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阅世丛书 半拙斋古今谈 唐振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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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1/32
印张：8.625 字数：227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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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7 —5440—1420 —7
Z·7 定价：9.20元

读书篇

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罔以非其道 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罔以非其道
——论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之诬
　　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世人更知陈先生之孤怀卓荦、高 风亮节。近有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自称与吴先生为 38 年的生死 之交，是书之作，乃为“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其真”，在封 底更揭曰：“谨以此书祭奠吴宓，祭奠千千万万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文革劫中， 含愤忍冤殒沉的莘莘学者书生；并祈愿，哀恸不再，灾患不再，悲剧不再。” 果如此，则其用心立志可谓光明正大，宜乎受到世人的欢迎了。此书确实也 曾一度得到不明真相的读者欢迎。以陈吴两先生之一世深交，以两先生之思 想与共，以两先生之道德高尚，以两先生之学术覃深，两部据实记述二先生 之作，应该可成双璧。然而，细审之下，大谬不然。陆书言必有据，信而可 征，根据大量档案资料、文字记载和访问笔录，写出了真实，写出了真实可 信的陈先生及其时代背景。张书则多向壁虚造，穿凿附会，虚构了一个吴先 生，乃成对吴先生之诬，对吴先生道德人品之诬。虽假托至交，编饬成书， 可以欺不明真相之读者于一时，毕竟不能得遂其志于永久。此所谓“君子可 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也。吴先生乃方正之君子，在世之时，以其方而 时为人所欺，想不到逝世十九年之后，竟亦为人织造了一个颠倒了的形象。 但是，罔其非道，则万万不能，虽不能起吴先生于地下而辩之，吴先生的友 人仍在，吴先生的学生还在，学界人士爱吴先生尊吴先生者多多，辨别是非 真伪，大义所在。忝为吴先生弟子，此文之作乃为辩诬。其已见于季石《〈心 香泪酒祭吴宓〉质疑》（1997 年 5 月 29 日文汇报《笔会》）者，不赘。
《吴宓日记》无张紫葛三字
　　吴先生一生写《日记》不辍，这已是学界所共知。与吴先生熟悉的朋友， 看过吴先生《日记》的人更知道，凡与吴先生有交往的人，即使一面之缘， 吴先生也在《日记》中记上姓名及因何得见。数年前，吴先生女公子学昭整 理先生《日记》，即告我写一简介以作《日记》注解，说是《日记》中写及 我。所知，在上海同时被通知写简介者，尚有同学多人。我们这些同学，当 年都读了吴先生的教课，男同学且与吴先生同住在男生宿舍，接触不算是很 少，吴先生笔而记之，犹可说。友人王勉，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 在联大读书时未选读吴先生教的课程，只是一次日机空袭昆明，在防空洞中 与吴先生相遇，交谈数语而已，昨日晤王君，说是也曾得通知写一简介，以 备《日记》之注。可见吴先生《日记》不漏相识之语不虚。张紫葛先生自称 与吴先生为三十八年的生死之交，何以在先生《日记》中不见半点踪影？张 紫葛为此在书内精心编造了一个吴先生“改造日记”的神话，说是吴先生为 了保护这位生死之交，把凡是涉及张紫葛的，全都改造了。不是简单地抹掉， 而是彻底地改造，剪裁，重写，装订，等等，一看之下，竟是“天衣无缝”。 此等神话，徒令细读《吴宓日记》的季石厥倒，季石《质疑》之文详述其事， 人当服其文之可信。《吴宓日记》只此一份，皆如先生在世所写原样，将陆 续出版，国人得而共读，张紫葛为此不经之说，勿乃欺人欺世太甚。
带着 4000 册书逃难！
　　张紫葛在书中《后记》（页 455）有一段话：“至抗战前夕，他（指吴 先生）的私人藏书已逾（按原文误为愈）万册。其中不少珍版善本。南下赴 长沙时，他选带了 4000 本之谱，其余均寄存在北京亲戚家中。经过长沙南逃，
　　
过香港，转云南，所带图书少有损失（振常按，不知是否为稍有损失之误）。
于 1939 年挑了 1000 余册赠给了西南联大图书馆。1944 年至成都，鉴于内迁 的燕京大学图书严重不足，他又挑了千余册赠给燕京大学图书馆。”
　　按，吴先生于 1937 年 11 月 7 日偕毛子水等离平赴津，乘船至青岛，登 胶济火车，到汉口，又换乘粤汉火车，走走停停，于 11 月 19 日到长沙（据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路上行程共 12 天。以一文弱书生（加上陪行的 几位）竟能在交通困难、旅途拥塞的抗日战火中，携带着 4000 册书的重负长 途跋涉，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张紫葛先生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他自己能相 信吗？
　　吴先生到成都燕京大学之时，我正就读于燕大，未曾听说先生向燕大图 书馆赠书的事。那时我们图书馆的书，的确少得可怜，小小一间书库，大约 千余本而已。图书馆主任是梁启超的女公子梁思庄女士，同学和梁女士都常 埋怨书少。如果吴先生一下赠书千余册，是件大事，会传开来的。张书中没 有提吴先生赠送的千余册书是自己从昆明带到成都，还是后来托运到成都 的。按吴先生于 1944 年 8 月 23 日自昆明出发，经贵阳、遵义、重庆、白沙 到成都，于 10 月 26 日傍晚到达成都，时已在湘桂大撤退之后，入抗战后期， 交通情况更坏，所以吴先生行程竟长达两月之久，自更不可能带着 1000 多本 书经此长行。为张紫葛解，好在他没有说吴先生是亲带千余册书同来的。吴 先生和我们同住在华阳县文庙的男生宿舍，犹忆吴先生只身一人住一小屋， 行李简单，书籍无多，孤灯如豆，极为凄凉。
此题所谈是极小的小事，虽极小之事亦作伪，大事如何，可知矣。
关于朱小姐
　　张书（页 269 至 275）讲了一段所谓朱小姐偕其兄于 1953 年 4 月自天津 远道来重庆探望吴先生的事。抗日战争开始之前，朱小姐在北平女子文理学 院读书，吴先生在此校兼课，朱小姐是吴先生的学生。吴先生由北平南下， 由朱小姐陪同至天津。又由朱小姐的兄长陪吴先生南下至长沙。据张书所述， 朱氏兄妹此时忽来重庆，实因朱小姐在北平时就爱上了吴先生，此来欲圆旧 梦。到渝后，才知吴先生已经和邹兰芳结婚，乃向张紫葛吐露衷曲，悻悻而 去。张书此前写到吴先生“改造日记”事谓：“1937 年冬离开北平一节，删 去了朱小姐等平大女生掩护吴宓由平逃津；也就一并删除了朱小姐的哥哥陪 送至长沙情节。理由：如此情节留于日记中，也被认为汝吴宓处处惹草拈花， 实为一‘道德败坏之徒’。”（页 147）
按，季石所写对张书的《质疑》，谈到张紫葛所谓吴先生删去有关朱小
姐情节，季石文发表在《笔会》时此节被删，兹引录季石原稿如下：


事实上，吴先生现存日记里详细记述了抗战开始时离北平南下的经过。如果真有朱小姐随 行，也实不必删。因为吴先生当日照护同行一路到长沙的女生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其中有陈 援庵先生的女儿陈慈，却没有朱小姐，也没有她的哥哥。当年是如何动身的，路经哪里，乘车 乘船都发生了什么事，吴宓日记里可说是巨细无遗。当年的随行者，如今健康、清明如昔，历 史岂是可以乱改的。至于朱小姐，确是在北平时吴先生的学生，与她的交往，在现存吴宓日记 中也记得很具体。而吴先生日记所记与女性学生或女性友人的交往很多，也往往坦率记录自己 对她的观感和想法。这些内容都完整保存，当然也无必要单单删除有关与某一女学生来往的记 录，何况日记中有关朱女士的内容历历俱在，并没有删除。

不知仲旗公之名
　　张书自称在认识吴先生之前，先认识了吴先生尊翁仲旗公（按仲旗公为 吴先生叔父。吴先生幼年奉祖母命，嗣与仲旗公为子，称仲旗公为父、嗣父， 称自己父亲为爹。先生终生敬事仲旗公，情过骨肉），他是奉了仲旗公之命 与吴先生订交的。张书详记经过说，1939 年他在重庆，时去于右任家或衙署， “彼时，我见于府有一位老年常客，很受于公尊敬。这就是于公尊称为‘吴 公’或‘仲旗公’的贵客。”“既然我们都是于府常客，自不免互相交谈。 吴公熟悉经史，尤爱春秋三传，我更少年意气，喜纵谈诸子百家之说，因而 一老一少，颇为投机。”一天，仲旗公问张知道吴宓否？方知仲旗公和吴先 生是父子关系，即对仲旗公表示早已敬仰吴先生，愿为吴先生弟子，请仲旗 公为之介绍。仲旗公表示愿介绍他们做朋友。“大约是 1939 年 8 月初旬的一 天上午，”张紫葛应于右任电话召去于府，得见仲旗公偕吴先生在座。仲旗 公对吴先生和张说：“希望你们做个兄弟般的朋友。”张表示愿对吴先生执 弟子礼，吴先生则以为张是宋美龄的秘书而“不敢高攀”。“吴老太爷颇为 不悦：‘你怎么说这些生分话？我斟酌久之，才给你们慎重介绍。岂可说出 这些市俗客套话。’”于右任拣出张的两篇文章给吴先生看，又说张是“后 生可畏”，“将来未可限量”。吴先生当场看了文章两遍，说是“很有梁任 公行文之妙”。“吴宓就表示，很愿和我切磋学问。但一定要遵父命，作朋 友。”张则坚持师事吴先生，还是经于右任一番开导，“就这样，我们订了 异姓手足般的忘年之交。”
不惮辞费，引述张书，凡未读张书者，当亦从此段引述得见张紫葛说来
似是确切可信了。事实并不然，季石《质疑》文已证，检索吴先生《日记》， 不但张书所指之“1939 年吴仲旗先生却根本不在重庆，而是在陕西西安。” 又证：“事实上，吴仲旗先生在其一生中始终就没有到过重庆。”而张书所 谓识吴先生之 1939 年 8 月初旬，季石列举吴先生在昆明正忙于所办的各种事 务，亦无缘得去重庆。则张紫葛绘声绘色描述的与吴先生在重庆于府订交之 事，只能是完全落空了。
事情更有读者所不可能想到的一面，张书既称屡见仲旗公，“一老一少，
颇为投机”，仲旗公并为他介绍吴先生“做兄弟般的朋友”，怎么会在他自 称“写成《吴宓的第三个 28 年》（振常按，当即为《心香泪酒祭吴宓》之原 拟名），已洽妥，即将出版”之际，于 1995 年 12 月 3 日写信给吴先生幼女 学昭，说是“专函请你协助两事”，两事之第一事为“校正我记忆未清的几 点”。其第一点，赫然写着：“你祖父和两位姐姐的名字。”天下事的怪异 还有过于此的吗？对于这么一位屡见的“颇为投机”的长者，且是生死之交 的至友的父亲，竟然不知其名？说是一时记不起来了。张先生在他的《在宋 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中，不是以他的惊人记忆力自负吗？且自述所以受宋 美龄赏识并得为宋的机要秘书，即由于他的惊人记忆力而起。在这本《心香 泪酒祭吴宓》的《后记》中，不是也说他的记忆力绝对可靠，所记“绝对准 确”吗？此事有待于张紫葛先生指教。
《观且感》真相
据张书所述，吴先生于 1956 年给他看了行狂从 1956 年 6 月 24 日至 1956
年 10 月 4 日所写札记一册，共 30 则不到。张自称印象最深的是两则，一则 题《苟不教，性乃迁》，藉为 J 女生补习古文事，阐发有教无类思想。一则 题《观且感》，述吴先生于 1956 年 9 月 30 日晚参加中共重庆市委国庆招待

会及 10 月 1 日参加国庆观礼情况。（张书页 310 至 321） 张文详述《观且感》的内容及吴先生的感想。张文写得有声有色，长达
4 页，谓吴先生于 9 月 30 日下午乘市里派来的专车，自北碚乘车入城。“市 委的国庆招待会，富丽堂皇。陈设华贵，宴馔丰美。宴席连绵，琳琅满目。 首尾宴桌之间，遥远难辨人貌。济济多士，其盛大有似欧美之国宴。??一 省辖市之国庆招待会都有如此规模，亦可概见今日中华繁荣之一般矣。”“宴 罢，接以盛大的舞会。??场内如云之美女，衣履华丽美艳。有短裙半袜， 亦有窄裙袒胸，花色繁多，争奇斗媚，却是绝无蓝色干部服。且伊等大多施 粉着脂，香气四溢，余乃大为快慰。”当晚宿市委第一招待所，“甲级房间， 衾枕清洁。”次日，乘车至市中心解放碑观礼，又是大篇描写，大段感想， 无非夸游行队伍之雄壮，堂堂中华之气象万千。且勿论孤怀卓荦、忧道忧世 之吴先生能为此庸俗不堪之文，表现出如斯受宠若惊之状态与否，从事实看，
1956 年中共重庆市委的国庆招待会、重庆市国庆游行，都只是张紫葛先生的 虚构，吴先生参加而发抒感想之说，更是张先生的想象。
　　今据吴先生《日记》，1956 年 9 月 30 日是星期天，先生整天没有进城。 没有什么人送来请柬，自没有什么入城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事，而是在学校宿 舍内“终日整理书物函稿”，“至深夜始寝”。10 月 1 日先生倒是去参加了 国庆庆祝会的，但不是在市里，而是在北碚区，规模并不盛大，如先生 10
月 1 日《日记》所述：“今年国庆节之庆祝游行，一切从简。”所以没有什
么招待宴会，也没有所谓的吴先生“登观礼台”，而是：“宓今日携绿帆布 铁架义凳（又俗名马乍子），在会场得安坐，免席地。”这一天的《日记》 又记着：“晴，热。国庆节。晨 7∶30 在操场集合，宓偕豫往。入队，与史 地系平、陶及吕烈卿（外文系）同列，随校队至北碚体育场。9∶00 开会，
11∶00 毕。从平劝，宓与豫、陶径归，未参加游行。比宓等正午归抵校，游
行队亦已散归矣。” 事实就是这样明白。张紫葛公然作伪。他为什么要作伪？看他书中写
1956 年前后的吴先生，简直活跃已极，对形势极为乐观，屡作“拥护”、“高
呼”之谈，尽是趋时媚世之调，甚至于平生不祝酒的吴先生，也高呼“为?? 而干杯”。（按，张书杜撰吴先生在宴席上喝醋而不喝酒之说，实则吴先生 是喝酒的。）《观且感》只是其一。1956 年前后，阶级斗争的调子唱得少一 些，形势呈现缓和，确有不少知识分子为之欢呼，吴先生却不是这样的人， 他始终是个远离政治的学者，头脑冷静如初，厌恶政治如初，坚持维护中华 文化如初。《观且感》的思想，不符合于吴先生。不多举，只引《观且感》 中一句：“今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完成，实应举国上下，万众奋发，致力于科 学技术之精进，力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突飞猛进。”这就完全不符吴先生 的思想。吴先生诚然赞成和拥护要搞经济建设，但自 1919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 初识陈寅恪先生，多次倾谈，即得共识：“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
（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 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吴学昭：《吴 宓与陈寅恪》，页 9 至 10）是以先生一生服膺中华优良文化，维护中华优良 文化，舍文化而言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非先生之意也。张紫葛自称与吴先 生有深交，竟全然不顾吴先生一贯的思想，做此伪托，胆可谓大矣。
张紫葛确实胆大，大到可以公然搬出一个死人来做他的老师。请看下节。
死人教没有出生的人！

张紫葛记他经张季鸾推许，拜见于右任。其书第三页这样写着：


于右任问及我的家庭和求学经过，叹为苦儿困学。复问师承，我答：曾拜门于清进士吴之 英先生。于右任知道吴之英师与章太炎同窗于清儒俞樾的“春在堂”，盛赞吴师道德文章。又 问先师授我何业，执何经。
我简单回答了几句，说：“我拜门时先师年事已高，精力很差，尤其我少不更事，因此学 无根底，有玷先师门墙。”


以上所举，已经超越神话，只可于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得之，或者 与近年为气死历史学家而编制的“戏说”的所谓历史题材电视剧相近。
　　奇怪的是，编造此说之时，或写作这本“事实可靠”的《心香泪酒祭吴 宓》之时，张紫葛为什么不去查一查书？
按，吴子英，字伯朅，吴西蒙愚者，四川名山人。生于 1857 年，卒于
1918 年。四川尊经书院毕业。1887 年后任通才书院主讲，尊经书院都讲，蜀 学会主讲，《蜀学报》主笔，推动戊戌变法。入民国后，任国学院院正。著 有《寿栎庐丛书》，是一位“熟精选理，尤好诵说司马相如、扬子云之文” 的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他是反孔健将吴虞（又陵）的老师， 吴虞从他“问卿云之学，穷文章之奥”（《吴先生墓志铭》）。据香港 90 年代杂志社出版的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所载《作者简介》：“张 紫葛，1920 年生于湖北松滋县。”
这就奇了！一个 1918 年已经死了，一个 1920 年才出生，死了两年的人
怎么去收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做学生，或者说一个死了的人怎么去收一个方 呱呱坠地的婴儿做学生。此事之伪，不辩而明。
谎话还有。吴伯朅并无功名，不是什么进士，也不是与章太炎同窗同为
俞樾弟子。四川尊经书院是张之洞为四川学政时倡办的。主讲为湘潭王闿运， 吴之英为尊经书院学生，何曾去做俞樾的学生。章太炎执贽俞樾是杭州的诂 经精舍，非苏州的春在堂。还有一层，吴之英所长是文章之学，由上引文可 明，也就不会有于右任“又问先师授我何业，执何经”的说话了。开口便假， 张君何以解释。此事无关于张紫葛之记吴宓先生，读之可作参考。
《黑夜送别》是捏造
　　张书有《黑夜送别》一章（页 423 至 436），写 1976 年 11 月吴先生将 回老家陕西泾阳之前，在漆黑午夜中，偕刘尊一前来向张紫葛告别。张自称
于 1958 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五年，刑满后送回重庆北碚接受“群
众管制”。吴先生来向他告别时，他方被斗争了一夜，在回家的路上，被早 已等候在那里的吴先生和刘尊一叫住了，他们就是这样在路边告别的。书中
（页 433 至 434）是这样写的：


今日吴宓收到陕西他妹妹吴须曼来信，打算叫她儿子（吴宓的甥儿）来北碚接他归老家度 晚年。吴宓决定今晚在这儿和我说几句话。


吴宓：“是啊！紫葛，我可能最近就回陕西老家，我视力昏，不能自理生活了。??今晚 就算告别吧！”


后来，刘尊一告诉我，就在这黑夜送别后的第三天，吴宓的甥儿——他妹妹吴须曼的儿子

突然来了。小伙子办事伶俐，先找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办好交涉，革委会同意他领吴宓回 原籍去赡养后，他才来到吴宓的宿舍，见他舅舅。


　　张书又说，吴先生走时，有刘尊一送行。 这里有几件事实须要辨清。一是吴先生被接回泾阳的时间，是在 1976 年 12 月。吴须曼在“文革”中，曾三次从泾阳来重庆探望吴先生，最后一次是在
1976 年 12 月来的，而非 11 月。这或许可说是张紫葛记错了，那么，二，吴 须曼是在 12 月到西南师院看见吴先生后，决定接先生回家，经先生同意，并 得校方同意，同时电召其子王玕、女婿鲁予生来渝接先生。其事极为仓促， 先生何能有暇去向张告别？三，吴须曼之所以决定接吴先生回家，是因为她 发现先生眼盲腿折，重病卧床，不能行走。吴先生既已不能行走，怎么可能 去向张紫葛告别，且是“黑夜送别”？四，书中所写刘尊一女士，是张的老 朋友，张书多次写《日记》记及刘尊一，说是“素不喜其人”，从不来往。 据吴须曼回忆，她接吴先生回乡时，只有校方前去送行，并无刘尊一其人。 五，同据吴须曼回忆，三去重庆，从未见过张紫葛，也从没有听吴先生提起 过张紫葛。这一点，只能留待张先生本人思考了。厚诬陈吴二先生之交
　　张书《淡淡的悲哀》一章（页 348 至 353）厚诬吴先生，厚诬陈寅恪先 生，厚诬陈吴二先生一生深厚的友情，不可不词而辟之。
张书此章写了吴先生 1961 年 9 月专程去广州探望陈先生之行，开端似为
陈吴二先生晤谈做一总结，说是“两人意见一致的是”，这已经够怪了。两 位相交多年的至友晤面，畅叙别情，切学问，哪里用得着类如发表公报一般 的形式，标举一致的意见？而所谓相一致意见的第一条是：“都希望神州大 地像 1956 年那样发展下去。”吴先生未曾对 1956 年有过幻想，已如上文《〈观 且感〉真相》所述，陈先生更是如此，精研学问，撰述名篇，丝毫不为外界 风雨所动。管它什么东西南北风，吹不皱一池治学的春水。既写两人意见之 一致，就必有不一致的意见，接下去，果然出现了“却也小有分歧”的字样。 “分歧”云何？张紫葛举出 1952 年 7 月 8 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吴 先生关于自己思想改造的文章，标题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 师》。张居然说是，吴先生带去了这篇文章，念给陈先生听了。于是有如此
一段妙文：


陈安静地听他念完全文之后，徐徐询问：“文中所言，悉出肺腑，并无追作之词？”“是 的。”“秉笔为文之前，即知此文即将刊之报端乎？”“当然知道的。”沉默。吴宓折叠收拾 好文章，陈寅恪才说：“他们没叫我写这样的文章。当然，如果叫我写，我也是不会写的。这 一点，你比我强。”吴宓默然，未置一词。内心却对陈寅恪的“壁立千仞”并很不赞成。但他 未对任何人说过。（振常按，张书原文此段是分行排列，为省篇幅，我把它连写如上）


　　以上所谓“分歧”，全是捏造诬陷。据所知，吴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屡次检查，未能通过，后在领导和同事“多方帮助”下，勉强再做检查，文 章乃被校方拿去公开发表，刊于重庆《新华日报》，相继为《光明日报》及 上海《大公报》全文转载，吴先生对自己的违心之言和此种做法极为痛苦， 时有自责之语。至同年 10 月 2 日有友人告诉吴先生，说是当局已将先生这篇 思想改造文章译为英文，对外广播，“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先生在当日
《日记》中于此语之后，记下了“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的痛

心语言。《日记》中，同年 10 月 3 日阴历中秋节，有《壬辰中秋》一诗，写 先生自责被迫写思想改造文的违心，诗中有句云：“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 亏。”末句重申素志：“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此诗可以为先生作证。 再引一事以为参证：吴先生是红学大师，1954 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 究》时，吴先生自不能免被强令写文章批俞。这一回，吴先生是顶住了，坚 决拒绝，然对此深感内心痛苦，同年 11 月 19 日《日记》云：“自恨生不逢 辰，不能如黄师（按指黄晦闻）、碧柳（按为吴芳吉）、迪生（按为梅光迪） 诸友，早于 1954 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痛苦。”对于“批俞”之事，尚 且感到如此痛苦，何况是切身所关的“思想改造”之自污乎？对于这样一篇 极感痛心的文章，还能加以张扬，讲与人听，又是读给几十年心灵共通的陈 先生听吗？其事之荒谬编造，人共识之。再举一例。《吴宓与陈寅恪》页 145，
引 1961 年 8 月 31 日《雨僧日记》述陈吴二先生是日谈话内容，在“其间宓 亦插述宓思想”后，出版时删去数字，意义大变，应为“其间宓亦插述宓思 想改造、教学改革经历之困苦与危机”，原意甚明，对于思想改造与教学改 革不满也。
　　张紫葛的编造不止于此，更深一层的对陈吴二先生的诬陷，接踵而至。 紧接前文，所谓吴先生对陈先生的“壁立千仞”很不赞成而未对任何人说过 的话，“直到 1974 年吴宓在本书作者的那间小屋里和作者叙述这段往事时， 才一一引举如下。”按张书所述，吴先生所不赞成于陈先生的事是，陈先生 对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很欠明智”，“只可解释为故 意激恼对方”；红专大辩论，大字报贴到陈先生家门外，陈先生不该生气， 不该询问领导，不该提出辞职，不该提出搬出中山大学。如此等等，难于想 象张紫葛是如何编织以陷陈吴二先生的。陈吴二先生已逝，说自由我说，但 是，张紫葛忘了一条：吴先生广州之行，留下了两万多字的《日记》。《日 记》正在整理，陆续发排、出版以后，张紫葛何以对天下人？
张紫葛笔下此事未完。吴先生既有上举“这么几条（对陈先生）不以为
然，却是秘而不宣，这岂不是腹诽？少年莫逆之交，乃此腹诽，大非朋友之 道。别后，吴宓越想越觉不爽。”于是，吴先生便拟再访陈先生，“俾得坦 率直陈，讨论讨论这些不以为然之处。”其实，吴先生计划再到广州，完全 是为了视陈先生折膝之伤（陈先生于 1962 年 7 月入浴时跌倒，右腿骨折断）， 吴先生于 1963 年 10 月得知此事，因而计划去看望陈先生。几次计划出发， 均因故未成。此中过程，详记于《吴宓与陈寅恪》中，此书连同《吴宓自编 年谱》，吴学昭曾寄赠张紫葛。张紫葛只顾抄录于他“有用”之处，不惜歪 曲和编造其他事实。
　　吴先生确实对于陈先生说过“壁立千仞”的话，那完全是对陈先生崇高 的颂扬。1961 年 9 月 3 日，在广州，中山大学陈序经先生及夫人请吴先生在 陈家早餐，相对畅谈，陈序经先生又谈到“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 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 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今寅恪兄在 此已习惯且安定矣。”（1961 年 9 月 3 日《雨僧日记》，转引自《吴宓与陈 寅恪》，页 146）则“壁立千仞”之语，可能是陈序经先生的原话，更可能 是吴先生听了陈序经先生对寅恪先生情况简介后所作的概括，无论是前者或 后者，都显然是对陈先生的最高颂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试问，此种境界，不是对陈先生学问、道德、人格的颂扬是什
　　
么？自古至今，有多少人都以此种境界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箴言，企求达到 这个地步。而张紫葛却反其意而用之，反其意而加之于吴先生，以为是吴先 生加于陈先生的微词，何其妄也。
　　1961 年 9 月，吴先生自广州到北京，贺麟告诉吴先生，周扬曾主张调吴 先生进京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贺麟表示愿陪老师去见周扬，先生拒绝了。 先生手订的《吴宓自编年谱》（页 231）这样写着：“宓惧祸，辞未往。（若 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1968 年以后 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惟就此事而论，周扬实为宓之真 知己，亦‘可人’哉！”到了张紫葛笔下，竟又拉扯上陈先生，颠倒为吴先 生之拒绝访周扬，是为了和陈先生比高低。张书（页 352）如是写：周扬拟 访陈先生，陈先生先是拒绝，后经陈序经反复劝说，勉强同意。“到陈序经 陪同周扬来访，周扬态度谦逊，而陈寅恪却很为矜持，并且主动问难。说有 关领导人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周扬耐心解释，陈寅恪却一再责难。 然而周扬始终彬彬有礼。”（振常按，周扬后来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他那 次“不该激怒陈先生”。张紫葛何以解！）张书接着说：“陈寅恪以周扬来 访，矜态相见。吴宓上访周扬，还请贺麟先容。我吴宓与陈寅恪情同手足， 学问虽自愧弗如，品格历来相同。奈何今天在周扬名下高下差别如此？两相 比较，能不自愧？”这是张紫葛论定吴先生拒访周扬的一个理由，只能说是 以己之心度君子。
陈吴两先生一生的友谊，吴先生对陈先生的佩服尊重，两先生心灵相通，
患难与共，世所共知。张紫葛先生只顾自做文章，全不考虑。为了提醒张先 生，于此稍加摘引陈吴二先生相知之深的证明。1919 年哈佛初识，倾谈定交， 终身皆秉初旨。《空轩诗话》有文述：“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 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 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 实吾师。’”陈吴两先生哈佛对谈的内容，陈先生所谈对于吴先生影响之深， 具见于《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所引《雨僧日记》，可为佐证。此后，清华国 学研究院时期，两先生所谈更广更深，关系于中国文化之前途，立身处世之 道，以及立学之本，亦可覆按。1927 年王国维先生自沉，对于两先生影响极 大，陈先生以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作之人，必感痛苦， 其表现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 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先生在 写成此文前，对吴先生谈了以上观点。吴先生谨受教，而表示：“而宓则谓 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这是两位大师、文化巨 人不惜以身殉文化的悲怆壮烈之语。吴先生读王静安先生临殁书扇诗，有感 写成《落花诗》八首，痛陈文化衰落之苦，可参。因而，吴先生乃有王静安 先生灵前之誓：“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殁， 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 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吴宓与陈寅恪》，页 43）到了“文化 大革命”，陈吴两先生果然以身殉文化了。
　　正唯陈吴二先生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认识和理想上，是真正的知音， 便两心相通，至死不泯，况之古人，伯牙子期，也不过尔尔，是以才有彼此 间的关切。1961 年，吴先生有广州之行，后又多次计划再去广州，是一例。 而在 1971 年 9 月 8 日，吴先生还戴着“牛鬼蛇神”帽子，在四川梁平劳动改
　　
造之时，竟以无畏的勇气，写信给中山大学，探问已经逝世两年的陈先生下 落。这不是一般常人之情，非心灵相通如二先生者不能办。小而至于，1944 年吴先生之离开西南联大到成都燕京大学授课，就是因为陈先生到燕大去 了，“遂决即赴燕京，与寅恪、公权（按为萧公权先生）共事共学。”（《吴 宓与陈寅恪》，页 110）甚而梦寐之间，吴先生亦念及陈先生。如 1952 年 12
月 30 日，《日记》记：“28 日未晓，梦与陈寅恪兄联句，醒而遗忘。”（《吴 宓与陈寅恪》，页 133）1971 年 1 月 29 日《日记》记：“阴，晦。上午身体 觉不适，心脏痛，疑病。乃服狐裘卧床朗诵①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② 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泪横流，久之乃舒。”（《吴宓与陈寅 恪》，页 154）1973 年 6 月 3 日《日记》记：“阴雨。夜一时，醒一次。近
晓 4∶40 再醒。适梦陈寅恪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 陈吴二先生作诗唱和、互道衷情之作甚多，备载二先生集，不引，只转 介未曾发表的吴先生一首诗之数句。上引 1952 年 12 月 30 日《日记》“梦与 陈寅恪兄联句，醒而遗忘”后，紧接“乃作一诗怀寅恪云”。其诗前四句为： “两载绝音响，翻愁信息来。高名群鬼瞰，劲节万枝摧。”第二句云“翻愁”， 当指当时“思想改造”运动，可为前述对“思想改造”之痛苦感佐证。后二 句自指肖小之徒对陈先生的攻讦。末二句为“昆池呜咽水，只敬观堂才”。 自是言陈先生独佩服自沉昆明湖的王静安先生，亦可移用于吴先生以陈先生 比王先生，而独佩之。吴先生向以“受教追陪”于陈先生为荣，吴先生 1959
年 7 月 29 日《寄答陈寅恪兄》诗“受教追陪四十秋”可证，吴先生结识陈先
生后之行事可证。 本节文字写来较长，窃以为陈吴二先生之素志未必为人所尽晓，而二先
生毕生相知之深，相交之笃，实是古道不泯，乃竟为妄人所歪曲和伪造。辩
之，不只为止妄人之口，且为明正道、正人心也。
颠倒了吴先生
　　吴先生一生为保卫中华优良文化，献身学术，乐道，明道，卫道，远离 政治，与现实政治无涉。先生早年有“二马之喻”，即一面欲图事功，一面 欲“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先生曾 欲兼得此二者，所以喻为“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面挚之， 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 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1927 年 6 月 14 日《雨僧日记》， 据《吴宓与陈寅恪》引）先生所谓事功，不是入世谋政治上的事业，而是以 自己的力量，组织人谋学术文化的发展，那就是先生与志同道合者创办《学 衡》，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独力主办《大公报·文学副刊》，筹办并主持 清华国学研究院，等等。这一方面的事业，和先生毕生研究学问，培育青年 相并进。先生是以学人而兼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组织者倡导者与保卫者。先生 毕生乐此，对现实政治不只远离，而且厌恶已极。“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 之时，先生甘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大不韪，而反对批孔，即是反对政 治干预学术。与朋友交，不言政治，只谈学术。在张紫葛笔下，吴先生变了 一个人，不但热衷政治，分析形势，趋时媚世，乐在其中；对于他在解放初 期享受的政治待遇，极感自得。还乐于“见大人”，如书中所谓的求见邓小 平（尽管不是为自己）。甚且杜撰给毛泽东、邓小平算命这样厚诬先生的不 经之事。甚至于说，1956 年匈牙利事件初起，先生竟能联想到中国国内政治 形势一定会紧起来，这在一个纯然不懂政治的吴先生身上，绝无可能。
　　
　　吴先生为人光明磊落，方正纯朴，心口如一，从不作谎语，不知如何应 付人事，或可说是迂，或可说是书生意气。因此，一生做过不少在旁人看来 是傻事，在先生看来，则是道之所在、义不容辞的事。可是，在张紫葛笔下， 吴先生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庸俗的人。这又是厚诬吴先生。
　　甚而在恋爱上，吴先生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 热恋毛彦文，原出于抱打不平，既经卷入，光明正大，从不隐晦。张紫葛何 能知此，拉出了个朱小姐千里寻先生，而先生呢，张书把先生写成一个庸俗 的人，一个鬼鬼祟祟的人，与朱氏兄妹分别，先生对张“轻轻叹了一声，念 了一句仿《西厢记》崔莺莺的道白：‘叹人生，烦恼填胸臆！量这般大小的 车儿怎生载得起！’又转头对我说：‘此词难谐我意。你别误会，我并没和 朱某恋爱。过去不曾，现在更没有。’”（页 275）先生不管是否恋爱朱小 姐，都不会这么说。当年恋爱毛彦文，先生公开发表诗，有句云：“吴宓苦 爱□□□，三州人士共惊闻。”何其襟怀坦白。这种境界，非庸俗人所能理 解。张之出此，良有以也。
　　全书写吴先生日常说话的语言，简直是不堪卒读。无论何时何地，书中 的吴先生，一开口便是腐朽恶劣的文言，没有半点活气。吴先生无论讲课， 还是日常交谈，从来是现代语言，没有书里这种怪腔滥词。张紫葛自称与吴 先生相交三十八年，对于吴先生的语言竟全无所知，也就够奇怪了。
读过全书，写成此文，期待张紫葛先生有以指教。
1997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深夜

卓荦孤怀身殉道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
　　前以《孤怀卓荦殉道真》为题写成《吴宓自编年谱》读后所感（载《读 书》杂志 1996 年第六期），今复以同样意义之题稍易其字写作此文，盖以为 今世学人唯陈、吴二先生最称得上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经至于以 身殉道，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而二先生之一生与道业亦密切不可分也。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而论《兵法》。”人生有此一 苦，已不堪受，陈先生兼而得之（吴先生晚年亦受失明断足之苦），所受之 痛苦远过古人，何其深也巨也！然而，以此视由于先生肩负学术文化的历史 使命，“为此文化所化”极深，在此文化衰落之时，所受之精神上之痛苦（参 阅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及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第 47 页），则 失明、膑足之身体上的痛苦，能够治疗；而心灵之痛苦，则难以忍受，不能 治疗。然而，陈先生所以异于流俗者，厥为对于此种心灵的痛苦早有所见， 其忍受与治疗之方，乃为起而保卫和发扬此文化。
　　早在王静安先生自沉之时，陈先生即深知此文化使命之将终其身以任， 心灵早有充分准备，是以能百折不挠，战斗到生命的终结。因此，陈先生能 免于所断论的和王静安先生同样的以身殉文化的结局。王先生以身殉，陈先 生以道殉，其实质同，其方式异。以身殉易，不过一念间之举而已；以道殉 难，须持之一生而不衰。是以，陈先生能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 学、文化学和中国古典文学诸多领域里留下鸿篇巨著，闪耀着先生生命的光 辉，蕴含着先生毕生大声疾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万丈光芒。 距陈先生逝世二十有七年，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毕，益信“惟此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 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数年前，三联书店潘振平君为编辑《陈寅恪先生全集》来沪找我，言及
广州某君写了一本陈先生传，潘君力言其稿写得很好。此即近日新出的这本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得之，数昼夜阅读不能止，每至传神处，或掩卷 太息，或闭目泪流，或回思陈先生音容笑貌，或忍不住背诵陈先生的诗章。 数日之间，低回反复，情不能已，思不得绝。读既毕，掩卷而叹曰：陈先生 承传继往，以生命为中国文化和学术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是书作者以心血 讴歌先生之人及先生之学，述而有作，其作岂只“很好”，而实多年罕见之 佳构。侧闻作者陆键东尚为中青年，非治历史学之人，能成是书，能达如此 佳境，真是愧煞陈先生门下。
　　作者以其著作表明了对陈先生的人格有很深的了解，对陈先生的博大精 深之学有较深入的钻研，能领会，有见解。不只此也，作者更进而能将陈先 生的人格力量和文化精神融而为一，写此即写彼，写彼亦写此，浑然天成。 于是，陈先生之人，在作者笔下，正气凛然，千古所钦。陈先生之学，独立 苍茫，境界空前。人与学相统一，人由学而表现，学由人而完成。作者以无 限景仰的心情去写陈先生，敬其人，佩其学，高山仰止，望之弥高，钻之弥 深，不如此写不出陈先生。大处着眼，细处落笔，通读全书，处处见出正气 凛然的当代硕学大师的风貌，而所环绕所以状陈先生随时呼之欲出者，厥维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视书内间有叙述的与陈先生同代讲学人， 其所不及于陈先生者，非唯学之不逮，更由于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之缺 乏与不足，无论书中写到的诸如新史学权威郭沫若、陈先生早年所佩服的陈
　　
援庵（陈垣）以至曾有可望传陈先生之学的及门弟子汪篯、金应熙，皆是如 此。
　　犹忆陈先生在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授课时，有传郭沫若将由重庆来听课 之说，如为谣传，亦符当时的历史真实。此种可能性，随 1949 年之到来而消 失，是以其后郭老对陈先生《论再生缘》的态度便索然可解。抄引拙作旧文 一段：“郭老之文（按指《陈端生考》），自有卓识高见，而其大端，多寅 恪先生所已言者，郭老未之标明，反取寅恪先生之作之小疵，从而标举之， 亦一憾也。”（《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载拙集《往事如烟 怀逝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只涉《再生缘》与陈端生，郭老已采如此 态度，其后之屡屡指陈先生之史学为资产阶级史学予以蔑视，可知矣。惜无 产阶级史学权威晚年之《李白与杜甫》，陈先生已不及见了。然本书透露， 陈先生称，郭老最好的作品是《青铜时代》，倒是大可玩味的。
　　陈援庵先生自是极受人敬重的史学大师，然由政治之影响学术，两位陈 先生在学术上晚年亦殊途矣。至于陈先生弟子汪篯、金应熙两位，由于负有 政治和学术的矛盾，皆与陈先生决裂，前者中道而殂，后者且屡受命而批判 陈先生，更可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不易。我有幸在金应熙晚年 借调香港时认识他，虽交往不多，亦感实是好好先生一位，唯其为好好先生， 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叫“批判”谁便“批判”谁，落了个背叛师门之名， 良有以也。
书中对于以上所列，除关于陈援庵先生一段外，都有较多的描述，甚至
细致入微的刻画。作者掌握可信的材料，对照陈先生巍然不动精神，便能使 读者得到超乎所叙述的收获。正由于对陈先生之人之学了解甚深，全书末章 以《绝响》为题，论陈先生之学在中国文化上体现出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 重的文化承载，标举以下三条之总结，就非常恰当。爰摘为之记如后：（一） 陈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影响者，是陈先生自成一体的文化思想—— “历史文化观”，可分为“人与文化”及“历史与文化”两个方面。（二） 陈先生的文化情怀与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精深掌握密不可分。先生的文化视觉 与“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及“抱残守缺者”皆有本质的区别。先生眼中 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先生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 族盛衰学术与废者”之立旨。（三）正因为有此支点，陈先生毕生对中国文 化的信仰与追求，便有了甚为沉痛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心路历程的苦 炼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灵魂号哭。以下该书作者从陈先生历年文字中共 摘引了十三处以说明其所据论，而作结语云：“（这些引录）虽不足以反映 陈氏文化思想的全貌，但已见用情之独切，冀望之独厚，苦痛之独深，其毕 生的抱负昭然。”作者所论，发人深思。
　　此书的基础是翔实而可靠的材料。陈先生墓木已拱多年之后，搜集材料， 爬梳成书，且有些材料，主管者也未必愿意示人，搜集之难，可以想见。书 中所用材料，或得之于报刊记载，但大量是有关档案材料，凡所涉及陈先生 以及其他人和事者，作者恐已涉览殆遍。文字材料之不足，辅之以口头访问。 被访问者除了当事人，还多有家属与友人。一人之说孤证不立，乃及于多人。 多人而有歧说，乃采两说并存，作者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试举一例。1961
年 3 月郭沫若拜访陈先生（此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未载），根 据访问知情者所得，书中对此作了较详的记载，叙及郭沫若曾当场口诵一联： “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谓有另说：联系两人所对。作者采

取两说并存的态度，似较相信前说。此事可留待读者判断。郭陈皆是对对子 高手，陈先生尤然，提倡作对子锻炼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见所著《与 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此联下联对仗工整，具见功力，似为陈先生之作。 从两人相见时的情状论，郭是以居高临下的自得之情往访，有和缓之意，不 会当面作“马牛风”这样对立的表述，陈先生以谈笑方式对下联，较多可能。 在材料翔实的基础上，作者写作一出以真实，不回避，不虚饰，读来真 切感人。主人公陈先生真实可信，有血有肉，所做的事，所写的文，所赋的 诗，纳入时代大背景，一以贯之，保卫与发扬文化而然。由陈先生而带出了 一批人，一批学人，如吴雨僧、向达、陈序经、梁宗岱、刘节、蒋天枢、洗 玉清皆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写及了一批高官，如陶铸、陈毅、胡乔木、康 生、周扬等，各有其貌，亦皆真实可信。其中写与陈毅的会晤，最为生动， 佐证和丰富了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谈叙欢洽”的记载。陈毅访 先生，不谈政治，而专“论文说史”，尤其谈《世说新语》，深得陈先生之 心。致陈先生几天之后对人说：“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 并托人找了陈毅的诗来看。写周扬拜访，多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没 有写到已公布的周扬另一次讲话，是为不足。在这次讲话中，周扬对 1959 年访问陈先生表示了内疚之情，说是当年他不该激怒陈先生。而康生因陈先 生以病拒绝会晤，怒而报复，后竟以陈先生反对社会主义为词，禁出陈先生 的《论再生缘》一段描述，具见其人。书中还写了一批环绕在陈先生周围的 非名人，如黄萱、高守真、中山医学院的护士、中大的工友等，均显露出这 些人物对陈先生的真诚之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即陈夫人唐筼师母， 本书以专节描述守护在陈先生身边的这位志行高洁的人，最能理解陈先生的 人，读之感人至深。从这个意义说，这本书已远超出了个人传记的意义，而
写出了时代，写出了这个时代的人群，作者驾驭全局之力，亦可钦佩。
文末，附述一个细节，言材料之尚可追探。
　　1964 年，陈先生七十五岁，早年弟子蒋天枢到广州拜寿，抄录了陈先生 诗稿一册，返上海后遍觅不得。书中记此，似有责蒋掉以轻心之意，今检蒋 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64 年条载：“记曾录得诗稿一册，归后遍觅 不得，岂被窃欤？”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蒋天枢此书时，有不少文字刊落， 我曾从友人处抄录得全部刊落之文。按此条末句后尚有一句：“忆上机时已 有人注意及之。”被删。则此事尚有内情，未必即为蒋天枢粗心而遗失。陈 先生诗作，除赠人者，向少示人，蒋天枢是除了先生亲属最早得见诗作的人。 在中山大学校内，有人曾多次想得到陈先生的诗，“以窥其心”。则蒋天枢 之“上机时已有人注意及之”语，非妄疑之词可知。
　　中山大学广大师生员工，自然知道陈先生的学术与气节，对陈先生极为 尊重，但校内系（历史系）内，总也有人想整这个“资产阶级史学权威”， 而当风暴一起，不管是否出于本愿，许多人发疯了。于是陈先生也就岌岌可 危。陈先生对那些整人者，表示了愤怒之情是自然的。在《陈寅恪先生编年 事辑》中，被刊落的原文，抄两处以为历史之证。
　　（一）1969 年条，“小彭（振常按：陈先生次女名）又回家探亲”下， 有这么一段话：“（先生）曾告小彭：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 及先生逝世后，形势所逼，师母让学校将书全部拿去，即先生借我的抄本《有 学外集》12 册，亦被拿走。我曾数次函索，均云查无。（蒋天枢注）”
（二）同年条，美延（振常按：陈先生小女）致蒋天枢信，“（父亲骨

灰）寄存在广州火葬场”句下，被刊落文为“其他在广州书箱，一律送交中 山大学（母亲意见），中大图书馆还想要存在复旦的书，想和复旦联系。由 他们去搞好了。（下略）”
　　文字的刊落，使原貌不全不真，这自然非本书作者之事了，然说明材料 尚可追探。
　　生前受辱，身后受欺，一代大师，遭际如此。感谢本书作者，努力地写 出了陈先生，写出了一个时代。
1996 年 4 月 1 日

孤怀卓荦殉道真
——《吴宓自编年谱》读后
　　凡是见过吴雨僧先生的人，总难忘他那踽踽独行、喃喃自语之状。他一 个人低着头走，不看前面的道路，不看左右周围的人群，唯喃喃自语，一似 重有忧者。先生忧的是什么？忧的是世道人心，忧的是中国文化学术。这本 是在动荡的年代，世事处于混乱之中，特立独行之士所共有的思想状况，非 独先生一人为然。先生所以异于他人者，按先生自己所说，他是两足分踏在 两匹并驰的马背上，两手分握二马之缰，强欲使之比肩同进。这是先生著名 的“二马之喻”，引原文如下以明：


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 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观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 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 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又不得不计成 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 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挚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 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 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吾其奈之何哉！
（1927 年 6 月 14 日《雨僧日记》，据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引）


　　先生为此分立二马之背强之比肩同进而苦恼了多年，正因为先生有此认 识，为了使中国文化学术在西方新方法下（自然包括西方的新知）积极发展， 先生是踏在马背而不能下，强行前进，行之多年，行之一生，至死而不悔。 先生所谓的两面，历多年之践行，在他身上已趋于统一，即所谓“正其谊不 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秉此，可以理解，先生一生，除了授业、著述、 诗文自娱之外，任事甚多，诸如：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年，创 业之难，积聚一身。代王文显为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其所规划，为大学的 外文教学奠立可行之章。创办《学衡》，几乎是独力苦心经营十二年，出钱 出力花时间，琐细到自己包扎《学衡》去邮局寄出。主编《大公报·文学副 刊》，辛劳备尝者六年。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先生和一般纯然学者有所 不同，能任行政之事，有办事的才干，做起事来，井井有条，仔细认真，讲 求效率。如此等等，正是先生两足分踏二马胜任愉快的表现。
先生作“二马之喻”在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后 12 日，先生与陈寅恪先
生长谈，王国维先生托两先生以后事，两先生痛感于王国维先生“文化神州 丧一身”损失之重大，为中国文化前途忧，而有倾心沥胆之语。雨僧先生“二 马之喻”，表示了为中国文化不惜车裂以殉的精神。寅恪先生答以警策出众 的卓然之见：一国文化哀亡之时，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甚至不惜以 身殉文化，如王国维先生即是。此语实是对雨僧先生将遭车裂语的肯定，雨 僧先生即直道其事曰：“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 之别耳。”一席倾谈，成为两先生面对死者的誓词。此后数十年，两先生秉 此素志以行，为中国文化树立了正气，为中国学人建立了榜样。
　　近年以来，相继出版了几部有关陈吴两先生的书，为两先生矢志献身中 国文化作了很好的榜样，而赫然贯穿其间最足以表现两先生的精神者，即为 两先生一生不移素志、至死不改初衷的风骨，亦即两先生一生坚执的“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新近出版雨僧先生女公子学昭整理的《吴宓自编年 谱》（1894 年至 1925 年），同属是类，而较之他书更足以见此种精神。
书中学昭自述，她最早听见雨僧先生撰写自编年谱的想法是在 1964 年
10 月父女相见于四川内江火车站之时。雨僧先生其时已不获准许授课，乃告 女儿以撰写年谱之想，“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并附感想，体例一采简括。” 此后再未闻知其事。截至先生含冤去世之翌年——1979 年，冤案平反后，学 昭从发还的先生残存遗稿中发现《吴宓自编年谱》手稿，共 133 页。此是先 生历年编写，未得完成，而于“文革”中被抄走的。但写稿始于何时，则不 得而知。此稿被抄走后，先生极为痛心，从 1972 年开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 下（在四川梁平劳改），先生重新编写，其 72 页，得以保存。两稿均是未完 成之作。学昭对照两份手稿，加以整理，并补录先生失明后的口授内容，得 成是书。此乃作者及其所作历尽灾难之后，留下来的时代记录，幸乎，不幸 乎？学昭在是书《后记》中说：“遗憾的是父亲当年托付几位学生和朋友保 管的许多重写的《年谱》散页，虽然我们多年进行种种努力，尚未能取得。 我们仍然祈望这些同志给予支持，以求《年谱》更趋完善。”对于那些“保 管者”乞求之情至殷，我不知道现在怎样了，“保管者”是否有归还之意？ 当年明火执仗的抄家者抄稿以图毁灭历史，“保管者”受托而保存历史，做 了好事，今日不予归还，则其行迹与当年抄家者何异？其不归还之用心又何 以自明？学昭《后记》中还说，先生自 1910 年起开始写作之《日记》亦将出 版，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大幸事。然侧闻先生《日记》亦有部分讨 索不回，且公然言说就是不归回，更不知此种人是何用心了。
虽然如此，毕竟今天还能看见这部未完成的有残缺的《自编年谱》，藉
以完整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一代学人之学之人之思想，得薪尽火传之用，也 属不幸中之大幸了。
先生当年告学昭打算自编年谱时，说了一句话：“内容但求真实，真实！”
此语重要之极，得史书写作之精义，见先生之为人与性情。今日细读全书毕， 深感先生确是处处出以真实，写先生笔下的事，钜细无遗；述先生心中的情， 大小无隐；于先生所持之对人对事是非曲直之见，丝毫无讳。有此三者，这 本书乃成为有价值有意义之作。先生具有许多美德，如极富同情心，对人同 情，对动物之遭受蹂躏亦极同情，书中多处写及对于骡之遭受鞭打表示痛惜。 一生助人，读书时对同学，常以金钱帮助；教书时常多为人介绍工作。受人 之托，必忠人之事，更不惜牺牲自己以全他人。做事认真，可以说一丝不苟。 对人真诚，绝无虚情假意。对长者尊者，极为尊敬，而于长者尊者处事之不 当，则不讳言其缺失。如此等等，《年谱》中时有无讳无隐的记述。这些， 都不是只受儒家学说熏陶的旧式学者所能做到，如按传统思想，这么写，会 被认为是矫情或自夸。先生则按事之如何、理之如何、情之如何，直言无讳， 具实写来，此所以为真实也。
　　先生受西方思想教育，崇拜卢梭，自述自剖，有如卢梭之写《忏悔录》， 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不能做到的。先生富于情而明于道，对自己解剖极广， 加以生情柔弱，“好谋而不能断”，所以自己遇事常在悔恨之中。先生和陈 心一女士的婚姻，是先生多次悔恨的事。朋友陈烈勋不断敦劝，求先生和其 姐陈心一结婚，先生对于未曾谋面的这一桩婚事，犹豫颇多，后来允婚，又 复毁约。最后又由于至友汤用彤先生的一言，终复成婚。《自编年谱》中均 历历如实道来，不作丝毫之隐。在美留学应为五年，只三年而提前回国，先
　　
生表示“多年后，悔之不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不回清华，于先生可 谓大事。此对于先生在解放后的命运关系重大，先生写了一段话：“然而大 事，例如 1949 年 4 月，不回清华，又弃武汉大学而来渝碚（重庆北碚），遂 走入相辉（相辉文学院），编入西师（1950 年先生任教的四川教育学院并入 西南师范学院），??则举动之极端错误，而祸害以长者也。”事实确乎如 此，先生如去清华，其后来之命运，当不致如在四川之所遇也。小之至于 1961 年先生到北京，贺麟告诉先生，周扬曾主张调先生到中央文史馆任研究员， 专力译沙克雷小说，因而愿陪先生去看周扬，先生未往。后来写到这段事时 说：“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1968 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
　　凡此，可以举出很多先生一生悔恨之事。但是，唯独一件，终生不悔， 至死无怨言，那就是载负中国文化学术的重任，甘任二马车裂。这种精神， 贯穿于全书，而可以标举本书 176 页先生所书一段总结性按语以明之：


然按后来事实之因果论之，则宓若在 1918—1919 学年，仍留弗吉尼亚大学，而不来到波士 顿转入哈佛大学，则与梅光迪在美国未由相识，无从接受其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 新文化运动之主张，并不获由梅君导谒白璧德先生，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则后 来必无《学衡》杂志之编辑与出版。而宓一生之事业、声名、成败、苦乐，亦必大异，而不知 如何。总之，一切非人为，皆天命也！


这正是对于一生所作为于中国文化学术无悔的宣言。请更引先生在悔婚约无 效后的一段自白来看：“宓经此失败后，废然安于天命，今后不在婚姻与生 活中追求幸福，而当在事业、文章、道德中自寻乐地。”先生安身立命自有 境地。1921 年，先生回国到上海后，写道：“此时期，宓所最系心者，惟宓 之工作与事业。即是：赶速到东南大学教学、授课，及编撰、出版《学衡》 杂志之二大事。结婚以及其他活动，只是为扫清道路，排除障碍，俾宓能从 早、从速，用我之全力于此二大事也。”
《自编年谱》止于 1925 年，是以先生乐道、守道、明道、卫道的具体表
现只是写及于任教东南大学及编辑《学衡》，此后则是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 和《大公报·文学》等一以贯之了。王国维先生死，先生于灵前自誓云：“今 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独以殁，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 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冥 鉴之。”以后数十年，先生以此精神贯之，终而至于在 1958 年大倡厚今薄古 之时，抗言“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文革”中不同意 批孔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劳动改造，双目失明。终而至于含冤以死，真正 如在王国维先生灵前所誓“以身殉道”了。乐道，守道，明道，卫道，以至 于殉道，先生历其一生，尽其所能，忍受了历史的灾难。然非由于欲兼两方 面而遭背驰之马车裂，乃为时代的不幸所遭致，岂不哀哉！
1996 年 3 月 3 日深夜急就章

道高犹许后生闻
——吴宓先生之乐道敬业精神
　　“道高犹许后生闻”，是萧公权先生 1944 年赠挚友吴宓（雨僧）先生诗 中一句。萧先生自己亦甚喜此句，曾以之为书题命名其所撰自传、书信和谈 话录，于生前出版，后列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萧公权全集》九 册之第一集。（详见拙文《漫记萧公权先生》，载《读书》1993 年第二期） 萧先生此诗题为《雨僧移讲成都赋二首》，下注“雨僧去岁五十初度”，诗 共二律，全引如下：


鬓霜剑外乍添丝，守道身严似旧时。移座倾谈心曲语，启囊亲检别来诗。尘劳愧我仍无状， 天命知君已不疑。杜陆遐踪今有继，风流儒雅亦吾师。（自注：借用杜句）


孤怀卓荦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人居槛外清于水， 女出东门乱似云。莫恨空轩归不去，梦中梅影自缤纷。（自注：槛外、空轩本事，均见《吴宓 诗集》）


　　萧先生赞扬吴先生“守道身严”、“孤怀卓荦”，用语贴切。我写此小 文，独取“道高犹许后生闻”为题，盖以此句实可概括吴先生一生，孤怀乐 道，兢兢授业，历受挫折而不挠，饱经忧患而不移，无他，传其道也。日居 静思，时浮现先生踽踽独行、喃喃自语之状，课堂授业语尽滔滔之情，活脱 一个恓恓惶惶席不暇暖的孔子，深思睿智的柏拉图老人。返看举世扰扰，于 是，哀思每发，在《漫记萧公权先生》文中，叹而言曰：“先生之道，后生 终不可得而闻乎？”近年，先生作品，记录和研究先生的著作时有出版，举 行了先生的学术研讨会，先生文集闻亦在整理中，而先生女公子学昭《吴宓 与陈寅恪》一书，则是以权威的材料如实记述陈吴二先生一生之交及思想学 术的最佳之作，读之催人泪下。海内外学人似乎发现了一个地下文物，研读 之余，多有撰述。终究令我欣然于“道高犹许后生闻”矣。
先生所守与所乐之道，何道？简言之，儒道也。如先生自己所说：“但
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神于全世界，而佛 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时俗为转移。”
（1961 年 8 月 30 日《日记》）或者如先生 1927 年 6 月 3 日在王国维先生灵
前之誓词：“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其达此 之途，则先生又迥然不同于旧国粹派及孔教会成员，从来没有听说先生和先 生一生的同道者陈寅恪先生儒冠儒服参与过祭孔大典，即使二先生活到今 天，我想也不会去凑这个热闹。陈吴二先生博通中西之学，一生坚执“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二先生认为这是最好的达道之途之法，而反对盲目固执 其一端。
　　陈先生早年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 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此为人所熟知。在这段话的前面，陈先生徵 引儒释道三教之影响，对于中西文化关系事作结云：“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 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 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 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 之地位”。（以上均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时至 1961
　　
年，两位老友分别十六年之后，吴先生往广州探陈先生，于 8 月 30 日深夜十 二时抵达中山大学陈先生寓所，陈先生撮要谈述 1949 年后十二年近况，吴先 生在是日《日记》中详记所谈，然后说：“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 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
　　陈先生一生唯授业解惑，从事著述，守其道，乐其道，卫其道，明其道， 从不担任何行政职务。吴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与陈先生同，然除了授业、 著述之外，为此所做所任之事则与陈先生有所不同，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并 担任主任一年，创业之难，集聚一身。代王文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订 立教学规划，为中国的大学外文系教学建立可行之章。创办《学衡》，苦心 经营将近十二年，主持《大公报·文学副刊》，艰难支持六年。所有这些， 为中国文化，为中西学术交融，留下了功绩，也是吴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 之必为。陈先生每劝吴先生放弃他务，专心于学，吴先生虽以挚友之言为然， 终苦于不能放弃其所从事的事业。吴先生称以上所事为事功的一面，而提出 了他自称的“二马之喻”。这是了解吴先生性格极重要的文字，引如下：


“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 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观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 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 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又不得不计成 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已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 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挚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 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 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吾其奈之何哉！”


　　此系在 1927 年 6 月 14 日，即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后十二日与寅恪先 生所谈，下面即引出寅恪先生极为警策之语，谓一国文化衰亡之时，此文化 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甚至以其身殉文化，如王国维先生。此语寅恪先生后 写入《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为王先生之死下一定论。吴先生则对陈先 生答曰：“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这 是两位大师、文化巨人不惜以身殉文化的悲怆壮烈之语，今日读之，犹觉浩 然之气不可夺。此后几十年，两先生秉此素志以为，虽未自杀，亦等同以身 殉文化。
其实，吴先生所谓的两面，他所身体力行，实是统一的。正所谓“正其
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吴先生和胡先骕、梅光迪、柳诒徵诸先生创办《学衡》，标明宗旨为“论
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后八字尤为要领，是所持中体 西用的体现，为吴先生一生兢兢以赴，统一体现于他的治学、授业与事功中。 远在哈佛就读时，深深服膺乃师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以为其说“综合古 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另一方面，则对白璧德表示：“归国后， 无论处何境界，必日以一定之时，研究国学，以成斯志也。”这就是先生的 国粹与新知并举之见。归国之前，1920 年秋，即与中华书局有约，编辑出版
《学衡》，由先生任总编辑。为此，先生毅然在 1921 年 6 月提前归国，并舍 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主任教授月薪 300 元大洋之约，而就南京高师及 东南大学教授聘，月薪只有 160 元大洋，为的就是能与诸同道创办《学衡》，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所以梅光迪致先生促归国信说：“兄素能为理想与道 德作勇敢之牺牲，此其时矣！”任教南京，先生讲课大受欢迎，以致 1923 年时为清华高等科四年级学生的梁实秋等数人在东南大学听先生课两三日， 梁回校在《清华周刊》写文章大为推崇，而慨叹清华未能罗致先生回母校。 先生认为：“盖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 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 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故梅君与宓等，在此三数年间，谈论 西洋文学，乃甚合时机者也。”（据《吴宓与陈寅恪》引《吴宓自编年谱》）
《学衡》创刊于 1922 年春，吴先生等以为新文化运动甚为偏激，“更痛感欲 融会西方文化，以浚发国人的情思，必须高瞻远瞩，斟酌损益。”《学衡》 十二年间（有断续，中间曾停刊达两年），几乎是吴先生一人独力苦撑，编 务集于一身，经费大部要他自掏腰包，起初，先生每期津贴《学衡》百元， 即使如此，仍难维持，中华书局屡欲停办，《学衡》同人亦有不能谅解者起 而指责先生，先生悲愤欲绝，然仍苦战不已，提出“款由宓独任”，只望杂 志不停。但《学衡》于 1933 年还是停办了，共出七十九期，《大公报·文学 副刊》亦于同年易人，先生之志终未得伸。新文化运动冲击之下，与之抗衡 者势难抵挡。贤者今日论衡，可以不同意《学衡》持论，然不能不佩服先生 的精神，亦不能不承认《学衡》在学术上的独树一帜。
清华学校时属外交部，校长曹云祥乃外交部所派，不谙学术，先生创国
学研究院，手订《旨趣》三条，亦可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八字概括。 王国维先生坚不肯就院长，只允任教授，曹云祥请吴先生任院长，先生只允 任主任。王国维、梁启超二先生，均先生亲持聘书往谒请来，先生记谒王事 云：“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 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陈寅恪先生，更是先生所力 荐，从国外请来。一年之后，先生因研究院发展方向与清华教务长张仲述等 意见不合而辞职，将辞职书与《研究院发展计划书》同时提交校务会议。此 一见临事不苟，一见维护初衷之精神如一。而国学研究院四年之间，为中国 学术界造就了七十余位杰出之士，先生有大功焉。
先生有道可守，持道为乐，终身所为，恒以敬业精神出之。远在 1919
年，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哈佛，12 月 14 日《雨僧日记》长篇记载陈先生 关于中西文化的四点谈话，其第一条述中西哲学美术之不同，陈先生慨叹当 时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 “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并断然曰： “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救药，势必 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陈先生之说予吴先生以深刻影响，陈吴二先生 毕生为此奋战，终不能力挽狂澜，今天的现实亦印证了陈先生的论断，可悲 也夫！
　　1927 年 6 月 2 日，王国维先生之死震惊了中国学术界，震惊了清华园， 王先生委以后事的陈吴二先生尤为哀痛，在灵前行跪拜礼，吴先生自誓云： “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涊以殁，或为中国文化道 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 先生冥鉴之。”陈先生则发出“文化神州丧一身”的痛惜，而呼号保持“独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吴二先生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先生晚年“著书唯乘颂红妆”，不作阿时之语，吴先生于 1958 年大倡厚今
　　
薄古之时，抗言“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到“文革”中 不同意批孔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至逝世前两年“卧床朗诵（1）王国维先生
《颐和园词》，（2）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涕泪纵横，久之乃舒”。 这是何等的气节，何等的感情！吴先生所以涕泪纵横者，乃为中国文化，为 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维护的中国文化，而终不免于以身殉之而 后已。
今年是吴先生诞生百年纪念，写此小文，以明师道。
1994 年 5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