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方教育学的输入和教育改革


　　五四运动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风行一时，影响很 大。杜威在中国讲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宣扬他的教育思想。
杜威提倡“平民主义的教育”。他认为，平民主义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社会的趋向怎样，教育的趋向也要怎样，共和的国家是实行平民主义的国家，



② 同上，第三五页。
③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一六七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④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第三三二——三三四页。

必须有平民主义的教育。平民主义教育的真正意义，是要“个个人受教育”， “把教育普及到大多数平民身上去”。杜威如此提倡平民主义教育，是企图 用“教育的方法”调和阶级矛盾，抵制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他说：“现在世 界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过激主义如风起云涌，这是什么缘故呢？寻根 究底，就是平民没有受着切于生活的教育”。“世界社会问题的最后解决， 不在增加工资，也不在减短作工时间，实在普及平民教育”。①由此他联系到 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如果受高等教育的人知道普及 平民教育的重要，采取措施，使将来工人有发展心思、知识的机会，“也许 可以免掉现在欧美扰乱不安的现状。”②
　　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认为儿童、社会、学校和 学科是教育的三个要点。儿童，是教育的根基；社会，是教育的目的；学校 和学科，是儿童与社会中间一条过渡的桥。教育者要根据社会需要，选择几 种主要的社会生活，安排在学校里，“使学生的生活就是最精采的社会生活； 使儿童做这种活动时，就可以不知不觉的预备将来了解应付社会国家的种种 需要，种种问题”。③
　　在教学方法上，杜威主张“从做中学”，就是要求儿童从自身的社会活 动中学，利用儿童的本能和生活做基础，通过游戏、有组织的运动、演戏和 “工作”，输入有用的知识，使学生学的东西与人生日用联贯起来。当然，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做法只能是训练学生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他反对贵族教育，
提倡平民主义教育；反对“养成知识贵族”、“养成服从古训”的封建旧式 教育，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强调“个性的教育”；提倡学生自治。 这些适应了五四时期中国反对封建主义的需要。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当
时学生们热烈地讨论教育上的“自动主义”或“自律辅导主义”。他们有人 主张必须“扫除学生之束缚”，提倡“自动教育”，“将学校一切应有之规 则，一任学生自己维持之”。①有人认为教育上的干涉主义和绝对放任主义都 有弊病，应当提倡“自律辅导主义”。②五四运动过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 四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了学监制，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这是全国最早成 立的学生自治会。这一天，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教 育家杜威，都来参加。蔡元培在讲话中说：“成立这个自治会，可以把治者 与被治者的分别去掉”，“关系是重大的很”。学生的自治是个先导，由学 生传给国民，“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③以后各校都成立了学生自 治会。这对后来学生运动、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五四运动使妇女得到很大的解放。“五四”后，女子应和男子享有同样 受教育权的呼声很高。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很多人要求大学“开放女禁”。



① 杜威：《平民主义的教育》，《当代名人新演讲集》，第三二、三三页，上海广文书局一九二二年三月
再版。
② 《杜威五大讲演》（上），《教育哲学》，第一一二页。
③ 杜威：《现代教育的趋势》，《当代名人新演讲集》，第一七页。
① 《自动教育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六十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出版。
② 《自律辅导主义与中学校训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六十一号，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出版。
③ 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第四四三、四四四页。

一九一九年秋，北京大学破例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等也先后 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以后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也开始招女生。一九二 二年颁布的新学制，取消了男女中学之间的差别。至此，在教育制度上，妇 女争得了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一九二一年十月，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一个仿效美国的《学制系统草 案》。一九二二年九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又提出一个《学校系统改革案》。 参酌两案，北京政府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以大总统名义颁布《学校系统 改革案》（即壬戌学制）。这个改革案规定了中国的学制：小学六年，其中 初级四年，高级二年。中学一般为六年，初高级各三年。大学四至六年，专 门学校三年以上，大学可附设专修科。另外还有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当时 美国教育家孟禄到中国进行教育调查，直接参与了这次学制改革。此后，中 国的教育制度即由抄袭日本改为仿效美国。

五 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战


　　自《新青年》提倡新文化以后，又经过了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在思想 界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从此在思想界公开反对科学的人是很少了。在“五 四”以后，梁启超发出了“科学破产”的叫喊。他说：唯物派的哲学家，崇 尚科学，“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否认人类意志自由，使人 对善恶不负责任，因而“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造成军阀财阀的争 夺，结果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受到极大的祸害。这说明了科学的破 产。他认为，这科学的破产也就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生观的破产。人生 观受“必然法则”支配的思想，造成了思想界的危机。
一九二三年二月，张君劢作了《人生观》的讲演。他并没有提出他所主
张的人生观，而是集中反对科学法则支配人生观，认为只能用玄学解释人生 观。他认为：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 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 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 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总之，人生观“无客观标准”，“人生观问题之解 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他认为科学可以说明自 然现象，而人类的精神现象则科学管不着。这是反对科学发展的一种思想， 是“五四”精神的反动。
四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
的《人生观》。此后，除了张丁二人反复争论以外，还有不少人参加辩论。 这就是人生观问题的论战，或叫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十一、十二月，陈独秀、 胡适为讨论集《科学与人生观》作了序，同时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 然世界》，这场讨论基本结束。
　　丁文江说，玄学鬼附在张君劢身上，要打这个玄学鬼。张君劢认为科学 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丁则认为：“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 不是科学的材料”。人生观要受伦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的支配。丁还认 为科学方法不但是求真理所必需，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了 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他引胡适在一 篇文章中的话作他的结论：“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 生问题上去”。
　　
　　在争论中吴稚晖提出了“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他说：所谓人生，便 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在“宇宙大剧场”上演戏。如此看人生，便是人生 观。明白地说，他的人生观包括：“（甲）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乙） 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观。（丙）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观”。他把前二 者又叫做“人欲横流的人生观”。依他的人生观看来，“食的性，色的性，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性，并没有什么善恶”。“人欲横流的人生观”，“不 见得同道德有多少的冲突”。吴稚晖是一个无耻的文人和政客，惯于用玩世 的庸俗的态度和文字，谈论重大的严肃的问题。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 及人生观》宣扬的是剥削阶级腐朽的人生观。该文虽曾哄动一时，但对这场 讨论只有消极作用。
　　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自称为“信仰科学的人”。他提出了 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并把它说成“科学的人生观”或“新人生观”。 “人生观是因知识经验而变换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是建筑在“科学常识 之上的一个大假设”。这种人生观认为：在自然主义的宇宙里，人是极其渺 小的。因果法则支配着人的生活，生存竞争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但他能考 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它来驾驭天行。因果律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生 存竞争的观念也不见得使他成为一个冷酷的畜生。在这个人生观里，未尝没 有美，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但 是在实用主义者胡适看来，人生观是一个假设，这就否认了人生观产生的客 观依据，当然更否定了它的阶级性。他更不能正确解释自然法则和人的行为 的相互关系。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说：时代不同人生观也就不同。人
生观是客观的环境造成的，决不是主观的意志造成的。这是社会科学可以说 明的，决不是玄学可以说明的。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的客观因果所 支配，不是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他的结论是：“只 有客观的物质的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 是‘唯物的历史观’”。在讨论中陈独秀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意见。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他抓
住了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 社会和自然界不同，自然界只有无意识的盲目的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而在 人类社会里活动的则是有意识的抱有一定目的的人。人的一切动机（意志） 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律支配的。“所谓‘意志自由’当解释作‘确知事 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人的意志若不根据因果律，则没有自由。但是， 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受必然规律的支配，并不是说人类是纯消极的因素，“正 因为他们在斗争过程里不断发见历史的‘必然因果’，所以能使人类运用‘自 然律’及‘社会律’同登‘自由之域’”。瞿秋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思想正确说明了人生观的基本问题。
　　在这场争论中，玄学派的张君劢公开主张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论， 否认精神现象受客观规律的支配。“科学派”的胡适、丁文江坚持科学能够 解决人生观问题，但他们把人生观看做由知识和经验而得出的一种“假设”。 他们的看法，归根到底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也不能正确地说明人生观问 题。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场争论表现了新文 化运动开始以来科学思想的深入发展。这场争论表明，科学不仅能说明自然 现象和社会现象，它还要求说明人类精神现象。在这个问题上说明了玄学的
　　
无用和实用主义的无能为力，却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 性。

第二编 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末路
（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第一章 北洋军阀势力的演变 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掀起 第一节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和革命运动开始高涨
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 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六十五人，一部 分是由孙中山指派的，一部分是由各地党员推举产生的。其中有廖仲恺、邓 泽如、冯自由、谭延闿、戴传贤（季陶）、于右任、孙科、何香凝等。加入 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守常（大钊）、毛泽东、林祖涵（伯渠）、谭平山、罗 迈（李维汉）、夏曦、于树德等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也是大会代表，但没有 出席。
　　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 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宣言、组织章程、组织宣传、 组织党务等审查委员会的工作。
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有人提出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
他党”，意在反对共产党员的“跨党”。李大钊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发言辩驳，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不能 因为加入国民党而脱离共产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 的”，不是以团体加入的。共产党员的“跨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 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廖仲恺等支持李大钊的发言。会议否决了国民党员不 得跨党的意见。
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委托鲍罗庭起草的。 宣言第一部分为“中国之现状”。它分析了辛亥革命以后，“军阀之专
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的情况，指出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
“为中国唯一生路”。 宣言的第二部分为“国民党之主义”。这部分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使之增添了新的内容。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是主张“中
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二是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 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权，即：“为国民者， 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皆不 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的原则，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 国家当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防止“土地权 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 其耕作”。凡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之企业，要“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宣言指出：国民党对于农夫工人之运 动，要“以全力助其开展”。
宣言的第三部分为“国民党之政纲”。包括对外政策七条和对内政策十

五条。其中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政府所借外债；实行中央与 地方的均权主义，各省自定宪法、自举省长，县为自治单位，实行不以资产 为标准的普通选举制，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 自由；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制定劳工法，帮助女权的发展等。
　　宣言通过后，孙中山就宣言的宗旨作了演说。他总结了国民党过去“与 军阀官僚相妥协，相调和”，使革命“不免于失败”的教训，说明此次宣言 的通过，“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对内“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 人民完全来解放”，对外联合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
　　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标志，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相同，因此， 新三民主义就“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① 当然，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和新三民主义的政纲还是有原则区别 的，特别是二者的指导思想即宇宙观和对领导权问题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 这次大会制定了新的国民党章程。这个党章第一次规定了国民党从中央 到基层的完整的组织系统。即：全国设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各 省设省代表大会和省执行委员会；各县设县代表大会和县执行委员会；各区 设区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和区执行委员会；区分部为基层组织，设区分部党 员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党章关于国民党的总理作了专章规定。它规定孙中山 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之 主席，不要经过选举；总理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中 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些规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
原则是完全不同的，和一般欧美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也不相同。
　　经孙中山提名，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其中有胡汉民、汪兆 铭（精卫）、廖仲恺、戴传贤、林森、邹鲁、谭延闿、于右任、叶楚伦及加 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十 七人，其中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林祖涵、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 四十一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共产党员十名。选出中央监察委员邓泽 如、吴敬恒（稚晖）等五人，候补监察委员蔡元培、许崇智等五人。会后组 成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戴传贤三人。确定各部部长， 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后更换数人），宣传部长先后为戴传贤 和汪兆铭，工人部长廖仲恺，妇女部长先后为廖冰筠和何香凝，青年部长邹 鲁，海外部长林森。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
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 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 的组织形式。但仍有不少地主买办分子留在党内。国共合作的建立，对革命 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 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 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 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①
国民党“一大”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六一页。
①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三三五页。

四川等五处设立中央执行部，分别领导各该地区的党务工作。同时向各省区 派出筹备专员，负责筹组各省区党部。到一九二六年，全国建立正式国民党 省党部十二处，临时省党部九处，特别市党部四处。全国除云南、新疆、贵 州等少数省份外，绝大部分省区都有了国民党组织。在一九二六年初，党员 人数（包括海外）约有五十万，正式登记在册的有二十万。

二 孙中山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有一个很长的形成过程。孙中山在他的晚 年，对三民主义做了系统的阐述。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起，孙中山开 始讲演三民主义。此后每周一次，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 讲完四讲后，因准备北伐而停顿。同年，这些讲演整理成书，在广州和上海 出版。
　　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列举了帝国主义用“政治力”和“经济力”侵略中 国的事实，指出中国已处在比“完全殖民地”还要低一级的“次殖民地”的 地位，并且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他召唤人们认清这种危险，振起民族 精神，团结起“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①他认为要恢复中华民族 在历史上的强盛地位，必须一方面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 另方面学习“欧美的长处”，即欧美的科学，如此“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孙中山高度评价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认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 出一个大希望”。孙中山主张对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世界列强要抵抗他， 就是中国将来强盛了，也仍然要“扶倾济弱”，“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 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讲演，贯穿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 和国家富强、联合社会主义苏联、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光辉思想。但他对 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道德，无批判地作为优秀遗产加以赞扬，则是不正确的。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在民权主义讲演和《五权宪法》等著作中，对民权 主义作了完整的说明。其中包括自由平等观和“权能分开”、“直接民权”、
“五权宪法”、“革命程序”等一整套理论和具体方案。
孙中山把法国革命时期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同他的三民 主义相对照，认为法国的自由口号，大体上和他的民族主义相同（但不是争 个人自由，而是争国家自由）；平等口号和民权主义相同；博爱口号和民生 主义相通。孙中山认为欧美国家虽然“把民权实行了一百多年”，但“至今 只得到一种‘代议政体’”，流弊甚多。因此中国“不可完全仿效欧美”， 而要采用“一种新方法”。什么新方法呢？就是“把权与能来分开”。“权” 即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手内”，使人民“可以直接去管理 国事”。这个政权便是人民权。“能”即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 政府的机关之内”，使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 便是政府权。权与能分开，就可以使政府既成为“万能政府”，又“完全归 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这是孙中山政治学说中的一个基本点。政权和 治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孙中山规定：人民应该享有选举、罢免、创制、 复决四权，即选举和罢免官吏，制订和修改法律的权利。“能够实行这四个 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中央政权要依据“五权宪法”的原则组织起



① 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引文，均见《孙中山选集》下卷。

来，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五权分立，互相制约。 孙中山还规定，革命建国要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依次进行。
　　孙中山所拟定的民权方案，充满着民主主义精神。他的出发点是避免专 制独裁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流弊，真正做到“主权在民”。但是 他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他把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 “不知不觉”三部分，甚至把全国四万万人都说成是“庸愚的”阿斗。所以， 国家大权应该交给有“能”的人去管理。孙中山实际上主张的是“先知先觉” 治国论。“革命程序”中要有一个“训政时期”，就是以这种唯心主义的天 才论做基础的。孙中山民权思想中的这种消极方面，后来被蒋介石集团加以 发挥利用。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为了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需 要”。这是符合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在讲演中，孙中山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民生史观。孙中山 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而 所以有这种调和，又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古今一切人类之 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 有不停止的进化”。因此，他认为“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是“历史的重心”。孙中山重视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企图从社会物质生活中 寻求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包含着唯物主义的成份；但他所说的“民生问题” 是抽象的，是没有社会内容的，他实际是把社会进化的原因归结为人们求生 存的欲望，同时他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把它看作是社会进化 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所以他的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 论”。①孙中山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 并一再说明：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 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因为马克思提倡阶级斗争，而把马克 思说成是一个“社会病理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家”。他断言马克思的学 说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这些显然是错误的。以后戴季陶、蒋介石等人正是拿 这些观点作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思想工具。
孙中山在讲演中发展了他早期的民生主义思想，把解决民生问题同解除
帝国主义压迫联系起来，而且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他说：“要 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保护民族工业。“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 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 最终结果”。
　　孙中山讲演三民主义的同时，又写定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五权 宪法》、“一大”宣言、《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讲演，构成了孙中山政治 学说的完整体系。

三 革命武装的建立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平定商团暴乱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 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一般简称黄埔军校，一九二六年三月改称中央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四九页。

军事政治学校）。 军校第一期学生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入学，六月十六日正式开学。至一九
二六年春，共招收学生五期，总计七千四百人。 军校设总理（孙中山兼任）、校长和党代表，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直
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部。 后增设教育长、军法处、参谋部。
　　党代表和政治部是学习苏联红军的制度而设立的，是使军校成为新型军 事学校的最重要保证。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是第一任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 熊雄先后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恽代英、萧楚女、叶剑英等 都曾任军校教官。共产党选派许多党团员到军校学习，如第一期学生中的共 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就有五、六十人，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国民党左派 邓演达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队总队长，后任教育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左派依靠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用革命思想教育学生。学校政治课程有：三 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原理、中 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等。共产党利用这个学校培养 了一批干部。
　　但是，军校的许多实权掌握在蒋介石一派人手里。蒋介石本人因早年学 过军事，又装成“总理的忠实信徒”，取得孙中山的信任，担任了校长职务。 何应钦任总教官，王柏龄任教授部主任。蒋介石口头上虽然经常挂着革命词 句，本质上却在对军校极力施行封建控制。他利用军校培养了一批亲信骨干， 并用他们控制军队，成为他以后叛变革命的主要资本。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月，以军校毕业的学生为骨干，成立了两个教导
团。教导团的团、营、连三级均设有国民党代表。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后 又成立第三团，并扩充成师。八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支新成立的部 队是当时广东各军的中坚力量。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 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 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 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①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经过孙中山同意，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成
立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铁甲车队和 从黄埔军校抽调出的一部分人员作骨干，从广东、广西、湖南招募士兵组成 一个独立团。全团约两千人，叶挺为团长。团设共产党支部，营设小组。党 支部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黄埔军校成立后，滇军设干部学校，湘军设讲武堂，粤军设讲习所，桂 军设军官学校，为改造旧的军队做了一些工作。
　　到一九二四年，二七惨案后由于受到反动政府的摧残而转入低潮的工人 运动，开始恢复和发展。
安源工会由于工作基础好，善于斗争，没有受到摧残。安源工人在一九 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五一节，各举行了万人示威游行。在这期间，工人工 资有了提高，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因此，当时 安源被称为“小莫斯科”。军阀统治区的各铁路，如京汉路各主要车站、粤 汉、正太、株萍、京奉等路和唐山站，只能保存秘密工会，获得小的发展。



①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三五一页。

在一九二四年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日，秘密地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 国共合作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用国民党的名义，在军阀统治区上
海的杨树浦、小沙渡、吴淞、浦东等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在杨树浦成立“工 人进德会”，在小沙渡成立沪西工人俱乐部等。
　　在广东，工会是合法的。一九二四年五月，广州工人召开代表会，决定 建立工团军。七月，党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的罢工。这是一次反对英法帝国 主义妨碍中国人出入沙面租界自由的政治罢工。在广州革命政权支持下，罢 工坚持一个多月，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妨碍中国人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 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罢工轰动了广东和香港，大大推动了这些地方工人 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四年十月，发生了北京政变。冯玉祥的国民军对工人运动的压迫 比较放松。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很快恢复了铁路工会的工作。一九二五年二 月二七惨案两周年纪念日，召开了有十二路代表到会的全国铁路工会第二次 代表大会。会后，胶济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接着、北京、武汉、广东、唐 山、沈阳等地连续爆发了许多次罢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扶助农工的政策，便利了农民运动的 开展。一九二四年六月底，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一 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农讲所共举办五届。五届主任分别为： 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彭湃。农讲所的教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孙中山和廖仲恺曾到所讲演。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其中三分之一由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分派为广东各地特派员，三分之二回原籍，从事各地的农 民运动。在一九二五年一年中，广东省三十七县有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 六十二万人。一九二五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广东省举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成立了省农民协会。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一边养病，一 边从事农民运动。几个月之内，韶山、银田寺一带组织了许多个乡农民协会。 年底，一批农讲所学员回湖南后，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在这一年里， 江西、广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都开始有了发展。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东革命政府依靠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工农群众，平定
了商团叛乱。 广东商团成立于一九一二年，原是商人的自卫组织，后来被英帝国主义
所操纵，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反动武装。团长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
行买办陈廉伯，副团长是佛山大地主陈恭受。这支反动武装得到在广州的军 阀的支持。英帝国主义鼓动陈廉伯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建立“商人政府”。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商团军开枪射击游行群众，当场打死打伤二、三十人。 接着，他们张贴“打倒孙政府”的布告，胁迫商人罢市，准备与军阀陈炯明 配合，夺取广州的政权。英帝国主义开来军舰为商团助威。商团叛乱使广州 的革命政权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十月十四日，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 决定对商团实行镇压。黄埔学生军、一部分革命军和工团军，一起向商团军 进攻。十五日，商团军被缴械。商团叛乱的平定，给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 级以有力的打击，使广东革命政府得到初步稳定。

四 中俄协定的签订和废除 不平等条约运动

全国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是国共合作成立后革命形势高涨的一个

重要表现。它发端于中苏协定的签订。 一九二三年九月，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宣
言，申明苏联政府仍将以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年两次对华宣言作为“对华关 系的指导基础”，愿意实行“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从别国人民那里夺得 的一切领土和其他利益”的政策。经过谈判，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 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同时签订《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 协定规定：废除帝俄与中国或第三国所订立的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 约；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国的一部分；两国政府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苏 联政府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划定的租界，放弃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和领 事裁判权；中东路除商业性质以外的一切事务概由中国政府管理，铁路业务 由两国共同经营，中国方面将出资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财产。这是鸦片 战争以来中国同外国订立的第一个平等协定。
　　中俄协定的签订，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上海闸北市民外交 协会在庆祝中俄邦交恢复的通电中说：“我们当此中俄邦交恢复之时，一面 固然要一致的庆祝中俄万岁；一面也要一 致的向列强收回治外法权及庚子 赔款，废除一切不平等之条约”。①这时，外国使团无视中国主权，拒绝交出 中俄复交前被他们“代管”的俄国使馆，其根据是《辛丑条约》中关于使馆 区“独由使馆管理”的规定。这件事使中国人民更深地感到不平等条约之害。 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由此兴起。
六月末，著名记者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人类永久和平之关键安在？》
一文，提出“和约即为永久平和之障碍，欲求世界之永久平和，非推翻一切 不平之和约不可。??如东方之《辛丑和约》及中日之二十一条，西方之《凡 尔赛和约》等等，即系人类永久平和之公敌，可作全人类向上运动之目标”。 这篇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号召的作用。
七月十三日，参众两院、北京学生联合会、华侨实业协进会等五十余团
体的代表及各界人士二百三十余人开会，决定成立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 这个联盟提出的任务是：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的一切不 平等条约；扑灭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但同时这个联盟又声明：它“除却反 帝国主义的工作以外，其余任何事务，概不与闻。”七月十八日，北京国立 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会代表联席会议发表废约宣言，主张“举凡对我一切不 平等待遇，彻底撤销，另本相互平等的原则，重新构成国际关系，使我民族 亦得享受人类应有之权利”。同时他们又表示要领导国民“以和平友谊的手 段”，进行“此种合理合法的运动”。
　　此后，上海、武汉、湖南、山东、天津各地各界人士，纷纷组织反帝同 盟，展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活动。九月三日至九日，由反帝大同盟发起 全国范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广州、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济 南、太原等地，都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反帝宣传。
这次运动中，有不少上层分子参加，这反映了反帝斗争的广泛性。但是 这些上层分子在运动中也表现了反帝的软弱性和只反帝不反封建的倾向。中 国共产党努力把这次运动引导到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轨道上来。共产党人指 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必然相互勾结”，只反对一个而不反对另一个，是




① 转引自《向导》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错误的。①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废约，必百般顽抗，必指使他们的傀儡中国军阀 “摧残对外运动”。因此“民族独立运动不是向列强和平请愿可以成功的”。
②号召“被压迫的民众——工人、农民、兵士、商人、学生，快快起来作举国 一致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始终要到达驱逐任何帝国主义于中国领土之外”。
①

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高潮中，各地群众还发动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和“非
基督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以教育和教会为工具对中国进行侵略。

五 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是江浙战争。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 系控制了北京政府，并将其势力伸张到长江流域。曹锟的贿选和吴佩孚的“武 力统一”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孙中山率先通电全国宣布讨曹。同时，孙 中山又同奉系张作霖、皖系浙督卢永祥相联系，结成反直的三角同盟。迷恋 于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企图以孙传芳从福建进攻广东，并以陈炯明作内应， 推倒孙中山革命政府；以齐燮元夺取浙江，消灭卢永祥；自己则秣马厉兵， 直接对付张作霖。这时，齐燮元、卢永祥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卢不但据 有浙江，而且控制着上海（卢的部属何丰林继卢之后任淞沪护军使）。齐身 为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久想夺取上海，但始终未能如愿。一九二四年 九月三日江浙战争爆发，苏军向浙军发起攻击。战争爆发后，北京政府下令 讨卢，孙中山下令讨伐曹吴，张作霖、段祺瑞通电援卢，张并派兵入关。九 月中旬孙传芳军越过仙霞岭进入浙江，卢永祥不得不放弃浙江转赴上海，并 于十月十二日宣布下野。江浙战争结束。孙传芳被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 军务督理，夏超（原卢永祥部属，江浙战争中投孙）被任命为浙江省长，齐 燮元把势力扩张到上海。
江浙战争开始后十余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把奉军编为六个
军，于九月十五日向山海关和热河进发。十七日，吴佩孚由洛阳赶往北京， 十八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直奉两军在朝阳和山海关等地交战。九月 下旬至十月上旬，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十分激烈，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部 奋力作战，吴佩孚也赶往滦州亲自督战。
正当两军在前方相持，北京空虚的时候，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
动了北京政变。 冯玉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曾为直系立过很大功劳，但战后却受到吴佩
孚的排挤。冯督豫不到半年，就被调任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率所部第十 一师移驻北京南苑。同时，孙中山对冯玉祥进行了争取工作。这样，在第二 次直奉战争之前，除直系外部的反直三角同盟外，在直系内部又有冯玉祥、 胡景翼（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孙岳（十五混成旅长）反吴三角同盟的形 成。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被任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 北口迎击奉军；胡景翼被任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孙岳被任为北京警备副司令。



① 《向导》第七十五期，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② 《向导》第七十六期，一九二四年七月三十日出版。
① 《向导》第八十期，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

冯受命后故意行动迟缓，并与张作霖、段祺瑞暗中联系。十月二十二日夜， 冯军鹿钟麟部返抵北京，包围了总统府，占领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 同时，孙岳部由冀南开来南苑，胡景翼部由迁安、遵化开回通州。二十三日 冯胡孙通电呼吁“和平”。二十四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 职务。冯军监禁了总统曹锟。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北京政变。这次政变对全国 特别是北方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影响。
　　政变后，冯玉祥等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冯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 孙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十月二十六日，冯胡孙发出拥护段祺瑞的电 报。
　　吴佩孚得知冯玉祥政变的消息后，抽兵回救北京。十月底、十一月初， 奉军大败直军，占领山海关、秦皇岛、唐山、芦台等地。冯军亦在杨村、北 仓一带打败吴军。十一月二日曹锟辞职，由内阁摄行总统职权。三日，吴佩 孚率残军二千余人由塘沽乘舰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打了近五十天，至此结 束。吴军主力基本被消灭。
　　十一月五日，摄政内阁修改优待清室条件，国民军驱逐清废帝溥仪出皇 宫。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 国临时执政，执行政府职权。二十四日，段在就职宣言中声称“外崇国信”， 即执行媚外亲帝的外交政策，因而段政府立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西 方帝国主义也表示愿意帮助它解决困难。在这个政府中，国民军、奉军、皖 系势力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明争暗斗。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又有第二次江浙战争的爆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免去齐燮元江苏督军职务。卢永祥、 张宗昌带领奉军进到浦口、南京一带。齐表面服从命令，暗中加紧备战。一 九二五年一月，齐燮元、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北京政府派来上海的淞 沪护军使张允明部，获得胜利。接着又与南下奉军交战于无锡附近。但孙传 芳忽将所部撤回，齐军失败。一月二十八日齐通电下野。同日奉军进入上海。

六 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于十月二十五日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电请孙中 山北上，共商时局。段祺瑞、张作霖也致电表示欢迎。二十七日，孙分别致 电冯、段，表示“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十一月十日，孙中山以中国国 民党总理名义发表《北上宣言》。宣言重申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和国民革 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在国民会议召开前，先开由 现代实业团体、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代表等组成的预备会议。这里所说的召 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最早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 张》中正式提议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主张。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偕宋庆龄 离广州。为了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孙经香港、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 十二月四日抵天津，三十一日至北京。
　　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次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决定北上，持否定和反 对的态度。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都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版的《向 导》第八十九期上发表文章，表示了这种态度。他们认为“此次北京政变， 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
—冯玉祥”。“在原则上与策略上，中山先生不仅在消极方面要拒绝参加，

而且要在积极方面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阴谋，根本否认帝 国主义的工具——祸国殃民应受国民裁判之军阀有召集会议冒称解决国是之 权限”。甚至断言，孙中山“若上午入北京”，“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 要破产”。但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和策略，决定支持孙 中山北上，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第九十二期 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方法，不 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也不是段祺瑞提议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 京政变（按：指 1923 年 6 月曹锟逼使黎元洪下台出京事件）时所主张的及中 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国民会议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 “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对这个临时国民政府和国 民会议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应包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集会结社 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八小时工作制，增 加海关进口税等。许多共产党员，如在北京的李大钊，在上海的恽代英、向 警予，在天津的邓颖超，在江西的方志敏，都直接领导了当地的国民会议运
动。
　　在国共两党大力推动下，全国很快掀起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广州、 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济南、南京、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 纷发表通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上海、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市成 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或筹备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由一百四十三个团体组 成。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 全国铁路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等，都号召工人积极投入运动。上海、北京还 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
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军阀政府极力用善后会议来抵制国民会议。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善 后会议由四种人员组成：一为“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为“此次讨伐贿选 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为“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为“有 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根据这 样的规定和段政府所发出的邀请名单，能够参加这个会议的，除孙中山等少 数人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军阀、官僚和附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而且段政 府还规定：善后会议是“专为整理军事、财政及筹议建设方案而设，质而言 之，即沟通各方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统一”。这同中国共产党和孙中 山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是完全对立的，它的目的是继续维护军阀的反动统 治。善后会议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开场，四月二十一日闭幕。
　　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遭到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一九二四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通电反对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广 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反对善后会议。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 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善后会议是段祺瑞“团结己派军阀”“以统治中 国人民的工具”。三十一日，孙中山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国民 党中央随即向全党下达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为了同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相对 抗，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三月一日在北京召开。代表成份包括工 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共二百余人。他们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 二十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坚决否认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讨论了 不平等条约及外人特权、外国驻兵、军阀军队与内乱、人民自由、工人、农 民、妇女等重大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在国际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中
　　
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依国民会议产生国民革命政府，宣布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关于国内问题的决议中，一再申述了打倒军阀 的主张。这是一次空前的人民集会。大会各项决议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的具体化。这些决议当然不会为军阀政府所采纳。但这次大会在宣传和组织 群众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正当国民会议代表大会进行的时候，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 北京逝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在中国 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 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 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 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些都是他的丰功伟绩。①伟大的革命家孙中 山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悲痛。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的逝世发表了 告民众书，号召全国民众加倍努力，一方面继续进行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 条约运动，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清除横在革命面前的障碍。全国 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追悼孙中山的活动 中，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了打倒帝国 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宣传活动。废 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预示着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①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一一页。

第二节 五卅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潮

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是中国革命形势从南到北不断高涨的一年。工农群众运动的 恢复和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的兴起，广东革命根据地 的初步巩固，这一切表明中国革命正处在巨大高涨的前夜。为了迎接和促进 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 向警予、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谭平山、项英、彭述之等二十人，代表 党员九百九十四人。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 动的领导和为迎接革命高潮需要做的准备工作。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 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和关于民族革命运动、 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议决案， 通过了党的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大会宣言。
　　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中国正“处于旧 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的时期”。在这种军阀势力 动摇和帝国主义在华的冲突加剧之时，中国被压迫民众得着更大的发展机 会。国民会议运动已普遍全国，“中国民众已表示有要求执政及中国独立的 觉悟。”这种民众运动将成为将来更广大的国民运动的开始。同时，随着国 民运动的高涨，“中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亦日益厉害。”
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议决案分析了中国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以及
中国各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议决 案指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 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 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议决案阐明了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政策，批评 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左”倾错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这种 错误是不知道无产阶级要能联合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 作战，才能免得处在孤立地位。当时右倾错误“更危险”“更普遍”。这种 错误是认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全力做国民党的工作， 不必同时进行共产党的工作；既然作国民运动，就不便鼓动阶级斗争；应当 帮助整个国民党，不应当助长左右派的分裂。这种错误就在于：参加了民族 运动就忘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做自己阶级革 命的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就会给无产阶级留下不 易挽救的大害。党的政策是：在国民党内扩大左派，指责右派的反革命事实， 批评中派的游移态度。
　　关于职工运动的议决案指出，在民族革命时期，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时期， 党应该特别注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参加民 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是“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工人 阶级必须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可使大产业 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下的工人组织， 我们应当参加进去，取得指导权。必须在工人群众中加强政治教育，加紧发 展党的组织。
　　
　　关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批评了农民“不能成一个革命的要素”的观点， 指出农民问题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农民协会运动在 广东国民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 必须尽可能地教育和组织各地农民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 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 的”。党要引导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拒交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实行乡 村自治、成立农民自卫军等。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 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九人；候补中央执行委 员有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等五人。大会后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决定陈独 秀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 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驻中央局。李 大钊、谭平山等分驻各地。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 责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
　　这次大会明确提出党和工人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规定了对国 民党的正确政策，指出了发动农民的重要性，决定扩大党的组织和加强宣传 工作。这次大会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和决定采取的措施，比“三大”大大前进 了一步。这次大会推动了党的工作深入到各阶层群众中去，为即将到来的革 命高潮作了准备。

二 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党加强了对革命斗争的领导。全 国革命运动更加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旬，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反对厂方以“养成工”代替
成年男工和拘捕工人代表，愤而罢工。罢工的工厂很快发展到二十二个，罢 工工人四万余人。中共中央指派李立三、邓中夏指导这次罢工，并命令上海 的百余名党员全部投入斗争。罢工取得部分胜利。罢工中工会组织迅速发展， 小沙渡的工会会员很快由一千人发展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五月 上旬，由于日本资本家决定取缔工会，工人又连续发动罢工。在青岛，四月 间日本纱厂一万多工人为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取得一 定的胜利。五月二十五日，为反对日本资本家压迫工会，纱厂工人又举行第 二次大罢工。上海、青岛的罢工斗争是五卅运动的序幕。
　　在五卅革命高潮的前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全国铁路总工会、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于一九二 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二百八十 一人，代表工会一百六十六个，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多人。第二次全国劳 动大会和同时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举行联合会议，一致 通过了工农兵大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决议。第二次全国劳动大 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邓中夏、苏兆征、李立 三等二十五人为执行委员。会后执委会推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 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这次大会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 立，加强了党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推动了工人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发 展。大会闭幕不久，就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革命运动。
　　
　　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对罢工工人实行报复，枪杀工人共产 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这是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在共产党 的号召下，上海日本纱厂二万多工人立即罢工。各大学学生纷纷起来募捐， 救济死难工人家属。帝国主义者竟野蛮地逮捕学生，妄加“扰乱治安”的罪 名，准备于五月三十日审讯。帝国主义还决定于六月二日实行“增订印刷附 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等“四提案”，以 进行威胁。五月二十八日，青岛日本纱厂资本家勾结奉系军阀枪杀罢工的中 国工人八人，重伤十余人，逮捕七十余人。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 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五月三十日 在上海外国租界举行游行示威。
　　三十日上午，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 发表反对枪杀顾正红、反对逮捕学生、反对“四提案”的讲演。下午，帝国 主义巡捕大肆捕人。到十五时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已拘押学生一百多人。 这时聚集在捕房外的万余群众，异常激愤，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求释 放被捕学生。灭绝人性的英帝国主义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打死十三人， 打伤几十人，逮捕数十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中共中央连夜召开 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中去，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展开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斗争。 三十一日晚，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刘华分任正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 务科主任。总工会宣布于六月一日实行总同盟罢工。次日罢工实现，到十八 日罢工人数达二十余万。自六月一日起，五万多学生举行了罢课。绝大部分 商人举行了罢市。甚至公共租界的华捕也半数以上实行罢岗。七日，党通过 上海总工会联合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主要代表中小商 人）等，成立了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十一日，在该会的 主持下，举行了二十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通过了向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项 条件。其主要内容为：永远撤退驻华之英日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 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惩凶，赔偿，撤销“增加码头捐”、 “交易所注册”等。这些交涉条件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的精神和人民革 命外交的气魄。
上海工人的总罢工，给予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上海租界区域内，电
车停驶，电灯失明，电话无人接线，工厂停工，轮船无法行驶，帝国主义报 纸被迫停刊。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英日帝国主义开来大批军舰， 海军陆战队布满上海。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九次 枪杀中国人民，杀死六十余人，重伤七十余人，轻伤不计其数。但是上海工 人阶级和革命群众，没有被帝国主义的屠杀所吓倒，继续进行英勇斗争。帝 国主义在进行野蛮屠杀的同时，又采取了欺骗分化政策。特别是用威胁利诱 的办法使民族资产阶级脱离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买办资产阶级分子虞洽卿为 了左右这次运动，组织了所谓“五卅委员会”。他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 七项条件修改为十三项，删弃了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集 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重要条款。帝国主义一方面提出进行“司法调查”和召 开“关税会议”来诱惑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以停止借款、通汇，停止运 输和电力供应相威胁。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提出“友谊协商”、“缩小范 围”，表现了对帝国主义的妥协。上海总商会决定单独停止罢市，于六月二

十三日开市。民族资产阶级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分子接受了 上述的意见。五卅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联合战线遭到了破坏。
　　资产阶级停止罢市不久，因暑假到来，学生纷纷离校。上海学生联合会 的力量大为减弱。这时工人阶级孤立了。共产党鉴于此种情况，为了保存工 人阶级的组织，争得一定的经济要求和地方性的政治要求，决定改总罢工为 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的策略。八、九月，罢工工人先后复工。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被压迫阶 级的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革命风暴迅速从上海 发展到全国。六月二日，广州各校学生数千人及工人、农民、军队等万余人， 联合举行示威大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援助上海 工人学生”。十七日，广东省工农商学兵各界一百二十余团体召开援助沪案 代表会，议决成立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并议决了援助沪案办法。六月三日， 北京百余学校共五万余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游行队伍至东交 民巷受阻，学生愤极，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后齐 赴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议决请工界罢工、商界罢市，发起组织北京各界反对 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实行经济绝交以及向驻京使团提出严重抗议等。六月 十四日，长辛店五千工人在天安门开会，会后游行至执政府及外交部请愿， 要求惩办沪案祸首、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等。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各 界又在天安门举行追悼被害同胞大会，参加团体达四百余个，三十余万人， 人们手执小旗，臂缠黑纱，沿途高呼口号，市民和之，极为悲壮。六月三日， 南京各界开市民外交大会，反对上海西捕惨杀同胞，到三万余人，各校一致 罢课，游行示威，继以罢工罢市，并通电全国，吁请国人“努力奋起，破釜 沉舟，义无反顾”。四日，南京各界两万余人继续游行，并沿途分组演讲， 听者多为之泣下，全城各通衢僻巷遍贴传单及惨案图说，观者莫不悲忿。同 日，汉口五十余校学生二万二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上海西捕枪杀我 国同胞。六月五日，天津各学校教职员、学生及各团体数万人，举行游行示 威，沿途演说并散发传单，唤起国人一致援助上海工人、学生。六月十四日， 天津开市民大会，追悼五卅被害同胞，到会十余万人。除上述各地之外，其 它如杭州、长沙、郑州、济南、太原、徐州、西安、成都、苏州、扬州、无 锡、嘉兴、南通、镇江、绍兴、宁波、温州、芜湖、安庆、福州、厦门、汕 头、开封、洛阳、九江、南昌、青岛、唐山、张家口等大中小城市的人民群 众也都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或罢工、罢课、罢市。许多地方的农民也加 入了斗争的行列。全国直接参加五卅运动的估计有一千二百万人。共产国际、 赤色职工国际和许多国家的工人都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给予了物质上和精神 上的支持。
　　五卅运动是规模空前的反帝运动，经过这次斗争中国人民得到许多宝贵 的经验教训。随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做了总结：第一，证明了工人阶级是 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敢的先锋军，是世界无产阶级队伍里的一支有力军队， 是世界革命的一支有力军队；第二，对于帝国主义的凶恶和帝国主义与军阀 的勾结，得到更深一层的认识；第三，在工人阶级起而参加和领导反帝运动 时，民族资产阶级因阶级利益会离开联合战线；第四，农民是工人反抗帝国 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真正同盟者（广东农民的表现是显然的事实）；第五，在 国际上真正帮助中国工人和中国革命的，只有苏联和世界的工人阶级。
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它大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和组织

程度，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威信。这次运动把一九二四年 开始高涨的革命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它是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 规模的革命高潮。

三 省港罢工


　　五卅反帝斗争高潮中发生的罢工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时间最长 的是广州和香港工人的大罢工。
　　这次罢工是为支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帝斗争，为争取民族自由与国家独 立，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准备地举行的。五卅惨案的的消 息传到广州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派苏兆征、邓中夏等到 香港发动罢工。六月十九日，首先由海员、电车、印刷等工人开始罢工，继 之洋务、装卸、煤炭、机器、船坞等工人加入罢工。罢工工人发展向帝国主 义展开决战的宣言，表示坚决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行动，与帝国主义决 一死战。宣言中提出：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解决五卅惨案的条件； 对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和居 住自由。
六月二十一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发动了罢工。二十三日，广州
的罢工工人、郊区农民、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等十余万人，举行示威游行。 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英帝国主义竟开枪扫射示威的群 众，当场死亡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轻伤不计其数，造成了沙基惨 案。这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香港罢工工人激增到二十五万，并有 十三万人陆续回广州。
共产党为了统一领导这场斗争，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的具有政权性
质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纠察队协同广大 群众，严密封锁香港及沙面租界，分驻各海口码头，截留出口粮食，扣押走 私货物，厉行抵制英货。这些革命措施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肉食蔬菜供应 断绝，商店货源枯竭，街道垃圾粪便堆积，蚊蝇成群，臭气熏天，使香港变 成了“臭港”、“死港”。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封锁香港期间，省港罢工委员会制定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
香港者可直接来广州”的政策。这一政策不仅解决了广东的经济困难，使广 东商人保持中立，而且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集中打击了英帝国主义。 由于实行了这个政策和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省港罢工得以坚持十六个月之 久，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才宣告结束。
　　这次大罢工是世界无产阶级罢工斗争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成功 的范例之一。这次大罢工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中 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正如当时中共中央所估计的：“粤港工人罢工的结果， 曾经赞助国民党肃清了广东内部的反动势力，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并 统一了广东全省。香港对广东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势力及其本身的经济地位， 都被削弱。罢工工友自身亦已获得最可宝贵的奋斗经验，组织的力量因而日 见加厚。”①


四 革命势力统一广东 国民政府的成立

　　广东革命政府在镇压了商团叛乱后，得到初步巩固。但是，帝国主义、 北洋军阀、陈炯明及滇桂军阀等反动势力，时刻企图推翻这个政府。广东革 命根据地的统一还需要用大力去完成。
　　陈炯明自一九二二年冬退据东江一带以后，一直和广东政府相对抗。一 九二四年十一月，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准 备进攻广州。他依仗英帝国主义及段祺瑞政府的支持，又与粤南军阀邓本殷 和滇桂军阀相勾结，妄图推倒广东革命政府，恢复他在广东的统治。
　　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东征。第一次东征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初至三月下 旬进行。主力是黄埔学生军（由两个教导团、军校第二期学生和第三期入伍 生第一营组成）三千人和粤军许崇智部，由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 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指导学生军的战时政治工作，参与东征的领 导。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东征中起了骨干作用。他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 成为全军的榜样。海陆丰农民在彭湃领导下积极配合革命军作战，担任扰乱 敌人后方、牵制敌军、给革命军带路和运输等工作。在东江农民的支援下， 革命军勇猛前进，不到两个月，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三万多人，占领了潮 州、梅县等地，陈军退到江西和闽南。
　　当时，广东政府所属的滇、桂、湘、粤各军，都是旧军阀的部队。其中 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是打着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号暗藏在广东内部的 帝国主义走狗。第一次东征时，本以杨希闵部为左路军，刘震寰部为中路军， 但他们暗中勾结陈炯明，按兵不动，让担任右路军的黄埔学生军和粤军孤军 作战，欲陷革命军于绝境。五月，杨刘在香港与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唐继 尧、陈炯明等的代表商讨了联合进攻革命的计划。杨从香港返回广州后，即 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占领了电报局、火车站等要地。广州局势陷入严重危 机。面对杨刘的叛乱，胡汉民、汪精卫等企图妥协。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 派则主张讨伐。广州的工人群众也坚决表示以全力为革命政府作后盾。六月 六日，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叛军。广九、粤汉各路工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总 罢工，拒绝为叛军运兵运械。在广州工人和广州市郊农民的积极配合下，黄 埔学生军、粤军、湘军等于六月十二日向广州附近的滇桂军同时发动攻击， 全歼滇桂军两万余人，迅速平定了叛乱，为广东革命政府清除了一大祸患。 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的胜利，以及省港大罢工的举行，大大巩固了广 东革命政府的地位。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 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汪精卫任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 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其唯一职责即 在履行先大元帅遗嘱；当前任务是着手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七 月六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八月，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 民革命军。黄埔新练的军队加入一部分粤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谭延 闿所部湘军为第二军；朱培德所部滇军为第三军；在江西的粤军为第四军， 李济深为军长。随后，李福林所部福军编为第五军；程潜所部援鄂军、吴铁 城部一个师和一些零星部队合编为第六军，以程潜为军长。各军中设各级党 代表和政治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军队中的政治领导工作。由于当时共产 党对直接掌握政权和军队缺乏必要的认识，既没有派党员去参加政府，也没 有去争取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一些国民党右派和两面投机人物却取得了政府
和军队的很大权力。 在革命军调回广州讨平杨刘叛乱时，陈炯明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