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对某些儒家 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五四运动中，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沉重地打击了尊孔复古的封建顽固势力。
“五四”以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介绍新思想的潮流汹涌澎湃。但
是因为经济上政治上封建制度的存在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存在，封建复古思想 还在顽固地同革命潮流相对抗。
一九一九年十月，总统徐世昌举行秋丁祀孔，北京政府下令各机关团体
于孔丘生日放假庆祝。一九二○年三月，北京政府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发起组 织经史学社，目的是抵制“异说”之传播。这一年徐世昌组织四存学会，以 “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一九二一年五月，北京政府内务部修正
《褒扬条例施行细则》，经总统批准公布。该细则规定“义夫”、“义仆”、
“节妇烈女”、“夫亡殉节者”，均在褒扬之列，竭力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 制度。
　　大量事实说明，“五四”以后，在中国社会上，宣扬封建思想封建道德 的还大有人在。但是简单的照老样子宣传封建纲常伦理，已很难发生效力了。 因此中国反动势力需要一种具有新的理论形态的旧思想，来担任反对新思想 维护旧制度的任务。五四时期中西文化问题受到深切的注意，就是在这种背 景下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是地主资产阶级攻击革命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 义的论调之一。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 保守的复古的封建主义者极力攻击抵制新思想。中西文化问题就在实际上产 生了。这就是中学（旧学）西学（新学）之争。大约在清末民初，有人明确
　　
地提出了东西方文化问题。前期的《新青年》以宣传民主和科学为宗旨，大 力提倡学习西方，因此被攻击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 怀疑和不满，发出了西方文明破产和用中国文化挽救西方文化危机的呼声。 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乘机大唱中国文化优越论，用它作为反对 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 播的思想工具。在这方面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梁漱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梁启超到欧洲游历了一趟，听到不少关于欧洲文 明破产的说法。回国以后，于一九二○年三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长文
《欧游心影录》，鼓吹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东方文化优越的论调。他认为， 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而中国文化有许多优点，是“调剂”西方文化的 良药。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用它去解救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中国人的责任。 他说，要使中西文化“起一种化合作用”，构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然后 用这个“新文化系统”去“超拔”破产的西方文明。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 人的责任不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学习马列主义，而是把中国固有 的封建文化发扬光大（当然也要加进一些西方文化），去解救西方文化的危 机。这样，输入西方进步文化就完全是多此一举了，在文化思想方面反封建 的任务也就被否定了。
东方文化优越论的代表作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按梁漱溟
的说法，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 方法之不同”。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三条，即人类生活有三条路向：一 是向前面要求，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二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而是 变换自己的意思，调和持中，无入而不自得。三是转身向后去要求，从根本 上把问题取消。“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 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 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孔子的哲学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双、调和、平衡、 中，“一切之存在，都是如此”。这是“孔家的根本思想”。他推测世界未 来文化要由第一个路向转变为第二个路向。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而 “中国的路”就是“孔家的路”。他断定“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 兴”。梁漱溟的中心思想就在于“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旧文化、旧道
德。
　　上述情况表明，五四运动以后，反对封建复古主义仍是一项严重而艰巨 的任务。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李大钊在《新潮》二卷二号上发表的《物质变 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道德变动与物质变动 的关系。他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 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 随着变动”。道德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的，因此“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 发生”。“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 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 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有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 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 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 的道理”。
一九二○年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七卷二号上又发表《由经济上解

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他指出：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制 度不同，文化思想也就不一样。在中国，两千多年来延续的是一种封建的经 济制度，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而孔子学说则正是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 “表层构造”，其内容必然适应着“基础构造”的需要。自从外国资本主义 侵入中国之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经济以至大家族制度便发生了动摇， 而这也就必然要引起思想、文化、道德的改变。他认为：“孔子主义”“并 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 现在经济上发生了变动，孔子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 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
　　李大钊的文章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却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复古主 义，并且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做了开 创性的工作。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


　　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新起点。“五四”以后，工人的罢工和政治 斗争继续进行着。同时，广大知识分子在“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 声浪中逐渐改变着对劳动人民的看法。不少先进分子主动接近工人，到工矿 去了解工人生活和劳动的状况，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经过一年的努力，马 克思列宁主义较广泛地传播开来，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结合。
　　一九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表现了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结 合的新的努力和工人阶级的进一步觉醒。这一年的五一节，在全国许多城市 举行了集会讲演或游行示威。北京的纪念活动由李大钊、邓中夏等主持进行， 召开了有五百多工人和学生参加的纪念会。工读互助团出动两辆汽车上街宣 传。平民教育讲演团分组到街头讲演。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了《五一历史》 等大批传单。长辛店工人救国十人团的活动分子举行了纪念会。在上海也召 开了庆祝会，到会者千余人。在广州、长沙、九江、唐山、汕头，漳州、哈 尔滨等地，也有工人的集会和散发传单等活动。
各种报刊参加这一年的纪念活动是空前的。北京《晨报》、天津《大公
报》、上海《民国日报》、《时报》、《申报》等都报道了各地庆祝“五一” 的情况，或发表纪念文章。《新青年》、《觉悟》、《星期评论》、《新社 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刊物，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
上述情况表明这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已经开始突破了知识分
子的范围，成为包括有工人在内的活动了。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 人运动相结合的一种表现。
通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加广泛了。一九
二○年八月《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不久，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相继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 相继出版，科学社会主义的迅速传播，对走在探索道路上的知识分子是一个 巨大帮助，促进他们抛弃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一九 二○年夏秋。陈独秀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 节，参加编辑了《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还为该号写了《劳动者的 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两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 资本主义剥削，热情支持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他还积极参加纪念劳 动节的活动。同年九月，他写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思 想有力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温和的社会主义。他宣布：“我虽然承认不必 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 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我承认用革 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 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 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 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这表现 他已经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的转变，对推动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 受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到一九二○年夏秋，既信仰又积极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人已经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众多了。这就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

立准备了条件。 一九二○年初，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
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同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威经斯基来华，了解中 国的政治情况。威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 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共产党组织便在各地出现。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一九二○年八月正式建立。由 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等发起，推陈独秀为书记。一九二
○年九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把《新青年》作为它的机关刊物。十一月创办了
《共产党》月刊。 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于一九二○年十月，成员先后有李大钊、张申府、
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等人。 一九二○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举行会议，成立了武
汉共产党组织。 一九二○年十二月左右，王尽美与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部分骨
干，秘密建立了山东的共产党组织。最初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 人。
　　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于一九二一年一月，是在陈独秀帮助下建立的。 最早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
一九二○年，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进行了建党活动。一九二○年毛
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有了进 一步接触。到一九二○年他已经由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 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二○年四月，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和陈独秀讨 论了组织共产党的问题。七月，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八 月建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学习有关马克思主 义的书籍，宣传社会主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了湖南的共产党组 织。蔡和森等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法国更多地接触到了有关马 克思主义的书刊。在会员中进行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和建党问题的讨论。这些 也都为建党作了准备。
一九二一年初，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由张申府、刘
清扬、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组成。蔡和森曾打算在法国建立共产党。在日本 也有共产党的成员，他们是在国内参加建党酝酿活动后去日本的。
上述早期共产党组织，名称不一，但都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各
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
合大大前进了一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都积极进行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共产 党的准备工作。

二 罗素来华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各地共产主义小 组建立之后，更扩大了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地主资产阶级学者邀请罗素来华 讲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张东荪、梁启超等借助于罗素讲学之机， 宣扬社会改良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因而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罗素是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
　　
他于一九二○年十月到中国，次年七月离开。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 作过多次讲演。他的一些著作也在这前后被译成中文出版。罗素的学说是作 为新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新青年》为了迎接他来华，在第八卷第二、 三号介绍了他的生平和学说。为了研究罗素的学说，在北京成立了罗素学说 研究会。罗素的来华和资产阶级学者对罗素的宣扬，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件大 事。
　　基尔特是欧洲中世纪的行会的译音，是按行业联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基 尔特社会主义是以采取行会的某些精神和办法为特征的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流派。它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年的英国，是世界改良主义思潮的一种。它反 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和平进化的办法废除私有制度，实现劳 动的解放。
　　一九二○年十月间，张东荪等陪同罗素到湖南讲演，张回上海后于十一 月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等文，说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 不是宣传什么主义，当然更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他实际上是主张发展资 本主义。这种论调刚一发表，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 的反对。《民国日报》、《新青年》等报刊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指出：社会 主义者从来没有反对过发展实业，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开发实业，什么是中 国的真正出路。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认为：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发实业，不 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 也增加贫乏”①。所以应该提倡社会主义。
以后，张东荪等又在《时事新报》和《改造》月刊的“社会主义研究”
专栏中，连续发表文章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张东荪的《现在与将来》和 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是有代表性的两篇。张东荪等认 为，中国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工厂很少，“真正的劳动者”几乎没有。在 工业没有发达的国家，资产与劳动两阶级，是没有多少冲突的。在中国，工 人的痛苦不是来自资本家，而是由于得不到工作。在“无劳动阶级”的中国， 社会主义运动当然不能兴起。工人阶级政党也当然不能成立。在这样的中国， “真的劳农主义决不会发生”，而“害民”的“伪的劳农革命恐怕难免”。 他们虽然虚伪地宣称“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而实际上则一面宣 扬先发展资本主义后实行社会主义的“阶段说”，一面则把社会改良主义当 作社会主义，大加鼓吹。
针对上述谬论，《新青年》、《共产党》和《民国日报》等发表了许多
文章，进行批判。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社会革命底商榷》，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 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毛 泽东在长沙听了罗素关于发展实业与教育的讲演后，同新民学会会员进行讨 论，加以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指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 日本，??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 中国与欧美“不同的地方，也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 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①这就驳斥了中国现时不能发展



① 《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版。
①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工人运动的谬说。他们批驳了张梁的阶级调和论，指出工人在资本家掠夺支 配之下，“绝对得不到丝毫的幸福”。他们揭露了张梁的社会改良主义，说： “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 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院内 供他的御用罢了”②。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的核心问题就是“阶级战争”和“无 产阶级专政”，就是“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就是“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 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 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 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 生产力”。①
　　这次论战进行了一年多，它的规模是空前的。争论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 发展前途问题。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五四”以后 的短时间内，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各种社会主义，一下 子同时广泛流行，所以辨清真假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历史前进中必须解决的重 大问题。经过辩论，先进人物更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无 产阶级专政思想取得了胜利。这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先决条件，是 建党的决定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还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因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 务。因而也就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批倒张梁的谬说，战胜资产阶级的“马克 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非难。但是决不能因此忽视这次论战是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一大步骤。

三 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二十世纪初，它被当作一种社 会主义思想，经过一些留学日本、法国的学生和反清的流亡者的介绍，传到 了中国。“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并扩散 到工人之中。当时先后成立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如晦鸣学社、无政 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心社、实社、进化社、奋斗社等等。从一九一九年下半 年到一九二○年，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或侧重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出版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约有七十 多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反封建来说，有革命的一面，因此被反动派视为“洪 水猛兽”。但它又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如不批判这种思想，划 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产生。
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有许多派别。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 府主义者，是所谓正统派，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力量。他们的代表性刊 物是《进化》。他们根据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 为互助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而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等社 会现象，则是由于国家、政治、法律和私有制毁坏这种本能的结果。他们把 作为阶级斗争必然产物的国家，看作人类互相“仇视”、“嫉妒”以及“相



②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九二一年二月），《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一九二一年
八月一日出版。
①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

侵相夺相杀相害”的根据。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强权，反对暴力革 命，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 别。宣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
①他们表示，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的国家”，而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 政的“未来的国家”。②从反对一切国家出发，他们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诽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 政府。他们要求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废止一切权威，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 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实现所谓“完全平等”、“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 产主义”。可见，无政府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
　　从一九二○年起，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开始对无政府主义 进行批判。《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先后发表了批判文章。他们首先 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谬论，阐明了国家的性质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 重要性。他们指出：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关。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①。剥削阶 级利用国家压迫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推翻压迫，求得彻底解放， 就必须用革命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推翻有产阶 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②他们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本质区别。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用来剥 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者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国家是维护无产阶级和 广大劳动者的利益的。因此，对于贵族资产阶级的“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 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必须坚决反对，并且把它们彻底推翻； 而对于无产阶级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 有的法律”，则不仅不应当反对，而且必须加以巩固。③因为只有巩固它，才 能“防止”资产阶级的“阴谋活动”，使他们“不至死灰复燃”。他们还进 一步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 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 他们尖锐地指出，若是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 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的出现；??便 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④
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和分配问
题上的谬论。他们指出，按照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 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但是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打破集中的大生产，把生产 资料分散给个体小生产者，而是要改变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将生产 资料收回国有，实行集中的有计划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高速度地发展社 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意见，将“一切生产机 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其结果只能造成生产混乱或停顿状态，



① 《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奋斗》第二号，一九二○年二月出版。
② 《国家、政治、法律》，《新青年》八卷三号，一九二○年十一月出版。
① 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新青年》九卷二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出版。
② 《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五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出版。
③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八卷一号，一九二○年九月出版。
④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八卷一号，一九二○年九月出版。

而把社会拉向后退。他们还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产 水平而主张立即实现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绝对办不到的。只有 “社会的生产力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才是“可实行的”。①
　　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还着重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所谓 “绝对自由”的谬论。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不是绝 对的。因此所谓个人“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 制度下，自由也不能是绝对的，也还要有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
　　《新青年》和《共产党》等刊物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成绩是很大的。 通过批判，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明了中国应该建立共产主义政党 的道理，使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区别开来。这次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对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体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没 有这场斗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

四 新民学会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的讨论


　　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泽东、蔡和森和一部分有志救国的进步青年，在湖 南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会章规定：“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 心风俗为宗旨”。①
一九一八年六月，学会讨论了“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认为组织会员
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革命思潮比较便利的法国去勤工俭学是必要 的，于是进行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蔡和森、向警 予、蔡畅及萧子升等一批会员相继到法国勤工俭学。这不但推动了会员本身 的思想的变化，而且对学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四运动中，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成为当地群众运动的骨干。五四运动
后，会员们一面投身革命运动，一面探讨革命思潮，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有一批会员开始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会员思想的变化，关于学会的宗旨、任务等问题
日益为会员所关心，并经常进行讨论。一九二○年七月六日到十日，赴法国 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尔尼召开会议。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决定会务进 行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议在讨论改造的方法时，出现了两种根 本对立的主张。蔡和森等“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 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 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 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 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然和”。②
会后，争论各方均写信给毛泽东，阐述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在十二月一 日写信给在法诸会友，指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 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对改造的方法， 他不同意萧子升等人的意见，而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并且



① 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第二号，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版。
①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新民学会资料》，第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九月版。
②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新民学会资料》，第一三七页。

阐明了自己赞成“马克思式革命”，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改良主义、无 政府主义的理由。①蒙达尔尼会议关于学会方针任务的讨论，在国内新民学会 会员中引起很大反响。
　　一九二一年一月，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举行新年大会，讨论新民学会应 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问 题。关于共同目的，大多数会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 的。关于方法，会员们各抒己见，争论很激烈。毛泽东在讨论时说：“社会 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 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 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 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 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②。最后表决，多数会员赞成 布尔什维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如何着手”问题，提出研究、组 织、宣传、联络等方面均可进行。这次会议提出了“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 的建议，并决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上多数人赞成布尔什维主义的事实， 说明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占了上风。 这就使新民学会这个革命团体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新民学会会员在通信中和会议上曾讨论组织共产党问题。特别在蔡和森
和毛泽东的通信中深入地讨论了建党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要 进行革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 队、作战部。有了党，革命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指出：“唯物史观是 吾党的哲学根据”。毛泽东和蔡和森对建党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的重要思想准备之一。

五 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和组织的发展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加紧对工人阶级的 宣传和组织工作。共产主义小组从事工人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出版专门 刊物，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一九二○年八月，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出版了工人刊物《劳动界》，它用浅显的语言、生动的事实，向工人说 明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道理；说明 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私有制必然为公有制所代替是历史发展的 客观规律；说明打倒资本制度、实行社会主义是工人群众自己的责任，是工 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效法俄国革命的榜样，打倒旧的社 会制度，建立由工农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劳动界》得到广大工人 群众的欢迎，工人称它是自己的“喉舌”。它是当时工人们学习社会主义基 础知识的良好读本。
一九二○年十一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它的中心内 容是反映当时工人的悲惨生活，报道工人的罢工斗争。它特别强调要使刊物 “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成为他们“阶级战争的工具”。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和《劳动与妇女》。



①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新民学会资料》，第一四四页。
②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第二三页。

　　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在工人 比较集中的地方办工人补习学校。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把长辛店作为进行工人 运动的重点。一九二一年一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主持人是邓中 夏。稍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上海第一劳动补习学校。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草厂、汉阳兵工厂等办了类 似的识字班。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曾到济南机车修理厂进行工作。这种方式把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联系了起来，一方面使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得到 进一步的改造，一方面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
　　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之后，迫切要求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 织。一九二○年十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一部分机器工人发起 组织机器工会。他们把“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的痛苦”作为成立 该工会的宗旨。①上海机器工会于十一月正式成立，会员有三百七十多人，并 出版了刊物《机器工人》。这是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第 一个工会。同年十二月，在上海改组成立印刷工会，会员达到一千三百多人。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酝酿，长辛店工人一千余人在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纪念 大会上通过组织工会的决议，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不久，便正式成立 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出版了《工人周刊》。济南的理发工人、印刷工人， 广州的理发工人和武汉的人力车工人，都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了 工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领导了一九二一年三月汉口人力车夫反对车行资 本家增加车租的罢工斗争。
湖南的共产主义者经常到当地纺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面粉厂、
铁路工人、泥木工人、搬运工人中进行工作，开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 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时，长沙数千工人举行游行，提出“改善待遇”、“加 强团结”的口号。当地各行业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开始组织起来。
由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做了有成效的工作，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
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同 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这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 熟。

六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二人，他们是： 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 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 他们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 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经过与会代表同意，大会的议程包括：听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报 告；起草并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会议先由各地代表汇报本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建立党团组织情况。二十 五、二十六日休会两天，起草会议文件。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三天集 中讨论会议文件草稿。在讨论中，既有一致的认识，也有激烈的争论。最后



① 《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劳动界》第九册，一九二○年十月十日出版。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纲领规定：“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 消灭阶级差别。联合第三国际。凡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的人， 经党员介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但是在入党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 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纲领还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 机构以及严格的纪律。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 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建立工会，开办工人学校，提高工人的觉悟，开展工人 运动。在对待其它党派的态度上，要求党在政治斗争中，永远站在独立的立 场上，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 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七月三十一日大会闭幕。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 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 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产生了 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①鸦片战争以后，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民 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 没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 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 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 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 期不可能出现的。”②“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③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为实现自己的纲领，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
争。























①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一四五一页。
②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二九○页。
③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九七页。

第二章 军阀的混战和政治争斗 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发展

第一节 帝国主义的“协同”侵略 军阀的混战和政治争斗 一 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争夺中国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大战结束时， 美国向英、法、日三国提议组织四国借款团，由该团包揽对中国政治的和经 济的借款。美国的目的是压制日本的在华势力和由它来控制中国。经过一番 斗争，新四国银行团于一九二○年十月在纽约正式成立，美国在银行团中占 着优势。美国公使在致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出：新银行团“应得预问”中 国财政收支和官吏任用，并有“查帐之权”。这就是说美国企图成为军阀政 府的太上皇。
　　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新四国银行团。上海和北京各界及学生团体等，纷纷 发出函电，反对银行团对中国投资，反对北京政府向银行团借款。由于中国 人民的反对，同时由于四国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当 时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势力比较大，使银行团无法进行工作，美国未能达到 预期的侵略目的。但是，新四国银行团的成立，使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发 生了变化。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在美国建议下，召开了讨论限制
军备问题、太平洋问题和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日、 法、意、中、荷、葡、比九国。美国倡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依然是企图 压制日本和进一步控制中国。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拆散了英日同盟（英日同盟条约在一九二一年期满
后没有续订），又联合英国强迫日本接受美、英、日海军吨位为五、五、三 的比率。这些是对日本的打击。
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处理中国和外国关系的“十项原则”。十项原则一
方面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一方面又声称 完全赞同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中国代表还提出取 消二十一条的要求。美国因为二十一条侵害了它在中国的权益，因此逼迫日 本让步。由于中国人民多年来的斗争和美国的压力，日本不得不表示可以放 弃条约中的部分条款。华盛顿会议期间通过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条约有：《中 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 条约》（通称“九国公约”）、《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是由中日代表在会外“直接交涉”达成的。这个条约 虽然规定日本将侵占的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但是又规定中国必须将 该区域全部化为商埠，准许外人在这里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职业。关 于日本侵占的胶济铁路，条约规定应由中国用五千三百四十万金马克赎回。 在路价未偿清以前，中国政府应任用一日人为车务长，一日人为会计长。在 此条约的附约中，还规定了许多对日人和外国侨民的特殊权利。因此，所谓 交还胶州和胶济铁路，只是把胶州由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改变为各帝国主义共 同侵略的商埠；而胶济铁路则仍然为日本控制。华盛顿会议并未使中国真正 收回山东的主权。
关税条约规定：中国进口货税率一律为值百抽五；废除厘金，代以值百

抽二点五的附加税，奢侈品附加税额可稍加提高，但不得超过值百抽五。这 是继续侵害中国关税主权的条约。
　　九国公约名义上“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 这只是一句空话。公约又规定：要切实“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 会均等之原则”。为此，任何一国“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 九国公约是帝国主义共同侵略中国的协定。九国公约的签订，是美国图谋扩 张在华侵略势力的一个胜利，由此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在中国出现 了几个帝国主义共同侵略的局势。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形势的重大 变化。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对外关系同这种形势是分不 开的。
　　对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上损害中国权益的行径和北京政府的媚外行 为，中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留美学生曾在华盛顿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中日 直接交涉。杭州、上海、济南、北京、汉口、天津等地的学生和各界群众， 都曾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罢课，反对中日会外交涉，要求取消二十一条， 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宣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华盛 顿会议的侵略性质，指出：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采用“门户开放”政策，“完 全是要借着这个‘开放’来打破日、英在中国的优势，让他自己插足进来， 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华盛顿会议使中国由历来受各帝国主义的“互竞侵 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 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因 此中国人民必须起来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回到中国市场。特别是
日、美、英等国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世界大战一结束，中国进口贸易总值立即大增。以一九一三年进口总值
为一百，一九一九年增至一百一十四，一九二三年激增至一百六十二。因此，
入超比战前更为严重。一九二○年入超为二亿二千万海关两，已达一九一三 年水平，一九二一年更高达三亿海关两以上。各国在华商船航行吨位，一九 一三年为七千三百四十三万吨，一九二○年达到七千六百六十一万吨。中国 各商埠的外侨和外商，一九一三年分别为十六万三千余人和三千八百零五 家，到一九二○年各增至三十五万二千余人和七千三百七十五家。
作为财政资本在中国统治中枢的外国银行，在大战中和战后，迅速增多
起来。一九一四年以前，日本以外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共计十六行七十一处
（连同分支机构），而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十三年间，各国在华新 增设的银行即几乎相当于过去六、七十年间开设银行的总和，达十六行五十 处，其中大多数是一九一七年以后设立的。重要的有：英国的大英银行，美 国的大通银行、运通银行、友华银行，荷兰的安达银行，意大利的华义银行 等。日本在华银行中资本总额在五千万至一亿日元的住友、三井、三菱等银 行，都是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开设的。外国银行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 使中国的金融事业和工业资本成为它们的附属品。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投资，战后也空前地加多了。据统计，已查明设 立年代的外国工业企业，一九一一年以前为三十八家，一九一一至一九二○ 年为二十八家，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年为五十四家，显然是大幅度上升的趋 势。战后帝国主义在华直接投资，更重视运用“中外合资”的办法。一九一 七至一九二七年间，纯日资企业的资本增加百分之二百一十四，中日“合资”
　　
企业中的日方资本竟增加了百分之六百五十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种所 谓“中外合资”企业，事实上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中。
　　此外，帝国主义的国际经济垄断组织，在战后又把它们的势力进一步伸 入中国，在中国增设了许多分支机构。一九一九年设立的有瑞士的汽巴公司； 一九二○年设立的有英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美国的杜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 司，法国的永兴洋行；一九二一年设立的有英国的邓禄普橡皮公司；一九二 四年设立的有德国的德孚洋行。日本各财阀的企业，战后在中国更加活跃。 各国在中国的公司商店数目，在战后大大增加了。
　　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紧，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同时 帝国主义尽力用经济力量控制中国的政治，使北京政府和地方军阀成为自己 的工具。

二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和曹锟贿选


　　从皖、直、奉三派军阀势力分立以后，彼此间不断进行混战和政治争斗。 一九一八年九月，老官僚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段祺瑞为缓和皖直 矛盾，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专任参战督办。但他仍然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实权。 段祺瑞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则依靠手中的军事大权，企图武力统一 西南，并排挤直系军阀，夺取他们的地盘。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冯国璋死后， 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兼直隶总督曹锟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但有实力的人物 是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他们为了和皖系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从各 方面进行倒皖活动。经过广泛的联络，从一九一九年秋冬到一九二○年初， 形成了直、苏、鄂、赣、豫五省和东北三省的八省反皖同盟。被北京政府派 到湖南同西南军阀作战的吴佩孚，也和湘桂军阀订立了停战协定，结成反皖 同盟。
与此同时，吴佩孚不断发表通电，主张拒签巴黎和约，反对安福系头目
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要求从南北战争前线撤 兵等等，从政治上打击皖系军阀，并骗取舆论的支持。
一九一九年冬，段祺瑞准备对直系的长江三省督军采取行动，直皖的矛
盾尖锐化。一九二○年三、四月间，八省反皖同盟两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 解散安福系，直军撤防北归。五月，吴佩孚不顾北京政府的阻拦，撤军北归， 六月上旬抵郑州。与此同时，段祺瑞也举行秘密会议，调兵遣将，积极进行 作战准备。七月四日，在直系奉系压力下，徐世昌下令免去皖系重要分子徐 树铮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于是，皖系决定发动对直战争。 七月八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并胁迫徐世昌免去曹吴 之职。七月十一日，张作霖通告派兵入关。
　　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爆发。直军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双方在河北 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作战。开始皖军在日军支持下，曾获小胜。随 后吴佩孚突袭皖军前敌指挥部得胜，同时奉军在东路协助直军作战，皖军遂 全线崩溃。十八日，段祺瑞向直军求和，并通电辞职。接着直奉联军开到北 京。战争以皖系失败而结束。
　　战争结束后，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皖系祸首， 解散安福俱乐部，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和西北边防军等。
但是，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和以日本为后台的奉系，是不能长久共处的。

战争一结束，两派军阀就展开激烈的争夺。 直皖战争后，吴佩孚当上了两湖巡阅使，直系又取得了江苏督军的地位，
并连续获得对陕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军事胜利。奉系虽然夺得大批皖军的 辎重财物，但未抢到很多地盘，于是就同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和广州的孙 中山，结成反直的三角同盟。
　　直奉争夺的中心是北京政权。一九二○年八月组成靳云鹏内阁。靳内阁 开始亲奉，以后被改组成以接近直系的政客为核心的亲直内阁。随后张作霖 到北京，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推倒靳内阁，推荐以奉系为后台的亲日派梁士诒 组阁。梁内阁上台后，赦免了被通缉的安福系战犯，任亲日派曹汝霖等以要 职，又打算和日本举行山东问题的秘密谈判，以换取日本的借款。梁内阁的 卖国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乘此机会，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接二连 三地通电揭露梁内阁的各种丑行，逼迫梁士诒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 由颜惠庆暂时组阁。这时奉军连续开进关内备战。直系也调动军队，准备和 奉军决战。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直奉战争爆发。战争的东路在津浦线，西路 在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战争一开始，直军一度后退。五月四日，原系冯国 璋部下的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斗，牵动整个西线奉军瓦解，全部被歼。东线 奉军也被打败。随后，张作霖逃回滦州，梁士诒等逃往日本。直奉战争结束。 北京政府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令其听候查办，下令通缉 奉军祸首。但是，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于六月四日自称“东三省自治保安 总司令”，宣布“闭关自治”，并派兵在秦皇岛附近和直军继续作战，先胜 后败。接着，由英美教士调停，奉直签订停战条约，以榆关为两军分界线， 奉军撤出关外。
直奉战争以后，直系独霸了北京政权。为了制造“合法”的假象，直系
军阀曾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捧出原总统黎元洪复职。但当他们自认为统治 已经稳定时，就策划踢开傀儡黎元洪，由曹锟直接上台。
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内阁成员在曹锟指使下制造内阁危机，迫使张绍
曾内阁总辞职。但事后直系军人反咬总统黎元洪干涉内阁职权，破坏责任内 阁制。接着直系军阀导演了所谓“国民大会”、“市民请愿”、军警索饷、 “公民示威”等一系列事件，逼黎下台。黎元洪不得不出走天津。到十月， 曹锟便上演了贿选的丑剧。
曹锟为了把自己“选”为总统，采取了高价收买和武力胁迫的手段。他
以四十万元收买了国会议长，又以每张选票五千到一万元的价钱（选前给支 票，选后兑现）贿买了五百多个议员。同时对反直派进行镇压，还逮捕记者， 封锁舆论。十月五日选举的当天，又派出大批军警宪兵警戒。通过这样的“选 举”，曹锟坐上了总统宝座。十月十日，曹锟就职。同日，颁布一部反动的
《中华民国宪法》。 曹锟的贿选和“制宪”，是对民元《约法》和由约法规定的国会制度的
极大讽刺。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把《约法》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象征，并企图用它来维护革命的成果。但是，北 洋军阀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再到曹锟和吴佩孚，却都把《约法》和国会作为 玩弄政治阴谋和争夺权势的招牌。经过曹锟的贿选和“制宪”，辛亥革命留 下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的残余，连影子也没有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宪法和国会不过是军阀官僚手中的玩物。曹锟的贿选，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

反对。


三 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和地方军阀的“联省自治”


　　直系军阀掌握北京政权后，高唱“武力统一”。“武力统一”是北洋军 阀中力量较大的一派吞并异己、实现专制独裁统一的传统政策，袁世凯、段 祺瑞都曾推行这个政策。直系头目吴佩孚在和段祺瑞争斗时，“爱国”是他 的口头禅，一再通电谴责武力统一，主张南北和谈，甚至提出召开国民大会 以解决国寔，实现“和平统一”。这些谎言曾起过一些欺骗作用。在直系夺 得北京政权以后，吴佩孚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企图通过黎元洪和王宠 惠内阁实现他统一中国的野心。但是由于曹锟急于取代黎元洪当总统，直系 内部发生保、洛分化，使吴的计划落空。于是吴佩孚便以洛阳为大本营，开 始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一九二三年三月，吴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 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他凭借河南、湖北、直隶、陕西的广大地盘和英 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一面准备对东北的张作霖作战，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 勾结粤军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指挥和策动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军阀攻掠 福建、广东、四川和湖南。
当势力强大的中央军阀大唱“武力统一”的时候，各省军阀为了抵制中
央军阀和外省军阀侵占自己的地盘，达到自保的目的，则大唱“省自治”或 “联省自治”。
湖南省的军阀是省自治、联省自治最早的鼓吹者。一九二○年七月，湘
军总司令谭延闿在湖南人赶走张敬尧之后，通电号召“湘人治湘”。十一月 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同月，谭去职，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省议会 选举了省长，正式宣告“自治”。一九二二年一月公布了省宪法，规定：“湖 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
一九二一年内有许多省的军阀宣布自治和联省自治。一月，四川军阀刘
湘通电宣告“川省完全自治”。二月，在自治的名义下，川军赶走了在川的 滇军。四月，贵州军阀卢焘通电主张“由各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奉 系军阀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中失败后，在五月宣布东北三省自治。奉系是国内 最大的军阀之一，它本来是积极向外扩张的，但在战争失败之后暂时采用自 治的口号以图自保。六月，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法，实行 地方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这个通电发出后，大受联治派的欣赏。湖 南的赵恒惕、贵州的卢焘、广东的陈炯明、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顾品珍都响 应卢的主张。广西省议会、湖北省议长、山东省议会都通电响应。陕西成立 了“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召开了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通过了制 定省宪案。在湖南省公布了省宪法以后，浙江、广西、四川等省都公布了省 宪法。
　　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对军阀来说，不过是纵横捭阖的一种手段，谁也不想 给人民一点民主权利，也不是真正的保境安民。军阀之间的战争和政治争斗 是十分激烈的，势力的消长和地盘的得失变化很快很大。省自治和联省自治 是不能实现的。这种论调在喧嚣了两三年之后，就沉寂下去了。

四 国民经济发展的迟滞 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

　　在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和军阀不断混战的情况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 展陷入迟滞的状态中。劳动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中国民族工业的个别部门和企业，继续有所 发展，但就民族工业的整体来说，却迅速由繁荣转入萧条。大战期间发展较 快的棉纱业，战后险象环生。民族资本的纱锭数，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 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二，而日本在华纱厂的纱锭数，同期增加了百分之 一百五十八，大大超过华厂的增长数。由于外资的竞争和排挤，原料和市场 都十分紧张，形成“棉贵纱贱”的状况。加上苛捐杂税、运输困难等原因， 华资纱厂屡屡发生亏本现象。一九二二年每生产十六支纱一包就要亏银十二 两以上。这样，一些准备扩充的纱厂，都改变原来的计划。新建的纱厂往往 开工不久就告停业。还有一些新厂，维持不下去，只好出租或出售。一些历 史较久的老厂，也是奄奄一息，时开时停。一九二二年八月，华资纱厂联合 会曾召集上海各纱厂开会，公定最小限价，以维持生产，但纱价仍然下跌。 十二月，又作出停工四分之一的决议，但是这也没有使纱市情况好转。到一 九二三年，有的厂就只好全部停工或仅作日工，或乘年关时节，提早停工。 华资纱厂停工减产，外资纱厂就乘机积极扩张势力和占领市场，因此许多华 厂倒闭或被外资并吞。
中国的面粉业，自一九一五年起出超。战后各国的生产逐渐恢复，排斥
中国面粉入口，使中国面粉的国外市场大大缩小。同时，日、美、澳洲、加 拿大的面粉大量输入中国，充斥市场。一九二二年面粉入超合银一千一百多 万两，一九二三年增至二千多万两。因此上海面粉厂倒闭停工的很多。
战后由于铁价暴跌，铁厂纷纷停工。从一九二○年起，本溪湖铁矿和铁
厂、汉阳钢厂、扬子机器工厂、汉阳铁厂等先后停工。此后钢铁工业一蹶不 振。
再如丝织业，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被称为上海丝织业的“危险时
期”，很多丝绸厂倒闭。 以上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变化的情况表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
尤其是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有
可能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农村经济起了极大的分解作用，加深了农村经
济殖民地化的程度，使农村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吸收原料的市场。
　　战后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其中绝大部分是日用消费品，而主 要销售对象则是广大农民。以一九二○年为例，消费品占进口商品的百分之 七十一点五。帝国主义向农村倾销商品的结果，打击了农村的手工业，促使 广大农民更加依赖于市场，而成为帝国主义商品的直接消费者。这不仅加重 了农民的负担，并且迫使农民把农产品送到市场上去换取货币，以便购买他 们所需要的商品，这就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一 次世界大战以后，全国农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资料，约有三分之一是购买的， 全部农产品约有一半是出卖的。华北地区低于这个比例，交通不便的地区更 低，华东地区则偏高。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主要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原料引起的。因此，农 产品商品化的命运，主要取决于世界市场。如：棉花，一九二三年全国产棉 共六百余万担，日本在华纱厂用棉与运往日本者，占总额的将近二分之一。 大豆，一九二三年东北大豆总产为一千二百万吨，其中只有十分之一供当地
　　
消费，其余绝大部分以原豆或制成豆饼、豆油，输往国外市场。这是中国农 业经济殖民地性的一种表现。
　　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排挤了粮食生产，使谷物生产缩减。这又给帝国主 义提供了倾销商品粮的市场，使中国的农业陷入更深的危机中。
　　由于中国的农业经济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控制，农业经济的商品 化并没有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虽然农民不断分化，土地日益集中 到地主富农手里，但是并不象西方国家那样相应地发展资本主义，相反却是 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愈多，其出租亩数占总亩数的百分比也愈高，也就是说， 从事商品生产的不是农业资本家所经营的大农场，而是贫苦农民所经营的小 农经济。因此，农村中农业生产商品化的问题，主要就是这种小农经济的商 品化。小农经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生产力十分低下，产 量很低。但是，他们为了交租、还债，为了用细粮换回粗粮充饥，为了从市 场上换回最低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在收获时尽快贱价出卖自己的产品。结 果是，小农经济越商品化，便越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高利贷的残酷压榨， 农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造成农村经济的凋敝。
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剥削的加紧，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痛苦。 帝国主义在中国设厂，直接剥削中国工人。战后民族资本主义为了和外
资竞争，更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的榨取。工矿企业几乎没有劳动保险，伤亡人
数很多。本溪湖煤铁矿，一九一九年死亡二千六百五十七人。开滦煤矿一九 二○年十月一次瓦斯爆炸，工人死亡五、六百人，伤者不计其数。工人的劳 动时间很长，一九二○年上海等地工厂工人的日工作时间一般是十二小时， 多的十四、五小时。工人的工资非常低，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上海纺 织行业男工的日工资约在二角二分至五角之间，女工约在一角五分至三角一 分之间，童工约在一角至二角之间。工人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
广大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高利贷者的残酷压榨下，既要交租付
息，还要负担各种苛捐杂税。正税之外还有附加税。有的地方还有几年至几 十年的田赋预征，如四川某些地方，在一九二六年竟预征田赋到一九五七年。 经济榨取之外，农民还被抽丁、拉夫。在军阀连年混战当中，更不断遭到烧 杀淫掠之害。战祸之外，天灾不断。一九二○年，华北五省大旱，灾民达两 三千万人，死亡五十多万人。在人祸天灾交迫之下，农村凋敝，田地荒芜。 广大农民遭受着无穷无尽的灾难。
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剥削之下，大量破
产，境况一天不如一天。知识分子则受着失业的威胁，过着困苦的生活。 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表明，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
建主义的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现状。 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迅速广阔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潮

一 “好政府”主义


　　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连年混战，使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经济 危机日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不满现状而又不愿意走革命道路的一部分民 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及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 士，幻想通过政治上的改良，谋求中国的出路。改良思潮一时广为传播。
所谓“好政府”主义就是这个时期改良思潮的一种。 一九二二年五月，蔡元培、梁漱溟、胡适、王宠惠等人在《努力周报》
第二期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 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他们认为，“好政府”“在消极的 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积极的方 面是“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及“充分容纳个人 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基本原则，即：要求 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政治”。他们 认为，中国政治之所以败坏，“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社会 上的优秀分子，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组织“好政府”，是“政治改革的唯一 下手工夫”。他们对现实政治问题的主张是：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 协商召集旧国会，制定宪法；克期实行分期裁兵，不准召募新兵；裁官；改 良选举制度，采用直接选举制；财政公开等等。
一九二二年九月，在吴佩孚支持下，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
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入阁，王宠惠为国务总理。他们都属英美派，当 时被称为无党无派的“好人”，因此这个政府有“好人政府”之称。它实际 是听命于吴佩孚的“洛派”政府，而为“保派”直系军阀所反对。它仅仅存 在了三个多月，就于十一月下旬被赶下了台。“好人政府”很快成了历史的 陈迹。

二 省自治和联省自治


　　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出在中国建立联邦制的国家。以后陆续有人提出这类 主张。在一九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间，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要 求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浪潮。当时鼓吹“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有两种 人：一种是地方的军阀政客，一种是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前 者是把这种主张作为同中央军阀和外省军阀争斗的工具，后者是企图通过自 治、联治和制定宪法的办法，改良腐败的政治，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
度。
　　一九二○年七月谭延闿提出湖南自治以后，得到湖南不少人士的赞同。 十月五日，长沙有三百七十七人联名发表建议书，主张由谭延闿的“革命政 府”联合各团体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起草与公布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湖南的 正式议会和各级自治政府。
　　一九二○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 府议》一文，认为：“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藉过高”，引起军 阀争夺总统、总理的职位所致。救治的办法是：各省人民，自制省宪法，文
　　
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 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省长处省城，督军居安塞，军民两政，互 不相牵。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 一切，毋得自擅”。如此，“自无争位攘权之事”，“内乱庶其弭矣”。他 认为这个“联省自治虚置政府”的办法，“中国所宜，无过于此”。
　　一九二○年以后，各地成立不少自治运动的团体。如北京成立有江苏、 安徽等十三省市自治联合会和直隶、山东等十四省自治运动同志会。天津成 立有直隶、河南等五省一区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有旅沪各省区自 治联合会。四川成立有全川自治联合会。此外，许多群众组织也都纷纷要求 自治。在这些团体中，固然有不少军阀代理人和官僚政客参加，但多数是各 阶层的改良派人士。这些团体为实行“自治”开展了广泛的活动。
　　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提出“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的 主张。他的意见是：中国不适宜于单一的国家组织。军阀的权限所以很大， 是因为地方没有权，又因为中央虽有权而无力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打倒军 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增加地方权限。他断言反抗联 省自治这面“旗帜”的，一定要失败。①
　　一九二三年七月《太平洋》杂志四卷二号发表的《时局之根本的解决》 一文，是宣传省自治文章中比较重要的一篇。该文认为中国时局纷乱的主要 原因是“武人挟其武力，割据自雄，而操持一拥空名无权力之所谓中央政府 以号令国民”。消除这种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实行“省自治”。其理由是：“以 中国之大，决不是可依中央集权政策，以一中央政府支配全国政治而能善其 事的”；而且“对于割据之武人，欲摧破其势力，惟有依省民自决主义，以 民众之势力抵抗之，较为有效”。作者认为只要国中民主分子、各省有力人 士一致努力，“自治运动收效之期益当不远”。
省自治和联省自治作为一种改良思潮，一度十分流行。但是人民不可能
以改良主义的办法实现民主自治，军阀则有的公开反对，有的口头赞成实际 反对。这种思潮在喧嚷了两三年之后，也就消沉下去了。

三 制宪救国


　　制定一部民主宪法，通过这一途径达到救国治国的目的，这是二十年代 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时的报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 的讨论。《东方杂志》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出版了两期《宪法研究号》。制 宪和省自治两种政治主张，在很多地方是重叠的。主张自治的人大多要求制 定一部省宪法，进而制定国家宪法，而主张制宪的人中又有很多人主张在宪 法中规定省自治或联邦制的条文。
中国是一个买办封建军事专政的国家，大小军阀掌握中央和地方的政 权，人民毫无民主自由。所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没有制 定宪法。因此当前的急务，就是制定宪法。有人说：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十一 年了，在此期间，“兵连祸结，扰攘至今，根本大法，迄未公布”。“吾国 今后唯一要图，无过于急速制宪以立国本”。①有人说：“吾以为今后国民之



①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努力周报》第十九期，一九二二年九月十日出版。
① 李三无：《宪法问题与中国》，《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重任，惟促成宪法之制定，俾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 道而已”。②
　　要制定的宪法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人们提出了很多意见。有人主张中国 的宪法应明文规定：（一）各地方今后绝对不许有所谓督军巡阅使及其他类 似制度之存在。（二）全国兵士总额，各地分配之最高额，及全国每年度军 费之最高额。（三）保障全国教育独立及教育经费独立。（四）赋予各省以 广大之自治权，使含有联邦之性质。（五）男女两性在社会上及法律上地位 与待遇平等。（六）扶助国民之经济生活，确立救贫事业。③有人提出所谓“三 个最大的问题”，要求宪法作出明文规定，即采用普通选举、规定劳动法典， 承认妇女参政。④有人主张“我国宪法应明定国民之生存权”，条文是：“中 华民国之国民，得依生存权，请求国家或地方团体，保障其生存上所需之最 低生活资料之权利”。⑤
　　在制宪活动高潮中，一些省和人民团体还制定了几种宪法。《浙江省宪 法》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公布。《湖南省宪法》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公布。广东 省也公布了一个宪法。国是会议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公布了一个宪法草案。这 些省虽然制定了宪法，但军阀并不想实行，那些宪法只是一纸空文。
　　制宪救国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活动，它本来就具有抵制中国共产党从根本 上改造中国的主张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性质。有的文章更明确地说出了抵 制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的思想。例如有人提出所以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是因 为这样作可以“缓和阶级之斗争”，“图社会之健全发达”，“渐减贫富悬 绝之害”。这种主张明显地是出于对“社会主义之思潮，磅礴大地”①的恐惧。 从清末以来，制宪问题是中国政治上经常被提出来的问题。一九二二年 前后两三年中制宪活动是一个高潮。由于反动派的阻挠破坏，这个活动没有
取得任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