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对外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具有将近 4000 年的有文字可考
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在人类历史上一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之一。
　　中国同其他国家和民族很早以来就有了接触和交往。由于地理的关系， 中国同四邻亚洲国家和民族发生关系最早，也最为频繁。自上古以来，中国 和朝鲜、越南、缅甸、日本等，就有密切的交往，建立了在政治、经济和文 化方面的联系。虽然，在长期的交往中，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封建统治者之间 也曾经有过一些战争和政治纠纷，但总的说来，古代中国和四邻亚洲国家之 间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人民之间和平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中国比较高度发 展的封建文化促进了四周邻国的文化发展，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贡 献；同时，中国也不断从这些国家吸收它们的文化上的成就，丰富了中华民 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内容。
中国的对外关系到了 16 世纪以后才开始逐渐起了变化。在此以前，由于
地理上的阻隔，中国和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只是偶尔有一些 旅行家、传教士和商人的个人来往活动。15 世纪末，欧洲人追求黄金和东方 商品，促成了地理大发现，东西交通因而起了“革命”，世界市场逐渐形成， 从而加速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16 世纪以后，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西 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汹涌地向东方泛滥，越来越多的西方冒险家、商人、 传教士来到东方各地进行侵略活动。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和政府也开始对亚 洲各国推行侵略政策，妄图把整个亚洲变成它们殖民扩张的园地，而地大物 博、人口众多的封建中国，就成为它们的一个主要觊觎目标。这样，中国对 外关系的基本情况便逐渐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代替了亚洲国家成为中国对 外关系的主要对象；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政冶、经济、文化的侵略活动代替 了中国和亚洲国家间的和平的商业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
容。

一 明末西欧殖民势力的开始入侵


　　16 世纪时，世界的海上霸权分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西印度群岛、北美、 中美、南美（巴西除外）、太平洋群岛直到菲律宾都属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 巴西、非洲、好望角以东菲律宾以西各地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所以，最 早伸张其殖民势力于东方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
　　1516 年（明正德十一年），葡萄牙麻六加总督就遣使来中国要求通商， 这是近世欧洲人到中国之始。此后葡人来中国的日多。葡人最初所到的地方 有广州、漳洲（厦门）、泉州和宁波等地。据《明史》《佛朗机传》（接当 时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的记载，他们的行径是：“剽劫行旅”、“掠 卖良民”。葡人的海盗行径激起了当时人们很大的愤慨，如给事中（明朝监 察官官名）王希文在奏疏中说他们是“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①。
明朝政府对这些不法的葡人曾多次使用武力驱逐。

　　在广东，葡人使用卑鄙奸诈的手段窃据了中国的领土澳门。葡人在广东 贸易，明朝皇帝原来特许的通商地点限在香山县附近称为浪白澳的一个小 岛。1535 年（嘉靖十四年），葡人贿赂广东官员代为向明廷申请到澳门停船 贸易，从此他们就从浪白澳移至澳门海面。1553 年，葡人又借口要曝晒水渍 “贡物”，请准他们在澳门上岸，到 1557 年他们就在岸上定居下来。最初， 他们甚至不纳地租，只对广东海道每年纳贿银 500 两。1573 年海道受贿的事 被人揭发后，于是贿金改为地租。澳门就这样为葡人所盘据，成为西方殖民 主义者在中国领土上所建立的第一个侵略基地。继葡萄牙人之后和中国发生 接触的欧洲人，还有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殖民者。
　　西班牙人于 1565 年占据了菲律宾南部诸岛，1570 年占领吕宋，1575 年 来到中国。西班牙人直接来到中国的不多，但中国福建省人民移殖侨居在吕 宋的为数不少，西班牙殖民者对待华侨极为残暴，时而驱逐，时而屠杀，平 时则横征暴敛，不一而足。例如：1596 年华侨被驱逐过一次，1603 年和 1639 年曾先后遭过两次大屠杀，死难的人数都在 2 万以上。
　　16 世纪末，海上霸权渐从葡、西两国转移到荷兰和英国。1602 年，荷兰 人组织了规模宏大的东印度公司向东方发展。1641 年，他们从葡人手里夺占 了东西航路上的门户马六甲，从此他们积极在南洋群岛扩张他们的地盘。在 南洋群岛，荷兰人对待华侨正同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一样，除了屠杀和抽重税 以外，还用武力限制中国商船的往来，以实现他们垄断商业的目的。1604 年
和 1607 年，他们曾两次派船到广州，企图和中国进行贸易，但因葡人从中阻
挠和明朝海禁严密，都未达到目的。162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船 15 艘进 攻澳门，葡人竭力抵抗，荷人未能得逞。荷人夺取澳门失败后，转向东北占 据了澎湖列岛，1624 年为明巡抚南居益以武力逐出。随后他们又占据台湾，
到 1661 年为郑成功以武力逐出。后来，他们竟公然帮助清朝从郑成功后人手
里夺取台湾，希图居功邀赏，以达到通商的目的；而清朝为了酬答荷人的帮 助，居然准许他们在厦门通商。
荷兰人在侵占台湾期间，曾屡次劫掠澎湖列岛和沿海各地，大批地掳掠
中国人民，被掳的中国人民因虐待和饥饿致死的在千人以上，被掠卖到爪哇 为奴隶的也有千余人。
英国于 1600 年已组成东印度公司，致力于与印度和南洋各地的贸易；对
于中国，因为有鉴于荷兰在澳门的失败，暂时采取了观望政策。1635 年，英 王查理一世和少数资本家组织了一个“库尔登会社”，专营中英贸易。1636 年派威得尔带领大小船只五艘到中国，于 1637 年驶抵澳门。由于葡人的猜忌 和阻挠，威得尔在澳门不得要领，便径向广州虎门驶进。中国炮台守军予以 阻止，威得尔竟使用武力，占据了炮台，烧毁了一个村庄。明朝的官员终于 答应威得尔作了些买卖。这是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接触；英国殖民者和中国人 初次见面便使用了后来所惯用的炮舰政策。
　　明末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种种海盗式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正当 的愤怒。帝国主义者借此诬蔑中国人民排外，实则在历史上中国人民向来是 最好客的。在早期，外国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到中国来，都曾受到中国政 府和人民的优待。但 16 世纪以后，到中国来的西欧殖民主义者的种种暴行使 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改变了对欧洲人的印象。一位西方资产阶段作家高斯 特也承认：“抢掠、杀戮和武力的经常使用，这些就是欧洲对于中国商业接 触开始时的特色。欧洲人是在配得上‘洋鬼子’这个称号时，才被加上这个
　　
不愉快的称号的。”①
　　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先遣队侵入中国的，除了资产阶段海盗商人外，还有 传教士。明末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中，最出名的要算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 马窦了。1581 年（明万历九年），利马窦到达广东的肇庆，在那里建立了教 堂。其后，又至韶州传教，并经江西至南京。最后在 1601 年同另一耶稣会教 士西班牙人庞迪我到达北京。明朝皇帝允许他们留住北京，不久又准他们购 置土地，建立教堂，从此基督教的势力便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天主 教士来中国传教的日见众多。
　　明朝末年正是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一方面有清朝崛起和倭寇侵扰的威 胁，一方面国家财政穷困，兵事废驰。当时明廷所面临的最迫急的问题是如 何开辟财源和加强军事力量。利马窦等人看到这种情形，纷纷提出富国强兵 之策，借以博得明朝当局的信任。传教士不仅为明朝献策出力，并且还撰述 不少关于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哲学的书籍，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些能 适合西方资本主义要求的人才，以利于扩展他们的势力。西洋学术的传播无 疑是欧洲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一种辅助手段；但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发展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二 清朝的闭关政策


　　1644 年，在中国开始了清朝的统治。这时东西海上交通已经大开，世界 历史以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这样的形势 下，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对内统治，采取了限制中外来往的闭关政策。
清朝初年，清政府严禁人民下海，其目的在防止人民接济台湾郑氏。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克■降清后，次年康熙帝即下诏解除海禁。所以， 清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对内而非对外。1692 年，康熙帝曾下令允许人民习 教；当时天主教士仍受清廷重用，而各国商人也都还能在华南各口岸进行贸 易。这时的清朝政府并没有明显的闭关排外倾向。
到康熙晚年，随着中外贸易往来的日趋频繁和人民反清起义的不断发
生，在统冶阶级中开始产生了一种顾虑，怕外人和汉人会结合起来反对清朝。
1716 年（康熙五十五年）清帝诏谕中的一段话便流露了这种顾虑：“海外如 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又汉人人心不齐??朕御临多年，每 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① 年，兵部等衙门遵从清帝的指
示，会同边疆大吏建议禁止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噶
喇吧（今爪哇）等处进行贸易，但东洋贸易（指和朝鲜、琉球、越南、日本 等国间的贸易）仍可照旧。②这是闭关政策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政
策自始即以西方国家为对象，并非不加区别地对一切外国。 这种闭关排外的倾向到雍正朝时更有发展。1724 年（雍正二年），清廷
下令禁教并没收天主教在各省的教产。1727 年，又下令：粤闽洋船出入限在 厦门和虎门两处。但是，清朝闭关政策的真正确立，应该说是 18 世纪中叶以 后的事。一方面，由于“产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更加紧了对外追求市 场的活动，来华的欧洲人日渐增从，他们的海盗行径也越来越来猖獗；另一 方面，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的政治日益腐败黑暗，国内人民反清运动续有发 展。所以，为了防止外人的侵扰，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汉人和外人结合的危 险，从 18 世纪中叶起，陆续出现了种种限制中外往来的规章制度。

　　1757 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帝下令，限定外人只可到广州一地进行贸 易。1760 年，又在广州成立所谓“公行”，一切对外贸易由组成公行的指定 行商垄断经营，不准行商以外的私商参与。公行又是外人和中国官府间的中 介，外人和中国官府间的一切交涉往来，都要通过行商来办理。
　　此外，清朝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防范外夷”的条例。1759 年，两广总 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五条：(1)外商只能在规定贸易 期（五月至九、十月间）在广州居留，到期必须随船回国，或去澳门；(2) 外人到粤只准住在行商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3)华商不得向外商告 贷，外商雇用华人只限通事和买办；(4)外人不得雇人传递信件至内地；(5) 加强河防，监视外船行动。这些规章以后在嘉庆、道光年间屡经重订，其基 本精神始终是要限制外人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交接来往。
　　由上可见，清朝政府采取闭关政策主要是出地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的政 治动机。这一点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他说：“毫无疑义，17 世纪末叶在对 华贸易上彼此竞争的欧洲各国间的纷扰倾轧，曾给满洲人所采取的排外政策 以一种有力的帮助。但是更主要的，乃是由于这个新王朝的疑惧，它惟恐外 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被鞑子征服后大约最初半世纪所存在的那种不满情 绪。”①另一方面清政府之所以有可能推行这样的一种对外政策，是由于当
时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质，和外国的贸易来往对中国来说并
非必不可少。实际情况的确如 1793 年乾隆帝给英王乔治三世信中所说：“天 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②所以，闭关政策
正是适应于这样一种经济基础的政策，因而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不
起明显阻碍作用。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 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 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③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
政策有它的积极的方面：它是对 16 世纪以后欧洲海盗商人不法行为的一种合
理的答复，具有一定的自卫意义。

三 1834 年以前的中英关系

正当清政府加强它的闭关政策的时候，中外贸易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
18 世纪中叶以前，在广州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中，在贸易额上没 有一个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从各国来华的船数来看，1736 年到广州的西洋船
共 12 只，其中英国 5 只，法国 3 只，荷兰 2 只，瑞典和丹麦各 1 只。自从英
国发生了“产业革命”后，情况便逐渐起了变化。英国开始在中国对外贸易 中占有压倒的优势。以 1775 年为例，那一年到广州来的 38 只外船中，英船 即占有 24 只。18 世纪初年中英贸易额总值每年不过 50 万两左右，到 18 世 纪末叶已增加到 1000 万两以上，占中国当时对欧美各国海上贸易总值 80％ 左右。①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对华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
所占有的压倒优势，反映了“产业革命”后英国工业资本追求中国市场的迫 切要求。英国资本主义从这时起便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英国对华贸易起始由一个大商人资本家所组成的东印度公司专利垄断。 东印度公司最初在 1650—1660 年间即开始派船来广州，1715 年决定在广州 开设商馆，经常派船到广州来进行贸易。当时英国对华输出的主要商品是毛 织品，但是由于中国土布具有顽强的竞争力，毛织品在中国极难推销。东印

度公司既握有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就负有为英国工业推销产品的义务。所以， 英国议会在授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同时，规定了一项条件：公司 船只每次装运出口的货物，其中必须至少有 1/10 为英国产品。在国内制造商 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极力谋求为英国制造品，特别是毛织品，打开中国市 场。由于东印度公司的怂恿，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使节到中国来，希望通过外 交途径，来达到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
　　1787 年，英国政府派卡斯卡特勋爵来华，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去世，未 能到达中国。1792 年，英国政府又特派马戛尔尼勋爵出使来华。两次使团的 费用全部都由东印度公司担负，这说明了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两次派使的幕后 策动者。
　　英国政府为马戛尔尼的出使作了很仔细的安排。首先在人选上，它认为 中国素来轻商，所以使者必须是和商业全无关系的人，而且必须官爵较高， 既富有办理殖民地外交的经验，又须略知东方人的心理。马戛尔尼曾做过驻 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印度的省长，所以英政府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 其次，为了要使中国认识到英国国力的强盛，大使来华乘坐装配 64 尊炮位的 军舰，并在步兵炮兵中选拔组成一支 50 人的卫队护送。此外还派了一位医术 高超的医官随行，目的也是为了表现英国的医药科学的优越，借以引起中国 人的“敬慕”，以便有助于使团任务的完成。在礼物的准备方面，特别注意 选取那些为中国皇帝所爱好并足以表现英国科学工艺水平的东西，如机械、 玩具、天文仪器和最新发明的英国工业制品。这些安排足以说明英国政府对 这一次使团的重视，和它的别有用心。
关于和中国进行交涉的目的和方法，英政府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有详
细的指示。首先，为了消除中国方面的猜疑，和掩饰英国的侵略意图，英政 府要他向中国当局强调英国的和平目的。在英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中，有许 多冠冕堂皇口是心非的话，把英国派使的目的说成是，既非为了征服，也非 为了扩张，甚至也非为了获取财富和推广商业，而只是为了“增进对于人类 居住的地球的知识，调查全球各地的出产，把生活上的技艺和享受传布到那 些迄今对此尚无所知的地方。”①但是作贼心虚的英国政府也防到中国方面
会提出印度的例子来诘问，所以在训令中指示马戛尔尼，对此问题只能说，
英国之取得印度完全是为了“自卫”，为大势所迫。关于觐见的礼节问题， 英政府的训令是：应该表示中英平等，但不可拘泥于形式而误了大事。至于 此行交涉的具体目的则有三点：第一，在中国获得一块地方，如澳门一样， 英商可在那里屯货居留，该地主权可仍归中国，但英国应有警察权和对英侨 的管辖权；第二，如中国不愿租让土地，就要求加开通商口岸，和减少在广 州通商的限制；第三，希望中国同意英国可派公使常驻北京。由此可见，这 时的英国不但要求扩大对中国的贸易，而且已怀有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
　　马戛尔尼使团于 1792 年 9 月 26 日自英启程，次年 8 月 5 日到达大沽口。 事前，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写信通知了两广总督，信中对两年前未能派使来祝 贺乾隆帝的八十寿诞表示遗憾，并附有使团携来价值 1.5 万英镑的礼品的清 单一件。清廷方面满以为英国来使是专为补祝乾隆寿诞的，因而对使团一行 的招待甚为殷勤。直隶总督亲到大沽迎接，对使团所需一切都免费供应。随 同马戛尔尼来华的斯当敦，在他事后所写的游记中说：“除了在世界的东方， 客人难得遇到这样殷勤的招待。”①
招待虽十分周到，但清延方面一直把马戛尔尼当作贡使看待，在马戛尔

尼所乘的船轿上都高悬着“贡使”的旗号，马戛尔尼只装作不知，因为他怕 抗议无效反有碍他的使命的完成。这个问题虽混过去了，但接着又发生觐见 礼节问题。清廷方面坚持三跪九叩首礼，马戛尔尼提出一条件，要清廷派一 个和他同一等级的大臣在英王的肖像前也行三距九叩首礼，以示平等。这个 提议为清廷所拒绝，最后清廷同意马戛尔尼所提出的以觐见英王最敬之礼来 见清帝，那就是免冠鞠躬曲一腿。
　　1793 年 9 月 14 日和 17 日，乾隆帝在热河行宫两次接见了英使。马戛尔 尼自热河回到北京后，向清政府提出了交涉条款，吐露了此行的真正目的。 这些要求是：(1)准许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贸易；(2)准许英商在北京设 货栈；(3)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给英国，以便英商在那里可屯货；(4)割广东 附近的一小岛；(5)裁减广州和澳门间的通过税；(6)废除钦定税则以外的一 切税收，并发给英人税则一部，以便有所遵循。全部要求的中心目的就是要 为英国货物打开中国市场，而清廷的答复则是中外通商制度和“天朝法制攸 关”，不能改变。
　　马戛尔尼的使命未能完全实现，但中英间经过这一次的正式交涉，双方 都对对方增加了一些认识。清廷方面从此认识到英国并不“恭顺”，而且来 意不善；而英国方面也初步看到，单凭狡诈的外交手腕还难以达到它的侵略 目的。
1793—1815 年间，英国集中力量对法作战，把对华贸易问题只好暂时搁
置起来。但战争需要财源，而对华贸易中仅茶叶进口税一项当时每年收入就 在百万镑左右，因此对中国的贸易必须维持。这时，葡萄牙是英国的盟国， 英国既怕法国夺占澳门，威胁英国对华贸易，又想乘机染指澳门，攫为己有， 因此于 1802 年一度派兵占领澳门，经中国抗议后撤退。1808 年，英国又派 兵在澳门登陆。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抗 议，广东的官吏下令宣布禁止英人通商，断绝对澳门和英船的接济，并且准 备了柴、油打算火攻。东印度公司的经理看到中国的态度强硬，觉得此举实 在得不偿失，于是建议英政府撤退在澳门的军队。英国这一次侵略计划遭到 了可耻的失败。
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又注意到扩大在华市场问题。1816 年，
英政府再派阿美士德勋爵出使来华。这时的情形和马戛尔尼出使时已有所不 同。中国方面对英人的侵略意图已有些认识，自然对来使并不欢迎；英国方 面也知道和中国交涉并不容易，因而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一些。英政府和东印 度公司要阿美士德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1)对公司通商权利作详细规定，以 免地方官吏听不法勒索；(2)通商不得因细故而停止，公司可与任何华商交 易；(3)中国官吏不得擅入公司所租用的行馆，公司可自由雇用仆役，官吏不 得侮辱英商；(4)中国在北京指定一个衙门，以便公司经理或英国驻使可和它 文书往来，英人致中国政府的文件可用中国文字。这些要求如能实现，英国 在广州的贸易便可得到更大的方便，这样便可为今后的扩张打下一个基础。 阿美士德使团一到天津，从“赐宴”时起又发生了礼节之争。阿美士德 坚持不肯遵行三跪九叩礼，嘉庆帝则责成负责招待的官员“开导”。这些官 员们在左右为难情形下耍弄了一个花招。他们请使团于 1816 年 8 月 28 日下
午 5 时从通州起程，通宵赶路，绕过北京城，直奔圆明园，到达后，即传旨 召见。阿美士德要求休息更装，并表示不能行三跪九叩礼。清廷大臣则在皇 帝面前说，英使推托有病不能觐见。嘉庆帝大怒，以为英使有意侮慢倨傲，

下旨驱逐回国。阿美士德的使命因此完全没有实现。必须指出，礼仪之争并 不是中英关系中的真正症结；中英之间的根本矛盾是：英国资本主义立意要 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封建统治者却坚持闭关自守。所以，即令在这个礼节 问题上能象马戛尔尼来使时那样达成某种妥协，阿美士德的使命也是注定要 失败的。
　　两次派使失败后，英国政府即准备使用武力以达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 问题就在等待适当时机的到来。

四 鸦片战争前的中俄关系


　　16 世纪以后，在和中国发生交涉往来的欧洲国家中，沙皇俄国的情况和 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一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奴制的 封建国家。俄国和中国最初发生接触，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海盗商人海上活动 的结果，而是由于俄国封建主向东拓殖扩张以致造成两国陆地上接壤的结 果。大约从 16 世纪 80 年代起，俄国开始向西伯利亚拓展，到 17 世纪中叶， 已伸展到中国的北境黑龙江一带。俄国侵入中国北部边疆就从这个时候开 始。
1651 年，哥萨克盐商哈巴罗甫得俄皇的许可，组远征队，乘当时明清鏖
战于关内的机会，企图侵占自黑龙江以迄乌苏里江一带的地方。1652 年，通 古斯族阿枪人，在俄人进攻下，遣使向清廷求救，清廷派驻宁古塔的防守部 队往援。此后，由于哥萨克军队的不时侵扰，中国军民在北方边境对侵略者 进行了多次的抗击。
与此同时，俄国极力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1655 年、1660 年（顺治十
二年、十七年），俄皇先后两次遣使至北京，主要任务就是要和中国建立外 交和商务关系。但因俄国来使避而不谈停止武装入侵的问题，清廷态度冷淡， 两次使节都不得要领而返。
1670 年，在中俄之间发生了一项新的纠纷，奉命征讨哥萨克人的通古斯
族酋长根忒木尔投降了俄国，这件事使康熙帝极为愤怒，屡次要求俄方将根 忒木尔引渡，俄方不允。1675 年（康熙十四年），俄国又派希腊人加波里罗 维区来华，要求清廷派使赴俄京，并准两国商人自由来往。清帝的答复是， 如欲通好，应先交还根忒木尔。
1685 年，清廷发水陆大军围攻雅克萨，俄守军以众寡悬殊请降，清军毁
雅克萨而返。俄援兵到后，又重占雅克萨。1686 年，清军再度进攻，这时俄 国内部不靖，对土耳其的战争又告失败，极盼能和中国议和妥协，以便发展 商务，而免万里长征，劳民伤财。在清廷方面，这时三藩虽已平定，但蒙古 诸部还未顺服，清帝深怕它们和俄国联合，所以也愿与俄国议和。
　　1689 年 8 月 22 日，中俄两国在尼布楚开始议和。议和中最主要的问题 是划定两国的边界。其次，从俄国方面来说是扩大贸易问题，从中国方面来 说是引渡逃犯问题。1689 年 9 月 7 日，中俄全权代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订立的第一个条约。俄国从这个条约中所获得的利益显 然比中国大。首先在划界问题上，条约规定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沿， 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待议。在中国方面 已是让步到了尽头，而在俄国方面竟得保留了一些原来准备划给中国的地 方。在其他方面，中俄双方大体上都满足了自己的主要要求。俄国所注重的
　　
商务问题，在条约中有如下的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 往，并许其贸易互市。”清廷方面所注重的引渡逃犯问题，在条约中也作了 明确规定。至于根忒木尔的引渡问题，因为他适在中俄议和之前死去，所以 问题已不存在了。《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之间经过平等谈判而正式缔结的第 一个条约，它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 领土。
　　《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中俄国界纠纷既暂获解决，双方的外交从此都 各致力于自己的主要目的。清廷对俄外交的主要目的在孤立厄鲁特部，俄国 对华外交的主要目的则在发展对华贸易。
　　1712 年，清廷派内阁中书兼侍读图理琛出使至里海西北俄国境内的土尔 扈特部，其目的是要分化厄鲁特和土尔扈特的关系。俄国方面则极力设法要 防止土尔扈特和清朝联合征伐与俄国友好的厄鲁特部。俄国和厄鲁特部之间 进行了勾结，俄国答允以兵力在中国边境上示威，以牵制中国，但要求以开 发厄鲁特境内的矿产资源，并割取土地，作为交换条件。
　　与此同时，俄国对华外交则致力于商务的发展。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 国几次派使来华，都以扩展商务为主要使命。1720 年伊兹玛依洛夫来使时， 俄政府在给他的训令中，指示他向清廷要索经济政治特权，如在中国全境的 贸易自由、进出口货物的免税、对俄侨行使治外法权等。但清廷所重视的则 是逃犯的引渡和国界的勘定，认为这两个问题未解决前，其他问题谈不到。 此外，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国来华商队人数有时一次达千名之多，商队到 中国后食宿都由中国供应，徒增中国的负担，因此清廷对商队的次数和人数 都要求加以限制。由于两国之间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彼此的关系在尼 布楚条约后仍时驰时紧，贸易往来也时续时断。
1725 年（雍正三年），中俄之间同意再度举行谈判，俄国派萨瓦·务拉
的思拉维赤为全权代表来到京。谈判历时半年，双方就一些原则达到协议： 东北的两国边界，由乌得河以东、兴安岭以北至海之地，因地形不明，仍留 为未定界；北部的中俄边界，则由专门会议勘定；中俄逃犯在互换原则下引 渡；俄商队人数每次规定 200 人，每三年得至北京一次；指定边界上两地为 通商地方；商人来往仍需护照和签证；允许俄国在北京建立希腊正教教堂。
1727 年 9 月，双方签订正式条约，后经两国批准在波尔河边交换，称为《布
连斯奇界约》。1727 年 10 月，双方又根据在北京所议定的原则和《布连斯 奇界约》，另在恰克图订立《恰克图界约》。
1727 年的恰克图界约大体解决了过去中俄间交涉的各项问题，成为此后
130 余年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为止中俄关系的基础。
　　1729 年，雍正帝派大军齐始向厄鲁特部的准噶尔进攻。为确保俄国的中 立，1731 年特派侍郎托时出使俄国，表面任务为祝贺沙皇彼得二世的加冕， 实际上是为劝说俄国严守中立。托时的出使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派遣使节到西 方国家。托时在俄国备受俄廷的隆重接待。他向俄廷提出，要求俄国在清朝 进攻准噶尔的战争中严守中立，并答应以准噶尔的一部分土地给予俄国作为 报酬。当时俄国内部政情复杂，加以它正准备参加波兰的王位战争，而且也 不愿和中国失和致影响俄国方自恰克图条约所取得的利益，所以对托时的建 议表示欢迎。
　　到乾隆时，中俄关系虽时因边界纠纷和逃犯引渡问题而致紧张，但一般 说来，自准噶尔被清廷征服后，中俄关系大体上暂告稳定。
　　
　　在中俄往来关系中，两国之间在文化上也有所沟通。1685—1686 年雅克 萨战役后，俄军俘虏被送至北京，康熙帝对他们处置宽大，允许他们信奉本 国宗教，并“钦赐”小庙一所供作礼拜之用。尼布楚条约订立后，小庙改为 教堂，称为圣尼吉拉教堂。1727 年恰克图条约正式规定俄国在北京得设教 堂。1732 年俄国在北京又新建教堂一所。自 1729 年起，在北京俄国教士每
10 年轮换一次，到 19 世纪 50 年代，先后来华的俄国教士共有十一批之多， 他们全由中国政府供养。这些教士对于沟通中俄文化有一定的贡献。
　　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廷要求派人到北京学习汉满文，康熙帝答应了这 个要求，在北京御河桥西设立“俄罗斯馆”，供俄国商人学生居住。来北京 学习的俄罗斯学生每 10 年更换一次，由官府赡养。学生除学习语文外，也有 学习喇嘛经的。
　　在中国方面，清朝的理藩院，为了造就俄语译员起见，也设“俄罗斯馆”， 选八旗官学士 24 人入馆肄业，5 年考试一次，考中一、二等的，授八、九品 官。
　　俄国在北京的留学生，除担任中俄交涉的译员外，对沟通中俄文化也颇 有贡献。如图理琛所写的出使游记《异域录》即被译成俄文。此外，他们对 中国内地和蒙藏的历史地理也有不少著作。
总之，鸦片战争前 200 年的中俄关系是两个封建国家间的关系。由于两
国领土的接壤，中俄之间很早以来就发生了比较频繁的接触，因而产生了交 涉、订约、遣使等一些正式外交关系的需要。封建的俄国为了扩张领土和追 求商业的厚利而也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但是中俄之间最早的接触发生在清 朝国势相当强盛的康熙年代，在中俄边界上两国力量一度交锋，俄国的武力 曾经受到了挫折，这不能不暂时抑制了它的武力侵华野心。此外，封建俄国 的经济这时还不象后来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以后那样迫切地要求向太平洋扩 张，俄国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仍在欧洲，而广大的西伯利亚尚待开发，它和 俄国欧洲部分之间的交通还十分困难。俄国封建主在对华关系中这时所追求 的主要目标在于扩大和保持在商品交换中的利源，所以他们还不愿使中俄间 的和平关系中断。由于这些原因，在鸦片战争前中俄两国大体上保持了平等 对待、和平相处的关系。

作者说明


　　本书曾于 1965 年作为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史教研室的教材，铅印出 版，在内部发行使用。鉴于对中国外交史的系统著作社会上也有需要，现将 原书作了一些修改，公开发行。本书定稿前，曾由当时教研室吴国仪等多位 同志阅看提过意见，此次公开出版事宜又承吴国仪等同志多所操劳，特此致 谢。

王 绍 坊
1985 年 1 月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 战后的中外关系 (1840—1850 年)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背景


　　19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正是清道光朝时期。清朝在关内建立政权到这时 已近 200 年，对广大人民一直实行着残酷的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自 18 世纪末（乾隆朝末叶）以来，统治阶级愈加骄佚腐化，政治上的黑暗更甚于 前，整个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陷于腐朽瘫痪的状态。在封建统治的重重压迫 和束缚之下，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进，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所以从 19 世纪 初叶起，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更是连绵不断，清朝的统治面临着日益深 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害 怕外来势力和国内人民革命力量相结合来反对自己，对外更坚持执行闭关政 策。1835 年，两广总督卢坤等又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重申对外人 的一些禁例，以加强闭关政策的实施。
　　19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这时的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是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英国尤其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自 18 世纪 中叶“产业革命”以后，英国的工业生产急剧发展，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更加 速地扩大，到 19 世纪 30 年代几乎占有全世界工业产量的一半。在各项工业 中，纺织业的发展尤为迅速。20 年代英国纺织工业用蒸汽动力的织布机还不 过只有 2000 台，到 1835 年已增加到 10 万台左右，①同时棉纺织品在英国产 品出口的总值中占有一半以上，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随着生产的迅速扩大， 生产“过剩”的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到来。1825 年在英国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 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接着，在 1830 年、1837—1838 年，纺织工业 的危机一再出现。在不断的危机威胁下，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迫切地要求扩 大国外市场，以便为他们的“过剩”产品寻找出路。
在中国市场上，英国的棉纺织品的销售量在 20—30 年代里已有很大的增
长。1821—1822 年，输入中国的英国棉织品价值只有 9807 两，1830—1831 年已达 36.0521 万两，②十年间增加了几乎 40 倍。另一方面，从 1831—1832 年开始，中国土布对英输出的价值急剧下降，而且从这时起，在中英棉纺织 品贸易中，中国向来所居的出超地位，一变而为入超，此后这个逆差还在继 续扩大。这种情况说明了，到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凭着它的 优越的生产技术，在其本国市场和中国市场上，已经开始排挤封建经济下的 中国手工业，并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利润。
　　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仍远不能满足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的贪欲。30 年代 中，广州英国怡和洋行向其本国纺织厂商所发出的商情报告中，还不时在抱 怨中国土布的优越性，结实耐用价兼的中国土布仍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喜爱， 英国纺织品还不能取土布的地位而代之。如就整个英国对华贸易输出的情况 来看，它的增长速度更不能满足英国资本家的奢望。因此，他们迫切要求进 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为英国工业制造品在中国的推销取得更为有利的条件。



① 伍德渥：《改革的时代，1815——1870 年》（1935 年英文版），第 4—5 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3 页。

　　1832 年英国国会改革法通过后，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取 得了重要地位。他们不满于东印度公司迄今为止在打开中国市场上所取得的 一些成绩，也不甘让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上继续专利垄断。1833 年 8 月， 在改革后的议会里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同时决定 派遣商务监督到中国来，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 表的称呼)执行英国的侵华政策。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到 1834 年 4 月 17 日期满，1834 年 7 月 15 日第一任英国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中国。从这时起，中英关系可 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业资本利益代替了商业资本利益成为支配英国对华 政策的主导力量。如果说，在此以前作为一个商业资本集团的东印度公司， 其利益不仅在于扩大对华输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维持和扩大自中国输入 茶叶的巨大利源，因此它还不愿使中英之间的和平关系中断，那么，现在对 工业资本家来说，首要的利益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扩大工业制造品的对华输 出。因此，1834 年以后英国的侵华政策更为凶猛积极。其次，1834 年以前， 中英之间，除了 1793 年和 1816 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之举外，还没有官方的 外交关系。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大班只是代表英国商业资本家一个小集团的 利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商业活动，他们还不能算是英国政府的正式 代表。从 1834 年英国政府派遣商务监督到达中国后，中 英之间才开始有了官 方的外交关系。商务监督在中国一切都秉承着英国政府的训令而行事，而英 国政府也依据商务监督的报告和建议制定它的侵华方针和策略。所以，以后 历任商务监督的活动更充分反映了英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
在中国方面，当时的清政府对世界的情况是闭塞无知的，对这些情况的
变化既无分析，也不了解。它只是顽固地坚持着闭关政策，不管英国派来广 州的是东印度公司大班也好，或者是所谓商务监督的“夷目”也好，它认为 一切办法都应“循照旧章”不能更变。
律劳卑来中国之前，英国政府在给他的训令中指明，要他设法扩张英国
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时还要他在中国沿海觅取一些地方，以 便英国海军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可以安全活动。可见英国政府这时已怀有使用 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阴谋，不过它还想首先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达到目的， 所以在训令中又强调设法和中国当局建立关系的必要。律劳卑到中国后，违 反惯例，不经广东地方当局同意，径自澳门来到广州。他还坚持要打破惯例， 不通过中国行商而以平行款式直接和广东地方当局打交道。但两广总督卢坤 认为事关“天朝制度”，不能改变，如要另定“贸易章程”，须先通过行商 提出，奏明皇帝批准后，才能照办。卢坤的态度是合理的，因为在广州所实 行的通商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要更改不能凭英国单方的决定，应该取得 中国政府的同意。律劳卑坚持他的主张，于是卢坤采取了照例的措施，下令 “封舱”，停止中英贸易。这时律劳卑竟悍然不顾中国的领土主权，带了两 只英舰，炮轰虎门炮台，闯入珠江，进行威胁。最后在行商和英商的斡旋下， 律劳卑同意退回澳门，以达到恢复贸易的目的。律劳卑回到澳门后不久即病
死。
　　律劳卑的行动说明了，1834 年以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倾向是随时准备使用 武力威胁的手段以实现它的侵略要求。但是，发动侵略战争还待伦敦政府的 最后决定，所以他的继任者德庇时和罗宾臣决定暂时不采取新的行动，静待 伦敦政府的决策。与此同时，他们都先后向伦敦政府建议，对中国应采取强
　　
暴的手段。德庇时力陈英国如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必能得到美、法、荷 等国的支持；罗宾臣则主张占领中国的岛屿，以便利英国的商业，并打击中 国的“骄气”。①
　　1836 年 12 月义律继任商务监督，改变了策略，主张暂时不争和中国当 局来往的形式，首先致力和中国当局建立关系，以便徐图进展。另一方面， 这时清政府开始比较严格地执行一向成为具文的禁烟法令，对此义律则主张 英国应使用一切手段加以反对。1837 年 2 月，他向英国驻印度的海军司令建 议，派舰到中国来保护鸦片贸易。英国政府不但批准了这个建议，而且还一 再训令义律，在和中国当局来往的形式问题上，也要坚持不让。显然，从这 时起，英国政府已准备向中国进行挑衅，而鸦片问题在英国政府看来正是借 以向中国进行挑衅的适当题目。



















































① 考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 年》（1937 年英文版），第 29、31 页。

第二节 战争的导因—鸦片问题

一 英国的鸦片侵略和清政府的禁烟政策


　　鸦片贸易不仅是英国当时向中国进行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关系到 英国侵略者许多方面的利益。
　　长时期以来，在中英正当商品贸易中，中国一直居于出超的地位。1804 年以前，东印度公司每年须自欧洲将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以填补英国对华贸 易上的逆差。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英国侵略者早就找到了印度出产的鸦片， 以代替白银。他们发现鸦片不但比工业品易与推销，而且还可毒害中国人民 的身心健康，有助于英国实现其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野心。1773 年东印度公 司取得了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后，对扩大对中国的鸦片输出更为积极。后来因 为清政府宣布鸦片为违禁品，东印度公司虽在表面上停止了直接经营对中国 的鸦片贩运，但实际上则是把这项非法贸易输入到散商手中。这些散商使用 了走私、贿赂等违反中国法令的手段，继续将大量鸦片输入中国。
　　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大规模发展给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烟贩们 带来了巨大利益。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从鸦片的专卖和过境税中，取得巨额 的财政收入，1835—1839年这项收入平均每年约1800万卢比(折合银两约520 万两)，约合当时英印政府全部收入的 6—7％。①东印度公司从鸦片专卖中获 取了暴利，以 1813 年为例，每箱上等鸦片的成本是 237 卢比，在印度拍卖价 格则为每箱 2428 卢比，东印度公司从其差额中约得 2/3。此外，英国鸦片贩 子从这项非法贸易中也大发其财，以 1817 年为例，每箱鸦片在印度的拍卖价 格为 1785 卢比，在中国卖价则为 2618 卢比。②
鸦片不仅是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商人的利薮，而且是英国改变
对华贸易逆差的手段。1804 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已很少需要将白银输入中 国，相反地由于鸦片输入中国数量的逐渐增加，英国在中英贸易中原有的逆 差不久就一变而为顺差，白银开始倒流。以 1827—1828 年为例，中国对英输 出总值为 18,136,062 元(其中包括白银 6,094,646 元)，而英国(包括印度) 对中国输出总值则为 20,364,000 元，其中鸦片一项就占了 11,243,496 元， 占英国对中国输出总值的一半以上。①
从 20 年代起，由于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英国从鸦片贸易中所
取得的收入足以偿付英国自中国输入的茶叶的全部价值而有余，英国侵略者 就这样用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换取了英人生活必需品的茶叶。同时茶叶税在
30 年代已成为英国政府收入的大宗，占英国全部税收的 1/10。②对东印度公 司来说，中国茶叶几乎是它的对华贸易全部利润的来源。所以，输出鸦片既 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它的盛衰便直接关系到华茶输英的贸易， 间接涉及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利润。
　　不但如此，肮脏的鸦片贸易还关系到英国对印度人民剥削的问题。英国 殖民主义者每年要从印度将其搜刮和掠夺所得的一部分钱财汇回本国。以



① 参阅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4、26 页。
② 参阅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1 卷，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1 页。
① 格林白：《英国贸易与中国的开放，1800—1842 年》（1951 年英文版），第 13 页。
② 同上书，第 3 页。

1830 年为例，这笔钱的总数约为 400 万英镑，其申 300 万镑是东印度公司“对 母国的缴献”，100 万镑是官吏和商人在印度榨取所得的资财。③当时在英印 间的贸易收支上，由于英国棉织品在印度市场上的倾销，印度居于逆差的地 位，所以这笔巨额款项要汇往英国，又必须通过自印度输出鸦片到中国以换 取中国的茶叶运往英国来完成。此外，英国棉织品在印度市场上倾销所得， 也同样要借这种三角贸易的关系，汇往英国。
　　总之，由于这种三角贸易的复杂关系，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所牵涉到英国 侵略者的利益是广泛而重要的。因此英国政府对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一直采 取纵容、鼓励和支持的政策。鸦片贸易包含着英国资本主义财政、贸易和殖 民扩张的巨大侵略利益，代表了英国资本主义对外掠夺手段的残毒和无耻。 所以，鸦片问题成为英国资本主义蓄谋已久挑起侵华战争的直接原因，并非 偶然。
　　在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们竭力发展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的情 况下，烟毒便在中国泛滥起来。1830 年后，鸦片走私从广州发展到东南沿海 地区，一直到直隶和东北的沿海一带。1795—1799 年鸦片输入量平均每年为
4124 箱(每箱 100—120 斤)，1835—1838 年已达 3.5445 万箱。①鸦片输入激 增的结果使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白银大量外流。1833—1834 年仅 广州一地净流出白银即达 4，340，589 两。②白银的大量外流在国内造成了银 贵钱贱的现象，1798 年每银一两换制钱 1090 文，到 1838 年可换 1637 文，③ 这样就使当时以银两计征的税捐无形中加重了许多。同时“银荒”也严重地 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各省的地、丁、盐、漕等税银都有拖欠，清政府 的国库存底日见减少，因而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榨取，使人民的生活益加困苦， 反清的情绪也更为高涨。
由于白银外流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社会的不安，从 1836 年起清政府开
始认真考虑禁烟问题，在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关于禁烟问题的辩论。一派人 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公然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进口，以增加税收，并 以自种鸦片来抵制鸦片的输入，阻止白银的外流。这种主张完全是从清政府 的财政利益出发，丝毫不考虑到鸦片对人民的祸害。另一派人以湖广总督林 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鸦片，并对吸食和贩卖鸦片的人严刑重治。他指出， 鸦片之危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 无可以充饷之银。”①这一派主张虽同是从清政府的统治利益出发，但在客观 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在弛禁和严禁两派之间，还有一派人以大学士穆彰阿为 首，他们正是借鸦片走私贸易而间接得到好处的人，他们既反对弛禁，也反 对严禁，实际上主张维持现状，听任鸦片继续流毒全国，并让英国继续从中 大量牟利。他们从卑鄙的个人利益出发，在这个对外关系的重大问题上采取 投降政策。这场争论进行了两年多。据说道光帝看到上引林则徐奏折中的警 语，感到怵目惊心，终于采纳了林则徐一派的主张。1838 年 12 月 31 日，他



③ 同上书，第 15 页。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2 页。
② 同上书，第 33 页。
③ 同上书，第 37 页。
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片战争》），第 2 册，神州国光
社 1954 年版，第 142 页。

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去查办，实行禁烟。 鸦片流毒于中国由来已久，清政府对鸦片的毒害并非无知，所以早在
1729 年（雍正七年）曾颁令禁止吸食，以后并迭次下令禁止入口。但法令始 终形同具文，烟毒的泛滥有增无已，原因是上自皇帝下至海口的小吏都从鸦 片走私贸易中直接或间接得到好处，对于禁烟从未认真执行。禁烟问题直到 这时才受到统治阶级比较认真的考虑，主要是因为白银外流的现象到 30 年代 开始变得严重起来，以至于威胁到清朝的统治基础。所以，清政府终于决定 严格执行禁烟，完全是从其狭隘的统治利益出发。鸦片是由外国商人走私贩 运入口的，要禁绝鸦片的来源自然必须有效地对付这些外国鸦片贩子，这一 点清政府不是不知道的。然而它在决定禁烟时，对涉外问题却没有提出任何 对策。在讨论禁烟问题的过程中，一般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取缔和惩办吸食、 贩卖和开设烟馆的人，没有人提到怎样对待外国鸦片贩子的问题。在清帝最 后给林则徐的指示中，也只提到“该省窯口（即包买户）、快蟹（一种护运 艇）以及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须随时随地净绝根除”，①关于 如何对待外国鸦片贩子的问题，则只字未提。这是因为清朝统治阶级由于其 传统的盲目自大，对世界情况的闭塞无知，把对外问题看得非常轻易，不屑 加以考虑。因此，在执行禁烟时怎样对待外国鸦片贩子的问题，事实上就完 全由负责执行禁烟的林则徐来决定了。

二 林则徐在对鸦片侵略的坚决措施和英国侵略者的挑衅政策


　　林则徐于 1839 年 3 月 10 日到达广州。3 月 18 日，他下令着所有外商将 他们全部鸦片一律交出，并具结申明，以后来船永远不夹带鸦片，否则一经 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②，限他们于三日内答复。同时，他向外国商 人表明了贯彻禁烟的决心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 事相终始，断无中止之理。”③林则徐的这一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因为 鸦片是违禁品，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将外国商人的鸦片予以没收。但是这时外 国鸦片贩子们早已将他们停泊在海口外伶仃洋上的 22 只鸦片趸船开走，暂作 躲避，中国官厅事实上已无法进行搜捕，因此只有命令他们自动交出。英国 鸦片贩子们对中国法令一向视同废纸，毫不尊重，他们以为这位钦差大臣不 过是虚声恫吓，意图敲诈，因而采取了敷衍违抗的态度，虚伪地表示以后决 不再从事鸦片贸易，但交出鸦片则办不到。这个答复为林则徐严词驳回后， 英商不得已，才答允交出鸦片 1037 箱，希图就此敷衍了事。林则徐坚持必须 交出全部鸦片，并要求大鸦片贩子颠地入城为质。英商拒不从命，义律且自 澳门赶回广州，亲予庇护。于是，林则徐即下令“封舱”，撤退“洋馆”中 的中国雇员和仆役，并断绝“洋馆”和外界的交通。采取了这些措施后，外 国商人被迫就范，最后由义律负责交出全部鸦片 2.0283 万箱，共 237.6254 万斤。1839 年 6 月 3—25 日，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滩上销毁。这一轰 轰烈烈的行动，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鸦片侵略的决心。
外国商人交出鸦片后，林则徐即下令解除封锁，恢复贸易。他自始认为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5 卷，第 17 页。
② 《鸦片战争》，第 2 册，第 147 页。
③ 《鸦片战争》，第 145 页。

“鸦片必要清源，边衅也不容轻启”①，所以在彻底执行禁烟的同时，对外仍 尽可能谋求和平解决。首先，他对中外正当贸易完全不加阻挠。其次，他对 守法和违法的外国商人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外国商人交出鸦片后，他对每 箱鸦片给予 5 斤茶叶作为补偿，对于依法具结的外船，一概准予进口恢复通 商。这种区别对待的策略确实起了分化的作用。截止 1839 年 12 月，各国商 船共有 62 艘都遵照规定具结入口，甚至个别的英船也有不顾义律的阻挠愿意 具结进口的。
　　但是，英国侵略者决不甘放弃鸦片贸易的利益，并且要乘机挑起侵略战 争。义律在被迫交出鸦片后，一方面拒绝具结，并拒绝接受林则徐给予英商 作为补偿的茶叶 1000 箱，另一方面下令全体英商撤离广州，停止贸易。这些 行动无非是为了加剧紧张局势，以便俟机挑衅。1839 年 7 月 7 日，英国水手 在九龙尖沙嘴行凶，中国村民林维喜重伤致死。中国当局要求义律负责交出 凶手，义律抗不交凶，并擅自成立法庭，对肇事水手进行“审判”，这是侵 犯中国法权的严重挑衅行为。林则徐的对策是下令澳门葡萄牙当局将全体英 人逐出澳门。义律企图劝诱葡人与英国合作，并许以一支 800—1000 人的军 队供葡人调遣，但为澳门葡萄牙当局所谢绝。这时英国军舰一艘自印度驶抵 香港，义律有了武力为后盾，更加放肆。1839 年 9 月 4 日，他在九龙因强买 食物不遂，竟开炮轰击中国兵船，引起一场战斗，揭开了侵略战争的序幕。 义律在同年 9 月 5 日给英外相巴麦尊的报告中，承认他“对这第一炮的开出 负有责任”①。1839 年 11 月 3 日，英舰又在穿鼻洋面向中国水师进行攻击， 挑起又一次的海战，侵略者再度受挫败退。
林则徐虽致力于和平解决，但对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挑衅，也作了充分的
准备。他向外国购置了 200 尊大炮，加强虎门炮台的防御，并整顿水师，仿 造欧式多桅船。尤可贵的是，他在“民心可用”的信念下，发动了民众，将 渔民壮丁 5000 人编成水勇，积极准备抗战。
直到此时为止，林则徐在广州对待英国侵略者的措施大体上都得到道光
帝的认可。1839 年 5 月 2 日，道光帝在接到林则徐表明决心办理各国商人缴 烟的报告时，在奏折上写下的批语是：“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 于域中化外矣”。①同年 10 月 11 日，道光帝在接到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 九龙海战获胜的报告后，又批称：“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 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②但这些批语并不说明清帝对于抵抗侵略同具决 心，事实上只因他对敌情毫无认识，所以在一切都还进行得比较顺利的时候， 便盲目乐观，以为事情当十分轻易。同年 11 月 29 日，道光帝在接到穿鼻洋 海战获胜的报告后，下令林则徐等将英船一概驱逐出口，停止贸易，既不再 要他们具结，也不再求他们交出林维喜案的凶手，同时向各国宣布英人的罪 状。他还批斥林则徐等对遵令具结进口的个别英船给以区别对待的主张，说 什么“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③。这种作法破 坏了林则徐的分化敌人的计划，对于反对英国的侵略是不利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8 卷，第 6 页。
① 转引自郭斌佳：《第一次中英战争批判的研究》（1935 年英文版），第 125 页。
① 《东华录》，道光朝三十九，第 22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8 卷，第 17 页。
③ 同上书，第 35 页。

　　英国政府的政策正是要扩大事态挑起战争，所以义律在华的挑衅行动完 全符合伦敦政府的要求。1839 年 9 月 21 日，英政府接到了义律同年 5 月 29 日的最初报告。1839 年 10 月 18 日，巴麦尊即秘密通知义律，英政府准备派 遣远征军来华。1840 年 2 月 20 日，英政府正式下令，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 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统率军队侵华。与此同时，英国各地与对华贸易 有关的资本家团体纷纷要求英政府对中国采取“坚决而有力的行动”1840 年
4 月 7—9 日，英国议会中展开了对华战争问题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甚至 一些资产阶级的议员们也无法掩饰这一战争的非正义性，而提出了反对英国 政府对华政策的议案。英国当时出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格拉斯东在议会中也 不得不承认，林则徐没收英商鸦片的作法是完全正当的。他说：“我不知道、 也没有读到过比这个战争在起因上更不正义、比这个战争更足使我国(指英国) 永远背上耻辱的战争。”①但是，反对政府对华政策的议案终以 262 票对 271 票为议会所否决。英国政府于是就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① 转引自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668 页。

第三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

一 清政府和战不定的政策


　　1840 年 6 月，英国侵略军陆续到达广东海面，集有军舰 16 艘，兵员 4000 人左右。按照英政府的训令，英军先封锁珠江口，然后占据舟山，再北上到 白河口，向清政府进行威胁并提出要求。这个作战计划是以封锁广州对外贸 易和占领沿海岛屿作为谈判中的要挟手段。侵略军即按照这个计划行动，在 封锁珠江后，径行北上，1840 年 7 月 6 日攻下定海，8 月 9 日到达大沽口，8
月 19 日向清政府投递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提出英国的要求。这些要求 是：(1)赔偿烟价；(2)对待英国驻华官员须按“文明国”成例；(3)割让一岛 或数岛；(4)赔偿行商欠英商的债务；(5)赔偿军费。
　　自定海失陷后，道光帝的态度早已发生变化。他原以为禁绝英人贸易， 便可万事大吉，及得英人攻陷定海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不知英人进犯 是为了鸦片，还是为了贸易，下令闽浙总督伊里布“密行查访”。①英国侵略 军开到大沽后，他更为震动，对林则徐的禁烟竟发出怨言，说他是“外而断 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拏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 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②。封建统治者的喜怒好恶，一切原都是从其统治利 益出发，当初禁烟是为了防止“漏银”，如今因禁烟而致强敌压境威胁到自 己的统治和安全，又悔不当初。他以为英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鸦片和贸易， 只要取消禁烟恢复贸易，当可了事。
受命和英人办理交涉的直隶总督琦善，深能体会道光帝的意旨，他知道
谈判的首要任务在使英人退兵，以解除对北京的威胁。琦善是投降派的代表 人物，他的全部外交的出发点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他认为英人“船坚炮 利”，决不可与战，只可“好言相诱”，也就是屈服求和。为此，他对敌人 作出种种投降姿态。英国侵略军到达大沽时，他派人为侵略军筹办给养，并 在天津设宴招待侵略军的将领。这时英军已占领了中国领土定海，对中国不 宣而战地发动了武装进攻，琦善不但不敢向英人提出诘责，反而卑躬屈膝地 向侵略者说：林则徐等“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③，把一切责 任都推在林则徐等身上，这就是琦善外交的第一着。这样做不仅是向敌人赔 罪认错，承认侵略者的“师出有名”，而且事实上也等于宣布放弃禁烟政策。 按这时道光帝给琦善的训令中，既未答允惩办林则徐等，也未明白提出可以 取消禁烟。琦善竟敢自动向英人作此许诺，是因为他已揣透皇帝对于惹起这 场风波的禁烟政策已十分厌弃。同时琦善所代表的投降派还想乘机借用外力 打击禁烟派，恢复对他们有利的鸦片贸易。
　　琦善外交的第二着是对英人提出的赔偿烟价要求采取含糊承允的办法。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道光帝曾明白表示不愿承担这笔巨款的偿付，但却暗示 可令广东的行商筹措偿还。他在 1840 年 9 月 12 日指示琦善说：“倘该夷始 终坚持??该督到粤后，惟当细加访查，当日缴烟究系作何办理，或即作为 该督之意，密谕各洋商(指“公行”的中国商人)，以将来如许通商，不但夷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2 卷，第 11 页。
② 同上书，第 13 卷，第 4 页。
③ 同上书，第 12 卷，第 38 页。

人仍可得利，即该商人等亦可照常贸易，获益良多”①，言下之意是很清楚的。 所以琦善对英人不敢明允，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关于烟价问题“总必使该夷 有以登复该国王”②。至于恢复贸易，道光帝既已明白认可，当然更无问题。 琦善在交涉中的态度是 200 年来清政府对外态度从倨傲自大到屈辱投降 的重大转变的开始。英国侵略者看到其武力威胁政策已取得明显的效果，自 然相当满意；加以这时已入深秋，北方海港行将冻结，兵船不能久留，同时 侵略军中疾病流行，所以，英方代表同意移至广州继续谈判。1840 年 9 月 15
日，英舰启碇折返南方。
　　琦善“退兵”成功，道光帝大为喜悦，1840 年 9 月 17 日下令任命琦善 为钦差大臣赴粤和英人继续谈判。9 月 28 日又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严 加议处，并任命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惩办林、邓分明是履行对英人的许诺， 但他却欲盖弥彰地申明：“并非因该夷禀诉，遽予严议也。”③在道光帝以为 “彼志图通商，又称诉冤”④，现在既准其通商，又惩办了林、邓，当可就此 了事；所以，9 月 29 日又紧接着下令着各省撤防，“以节糜费”。
　　琦善于 1840 年 11 月 29 日到达广州，为了表现他的求降诚意，到任后即 下令撤去海口防御工事，并解散了防守海口的水勇丁壮，裁减了师船 2/3， 这些措施更助长了侵略者的骄横凶焰。1840 年 12 月中谈判开始，这时懿律 已辞职，英方谈判由义律一手主持。义律重新提出赔偿烟价、军费和在闽浙 粤沿海割让一口岸等款，作为交还定海的条件。琦善对这些条件都表示接受， 惟对割地一款，恐怕皇帝未必肯答允，不敢作主，所以在奏折中假意说：“若 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其地亦甚难择”①，以作试探。
这些要求都出乎道光帝意外。他初不料在恢复贸易和惩办林、邓后英人
仍坚持割地赔款的条件，而这些条件都直接损害他的统治利益，因此他的态 度又发生了变化。1840 年 12 月 26 日，他在接到琦善的报告后批示说：“看 此光景，该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 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②同日又下谕说：“匪特地方不能 给予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③此后，他高唱主战的强硬论调， 但实际上并无抗战的决心。琦善的投降计划因道光态度的变化受到挫折，谈 判因而停顿，于是义律再度使用武力胁迫。1841 年 1 月 7 日，英国侵略军进 攻大角、沙角炮台，直逼虎门。琦善面对英军的进攻毫无抵抗的准备，急忙 接受了英方的要求。1841 年 1 月 20 日琦善和英方订立了可耻的《穿鼻草约》， 其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和赔款 600 万元④。
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后，1841 年 1 月 27 日道光帝
下令进兵“痛加剿洗”，1 月 30 日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 大臣，赴粤剿办。但 2 月 2 日道光帝接到琦善在订立《穿鼻草约》后的报告，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3 卷，第 41 页。
② 同上书，第 14 卷，第 36 页。
③ 同上书，第 15 卷，第 12 页。
④ 同上书，第 16 卷，第 3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8 卷，第 15 页。
② 同上书，第 18 卷，第 16 页。
③ 同上书，第 18 卷，第 17 页。
④ 当时西班牙银元在中国流通使用。

托言英方已“自知懊悔”，愿交还定海和沙角炮合，只求在香港“泊舟寄居”， 于是他的态度又发生动摇。他表示体谅琦善“委曲从权”、“苦心调停”的 “苦衷”，并查问“香港地方离省远近若干里，地形宽狭如何，在彼开港， 是否有关利害”，①显然又在考虑和英国侵略者妥协。与此同时，琦善一方面 力向皇帝陈说敌人船炮既多又精，而中国方面则是“兵力不固”、“民情不 坚”，以打动道光帝接受他的投降主张，一方面对《穿鼻草约》内容则不敢 据实奏报，谎称香港只是准予“寄居”，对赔款事则根本不提。但是，琦善 私割香港之事不久终为广东巡抚怡良揭发。道光帝得讯大怒，下令将琦善革 职锁拏，财产入官。琦善代表清政府所进行的投降活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在英国侵略者方面，英国政府于 1841 年 4 月接到义律关于《穿鼻草约》 的报告后，极不满意，认为义律从中国攫得的权益太少。4 月 30 日，英国内 阁会议上决定召回义律，另派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命令他务须使中国接 受英国的全部要求，不达目的，不停止军事行动。
　　清政府和英政府既都已决定否认《穿鼻草约》，中英之间的谈判便告停 顿。在广州，早在 1841 年 2 月 24 日，义律即已正式宣告恢复军事行动。2
月 26 日，英军攻占了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和将弁兵士 400 余人力战阵亡。 在英军不断进攻威胁下，主持广东战事的杨芳竟以允许英人在广州恢复通 商，求得停战。4 月中，奕山带兵到达广州。5 月，英军又重新发动进攻。奕 山在英军进迫下，派广州知府向英军求降，接受英方所提出的休战条件，答 应交纳赎城费 600 万元，商馆损失费 30 万元，并率外省兵退驻离广州 60 里 以外的地方。这时璞鼎查所率领的侵略大军尚未到达，英军兵力只有 2000 人左右，而中国军队集中在广州的却有 2 万人左右，所以义律乐得暂时息兵， 等待大军到达后，再图进展。在中国方面，清政府虽已对英“宣战”，但在 广东统率清军的将领都是一些贪生怕死的投降主义者，毫无作战意志，一经 敌人进攻，便张皇失措，急于求降，所以竟出现了这样荒唐离奇的所谓停战 局面。
当广东地方当局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现得极端懦怯并对敌人实行屈辱的投
降时，广东人民对侵略者却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反英起义是这一时期广 东人民广泛的群众运动，人民自发的武装抗敌行动到处皆有：如三元里平英 团的起义，三山村民众的袭击英军，佛山镇民兵围攻龟冈炮台，新安县民众 的火船队夜袭虎门敌舰，其中以三元里平英国的起义声势最大，给予侵略者 的打击也最为沉重。1841 年 5 月 30 日，英国侵略军千余人到广州近郊掳掠， 三元里人民激于爱国义愤，竖立“平英团”大旗，攻击英军。四乡人民闻讯 都赶来，加入战斗，包围侵略军。义律率兵前来援救，也同样陷于围困中， 结果只得派汉奸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余保纯奉奕山之命，竟施用欺骗威 胁手段强迫起义民众解散，侵略军才得狼狈逃命。三元里人民的反英起义军 显示了有组织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和反动 的清政府官员对外国侵略者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斗争在 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清军和侵略军之间的所谓停战局面终不能维持很久，1841 年 8 月英国侵 略军统帅璞鼎查到达中国后，随即带军北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侵略军先后攻陷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余姚、慈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21 卷，第 13 页。

谿、奉化、乍浦、吴淞、上海，最后在 1842 年 7 月 21 日占领了控制长江运 河两大水道的镇江，切断了南北的漕运，以威胁清政府。英国侵略军每到一 处，便大肆烧杀淫掠。例如，在宁波，他们抢走了白银 17 万两，勒索犒军费
120 万银元，退去时又掳走大批妇女；在乍浦，他们大发兽性，杀人无数， 以至“弃尸河中，水为不流”①；在上海，他们又勒索赎城费 50 万银元；特 别在镇江，他们因受到守军的英勇抵抗，伤亡较大，竟在破城后施行“报复”， 对无辜平民大肆屠杀。恩格斯对英军的残暴行为曾予以痛责，他说：“英军 作战时那种极端残酷的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贪欲无厌的私贩行动完全 相符合的。”②
　　在清军方面，对侵略军的进攻，有的是一战即溃或不战而逃，有的是拚 死抵抗壮烈牺牲，象乍浦和镇江的守军抗敌的英勇顽强，甚至侵略者也不得 不承认。至于中国人民，他们更是英国侵略者最害怕的对头。鸦片战争中， 凡侵略军所到的地方，就一定有人民反侵略的武装出来抵抗。例如：英军攻 占厦门后，就有乡民陈氏带领民众奋起和侵略军接仗，迫使侵略军不得不退 屯鼓浪屿；英军侵占定海、宁波，当地人民组织的黑水党，迭予敌人以狙击； 英军攻占镇江后，瓜州仪征一带的盐民，不断攻击江上英船。人民群众自发 的英勇抗敌行动，不但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并且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 民不可征服的反抗精神。
但是，统治阶级却采取了和人民完全不同的态度。道光帝自己曾供认：
“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①事实也确是如此，当初只因英国侵略者坚持 要他割地赔款，触及到他的统治利益，他才不得不勉强应战。及至敌军步步 进逼，他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便又动摇起来。1842 年 6 月 22 日，他在接到上海告急的消息后，就已决定投降，派投降派宗室耆英(已授广 州将军)、已革闽浙总督伊里布驰赴上海会同两江总督牛鉴“相机筹办”。7
月 16 日，他下谕军机大臣通知耆英秘密派人向英方表示，可以将香港一处“赏
给尔国”②。镇江失陷后，7 月 26 日两江总督牛鉴请和，并以“连日以来盐 枭处处蠢动”③的民变危机来恫吓他。道光帝得报后，求降之心更切，当日下 令正式任命耆英和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并表示“此时业已专意议抚”④，就是 说要一心求降。8 月 4 日，英海军开抵南京下关江面，伊里布和耆英随即赶 到，向敌人求和，这样就开始了投降谈判。

二 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化开始的《南京条约》的订立


　　中英议和从 1842 年 8 月 12 日开始。清帝对议和代表耆英和伊里布的指 示是“便宜行事，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⑤在这种一意求和的方针下， 耆英、伊里布只求从速了事。8 月 14 日英方提出议和条件；8 月 16 日清方代



① 朱翔青：《埋忧集》，第 10 卷，《乍浦之变》。
②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侵略》。《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 67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53 卷，第 27 页。
② 同上书，第 54 卷，第 1 页。
③ 同上书，第 55 卷，第 27 页。
④ 同上书，第 55 卷，第 33 页。
⑤ 同上书，第 55 卷，第 33 页。

表即答复承认英方的要求；8 月 20 日、24 日双方举行了两次会谈；8 月 29 日在英舰康华丽上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十三款。这个 条约的签订，实际上可说没有经过任何谈判，清方代表对英方所提的要求， 只对福州开埠和占领舟山作为赔款担保二事曾提出异议，其余完全同意，甚 至对英方所提出的条约草本字句也不细加审查。伊里布曾对人表示：“洋务 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缄密缕去缝。”①其实这种粗枝大叶的作风只是求 和心切的表现，因为这时国内人民反清运动正在发展，清政府只盼英军早日 撤退，以便集中力量对内。8 月 1 日，扬威将军奕经向清帝告警说：“逆夷 在外，匪徒在内，倘彼此结联，办理尤难措手。”②这些话足以说明当时统治 阶级迫切求和的原因。
　　南京条约订立后，英军于 1842 年 10 月初撤出长江。1843 年清廷派耆英 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和英人继续谈判。1843 年 6 月 26 日，耆英和璞鼎查签订
《过境税声明》；7 月 22 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公布施行；10
月 8 日又订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这些文件连同
《南京条约》共同构成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和约。通常所称的《南京条约》， 就指这个综合的和约而言。
　　《南京条约》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标志着 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端。根据这一不平等条约，英国侵略者从中国攫得了如 下的重要权益：
(1)强占香港。《南京条约》第三款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50
年前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所提出的割让一岛的要求，英国侵略者终以强暴的手 段达到了目的。他们最后之所以选定香港，是因为那里港湾深宽，轮船出入 方便。在商业上，香港接近当时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占据了香港，既可 以削弱广州的地位，并且可使英商此后摆脱澳门葡人的牵制。在军事上，占 领了香港，英国便可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2)勒索巨额赔款。《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国鸦片价银 600 万元，
军费 1200 万元和行商债务 300 万元，以上共计 2100 万元。这是英国侵略者 对中国人民的无耻勒索。
(3)五口通商。《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
广州五处，准英人居住贸易。这—款再加上第五款废除广州公行垄断制度的 规定，宣告了清政府闭关政策在通商制度方面已告破产，整个闭关政策也从 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 势力，凭借着不平等条约中的特权，在它们的炮舰的保护下，通过这些口岸 在中国开始泛滥。不但如此，由于《虎门条约》中有准许外人在五口租屋租 地的规定，后来他们竟利用此款，在各口岸建立“租界”，侵夺中国主权， 形成国中之国，所谓“条约口岸”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 堡。
　　(4)协定关税。《南京条约》第十款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 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后来根据此款由双方于 1843 年 7 月 22 日 议定公布的税则中，一般货物都按值百抽五核计，较以前降低 58—72％，非 经外国同意，不能修改。在 1843 年 6 月 26 日的《过境税声明》中又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