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言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有极为 兴盛的体育活动，留下了丰富的体育史料和文物。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很长时 期，由于对体育不够重视，很少有人把它的史料和文物进行整理，致使我国体 育史的研究起步甚晚。1919 年郭绍虞先生写了第一部《中国体育史》。新中国 成立以后，在党的关怀和重视下，1959 年才开始了较为系统的体育史料整理工 作。唐豪先生继郭绍虞先生之后，编辑了九本《中国体育史资料》。粉碎了“四 人帮”，科学文化园地百花盛开，国家体委成立了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出版 了《体育史料》和《体育文史》期刊。成都体育学院和北京体育学院相继编辑 出版了《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中国体育史》等专 著，把体育史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体育”一词，是清朝末年维新运动时期从外文翻译而来的，我国古代没 有与此意义相同的词语。我国古代体育的大部分项目，是军事训练的手段，如 射箭、武艺、摔跤、驭车、举重、田径、狩猎、足球、马球等；部分项目是社 会的娱乐活动，如杂技技巧、游泳弄潮、花样滑冰、龙舟竞赛、拔河、秋千、 风筝、踢毯子等；而导引、气功、按摩，则是医疗保健的养生手段。由于体育 运动本身具有多种的社会职能，其性质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在其发展的过程 中，又根据社会不同时期的要求，表现了多种的社会功能。如摔胶、举重、狩 猎、足球、马球等，虽然是练武的手段，但同时又是社会的娱乐活动，而且极 为人们所喜爱。宋代调露子所写的《角力记》上说，蜀都每逢摔跤比赛，“观 者如堵，巷无居人”。拔河、凤筝，虽然是社会的娱乐活动，但据《隋书·地 理志》和《新唐书·田悦传》，都曾被当作军事练武和侦察通讯之用。太极拳 本来旨在健身，王宗岳《太极拳打手歌》中说它具有“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 四两拨千斤”的击技功能。通过体育的实践活动，宋代人著的《蹴鞠谱》中， 已经认识到踢球不只是娱乐，也能够“健体安身可美，喜笑化食堪夸，肥风瘦 痨都罢”。元代宁志老人所写的《丸经序》上也说，“拽肘运杖，击杓收窝， 诚足以养其血脉，而怡怿平精神”。这些说明了，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体育一词， 但各种体育项目活动，早已广泛地开展，并对它的多方面的社会职能也早已有 了比较充分的认识。
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
整个科学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汉代、唐代和宋代，体 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各个时代的社会精神面貌和经济结构不同， 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战国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七雄并立，争战频 繁；建立强大的军事武装，是各诸侯国的头等大事。因此，战国时期蓬勃发展 的体育项目，如射箭、举重、武艺、摔跤、田径、游泳等，都与军事训练有密 切的关系。诸侯国君不仅用奖励赏赐等办法推动体育运动的开展，还运用政府 权力迫使人民练武。《荀子·议兵篇》中说，魏国选拔武卒，“日中而趋百里”， 考试合格，“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墨子·尚贤》中说：“欲众其国之善 射之士，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韩非子·内储说》载：“李悝为 魏文侯上地太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 这些措施当然能够极广泛地推动体育运动的开展。
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促进了医

学、生理学、养生学的研究，使体育锻炼理论有了新的提高。《荀子·天论》 中说：“养备而时动，则天下能病。”《吕氏春秋·尽数篇》：“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这些都已经 认识到生命在于运动的真谛。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才创造了导引、气功 等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时期，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上都具有 蓬勃向上的朝气。当时，体育项目的发展丰富而多彩，狞猎场上的生擒猛兽以 及杂技技巧的高难动作，都足以便人惊心动魄。足球运动在战国时期本来是与 斗鸡、走犬一样的娱乐活动。到了汉代，由于练兵的需要，发展改造成为有规 则、有场地设备的比赛足球。足球场“左墄（台阶）而右平”（刘歆《七略》）， 建设得象一座小城。足球比赛的激烈程度象打仗一样，“僻脱承便，盖象兵戍”
（何晏《景福殿赋》）。足球运动不仅在军中普遍开展，而且普及到“家以蹴 鞠为学”（《会稽典录》）。这反映了社会勇于改革的精神和伟大的气派。汉 代摔跤已向多形式发展，击剑技术具有多种风格和流派。当时写成的体育单项 的专业书就有《鞠蹴二十五篇》，《手搏》六篇、《剑道》三十八篇和各种《射 法》百余篇。
大唐帝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 民胸怀开阔，意气风发。唐代的体育发展具有雄伟、广阔、健美的特点。马球 是唐代社会广泛开展的一个体育项目，上自皇帝贵族、文人学士，下至武夫走 卒、宫女市民，大都喜爱此种运动。马球虽和军事练武官一定的关系，但比赛 激烈勇猛，使“壮士欢呼”，“武夫生爱”（张建封《酬韩校书愈打球歌》）， 这也是唐代人喜爱它的原因。至于捧跤、足球均是节日的娱乐活动；射猎、击 剑为文人之所好；拔河集千人为两队；健舞具雄美之特色；要之，都能表现唐 代体育雄伟、豪放的风格，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精神面貌。
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形成了许多大的城市。为了满足城市人民文
化娱乐活动的需要，城市中修建了娱乐场所，并有各种技艺的表演艺人。体育 的许多项目成为市民的娱乐内容，并有了大批的专业艺人。据《武林旧事》、
《梦梁录》等书记载，仅南宋临安城一地，摔跤（相扑）、足球（蹴鞠）、弄
水（游泳）、举重、使棒、放风筝以及杂技技巧的专业表演艺人，就有一两百 余人之多。由这些专业艺人推动，宋代体育项目的技术发展是高超的。在钱塘 江大潮汛中弄潮，在船头上荡秋千跳水，以及踢球中各种花样，都达到了相当 高的水平。但它已逐渐脱离了体育活动的自娱性和广泛性，走向专业化的道 路，打上了体育商业化的烙印。这一特点，也和宋代社会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末 期，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具有相同的性质。
明、清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严 妨人民练武，实行军民分离的募兵制，禁止人民私有武器；又提倡理学，重文 轻武。致使我国古代许多具有练武性质的传统体育项目，在这一时期逐渐衰落 甚至断绝；体育运动和它所在的社会时代一样，已是奄奄一息了。但导引、气 功却得到极大的发展，形成了科学健身的太极拳运动。在反抗统治者压迫深入 的同时，武术进入民间，植根于群众之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有人说，体育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窗口。从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体育发展 面貌，不是也能看到各个时代社会精神面貌的一斑吗？
本书是知识性的读物，不可能全部罗列我国古代极为丰富的体育史料和文 物，也不可能对体育史学界许多有争论的问题作详尽的阐述，它只能就作者浅

薄的知识和粗陋的见解，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 者给予批评指正。

中国古代体育话

一 体育的起源


　　关于体育的起源，世界上的体育史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是由于各 人的观点、认识不一样，对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的看法也就育了差异。
　　体育首先是起源于劳动。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一书中说：”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身。”人类正是通过劳动，不断改善和创造 生产工具，并改善了本身的生理机能，完成了从猿到人这一漫长时期的转变。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社会上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体育 在内。思格斯在同书中还说：“只有劳动，人的手才能得到高度的完善，在 这基础上，人手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尔德森 的雕刻，以及柏格尼尼的音乐。”体育也是让会文化的一个部分，运动也需 要灵巧的双手才能完成高难度的技巧动作。从这个广义来说，体育起源于劳
动。
　　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说到诗歌的起源时说：”假使那时候大家 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都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唷！杭唷！” 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诗歌是在劳动过 程中产生的，体育也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原始人类为了获取小动物作食 品，就要有快跑的能力；为了抵御和擒获大猛兽，就要有使用器械和投掷的 力量；为了捞取水中的鱼虾作食物，就要会游泳技术：为了采摘高树上的果 实充饥，就要掌握攀登的技巧。当人类在劳动中认识这些能力和技术的重要， 并有意识地去学习去锻炼这些技能时，就开始有了体育。最初的体育和劳动 技术教育是相一致的，很难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只有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劳动方式逐步改变，才能区分开劳动技术学习和身体锻炼的差别.而追本溯 源，最早的许多体育项目是从劳动的过程中产生的跑、跳、掷、游泳和攀登， 只是体育项目中的一部分。还有部分体育项目是社会的娱乐活动，如杂技技 巧、舞蹈、秋千、拔河和球类游戏等，都是人类在生产有了提高，生活资料 逐步丰富，能够得到温饱之后，为寻求休闲时的娱乐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世 界上各个民族在原始时代都创造了自己的舞蹈。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在祭神 的娱乐活动中产生的。埃及原始人的壁画中有球戏图形。我国古代传说在黄 帝时代就发明了足球游戏，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上，发现了大批的石球和陶 球（图版 1）。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到，处在原始生活的易洛魁 人，在没有任何外来输入的条件下，也有球类游戏。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 的唐尧时代，创造了一种击壤游戏，这一切都说明了体育的部分项目起源于 娱乐。体育是人类精神娱乐主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跑、跳、掷、游泳、攀登，虽起源于劳动，但是在战争中才能得到更迅 速的发展。人类在进入畜牧稼穑的生活阶段之后，和野兽拼搏的机会少了， 而在争夺财物的战争中却需要发展身体能力，如追击对手的奔跑速度，搏斗 的身体力量，准确的投掷技术，以及弓箭的使用能力，都较之人与野兽的斗 争要求更高。这就使作为渔猎时代劳动技能的许多体育项目，在社会进入畜 牧稼穑生活之后，不仅没有废弃，反而得到更大的发展。后来，随着战争的 发展扩大，又创造出更多的属于练武手段的体育项目，如举重、摔跤、驭车、 武艺、足球、马球等。这些项目经过流传演变，都成为体育竞赛活动。在世 界性的体育项目中颇多这类情况，如拳击、击剑、策马等，显然都是由军事 训练手段转化而来的：至于射箭、射击和现代五项（游泳、越野、射击、击
　　
剑、马木）运动的兴起，则明显地带着军事性质的痕迹，体育的许多项目和 军事战争有密切的关系，说明了体育的产生和发展与战争也有关联。
　　当人类在原始社会时代，通过娱乐活动的实践，就认识到舞蹈（图版 2） 可以”利关节”，治疗“筋骨瑟缩不达”（《吕氏春秋》）。但这只是感性 的认识，还缺乏科学的限据。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科学的进步，人 类逐步认识了人体生理的奥秘，懂得“流水不腐，户枢不蠢”的自然哲理， 于是就创造了导引、气功、按摩等健身练身的方法。其后通过实践，人们也 认识到练武和娱乐的许多项目，也能起到“健身娱神”的作用。这说明了， 体育某些项目的形成和发展，又是和社会文化科学紧密相连，是科学发展的 成果。
　　体育是一种内容极为丰富的社会活动。从它的起源和发展中，就表现了 它的特殊的社会属性：它不从属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任何一个部分， 而又是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体育是适应人类生活的 需要而产生发展的，它的发展也必然受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在阶级社 会中，特别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我们只有如此认识体育，才能正确估价 体育的社会作用。
　　
二 足球

（一）黄帝作蹴鞠的传说
　　足球，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叫蹴鞠或蹋鞠。唐代的颜师古在《汉书注》 中说：鞠是用皮做成，中间塞以毛发，成为圆球，用脚蹴蹋以为戏乐。
　　最早记载了足球活动的书是《战国策》。此书记载：苏秦当了赵相，为 了联络齐国共同抗秦，他对齐宣王说：齐国是一个大国，有二千里土地，数 十万军队，仅临淄一个城市就有七万户，人民富庶殷实，都喜欢以吹竽、弹 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为乐。这样的富强国家，怎能俯首听命于秦呢？ 由此可以看出，齐宣王（公元前 319 年—公元前 301 年）时，距今二千三百 年前，在我国的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就已经较为广泛地开展了足球活动。
　　《战国策》上记载的是足球活动开展的情况，而它的起源当然还要早些。 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中写道：“蹴鞠，传言黄帝所作，所以练武士知有 材也。”黄帝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距今约五千年，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 所有的社会文化，都是口口相传遗留下来的“。五千年前有没有创造足球游 戏的可能呢？考古工作者在山西、陕西和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 掘出很多磨制很光滑的石球。这些地区正是当年黄帝部落游牧的地区。实物 和传说正相吻合。在原始社会，人类有创造游戏的能力。美洲土著易洛魁人 处在原始社会的部族时代，就有球戏；我国唐尧时代也有一种“击壤”游戏。 黄帝时代当然也有可能创造简单的踢石球活动。
无论是传说，还是有文字记载，都说明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
家。国际足球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布拉特，在亚洲足联举办的教练员训练 班上所作的国际足球发展史报告中说：“足球发源于中国”。这个说法是有 根据的。

（二）汉代的蹴鞠与《蹴鞠二十五篇》
　　足球的起因可能是为了锻炼腿部力量：是一种属于军事上训练的活动。 通过实践，逐步改进游戏方法，使人们感到踢球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齐国 临淄城的人们，就是把踢球和吹竽、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等都当作娱乐 活动的。以踢球为娱乐，在战国时期，不仅只是齐国，见于吏籍记载的还有 楚国。《西京杂记》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大公， 原出身于楚国沛县丰邑的庶民。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刘大公和刘温接到了 长安城的未央宫中养老。二老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豪 华的大厦，看的是歌舞伎乐，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终天闷闷不乐。于是，刘 邦派亲信到刘大公处打听，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败夫走卒、 屠狗杀牛之辈，一天工作之后的娱乐活动就是斗鸡、蹴鞠：而现在住在未央 宫里，没有过去的老朋友，没有斗鸡、蹴鞠，总感到不是味。于是，刘邦就 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一座 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在新城，刘太公和刘温也迁住到那里。从 此，太公又“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这座新城，后来就被命名 为新丰城，即今陕西省临撞县的新丰镇。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战国时期，足球是城市下层人民喜爱的娱乐 活动。到了西汉初年，足球也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桓宽写的《盐铁论》中 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蹋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
　　
康庄驰逐，穷巷蹋鞠”。
　　《汉书》上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斗鸡、蹴鞠比赛的”鸡鞠之会 “。汉武帝的宠巨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在河南南阳和 陕西绥德的汉画像石中，都有蹴鞠的图象（图一）。可见，在西汉时期，足 球活动的社会面更为扩大了。
　　在汉代，人们认识到足球活动可以增强体力，培养勇敢耐劳精神，是军 事训练的一种很好的手段。刘歆在《七略》一书中说：“蹋鞠其法律多微意， 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据何晏《景福殿赋》中 说：“（蹴鞠）将以行令，岂唯娱情。”这些记载都说明，在西汉后期和东 汉时期，足球由社会的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活动。
　　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 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 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汉代的兵书共有四类，一类是讲战略战术的 兵权谋家，一类是讲军事指挥的兵形势家，一类是讲含有迷信色彩的兵阴阳 家，一类是讲军事训练的兵技巧家。《蹴鞠二十五篇》就是属于军事训练的 兵技巧类。
　　汉代的足球由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这不光是性质的改变， 在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变革。《蹴鞠二十五篇》早已失传了。唐朝人还看到过 此书。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蹴鞠二十五篇》有《域说篇》”， 域说就是讲球门建筑规格的，仅此一篇，就可见全书内容的详尽。如果《蹴 鞠二十五篇》能从地下被发掘出来，对汉代足球运动的研究必将提供丰富的 资料。现在，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诗文中，寻求汉代足球方法的一鳞半爪，从 东汉人李尤的《鞠城铭》中颇能窥见汉代足球运动的面貌。鞠城就是球场， 汉代的足球场建筑都是很正规的：球场四周围有矮墙，球门象座小房子，正 面育看台，有阶梯，就象一座小城。《鞠城铭》就是刻在鞠城墙上的铭文； 全文不长，一共十二句。翻译成现代的口语就是：圆的足球方的场墙，这是 仿象阴阳的道理天圆地方。两边各有六个球门，一队有十二个人上场。比赛 时裁判长和副裁判，要坚决执行球赛的法章。不怀偏袒的私心。不因亲疏而 异样，完全是公平合理，谁也无埋怨的话可讲。球赛尚然如此，执掌政权更 该这样。从这几句铭文中，可以使我们知道，汉代的足球已是分队比赛，每 边有六个球门，上场队员是十二个，比赛时有正副裁判执法，有明确的球规 可循。这样的踢球方法，可以说已具备了现代足球运动的比赛规模了。
作为一种军事训练手段，足球当然要受到汉代军事家的重视。汉武帝的
大将霍去病远征塞外，在缺粮的情况下，还要进行踢球比赛。在实行征兵制 度的汉代，人人都有服兵没的义务；作为军事训练手段的足球，也受到一般 人民的重视。《会稽典录》上说：”三国鼎峙，年兴金革，上以弓马为务， 家以蹴鞠为学。”由此可知，汉未开展足球活动已达到了相当广泛的程度。

（三）唐代足球改革和女子足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足球制作技术也有所改进。唐代的制球工艺， 有两大改进：一是把两片皮合成的球壳改为用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 的形状更圆了。二是把球壳内塞毛发改为放一个动物尿泡，”嘘气闭而吹之”， 成为气球。吹气的球，在世界上我国也是第一个发明。据世界体育史记载， 英国发明吹气的球是在十一世纪，较我国唐代晚了三、四百年。
　　
　　球体的改进，带来了踢球方法和踢球技术的改变。汉代因为球是实心的， 不能踢高，所以球门是就地建筑，所谓”穿地为鞠室”就是这个意思。唐代 的球体轻了，可以踢高，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 以度球”。在踢球方法上，汉代是直接对抗分队比赛，“僻脱承便，盖象兵 戍”。双方队员身体接触就象打仗一样。唐代分队比赛，已不是直接对抗， 而是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胜”。高球门的射门， 从足球技术来说，是一种发展：而间接对抗，从体力训练来说，却是足球运 动的一个退步。
　　由于球体轻了，又不用激烈的奔跑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 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唐代诗人 王建有一首《宫词》，是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寒 食节就是清明节，在这一天，我国古代的人们有禁烟火吃冷食的习俗，都要 郊游或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消除寒食的积滞。皇帝宫中有这样的习俗活动， 民间也有。唐代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 千竞出垂杨里”。可见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 远，万里秋千习俗同”。也说明了踢球活动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南 宋时期。南宋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过这个情景：“寒食梁州十 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 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
唐代不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术还很高超。唐人康骈写
的《剧谈录》中记载了一个女子踢球的故事：京兆府的小官吏王超，有一天 走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一三鬟女子，年可十六八，衣装 褴楼，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 观看渐众”。这个三鬟女子能够接住军中少年踢漏的球，而且穿着木展，一 脚把 球踢了数丈高，是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于此可见当时足球活动的普 及。

(四）宋代的圆社与《蹴鞠图谱》
　　施耐庵的《水浒全传》中，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 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作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北宋时确有个 圆社高俅，也确是因为陪侍宋徽宗踢球而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的大官， 这事记在王明清的《挥麈后录》中。
高俅因踢球而发迹，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贵
族是喜爱踢球的，有些人本身爱踢球，有些人爱看踢球。上海博物馆藏一幅 元钱选绘的《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宋代礼仪中规定，朝 廷有大的喜庆宴会，都要有足球表演。在喝了第六怀酒之后，足球艺人便上 场表演踢球。二是宋代社会上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据 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 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 张明、蔡润等。此外，宋代社会还有一部分人以踢球帮闲混饭吃的。刘邢在
《中山诗话》中写了一个类似高俅式的人物柳三复。柳三复是个秀才，踢得 一脚好气球。他的官运不亨通，几年选不上官。他知道宰相丁谓喜欢踢球， 便想走这条门路获得一宫半职，但又拿不出钱财贿赂丁谓的门房求得接见。 于是，他天天守候在丁谓家球场的墙外。一天，丁谓踢的球飞出了墙外，柳

三复拾了球，喜滋滋地抱了送还丁谓，管门的人只好让他进去。他见了丁谓 之后，把手中的球抛在空中，一面跪拜，一面用肩、背、头顶球，球一直未 坠落在地。丁谓看了这种表演，不由得哈哈大笑。柳三复也就在哈哈大笑中 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官职。
　　高俅和柳三复都是踢球艺人中的幸运儿，靠皇帝和官僚的赏识，得了官 职。而广大的踢球艺人却是在社会压榨和饥寒中挣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 级，对踢球艺人是看不起的，称他们为”贱人”、“寒贱之子”。虽然在喜 庆宴会上、踢球艺人的表演给官僚贵族们带来欣赏技艺的欢乐，但官僚贵族 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对踢球艺人制订苛刻的罚则。罚则规定：凡是输球队 的队长，要在脸上抹上白粉，并挨麻鞭子抽打。两队比赛，总是一输一赢， 输者在表演了球技之后，还要受一番羞辱，这真是非人的生活。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宋代的踢球艺人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 做“齐云社”，又称“圆社”。这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圆社的人数 可能不少，许多历史文献上都有“天下称圆社”的记载。由此看来，圆社是 全国性的踢球组织。
　　宋代由于对足球运动的重视，足球运动相当普及，有关一些著述，如《蹴 鞠图谱》、《蹴鞠谱》和《事林广记·戊集》就是宋人撰写的。《蹴鞠图谱》 的作者是汪云程，《事林广记》的作者是陈元靓。这三部书中都用许多专业 术语，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我们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断绝之后，这些专 业木语已有许多难以辨识。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在宋代，足球是 最受普遍欢迎的娱乐活动。“风流无过圆社”，”青春公子喜，自发土夫怜， 万种风流亭，圆社总为先。”《蹴鞠谱》中的这些记载就是证明。踢球之所 以成为老少欢迎的娱乐，是因为这种娱乐既使人”精神爽”、“消长日”、 “度永年”；又可起到强健身体、预防疾病的作用，即”健体安身可美”，” 肥风瘦痨都罢”。“得此消闲永日，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身健体 之功。”此外，还可以“善诱王孙礼义加”，即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在七百 年前，人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娱乐、健身和培养思想情操的作用，已有如此充 分的认识，这对于足球运动的开展当然会起极大的腿进作用。
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样，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自
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 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共有几百个之多。《水浒 全传》上写高俅陪宋徽宗踢球，“使了个鸳鸯拐”。驾鸯拐就是个花样动作， 是用左右外脚踝踢球。描写高俅给宋徽宗表演踢球时，“那气球似膘胶一样 粘在身上”。这就是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不同的一套一套的 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 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
　　宋代制球工艺比唐代又有提高，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 成”。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 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足球规格要“碎凑十分圆”。这样做成的 球当然质量是很高了。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个不同的品种， 每个品种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而 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
　　关于我国古代的足球，除了有许多史籍的文字记载外，在一些文物图象 上也有反映。如登封县少室石阙上有踢球图，金代陶枕上有”女子踢球图”
　　
（图版 3），元刻《亭林广记》上有蹴鞠图（图二），元代“足球纹铜镜”
（图版 4），元钱选画《宋太祖蹴鞠图》（图版 5）等。这些文物图象，从不 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足球活动开展的面貌。特别是”足球纹铜镜”图象， 在研究元代足球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足球纹铜镜”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这是一件以体育活动为花纹的罕见 珍品。铜镜背面浮雕的图象，是一对青年男女对面踢球，女子高譬笄发，作 赐球状。男子戴幞头，着长服，半蹲膝，身稍前倾，作认真接球姿势，小球 介千起落之间，球身隐约可见爪棱状痕迹，其形态十分逼真。

(五)明清足球的衰败与灭绝
　　我国元以前史籍上没有男女对踢足球的记载。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 散曲中才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 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妓女蹴鞠》 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 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 “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若道是成就了洞房惜王怜香愿，六片儿香 皮做姻眷。”可见踢球成了妓女娱客的手段。从“足球纹铜镜”和元散曲中 所反映的事实可知，元代踢球娱乐的社会性是大大缩小了，它不再是节日的 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明史》 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 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淫乐连 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 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 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 的事：“西门庆正喝在热闹处，见三个圆社向前来打个半跪，西门庆平昔认 的，一个唤白秃子，一个唤小张闲，一个是罗回子。因说道：‘你们且外边 侍候，待俺们吃过酒踢三跑。’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了 一跑，次教桂姐上来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 无不假喝采奉承，就有些不到之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西门庆面前讨赏钱， 说：‘桂姐行头，比旧时越发踢熟了，撇来的丢拐，教小人凑手脚不迭。再 过一、二年，这院中似李桂姐这行头，就数一数二，强如两条巷董官女儿数 十倍。’”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
宋代的足球艺人，可以在皇宫的宴会中表演，也可以在城市的瓦子里卖
艺，，而明代的圆社却只能在妓院中娱客了。 明代足球的社会性，虽然逐步缩小了，但是，见于文物和史籍记载的资
料，还是不少的。如明社重画的《仕女图》有蹴鞠场面（图版 6），《明宣 宗行乐图卷》中有观鞠场景（图版 7），明王圻《三才图会》也有蹴鞠图（图 三）。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象《红楼 梦》这样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大全，书中只有一次提到踢球，而且也只有一 句，即“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只有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汪 士秀》中，有较长的关于踢球活动的描写。该书中说：汪士秀是庐州人（今 安徽省合肥市），父子都善于踢球。几年前，父亲在钱塘江中溺死了。汪士 秀南游洞庭湖，夜伯湖畔，思念父亲之死，不能入睡。忽见湖水中出来五人， 铺一张大席在水面，饮酒作乐。酒后拿出一个晶体透明的球来踢。汪士秀见

那会踢球的老者象他父亲，便坐起在舟中观看。这时，恰巧那球落在他的身 傍。汪士秀一时技痒，便起脚踢了回去，那老者见状惊呼道：“这是我们家 传的流星拐踢法。”谁知汪士秀一脚踢的太猛，把球踢破了，霎时间湖上人 球俱杳。原来那四人是鱼精。他父亲溺水被鱼精拯救留作仆役，踢的球是鱼 膘做成。蒲松龄在写球被踢破下落时，用了这样一句来形容：“中有漏光， 下射长虹，犹如经天之彗，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如果把这一句 话移来形容我国古代足球发展的过程，是再恰当不过了。我国古代的足球活 动，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 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灭绝了。
　　分析一下我国古代足球的兴衰，寻找其灭绝的原因，大概育这样几条： 从客观的社会条件来说，宋代理学兴起，社会上重文轻武，也轻视身体活动 的娱乐。清王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弱民政策，禁止人民练武和练身 活动。戏曲小说的兴起，社会娱乐范围的扩大，相对地减少了踢球娱乐的兴 趣。从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来说，由直接的对抗比赛改变成间接的对抗比赛， 失去了练武、练身、练意志的特点，减低了足球运动的社会功能；由自身的 娱乐活动转变成供他人的娱乐活动，由社会的节日娱乐转化为狎巷的宴饮娱 乐，使足球运动的社会性愈走愈窄。这样，在社会客观原因的限制下，便不 能不趋向灭绝。
我国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便灭绝了。但是，几千年足球运动的影响，在
人民中间并未完全断绝。清代冰上足球的开展，是古代足球发展的一个旁系。 我国北方民间还有踢石球活动。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的遗迹。

三 马球

（一）唐代皇帝喜爱打马球
　　马球，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叫击鞠、击球或打球。《宋史·礼志》上说： 打球是一种军中的礼节，每年三月，在大明殿举行赛球典礼。皇帝乘马到球 场，臣下迎接，依次上马。皇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皇帝打进了第一个球 后，才叫诸王大臣开始比赛。
　　唐代是我国马球盛行的时期，上自皇帝，下至诸王大臣、文人武将，大 多都“以此为乐”。1971 年，陕西省博物馆在乾县发掘了唐章怀太子李贤墓， 墓中陪葬的文物甚多；墓道两侧有五十多幅完好的壁画，《打球图》就是其 中的一幅（图版 8）。画面上有正在跑动的二十余匹骏马，体态丰满，细尾 扎结；骑马人头戴幞巾，脚穿长靴，手执鞠杖；一位骑枣红马的骑手跑在最 前面，高举鞠杖，侧身向后击球：球在场中滚动，后面几个骑手驱马争枪。 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枚唐代打马球图青铜镜，图像十分逼真（图版 9），
1972 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打马球俑（图版 10），其形象也非常逼真。 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唐代社会喜爱马球活动的风尚。
　　马球起源于何时呢？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起源于波斯，由 波斯传到西域，再由西域传入长安：一种认为起源于吐蕃（我国的西藏地区）， 向东西方传播；一种认为在东汉后期我国就有了马球，马球是由汉代的足球 发展演变而来。这几种说法，都还不能论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唐代马 球之所以能迅速发展，盛行三百年而不衰，是有其社会原因的。
我国古代的骑兵虽创始于战国时的赵武灵王，但当时只不过是一个附属
兵种。到了南北朝，盛行甲马，就是给马匹穿上防护的甲具，俗称为铁骑。 唐太宗李世民改变了骑兵装具，成为轻骑兵，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与远程奔 袭的特长。这种特长符合大唐帝国地域辽阔、疆土广大的战略需要。因此， 唐代自建国以来就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新唐书·兵志》记载，“自（太 宗）贞观至 （高宗）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天宝后，“王 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 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马匹是建设骑兵的基础。有了马匹，还要训 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木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 段。唐代开展马球的目的就是为了军事训练。唐人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 说：“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
马球是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活动。”百马撵
蹄近相映，欢声四合壮士呼”。无论是参加打球，还是观看比赛，马球运动 都能使人精神振奋。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开元之时，天 下富庶，社会上就需要有一些休闲的娱乐。于是，马球运动就成为社会欢迎 的活动了。作战的军士要练武，闲暇的富民要娱乐，这就是唐代马球运动能 够蓬勃开展的社会原因。
　　唐代马球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唐代上层社 会的喜爱和重视。唐代最高统治者皇帝及王室贵族，大都是喜爱马球活动的。 “上有好看下必有甚焉”，这是社会现象的一条规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 纪》中宗条下，就有这样一句话：“上好击球，由此，通俗相尚。”唐代马 球运动的发展，和皇帝的倡导亦有关系。
《唐书·本纪》中，常常有皇帝幸某处击鞠的记载，说明唐代皇帝犬都

亲自上场打球。唐皇宫中有好几处马球场是专供皇帝打球的。据考古材料，
1956 年西安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的一块石志上有“含光殿及球场 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铭文（图四）。说明含光殿球场的建筑年代在 大和辛亥，即唐文宗五年（831 年）；同时也说明，唐朝在皇宫建筑球场是 专门为皇帝和显贵们用的。由于经常参加打球，有几代皇帝的球技还很高超。 如唐宣宗李忱可以骑在飞奔的马上，用击鞠杖连续击球至数百次之多；唐僖 宗李儇向他的近待夸口说，如果朝廷设置打球进士科，他可以考中状元。如 果真要在唐代的皇帝中考选马球状元，只有唐玄宗李隆基才够资格。唐人封 演所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了唐玄宗二十四岁时参加的一次与吐蕃的马 球赛，表现突出，为唐王朝第一次外交球赛赢得了胜利。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 年），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赞咄来迎接金城 公主；因知道唐中宗李显最爱看球赛，使带来了一支十人马球队。吐蕃是游 牧民族，马匹骏壮，骑术精良，马球技术也很精湛。唐中宗派遣皇宫内园的 马球队和神策军马球队与之比赛，两战都输了。唐中宗十分恼火。这时，唐 玄宗还是临淄王，他和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组成了一支四人贵 族马球队，与吐蕃的十人马球队比赛。开赛之后，唐玄宗往来奔驰如风回电 激，挥动球杖、连连透门，贵族队大获全胜。球策之后，吐蕃大臣尚赞咄连 连称赞说：想不到王爷会有这么好的球技！
唐玄宗一直到老年还是十分喜爱打球，天宝六年，他已六十二岁了，还
想参加球赛，经别人劝阻，才坐在场外观看。究竟是因他喜爱马球，坚持了 体育活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唐玄宗是唐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个，活了 七十七岁。他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几百个皇帝中，也算是长寿的了。
唐玄宗晚年，意志衰退，耽于宴乐，不问政事，导致了安史之乱。宋人
李公麟绘了一幅《明皇击球图卷》（图版 12），晁无咎在画上题了一首意含 讽刺的诗：“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无 复谏疏来。”把祸乱的原因归罪于打球，这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青年时期 的唐玄宗不是更热衷于打球吗？但是他开创了开元盛世。适时的娱乐并不会 影响政事，何况是有助于社会尚武、练武的马球运动呢！

（二）月灯阁下打马球
　　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唐代马球受到军队各级将帅的重视。节度使的驻 地，都建有训练用的马球场，并经常修整锄草便于马匹奔驰。左右神策军是 皇帝的警卫部队，其驻地也是经常陪皇帝打球的地方。因此，神策军就更重 视马球活动。唐代许多打球的名手都出在神策军中，并因球技高超而有好几 个人升任了节度使。据《资洽通鉴》记载，唐僖宗有一次是用打球输赢来选 拔节度使。广明元年（880 年）西川节度使出缺，神策军中大将陈敬瑄、杨 恩立、牛勖、罗元果四人都想去当节度使。唐僖宗无法决定，便叫他们四人 赛球，谁赢了谁当节度使。结果，陈敬瑄夺得了头筹，便得了西川节度使的 职位。
　　唐代文人当然没有武将的马球技艺高。在文人中也不会象军中马球开展 得那么普遍。但唐代文人也有不少人是会打马球的。进士科是唐代文人最光 荣的出身，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文人都希望由进士科走入 仕途。而进士科及第后有三大盛会，即慈恩塔题名、曲江游乐宴会和月灯阁 下打球。这是文人夺得鳖头后最得意的活动。如不会打球，岂不使盛会扫兴。
　　
因此，唐代文人由文入武，当了节度使的也不乏其人。如诗人李绅、高适、 张建封，都由文人武当上了节度使。当了节度使就要训将练兵，就要会打马 球。所以，张建封在他的诗中说：“仆本修文执笔者，今来帅领红旗下，不 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文人入武，首先就要会打马球。上述两 种仕途都促进了文人中的马球运动。
　　唐代个别文人，马球技术也很精湛，还能战胜神策军中的老手呢。五代 人王定保的《唐摭言》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月灯阁下打球的故事：晚唐僖宗 乾符四年（877 年），新进士集会在月灯，阁下准备赛球，场外已围了几千 观众。突然，有几个神策军闯进了球场，手拿球杖，策马奔驰。其用意很明 显，是要和新进士较量一下。晚唐时期，朝廷政权完全掌握在宦官之手，而 左右神策军就是宦官手中的两把刀子。虽然这次是无理取闹，新进士也不敢 公然得罪他们。但这天的盛会，是新进士出头露脸的大喜日子，如果在几千 观众面前输了球，是很丢脸的。正在为难之时，有一个新进士叫刘覃的挺身 而出说：让我去教训教训他们！说完跨马执杖驰进了球场，向在场的几个神 策军拱手道：新进士刘覃，特来奉陪练球！这几个神策军见有人应战，便拿 出球子与刘覃比赛。谁知只驰驱了几个回合，球子便被刘覃夺得。他只有一 个人，无法传球，便在马上连击几次之后，一个大打，把球子打向空中，球 子飞出球场，不知落到何地去了。这几个神策军想不到一个文人竟然有这样 高超的球技，有这样大的击球力量！一个个目瞪口呆，垂头丧气，在几千名 观众的嗤笑声中，面红耳赤地离开了球场。

（三）球场锄奸与唐敬宗被杀
　　唐代的官僚贵族，也多是以打球为乐的。封建官僚贵族的娱乐，常常和 奢侈浪费联系在一起。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武延秀，在家中修建私人球场； 为了使马跑后不扬起尘土，在一千步长的球场上，用油和泥建筑。五代时的 吴王杨渥，喜欢在夜间打球，球场四周点上几十根蜡烛照明。一根蜡烛有十 围粗，每天耗费数万钱。唐代宗时的剑南节度使郭英又家中养女伎骑驴打球， 驴身上的鞍饰及人身上的服装，也要用去数万钱。这真是豪门一场球，贫民 几岁秋。
官僚军阀们，为了争权夺利，常常无事生非，球场中的风波也会变成政
治斗争的恩怨。据《新唐书》记载，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是魏 博节度田承嗣的女婿。有一次，李宝正和他的内弟田维打球，不慎冲撞了田 维，使田维堕马身死。田承嗣大怒，囚禁了李宝正。从此两家结下了十几年 的冤仇。刘悟本来是淄青节度使李师古的一个部将，在一次球赛中，刘悟的 马头撞了李师古的马；李师古很生气，要杀死刘悟，后因别人劝解而罢。但 刘悟却从此怀恨在心。李师古死了之后，刘悟杀了李师古的弟弟李师道，自 己当了淄青节度使。另据记载，黄巢的部将朱温，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当了 唐朝的节度使。他派儿子朱友伦在长安城做监军。在一次球赛中，朱友伦不 慎坠马而死。朱温以为是别人有意谋害，便杀死了唐朝许多旧臣来报复。
　　阴谋暗杀，是封建官僚贵族争权夺利斗争的一种手段。在唐代的马球场 上也曾发生过两起谋杀未遂的事件。李忱是唐武宗李炎的叔父，李炎想杀死 他但又不便于公开下手，便派人借球赛的机会阴谋暗害。由于李忱骑术精良， 球技高超，才逃过了毒手。唐玄宗晚年宠信安禄山，委以三镇节度使的重任。 他的儿子唐肃宗李亨早已窥见安禄山的叛逆野心，几次想借打球的机会杀死
　　
他。终因唐玄宗百般袒护而未能如愿。 司马光所编《资洽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率兵叛乱，黄河以
北的大片土地沦入叛军之手，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抗战派，坚持在敌后抗击叛 军。但是，兵少粮缺，形势非常险恶。正在艰难困苦之际，常山太守王俌动 摇了，和叛军副师史思明书信往来，勾勾搭搭，准备率部投降。常山太守部 下的军官都是有正义感的汉子，不愿向叛军投降。但王俌的投降行为尚未明 朗，不便反对：如他的阴谋一旦成为事实，又有叛军作为外援，则又很难对 付。于是，十几个小军官就借赛球的机会，撞倒了王俌的马，另十几骑随后 一拥而上，风驰电掣般地跑过，把奸贼王俌踏得尸骨如泥，血染黄土，粉碎 了这次投降的阴谋。
　　唐人段成式的《西阳杂俎》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德宗时，河北 镇有个姓夏的军官，骑术精良，武艺超群，能拉开几百斤力的弓，尤其精通 马球技术。他曾在马球场上，作过一次飞马打球的特技表演，在球场的地上 累了十几个铜钱，他飞马奔驰，用手中的球杖击钱，一次只击一枚，而且这 一枚铜钱只飞出七丈远，十几枚铜钱，个个如此。击钱的准确程度达到了神 奇的地步。如用这种本领在球场上射门，当然是百发百中了。
　　唐代马球技术的提高，除了军队中有一批骨干之外，在皇家内园也有一 批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马球运动专业人员。在唐代的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 各地节度使向皇帝献“打球供奉”的记载。打球供奉虽然有很高的技术，但 在皇帝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娱乐的玩具而已。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都是得 不到保障的。唐敬宗李湛是一个喜怒无常，以别人的伤残为欢乐的残暴君主。 他常常叫打球供奉半夜赛球，以致经常发生“碎首折臂”的惨事。而他却以 此为乐，残酷的暴虐行为终于激起了打球供奉们的反抗。据《资治通鉴》记 载，宝历二年（826 年）十二月，李湛在郊外打猎，回到宫殿已是夜半，忽 然心血来潮，把打球供奉从睡梦中唤醒召来，要他们打球作乐。这时马已困 乏，人无准备，又是夜半昏黑，更容易发生危险事故。而李湛一意孤行，毫 不听人劝说，为了满足其残暴的本性，非要人伤马残不可。在忍无可忍的情 况下，打球供奉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人，联合起来，杀死了 李湛。在警卫重重的皇官中，这几个打球供奉杀了皇帝，当然逃脱不了被杀 的命运。苏佐明等人虽然并不是有计划的起义，并没有象罗马帝国的角斗士 斯巴达克斯那样，率领一部分义军，摧毁帝国的统治，但他们在封建思想禁 锢的皇宫中，敢于拿起武器，杀死被尊称为天子的偶像，这种反抗精神，也 是值得赞扬的。而他们勇敢无畏的品质，不能说和从事马球运动没有关系。

（四）天下承平不忘练武
　　唐代人的诗文中对社会上的马球活动记载颇为详尽，但是有关马球比赛 的方法规则记述甚少。《宋史·礼志》和《金史·礼志》在这方面却有较详 尽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唐、宋时期的马球运动已具备了较完整的规 则。而比赛的方法则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唐代采用双球门，南宋、金国 和以后的明代则是用单球门。这种改变，可能受当时足球运动方法的影响， 也和社会的习俗风气有关。双球门的比赛方法激烈，直接对抗争夺，含有极 大的危险性。单球门是在一个门前争夺射门，危险性就小得多了。这就促成 了改革。但马球运动的这种改革也与足球运动一样，在训练体力和意志上， 都是一个退步。
　　
　　《宋史·礼志》上有”打球本军中戏”的记载，但在其它史料上却很少 看到有关军中打球的详细资料。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在北宋时期是衰落了。 这种衰落，和北宋的军事战略有关。
　　北宋的国土比起唐代来是大大的缩小了，对外族的侵略又采取守势。骑 兵是一种进攻的兵种，不适用于防守战术。因此，北宋是不重视骑兵部队的 建设的，从而也就不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保守的局面是不能长久的，北宋 朝廷终于被强大的金国灭亡了。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匆匆忙忙地跑过了长 江，在临安城（今杭州市）建立了南宋小朝廷。他的儿子赵眘在人民要求收 复国土的抗战声中，登上了皇位。赵眘表示了主战的决心，在临安城建筑了 一个用油布遮盖的室内马球场，亲自率领御前的将帅练习马球。
　　赵眘主张抗战、建设骑兵的行动，很快就在南宋军中收到了效果。陆游 是南宋的爱国志士，他一生渴望民族复兴，祖国统一，临终前还写下了“王 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有名诗句。他四十岁时投笔从戎，参加 了四川宣抚使的军队，经常驻军南郑。南郑是南宋向北进攻的前哨阵地，军 事训练最能体现南宋朝廷的战略意向。在陆游的诗中，多次提到在南郑的军 中开展马球活动的事：“军中罢战壮士闲，梁州球场日打球。”“打球筑场 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射堋命中万人看，球门对植双旗红。”“闲 试名弓来射圃，醉盘骄马出球场。”“打球骏马千金买，切玉名刀万里来。” 可见南宋军中为了适应主动进攻的战术需要，建立了拥有三万匹马的强大骑 兵部队，因而积极地开展了马球运动。可惜，南宋的这种好景不长，赵眘的 抗战决心，随着符离集一役失败而烟消云散，西湖的游艇上又恢复了宴饮歌 舞，南宋的马球运动重归于寂寥。
从南北宋马球运动的兴衰来看，它始终是和军事战术的需要相关连的。
　　与此同时，建国于北方的辽国和其后的金国，马球运动却较普遍地开展 起来。辽国是契丹族，于 947 年建立，国土包括内外蒙古及东北地区。据《辽 史》记载，辽国的马球是由中原地区传播过去的。辽穆宗耶律璟曾要北汉主
（刘旻建立的割据政权）进贡打球衣和经过训练的打球用马；而在辽穆宗以
前，在《辽史》上是没有关于打马球的记载的。 辽国在穆宗引进马球之后，在皇帝和贵族的倡导之下，马球运动迅速发
展起来。辽圣宗耶律隆绪就是一个十分喜爱打马球的皇帝，经常和诸玉、大
臣一起打马球。据《辽史》记载，为了这事，谏者大夫马得臣还谏议他不宜 参加打球，理由有三条：“君臣争胜，君输臣喜，一不宜也。争心竞起，礼 容全废，二不宜也。马或惊蹶，圣体亏损，三不宜也。”但辽国的马球运动。 并未因此停止开展。
1115 年，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国。
1125 年灭了辽国，占领了辽国的全部土地，也继承了辽国的社会习俗。
《金史》上说：“击球之戏，迹辽俗也，金因尚之。”金国接受了辽国打马 球的风俗，并且进一步把赛马球作为礼节，规定在端午节这一天，行过拜天 礼后，举行球策。
　　金国和辽国一样，许多皇帝和贵族也是喜欢打球的。据《金史》记载， 金世宗完颜雍就很喜欢打球。他的司天监马贵中也上书谏议他不要打球，理 由也是“围猎击球皆危事也”。但是，完颜雍不听，他说：我的祖先是以武 定天下的。现在天下承平，岂能忘武！马球是一种很好的练武活动，我亲自 参加马球活动，就是向天下人表明不能忘了武事。
　　
　　到了元明，端午节打球的风俗仍然留存在我国北部的土地上。明太祖的 第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一直驻守在金国大都的故址（即今北京市）。1403 年朱棣起兵“靖难”，当上了皇帝，并迁都到北京。永乐十一年下令，规定 在端午节这一天进行击球、射柳之礼：并在当年五月亲临球场，观看大臣赛 球。明代的马球运动，虽因后来军事战略关系而未积极开展，但端午节打球 的礼制，却一直延续到明朝后期。现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宗行乐图卷》中有 打马球的场景（图版 13），可为佐证。
　　辽、金、明的马球发展情况也和宋朝一样，主要是适应军事发展的需要。 我国北方有广阔的平原，适用骑兵部队。因此，在北方建立的政权，都重视 骑兵部队的建设，因而也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

（五）马球的兴衰
　　唐代的马球盛行时，不仅有男子参加，也有女子参加。唐诗人王建的《宫 词》中说，“新调白马怕鞭声，隔门摧进打球名”。就是指的皇宫内宫女打 球。唐代女子打马球完全是为了娱乐。剑南节度使郭英又看女伎打球作乐， 每天得花费数万钱。五代的前蜀主王建，也最爱看女子打球。他的妃子花蕊 夫人写了好几首有关马球的诗。其中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的诗句，就是形容女子打球时的动态美。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在南宋就逐 渐衰落了，但作为娱乐活动的女子马球，在皇官中却一直继续。宋哲宗时的 进士王珪，宋徽宗赵佶，南宋宁宗的杨皇后，在他们写的三家《宫词》中， 都有关于女子打马球的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写宫女打球的情 景是：“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 矣。”可惜这只不过是马技和服饰的展览，看不出打球的激烈争夺。
到了清代初年，马球就完全绝迹了。这和清王室的禁止人民练武、养马
的政策有关。《东华录》记载顺治五年的禁令：“今各处土贼，偷制器械， 私买马匹，毒害良民，作为叛乱。今特为禁约：任事及文武官员及战士外， 若闲散官、富民之家，不许畜养马匹，亦不许收藏铳炮，甲胄、枪刀、弓矢、 器械。有不遵禁令，是怀叛逆作贼之心，若经搜获，本人处斩，家产妻拏入 官，邻右十家长杖流。”这样严厉的处罚，人民如何敢养马？没有马又怎能 开展马球活动？
康熙十年之后，清王室的统治逐步稳固，原来严厉禁止养马的命令稍稍
放松。但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没能恢复，只是作为社会娱乐的马球曾一度出 现。清剧作家孔尚任和其他几个诗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在北京西 郊自云观庙会上，看到了女子马球表演。这事写在他们所作的《燕九竹枝词》 里。其中有一首描写女子马球表演的诗是：“谁家儿郎绝纤妙，马上探丸花 里笑。翠袖妖娆得得来，星眸偷掷输年少。”
　　原来少年参加的人吼马嘶的马球活动，现在只剩下“翠袖妖娆”在“马 上探丸”。到了清中叶以后，却连这一点遗迹也没有

（六）寒食宫人步打球
　　唐代社会除了盛行骑马打球而外，还有一种不骑马的持杖打球，称之为 步打。还是前面提到的王建的《宫词》诗说：“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 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从这首诗可以知道，步打也 是清明节宫女的一种娱乐活动。《宋史·礼志》在记述了马球礼仪之后说：
　　
“又有步击者，时令供奉朋戏以为乐云。”说明了宋代社会上也有步打球。 步打球也盛行于北方的辽国和金国，被称为捶丸。到了元代初年，捶丸 运动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比赛方法、场地设备和器具规格以及赛球规则。有一 个署名宁志的老人，把上述内容写成了一本书，名《丸经》。《丸经》的序 言就提到，捶丸运动是“卫生之微奥，而训将练兵之一技也。”既可“养其 血脉”，又能“怡怿乎精神”，达到身心健康。在六百年前，就能如此科学 地认识体育运动的价值，这是对我国体育史的极大贡献。山西洪洞县水神庙 的壁画（图版 11），就反映了元代喜好步打球的风尚。到了明代，步打球得 到更广泛的开展。周履靖在重刻《丸经》的跋上说，他年轻时，走过许多大 小城市，看到不少的青年在做步打游戏。如《明宣宗行乐图卷》就有宣宗和 他的内侍们步打球的图象。明代杜堇画的《仕女图》（图版 14）中，也有几 个妇女作步打游戏。从上述绘画中可看到参加步打活动的人，有皇帝及其内
侍，也有一般仕女。可见，步打球受到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喜爱。 步打球也和足球、马球一样，在清皇朝禁止人民练武的情况下逐渐中断
了。

四 摔跤

（一）春秋战国之际的摔跤运动
　　我国古代摔跤的异名很多，如角力、摔胡，角觝、相扑、布库、厄鲁特、 掼跤等。这是因为，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不同，摔跤的方式方法也有较大的差 异。摔跤在古代属于徒手搏斗的范围，是军事作战的一种技能。据《述异记》 所记的传说，在五千年前的氏族部落时代，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进行了一 次大战。蚩尤部落的人都在头上戴了假角，“以角抵人，人莫能御”。这种 用头冲撞的作战方式，就是摔跤的最旱起源，后代称摔跤为角觝也是沿用这 一古老的名称。
　　到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规定摔跤是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据《礼记·月 令》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射箭、驭 车和角力，都是士兵作战的重要技能；将帅在冬季还要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一 次检阅，以观其训练成绩。据汉朝人解释，角力就是互相扭打的“两两校力”， 是徒手搏斗的一种作战方式。在三千年前，青铜兵器并不十分锐利，而且作 战时也会经常发生兵器折损的情况，徒手作战技术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春秋 时吴楚的柏举之战，楚国的军队被打得大败。楚国大夫莫敖大心在兵器折损、 无法作战的情况下，只身冲入敌军，徒手打死摔伤了几个人，最后被杀殉国， 在战场上同敌人角力是生死拼搏，手下绝不留情：而在平时训练“两两校力” 的时候，就必须有一定的方法和规则，以避免无谓的伤亡，据《国语》记载， 春秋末年的晋国已经有了摔跤比赛。
赵简子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他就是后来三家分晋的赵襄子的父亲。他的
戎右少室周就是一个善于徒手搏斗摔胶的能手。在古代，一辆战车上有三个 甲士，中间的甲士是驾车的驭手，左面的执弓箭，右面的执戈矛。远距离的 敌人由弓箭手射击，近距离的敌人由戈矛手刺杀。而在元帅的战车上则只有 旗鼓，由元帅号令指挥全军的进退。元帅车上没有弓箭手，戎右就成为保卫 将帅安全的武装卫士。因此，元帅车上的戎右都是选拔武艺高强勇力超群的 人担任。少室周当了赵简子的戎右，心里当然欢喜，但又有点担优。为了保 卫元帅的安全，每逢休闲时间总是寻师访友切磋武艺，提高自己的摔跤技术。 晋阳城有一个叫牛谈的人，是奴隶出身，摔跤本领高强。少室周到了晋阳便 找到牛谈，提出与他进行摔跤比赛。第一跤被牛谈摔了个脸朝天，第二跤又 摔了个肩背着地；一连几场比赛，都是少室周输了。少室周十分佩服牛谈的 摔跤本领，便向赵简子推荐，把自己戎右的职位让给牛谈。从这个故事中可 以知道，在春秋末年，社会上就有了摔跤比赛，而且在比赛场上很注重道德 修养，赛输的人甘愿荐贤让能。

（二）汉代几种不同形式的摔跤
　　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之后，规定阅军大典的内容是角觝。在奴隶制 社会，狩猎为阅军大典。狩猎时要出动战车，要射箭，要击刺，要徒手搏斗， 实际上是一次联合军事演习。战国时期军事战术有了改变，南方用水军，北 方多骑兵，中原地区是采用大兵团的步兵战斗。因此，各诸侯国的军礼就很 不一致。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为什么要以角觝为军队大典之礼呢？据《文献通 考》记载：“秦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县兵器聚之咸阳，销为钟鐻；讲 武之礼，罢为角觝。”这就是说，兵器都销毁了，讲武之礼才改为角觝。这
　　
种理由是不充分的。无论秦始皇如何收缴民间兵器，总不会连军队的兵器都 收光了，只能检阅士兵的徒手搏斗技术。真正的原因是，秦国是在中原建国 的，统一天下后，军事力量也是以步兵为主，而徒手搏斗是步兵的重要作战 技能，因此才定角觝为阅军大典的内容。
　　从现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汉朝的角觝开始分支，向不同的方向 发展，并有了不同形式的摔跤。
　　《汉武故事》上说，汉武帝在徒手对打的基础上，“并四夷之乐，杂以 童幼，有若鬼神”。这种有音乐伴奏，有故事情节的武打称之为角觝戏。它 已经脱离了体育的范围，成了后代戏剧的滥觞。
　　《汉书·艺文志》中有《手搏六篇》，属于“兵家伎巧类”。手搏又叫 作弁或卞，是一种纯踢打擒拿的军事技术。汉武帝时的大将甘延寿被选为羽 林，又因为精于手搏被提升为期门。
　　据《汉书》金日c 传记载，金日c 当了汉武帝寝宫中的侍卫。有一天， 汉武帝尚未起床，江充与莽何罗谋反。莽何罗携带武器闯入寝官准备刺杀汉 武帝，被日c 发觉了。“日c 摔胡投何罗殿下，得擒缚之”。“摔胡”就是 抓住脖子摔倒在地，这是一个纯粹的摔跤动作。又过了三百多年，三国时孟 康在《汉书注》中说：“摔胡，若今相辟卧轮之类也。”“摔胡”，南北朝 时称“相扑”，是以摔扑为主的技术，它和手搏、角觝戏，都有区别。
金日c 原是匈奴族休屠王的太子，被汉军俘虏，后入宫廷当马夫。由于
他为人忠诚，做事勤恳，被汉武帝提拔当了侍卫；又因为擒了莽何罗有功， 升为车骑将军。后来他和霍光同是汉武帝的托孤之臣。金日c 的捽胡动作可 能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摔跤。在古代文物上也有类似的图象，如 1957 年，中 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洋西客省庄发掘了一座战国墓，墓中殉葬物有两 块透雕铜牌。透雕的花纹图象，在两匹战马之间，为一对长发高鼻的人，上 身赤裸，下身穿长裤，互相弯腰搂抱作摔跤状（图版 15）。无论是透雕工艺 特点和图中人物形象，还是墓主人的身份，都证明这是我国北方匈奴等古代 民族的摔跤动作。这种图象和金日c 的摔跤动作互为验证，可以认为，在西 汉时期，我国北方民族式摔跤已传入中原地区，并和中原的传统角力相互交 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摔跤运动。
1979 年，湖北省江陵凤凰山的秦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篦。在圆拱形篦背
的两面，都有漆绘的人物画。其中一面绘有摔跤图（图五）：右边两人对搏， 左边一人旁观。三人装束相同，都是赤裸上身，着三角短裤，腰系长带，带 在腰后扛结，带端飘垂于臀后。对搏的双方正相向扑来，左边一人前伸两臂， 似是裁判，图的上部有一帷幕飘带下垂，表示这场摔跤是在台上进行的。在 吉林集安县洞沟高句丽墓壁画上，也有摔跤图象（图版 16）。从出土的文物 看，从比赛的场地、服饰或动作等来看，上述漆绘摔跤图和透雕铜牌摔跤图 有很大的差别，这说明秦汉两代的摔跤形式已有了不同。
　　汉代的摔跤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分支。汉代文 物留下了不少摔跤图象，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认识和研究。

（三）摔跤比赛与蒙万赢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族大混合时期。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 原地区以后，文化科学艺术得到一次大交流，体育比赛也得到了互相切磋提 高。
　　
　　南北朝时，摔跤是当时比赛最多的一个项目。这时摔跤也称相扑、相辟、 相攒，都是互相摔打的意思。据《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说：在中原地 区的襄城郡与颖川郡的联欢会上，就有相扑比赛。襄城人在输了之后反而解 嘲地说：“相扑下技，不足以明两郡之优劣。”事实上体育比赛最能代表一 个地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尊严。为了维护这种尊严常常寸步不让，不 争回荣誉，决不善罢甘休。《晋书·庾阐传》记载，在晋朝曾发生过这样的 事情：“有西城健胡，矫健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司马炎为此事大为恼火。 于是张贴榜文，“召募勇士”。后来，庾阐的父亲庾东应募，与胡人比赛。 结果，“遂扑杀之”。庾东由此”名震殊俗”，并被赏赐做了官。
　　《续高僧传》上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隋代有一个叫法通的和尚精通相 扑。当时“有西番贡一人云大壮，在北门试相扑无敌者”。这件事使隋高祖 杨坚很为恼火。他说，难道“大隋国无健者”？有人向隋高祖推荐法通。隋 高祖马上派人“召通来，令相扑”。结果，法通赢了大壮，“举朝称庆”。 这件事反映了当时民族间相扑技艺的交流，也表现了代表民族的体育比赛， 是如何激动着民族情绪。
　　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西方少数民族到中原地区进行相扑比赛的绝不止上 述两例。《唐语林》记载：唐代大梁节度使李绅，在检阅过镇海军选送的相 扑能手富苍龙、沈万石、冯五千、钱子涛的技艺之后说：“真壮士也，可以 扑杀西胡丑夷。”说明这次选拔，是特地为了同西域少数民族的相扑手进行 比赛。李绅的话用了“丑夷”、“扑杀”等侮辱少数民族的词语，是错误的， 但也反映了民族之间的体育比赛十分强烈地激动着人们的思想情绪。
这些相扑比赛的史料，也反映了在南北朝时，我国的相扑比赛已经有了
正式的规则和裁判。正因为如此，两郡或两个民族之间的运动员才能在一起 比赛。另外，在许多史料上都用了“扑杀”这一词，它反映了当时对比赛的 意义还认识不足，不是重在交流技艺，而是以生死为输赢。
唐代的皇帝大都是喜爱体育活动的。他们喜欢马球，喜欢狩猎，也喜欢
摔跤。唐代称摔跤为角觝。“角觝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 在唐朝的宫廷里有两个专供皇帝娱乐的地方，一个是教坊司，一个是内
园。教坊司里大都是歌舞伎，而内园却多是体育表演的健儿。《新唐书》上
说，“内园恒备角泌之徒”。所谓角觝之徒，就是专门供皇帝观赏的摔跤手。 现在摘录一些唐朝历代皇帝观看角觝表演的一些史料，从中既能看到唐代皇 帝喜爱这项活动，又能看到唐代角觝发展的面貌。唐玄宗李隆基“每赐宴设 酺，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飞剑、角觝”，唐宪宗李纯御瞬德殿大 宴群匣及公主，“观击鞠、角剑之戏，大合乐，极欢而罢”唐穆宗李恒”幸 左神策军观角觝及杂戏”。唐敬宗李湛于宝历二年六月”甲子，观驴鞠、角 觝于三殿”。唐文宗李昂“幸勤政楼观角觝、蹴鞠”。唐懿宗李漼“咸通中 选隶小儿园，寻入相扑朋”。唐僖宗李儇“弱冠登位，为宦官所押，内园恒 备角觝之徒，以备卒召”。后唐庄宗李存勖“在藩邸，每宴，私与王郁角觝 斗胜。郁频不胜，庄宗自矜其能，谓存贤曰：‘与尔一搏，如胜，赏尔一郡。’ 即时角觝，存贤胜，得蔚州刺史”。《文献通考》上说，作为宫廷的娱乐活 动，角觝是各种表演节目的压轴戏。摔跤 手临上场前，左右军就擂起大鼓。 在急鼓声中，一个个赤裸上身的壮士绕场而入，寻对扭摔：一交上手，场外 的观众就呐喊助威。分出了胜负之后，观众欢呼，急鼓三通。这场面确实很 热烈，很激动人心。

　　考古工作者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唐代幡画，画面上为两人决斗时 情景，很象现代日本的相扑（图六）。在皇帝的喜爱倡导下，唐代社会上摔 跤活动的开展是较为普遍的。《吴兴杂录》记载：“唐，中元节，俗好角力 相扑，云避瘴气也。”
　　避瘴气只是一种迷信，实际是农闲时的娱乐。宋代《角力记》上记载， 在五陵、鄱阳、荆楚一带，“五月盛集，水嬉则竟渡，街房则相攒为乐”。 在陕南、成都一带，则设有擂台比赛，“募桥市壮勇者，于山前平原作 场，候人交（比赛），赢者出场赏之，采马拥之而去，观看如堵，巷无居人， 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这种比赛的情景是何等热闹，竟至“观看如堵， 巷无居人”。《角力记》还记载，唐朝末年，有一个摔跤能手，外号叫蒙万 赢。只因他“拳手轻捷，擅场多胜，受赐丰厚，万赢呼名从此始”。“万赢” 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唐代摔跤比赛的频繁和蒙万赢的摔跤技艺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