西弗推石上山顶，
巨石不断从山上滚下，他重新把巨石推上山顶，一遍又一遍，永不停歇。这 也许就是咸之的自况。在完成《晚清政治与文化》书稿的过程中，他经受了 病痛的磨难，却仍然不断推石上山。他推的也许不是西西弗所推的那样的巨 石，但他奋力在推，不停地推，多么可亲可敬的精神啊！
　　1994 年 6 月 25 日，我收到咸之的第三封信。他说：“三年以来，因心 肌梗塞，大病缠身，几经努力，将晚清政治与文化课讲三遍，书稿写成，经 你和胡先生审阅，力争出版，不巧，遇到困难，未能付梓”。他知道当今出 书太难，心里既期盼又很坦然，特别提了一句：“书稿出版，从长计议，急 躁不得，待机再说。”
　　在此之前，咸之已经将未完成的最后一章完成，他曾将前九章书稿交我 一读，又送请胡绳武教授提意见。绳武同志是咸之很尊敬的大学本科时的老 师，80 年代受聘到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执教，因而有缘又与咸之同校共事， 师生而兼师友，情谊甚深。我和胡老师先已读过九章，继而又通读全部书稿， 前后两遍，我们几乎都是一口气读下来的。这是因为，晚清政治与文化，是 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变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课题。政治与文化，都是一定社
　　
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二者虽然各有其自身特质的规定性，然而又有着极 为紧密甚至不可分的联系。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急剧变化发展的每一阶段 上，政治风云的激烈变幻，中西文化的尖锐碰撞和冲突，新旧文化的矛盾和 嬗递，政治与文化的这种急剧变化发展以及相互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都因 时代的特点而显得十分突出。而以往的研究中，常常重此略彼，或是重彼略 此，未能专门地全面地加以探索。咸之此题，立意在此，不能不引起我们极 大的兴趣，一读不能释手。此外，咸之的文笔本来就很流畅，加之他对思想 文化史研究的积累很丰实，又熟悉近代历史文化掌故，深入浅出，有不少独 到的见解，读来很吸引人，是一本颇值一读的好书。
　　书稿虽然完成了，但此时清史研究丛书经费仍极困难，选题计划已经改 变，书稿出版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但直至咸之去世前，出版的事也还断断续 续仍在进行，虽然都未能落实，咸之和不少热心的师友仍都抱有希望。不料，
1995 年 4 月 9 日清晨，咸之又一次突然心肌梗塞，竟至不起，安详地永离“静 园”的书斋而去，我们为失去这位辛勤的园丁和益友而哽咽。 现在，咸之的书稿终于要出版问世了。这要感谢咸之的几位硕士研究生黄小 玲、陈日发、王世理、周亚权、阎润渔、杨国华等同志，是他们在咸之去世 之后，多方奔走，甚至自己筹集出版所需费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 持下，才能使咸之的宿愿得以实现。这是他们对老师真情的回报和纪念，我 为他们的诚挚深情深深感动。他们要我为书稿写序，我惶愧不敢当此，然而 又义不可却，想到咸之为撰写此书给我的三封信，正是咸之最后五年学术探 索历程的记录，展现了咸之生前顽强地“推石上山”，对学术兢兢业业，执 著追求的精神。我把这种精神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于是写了如上的话，表达 我的哀思、敬意和怀念。
1996 年 1 月 26 日于北京西苑

第一章 清朝的文化系统结构


　　满族贵族入关，赶走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建立了封建统治。明朝经过 明末农民战争的急风暴雨，李自成打进北京，明亡，南明维持了一阵子，又 亡了。王夫之称其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满族贵 族和汉族的民族斗争接连不断，终于，清王朝站稳了脚跟，清兵入关，征服 南方，闯关屠城，剪发留辫，血腥镇压。等到全国平定后，便考虑用什么思 想做统治思想，清朝皇帝考虑仍用儒家思想，这表示满族贵族与汉族统治者 在文化这一点上有共识，儒学适合于统治人民，而且可以解除汉族知识分子 的恐惧心理，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清朝是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 合专政，需要吸收汉族封建士大夫来为其皇室效力。吴伟业（梅村）、钱谦 益（牧斋）降清。吴为国子监祭酒，钱为礼部尚书，招这些人来做官，对稳 定清朝统治有好处。但吴、钱内心很矛盾，被斥为降臣，史书列入贰臣传， 至死惭愧。而有人保持气节，不投降，不为清朝的官，江苏昆山顾炎武、浙 江余姚黄宗羲、湖南衡阳王夫之，顾是经学家，黄是史学家，王为哲学家， 他们学问好，有名望，坚持抗清，隐居不出。清朝便想一些办法。一、尊崇 孔子，提倡读经。二、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三、聘请士林学子，开馆修明史。 四、编纂大部头类书，将一大批学者集中京都，钻研学术，保存文化。这些 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经书，是指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典籍。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
统治阶级的需要设五经、九经、十三经。易经、书经、礼经、诗经、春秋为 五经。礼分仪礼、周礼、礼记。春秋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 传，加上孝经、尔雅、论语、孟子共十三经。经书是专制政府进行文化教育 思想统治的工具，也是专制政府培养提拔统治人才的主要准绳，知识分子读 着它，只能理解，不能怀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解释的内容，也 只能背熟记住，不能怀疑，更不能发挥自己的见解。这种思维方式和学习方 法使人思想僵化，狭窄，经书成为人们思想的紧箍咒。
康乾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而文化上则大兴文字狱，帝王存在着
一种猜忌心理，害怕士大夫知识分子反满情绪的潜在滋长，于是捕风捉影， 无限上纲，罗织罪状大加惩罚，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恐惧万分，造成一种 压抑心理，只好远离现实政治，埋头于故纸堆中。晚清文化结构系统的形成 和这一特定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第一节 理学


　　理学是义理之学，又叫宋明理学。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大盛，清朝是 恢复宋代的程朱理学，故又称宋学。王阳明心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讲即心 是理，理不用外求，返观内心便行，其极端便变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发展到民间，成为“狂禅”，“满街都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 如李贽。有的学者没有什么真实的学问，欺名盗世，空谈心性。明亡，顾炎 武总结明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认为空谈心性，整天置四海穷困不言而专讲危 微精一是要亡国的。因此，他讲“舍经学无理学”，学术上要务实，提倡实 学。一是贵创，读书要贵于创新，勤奋读书，学识广博，考证，不要抄袭古 人，模仿古人，要有自己的见解。二是博证，博赡贯通，有根有据。三是致
　　
用，经书的学习要和时务结合起来，通经致用。顾炎武还有抗清的思想。后 来清朝的学者将其博证一点加以发挥，形成考据学，而致用一点被淹没，未 得到发展，直到晚清，通经致用思想才逐渐提倡，至于排满反清思想更成为 潜流，直到革命派才又将它提起。
　　清初，反王学成为主流，清朝皇帝选中了朱熹的理学，用它来统一人们 思想。康熙为《朱子全书》作序，说朱熹理学裨益政治，是内圣外王之学， 又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下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 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一家。”1朱熹的牌位进入 孔庙大殿列于十哲之次。满族贵族子弟也学习汉族语言文字、儒家经典以及 书法，接受儒学文化。这里皇帝的着眼点是以理学统一全国思想，使各民族 思想上有共识，使之有凝聚力。皇帝在上面提倡，社会上便形成风气。当时 著名的理学学者有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王懋竑，名臣兼名儒有汤斌、 李光地、魏裔介、魏象枢、张伯行、熊赐履、张玉书等人。
　　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进士，当过知县和御 史，耿直而淡恬，推崇朱熹的理学为正宗，极力排斥王阳明的心学，由于他 尊朱黜王的宣传，被后来的理学家推崇为清初理学传道的首要人物。张履祥
（1611—1674）字考夫，浙江桐乡人，所居曰杨园里，故学者称杨园先生。 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他们都生于明万历三 十九年，明亡后没有做官。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 封人。康熙进士，累官礼部尚书，辑有《正谊堂全书》。陆、张、陆、张四 人，被后来的理学家推崇为清初理学传道者。
首先，这批学者反对讲学。他们认为明朝讲学太盛行，结果成为清谈，
误国。陆世仪说：“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 道之衰也。”②张履祥说：“近见时流讲学之风，始于浮滥，终于溃败，平日 所深恶也。”①他们认为讲学聚众易闹事，便提倡著书，如纪昀也如此。其次， 讲稼稿。他们主张一边读书，一边耕种田地，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务农，有 农业、家园作为基础，能吃得苦，甘于过朴素贫困生活，才能做堂堂正正的 人。张履祥说：“学者舍稼穑外别无治生之道，能稼穑则无求于人而廉耻立， 知稼穑之艰难，则不敢妄取于人而礼让兴。”他又说：“人知作家计须苦吃 苦挣，不知读书学问与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吃苦挣。”②所谓吃得菜根， 百事可做。第三，这些学者讲道德品行，行为拘谨，值得人敬佩，有些名臣 还有政绩。但有的学者便学问不多，做事能力差，他们只背诵朱子的话，以 博得帝王的欢心。更差的便是一批“乡愿”，甚至是空谈性理的假道学了。

第二节 汉学


汉学是考据之学。清朝恢复东汉考据学，故称汉学。汉学从经学派别上 讲是古文经学，从研究方法上又称朴学。
朝廷崇尚程朱理学，学术界知识分子则钻研考据学，造成清朝学术思想



1 ①《朱子全书·序》，《朱子全书》卷首。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7 册，第 99 页。
① 《饮冰室合集》第 17 册，第 96 页。
② 《饮冰室合集》，第 97、96 页。

极兴盛的局面。汉学的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学者认为理学偏重讲道 德修养，伦理哲学，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而汉学包括音韵、训诂、考据、 校勘等学问，其中大有用武之地。二，承平日久，城市经济发达繁荣，社会 生活安定，创造了一个安静读书的客观环境。龚自珍得到一本康熙年间的旧 本制举之文，感慨得很，写了一首诗：“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淮， 家家饭熟书还熟，羡杀承平为秀才。”③说明那时的气氛很适宜于做学问。三， 清朝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康熙朝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朝吕留良、 曾静案，查嗣庭案；乾隆朝胡中藻案、沈德潜诗案等等，都遭到杀头、流放、 家属没籍、开棺戮尸等种种惩罚，吓得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敢议政，只好 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汉学，诠释故训，究索名物，这样与世无患，与人无 争，找到了一个逃避现实政治的避风港。四，江浙皖一带出版业蓬勃发展， 有钱的淮商，出资刊刻学者的书籍，给考证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印行条件。五， 当时还有一些身居要职的学者如毕沅、阮元等人的奖掖提倡，聘请学者修纂 大型书籍，对促进汉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这些学者出现在乾隆、嘉庆两朝， 称乾嘉学派。
汉学分为两派：一为吴派，另一为皖派。 吴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栋。惠栋（1697—1758）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
氏世代传经，书香门第，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是康熙进士，著名学者，
家中藏书丰富。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饱读经书，日夜讲诵。中秀才后，考举 人未中，便没有做官，闭门读书，钻研经术，著作有《周易述》、《古文尚 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他对易学尤为精通。他的治学方 法，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音韵训诂，以求经书的原义。他认为汉代学者 都是学有师承的，训诂由经师口授，古字古训，非经师不能辨，而魏晋以后， 治经者随便用俗字代古字，使经书的原意尽失。所以他便从文字音训以求义 理，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这是一种科学的、严谨的方法， 使经籍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惠栋推崇汉学，便尊信和固守汉儒的经说， 甚至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实，汉儒解经并不都是正确的，完全株 守汉学，在学理上没有新的、更精辟的见解，这实是惠栋汉学的局限性。 吴派还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别号西庄，江苏阳湖人。他继承惠栋的
学风，信古尊汉，述而不作，著《尚书后案》专门发挥东汉郑玄一家之说， 东汉其他的经说都放在次要地位。他还以治经的方法治史，著有《十七史商 榷》一书，对史迹、职官、制度都有校勘和考证。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人。淹贯 经史，博通群书，他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词 章等，有《潜研堂集》，其中《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元 史艺文志》尤为有名。他对音韵学研究造诣很深，发现古音无轻唇音、舌上 音等，对历史学的研究也颇有成就，《二十二史考异》一书对浩繁的正史作 了系统和详细的考证，清代学者对此书极其推崇，评价很高。①
皖派的代表人物是戴震。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出



③ 《吴市得旧本制举之文，忽然有感，书其端》，《龚自珍全集》下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457 页。
① 这样一类的书还有赵翼编著的《二十二史札记》，连同上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清代学者推钱书 为最高，王、赵次之。参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7 册，第 291—292 页。

身小商人家庭，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后参加进士考试，未中。晚年 以特召充四库全书纂修官。他治学方面广，包括音韵、经学、天文、历算、 历史、地理、哲学等。皖派的治学特点是断制谨严，条理密察。他也是从文 字、训诂入手考证经义，但是，他的考释不是以汉儒为准，而是要求“求是”。 因此，他的研究突破了吴派尊汉的局限，获得很大的成就。他精通名物训诂， 又从训诂入手探求古书的义理。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是一部具有唯 物主义思想的著作，其中否定了朱熹理学的“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观点， 说理存于欲中，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斥责理学家是“以理杀人”。 这部哲学著作具有很大的战斗性。但是，当时学者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而且遭到保守思想学者的攻击。皖派后来的发展在音训考据之学方面有很大 的进展，而义理方面的探索则没有坚持反宋学的传统，即使讲论义理，议论 也比较平和，有汉宋渐趋合流的态势。戴震的门人有段玉裁、王念孙，属于 皖派的还有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人。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一字懋堂，江苏金坛人。师事戴震，精 通小学。著《说文解字注》，是注解、研究《说文解字》的巨著。《说文解 字》是东汉许慎的著作，是后人阅读古文献和研究古文字的最重要工具书， 段玉裁给此书详细作注解，更重视客观的归纳，“究其微旨，通其大例”， 用这些条例去读古籍，解决了音韵、文字、训诂、词汇等方面的许多重要疑 难问题。王念孙称誉这本书是千七百年来未有之作。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学者称石臞先生，江苏高邮人。精通文
字、音韵、训诂之学。撰《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是对 汉朝张揖《广雅》一书的校勘和训释。前人的语文研究往往重字形而不重字 音，训诂上拘泥于字形去解释。王念孙提出训诂之骨，本于声音的论点，把 古音和语音转变理论运用到训诂上来，发前人所未发，在训诂学上达到了很 高的水平。他的儿子王引之，继承父学，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 这些著作学术价值也相当高。
汪中、凌廷堪、焦循承继了戴震反理学传统，他们重视音韵、考证，同
时也研究义理，讲究致用。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用 考证的方法指出《大学》一书不是孔子之作。他反对程朱理学，认为妇女殉 节、守节都是不合人道的。他还校勘考释《老子》、《墨子》、《荀子》， 注意诸子学的研究，开拓了研究古代思想的范围。凌廷堪（1755—1809）字 次仲，安徽歙县人。他精研礼学，作《复礼》三篇，认为理学袭取了佛道思 想，背离了儒学正统，主张以礼来代替理，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他还著《燕 乐考原》，是研究古代音乐的专著。焦循（1763—1820）字理堂，江苏甘泉 人。他擅长易学，著《易通释》、《易图略》和《易章句》，称为《雕菰楼 易三书》。他精通数学，用数学知识来解释易经，获得了新的成果。他写的
《剧说》、《花部农谭》，是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专著，他对当时为士大夫 所鄙视的“花部”甚为推崇。
　　清初朝廷崇尚理学，民间学者则钻研考据，汉学初兴。吴派出现，便和 宋学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皖派的出现，则使汉学有压倒宋学的趋势。乾隆 中期，汉学盛兴，成鼎盛时期。朝廷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 开馆，集中了全国的著名学者，单编纂人员达 360 名，几百名学者济济一堂 切蹉学问，考证、校勘、精审，费了九年时间，于乾隆四十六年（1782）初 稿完竣编成。梁启超曾评论说：“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的大本营，《四
　　
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 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 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①。汉学注重考证，强调征实，反对宋学的空疏。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 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② 由此，《总目》对汉学的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后来阮元曾评论说：“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 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③这就是说，清朝朝廷采取了“崇 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兼容并包政策，使宋学、汉学两个流派 都为清朝现实政治服务。因为知识分子白首穷经的钻研方式对于清朝的社会 安定也是有益的，汉学便盛兴起来，成为清朝学术的主流，梁启超描述道： “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①许，许慎， 是《说文解字》的著者；郑，郑玄，马融弟子，曾编著群经；贾，贾逵，专 攻《春秋左氏传》；马，马融，东汉经学大师，设帐讲经，授徒千数。“家 家许郑，人人贾马”，就是说当时知识分子都埋头钻研汉学，汉学上升为封 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学术并且很快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成为一种潮流， 一种学风。
汉学盛兴，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
化作了全面总结，推动了各门专科学术的发展，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但 是，这种考证的学问，脱离现实政治，比较繁琐，偏枯，缺乏思想的创新， 这是封建社会保守封闭停滞特征的反映，不能适应社会急剧变动的现实。当 时有些学者也看到了其弱点。方东树著《汉学商兑》站在理学家立场攻击汉 学，未免有些偏见，但有些观点也确是击中了要害。到了晚清，汉学便走向 衰落。

第三节 桐城派古文


　　中国古代很重视文章，曹丕便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② 文章分散文和骈体文。骈体文是一种介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文体，以对仗、 骈偶、用典、有一定的音律、讲究藻饰为主要特征。人们常说“六朝骈俪”。 著名的文章有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和庾信的《哀 江南赋序》等。到了唐朝，骈体文还很流行，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 王的《讨武曌檄》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等。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编过一部
《文选》，里面收集了许多骈体名篇。清朝李兆洛编过一部《骈体文钞》。 和骈体文相对的是散文，唐朝韩愈曾发起过一次古文运动，即排斥骈体， 要求写古典散文，不讲究四六对仗，排比典故，而讲究文章气势、神韵、简 练，要朗朗上口。他提的口号是“文以载道”，“唯陈言之务去”，要言之 有物，旨在创新，“文从字顺各识职”，文字流畅，反对矫揉造作，纠正了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7 册，第 22 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卷首，中华书局 1981 年。
③ 《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一集》，卷二。
①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9 册，第 53 页。
② 曹丕：《典论论文》，《文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第 2271 页。

六朝以来浮华柔弱的文风和形式主义的偏向，史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评价 很高。后来散文写得好的有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 曾巩等人，人称为唐宋八大家。明朝还有一位归有光，散文成就很高。名篇 有《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到了清朝，先后有方苞、刘大櫆、姚鼐 等人提倡古文，形成一个派别，因他们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称桐城派。这 一派在清朝影响很大，成为配合道统的文统，有人曾惊呼：“天下文章，其 出于桐城乎！”①可见影响深远。这种文风的崛起是和清朝的政治密切相关的。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在青 年时代便崇拜程朱理学，言“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柳之间”②。他 的文论讲究义法。义就是内容，内容要表达程朱的理，法就是“言有序”， 指文章取材、布局、段落的概括能力、表达能力，他要求文章要文从字顺， 简约雅洁，清通严整，清澄无滓，自成一家。方苞的文风是在维护程朱的道 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为和硕亲王编了一本《古文约 选》，是供八旗子弟诵读的示范读本。乾隆初年，乾隆帝诏颁各学宫，此读 本成为清朝文坛上的正宗，得到了正统的地位。方苞的作品如《狱中杂记》， 深刻揭露了清朝治狱的黑暗状况，使人触目惊心。另一篇《左忠毅公逸事》， 记述明朝东林党左光斗和阉党恶势力之间的斗争，表彰明朝名臣的气节。他 的文章带着明末清初时代转变的痕迹和烙印。对清朝的政治弊端还时有指 责，民族意识也间有流露。方苞对雅洁朴质的认识也有偏颇之处，如说：“古 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隽语， 南北史佻巧语。”①他认为一用这些词汇，便失去了雅洁。这里显出桐城派古 文的保守性，排斥一切新起的、生动活泼的文学体裁和文学语言，显然不能
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诸生， 雍正时两举副贡生，晚年在安徽黟县做教谕数年，后归里，一生很不得志， 个人牢骚极多。他虽然是方苞的门人，但遭遇不同，政治地位不同，因此文 章也和方苞不一样。方苞对散文创作讲“法”，但涉及内容不多，刘则专门 探讨散文创作的规律，着重研究散文创作中鉴赏的审美问题。他认为行文解 事中，有四大审美要素，即神、气、音节、字句。神是风神、神韵、神气， 是文家之宝，是作家精神品质的体现，是文章支配全局，最易打动读者心灵 的审美特征，是作者高超技能手法的表现。气是气势、力量以及人们对它产 生的审美感受。文章以神为主，以气辅之，那么，神气的最精处如何表现出 来呢？则是用音节和字句来表现，他又具体分析探讨了怎样运用音节、字句 才能达到美的境界。他的这种对散文审美规律的探讨是对方苞文论的一种发 展。
姚鼐（1732—1815）字姬传，字梦谷，号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 官至刑部郎中，充四库全书编修官，中年弃官，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 历主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讲学 40 多年，门生弟子遍及大江南北， 由于他从事古文写作和宣传，桐城派得以形成。乾隆时期汉学大盛，学界扬 汉排宋，姚鼐挺身而出，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



①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程鱼门、周书昌语。
② 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
① 沈连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

者不可偏废的主张。汉学家、宋学家都是重理轻文、重道轻文的，辞章家则 只重辞章，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长者为贵。他实际上 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调和汉宋，兼采考证的长处，以考证充实理学的空 疏，以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他是把义理、考证、词章三者作为文人所具 备的才能的合理构成来看待的。三者之中，义理仍是首要的。“明道义、维 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①考证是文章的 材料，论证“义理”，助成文章之美的手段，故云：“以考证累其文，则是 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②在文章的风格上，他强调阳刚、阴柔 兼备者，他说：“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 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则必无与于文矣。”③他在如何写 作上提出要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是文 之精，格、律、声、色是文之粗。神是作品的神气、精神、神韵，是最本质 的审美特征。理是作品的脉理、思理、文理，指艺术整体的思维规律。气是 指行文的气势、作品的力度。味是指滋味、韵味，能激发读者的审美感受。 以上是指作品中高层次的审美要素。格是规格，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规范。律 是法则，如虚实、详略、字法、句法。声是声韵节奏。色是辞藻的色彩，即 对语言文字的加工修饰。这四者是属于较低层次的审美要素。姚鼐这套文学 理论比方苞、刘大櫆更为系统，更为完备了。
姚鼐在乾隆四十四年编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共 75 卷，是古文辞赋选本，
分 13 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 颂赞、辞赋、哀祭。这种分类是按照文章的应用分的。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 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 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体现了桐城派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推崇， 有很广泛的影响。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了一本《古文观止》分 12 卷，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未分类，文章选得比《古文辞类纂》少，而这本 集子则影响更大，作为普及读物广为流传。
姚鼐生活的时代和方苞不同，方苞文章还反映了反清意识，姚则反清意
识已经淡薄了，他和刘大櫆也不同，刘大櫆文章还有浓烈的文人牢骚，姚则 急流勇退、纯然学者，他的文章醇正严谨，清通自然，简洁明快，但是，内 容显得贫乏，形式拘谨，缺少风采。如《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善于描 摹，色彩鲜明，但是较少心胸的寄托和对现实人生的感慨。这是和方、刘文 章的不同之处。
他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都成
为桐城派的重要作家。

第四节 诗、词


诗歌，反映时代的风貌和气息。清朝初期，有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称江左三大家。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朝 万历年间进士，明末马士英拥福王，他为礼部尚书，清时投降，为礼部侍郎，



① 《复汪进士辉祖书》，《桐城派文选》，广州文化出版社 1989 年，第 79 页。
② 《与陈硕士》，同上，第 80 页。
③ 《海愚诗钞序》，《桐城三家散文赏析》，巴蜀书社 1986 年，第 172 页。

后来他告退回乡，是几十年东南文坛的领袖。他崇拜白居易、苏东坡、陆游， 格调近晚唐和宋诗，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将他放在卷一第一名。吴伟业
（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时官少詹事，投降清朝， 为国子监祭酒，一年后以母病还乡。他的诗才华艳发，辞藻绮丽，有些诗反 映了明清之际的政治动乱的状况，如《圆圆曲》很有名，其中“冲冠一怒为 红颜”，是对吴三桂莫大的讽刺。晚年心情忧郁，多悲凉之作。龚鼎孳，号 芝麓，字孝升，安徽合肥人，明朝官至兵科给事中，清时历任礼、兵、刑三 部尚书，很爱人才，其诗作比钱、吴稍逊一筹。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诗分四派，他们是王士祯、沈德潜、翁方纲、 袁枚。
　　第一派是王士祯的神韵派。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 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他出身于世宦之家，诸父辈多能诗， 顺治十二年中进士，累官至刑部尚书。他创“神韵”说，神韵即诗中所含的 风度、气韵。“韵”具体指冲淡悠远的意味，诗要有清幽淡远的意境。他追 求这种情趣、意味，便推崇唐朝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的诗，讲究诗的创作 要神韵天然，自然浑成，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的话，即“不著一 字，尽得风流。”他又引严羽《沧浪诗话》中的一句话，即诗要写得好，无 斧凿痕迹，便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为此，他对诗中发议论、 讲道理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诗便不能以“美”见称，至使风雅扫地，下劣 得直可喷饭。他探求诗的精神，诗的内在的审美性质，认为物境清幽，心境 淡远，这种天成自然的兴会神到的诗才是有神韵的诗，才是美的意境。他自 己的诗也是在实践他的诗论，均是范水模山，批风抹月，以咏帝力，点缀太 平之作。这种作品在康熙年间盛行，他自己也被推崇为诗坛领袖。明末清初， 战争频仍，人民国破家亡的苦难场景，在诗文中有突出的反映。而此时，这 一切都慢慢淡漠和遗忘了，性情柔和典雅的诗，显示出社会政治的稳定平和， 对清朝的统治极有益处。这和巩固清朝政治的统治是极有关系的。带有莫大 讽刺意味的是：最清高、超逸的神韵说诗歌理论，都带有最露骨的政治功利 目的，起着对清廷粉饰太平的作用。
第二派是沈德潜的格调派。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
苏长洲（今苏州）人。雍正四年中进士，在乾隆朝，受乾隆帝赏识，累官至 礼部侍郎，经常与乾隆帝讨论诗歌，互相唱和，甚至代写御诗。编过《唐诗 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古诗源》等书。诗论倡格调说， 代表乾隆时期诗歌理论的官方意志。格调说，是正统的儒家诗论，作诗首先 要讲宗旨，追求诗教的本原，写诗的宗旨首要的是思想感情是否正确，要以 温柔敦厚为标准，宗旨之正，格调之高，这是至关重要的。他强调诗的社会 功能在于“教化”，发挥孔子诗教的思想“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 立”，“兴、观、群、怨”等。他也讲风格、神韵，但放在第二位。关于神 韵，他又认为王士祯的淡远的意境只是其中的一种，雄浑壮阔的意境也是美 的，如杜甫“黥鱼碧海”、韩愈“巨刃摩天”的风格意境，也应予以提倡。 因此，他崇尚唐朝，推崇李白、杜甫的诗。他提出古体诗崇汉魏，近体诗崇 盛唐。沈德潜的诗论实际上纠正了王士祯神韵说清闲淡远的偏颇，强调孔子 的诗教，使之直接有益于封建名教，使正统的封建文学更加规范化。
　　第三派是翁方纲的肌理派。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大 兴（今属北京市）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他精通金石、考据
　　
之学，善书法。他的诗论是肌理说。他说：义理之理，文理之理，即肌理之 理，意思是义理、文理密不可分，理要植根于六经，诗歌要将六经的义理写 进去，体现出来，才叫诗。那么，写诗必须有学问，懂得义理之学，考证之 学，只有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写诗。他认为王士祯的神韵说失之太 虚，而沈德潜的格调说温柔敦顺又太拘束，要以学问的理以实之。于是，他 强调宋诗，崇拜黄庭坚的诗。他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 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南渡以后，如武 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 诗以资考据”①。用诗来讲哲理，把诗作为发议论的手段，诗理化，已离开诗 的本质特性相当远了。但是，翁方纲还沉醉于黄庭坚的诗“荟萃史事，巨细 不遗”的特点，说学即才矣，将有学问代替了有诗的才能。这种诗论和当时 乾隆年间考据学大兴盛的学术空气有关，而且，这种诗论导致了清朝诗由崇 尚唐诗到崇尚宋诗的转变。
　　第四派是袁枚的性灵派。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中年隐 居江宁小仓山的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钱塘（今杭州）人。乾隆 四年进士，任江宁知县，30 多岁便弃官不仕，隐居江宁。他的诗论倡导性灵 说，诗歌必须写出诗人的性情，性情应当是真实的，要有灵性，即要有个人 的才气，要有个人独立的见解和精神，要追求创作自由与艺术个性的宗旨。 他从诗言志，引申到诗是由情而生的，有不可解之情，便能产生不朽的诗篇。 诗既然是个人情性的表露，那么诗可以反映男女爱情。儒家诗论讲义理，讲 道学，强化封建名教，存天理，灭人欲，袁枚对这种道学理论猛烈抨击之。 灵机是诗人的天分，是对自然的领悟，对人生的领悟；神悟是一种直觉，不 是逻辑推理，他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 解用都为绝妙词。”①物情相通，便成佳诗。在真（情）的基础上，表达上达 到美，是真与美的统一。诗要“著我”，是个性的表现，要师古人，但不要 为古人所囿，要有变化，有创新。他认为抓住了性情这一点，即抓住了诗的 本质，给诗歌领域带来了活力。他认为翁方纲的肌理说是“误把抄书当作诗”
②，诗是艺术，不是学问，“何也？空诸一切，而后能以神气孤行；一涉笺注，
便趣味索然”③。他说考据之学离诗最远。这些见解相当深刻。他认为王士祯 的诗太假，诗中无人，无人的真实性情，曾评论道：“一代正宗才力弱，望 溪文章阮亭诗。”①对方苞桐城派的文章、王士祯神韵派的诗歌都不满意。袁 枚的诗论对儒学传统诗教有一种叛逆的思想色彩，这种诗论，上承明朝李贽 的童心说，下启龚自珍的宥情说，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
词是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隋唐时有一种燕乐， 在宴会时演奏胡乐和民间音乐，配上曲子，便是词。所以词是胡夷、里巷之 曲。后来文人倚声填词，渐渐脱离音乐，形成了富有音乐性的新兴诗体，与 诗并行发展。词兴于唐，流衍于五代，而极盛于宋。历史上有各种流派，一



① 《石洲诗话》卷四，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① 《遣兴》，《袁枚诗文选译》，巴蜀书社 1990 年，第 131 页。
② 《仿元遗山论诗》，全诗是：“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 灵时。”选《袁枚诗学述论》，黄山书社 1986 年，第 85 页。
③ 《随园诗话》卷七。
① 《仿元遗山论诗》，《袁枚诗学述论》，第 85 页。

般分作二大派，一是婉约派，以温庭筠、周邦彦为代表；另一是豪放派，以 苏轼、辛弃疾为代表。而南宋的姜夔（白石）和张炎（玉田）是属于婉约派 的。元、明两朝，词学中衰，到清朝词有中兴之象，人才辈出，流派纷呈。 清朝词分三派。
　　第一是阳羡派。代表人物陈维崧。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 陵，人称陈髯（留胡须），江苏宜兴人。其父陈贞慧是明末复社的四公子之 一，重气节。他幼承家学，少负盛名，明亡，家道衰落，客游四方。文学上 有多方面成就，政治上不愿和清廷合作，长期穷困潦倒，故国之思、身世之 感、幽忧悱愤、缠绵芳洁之情，都寄托于词中，风格沉雄俊爽，浑厚沉郁， 效法苏轼和辛弃疾，属豪放派。他的词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也有人说他的 词浅露粗疏，还不够深刻。他的著作为《湖海楼全集》，后人称湖海楼派， 他的家乡宜兴古称阳羡，后人也称阳羡派。如他在《贺新郎·秋夜呈芝麓先 生》中写下了“恨吴盐，只点离人发。家何在，在天末。??白雁横天如箭 叫，叫尽古今豪杰，都只被江山磨灭”的诗句，那种怀才不遇、奋飞无力， 人却又步入老年的知识分子的心情，读来沉痛感人。他的词深刻地反映了明 清易代之际家国之恨、兴亡之感的历史画面，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他的 词在清朝词坛长期处在非正宗、被压抑的地位。
第二是浙西词派，代表人物朱彝尊。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
竹垞，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人。明亡后，以“布衣”自 尊，名满天下。后来，清廷对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放宽了，他便于康熙十八 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职翰林院检讨，入值南书房，后因事罢官，归里 专心著述，有《曝书亭集》、《经义考》、《日下旧闻》等，所编《词综》 一书影响很大。他的词学主张，在《解佩令·自题词集》中有所表露。词曰：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 几曾围燕钗蝉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 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①这时候，清朝统治已经稳定了，知识分子对 于明朝亡国之恨也渐渐淡漠，或者更深层地埋在心底了。不屈服，怕招来灭 门之祸，虽屈服，又不甘心趋炎附势，这种矛盾心理，只好把“恨”，化为 歌儿檀板，装点太平曲子，“几曾围燕钗蝉鬓”，不是单纯寄情于声色者。 要使词归于雅正，合乎清廷清真雅正的文学规范，便宗姜夔和张炎婉约派的 一路，所以称家白石而户玉田。这种雅正醇厚的风格与阳羡派的叫嚣犷悍便 迥然不同了。他的词讲究声律词藻，细致绵密，圆转浏亮，风格崇尚空灵， 清丽高秀。如《雨花台·卖花声》一首，沉郁凄清，流畅可诵。但是缺点是 追求形式美，有的作品不免碎巧，学他的词，其末流则每致意旨枯寂寒乞。 到了嘉道年间，出现了第三派常州词派，代表人物张惠言。张惠言（1761
—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翰林院 编修，精通易学，著《周易虞氏义》等经学著作。他和他弟弟张琦编了一部
《词选》，在序言中发表了他的词学理论，开创了常州词派。他认为“词” 近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①。他这一定义将词同诗经中的变风、 变雅及离骚一类作品相比拟，改变了词是“小道”、“艳科”的传统观念， 虽然词是一种抒情为主的文学样式，但也应有丰富深刻的历史内容，是道出



① 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第 52 页。
① 《词选·序》，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2 页。

“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②，意内而言外，应有所寄托的。在表达 上，“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各有所归”③。上句说物是激发人的 感情的本原，感物生情，引类表旨，下句说表达意旨，又须借助与情意能相 比的具体事物，比物连类，寓意于象。这样才能将作者的情表达得好，不仅 仅“苟为雕琢曼辞”。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批评了浙西词派意旨枯寂，内容 贫乏，单纯追求形式之美的倾向。他的后继者周继则说，词应反映史，说“诗 有史，词亦有史，进乎自树一帜矣”。“感慨所寄，不过盛衰。”④反映的是 个人的感情，这种感情需要有社会政治历史内容作为基础，才是有价值的。 词力图表达有社会政治历史内容的思想感情，这便是有“寄托”。
　　张惠言的常州词派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乾隆后期，清朝政治 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政治腐败，经济趋于停滞，土地集中，吏治贪污成风， 各级统治机构糜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发了农民起义，社会总危机已暴 露出来，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要求社会改革，将学术、文艺重新纳 入经世致用的轨道。他们对浙西词派的空寂，阳羡词派的浅率叫嚣的形式主 义倾向颇不满意，便要求词发挥反映时代、社会政治内容的思想感情，是具 有进步意义的。
综上所述，清朝 300 年学术的变迁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 期是清初，属草创时期。学者多为明朝遗老，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 他们经历了明亡的流离战乱之痛苦，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们的学术特 点是博大，对哲学、史学、经学各方面都重新思考、审视，其学术和现实政 治关系密切，多经世治用之学。第二时期是康乾盛世，是中期，是清朝的鼎 盛时期。这时天下大定，纲纪大张，经济恢复，生活稳定，给封建士大夫知 识分子创造了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哲学上，理学为指导思想，陆陇其、张 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等人推崇朱熹，传理学之道，维护纲常名教，使清朝 统治更为巩固。学术上，汉学大兴，惠栋、戴震从事音韵、文字、训诂、考 据之学，学术研究有很大成就，涌现出煌煌巨著，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则 脱离，学者不问政治，埋头故纸堆中，有遁世、避世趋向。文风是姚鼐桐城 派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理学为基础，以文统维护道统。从诗 风上说，王士祯的神韵说追求闲淡悠远的意境，沈德潜的格调说追求温柔敦 厚的诗教，要有助教化；一个以美为中心，一个以善为宗旨。词学则以朱彝 尊的浙西学派归于雅正醇厚的风格。虽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但是在大兴 文字狱严密文网的控制下，学术特点是专、精，与政治现实的关系是遁世。 第三时期是清朝的衰落时期，嘉道咸以降，清朝内部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经 济上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经济衰退、停滞，外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侵略和西方文化的输入，这就引起学术上的追求新颖，要求变革，与现实政 治的关系密切起来，经世致用思想也活跃起来。经学方面，今文经学兴起； 史学方面，兼治辽金元史；地理学方面，边疆地理、外国地理研究兴趣浓厚； 文风诗风方面，对桐城派、神韵说、格调说并不满意，袁枚的性灵说逐渐有 人响应，如龚自珍；词学方面，张惠言的常州词派讲究有所寄托，寓意现实 政治和历史，写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些都是要求变革的反映。



② 《词选·序》，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2 页。
③ 《词选·序》，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2 页。
④ 《介存斋论词杂著》，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晚清，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开始的。第二章 地主阶级 改革派的改革思潮

第一节 嘉道年间政治腐败的显露


　　清朝在其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很 出了一些名臣、清官，在中央敢于直谏，地方为官以清廉著称，如汤斌、尹 继善、于成龙、张伯行等。乾隆后期，以宠臣和珅为代表的中央大官僚们， 受贿勒索成风，大臣们都明哲保身，如泥塑菩萨，端恭稳坐，碌碌无为。为 了保住自己的高位，常以顺从、谄媚为事，对皇帝“多磕头少说话”。地方 官吏则欺压百姓，敲骨吸髓，激起民变。嘉庆元年（1796）湖北襄樊地区发 生白莲教大起义，蔓延到四川、陕西、甘肃、河南四省，长达九年，这是清 朝由盛到衰的标志。白莲教农民大起义便是以两湖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 政使陈淮三人朋比为奸、敲诈勒索为主要原因的。洪亮吉上疏指出这是“官 逼民反”。
　　曹振镛，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正。他给道光皇帝出主意，教他“中 外奏章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 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①道光帝就照着这样做，臣下有一极小错误， 便严斥罚俸降革，弄到后来大家都矜矜于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 不敢入告，及洪秀全、杨秀清起义，还互相隐讳，莫敢上闻。下面报喜不报 忧，上面皇帝自然闭目塞听。这种吹毛求疵的风气也延及科举考试，考试讲 究卷子的书法，曹振镛挑剔破体帖字，不问文之工拙，但作字整齐无破体者， 即置上第；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①这种重书法，不重真才实学的选拔人才 的风气使末学滥进，豪杰灰心。
一批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聚集在京师，对国势日益衰
落、政治腐败黑暗极为担忧，常以文会友，诗酒唱酬，议论国家大事，抨击 时政，成为风气。其中的人物有程恩泽、苏廷魁、朱琦、陈庆镛、何绍基、 吴嘉宾、梅曾亮、宗稷辰、潘德舆、臧纡青、江开等，“一时文章议论，掉 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②。他们的议论使京朝当权的贵族大官僚也畏惧三分。 他们敢于直谏，最著名的是黄爵滋道光十八年（1838）上《严塞漏卮以培国 本疏》，要求严禁鸦片。陈庆镛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申明刑赏疏》， 参劾琦善、奕经和文蔚，“一疏劾三贵人，九重为之动容，天下想望采风”③， 直声震天下。这种名士议政的风气说明乾嘉以来万马齐暗的沉寂空气已经逐 渐冲破，封建士大夫中要求改革的政治势力相对增强，这也是经世致用思潮 推动的结果。在文化思想方面，有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今文经学的复兴。 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沉寂了千年之久，清朝提倡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庄存 与。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江苏武进人。乾隆时翰林院编 修入值南书房行走，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时，宋明理学，高踞庙堂，



① 《曹振镛之误清》，《清朝野史大观》第 7 卷，上诲书店 1981 年，第 2—3 页。
① 《曹振镛之误清》，《清朝野史大观》第 7 卷，第 2—3 页。
② 《水窗春呓》，《鸦片战争》第 1 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 1954 年，第 338 页。
③ 梁章钜：《陈颂南给谏》，《浪迹丛谈》，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45 页。

东汉考据学，如日中天，庄存与以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认为 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需要以经术有补益于时务，便以学术自任， 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研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他不守汉宋门户，兼采汉宋， 剖析疑义，发挥微言大义，是为了取法致用，重在经世。他仅是提倡揭橥今 文经学，内容还未充分发挥。刘逢禄、宋翔风是他的门人。刘逢禄（1776—
1829）江苏武进人，庄存与的外孙，他将今文经学中的大一统、张三世、统 三统、辨名分、定尊卑、明外内、举轻重等公羊义例，直接援以论政，用学 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就更为明显。龚自珍、魏源都受教于刘逢禄，都用今文 经学讲经世致用，讲夏商周因革损益，讲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变革，为政 治改革而阐发经义的治经方法更进了一步。士大夫以志节相砥砺，要求士人 有廉耻，积极参与政治，寄希望于中枢大臣有作为。同时他们又拿起笔，议 论时务。道光六年（1826）建慈仁寺为顾炎武祠，原来祭祀礼的祠堂是祭祀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这一改动也是晚清士林风气变化的一种迹象和征兆，说 明人们正在颂扬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传统。在学术研究方面，人们开 始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尤其是外国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鸦片战争后，出现 了一大批书籍，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 輶纪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 方备乘》、夏燮的《中西纪事》、梁廷枬的《夷氛记闻》等。还有包世臣论 述漕运、盐政、银荒、鸦片等问题的作品，魏源为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 编》等，究心于水利、漕运、盐政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这都是学术研究 经世的新倾向。
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涌现出来，其中思想敏锐、言论激烈的
首推龚自珍，著述丰富、视野开阔的是魏源。他们两位是晚清思想界闪耀明 亮的双星，史称龚魏。下面我们逐一加以描述和评论。

第二节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更名巩祚，又号羽山民，浙江 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 处行走。父亲丽正，官至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母亲段驯（淑斋） 是著名经学家段玉裁的女儿，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出生于杭州东 城马坡巷，7 岁时，母亲便在帐外灯前教他背诵唐诗和清吴伟业的诗。12 岁 时，便受外祖父段玉裁指点，学习音韵训诂之学，为研究经传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16 岁到北京，常到住处附近法源寺中去游玩，叔外祖父段玉立（字鹤 台）跟踪而至，一老一少，僧人戏呼为一猿一鹤，说明他少年性格豪放，不 受拘束。21 岁父亲任徽州知府，随行，在地方上看到政治腐败的现象，23 岁便写了一组《明良论》文章揭露政治腐败，抨击专制，锋芒逼人。25 岁时， 父亲任苏松太兵备道，随父上任，以诗文一册请教苏州王岂孙，王说：“诗 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担心他“口不择言，动与世迕”①，加 以劝告，龚不为所动。27 岁中举，随后五次会试均落选，考场遭遇使他深受 精神上刺激，说“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②。他说：“气寒西北何



① 《定庵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648 页。
② 《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565 页。

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③以落月自比 才气被埋没，非常自负，又异常沉痛，对科举制度录用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极 为不满。30 岁任内阁中书，熟悉内阁档案，了解清朝典章制度演变沿革，著
《东南罢番舶议》、《西北置行省议》。又任国史馆编纂校对，和徐松、程 同文等地理学家研究西北地理。29 岁时和魏源拜刘逢禄为师，研究今文经 学，曾为清朝今文经学创始人庄存与写过碑铭，同宋翔风、庄绶甲等结识友 好，可见他同常州学派（今文经学派）的关系之深。
　　龚自珍 38 岁中进士，仍留京任礼部主事，主客司主事等闲散官职，提过 一些改革政治的建议，不被人重视。他和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同为禁 烟派，议论激烈，得罪权贵，受到排挤。1838 年，叔父守正在礼部做官，按 例要回避，便借此辞职归里。他从北京出发到杭州，中经 9000 里，写成《己 亥杂诗》315 首，将他的一生经历全吟成诗，别具一格，是自传体的诗歌。 他回到杭州任紫阳书院讲席，又到丹阳云阳书院教书，想到梁章钜那儿去参 加抗英斗争，未成行。1841 年暴卒于丹阳。他相信佛教，拜江沅（铁君）为 师，深研佛理，崇天台宗，佛教哲理对他思想影响很大。

哲学
龚自珍在哲学方面基本上是相信天命的。他说：“儒家之言，以天为宗， 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①这是儒家的思想框架和理论体系，认为富 贵和贫贱是命定的，是人力难以违抗的。而天道是变化的。“万物之数括于 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一匏三变，一枣三变，一枣核亦三变。” “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②这里说的是事物是变动、变化、发展 的，这种变动是一正一反，相辅相成，变到后来又和开始时相同，回到原来 的出发点，其规律为立一反一初。这种立一反一初的规律是一个合的命题， 这是受《老子》、《易经》思想影响的，也和《春秋公羊传》治乱三世说有 关。至于这种规律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还是螺旋形上升，他尚未表达清楚， 因此，可理解为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可理解为历史循环论。他还认为人们要 认识事物变动的规律，掌握它，运用它，这是君和圣人的事，君和圣人要用 主观努力来适应客观变动着的世界。“天用顺教，圣人用逆教，逆犹往也， 顺犹来也。”①他解释说：“生民，顺也。报本始，逆也。??乱，顺也；治 乱，逆也。”②这里又强调了人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文明的历史就 是在这天人相交相承的顺逆合一的运动中演进的。治理的原则是：“教王者 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国君。”③这仍是儒家的忠孝伦理原则。而国 君应当如何？他说：“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实欲以自售其学；欲吾君之 烛万物之隐，实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赏罚予夺，不爽于毫发，实欲以自偿 其功。”④这就是要求皇帝通古今之故，烛万物之隐，在礼乐刑政赏罚予夺方



③ 《秋心三首》，《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479 页。
① 《尊命》，《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83 页。
②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6 页。
①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6 页
②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6 页。
③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7 页。
④ 《尊命》，《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84 页。

面，即要明察秋毫，又要做得适当。这样，君便是懂得天命了。而对臣子和 民来讲，又当如何呢？他说：“其言有嫉焉，有懑焉，抑亦有欷歔焉，抑亦 似有憾于无如何之命而卒不敢悍然以怨焉！”⑤人民可以有嫉妒、愤慨、感叹 万分的时候，但是最终还是不敢有怨恨。因为这是命定的啊。他用天命束缚 住了臣民的思想，可提意见但不准造反。传曰：“发乎情，止乎礼义。”龚 自珍套用此话说：“夫我也，则发于情，止于命而已矣。”⑥
　　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奉天而法古。龚自珍相信今文经学， 继承儒家正统文化，相信天命，相信天人感应说。但是，他则强调变化的规 律，谈到人们用逆教来对付天的顺道，要求君要适应事物变动的规律进行政 治改革，这无疑是进步的。他未敢突破忠孝伦理思想，不敢犯上，这是他的 思想局限性。他只是一个改良派，是补封建主义之天的补天派。

历史学
　　龚自珍对史学有很深的研究，在史学理论方面也有卓越的见解，对人类 社会发展以及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有很清晰而深刻的见解，这是对清朝历史 学长期停滞在考据学阶段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他认为孔子是历史学家，编写《春秋》，是史官。史官的社会职能，是 保存历史掌故材料，对历史事件作出解释并加以评论，评论中包括褒贬品评 人物，以为史鉴。而国君在治理国家时最需要懂得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因此，前朝后代，朝代可以变迁，礼乐刑法这一套经验不能割断，这样君主 对前朝的史官应当十分尊重，待他们为上宾，要听取他们意见，由他们来讲 史，解释历史的精神实质，历史的精髓。他说了一段话：“灭人之国，必先 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 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①他是从反面来说明历史学的重要性。 历史学对于国家民族的兴衰、道德伦理的培养，人才的教育、家族的延续都 有着极重要的关系，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道德规范、人们的品德情操气 节，都是靠研究历史学而来。
龚自珍提出一个观点：六经皆史。这个看法并不是今文经学的看法，而
是浙东史学家章学诚的观点。龚自珍说：“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 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 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 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②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素王，他的政治理 想全倾注在“经”中，经是孔子之道的理论依据。龚自珍六经皆史说，降低 了经书的神秘性，把它还原为“史料”，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
历史学有什么用？他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 即是说要懂得真理，一定要研究历史。而史官是有独立的人格的，不是谄媚 朝廷的奴才，而是谏官，阐发历史规律，公开议论，供皇帝借鉴，皇帝不能 将史臣看为奴才，史臣本身也不能沦为仆妾、俳优狗马那样，“仆妾色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