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988 年 1 月，75 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向全世界呼 吁：21 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 2000 年前孔子的智慧，必须重新认识 东亚文明。一石激起千层浪，被视若全球人类未来希望的西方文明一时成为 众矢之的，被指责为 20 世纪诸多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
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 20 世纪后期的两大奇迹： 一是东亚崛起的奇迹。战后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引人注目。继日本成长
为经济大国之后，“四小龙”又再领风骚。当 80 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发展速度 放慢之时，“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却达到了 7％，其中有的国家还达到了
11.5％，香港则经历了近 30 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美国人预测，到 2000 年， 东亚经济——从日本到印尼——几乎肯定会和美国持平，相当于欧共体的五 分之四。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地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在诸多答案中，对于 经济奇迹背后之文化底蕴的挖掘最具挑战性，因为以东亚文化为共同特征的 “筷子地区”（美国人对东亚地区的称谓）构成了对以西方文化为特征的“刀 叉地区”的文化威胁，它意味着非西方文化模式同样可以推动一个国家走向 现代化，创造经济奇迹。
二是海外华人创造的奇迹。自远古始，华人就开始涉足海外、开拓蛮荒，
到 17 世纪末，华人的足迹已遍布全球，远迄欧美非，近至东南亚。这些同属 一脉相承的炎黄子孙，虽星星点点，却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形成了一个没 有封口的世界华族文化圈和既流动而又有中心的世界上人数最多、最为庞大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他们虽历经艰辛、屈辱，被人视为“劣等民族”，却坚 韧自强，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成长为强劲的华夏子系。他们之中有桂冠 加顶的科学家，如李远哲、杨振宁、李政道等，还有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如 王安、李嘉诚、陈嘉庚等。在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一年一度的全球富豪 大排行中，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名列其中，其经商致富之名声已远超犹太 人。他们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功？智慧，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得到了举 世公认。
这一切都使人体验到了延伸于海外的华夏文明之风采，也使人感受到了
华夏文明的生命力之无穷。而这一风采之源在何方？这一生命力之根在哪 里？请尊敬的读者与笔者一起到华夏文明延伸的历史中去追根溯源吧！

华夏文明延伸之谜


第一章华夏文明寻根：龙·凤·狮
华夏文明之根在哪里？ 有人说，华夏文明植根于涵纳宇宙的阴阳五行说；有人说，华夏文明源
于缤纷五彩的神话传奇；而我们说，华夏文明是龙的延伸、凤的遗传、狮的 聚合。

1.龙之精神：华夏文明的内核
　　龙，是华夏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奉的一种神异动物，是神灵和权威的 象征。在传说中，龙与我们的始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帝王世纪》云， 神农氏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故神农氏 即神龙氏。据载，庖牺氏中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 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及黄龙氏。现代中国人仍有以龙 为姓者。在一些重大的庆典中，往往有龙的形象出现，如年节舞龙等。龙在 中国政治、文学、艺术、习俗及信仰中都有鲜明的印迹，成为华夏民族的标 志。1984 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油饰最高规格的“金龙和玺”具有深远意义。封 建时代“金龙和玺”彩画只有在皇家宫殿等极为神圣的地方，即代表皇权和 真龙天子之处才可以使用。其法式为：（1）箍头（梁枋的两边）画有坐龙；
（2）藻头（箍头和枋心中间的部分）画有升龙和降龙；（3）枋心画有走龙， 多为二龙戏珠。依次为“龙凤和玺”、“龙草和玺”和“金风和玺”等。天 安门旧时按制只能绘“龙草和玺”，以龙和蔓草缠枝、牡丹花等交连组织构 成。但自 1949 年 10 月，天安门成了新中国的象征。在百废待兴、重振中华 之际，天安门城楼上的“龙草和玺”升格为“金龙和玺”，不仅意味着人民 的主人翁地位的确立、巨龙的飞腾，而且确认了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及未 来的一体性，即龙的子裔的永远延续。
龙，为什么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观念究竟是怎样演变的？龙，
在华夏文明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首先要求我们弄清：龙究竟是怎样一种形 象。历代文人骚客对此描述颇多。定型后的形象大体是牛头，豕鼻，鹿角， 马鬣，蛇躯，鳞身，鳄棘，鱼尾，鹰爪，鼍足，能水中游，云中飞，陆上行， 能呼风唤雨，行云播雾，司掌旱涝。
这样一种神异之物，在自然界中当然从未有过，也绝不可能实有。但尽
管如此，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在商周甲骨之中不仅有见龙、祭龙，甚至有 狩猎获龙的卜辞。至于先秦文献中，更不稀少关于见龙、养龙，以至屠龙的 记载。《左传》中曾写道：鲁昭公 29（公元前 513 年）年秋，龙出现于晋国 都城近郊（今山西侯马），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有人想猎捕它，但又害怕它， 于是去请教博学多知的太史官蔡墨。蔡墨说：“如果不能活捉龙，那只是由 于现在人们的无能。而在古代，不但能活捉龙，甚至专有养龙官、杀龙官和 驯龙官。只是由于后来大地上的水泽少了，所以龙才成为稀奇之物。”这段 记载表明，史官蔡墨不仅明确肯定了“龙”作为一种生物的实在性，而且还 证实了春秋时代的北方还偶尔可见到“龙”的踪迹。
　　那么，“龙”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曾作过种种考 证和拟测。主要的说法不外如下几种：
蛇：“龙是以蛇为基础的。而发展变化了的蛇图腾像就是龙的形象??”
①
马：“马八尺以上为龙。”②
蜥蜴：龙像蜥蜴戴角的形状；③“其实所谓龙”就是古人眼中鳄鱼和蜥蜴




① 徐乃湘等：《说龙》，紫禁城出版社，1987 年。
② 《周礼·夏官·伕人》。
③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

类动物的共名。”④
　　河马：“充任龙的模特儿之一的马，最初不是一般的陆马，而是河马?? 河马不仅把自己的部分形体贡献给了龙，而且把自己的部分性能——善于御 水，也贡献给了龙。”⑤
　　鳄鱼：“在中国古代，确实曾存在过这样一种??令人敬畏的巨型爬行 动物，这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称作‘湾鳄’的那种巨型鳄鱼。”⑥
　　恐龙：“龙，被古人公认为最原始的祖型，可能还是恐龙。古人以具有 四足、细颈、长尾，类蛇、牛、虎头的爬行动物为龙，这可能是古代当时见 到并描绘下来的某种恐龙形象。”⑦
云：“最初的龙形不过是抽象的旋卷状的云纹。”⑧
　　虹：“虹是龙的最直接的原型，因为虹有美丽、具体的可视形象。”① 闪电：“幻想龙这一动物神的契机或起点，可能不是因为古人看到了与 龙相类似的动物，而是看到天空中闪电的现象引起的。因为，如果把闪电做 为基础来把它幻想成一种动物的话，它很容易被幻想是一条细长的、有四个
脚的动物。”②
　　合并了的图腾：“它（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一种虚拟的生物， 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③
松树：“龙，原是树神的化身。中国人对龙的崇拜，是树神的曲折反映，
龙是树神，是植物之神。龙的原型是四季常青的松、柏（主要是松）一类乔 木。”④
以上诸说中，以闻一多先生提出的“图腾合并说”影响最大，至今国内
学术界多依此说“然而，各家之言，除个别明显有背于现代科学常识（如恐 龙说）外，似乎都有其可取之处，尽管这些说法仍然只能满足对龙的某一部 分特点的解释。史籍中记叙的龙有时出现于人间被人所目睹，有时则飞升于 天空变化莫测，这是以上诸说均无法全面解释的。实际上，我们很难将龙比 拟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动物。龙是一种信仰观念，是由多种动物经过人们的 加工而成的。人们为什么要把一种或几种动物加工为龙？这只能从信仰观念 中寻找答案。
公元前 5000 年，今陕西渭河流域出现了似龙的长身鱼纹，这种鱼纹与鸟
纹的组合形式出现在北首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蒜头瓶上。我们知 道，半坡陶盆上多绘有各种鱼纹，这类鱼纹可能具有某种魔术证验的意义， 是借以表达获取更大量的生产物的宗教画。在今河南濮阳漳水流域，这一时 期出现了蚌塑的龙，为陪葬品。此墓之北，还可见到人乘于龙背的蚌塑。考 古队的专家们描述道：“图案中有人骑龙，??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 长颈，舒身，高足，背上骑上一人，也是用蚌壳摆成，两足跨在龙背上，一



④ 何新：《神龙之谜》，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 年。
⑤ 刘城淮：《略谈龙的始作者和模特儿》，《学术研究》1964 年第 3 期。
⑥ 何新：《神龙之谜》。
⑦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 年。
① 胡昌健：《论中国龙神的起源》，《中国文物报》总第 25 期。
②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③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开明书店，1948 年。
④ 尹荣方：《龙为树神说》，《学术月刊》1989 年 7 月号。

手在后，面部微侧，好像在回首观望，??另外在这一层位上，还有许许多 多零星的贝壳，似乎也并非随便乱扔的，从整体看，这条灰沟好像一条空中 的银河，灰沟中零星的蚌壳，犹如银河系中无数的繁星，??人骑龙??如 在空中奔驰，非常形象，非常壮观。”看来，这里的龙具有负人升天的作用。 此后，在公元前 3000 年初期，分布于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今甘肃渭水流域 的庙底沟文化晚期、今浙江太湖流域的良诸文化、今山西襄汾一带的陶寺文 化遗存中，均可见到不同的龙的纹象。这些龙的形象时代参差、形态各异、 所属考古学文化谱系有别，但都是从一般动物中抽象出来的，都是一种宗教 信仰的表记。随着诸考古学文化的不断交流，先民对龙的信仰意识及对龙形 象的艺术表现日趋融合，构建了统一的龙的概念。显然，龙的起源与发展与 中华文明的起源相伴相融，难以分离。
　　综而言之，上古时期，龙的文化含义大体有三：一是人神通天的助手和 坐骑。龙纹是从原龙纹演化而来的。原龙纹虽有多种，但充当沟通天地的媒 介和人神通天的助手是诸多原龙纹所共有的、也是最主要的含义。商鼎上的 龙纹就是最富时代特色的通天纹饰。于是产生了《史记·封禅书》所载齐国 术士公孙卿所言的神话。“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 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官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 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 其弓与胡髯号。”为什么鼎成而龙下？这是因为铸鼎是沟通天地的一种手段， 而龙是沟通天地的使者。鼎上的龙纹即是能接统治者上天的神龙。在许多古 籍传说中，一些天神人主索性以龙为坐骑，乘龙往来于天地间。《韩非子·十 过》载：“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大戴礼 记》载：“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则“春夏乘龙，秋冬乘马??” 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九歌》中描写神人乘龙在天空飞行的瑰丽诗句更 是比比皆是，如“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驾飞龙兮北征，�h吾道 兮洞庭”等等。汉画像石（砖）中多有仙人乘龙及驭龙驾车行空的图画，其 含义明显源自先秦的神人乘龙观念。二是掌握云雨河泽的神兽。新石器时代 原龙纹原型中的鱼、鲵、鳄、蛇均与水相关，它们长期生活于水中，其生态 还因天气的阴晴云雨而有所变化。如鳄，在下雨之前，有用胸腔排气，发出 类似吼声巨响的习性，可以起到预告阴雨的作用。专家们推想，新石器时代 原龙纹多带有水中神兽的含义，这一含义为龙所继承，于是龙不仅具有天神 助手的身份、飞升于天的能力，还有行云布雨的神通。商代甲骨文中向龙卜 问未来天气晴雨状况的内容即是这一观念的反映。这种观念在《周易·乾卦·文 言》中被总结为“云从龙，风从虎”。在神话传说中，有条名叫应龙的龙不 仅依恃自身行云布雨、掌握河泽的本事帮助黄帝击败蚩尤，还成为大禹治水 的得力先锋。在古人的心目中，龙一直居于神的助手地位，一旦犯下错误， 便会受到神的惩罚。《巫山县志》载：“斩龙台，（巫山县）治西南八十里 错开峡，一石特立。相传禹王导水至此，一龙错开水道，遂斩之。故峡名错 开，台名斩龙。”三是显示吉祥灾变的灵物。在远古的动物崇拜中，代神赐 福降祸是崇拜性动物的基本功能，作为动物崇拜观念产物的原龙纹自然也不 例外。这一功能由龙继承，故而龙也具有显示吉祥与灾变的作用。古人认为， 凡统治者的作为顺乎天意，就能导致年景风调雨顺、社会安定，就会有奇禽 异兽出现来显示祥瑞。这类奇禽异兽可有多种，其中主要为龙、鳞、凤、龟 四灵。《管子·小匡》载有“昔人之受命，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
　　
乘黄”
　　的神话。汉代是动物显示灾祥观念盛行的时代。据载，距泉陵城七里的 湘江水深难测，曾有两条黄龙出现，长约十六七丈，大于马，举头顾望，状 如画中之龙，当地居民都亲眼目睹。距龙数十步远的地方，又有状如马驹的 小龙六条，出水游戏于岸上，人们猜测，这必是六龙子也。王充认为：“黄 为土色，位于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皇帝宽惠，德侔黄帝，故龙色 黄，示德不异。东方曰仁，龙，东方之兽也，皇帝圣仁，故仁瑞见。”专家 们认为，这一“龙出”事件描述具体而生动，不像是完全出自杜撰，大概是 鳄类两栖动物。汉时湘江一带鳄已罕见，世人见之引以为奇，官员们借此机 会向朝廷报称祥瑞，粉饰太平。
　　由此可见，龙在各类神兽中地位最高，因而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最聪 灵的动物，进而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神农氏母感神龙而生炎帝的传说由 此而来。后来，人们开始将龙喻为杰出之人。最典型的当是孔子以龙来比喻 老子，所谓“吾今见老子，其犹龙乎？”而主动将自己称为龙种的第一人为 汉高祖刘邦。这位以亭长起事的农民军领袖，缺乏项羽那“世世为楚将”的 显赫身世。出于政治的需要，刘邦编造了先天不凡的经历神化自己，以提高 自身的威信与号召力，与陈胜的鱼腹之作和狐鸣呼“大楚兴，陈胜王”同出 一辙，都是当时巫风炽烈这一历史宗教背景下的产物。只不过刘邦的文化层 次较陈胜略高一筹，他神化自己的手段也更巧妙一些而已。且看《史记·高 祖本纪》的记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 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三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 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常从王媪、武负贡酒，醉卧， 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鸿门宴前夕，范增对项羽说：“吾令人 望其（指刘邦）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西汉 以降，由于刘邦的作俑，人们相继编造了无数将历史名人与龙，尤其是将开 国帝王与龙联系起来的神话。
总之，龙的起源与演化过程反映了中国先民原始宗教信仰的发展、演进
和民族意识的融合、变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内核。尽管龙到汉代以后逐渐 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人们对龙仍旧表现出极大兴趣，在许多重大习俗中保 存了龙的形象，并始终将龙视为尊贵的神异之物，称自身为龙的子孙，赋予 龙一个民族象征的地位。从古人对龙之形象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 点。据古书记载：龙的宽阔前额表示聪明智慧，鹿角表示社稷和长寿，牛耳 寓意魁首，虎眼表示威严，鹰爪表示勇猛，剑眉象征英武，豕鼻象征富贵， 鱼尾象征灵活，马齿象征勤劳善良，等等。可见，龙的形象代表了人类诸多 美好品质，集中反映了华夏民族的深层心理和审美意识，更反映了华夏文明 对世界和人生的信念。
　　对世界的看法，最核心的是“天人合一观”，认为人与天下万事万物同 出于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平等地位，甚至自然比人还重要。龙，不但始终同 大自然中的云、水、山、兽等处于全景式的整体中，是人神合一的媒体，而 且吸收了生物界一切美好的象征，体现了华夏人对真、善、美统一的热切追 求。这就是，龙的精神，可具体化为：
一是万物一体，兼容并蓄的精神境界。 龙的精神之髓便是人与自然合一的思维，海纳百川的气魄。把天地万物
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现存的事物都是阴阳交感，五行相荡的产物，

对立的两极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孤阴或孤阳都不可能存在下去， 更不能产生新的事物。唯有“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才能“以体天地之撰， 以通神明之德”①。长期以来，这种万物一体、阴阳交感的整体思维方式浸润 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
　　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在上古世界里有两套传统：一种是人 与自然是分开的，对立的，上帝惩罚亚当、夏娃，人类以血祭偿还，付出代 价，才能得回失去的乐园，人要通过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使自然界服侍人 类，中东、欧美的精神传统就是如此；另一套是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 化传统，认为人与宇宙是联系的，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与宇宙随时可以重 合，人类生存其间，不是征服宇宙，而是与宇宙精神同一。
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驱动下，华夏文明显示了海纳百川的胸怀： 宗教，在很多的文化现象中，是最具排他性的，因宗教而起的战争、冲
突自古至今连绵不断，而华夏文明却对此采取了一视同仁、兼收并蓄的态度， 印度的佛教，波斯的袄教、摩尼教，西方的基督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犹 太人的犹太教都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相互交触。尤其是强盛的大唐王朝 更是显示了龙的广博胸襟。当时的诗人杜甫有诗曰：“南朝四万八千寺，多 少楼台烟雨中。”
一座城市竟有如此之多的寺院，说明古代宗教生活的活跃，而且各地众
多的寺院并不是清一色的。它既有中国传统的孔庙、道观，又有来自域外的 袄祠、摩尼教寺、大秦寺等。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外侨不仅有信教的自由， 而且可以参加科考作官。德国学者赫尔德对此感慨不止。他说，在中国，“宗 教信仰，不受强迫，无损国家利益的宗教也不遭迫害。儒家、道家、佛家的 信徒，甚至与该国接受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生活在一起，彼此相安无事”。① 除此之外，华夏文明（主要是清中叶以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还包括物 产科技领域。远古时代，炎黄子孙大量引进域外 物产，汉代“丝绸之路” 开通后，西域各国的物产更是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出现了“殊方异物，四面 而至”的盛况，先后有上万种动物、植物汇合于华夏文明之中。明代郑和下 西洋带回来的物品就有 100 多种。与此并行不悖的是，秦汉以后，外国一些 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渐渐传入。玻璃制造、制糖方法、织锦等都是中外交流的 结晶。当然，由于 15 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始终居世界前列，因而，先进 的科技传出去的多，传进来的相对少，但反映了健康自信的华夏民族心理。 清中叶以后，华夏文明已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出现了一些好学之士，但已无
法促成广泛交流之风。
正是由于这种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精神和态度，使华夏文明不断获得 生命力的补充，以至旺盛发达、延续几千年，尽管历史上有过“焚书坑儒” 和“文字狱”，但就思想界主传统而言，不是绝对地排斥异端，而是相互影 响，殊途同归。长达三个世纪的百家争鸣，其结果是定于儒学独尊。佛教传 入中国后，经历了近千年的与儒、道的冲突、弥合，最后形成了三教既鼎立、 又合一的局面。就科学技术而言，古代中国也展示了同样的心态，许多流传 于古代的技术、科学常识，都是交流的产物。
二是追求和谐、群体本位的人生态度。



① 《易·卜辞》。
① 转引自［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83—84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由万物一体的态度出发，华夏文明对人生的态度便是对于和谐的追求， 和对于群体义务的强调。
　　“仁”是儒家推崇，并为中国人首要接受的道德准则。孔子曾用“爱人” 两个字解释“仁”的含义，并用“克己复礼”为“仁”来说明如何达到“仁” 的境界。“和”同样是儒学典型的处世原则，“和”即追求和谐、中和。孔 子的学生有若将“礼”的作用概括为“礼之用，和为贵”。庄子也说，与人 和，可谓“人乐”，与天和，可称“天乐”，和即是乐。可见，“和”与“仁” 在传统观念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孔子说：“仁者人也”，在他看来，自然界并不是与人为敌的可怕对立 物，而是在统一、和谐的宇宙生命大循环中与人相通，为人而存在的世界， 所以“地灵”才会“人杰”，社会也不是排斥人的异己力量，而是由个人组 成的人的社会，所以“仁”字从二从人，人与人和谐相处，即是“仁”。古 人把“天”、“地”、“人”并列为“三灵”，同时又强调人是“万物之灵” 是天地之“心”，无疑这是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和主宰，他们相信，人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遵循宇宙的法则，改造自然，创造美好的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这就是说，人不必幻想在人世之外寻求天堂，而应在现世中建立 合乎“人道”的理想生活。为此，孔子为人类构想了未来美好的“大同世界”。 如此以“人”为“本”的思想比当时西方的以神为本的观念进步了整整一个 时代，直至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人”才在西方世界的观念中逐渐占据了主 导地位。无论先秦哲人在人本观念上有多少非理性的偏差，也不论汉之后儒 学对人本思想演化成人性的压抑，但是，正由于先秦圣贤对“人”的发现和 执著，才使华夏子孙从未有过以神为本的痛苦，拒绝了天堂的诱惑，从而勇 敢地面对现世，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和”作为人的行为准则，《中庸》将其解释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中节”即“适当”，也就是说话办事恰到 好处，注意避免“过”与“不及”，以便保持各类矛盾和关系的和谐统一。 但这并非要求人们作无原则的调和，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 “和”就是“和谐”，“同”即“等同”，是积极寻求矛盾的解决而使其和 谐统一，不是消极地满足于苟同而产生的和谐，是君子和小人的试金石。毛 泽东对此感叹不已，认为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他说：“一 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路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 的相对安定的质”①。由此，引伸出了“厥允执中”。“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崇尚和平，反对暴力的华夏品质。
这种以群体、环境和谐为最高行动原则的观念使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家庭 义务感，并从这一义务感放大为对更大的人类群体——国家的义务感。尽管 由此而产生了对君权的认同，但无论君主还是臣民都把国家整体利益置于至 高无上的地位。“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①是在告诫君主官吏不可忽 视民众的呼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在告诫君主不可将一己私 利置于国家民众整体利益之上。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天子者，有道则人推 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②则是一个亲身经历了王朝更迭巨变的君主的大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145—146 页。
① 《尚书·泰誓》。
② 《贞观政要·论政体》。

彻大悟之言。正因如此，上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展示，中国民众在承认君主权 威的同时，又不认为君主可以无条件地享受天命。是否配作君主的根本条件 是其德能否“保民”，也就是能不能让绝大多数民众安居乐业，从而保持社 会的和谐状态。做不到这一点的君主，人们可以反抗他，甚至取而代之，这 就是为什么儒家一方面大讲君权神圣、一面大讲诛杀暴君有理的原因，正是 在这种民本思想的薰陶下，我国历史上有勤政廉明、爱民如子的传统，也有 不避斧钺、为民请命的传统，更有揭竿而起、替天行道的反抗暴政的传统。
三是中华大一统的情结。 “天人合一，万邦协和”在民族观上的体现便是中华大一统的情结。 华夏文明是夏商以来多民族、诸文化融汇而成的产儿，作为主体的汉文
化也是在历史上融合、同化了许多其它文化而成形的。在华夏历史上，如何 处理境内以及与周边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文化课题， 他们之间有冲突，有战争，但又有交融，有依存，终于在漫长的历史中，经 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聚力， 造就了“华夏大一统情结”、这种“大一统”观念，三千年来浸润着华夏子 孙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不是 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和各种要素在内的“实 体”，而文化的要素往往更占重要地位。当然，这种“大一统”观念还源于 人们对“治”的追求。
先秦时期，“祸乱辄应，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三，不得保社稷者，不
可胜数也”①。战国时代，天下四分五裂，干戈不息，无论是诸侯还是民众亟 望“天下共主”、“太平无事”。有一次，魏襄王问孟子：“天下恶定乎？”
（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答道：“定于一”。②儒学是如此，其它各家也
大体如此。秦始皇平定六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完成了统一大业，使海内“神 灵一统”“令出于一”。汉代秦后，一统局面更趋巩固、扩大，民众也得于 安居乐业，儒家也将“大一统”观念推向定格，以至汉代以后虽有动乱、分 裂，但要求统一的观念已深深地印在国人心中。“华夏文明”也由此而成为 中华大地的统称，这一称号带来了华夏子孙的认同感，也使华夏子孙具有了 无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成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使中华民族具有了难以比拟 的民族凝聚力。
晋代的祖逖，宋代的岳飞、陆游，明代的郑成功都是因为祖国统一奋斗
不息而永垂青史。陆游一生磋跎，在 85 岁高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示 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清朝时期，土尔扈特部落跋涉万里，历尽千险，回归祖国，体现了千万 身处异地他乡的华夏子孙的“归乡”情结，李鸿章、袁世凯等辈也因签订割 地赔款之条约而遗臭万年。
不难设想，假如华夏文明没有“大一统”观念的情结，中国早就支离破 碎，变成不知多少个国家了。华夏尽管遭受了无数苦难，乱世迭出，屡屡陷 于分裂之境，然而，却没有土崩瓦解，这是华夏文明的骄傲。反观欧洲，分



① 《汉书·楚元王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三。

裂的现状使其面临超级大国的控制而常如履薄冰，数代人杰呼吁统一，并为 此奔走不怠，结果屡屡遭挫，《马斯特里赫条约》的签订总是险关重重。与 此相比，华夏文明中的“统一”情结更值得珍惜了。

2.凤之道德：华夏文明的品质
生潮涨了，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一切的一，悠久。 一的一切，悠久。
　　郭沫若先生的一首《凤凰涅巉》道出了中华民族的火凤凰品质，她在烈 火与血的洗礼中新生、奋起，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声。
　　凤凰，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及文化肇端的象征出现在远古时代的传说和史 书中。
　　有的学者认为，凤凰，就其初义而言，是一种自然物的生命化景象。凤 鸟即风神，并非真实鸟类的化身。凰本字作皇，即太阳鸟。
　　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凤凰乃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由火、太阳和各种鸟 复合成的部族图腾。所以，古书称：凤凰，火之精，生丹穴，状如鸡，五彩 备举（又称五彩鸟），鸟中之王，雄曰凤，雌曰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 翔于四海之外，见则天下大安宁，故为“仁鸟”，祥瑞之禽。其形象大体是 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颈鸳思，燕颔鸡喙，人目鸭耳，鹤足鹰爪，龙文龟 身。
据载，光武年间，辛缮隐居华阴，有大鸟至，高五尺，鸡头燕颔，蛇颈
鱼尾，五色备举而多青。弘农太守听说后，召集百寮而问之，都以为是凤。 太史令蔡衡道：“凡像凤者有五，多赤色者凤，多青色者鸾，多黄色者鹓鹐， 多紫色者恓饸，多白色者鹄。今此鸟多青，乃鸾。非凤也。”可见，只有红 色的五彩鸟才是真正的凤鸟，俗称丹凤。
上述所言丹凤具有鸿雁、麒麟、蛇、鱼、龙、龟、燕、鸡等虫、鸟、兽
等类图腾的复合特征，但其基本特征为两点： （1）凤鸟与太阳（火）不可 分，俗谓“丹凤朝阳”；（2）凤鸟冠羽，多作三羽，古称“三毛”、“三苗”， 尾羽拖地舒卷，多作三五羽，雉翎状或孔雀眼斑翎状。这两大特征，近 8000 年来始终保持，是凤鸟的最恒定的特征。
中国凤鸟的早期形象广泛见于远古文化，远比龙的形象具体、明确、丰
富。有的学者将远古中国的凤鸟划分为三大区 南系凤鸟主要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凤鸟，包括崧泽文化、大溪文化和
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所遗存的原始凤鸟形象，为鹑鸡类。例如，在余姚河
姆渡一期（距今 7000 年前）遗址中出土的骨匕柄上左右对称地各饰相连双鸟 纹，鸟头上有细长的冠羽，状似凤鸟。双鸟头共连着一个身子，身子上载着 光焰的太阳。该遗址还出土一件鸟形象牙雕，这只鸟有一个长长的近似扇形 的肥大尾巴，双翅之间的鸟背上和尾巴的近根部刻着翎羽纹。更有趣的是， 专家们在遗址中的另一象牙雕刻上面发现了异常精美的双凤朝阳纹。器中间 为一个复线同心圆构成的火焰状的光芒四射的太阳，两边各刻一个相向昂 首、拖着长长的带有眼斑翎羽尾的鸟纹。显然，这两件象牙雕刻上的凤鸟纹 是同一鸟类的真实描绘，很可能原本就是长尾鸡或驯化后的家鸡。古文献所 载之凤，或称鸡，或具有鸡的属性。《拾遗记》：“尧在位七十年，有抵支 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能博逐猛 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孝子传》：“舜父夜卧，梦见一凤皇，

自名为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专家们据此断定，河姆渡一期遗址中的 “凤鸣朝阳图”，当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丹凤朝阳图”，实际为“鸡鸣朝 阳”。
　　东系凤鸟主要指以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凤鸟， 包括连云港云台山一带的原始崖画，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所遗存的原始 凤鸟形象，为鹰鸮类。例如，在连云港市郊的将军崖岩画遗址中，考古学家 们发现的凤鸟图像特征十分鲜明：两只毛角（耳），圆目，锐利的嘴，赫然 是一只鸮鸟。与其成组排列的还有成三角形的三个太阳。此外还有大量高度
抽象的凤鸟形象，或鸟喙与目构成或人凤合一，或为“”形符号。这是 一个以鸮鹰为主的图腾崇拜王国。鹰鸮类猛禽古称鸷鸟，今天的云台山还能 常常见到长耳鸮一类的鹰，极为凶猛，善于搏击。专家们认定，人凤合一中 的人即太昊、少昊民族的祖先和领袖。古书记载：“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 娥，处璇官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 子??降乎水际，与皇娥燕戏，奏便娟之乐，游漾忘归??帝子与皇娥泛于 海上，??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故《春秋传》曰，司至 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及皇娥生少吴，号曰穷桑氏，一号金天氏。 时有五凤，随五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凤鸟氏。”而鸠古人认为与鹰是互 变的，这就是说，鸠之子表端，具有图腾柱的性质。太白金星（白帝）自然 不会以鸠为图腾，那么就当是皇娥为鸠图腾。看来历史的本相可能是以金星 为图腾的氏族和以鸠为图腾的氏族联姻，诞生了少昊族，因此少昊族才兼有 金星族和鸠鸟族的双重特征。据有关学者研究，当时呣鸠即布谷鸟，此鸟谷 雨鸣，夏至止，民间以为候鸟。皇娥族将知四时之候的鸠鸟立于表端相风正 是为了掌握物候节令的变化，以便农耕。
　　西系凤鸟主要是指黄河上游、中游地区为中心的凤鸟，并包括川、藏、 云贵地区，包括大地湾一期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 巴蜀文化、滇越铜鼓文化等遗存的原始凤鸟形象，为骏鸟类天翟类。西系凤 鸟的典型都是以太阳和黑色鸟类相复合，成为华夏文化中著名的“阳鸟”、 “日中有乌”、“骏乌”。陕西华县柳子钲泉护村遗址中发现了清晰的阳乌 图：或太阳在鸟的双翅上方，鸟很像燕子，三足，剪式分尾；或鸟在日中， 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凤鸟为骏乌。骏乌者，三足乌，其形象为圆头、双翅、三 足，正面飞翔形，位于日中。这是炎帝族的图腾。《山海经》曾载：“发鸠 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 炎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太石 以埋于东海。”此即精卫填海的传说。专家们据此断定，炎帝族曾以一种类 似乌鸦或即乌鸦的黑色鸟为原生图腾，当发明人工取火后，即以这种鸟为火 或太阳的象征。图腾时代某一图腾族人死后，要回归祖先那里。女娃死后灵 魂化作乌状的精卫鸟，说明灵魂回归到了祖先——三足乌那里。乌而居日， 自当不同于一般的乌，故三足。看来，当初炎帝族人见到的可能是一只三只 足的乌鸦。因为此乌颇异于其它乌，因而有更大的神秘感，唤起了他们的崇 拜感。正如蛇可能是一身二首，人可能是四臂二足或联体那样，鸟也完全可 能生出三条腿。
　　至于北系——红山文化及东北地区诸远古文化中的凤鸟，因资料较少， 暂不讨论。
除此之外，中国的古文字中也可见到大量的“凤”字。古文字所记之“凤”

有四种：一种以“风”为“凤”或以“凤”为“风”，像鹰鸟形；一种是凤 为鹏；一种是凤为孔雀；一种是凤为雄鸡。为何古文字中的凤鸟形象多变呢？ 据专家推断，原因有二： （1）在古文字汇集过程中，不同区域里的以五彩 鸟为主图腾崇拜的民族的标志逐渐融合成一个文化系统；（2）凤家族扩大后， 按类组合的方式，相近者都被归为一体或归为一个大系了。
　　随着历史的演进，华夏大地诸部族交往与冲突的扩大，上述几大区系的 凤鸟形象逐渐汇合成相近或统一的形象。东夷族尚黑，炎帝族尚赤，两大部 族文化交流的结果便是尚黑与尚红二者的互渗，黑色鸟形中出现了“赤喙”、 “朱目”、“赤足”、“赤尾”等。到商周时期，形成了以玄鸟为主体的凤 鸟形象，其形象大体是“鹰头鸮耳，鸷喙鸷爪，弋状高冠，剪式分尾或雉羽 三分孔雀翎状透地长尾，经汉唐、宋元的发展，到明清时代，凤的形象发生 了很大变化并趋于定型，在商周的鸷鸟和汉唐的朱雀基础上，以鸡为原型， 加以变化。嘴明显地鹰化，目光锐利，头爪更有力，长足蛇颈，肉状雄鸡冠， 孔雀状三翎巨尾或五、七、九条雉状翎尾，或缠枝交连状尾，同时，鸳鸯雄 者翼侧耸立状羽毛也附丽于凤的同等部位，成为我们今天所确认的凤凰形 象。
　　可见，凤凰形象的演进贯穿于整个华夏文明的演进过程，是中国大地诸 文化共同创造的象征。那么，为什么太阳与凤总是形影不离，甚至合为一体 呢？在古人看来，火与太阳相通，炎帝以火烧荒开辟山野，在原始农业时代 备享殊荣，而炎帝之所以称“炎”，乃因其发明人工取火，炎为火焰升腾状， 故又称“燧人氏”（钻木取火之名），并形成了该族对火与太阳的崇拜。《山 海经》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可见日与三足乌的关系非 常密切。有关专家根据古书的记载和传说认为，凤鸟见日而鸣，先民认为太 阳引来了鸡，或鸡唤来了太阳，由此在先民心目中产生了凤与太阳不可分的 联想，故构建了二者复合的图腾。流传至今的“丹凤朝阳”之最原始含义可 能就是这样。
看来，凤在远古时代是阳性的象征，故谓之“阳鸟”，随着封建社会的
日益成熟和天子与龙关系的固定化，凤由此而成了龙的配偶和附属品。晚清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欲把凤从属于龙的关系颠倒，有以凤代龙的意向，所以 在龙凤布局上曾出现了凤引龙的现象（慈禧陵石雕有此布局）。不过，凤凰 的喻义绝不止于此。对于广大民众来讲，更重要的是，凤鸟还象征着灵魂， 不仅意味着灵魂可以升天，而且还意味着再生。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人 物夔龙舟帛画，表现的就是灵魂在凤凰的导引下乘魂舟登天的情景。在古代， 灵魂本身也属于阳性，《说文》曰：“魂，阳气也；魄，阴气也”，因此以 凤来象征灵魂和再生。无独有偶，在古老的文明古国埃及也有着同样的传说。 在一块彩陶版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只神鸟（我们且称为凤凰）正在将一根 吸管插入被征服者的鼻子中，为他导引灵魂。而更为著名的则是“凤凰涅巉” 的传说：神鸟菲尼克司（Phoenix，今译为凤凰），每隔五百年后便飞到一座 神庙前在那里用芬芳的树枝和香料筑巢，然后点火自焚。熊熊烈火中，神鸟 化为灰烬，而一只新凤凰很快从灰烬中复生飞出。郭沫若先生正是借此而写 出了不朽名篇——《凤凰涅巉》：
　　在一片荒寂、阴晦凄凉的世界上，一对飞来飞去的凤凰为求得光明和新 生而选择了火葬，并发出问天、问地、问海的吼声：“宇宙呀，宇宙，你为 什么存在？你自从哪儿来？??那拥抱你的空间从哪儿来？??你的当中为
　　
什么又有生命存在？”表现出与旧世界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追求自由的强 烈愿望。凤凰燃起的熊熊烈火将把腐朽的旧世界连根焚毁，为了新世界、新 生命的诞生，凤凰展示了坚定果敢的无畏精神。在诗人的心目中，中华民族 就是火凤凰。《凤凰涅巉》是光明和新生的颂歌，象征着古老中华民族的觉 醒，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品质。
　　可以说，无论是在先民的心目中还是在现代炎黄子孙的灵魂深处，凤凰 都是华夏文明品质的象征。古人云：此鸟，首戴德，颈揭义，背负仁，心入 信，翼挟义，足履正，尾系武。集德、义、信、仁、正、武于一身，映照出 了华夏文明的品质精髓：
一是集民众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于一身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即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居安
思危的态度，其核心便是那种以民族利益为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和“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深邃眼光。它是一 种深沉的民族感情，激励着华夏民族几千年来寻求幸福之路，始终贯穿在华 夏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
　　春秋乱世，孔子以一介书生，驾车周游列国，劝说各国君主采取他的治 国方略，屡败而不悔，最后不得不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慨叹，充分体现了 他一贯坚持的“君子忧道”的意识。屈原报国无门，眼看楚国的前途日趋暗 淡，舍身投江，并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叹。晋代刘 琨的“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之语规劝晋元帝发愤图强。明朝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句更是妇孺皆知。近代以来，随着中华 民族的困难频频，无数的仁人志士更是以“天下为公”为信条，前赴后继， 为华夏文明的复兴而抗争不息。
华夏文明的忧患意识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溯及远古神话之中：古神大
禹与阿娇结婚的第四天便离家而去率领大家讨共工，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 入，经过 13 年，禹疏通了九川，平息了水患，实现了让民众安居乐业的志愿， 可是自己的阿娇却因思夫心切，终日站在嵩高山下眺望，最后竟化为一块岩 石。另一古神女蜗为了让子孙摆脱水难，生活幸福，苦心炼石补天，补呀， 补呀，终于天补好了，地填平了，女蜗却因劳累过度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这种忧患意识集中体现了华夏文明中可贵的理性精神。它绝不是一种悲 观主义的体现，而是积极进取的警钟。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进取，居安思危，国家、民族、个人的生命才会延续， 贪图安逸，醉生梦死，只会自取灭亡，故唐代名臣魏征断言：“思所以危则
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 二是自强不息、舍身弘道的理想主义。 曾几何时，一些人声言：中国人没有奋发精神，只有奴隶性和保守性。
他们眼中的中国人，一个个面黄肌瘦，目光呆滞，冷漠无情，心中死水一潭。 其实，说这种话才是奴性的流露，是自卑的情结，是对国人精神的无知和对 华夏传统的歪曲。
　　早在两千余年前，儒家的重要典籍《周易》就已道出了“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的名言。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意味着主动性、 能动性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努力向上。星移斗转， 朝代变迁，而这一观点却始终是一切奋发有为之士的座右铭。唐朝有名的诗 人才子骆宾王曾放言“终徇己以效能，靡因人而成事”，强调依靠自己的力
　　
量，不能处处依赖他人。李白更是一派诗仙气势，写下了“青云当自致，何 必求知音”的千古绝句。宋代欧阳修纵览历代人物沉浮，国事变幻，感慨万 端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强者不自勉，或死而泯灭于无闻；弱者能自力， 则必有称于后世”。
　　自强不息的精神突出反映在那些身处逆境而不坠青云之志的人物身上。 苏秦头悬梁，锥刺骨，食不进，夜不寐，发奋苦读，终成一代谋士的形象， 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越王勾践国破家亡，为死敌吴王养马扫圈，十年不忘国 耻，刻骨铭心地牢记贬居石宅的情景，苦身劳心地“累薪而卧，悬胆而尝”， 以磨练意志，终于灭掉了强敌。齐国孙膑虽肢体残毁，但坚韧不拔，策划的 马陵道一战，不仅杀死了宿敌庞涓，而且使强大的魏国一蹶不振。西汉司马 迁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宫刑，仍发愤著述，写下了千古名著《史记》。因参加 “永祯革新”而遭放逐的刘禹锡写下了铮铮诗句：“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 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幸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表达了真金不怕烈火的 顽强精神。
而比自强不息精神更高一个境界的是舍身弘道的理想主义。 既然“仁”是中国传统中的最高道德准则，“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便成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涵之一。华夏文明历来推崇那些“富贵不能淫、贪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尤其是赞美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 为了人间正义，为了民众幸福而舍弃一切的仁人志士。例如，西汉之时，苏 武奉命出使，被拘后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北海牧羊 19 年，“受尽难中难， 心比铁石坚”，始终不忘报国，不辱使命，赢得了千秋之功。宋代名将岳飞 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为信条，以“精忠报国”为己任， 留下爱妻娇子，奋战沙场，“笑谈渴饮匈奴血，壮士饥餐胡虏肉”，抱定“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宏志，苦撑局面，慷慨赴义。明末文天祥不肯甘做“识时 务”之俊杰，独力奋争，直至洒尽最后一滴血，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回肠荡气之句。还有遣散家人、自备棺木、冒死进谏 的海瑞，等等。这些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脊梁”的人杰为华夏文明增添了 耀目的光彩。
近代以来，舍身弘道的精神体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和坚贞不屈的民
族气节。甲午战争中，运送兵员的高升号战舰，不幸中途遭日舰偷袭下沉， 舰上官兵宁愿葬身大海，也无一人喊降，令日军刮目而观。戌戊变法失败， 谭嗣同悲愤异常，决心以自己的鲜血唤起千万万民众的觉醒而拒绝出逃，毅 然走上断头台。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杨靖宇、江雪琴、狼牙山五壮士 为了心中的信念，董存瑞、黄继光，为了千万万民众的幸福，在关键时刻， 毫不犹豫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朱自 清，身为中文系主任，病体虚弱，极度清贫，却在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 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毫不迟疑地署了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风亮 节。及至当代，身患重症仍不忘民众饥苦的焦裕禄、体有绝症仍孜孜不倦追 求的蒋筑英、面对歹徒而毫无惧色的徐洪刚，无不是华夏民族宝贵传统的杰 出代表。正因如此，华夏民族才不像一些国家一旦失去民族独立，遇强敌入 侵，便一溃千里，一蹶不振，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复兴起来，从而延续几千 年。
　　从经典《周易大传》中，我们发现，传统中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思想 还含有“刚中”、“及时”、“通变”等引申的原则。《周易大传》中提出：
　　
“能止健，大正也。”即强健而不妄行，不走极端，所谓“刚中”是也。“及 时”即“与时偕行”，即自强不息与永恒变化的外在世界相一致，人的生活 行动也随时间环境的变化而调整。“通变”则是“革新”。《周易大传》中 有句名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不能再发展地步，是 为“穷”，事物发展到极盛向反面变化，即为“变”。通过变革或革命，原 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就会一变而为“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叫 “通”。“通”则使事物永恒地发展下去，达到“久”的目的。正因如此，
《周易大传》把“通天下之变”视为一条重要原则，它说：“革而信之，文 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 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由于《周易大传》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孔子 所作，其思想影响甚大，在铸造中华文明的基本品质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勿庸讳言，因种种原因，中国在近代未能充分发挥上述华夏文明的品质 优势，致使国势积弱，如爱因斯坦所言：“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 的性格的人重新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塑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 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
①

三是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的谋生态度。
　　在不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下劳作的中华民族，以凤之精神为信条，形成 了特有的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的谋生态度。
两千多年前，荀子用“良农不为水旱而不耕”之句说明了“身劳而必安，
为之”的道理。勤劳被视为一切社会阶层均需培育的美德。儒家一直要求帝 王官吏“无傲从康”，“无戏怠”，把沉溺于享乐比作吸食毒药，认为“宴 安鸩奉，不可怀也”；要求文人学子勤奋读书，称“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 无涯苦作舟”，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要求农民、工匠、商人日作不辍、勤于 本业。“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有功，戏无益”等训诫早已成为中国 人根深蒂固的谋生态度了。
与勤劳同时备受赞扬的是节俭。《易经》曰：“甘节，吉。”“苦节，
贞凶。”把乐于节俭当作避凶趋吉的一条重要原则。《左传》则把节俭还是 奢侈当作判断君子与小人界线的重要标志，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 也”。司马迁在《史记》虽说过：“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也就是说，追求富裕，是人之本性，但反对因富而侈。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 的《咏史》名句，则是对秦代以来诸帝治国实践的精辟总结：“历览前贤国 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时至今日，华夏文明中勤劳俭朴的奋斗精神仍在建设大庆、研制“两弹” 等共和国的建设者身上得以弘扬，仍在海外华侨、华商的创业中得到光大。














① 《爱因斯坦文集》1 卷，商务出版社 1978 年版，84 页。

3.狮之力量：华夏文明的尊严
　　19 世纪初，远在圣赫勒拿孤岛上的拿破仑对登门拜访的英国人说：“你 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 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 周。”他对英国欲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喧嚣感到恼怒：“要同这个幅员广 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 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 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 样强大。”他将中国喻为“沉睡的雄狮”，并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 也将为之震撼。”从此，“睡狮”成为旧中国的代名词。拿破仑之所以将中 国喻为“睡狮”是慑于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千年文明积蓄起来的能量。
　　无独有偶，近代华夏的民族斗志也将中国视为“雄狮”，为其觉醒而不 惜生命。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陈天华将他的革命小说取名《狮子吼》，大 声疾呼“扬狮旗，扫狼穴”，为共和而奋斗。1934 年民族危亡时刻，满腔悲 愤的画家徐悲鸿挥笔画了一幅《雄狮图》，题辞是：
新生命活跃起来！ 实际上，威严的狮像早已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重要表征，那衙门口的
石狮和重要建筑前的狮雕处处可见。有趣的是，华夏大地并未有狮子产生。
《说文》无“狮”字。古代汉语中的两个狮子名称都是外来语：一个叫狼貌， 公元前已出现，由梵文“僧伽”（Simha，狮子）转译而来；另一个是从古波 斯语借入的 Ser，其汉语转写形式广泛通行，成为“狮”的通称。
专家们认定，出现于中国人视野中的狮子来自西域，因为古代西域是狮
崇拜的流行区。在那里，狮子被涂上浓厚的神话色彩，享誉僧俗两界，成为 神力和王权的象征。在印度，佛经赋予狮子以动物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大 集经》卷十说：“过去世有一狮子王，在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兽中之 王，力能视护一切诸兽。”作为“兽中之王”，狮子一开始就成为护法之物。 佛经中写道：“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侍列门侧。”从此，佛陀 说法坐狮子座，演法作狮子吼，成了“人中狮子”。波斯的狮崇拜也源远流 长。据《隋书》卷 83《波斯传》“王著金花冠，坐金狮子座。”古波斯的长 篇史诗《王书》中的英雄们大多冠以“狮子”的雅号，如“狮子达斯坦”、 “狮子苏赫拉布”之类。
反观中国文献，学者们却找不到中国产狮的确切记载。他们几乎众口一
辞，称狮从西域而来。唐代高僧慧琳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明代 科学家李时珍也说：“狮子出自西域诸国。”晚清学者文廷式论证更详：“狻 猊即狮子，非中国兽也。三代之前若果有之，则诗、书记载必不称犀象而转 遗狮子。”从历史上看，狮子是作为西域贡品被引入中国的。《后汉书》有 最早的记录：汉章帝章和元年（87 年），月氏国献狮子；二年，安息国献狮 子。随后历代均有贡狮记录，直到清康熙 17 年（1678）葡萄牙人献非洲狮为 止。因此，狮子虽非华夏之兽，但中国人却有不少直接观察的机会。历代文 人都对狮子的形象有所描述，如《东观汉记》载曰：“狮子形如虎，正黄， 有髯梿，尾端茸毛大如斗。”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写道：“其狮子形如虎， 黑黄无斑，头大口阔，尾尖毛多，黑长如缨，声吼如雷，诸兽见之，伏不敢 起，乃兽中之王也。”等等。可见，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来自西域的狮子 只是“异兽”或“奇兽”，并未将它作为“瑞兽”看待，甚至视为“狰狞之

兽”，所以在历代贡狮行为中多有遣返和却贡事件。北魏孝明帝正光末年， 波斯国献来一头狮子，6 年后广陵王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 宜放还山林。”狮子亦令送还本国。送狮子者以波斯道远，不可送达，遂在 路上杀狮子而返。明朝年间，撒马儿罕苏丹两进狮子，都遭到拒绝。当时的 礼部尚书倪岳言道：“臣观撒马儿罕所进狮子，乃夷狄之野兽，非中国之所 宜蓄。留之于内，既非殿廷之美观；置之于外，亦非军伍之可用。且不免以 彼无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财。”明孝宗嘉其言而却贡。李东阳为此奉诗一道：
万里狻猊初却贡，一时台省共腾欢。 极知圣学从心始，谁道忠言逆耳难！ 汉代谩夸龙是马，隋家空信鸟为鸾。 非才敢作清朝颂，独和新诗写寸丹。
　　从物种的角度看，狮子在古代已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动物。然而，狮的 形象却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其因何在？这还要从佛教的 影响谈起。佛教徒用佛画和佛像把佛经中的“狮子王”形象化。据《涅巉经》
卷 25 的描述，佛教中的狮相如下： 方颊巨骨，身肉肥满，头大眼长，眉高而广，口鼻稷方，齿齐而利，吐
赤白舌，双耳高上，修脊细腰，其腹不现，六牙长尾，鬃发光润，自知气力， 牙爪锋芒，四足据地，安住岩穴，振尾出声。若有能具如是相者，当知真狮 子王。文殊菩萨骑狮子，是佛教美术中常见的题材，它在唐代的两处胜迹中 获得鲜明的表现。其一是五台山的菩萨堂院，“骑狮子像，满五间殿在，其 狮子精灵，生骨俨然，有动步之势”。其二是甘肃榆林第 25 窟的壁画，绘文 殊以威武雄壮的青狮为坐骑，旁有昆仑奴御卫。
佛像中的画狮与现实中的贡狮之间巨大的差异令古代中国人困惑不已。
有的人指责画狮失真，有的人则怀疑贡狮为假狮。不过，最终随着佛教与中 国文化的长期融汇，狮子的形象也日益中国化并形成了独特的风貌。首先， 狮成为仅次于龙的灵兽。古代中国人以麟、凤、龟、龙为四灵，外来的狮子
（主要是佛教中的狮子）被纳入龙之下的地位。如，唐代武则天登基后，铸
造“颂德天枢”，即八棱铜柱。这座巨型“圣器”的灵物位置，龙居中，狮 居侧。唐代官服的绣袍，“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左右监门卫饰以对狮 子”。这种尊卑分明的龙、狮袍文，一直沿用到清代：皇子、亲王用”团龙” 图案，武官一、二品才穿狮子袍。其次，狮成为威而不怒的镇邪之兽。在佛 教昌盛的南朝，印度风格的狮子形象，曾一度风行于华夏的造型艺术中，其 代表作为吐舌石狮。按华夏文化的传统观念，舌是“灵根”，宜藏忌露。到 了唐代，“吐赤白舌”的狮相越来越罕见，常见的造型只是张口露齿而已。 这表明，狮子形象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并变为镇邪之兽。盛唐时代，威而 不怒的镇邪狮雕十分流行，文士阎随侯为此作《镇座狮子赋》一首：
威慑百城，褰帷见之而增惧。 坐镇千里，伏猛无劳于武张。 有足不攫，若知其豢扰； 有齿不噬，更表于循良。
　　威狮由此而成为护卫之列。帝陵墓道、官府衙门、巨富门口，甚至河桥 古道上都有石狮以镇之。到了清代，狮相已完成定型。郑绩在《梦幻居画学 简明》一书中总结道：“狮为百兽长，故谓之狮。毛色有黄有青，头大尾长， 钩爪锯牙，弭耳昂鼻，目光闪电，巨口须髯，蓬发冒面。尾上茸毛斗大如球，
　　
周身毛发松猱如狗”。 中国化的狮子是芸芸众生喜闻乐见的形象，妇孺皆知，极大地丰富了华
夏民俗的文化内容。举其要者，则有舞狮、糖狮和雪狮三项。狮子舞自唐代 以来盛行于民间，遍及南北各省。当然，南北风俗各异，舞法也不尽相同。 在清代粤东地区，“舞”与“武”结合，可说是中国舞狮艺术的奇葩。糖狮 即狮子糖，北宋时已出现，到清代已风靡江南各地，造型精美、活灵活现。 孔尚任有诗赞曰：“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桔黄橙香者橼， 蔗仙糖狮如茨比”。雪狮即以雪塑狮，属北国一大奇观。孟元老的《东京梦 华录》载：“是月（十二月）虽无节序，而豪贵之家，遇雪即开筵，塑雪狮， 装雪灯。”
　　狮子形象的中国化，从移植、归化到创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既保存 了狮子威武的气派，又赋予它祥和的面貌，到了近代，威狮便成了中华民族 觉醒的象征，这既源自仁人志士对华夏文明力量的自信又因为狮子是百兽之 王、镇邪之灵，还由于对佛教“狮子吼”的借用。据说，狮子的吼声能够震 撼天地，扫荡邪恶，具有无比的威力。陈天华的《狮子吼》和徐悲鸿的《雄 狮图》都是凄风苦雨年代的救亡之作，表达了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
　　总的看来，狮，在华夏文明中已逐渐演化为力量的象征、仪表的尊严， 体现了一种不畏邪恶、勇于进取的精神和无穷无尽的潜能。
一个文明的魅力和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有多么丰富的精神境界，也不仅在
于它具有多么高尚的道德品性，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是否具有驾驭自然和社 会的智慧，是否具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力量。华夏文明正因具有狮之气 魄、狮之力量，才被拿破仑喻为“睡狮”，也才为中国仁人志士视为“雄狮”。 这种气魄和力量主要体现在华夏文明在与自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成就
上：
一是沉思人文与社会诸相的性灵之光。 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是中华智慧的深层激流。理性精神和人
文主义意味着，肯定现实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个性自由，
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 主张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而正当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 迷雾笼罩下的时候，中国成为唯一的例外；它没有把宗教意识奉为民族的意 识形态，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无与伦比 的地位。尽管殷商时代，用人谋事多依龟筮，但两周之后，风气大变，“周 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①一语道出殷周在宗教方面的 差异。孔子更是把人们的活动领域集中干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 教问题置之度外。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②后来许 多思想家，也大都采取了与此相类似的立场，十分看重现世之意义，高度评 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们看来，“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域中 “四大”之一，“三才”之一。人有道德，是“天地之德”，人有知觉，是 “天地之心”，人能凭借道德和智慧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并发出 “人定胜天”的千古狮子吼。对此，西方思想家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评论。法 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称赞孔子“卓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



① 《礼记·丧礼》。
② 《论语·雍也》。

示，他根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③他的书房中挂着孔子画像， 下题诗一首：
子所言者唯理性，实乃贤者非先知，天下不惑心则明，国人世人皆笃信。
④
另一杰出启蒙人士孟德斯鸠深有同感，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称，
“孔教否认灵魂不死”。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则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 念是“理性”。
　　唯物而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智慧的深沉底蕴。可以说，华夏文明中的 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之基础便是中国文化中的唯物而辩证的传统。先有《管 子》的“天不变其常”，荀子的“天行有常”；后有王充的“天道自然”， 张载的“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理皆在物”；再后有工夫之的“天下惟 器，”王充的《论死》、范缜的《神灭论》。值得注意的是，该传统并不是 中华智慧大河中的涓涓细流，而是有着惊天动地之势的巨浪。先秦时期，“天 行有常”的唯物主义是推毁殷周宗教观念的巨斧，汉代王充的“天道自然” 之论是清算西汉儒学中有神论的烈药。范缜的“神灭论”则把皇帝麾下的御 用神论者驳得丢盔卸甲。有趣的是与西方唯心主义与有神论相结论的传统相 反，中国学者中往往是唯心主义中也具有无神论思想。从孔子到老庄，从杨 雄到两程，从朱熹到王守仁都是这两种观念的执著者。这样的唯心主义属于 观念论，与将精神视为宇宙本原的西方唯心主义有显著不同，这主要是由于 受“天道自然”观念的影响所致。而辩证的思维则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传统。
《周易大传》、《老子》、杨雄、朱熹、王夫之都相继提出了精湛而丰富的
辩证思维命题，而孔、孟、荀、庄等诸子的思想中更是具有大量的辩证因素： 整体、过程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思维、内在矛盾运行的首要位置、本质与现 象的统一，等等，无不成为世界哲学史上的精辟之论。
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是中华智慧的情感结晶，前有神奇瑰
丽的远古神话，并从中孕育出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发端于《楚辞》， 奠基于《诗经》。后有像《左传》、《史记》这样传神肖物、文辞优美的历 史散文，又有像《庄子》这样汪洋恣肆、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哲理散文：既 有豪达奔放的“诗仙”李白，又有深沉凝重的“诗圣”杜甫；既有《西游记》 这样神幻迷奇的神话小说，又有《三国演义》这样构思宏伟的历史小说，还 有《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登摹人情世态之极的世情小说。就特点而 言，华夏之文学艺术，既有讲究“风骨”、“追求阳刚之美”的雄健之美， 又有气韵生动、温柔平和的阴柔之美，中国人审美意识的这种二元心态正是 支配华夏文明创造、追求、奋斗的潜意识。
二是培栽科学技术的智慧之果。 华夏文明绵延数千年，决不仅仅是靠高尚的品质、优美的诗文而博取世
人的赞誉，而是还具有使世界文明获得动力的科学技术发明等物质力，这也 是中华狮之力量的所在。
坦普尔在《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声言：现代世界赖以建立 的基本发明创造，一半以上源于中国。中国在现代农业、航运、石油、气象、 音乐、十进制数学、纸币、高级火箭、枪炮、载人飞行、蒸汽机设计等领域



③ 《伏尔泰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第 31 页。
④ 《伏尔泰全集》7 卷，第 330—331 页。

创造了 100 个世界第一。可见，华夏民族绝不是一个只沉溺于遐思，观宇宙 天象而不务正业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注重于现实，深知技术于社会之利 的现实主义者。
　　中华民族改造自然的气魄，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以农业为本的古代中国 创造了首屈一指的农业生产技术，成为世界上栽培植物起源最早和最大的中 心之一，在世界 666 种栽培作物中有 136 种是中国人民培育成功的。人们利 用江河湖泊、地面水、井泉地下水以及降雨降雪，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 根据不同的自然形势，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设施，其中，既有储水的塘、 堰，又有防水的堤、坝，排水的沟、渠。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仍为当今 世界水利灌溉工程的奇迹。据专家研究，就整个技术水平而言，西方 18 世纪 以后就超过中国，而其中水利工程技术却是 19 世纪后期甚至是 20 世纪才领 先中国的。35
　　华夏民族在长期与疾病创伤的斗争实践中，创造了光彩夺目的中医治疗 经验与理论著作。《黄帝内经》、《神农本草》、《金匮要略》等经典名著 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精华。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全身麻醉手术并取得成功的华 佗，发明了“五禽之戏”体育健身法，很有实用价值。晋代葛洪在他的著作 中有关恙虫病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于 1878 年的记载早 1000 多年。宋代 钱乙撰《小儿药证直诀》为世界现有最早的儿科专著，比意大利医生巴格拉 儿德的《儿科集》早 351 年。
此外，18 世纪以前的中国，自然科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著名
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中华民族的“才能肯定不逊于其它民族”，他们在历 史上的发明创造，“令人眼花镣乱”，人们熟知的四大发明，以其杰出的贡 献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东汉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个地震测量仪，他所做 的“水运浑天仪”也是世界最早的机械计时器。公元 31 年，中国在传统的金 属冶炼、铸造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由杜诗创制的冶炼“水排”鼓风技术，比 欧洲早 1200 年。两汉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固体脱碳钢、炒钢、百炼钢、灌钢等 新炼钢法，也是世界冶金史上的辉煌篇章。此间，最著名的科学家祖冲之，
算得圆周率为：3. 1415926＜π＜3.1415927，并以 355 为圆周“密率”，比
113
德国的奥托取得这个值早 1100 多年。他精干历法，创大明历，引用虞喜发现 的岁差现象，定出交点月日为 27.21223 日，同现代技术测定的相比只差十万 分之一。唐代天文学家张遂率领的科学考察队，于 725 年开始到河南地区观 测天文自然现象，实测滑县、开封、许昌、汝南一线纬度，得出子午线一度 长度，是中国天文学上的创举。西方最早实测子午线是在 814 年伊斯兰教徒 阿尔曼孟在美索不达米亚地方举行，比中国晚了 90 年。宋代数学家秦九韶的 “正负形术”（即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比英国数学家霍纳所创造的类似方法
早 500 年。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于 1280 年制成举世闻名的《授时历》，精确推 算出每年为 365.2425 日，这个历法在华夏大地使用 364 年，成为世界古历法 中使用最长的一部，比罗马教皇十三世在 1582 年颁行的《格里高历》旱 301 年。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其精心记录的游记中，对中国西南地区石炭岩地 貌考察，比欧洲学者爱李倍尔早 130 年，对碳岩地貌分类比欧洲早 200 多年。 如果这些仍不足以说明古代中华技术文明的辉煌，那么就再请看一看中
国科学技术历史之最吧！
长城是世界建筑之最，公元前 7 世纪始建，全长 6000 多公里。

　　汉字汉语是世界语言之最，已有 8000 多年的历史，约有全球四分之一强 的人使用。
公元前 725 年制成的机械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钟表。 宋代苏颂发明的天文钟，能自动报告昼夜的时刻和日出日落，是世界最
早的天文钟。
公元前 770 年流通的西周“铲形”钱币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硬币。
　　公元前 119 年出现，公元 7 世纪在唐代发行，公元 910 年在宋代广为流 通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
公元 6 世纪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的农书。 海上指南针在战国时已成型，领先欧洲 1000 年。 西汉造纸术领先欧洲 1300 年。
公元 7 世纪雕版印刷术比 1450 年德国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领先 400 年。 唐代浆轮船，宋代的水密隔舱海船分别领先西方 800、1000 年。 西周铸铁技术比 14 世纪欧洲领先 2000 年。
　　战国炼钢技术、6 世纪的灌钢法比 18 世纪欧洲柑锅炼钢法早 1200—2000 年。
　　《周礼·考工记》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合金规模，首创胆水炼铜法，开 创世界水法冶金技术。
公元前 5 世纪墨子的光学实验、几何学和光学理论体系早于欧几里得100
多年。
世界最早的炼丹术、人工合成化合物见于公元 2 世纪的《周易参同契》。 明代朱载培十二平均律比欧洲的梅尔早 50 年。 世界最早的古天象记录是春秋时的日食记录、哈雷彗星记录、战国时的
恒星表。
张衡相风铜鸟风仪比 12 世纪欧洲的侯风鸡早 800 年。
　　公元前 2 世纪天平式湿度计测仪比欧洲早 1600 年。2000 年前的《汜胜 之书》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遗传、育种学。
公元 9 世纪的西夏铜炮，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
世界上最早的音乐体系和乐器体系，是湖北出土的战国编钟。 公元 11 世纪出现于北宋的钻探技术比欧美早 800 年。 北宋时代沈括的地磁理论体系比西方早 400 年。
如此不厌其烦的罗列并非阿 Q 式的自我陶醉，而是向世人说明，近代以
前的中国确实是世界文明的骄子，在科技领域领先同时代的西方 500 年，甚
至 1000 年，华夏文明是世界上第一次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杰出代表，是黄土 文明、大河文明、太平洋文明的结合体，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明中心，这 就是古代中国之所以扬威世界的真正力量之源。如果说欧美文明是由于技术 的先进而取得了全球性的优势，古代华夏文明同样也是由于其技术知识的丰 富和杰出而放射出强烈的光芒。
三是求实创新和勤奋开放的科技意识。 就知识的追求、技术的创新而言，古代中国显示了泱泱大国、宏大文明
的心态。孔子始终反对学生对知识的死记硬背，比较重“行”，即学以致用， 因而，华夏智慧的一大特点在于始终贴近生活，善于围绕国计民生，提出和 解决社会生产和生活面临的现实的科学技术问题。所以，中国古代虽然也关 心世界的本原问题，但终不像古希腊人那样保持长久的玄想，而是在现实生

产领域内执著不已。农业是中国国民的主要生计，古代农书达 376 种，比世 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得多，天文学是与农业最为密切的学科，从而造就了中 国古代天文学的发达，特别是历法的发达。水是农业的生命之脉，中国水利 工程建设显示了高超的科学性和创造性，留下了令世人赞叹不已的治水遗 迹。20 年代初，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曾声称，中国没有科学，他说：“中 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实性的需要，所以所要知道的是他们自己。同样 的情形下，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是他们自 己”，这一论断，对古代中国来说，不免显得独断和无知，因为华夏文明中 除了极少数以先哲自称的哲学家漠视社会之外，许多有志之士，有眼光之人， 都以征服自然为己任、潜心发掘着自己的智慧。
　　华夏文明的科技智慧之所以震烁古今，还在于古代科学家的创新意识， 他们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和现实的束缚，永无止境地奋争着、钻研着，天文 学家张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前，张衡对古代的 天文学曾苦心钻研，但他不满足千古人已有的结论，并决心创造一套更完善 的浑天学说。历时数载，力排众议，终于获得成功，写下了《灵宪》、《浑 天仪图》两部重要的天文著作，提出了天圆说和宇宙无限论，从而实现了对 前人的超越。蔡伦造纸也是如此，蔡氏前 100 年，中国就有了造纸术，但较 粗糙，蔡伦细心观察，苦心沉思，反复实践，终于造成了较为定型实用的纸 张。此后 2000 年中，中国人并未停留在蔡伦的功绩上，而是不断创新，不断 求善，纸的质量也就随之持续提高。
不畏劳苦、勇于开拓是中国科技精英的又一宝贵品质。张衡为追求成功，
花去了一生的时间，天天不间断。明代李时珍为修《本草纲目》，肩背药箱， 跋涉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历时 27 年，终成巨著。徐霞客 22 岁时便离 家远行、别妻离子去考察地势地貌，以罕见的勇气和意识征服了荒无人烟的 孤独之苦，恶劣地势的启然之险，迫盗绝粮的生命之难，疾病缠身的肉体之 痛，三十年如一日，直至积劳成疾，溘然去世，年仅 56 岁。这样的例子可谓 不胜枚举。中国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奋进不止，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信念：科 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半点虚假与取巧，而且是不应受世俗功名所累 的清苦学问。
值得注意的是，华夏文明不像某些人渲染的那样，是一个全然封闭型的
文明，它的科学技术成就往往与开放程度有关，它注重引进“技术”，并将 其与中国本土科技成果相融汇，从而结成璀璨之花。华夏文明首先从最近的 邻邦吸收养分，从魏晋南北朝时起，我国就开始翻译印度的科学著作，据《隋 书》记载，翻译印度的数学、天文学、医学书名著达 19 种，约 150 卷之多。 到了唐代则有更多的印度医学家和天文学家来华，当时的司天监中就有印度 天文学家。开元 6 年翻译的印度“九执历”把正弦函数表介绍到我国来。印 度的医学如金针挑白内障的技术，也是唐代传到我国的。宋元时期，一些阿 拉伯文的数学著作传入我国。1267 年，阿拉伯人扎马鲁丁带来了数学、天文 学书籍共 23 种，其中包括托勒密的天文著作，他还创造了一些天文仪器，其 中包括地球仪。及至 17—18 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中国的一些有识 之士，也敏感地觉察到了世界发展新潮流的涌动，不仅强烈欢迎西学西法， 而且身体力行，希望能融合中西，推动科学发展，其代表人物便是徐光启、 李之藻、冯应京、张焘等。那时的中国统治者，心态也远比后世的官僚正常， 见到外国的先进事物，首先不是疑惧，不是用“古已有之”一类循辞安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