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丁编 传 记

第一章 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是由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荣登皇 帝宝座的。明朝建立后，他采取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为明朝前期的社 会繁荣打下了基础。与历代皇帝比较，他都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尤其 是他不平凡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第一节 从行僧到帝王


贫苦家世


　　朱元璋（1328—1398）幼称重八，初名兴宗，字国瑞，出生于一个贫苦 农民的家庭。祖籍为金陵句容（今属南京市）朱家巷，祖上数代都是庄稼汉， 由于忍受不了官府的横征暴敛，几度流浪，几经迁徙，直到他父亲这辈才落 户到濠州（今安徽凤阳）。先是住在钟离东乡，后来又搬到西乡，最后总算 在孤庄村找到了落脚地。
　　朱元璋有兄弟四人，他排行最末。他父亲名世珍，乡人都叫他朱五四， 一辈子做佃客，生活十分贫困。然而，就是这个布衣黔首之家，日后却出了 个帝王——大明的天子。

青年流浪


　　朱元璋出生时，元朝的社会矛盾已是十分尖锐。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 濠州大旱。次年春天，淮河流域又发生了蝗灾，遍地荒芜，庄稼被毁，继之 瘟疫流行，人畜大批地死亡，使钟离几个村子，变成了鬼蜮之乡，到处呈现 出凄凉惨淡的景象。
灾难也同样降临到朱元璋的家里。首先是六十四岁的老爹朱五四染病不
起，离开人世，接着长兄和母亲也相继身亡。不到半个月的时光，昔日那和 睦欢乐的家没有了，那父疼母爱的景象也一去不返。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 撞击着朱元璋的心扉，使他觉着自己仿佛是一下子跌进了不幸的深渊。一时 间他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真不知该走向何方？困惑中，他想起幼时 曾许过愿，长大要舍身当和尚的皇觉寺。于是他到皇觉寺剃度为僧，当了一 个小行童，在寺里干些粗杂活计。就这样，他在寺里住了下来。但寺里的生 活也并不好过，因为旱蝗肆虐，地方灾情严重，寺里的和尚得不到施舍，主 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逐个打发寺里的和尚出门云游，自谋生路。朱元 璋在寺里呆了五十多天，也只好加入到托钵流浪的行列。
他一路乞讨，一路流浪，在外漂泊了整整三年，直到至正七年（1347）
底，乡讯平安，才回到寺里。在这三年中，他的足迹踏遍了淮西、豫北的名 山大川、通都大邑，熟识了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形势，使他见了世 面，开扩了眼界，丰富了社会阅历，也磨炼了他的坚强毅力，但同时他也饱 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和痛苦。正如他后来回忆说：“众各为计，云水漂扬。 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 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月而凄凉。魂悠悠而 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不止， 心滚滚乎沸汤。”①艰难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勇敢坚毅的性格，也铸造了残忍、 猜忌的另一面。这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以后事业的成功，确有着十分重大的影
响。
然而，就在朱元璋四处云游时，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社会上广泛流行着“明王出世，普救众生”的说法。至正十一年（1351）五


① 《皇陵碑》，《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首举义旗，八月彭莹 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攻下蕲水。起义很快传遍全国各地。 他们以红巾包头，故称为“红巾军”。次年二月，定远（今安徽定远）人郭 子兴、孙德崖等五人也率众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据濠州城，并接 受了颍州刘福通的领导。
　　身居清静之门的朱元璋，耳闻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心情也难以 平静。一天，在郭子兴部队的汤和写信给朱元璋，说他已是军中的小头目了， 邀他去投奔红巾军。汤和是朱元璋儿时的伙伴，幼时一同玩耍，一同放过牛， 现在已成为军中的小头目了，当军官吃粮了，这怎么能不让朱元璋动心？恰 在此时，皇觉寺被乱兵烧毁，朱元璋只能放下钵盂，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 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荣登帝位


　　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打仗机智勇敢，又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 赏识，于是郭子兴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卒提升为亲兵九夫长，并把养女马氏许 配给他为妻。朱元璋成了元帅郭子兴的女婿，顿时身价百倍，兵士也对他另 眼看待，敬呼他为“朱公子”。因为地位的变化，他也就取了一个官名叫元 璋，字国瑞，不再用“重八”这个旧名了。后来，朱元璋回到家乡去募兵， 得七百人，郭子兴让他带领这支队伍，井提升他为镇抚，从此，朱元璋一跃 成为带兵官了。一年以后，又以军功升作总管。
但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四人素来不和，朱元璋感到几支队伍同住一起，相
互间不断发生磨擦。为了自谋发展，至正十四年（1354）他统率二十四人南 略定远，作独立发展的尝试。结果定远之役，他收编了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两 万多人，发展得十分顺利。正如他在《皇陵碑》中所说的那样“不逾月而众 集，赤帜蔽野而盈冈”①。朱元璋把这支队伍悉加训练和整顿，“率而南入滁 阳”②，并依靠这支队伍克滁州，下和州，赢得了初步的胜利。至正十五年
（1355），朱元璋攻下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命他总制诸将。这年三月，
郭子兴病死，刘福通在毫州建立的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这支队伍的左副元 帅。不久，郭子兴的两个任都元帅和右副元帅的儿子战死，朱元璋就被提升 为大元帅，独任元帅府事，接管了郭子兴的所有部队。至此，郭子兴亲手缔 造的这支起义军队伍，全部归朱元璋指挥调动，并以宋政权龙凤年号以令军 中。
　　朱元璋由一名普通士卒而升任元帅，在他通向皇帝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至正十六年（1356）仲春，朱元璋亲督水陆诸将，进取集庆（今南京市）。 集庆是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中心，是六朝古都所在地，占领了有着非同寻常的 意义。不久，集庆城破，朱元璋率队入城。他在巡视了集庆城郭后说：“金 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① 当下即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到七月，又置江南



① 《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②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

行中书省，朱元璋“自总省事，置僚佐”②，将应天作为他发展的基地。 此时，朱元璋虽然占据了应天，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地狭人稀，力量还
不够强大。而且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地区来说，是四面受敌的形势。当 时北有刘福通，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元军。虽然形势相 当严峻，但三支起义军却吸引和牵制了元军的主力，像树起了三道屏障，隔 绝了元军主力的进攻，从而对朱元璋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而南面的元军，也 由于南北交通被起义军截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朱元璋适时地利用了这 一有利时机，果断地采取巩固东西线，向南面和东南面出击的战略，集中兵 力进攻皖南和浙东诸地的元军据点，先后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 阴、常熟、池州、徽州、婺州、扬州等地。他在攻占徽州后，还亲自到石门 山拜访老儒朱升，咨询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向他建议：“高筑墙，广积粮， 缓称王。”意思是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 缩小目标。朱元璋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即予采纳，集中力量从事根据地的 建设。另外，朱元璋还注意斗争的策略，在形式上仍保持与宋政权的隶属关 系，遥尊小明王为帝，打着宋政权的旗号来号令军士，以免树大招风。直到 他改称吴王，所发布的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明自 己依然是小明王的忠诚的臣属。这一策略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和发展，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几年之后，朱元璋终于以应天为中心，营建了一个巩固的根 据地，兵壮粮多，足可以同其他势力相匹敌了。
朱元璋审时度势，以观时变。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害
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并约张士诚来夹攻朱元璋。陈友谅军事实力相当强大， 其水军大舰名为“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一百 多艘，战舸数百条，真可谓“投戈断江，舳舻千里”。面对强敌压境，在应 天的文官武将中，曾引起了一度的骚动。有的人主张投降，有的人主张放弃 应天，还有的人竟作逃跑的准备。在此危急的形势下，朱元璋与谋士刘基等 就敌我形势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刘基说：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 图自固，未必会出兵，暂时不必管他。主要的危险敌人是陈友谅，他拥有精 兵利舰，而且居我上游，野心勃勃。只要集中兵力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便 不敢出兵了，应天也就相安无忧了。朱、刘二人一起制定了战争策略，朱元 璋立即实行战略转移，改取固守东南向东北和西线出击的战略。他先集中兵 力击败陈友谅于鄱阳湖，然后再掉头东向，俘张士诚于平江（今苏州），打 破了东西夹击的局面。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到应天，在瓜步
（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小明王覆舟沉江死，这标志着小明王的龙凤政 权灭亡。在擒杀张士诚以后，又制服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 接着又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实现了除四川、云南之外的整个南部中 国的统一。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又调集精锐部队，以徐达为 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发兵二十五万，不失时机地北伐中原。北伐 军连连得胜，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1368）占领开封，八月攻克元 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慌忙弃城出走，逃亡漠北，统治达九十九 年的元皇朝灭亡。
在南征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四十



② 《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在应天府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 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
　　十六年的戎马生涯，朱元璋终于由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开天 辟地，成为开国皇帝，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梦。
　　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沐英、蓝玉奉命进攻云南，次年攻破大理， 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又命冯胜、傅友 德、蓝玉进攻辽东，迫降元将纳哈出。辽东平定后，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 外，全国已基本上归于统一了。
　　
第二节 皇权的树立


革旧鼎新


　　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在实践中，朱元璋渐渐感到其中 的弊端，于是毅然借鉴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 改革。
　　朱元璋对国家的机构改革首先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元朝行中书省，总管 一方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权力很大。洪武九年（1376），朱 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 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这三个机构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这就防止 了地方势力过重而闹独立的可能。
　　朱元璋在废除行中书省的当年，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 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
（1382），又增加了云南布政使司，一共十三个。布政使司之下设府（州） 县。
接着，又进行朝廷机构的改革。明初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在朝廷各个
机构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位崇权重， 极易与皇帝产生矛盾。洪武初年，朱元璋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李 善长为人处事向来以小心谨慎著称，徐达则较多时间是带兵征战在外，他们 都没有与朱元璋发生大的矛盾冲突。但胡惟庸任相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日俱增。
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淮西集团重要人物之一。洪武六年（1373），由
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胡惟庸由右丞相升左丞相。胡惟庸专权用事，“生杀 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 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 数。”①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达到顶峰。朱元璋见大权旁落，自然不能容忍。洪 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名诛杀了胡惟庸，趁机取消了中 书省，废除丞相等官。朝廷政务由六部分理，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 接听命于皇帝。丞相制的废除，宣布了中国一千多年宰相制度的终结，也使 朱元璋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同年，朱元璋也废除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分中、左、右、前、后
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二名，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 都督府的职权与兵部有明确的分工。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的权力，但 不能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每逢 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遣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 战事结束，军归卫所，主帅还印，这样二者互相制约，军权集于皇帝一身。 在军队的编制和训练上，朱元璋和刘基研究了历代兵制，创立了明代所 特有的卫所制度。这种制度特点是：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既 屯耕，也训练。卫所制分卫、所两级，在全国军事重地设卫，次要的地方设 所。大体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每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



① 《明史》卷三○八《胡惟庸传》。

户所辖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称千户。千户下分为十个百户所，百户所辖一 百一十二人，长官称为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每总旗领五小旗， 每小旗十个军士，大小相连，比比成军。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设有 十七个都指挥使，下辖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队一百二 十万人，其精锐留驻在京师南京一带。十七个都指挥使分别隶于朝廷的五个 都督府，这样使权力分散，便于皇帝控制。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对朝廷监察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御史台 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 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其下有十三道监察御史，以一布政司为一道， 共设御史一百一十人。监察御史负责监视、纠劾百官。出使到地方，则巡按、 清军、巡盐、巡漕、巡关、提督学校等，其中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视，“大 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很大。这些御史官秩只有七品，但却可以以小制 大。与都察院职责相似的，还有监督六部的六科给事中，称谏官，与都察院 互相配合。
　　经过一番整顿，朱元璋的权力大大加强了，但政务也随之繁多起来。过 去有丞相协助，现在全国大小政务都要他亲自处理，即使他“昧爽临朝，日 晏忘餐”①，整天批答奏章，也难以承担。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朱元璋 设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协赞政事，但因不胜其职，不久相继致 仕。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仿宋朝设殿阁大学士的办法，设置了华盖殿、 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 等官来充任，帮助朱元璋阅读奏章，起草处理文书，这是明代内阁的肇端。

整肃吏治


　　朱元璋即位后，“惩元季吏治纵弛”，决心创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朝廷。 为此，他详定了官员考课办法，凡内外官员，根据他们的品秩，分别规定考 察时间和内容，由吏部“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约束官员很 为严格。同时，朱元璋还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吏治。他常说：“纪纲法度，为 治之本。”因此他十分重视法律的制定。
吴元年（1367），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左丞相李善长任总裁官，开始了
法律的制定工作。是年底初步编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 条”。但朱元璋觉得所定律令还不够完善，又下令修改，直到洪武三十年
（1397），几经修改，才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共三十卷，分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它以唐律为蓝本，但简于唐律，严于宋律。 律文包括各项法律章程，其中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遵守的事项， 都作出了详细规定，对官吏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了具体惩处办法。
对官吏的贪污，处罚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 “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 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往北方边地充军，官 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把府、州、 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叫做“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 里，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再摆到衙门公座两旁，使官吏触目惊心，知所警



① 谈迁：《国榷》卷十。

惕。就连官吏因公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 也要处刑。如乘坐官府牲口，除随身衣物外，携带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 过五斤笞十杖，十斤罪加一等，最高杖六十；如果乘坐官家的船，携带私物 超过三十斤的，每十斤笞十杖，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杖七十。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颁布了《大诰》，以后又陆续颁布《大诰 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汇集所诛杀官民的罪状，以警示臣 民。朱元璋在《御制大诰序》中说道：“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 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①并令后代世 世遵从。
　　明律的制定和实施，在洪武年间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即使朱元璋自己， 也对制定的明律满怀信心，带头执行，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 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 夫，因为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朱元璋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隐常 州田，不输税”，也被朱元璋治罪。
　　朱元璋整顿吏治收到一定的效果，据《明史·循吏传》记载，“一时守 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然而在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 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 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明廷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
支情况。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报布政司，布政司再报部，层层 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才算了结。但户部审核遇有钱粮有不 符的地方，就要驳回重新填报。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千 里上下，所以为了减少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就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 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本来是公开的秘密，不料到洪武十 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凡 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洪武十八年（1385）， 御史余敏、丁举廷又告发北平布政、按察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 户部侍郎郭桓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下令司法部门严加追 查，于是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统统被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员也 被逮捕入狱，各地卷入此案的官吏、富豪不计其数。这两案株连被杀的达七 八万人。
朱元璋用重刑惩治贪官，虽对吏治清廉有一定作用，但又不免陷于滥杀，
这当然与其性格的猜忌多疑有关，但从根本上还是出于对明朝长治久安的考 虑。

斩除荆棘


随着明皇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 成了新皇朝的显贵，他们以血战立功封公侯，拥有大量的土地、佃户、奴仆， 享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这些勋臣武将们无不把明朝的胜利当作自 己的胜利，认为理所当然地应享受这个胜利所带来的一切财富、荣耀和权力，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或许在失望、失意之余，他们渐渐我行我素起来，恃功



① 《洪武御制全书·御制大诰序》。

犯法的事也屡屡发生。这使朱元璋感到忧虑，他真担心这些权势烜赫的元勋 重臣，将来某一天会做出背叛他的事，抢走他的皇帝宝座。时间的推移，更 加重了他的疑虑。考虑到日后的大明江山，子孙万代的千秋功业，他只好向 昔日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大开杀戒。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专权枉法的罪名杀了胡惟庸以后，胡案 就成了他打击异己的武器。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权有威胁的， 都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以后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虏”和 “谋反”的罪名，不断牵连扩大。胡惟庸被杀后十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 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家属妻女弟侄家口 七十余人被杀。这次受牵连及坐诛的达三万多人，“乃为《昭示奸党录》， 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①。第二年有人上书为李善长辩冤，朱 元璋不理，也没有治罪。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兴“蓝党”大狱。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 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都很高。洪武二十一年（1388），率 大军十五万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俘获男女七万七千余 人，大胜而回，被封为凉国公。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继为大将，总军征 战，在屡立战功的情况下，骄傲起来，专恣暴横。他霸占东昌民田，百姓向 御史告状，御史依法提审，蓝玉一顿乱棍把他赶走。朝廷明令禁贩私盐，他 却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 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洪武二十六年，锦衣 卫指挥蒋■告蓝玉谋反，于是兴起党狱，发布《逆臣录》，“族诛者万五千 人”，把军中骁勇之将几乎杀了个干净。
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前后十四年一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
宿将相继尽矣！”①在二案之外，朱元璋还鞭死亲侄朱文正，毒死亲外甥李文 忠。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事赐死，朱亮父子被鞭死，胡美以犯禁死，周德 兴以帷薄不修被杀。洪武二十七年（1394）杀王弼、谢成、傅友德，二十八 年（1395）杀冯胜。传说开国功臣徐达在洪武十八年（1385）背生疽，经治 疗已有好转时，“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②，不数日而死。经过 朱元璋的大肆杀戮，开国功臣已寥寥无几。
对于朱元璋如此滥杀功臣的做法，皇太子朱标极力反对，他主张仁慈、
宽大，君臣和睦相处，他曾对朱元璋说：父皇杀人太多，恐怕会伤了和气。 朱元璋听后一言不发。到了第二天，他故意把一根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下， 叫太子拿起，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 你去掉了，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 掉他们，你才能当好这个家。皇太子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 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太子扔去，太子只好赶紧逃走。这个故事 或许是出自明朝野史的杜撰，不一定真实，但也反映了朱元璋为明皇朝的长 治久安而颇费心机。他这样做的真正动机乃是为了让他的后代能坐稳江山。 对此，朱元璋或许比谁都清楚，对于他的行为，他生前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 然而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却下令不准后人效法。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① 《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② 徐祯卿：《翦胜野闻》。


专制统治


　　洪武时期，有一事对后人影响很大，这就是朱元璋采取特务手段，侦缉 臣僚私下的言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处处猜疑多虑的性情所致，但更重要的 是他出于控制臣僚的目的。身为一国之君，他不能容许臣僚对他有所欺瞒， 他要求他们绝对忠诚。
　　早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开始派遣检校从事这样的活动，其职务是： “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有的人 甚至专做告发人家隐私的勾当。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散朝回家，吟诗 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 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迟啊， 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忙磕头谢罪①。国子监祭酒宋讷 在家独坐，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为什么生气，宋讷大吃一 惊，照实说了，朱元璋把派人偷着给他画的像拿出来②。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 乡回黄岗，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去打听，等使者回来说吴琳正在家老实务农， 朱元璋听了很喜欢③。
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朱元璋出于打击元勋功臣的需要，他把自己
身边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 判、处罚罪犯等大权。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有指挥、佥事、镇抚、 千户、百户，所统率的人员有将军、力士、校卫，直接由皇帝控制。它下设 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有它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也就是民间所称 的“诏狱”。朱元璋把重大案件交给锦衣卫处理，由自己亲自掌握，锦衣卫 也只对皇帝负责。朱元璋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的刑法，使不少大臣惨 死杖下。
在地方上，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有巡检和
副巡检，都是从九品官，带领差役、弓兵，警备意外，负责把关盘查、缉捕 盗贼、盘诘奸伪。但是即使这样，似乎对广大民众仍不能达到约束的目的。 于是里甲便被赋予执行检查的任务。里甲内的百姓不能随便外出，如果到百 里之外，必须事先向地方政府领取路引（通行证），倘无文引，必须擒拿送 官，而且里甲有责任了解所属百姓，对无正当理由外出的要报告官府，不报 者以连坐处置。
这样，朱元璋通过这些机构布下了一张监视网络，从城市到乡村，从官
僚到百姓，都处于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明初几起大狱的兴起，多与这些 机构有关系，因此，不少达官重臣也难逃厄运。朱元璋尝说：“譬如人家养 了恶犬，则人怕。”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专制帝王的嘴脸。
朱元璋利用特务手段，实行恐怖统治，对强化皇权一时颇有成效，然而 他却同样不希望后人效法。洪武二十年（1387），处理胡案罪犯已近尾声时， 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给刑部。又过了六年，待蓝玉案犯 处理完后，他又再一次申明，以后一切案件交由朝廷三法司审理，内外刑狱



① 叶盛：《水东日记》摘抄二。
② 《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③ 《明史》卷一三八《吴琳传》。

公事不再由锦衣卫处理。 朱元璋试图以一个开国皇帝的能力，为子孙后代创造条件，以保证他们
将权力的接力棒永久地传下去。可惜没过几年，他的四子朱棣以“靖难”成 功，登上帝座，又重新利用锦衣卫来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并且还设置了提督 东厂，开了明代厂卫一起制造恐怖气氛的先河，对明朝政治造成极坏的影响， 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取士与文字狱


　　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读书不多，但他很注意访贤纳士，吸纳知识分子， 并虚心向他们请教，如李善长、陶安、宋濂、刘基等。他们给他讲经读书， 参与军事密议，成为他的智囊谋士，这对建立明朝起了极大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仍沿袭战争年代的做法，非常重视人才，洪武年间， 他几次下诏访求贤才，如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命令各级官吏荐举人才， 其科目有许多种：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 才、耆民等等。荐举来的人许多被授以大官，如尚书、侍郎、副都御史，地 方上的布政使和府尹等官就更多了。
与荐举并行，还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以进一步延揽人才。洪武三年
（1370），朱元璋下诏设科取士，但到六年一度停止，十七年（1384）复设， 后遂为永制。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以“四书”、“五经”为题，行文必须根 据古人的思想来阐释，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考试分三级进行。规定每三年在 省城举行乡试，中式的成为举人。乡试的第二年二月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作 会试。会试后再经皇帝亲自复试，叫做殿试，取中的成为进士。进士分为一、 二、三甲，一甲三人，称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 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凡考中进士的，就可授以官职了。 另外，为了进一步培养新的统治人才，朱元璋还特别重视学校教育。早 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就在应天创办了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 改名国子监，这是朝廷的学校。在地方上，还设府、州、县学，洪武八年（1375） 又在各地农村设学。国子监的学生，在学校结业的，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再 通过考试做官。有些甚至被授以地方大员或朝廷官吏，至于州县地方官，更 是大批任用。另外，在学的监生还常奉命巡行、监督水利、清丈田亩、在各 衙门实习办事等等。由于明廷对兴办教育的重视，并且又从中大批选拔人才， 充实朝廷机构，入学就可入仕，因此士人入学读书的积极性都很高，可以说，
明初的学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兴盛发达。 朱元璋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延纳人才，扩大新皇朝的社会基础，但却仍有
一部分地主文人不愿和朱元璋的新皇朝合作。他们认为朱元璋出身卑微，发 迹于红巾军，不甘做他的忠臣。有的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 隐居深山等办法，躲避朱元璋的征调。典型的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俩，斩 断手指，誓不出仕。朱元璋把他们逮到南京审问，他们还口口声声称红巾军 为“红寇”，引起朱元璋大怒，下令把叔侄俩押回原籍，处以死刑。当时许 多不愿和朱元璋合作的地主文人都落了个杀头没产的下场。
　　朱元璋对付这些不肯合作的地主文人，多采用严刑峻法，而这些人更不 满意朱元璋的统治，这样双方的对立越来越显著。朱元璋痛恨这些人胆敢抗 拒，用尽一切方法镇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疑忌心越来越大。
　　
因为他曾经当过和尚，所以忌讳“光”、“秃”这些字眼，就连“僧”字也 很刺眼，推而广之，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了。他早年投身 红巾军起义，最恨人说“贼”、“寇”，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 看到也生气。明初地方官逢年过节、皇帝生日及皇家喜庆日子所上的表笺， 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然而这小小的表笺，却使朱元 璋屡次发怒，下令处死作者。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 表》，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 “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牵强附会，硬说文中的“则”是骂他 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怀庆府学训 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有“遥瞻帝扉”，“帝扉”被读成“帝非”。 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就更 严重了，“法坤”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翰林院编修 高启曾经作了一首名叫《题宫女图》的诗，其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 宫禁有谁来”二句，被朱元璋认为是讥讽他的，从此怀恨在心。后来苏州知 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犯了忌讳，被人告发。正巧新 房子的上梁文是高启写的“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把高启和魏观均腰斩。 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闹到二十九年（1396），前后达十三年。 其间，造成了朝野文人提笔怕文字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据说，有一年 元旦之夜，朱元璋微服出巡。他忽然发现一个灯谜上画了一个女人，手里抱 着一个大西瓜，安然地坐在马背上，马蹄故意画得特别大。朱元璋见了大怒。 回宫后即命察缉，结果将做灯谜的杖死了。刑官执刑后，还莫名其妙，后来 才明白，原来马皇后是淮西人，是个大脚，朱元璋怀疑灯谜是在暗讽马皇后，
就这样一条小小灯谜，竟送了一条人命。
这些未必可信，据陈学霖先生考证，朱元璋极可能因个人好恶，或以政 治关系需要铲除异己，故意断章取义，而罗织成狱，罪名虽谓干忤圣旨，事 实或非如此。①尽管这样，恐怕多多少少也能反映出朱元璋的专横和残暴。




























① 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第三节 经济政策


　　朱元璋即位伊始，几近二十年战乱的中华大地，却是遍地荆棘、满目疮 痍。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②而河北 州县，有的地方“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 少”③。面对严峻的现实，朱元璋采取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洪武元 年正月，各地州县官来朝，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才定，百姓财力都很困乏， 像刚学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新栽的树不可摇它的根一样，现在必须休养 生息、搞好生产。同年十二月，朱元璋任命宋免为开封府知府，上任前要求 他到开封后，务在安辑人民，劝课农桑，以求实效。他还要求各级官吏把“田 野辟，户口增”①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并规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报农桑的治绩， 违者降罚。
　　为了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朱元璋鼓励开垦荒地。洪武三年（1370）下 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同时还规定战争中抛 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旧业主复业，只 能依丁拨田，这就承认了自耕农开发熟地的产权，也鼓励了农民垦荒的积极 性。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还在大力推行。并规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 以后新垦荒田，不论多少，俱不征税，若地方官有去征税危害百姓的，要以 法治罪。
为了加速荒地的开发，朱元璋还采取了移民屯种的办法，把农民从人多
田少的地方迁到人少地广的地方。凡移民垦田的，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 和路费，还免去赋税三年。在定额之外多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洪武三年
（1370）六月，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
种田，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以后朝廷多次组织太湖流域和山西无地 的农民，迁到淮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垦荒。
这些措施大大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也使大量土地得到开发和利
用。据户部统计，从洪武元年到十三年，垦田数目逐年增加，十三年中增加 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这个数目是巨大的。
明初除了民屯外，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来管理，以屯为单位，
以每军受田五十亩作一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 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 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六七十年间，由于军屯的发展，全国各 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说军 屯规模是很大的，军粮基本上做到了自给。商屯是为了解决边地军粮，朝廷 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防粮仓，向官府换取盐引（贩盐凭证），然后 贩卖，从中获取厚利，后来有的商人就索性雇人在边境开立屯田，就地交粮， 以省去运费。商屯的推行，解决了边储，也开发了边疆。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他即位当年，他就 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对那些不重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卷一七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视水利的官吏，则要加以处罚。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 里”。四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可以灌田万顷。八年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 浚陕西泾阳洪渠堰。九年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四年浚扬州府官河。洪武年 间，明廷在各地组织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有的投工达数十万人，可灌 地数十万顷以上，另外，还修建了许多中小型的水利设施。洪武二十七年
（1394），朱元璋还特谕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 都须根据地势加以修治。到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 十七处，疏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道，修治陂渠堤岸五千多处，成绩卓然。 朱元璋特别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在江 南统治区就鼓励多种植经济作物。他下令：凡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 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这个比例递加，并且要地 方官亲自督促，违反命令的处罚。洪武元年以后，他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各 地，并定出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 租。洪武二十七年（1394）还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并 教以栽种办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 种棉花的免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也改善了人 民的经济生活。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影响更为深远。明以前，棉花十分珍贵， 普通百姓穿的都是用麻布制作的衣服，虽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不 足用。明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不论贵
贱，地不分南北，人们都能穿上用棉布做的衣服。
　　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奖励垦荒和移民屯种等措施，大量的荒地开发和利 用，急需大批劳动力投入生产。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明初，这一 习俗仍然存在。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 养奴婢，违者杖一百，奴婢释放为民。而且还规定，凡因饥荒典卖为奴的， 官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河南布政使司曾在开封代赎典卖 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同时，朱元璋还对寺院的发展严格控制。他明令 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 儿童为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府批准，出家 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社会上增加 了一支庞大的劳力大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此外，朱元璋还对工匠的地位进行了改善，改变了元代把匠户完全强制
在官营作坊里劳动的状态，放松了对工匠的人身控制。洪武十九年（1386） 实行轮班匠和住坐匠制，鼓励工匠以更多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允许其在服役 时间以外生产的产品可在市场上出售，这项政策无疑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发 展。朱元璋在商业税额上也加以清理，废除了宋元以来繁琐的征课，规定商 业税额为三十税一，书籍、农具等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还裁撤税课司 三百六十四处。
　　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社会劳动力的增加和调整，使明初户籍和土地占 有情况发生巨大变动，为了掌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洪武十四年（1381）， 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查户口，编成户口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的乡 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照人们的职业分为军、民、匠三 大类。其中民类户籍以一百一十户为里，十户为一甲，通过里甲制度核实户 口、征收赋税。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了一次 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记载每块土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
　　
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形状像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图 册的绘制，不仅使国家征税有了依据，而且肯定了农民垦荒土地的所有权。 它和黄册相互参照使用，便于朝廷对全国百姓和土地的控制。
　　明初税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洪武时规定田赋率为：官田 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设官田一 斗二升。比元代有所减轻。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还实行了粮长制。粮 长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但法久弊生， 原来朱元璋设立粮长时，想以此禁绝贪污，事实上并不能如愿，粮长利用职 权，害民肥己的事时时发生。
　　朱元璋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而实施了各项政策，其最大的目的还是解 决百姓的吃饭穿衣，他在这方面的关切，同历史上各代皇帝相比，都是较为 突出的。朱元璋出身贫苦之家，深深体会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说：士农工商 四民之业，算农民最是辛苦。他们终年勤劳，难得休息。遇到丰收，还可足 食，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裳吃顿饭，都想到种地织布的劳 累。因此他即位后，力倡节俭，惜用民力，并身体力行。营建南京宫室，只 求坚固耐用，不求雕饰奇巧。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 琢考究的部分去掉，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 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 按惯例应该用金饰的，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此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 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 之，何以率下？”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辛苦。太子回
来后，他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 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闹灾荒歉收的地方，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 严重的地区，除贷米外，还赈济米、布、钞等。他在各地设置预备仓，存贮 粮食，以备救灾之用。另外对旧豪族地主也采取了限制和迁徙的办法，这一 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危害新皇朝的 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他们财势过大，过分压榨农民。

第四节 保境安民


都城的建置


　　朱元璋即位后，有一事令他颇费斟酌，而且在他脑际萦绕二十多年，仍 放心不下，这就是都城的确立问题。
　　朱元璋略地定远后，根据儒士冯国用的建议，至正十六年（1356）进据 了古都金陵，之后他从金陵挥师四向，统一南北，然而对定都于此却并不满 意。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决定仿古代两京之制，以金陵为南京， 汴梁（开封）为北京。在攻下元大都当月，他还巡视了汴梁，只因中原的凋 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故没有营建北京宫阙之命。
　　洪武二年九月，建都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当时朝中大臣，有的主张定都 关中，有的建议设在洛阳，有的提出以汴梁为都，有人认为就元大都的宫殿 之便建都为好。朱元璋出于当时经济的考虑，认为长安、洛阳、汴梁都不宜 建为都城。大都是元代都城，但作为新皇朝的首都，宫殿还需要重新修建， 也不容易。反复思量，朱元璋乃以其家乡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依，又有漕 运之便为由定为中都，随后开始了宫阙城池的营建。到洪武八年（1375）四 月，正当中都规模已具时，朱元璋亲自巡幸了中都，可由于种种原因，又下 诏停止了。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终于下诏改南京为京师，正式 确定为国家的首都。然而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并不稳固，洪武二十四年
（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了西安、洛阳，有迁都之意，可所有的一
切都因太子不久病死，朱元璋又已年迈而搁置下来。

用兵漠北


　　朱元璋一再徘徊，考虑迁都，究其原因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元顺帝 北走大漠后，仍保有强大的军事势力，随时有重卷中原之举，这正是朱元璋 最为忧虑的事。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他也多次对蒙古用兵。洪武三年
（1370）正月，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从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
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击元主。这一次用兵，取得了较大胜利， 迫使北元再次北撤，而明朝的北部防御也得到稳定。之后在洪武五年、二十 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又进一步用兵，其中二十一年，大将蓝玉追击到捕 鱼儿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仅以身免，逃往和林。此役使蒙古受到震撼，北 元再也无力与明朝对抗了。
　　朱元璋在对蒙古用兵的同时，竭力争取蒙古各部的归附，对蒙古上层人 物根据不同情况授以官职，对一般留居中原或因避乱南迁的蒙古人，也鼓励 他们和当地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以 二十万之众投降明朝，不能不说与朱元璋采取的民族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分封诸王


　　朱元璋远在南京，仍屡屡挂念北部边防。北部边防的重要使他觉着仅靠 他本人往来巡狩，或派出征大将仍是不够，倘若元勋重臣坐镇北方，他更放
　　
心不下，必须派可靠的人去镇守，于是朱元璋决定采用分封诸王的制度。洪 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他二子到十子封为亲王，十一年（1378）和二十四年
（1391）又两次分封，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军事重 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
　　洪武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以后，随 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从当时全国形势来看，有权力的诸王仍 镇戍在北方沿长城一线的重镇。如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大同的代王、 宣府的谷王、大宁的宁王等。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 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虽说各亲 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①，但他们的地位极高极贵。诸王有统 兵和指授军事的权力，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 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镇兵，在接到 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赋予亲王如此 大的权力，虽然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的藩王作乱， 埋伏了危机。

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政策


　　朱元璋对周边其他地区，也采取了不同方式加以管理。在西北设置诸卫 所，在东北派驻官员去招谕，在西藏通过宗教关系，在西南仍承袭元代的土 司制度，对这些地区采用朝贡、赏赐、茶马市贸易的方式，加强与这些地区 的交流，收效十分明显。
然而，当朱元璋宣布明朝建立后，与民族问题并行的一个既现实而又传
统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朱元璋面前。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皇 帝都把做天下共主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往往 被作为真命天子的标志。
洪武初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尤其渴望争取万国来朝以树立其真命天子
的形象。新朝鼎建，毕竟还有人不肯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尤其是一些文人， 这怎能不让他忧虑？或许真命天子的威望能让这些人改变不与他合作的想 法。因此，在他初登大宝之初，就开始了他的外交攻势。
但朱元璋鉴于元朝的失败教训，一反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做法。洪武
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曾跟他的大臣们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 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①以后他在《皇明祖训》 中又向他的子孙提出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 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②他认为武力征伐，伤财劳民，得不偿失。 所以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 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的 来往多是通过朝贡的形式，朱元璋厚往薄来，目的是让这些国家看到天朝大 国的富有，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以图“四夷怀服”。
这种外交政策，却并非都行得通，在日本问题上，他就遇到了麻烦。洪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② 《皇明祖训·箴戒篇》。

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 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 日本国王的疑虑。赵秩圆满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然而双方的 友好交往却由于倭寇的问题受到影响。明初，在绵长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的 骚扰，见于史籍记载的也很多。如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 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八月“倭入寇淮安”；三年 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①。以 后倭寇仍频频入侵。这种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决倭寇为中心的对日外交开始 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 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②，采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胡惟庸“通倭” 罪名确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③。又正式宣 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七年（1394）又进一步申令“禁民间 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 还再次申明“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④。完全采取禁海政策，这一封闭 政策对明初体制、经济都影响不小。洪武年间，朱元璋迟迟没有作出迁都之 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东南的海防。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 朱元璋以后几代皇帝也沿袭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解 决，才逐渐打破这一封闭政策。
洪武年间，朱元璋试图做天下共主的目的，或许并没有完全达到，但在
一定程度上却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他有充裕的精力投入到恢复经济、 发展生产的事业中去。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四○、四三、五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 《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二三一、二五二。

第五节 “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贫民，角逐于群雄之间，最终推翻元朝统治，一统 天下，建立明皇朝。明朝建立后，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进行改造，集大 权于一身。建立特务网，兴党狱，以削除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对皇权的威胁。 但他在不择手段建立专制统治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 社会生产的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朱元璋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他虚心向儒士求教，学习文化知识， 即位后喜欢写诗作文，挥笔立就，文字简练、不饰辞藻。他还喜欢读史书， 从《左传》、《史记》、《汉书》到两《唐书》、《宋史》多达六七十种。 他常常与文人们谈诗论文，说古道今，或讲经读书，以吸取古今成败的经验 教训。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披背。
　　反映了朱元璋处理国家政务的勤勉不怠。由于他时时担心大权旁落，事 必躬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 有休息日和假期。据吴晗先生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间的收文为 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共收内外诸司奏札一千六百六十件，计 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折，处理四百多件事。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七十一岁，这年五月他终于病倒了，然
而他仍坚持处理政事，勉强支持了三十天以后，平静地死去。他在遗嘱中说： “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 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这个自我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
朱元璋去世六天后，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应
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

第二章 刘基李善长宋濂胡惟庸


刘基、李善长、宋濂、胡惟庸都是明朝的开国谋臣。

第一节 刘基


　　刘基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而驰名天下。他足智多谋，有卓 越的分析判断能力，被世人喻为魏徵、诸葛亮再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 家和文学家。

浙东名士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出身官僚世家。 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十四岁进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学，习《春秋》， “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①。十七岁，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 宋儒周敦颐、二程开创的“濂溪学”、“洛学”。他看书涉猎很广，经史子 集、天文兵法无所不窥，而“尤精象纬之学”①。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 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就考中了进士，初露锋芒，时人对他都很器重。老师郑 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 徵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②“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诧异 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秘书相示。”③
元至元二年（1336），刘基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
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但是，在极端腐败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 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 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 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 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却始终免不了因 “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 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 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 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 次辞职。先隐居江苏丹徒，后又寓住浙江临安，每天纵酒西湖，以抒发心中 忧愤。
这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
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败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 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 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 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大惧，厚赂刘基，却之。方国珍收买刘 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 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 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 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从此他放浪不羁，一天到晚在绍兴游山玩水，



①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作诗赋词，他以屈原、贾谊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贪婪而不贞”，“进 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①。借以表达对元朝统治集团的不满。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 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②。 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 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 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 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 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 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 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
（1357）。 怀才不遇、落泊而归的刘基，到了这时才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
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 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 为！”①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们，为他们所用。投靠应天的朱元璋吧！确实，在 刘基看来，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还在十 年前第一次罢职时他就隐隐约约地萌发过这个念头，那次，刘基“与鲁道源、 宇文公谅日纵酒西湖，见有异云起，时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为天子 气，应十年，我其辅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刘基 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岂人力所能 哉！’”②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与“圣朝”为敌的“贼”啊！自己在先前的一 些诗歌里，不是也直斥他为“盗贼”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写道：“五 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 如《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 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这里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
③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索性采取静
观时变的办法。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 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 命行有常，子姑待之！’”④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 一方面，发愤写作，著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

经画盛世文明之书《郁离子》


在刘基隐居青田撰写《郁离子》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 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 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发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



① 刘基：《吊泰不花元帅赋》，《诚意伯文集》卷八。
② 张时徹：《诚意伯刘公神道碑》，《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③ 吴晗：《朱元璋传》。
④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 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 总之，反元起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 析的境地。
　　面对这种阶级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的局势，作为一个胸藏韬略的儒士 和一个由“卫元”向“反元”思想转变的英雄，刘基需要的是系统地整理自 己的思想，总结元末弊政的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新皇朝的建设作准备。而《郁 离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即所谓：“学既不获措诸设施，道不 行于天下，其所抱负经画可以为文明治世者，独得笔之方册，垂示千百载之 下。”①刘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释《郁离子》书名的意蕴时说：“郁离者何？离 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
《郁离子》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生动而洗 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 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此后，刘基在辅佐朱元璋创建明朝的过程中提出 的种种献策，均与《郁离子》所述思想一脉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说：“公之 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①
　　《郁离子》首篇《千里马》，叙述千里马駃騠，只因北方所产，便“置 之外牧”，不被重视，《八骏》篇首先赞扬穆天子和造父以马之良劣区别对 待，这样，“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后来主持者不会识别马之良劣， 而只是一味地以产地来区别对待，以至最后盗贼蜂起时，“王无马不能师， 天下萧然”。显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统治集团推行的以“种族取人”的民 族歧视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着，作者用相当篇幅抨击元朝统治集团 的暴戾恣睢与吏治的昏乱。《燕王好乌》、《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 耳目”，迎合王意，贬黜逆己者，“得宠而矜”的人比作群乌、鵋■。在《好 禽谏》篇中，借卫懿公好鹤，为狄人所灭的故事，暗指元朝灭亡只是旦夕之 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云 梦田》、《芈叔课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统治者以“多括为功”、“聚 敛无度”的政策。《蜀贾》篇侧重描写当时吏治的昏乱。《贿赂失人心》篇 展现元代官吏“求贿”而轻于国是的腐败状态。在《贿亡》、《食鲐》等篇 中，刘基更将好贿比作毒鱼■鲐，将“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卖 柑者说》，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武 官员们，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
此外，刘基在《郁离子》中还用大量的篇幅阐发了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
《郁离子》的最后一篇是《九难》，在这里，刘基通过“郁离子”（作者自 称）与随阳公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 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 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基于对元末社会动乱根源的认识，刘基为未来的统治者开出了“以大德 戡大乱”（《井田可复》）的药方。在《灵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 民，生动地申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养民为政事之本，善养民者，国势熇熇； 废怠于此者，国势凉凉。刘基认为，养民之道“在于宽仁”，在《术使》篇



① 吴从善：《郁离子序》。
① 徐一夔：《郁离子序》。

中，不仅直接讽刺了“什一之征”的田赋办法，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重赋 苛敛将逼迫人民“铤而走险”，使“狙公卒馁而死”。在《糜虎》篇中，刘 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阚于崖，跃焉，虎亦跃而从之，俱坠而死”的寓言， 发出逼迫过甚将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归于尽的警告。在《天地之盗》篇 中，刘基还阐述了一个富于民本主义色彩的思想：统治者应把索取财富的目 标指向自然界，善于做“天地之盗”。在《井田可复》篇中，他提出了“复 井田”的主张，使人民能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
　　当然，刘基尽管主张以宽仁待民，但认为威令亦绝不可废。他指出，施 威令实际上是施德政，因为，“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谓“刑 期于无刑”，若一味宽纵，“是启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郁离子·刑赦》）。 这是从宋元“宽纵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训。为此，刘基坚决反对招安造反的 为首者，因为这实际上是“劝天下作乱”，而决不是“敷文德”的表现，这 种威福并施的统治者，刘基称之为“道”：“夫民犹鹄也，射之者我也，射 得其道则中矣。”（《郁离子·躁人》）因此要因势利导，诱使国人走上统 治者设计的轨道。
　　鉴于元朝统治者所用非人、自取败亡的教训，刘基对人才的使用极为重 视，在《鲁班》篇中，以修葺住宅为例，明确地提出去腐恶、换新材，各因 其能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问其所产。”主张唯才 是举，排斥一切宗派偏见。在《任己者术穷》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专 任己，于是谋者隐，识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圆曲顽鄙之士来矣。”在
《琴弦》篇里，借乐师师旷之口，以大弦为君、小弦为臣作喻，批评晋平公
抹杀大弦小弦的差别，以君王之尊侵夺臣职，以致“上下失其统”，表达了 刘基对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协作关系的设想。此外，刘基还向未来的统治 者进言，提出了用人之长（《使贪》）、守信于民（《姑苏围》）、纳直言
（《韩垣干齐王》）、去讳矜（《自讳自矜》）等建议，认为这些都属于圣
君明主应当施行的德政。 刘基的这些主张，都是有为而发，颇能切中元末时弊。所以后人对它评
价很高，说它“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
凿凿夫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夫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①当然，刘 基是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是不会满足于“思垂空文而自见”的境遇的。 早些时候，他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军抱济世之 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万谢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 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世，悲乎！”②这实际上表明他不 甘老于山水的心志。

运筹帷幄，决策千里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定括苍。翌年， 置中书浙东行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迫切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但 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以及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结寨自保不肯出 来。朱元璋早就仰慕刘基的学识才智，派处州总制孙炎邀他出山，刘基犹豫



① 徐一夔：《郁离子序》。
② 刘基：《题王右军兰亭帖》，《诚意伯文集》卷六。

未有所决，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说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 信相劝。他母亲也劝他出山：“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 呢？”①于是，刘基不再犹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怀着勃勃雄心离开青田到 达应天，时年五十岁。
　　与此同时，叶琛、章溢等人也相继归附朱元璋。对朱元璋来说，由于刘 基等地方豪强的合作和支持，在浙东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减少了，地方的 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证。后来在洪武三年（1370）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诰中就 说：“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括苍 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②另一方面，刘基等人有较高的 文化素养，深谙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他们运筹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 军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胜利。
　　刘基一到应天，朱元璋马上召见，“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刘基 也立即呈上时务十八策，分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的大计方略。朱元璋 大喜过望，相见恨晚，待以上宾礼，“留帷幄，预机密谋议”①。
　　当时朱元璋左有陈友谅，右有张士诚。比较起来，张士诚富，陈友谅强。 张士诚出身私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陈友 谅是打鱼出身的，惯在风浪里过日子，野心大，欲望高，易冒险进取。朱元 璋在应天，陈友谅居上游，可顺流而下，其视朱元璋是笼中之鸡，可手到擒 来。他派出使者和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瓜分朱元璋领土。朱元璋问计于 刘基，他分析了东西两面情况说：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那块地方， 首鼠窜伏，阴阳于元，是个自守虏，不足与谋。主要的威胁是陈友谅。他拥 有精兵大舰，地处上流，其心无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陈氏，上游无事，张 士诚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刘基这番透辟入理的分 析，避免了朱元璋两线作战的危险。假如先攻张士诚，陈友谅一定全军出动， 到时腹背受敌，胜负就很难说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大喜曰：“先生神机妙算， 请知无不言。”②
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攻占太平（治所在今安徽当涂），袭击龙
江，其锋锐不可当。朱元璋欲发兵抵御，而众将恇忧不决。有的主张投降， 有的主张奔据钟山。刘基独张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内，刘基激动地说：先 把主张纳款及奔钟山者斩了再说！敌人现在志骄气盛，但骄兵必败。如果我 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然后派伏兵突然袭击，胜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后 举者胜，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结果大获全胜。 以“克敌赏”授刘基，刘基辞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又遣将攻下安庆，朱元璋欲亲自带兵征讨，刘基 极力赞助。安庆城坚，从早到晚不能攻下，刘基又建议撇开安庆，出其不意， 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捣陈友谅巢穴。陈友谅从梦中惊觉，疑神兵天降， 仓猝应战，携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汉龙兴（今江西南昌）守将胡廷瑞遣子 请降，不过他要求降后仍统率自己的部属。朱元璋一时面有难色。刘基急中 生智，从后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许之。结果，胡廷瑞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