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品性与特色
——百卷本《中国全史》总序

史仲文 胡晓林


中国历史有不同于世界各国历史特别是不同于欧洲历史的种种特点。 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文明演进过程中，没有出现断层。 孔夫子的学说，一直影响中国历史 2000 多年。孔孟传统、老庄精神，以 及后来的佛学思想，彼此促进，相互借鉴，常演常新，一脉相传。这种情况 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亦是独一无二。四大文明 古国中的其他三家都曾出现文化断层，一些古老文化传统在民族文化的冲击 下，几乎散灭已尽。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以外，古希腊、古罗 马文化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但其文化传统同样受到过致命的冲击，以致中 世纪的几百年，欧洲人都看不到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国古代文 化，虽晚于古埃及等国家，但其历史水平并不逊于任何一个民族，而且一脉 相承，其文化传统得到比较完美的保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
奇迹。
　　特点之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历史性的分裂 结局。
所谓没有出现分裂结局，并非不曾有过分裂。中国自夏、商、周以来，
历代王朝更替，也曾出现过非常复杂的局面。西周统一，东周混乱，战国分 裂；秦汉统一，魏晋南北朝分裂；隋唐统一，五代十国分裂；宋、辽、金、 夏总在统一与分裂之间；宋元政权更迭，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 居于统治地位的全国性政权；明统一，但很快衰落；清兵入关，出现第二个 由少数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政权。中国历史，可谓战乱不断，分裂不 断；但战而又治，分而又合。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向看，中国历史上的统 一时间不但远远长于分裂时间，而且统一是主流，统一合乎中华民族的整体 利益，也合乎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一点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有很大区别，首先就和西方基督教传统不一
样。古罗马也是大帝国，但寿命不长；先是一分为二，后来二分为多；以致 不但民族差异日益扩大，语言差异也日见明显。直到中世纪下半叶，欧洲才 真正出现走向统一的曙光，但直到今天，欧洲的一些地区还在发生民族战乱。 实际上西方自古罗马分裂以来，就不曾统一过。中东也是如此，甚至非洲、 拉丁美洲都有与之类似的现象。虽然造成的原因或许截然相反，但分裂的事 实，则无须争议。
　　特点之三：中国既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历史古国，但又从来不是一个宗教 性国家。
　　中国历史文化的主导性因素，自然是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不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尽管在所有文化流派中它的影响最大。从它产生的那天 起，就不是孤立出现的文化现象。诸子百家，它为一家。以后因为社会需要， 儒学被捧到独尊的地位，但独尊并非独有。即使奉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汉武帝时代，它依然不是独有的。例如，儒学慎言鬼神之事，汉武帝本人 却颇有些相信神仙。东汉时代，佛学东来，道教初兴；魏晋时代，玄学又起；
　　
于是儒、道、佛同生共在的文化现象成为盛唐文化的基本特色。 中国人自古对宗教不持绝对化立场。既允许无神论的存在，也允许有神
论的存在，还允许各种宗教组织存在。但有一个条件，任何宗教都不能以伤 害中央政权、妨害国家政务作为存在的前提；否则，必予以打击或取缔。
　　当然，中国历史漫长，宗教间的冲突，也曾有过，对宗教的迫害也曾有 过。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态势分析，“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及其影响毕竟是 暂时的，而佛教等宗教的发展却是长久的。中国文化本性宽容，唯其如此， 在中国历史上才从来不曾有过因为宗教问题而发生的全国性大战乱。反倒在 战争极其残酷、国家多灾多难的历史关头，宗教活动起过某种缓冲和保护作 用。例如佛教之于北朝，道教之于元代，都有安定社会、减少杀戳的意义存 在。
　　中国宗教活动论其主要影响，不是表现在政治方面，而是表现在思想文 化方面。唯其如此，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生命活力。
　　相对于中国而言，整个欧洲乃至整个地中海周边国家，几乎总在宗教信 仰、民族兴衰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导致更深的民族 仇恨，或者直接引发地区性甚至世界性战乱。可以这样说，西方国家自古罗 马以来，它的所有战争、战乱都和宗教信仰有关，也和民族冲突有关，又和 国家利益特别是领土纠纷与经济利益有关，因为西方宗教信仰有强烈的排它 性。而在中国历史宗教观念中，更主张求同存异，各自发展。
特点之四：中华民族历史虽然有过多次民族冲突，但冲突的结果，不是
走向分裂，而是走向和睦。 中国历史上重大民族冲突，至少发生过三次：一次是始于东晋十六国时
期的所谓“五胡乱华”；一次是宋、辽、金、夏直至元代的民族战乱；一次
是清王朝入主中原。这三次大的民族性冲突，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其结果， 则毫无例外地走向民族和睦，有的则形成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民族大融合。 所谓“五胡乱华”，华又何曾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乱在一时，和在长久； 乱在取治，治后繁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盛唐的兴旺发达获得了更广泛 的民族基础和更良好的文化基础。哲人所言“唐人有胡气”，就包含了对唐 文化这种品性的肯定与称赞。宋元时代也曾发生各个民族间的猛烈战争，然 而终于统一于元，稳固于明，其结果，同样达到民族的和解。清人入关，始 则与民族压迫有直接联系，继而出现民族间的侵扰和大战，也曾出现过中国 历史上罕见的屠城惨案，但那结果不是从此开始没完没了的民族冲突，而是 清王朝终于接受儒家文化，同时也为儒家文化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份 贡献。
特点之五：中国文化传统最仇恨别人的入侵，也不喜欢向外扩张。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以对外侵略和扩张为特色的国家。中国真正远
征其他国家或与境内其他政权发生大规模战争，大约只有汉武帝北伐匈奴这 样一段历史，但那不是因为汉武帝对匈奴的土地产生了要求，而是为了保卫 大汉帝国的安全与安宁。这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过中央政权对少数民 族政权或其他周边国家的侵略和伤害。比如唐太宗就侵略过朝鲜。但公正地 讲，入侵他人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处于主流地位，而且在国内也大不得 人心，所以唐太宗固然英才天纵，一旦兵发异域，照样取辱而还。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五大特色，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所在，因为中国文化有 这些特点和优点，它才为人类文化保留下最完整的一份古文化遗产，也为人
　　
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一个独特的模式，它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对东方文 化产生巨大影响，对整个人类文化也作出巨大贡献，而且，未来还将作出更 大贡献。
　　从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曲线看，中国历史与世界各主要地区的民族历史 都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和西方历史的发展曲线相对照，二者的差异，尤为明 显。
　　西方文化属跳跃式发展类型，骤起骤落，波峰波谷，对比鲜明。西方文 化如果从古希腊算起，直到近、现代文明，其历史发展曲线呈一个斜书的“Z” 字。古希腊古罗马处于西方古代文明的高峰期，与中国印度古文化相比，尽 在伯仲之间。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低谷时期，思想禁锢，经济涣散，帝国分 崩，宗教专制。西方中世纪有人称之为黑暗的世纪，纵然并非没有任何创造， 但比之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确实失去昔日的辉煌；比之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 近代文明，尤其相形见绌；比之东方古代文明同样处于劣势地位。例如和中 国的唐王朝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到了元代，西方文化依然处于落 后状态。所以马可波罗自中国返回西方后，因为他向同胞讲到中国人的财富， 动辄以百万为计量单位，他们就以为他在胡说八道，便给他一个“百万·马 可”的恶俗绰号，那意思就和汉语中的牛皮李二哥的意思差不多少。因为那 个时代，西方文明确实有一种进入死胡同的感觉，而东方文明至少在外在表 现上还处在一花独秀的优越地位。
但西方中世纪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也绝非一无是处。公道地讲，西
方文艺复兴运动所继承的不但有古代文明，也有基督教文明。只不过继承的 方式颇有不同，何况物极必反，正因为基督教的统治走到了极端，所以才有 宗教改革运动出现。韦伯写的文化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 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在走向近代文明的转化过程中，确有它自身的某种优势存 在。
总的讲，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曲线是大起大落的，其文化形态对比强烈。
中世纪文化中，很少看到古希腊文化传统，而近代文明，又是在对中世纪文 明的激烈抗争和批判中诞生的。所以从历史的宏观发展上讲，西方文明的三 个历史阶段，可能说即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
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化不是呈大起大落的发展态势，而是以循序渐进方
式画下自己的历史发展曲线。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水平虽然也有高低， 但反差不很强烈，或者换句话说，不同的朝代虽有强弱兴废之别，但文化传 统却一脉相承。自春秋战国算起，儒家文化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自汉武帝之 后，儒学地位更其显赫。汉人习经，宋人讲经，明人清人依然不出儒学范畴。 如果我们将孔子的书，董仲舒的书，朱熹的书，曾国藩的书一起送给一位西 方人看，虽然孔子的时代距离董仲舒的时代相差近 5 个世纪，距离朱熹的时 代相差 15 个世纪，距离曾国藩的时代相差 25 个世纪，但这些中国古、近代 的大儒们，其议论其学识其风格，又何其相似乃尔。所以，黑格尔谈到中国 的时候，他的态度未免不够严肃，竟然认定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中国的 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复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 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应该说，黑格尔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但中国历史发 展缓慢也是事实。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确实发展得太过缓慢了。两千年前孔夫子就教导学生 习六艺，到了清代，中国的学者和儒生还在读《五经》。《五经》即《六艺》，
　　
不但没有发展，而且还少了一艺。刘邦杀害功臣，到了朱元璋还杀功臣；秦 始皇筑长城，到了明代依然修筑长城；大唐王朝修皇宫，到明清两代仍旧修 皇宫。当然无论什么时代，饭总是要吃的，房子总是要盖的，但如果从汉武 帝吃到西太后依然是老一套吃法，而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一样不离秦砖汉 瓦，那么，这个民族的命运就有点危险了。
危险其实早有征兆。至少从 15 世纪开始，中国已然落后。经过 16、17、
18 世纪，中国文化已经被远远抛在近代文明的后面，不但经济方面已经大不 如人，政治上已经无可挽回地衰朽下去；就是文化优势也已荡然无存。先进 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思想乃至文学、艺术、 习俗和家教变革等各个方面都大大超过中国。而中国皇帝及其官僚、士大夫 阶层，还浑然不觉，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抱着两千年的旧梦欣赏不已。直 到英国军舰的大炮把中国的海防线打开一个大大的缺口，日本人以并无优势 的海军力量埋葬了北洋水师，八国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慈禧太后栖栖惶惶逃 离北京，中国人才开始清醒过来。原来，大清帝国在世界列强面前，不过是 一块肥肉而已，而伟大又古老的中国人留给世人的印象也不过东亚病夫罢 了。正所谓，“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等，怎一个愁字了 得？”
于是，前赴后继不甘屈辱的中国人，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造成这一切
的原因，究竟在那里？ 原因自然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中寻找。 原因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是大陆文化。
人类历史上的地域文化模式包括三种基本类型。一种即中国式的大陆文
化，一种即欧洲式的海洋文化，还有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如日本或英国式的 岛国文化。
海洋文化亦可称为地中海文化，即西方文化。欧洲也有大陆，但从历史
发展看，最先得到文化繁荣的地区，不在欧洲大陆的腹地，而在南部靠近海 洋的地带。例如举世闻名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不是发生在欧洲大陆而发生 在地中海边缘。海洋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外向性。因为它面对海洋， 而海洋既是物质财富的源泉，也是人力财富的源泉。相比之下，土地的开发 则比较艰苦，也比较缓慢，而且也不似大陆文化那样具有人口优势和农业资 源优势。凡此种种，都促使它不是向内而是向外发展。所以欧洲文化千变万 化，它的这一个基本特征总在发挥作用。
海洋文化的这第一个特点，注定会带来其第二个特点，即海洋文化必然
也是重商文化。而重商文化又促进了它的开放性质，欧洲数千年文明，最好 的时期则是它的开放时期和重商时期。中世纪不走海路，想在内陆发挥优势， 结果优势几乎丧尽，最终还得走重商开放之路。由此也可以看出，欧洲人之 所以选择与中国人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非因为双方的人种或性格差异，而是 因为他们的历史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文化的选择方式。
　　岛国文化处于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间。一般地说，其生存背景是：幅 员相对狭小，地理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也相对贫乏。但人类文明的发展， 特别是近代文明的发展，产生这样一种特性：越是资源贫乏的地区越有可能 率先发展起来。比如中国，西部资源远胜于东部地区，但西部经济的发展就 不如东部更快。但这一特性必须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形成。即只有在实 行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少资源易开放的地带才能成为率先发展起来
　　
的地带。 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就必须向外发展。在西方，英国人就成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地区。在亚洲，日本就成了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的亚 洲国家。
　　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的内部就容易团结，尤其容易产生一种一 致对外的向心力量。这一点在日本文化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就容易产生向别人学习和借鉴的心理。在 内部，也容易产生竞争与自强精神。既然先天不足，只好加倍努力。
　　大陆文化则不然。大陆并非内陆，它也有海岸线，甚至有漫长的海岸线。 但它的对外发展总不如向内发展更为容易。所以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优势， 从一开始就不反映在沿海地区，如古希腊古罗马那般模样，而是首先从内地 发展起来。中国古代文化即炎黄文化。炎帝是长江文化的代表，黄帝是黄河 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中心和重点大都处在中国大陆的平原地带。大陆文化是 内向的，是重农的。它主张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身问题。而对向外发展没 有兴趣。
大陆文化的形成，至少需要 4 个必备的环境条件。 第一，它必须幅员辽阔，地域太小不行。地域太小对人口增殖的压力太
大，而人口发展不快，抗拒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大
陆文化的第一个地域成因，就是得大，至少应和中国大陆适宜农业经济发展 的平原地带差不多大。像这样大的国家，人类历史上确实少而又少。当然也 有一些面积不大的农业自然经济国家，但它们往往处在大陆文化的幅射范围 之内，作为大的文化系统的一个独立分支获得自己的文化特性。
第二，它的周边环境应该尽可能处于封闭状态，而中国大陆恰恰就具备
这样的条件。中国大陆的西面，地理环境恶劣，不易交通，也不宜农业；西 南面交通条件同样恶劣；东面和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出去不易，进来 也难；唯有北方，缺少天然屏障。于是中国人从先秦时代起，就开始修筑长 城。其实即使只有三面呈封闭或半封闭边缘，这样的情况已然十分罕见。所 以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也有中国独特地理环境的功劳 在内。
第三，必须具备比较充裕的水源。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源于黄河流
域，或者说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国古有黄河长江，黄河长江正是炎黄 文化的古代摇篮。正如古巴比伦文化有两河流域作基础，古埃及文化有尼罗 河作母亲，中国古代文化也有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作保证。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属于河水文化这个范畴，有些道理。其实， 任何一种农业文化没有比较充裕的水利资源都不能生存，更难有发展。中国 文化史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治水史。长江、黄河确实给中华民 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命脉，还以自己的喜怒无 常锻炼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的品行在相当程度上是通 过治水工程炼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第一位文化伟人——大禹王，就是一位 治水专家。
　　第四，气候条件适宜农业的发展，说通俗点，就是太冷了不行，太热了 也不好。太冷则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农不如猎， 就如同中国东北未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之前的那种情况。顺便说一句，为什 么中国大陆有三块大平原，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生地却并不包括东北平原在
　　
内？这实在和东北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关系。太热了也不好，热带天气其 实对农作的生长有利，但在农业生产水平和文明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又出现 种不如采。正如太冷的地区依靠农业不如依靠狩猎，而太热的地区则依靠农 业不如依靠采摘。这就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古埃及、古巴比伦、古 印度和中国都产生在大致相似的地球纬度上的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属于农业文化。 农业文化的生成前提与自然地理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但农业文
化绝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概念，并非只要有一块适宜农业生长的土地，就可 以自自然然甚至风风流流地长出成千上万亩的小麦来。
　　中国农业文化的形成，是中华民族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而得来的。所谓 治水文化，其实已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内。“水”是客观的；“治”是主观的， 二者加在一起，其行态是能动的。治水文化有适应对象，主要是大区域大水 系的农业工程。而这样的工程，没有严密的组织，卓越的智慧，科学的设计， 千百万人齐心协力的奋斗精神，和为着同一个目标的实现不惜一切代价的权 威机制，是无法进行更无法取得成功的。中国的几个与农业命脉相关的水系， 带给农业的灾害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概括地说，可谓百年特大灾，十年一大 灾，五年一中灾，三年一小灾。中国农业文化的成功，正是与水奋斗的结果。 中华民族正是在与水患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文明水准和历史性才华。
造成农业灾害的，又岂止水患而已，还有旱灾、虫灾、震灾，以及因各
种疾病带来的灾难。农业自然经济，其生产力水平原本有限，因而它在改造 自然环境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必然也是巨大的，所谓神农尝百草，其实是已经 被诗化了的神话故事。
顺便说，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的一大区别，在于中国神话总与农
业生产环境有着不解之缘。而西方神话则更多地表现出人与神、神与神以及 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大战。中国神话，它的主题常常是人与自然的竞争以及 人与异类性格的同化和转换。如夸父逐日，如后羿射日，如愚公移山，如盘 古开天地。盘古开天地是最有影响和魅力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之一。盘古为 了打破宇宙的混沌状态而牺牲了自己——于是头颅化作东岳泰山，双足化作 西岳华山，左臂化作南岳衡山，右臂化作北岳恒山，胸腹化作中岳嵩山，左 眼化作太阳，右眼化作月亮，牙齿化作星表，毛发化作森林，连身上的汗毛 都化作无尽的花草。中华民族正是以这样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慨创造出人类文 明史上的大陆农业文化。
农业文化确立和制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治理边缘，并且在大陆环境允许
的范围内着力开发属于自己的历史空间。从结果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总和中 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区域相一致。农进则人进，人进则农进，二者相依为命。 一些地区沙漠化了，比如大西北的古楼兰城，于是人们向东撤退；长江流域 的农田不断向南扩展，则中华文明的范围也就随之向南扩大。中华民族的文 明圈是以农业发展的边际线作为自己的长控线的，正是在这个边际上，中国 大陆文化与农业文化取得最佳共鸣效应。然而，还不够，特定的经济形态固 然是特定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它还需要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作为自己的保 护力量。
原因之三：中国大陆文化加上中国农业文化，又转化为儒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可以叫作“水、土、人、文”；
也可以联称为“水土，人文”。意思虽有别，主旨却不错。水土是人文的基

础。人文则是它的精神；而儒家文化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概括。 儒家文化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却是最佳代表。自然，儒家文
化被社会接受和认可需要一个过程，而儒家文化自身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 善。实际上所谓儒家文化，如果说得更详细一点，则应该称之为以儒学为主 导的包括儒、道、佛等各类文化在内的共鸣文化体系。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先秦有百家争鸣，秦始 皇又曾焚书坑儒，汉代前期几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多信奉道家的无为之治，而 偏偏儒家学说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力量呢？
　　因为中国儒家文化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全面要求，或者说儒 家文化在最大限度内满足了中国大陆与农业文化的要求。具体说，儒家文化 有如下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对于一个大陆型农业文化模式来讲，条条都 有必备的价值。
　　其一，推崇皇权，主张统一。这是儒家学说中至关重要的内容。所谓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法先王说，所谓三纲五常。简而言之，就是君为臣纲， 皇权乃万事之本。可以这样说，像中国古代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自然农 业型国家，如果不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系，是不可想象的。皇权不是中 国人的爱好，而是中国历史的需要。儒家学说中虽然也有“民为贵”之类的 议论，但处在国家管理体系中心位置的无疑是皇帝。先秦诸子百家，只有儒 家学说对尊卑问题讲得最合封建帝国之意。儒家学说中大一统的思想，对中 国封建时代的兴旺和强盛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选中儒学 作为官学，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秦始皇若不统一天下，那么，诸候国 就不会看中孔夫子，因为看中孔夫子就该服从周王朝。而秦始皇一旦统一天 下，那么，儒家学说或迟或早总会登上皇家官学的宝座。秦始皇乃一代之雄， 却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来，可算是中国历史对始皇帝的一个黑色幽默。
其二，天人合一，有利于社会稳定。儒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孔、孟
时已有萌芽，到董仲舒时代成为成熟的哲学观念。汉代以农业主国，对自然 环境必然重视。一方面与天为邻，一方面又对天有所敬畏。于是儒学天人合 一思想，对于如汉武帝一样的皇帝，就有了双重价值。价值之一，天人合一 的思想，可以为皇帝的最高权威找到根据，既然天人一体，皇帝之所以成为 皇帝，就说明这是天命所在；价值之二，是使天下都能爱护自然，重视土地， 从而保证农业自然经济的顺利发展。
其三，性分三品，强调等级。地域如此辽阔的农业大国，必须建立中央
集权制才能管理；而建立中央集权制，又必须实行严密的等级制才能保证皇 帝以有效的方式控制如此巨大的国家机器，获得必要的行动效果。而儒家学 说中的上智下愚及性三品说，正好为封建等级制提供了绝好的理论依据。人 为三品：上品之人，不教而明，属于圣人一流；中品之人，教而后益，多数 人都在此类；下品之人，虽教而无益，非强制其行为方可。而上品之人必得 知书达礼，中品之人可以教而后成，所余下品，大多是平民百姓。所谓“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合皇帝陛下的龙意。于是儒家学说，不能不受 到帝王的青睐。而且封建体制一日不去，儒家的官学地位便一日不会动摇。 其四，既重亲性，更重家庭。儒家学说对于家庭给予特别的重视。儒学 立身的根本，一是作忠臣，二是作孝子。而且忠臣必定是孝子，孝子亦必须 是忠臣。孔夫子对于孝的重视，足为百家先，而他对不孝的态度也是很激烈 的。作为中国伦理文化基础的农业自然经济，其基本的生存单位是家庭，最

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家庭。唯有家庭稳定，国家才有安定，唯有家庭富足， 国家才能富强。中国传统家族与封建王朝属同位结构体，二者的兴致一般无 二，区别只在所处位置不同。古代中国只要家庭不乱，无论碰到怎样的变化， 必将很快走向安定状态，而且只要保住中国传统家庭的文化特性，则中国传 统文化就不会发生断层现象。
　　其五，重视土地，不患贫而患不均。农业之国，最重要的财富莫过于土 地，土地是国家之本。这和市场经济不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也是 商品，美国花几个小钱，就可以买下阿拉斯加。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 思议的。中国历代土地政策，也有差异。但每次改朝换代，如想取得成功必 须在正确解决土地问题上下功夫。土地是立国之本，而赋税是土地能否发挥 最好效益的关键。赋税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农业与地主以及他们二者与国家的 深层政治关系。无论哪个朝代，只有解决好土地与赋税问题，才能出现真正 的繁荣，否则纵然有多么强大的管理力量，也非出乱子不可。
　　农业国家重视土地，但土地可以使人生活，不能使人剧富，而儒家学说 正好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穷点没啥，但不均就不行。将这个理论用于 中国古代土地政策，真是再好不过了。而且因为有这样合谐的社会历史基础， 连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都受到莫大影响。
其六，重农抑商，不准流动。以农业立国，必定重农。但农、商二者有
冲突，特别是处在自然农业经济条件下，农民得利不容易，相对讲商人获利 则比较容易。农业是传统大陆国家赖以生存的命脉。这个命脉的特点是：既 稳固又脆弱。试想一个几千万人的农业大国，实力理应雄厚。但这种雄厚的 实力非得付出艰苦卓绝的农业劳动才能得到。因此，一旦发生农民向其他行 业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作为社会生存基础的农业就会动摇。因此，重农必须 抑商，而且反对一切人口流动。由农转商，固然要反对，就是农民向别处迁 移，也要反对，甚至因饥荒而逃亡的流民都受到歧视。终整个封建时代，封 建王朝对于流民都十分反感。因为当一个王朝对流民失去管理办法的时候， 就预示着这个王朝的寿命要终结了。
而儒家伦理观念，最重视家庭关系，所谓“忠孝传家久”，所谓“父母
在，不远游”。这样的伦理学说，封建王朝怎能不爱？ 其七，重视礼教，倡导中庸。封建王朝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
稳定，而封建家庭的稳定又有赖于严密的封建等级制，特别是男尊女卑，父
尊子卑。男尊女卑的理论依据是夫为妻纲，父尊子卑的理论依据则是父为子 纲。二纲合一，最高男性家长便处于生宰地位。女子则没有地位，一个女子， 在家要从父，出嫁要从夫，夫死要从子。这两个原则，既使家庭稳定，又使 思想僵化。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而轻理，在家庭婚姻关系上尤其如此。 比如夫妻既讲尊卑，感情好坏就是次要的。即使嫁给一个万分不如意的丈夫， 也只能认命，这叫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中国传统家庭重视父子关系远胜 于重视夫妻关系，因为只有父子相传才能保证家庭的稳定。儒家的这些主张， 无疑对巩固封建等级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中庸即不用过激的态度看待社会，看待家庭。中国人素有“忍”功，因 为中庸使人不便出头，不肯出头，也不敢出头。而农业自然经济，本身就是 一种渴望和推崇平均土地的经济，因此中庸便取得它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用 价值。同时，中庸既反对冒尖，又反对落伍，前拉后推，无疑加强了人们行 为选择的从众性和向一性。儒家的中庸思想，其伦理价值超过其理论价值。
　　
　　其八，渴望廉洁，重视吏治。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 国以来，秦朝模式统治数百年。隋唐改制，但在中央集权这一点上没有变化。 中央集权的特色就是专制，而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腐败，腐败又是农业经济 的首要敌人。于是为着圣朝永远不衰，也为着加强管理效用，历代清朝的王 朝和有作为的皇帝，无不主张吏治。吏治，就是治吏，使各级官员遵纪守法， 清正为官。但是看中国整个古代史，真正的清官总是不多。纵然有几位，也 如凤毛麟角。于是社会舆论盼清官，便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其实腐败是专 制王朝的一个死症，而吏治则是它的一个理想。儒家学说强调修身养性，洁 身自爱，主张仁、义、礼、智、信，无论对吏治，对清官都有积极作用。
　　其九，克已复礼，以国为重。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西方近代 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西方文化是主张个人本位的，而中国文化是强调官 本位的。官本位的含义也并非一切都以官员的意志为主，而强调官府所代表 的整体性利益。孔夫子一生理想在于克已复礼，后世儒生尤以忠孝为立身之 本。表现在取舍安排上则国事第一，家事、个人事又次之。而且“君子不言 利”，个人利益在儒家眼里，正是肮脏的东西。西方近代文化以个体为本位， 因此，即便对某一个人的不公也可能酿成社会问题。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相反， 它最钦佩的乃是忍辱负重，提倡为着整体牺牲个人，甚至为着个人——比自 己身份高的个人而牺牲自己。中国儒学的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庞大的统一 的农业大国来说，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其十，都德轻技，修身为本。儒家学说极其重视个人品德修养。像曾子
那样的贤人，尚且要“吾一日三省吾身”，一般人等，可想而知。中国不是 宗教国家，却是一个特别需要道德规范的国家。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理论，正合“寡人”之意。有人说中国人说教太多，动辄就是道 德问题，这倒也是事实；但应该指出的是，这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必 然结果，并非中国人对道德自作多情，没事找事。至于其流弊后人，容当后 议。
一个大陆文化，一个农业文化，一个儒家文化，已经为中国古代历史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三者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因大陆而 农业，因农业而儒家，反过来，儒学加强了自然农业基础，儒学与农业的合 力又强化了中国大陆文化。如此这般，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不会发生断层，中 华民族的统一自然成为历史的必然。如果具体分析这三种文化的整体运作方 式，还可以看到构成中国历史文化运作的有三个最基本的“文化圈”在经常 发挥作用。
第一个文化圈，即体制、仕途、礼教组成的文化圈。 体制，即国家政体。自秦开始，首创郡县制，从而形成真正中央集权的
统一大帝国。秦始皇于此有巨大功劳，他实行的“书同文”、“车同轨”、 “统一度量衡”等种种措施，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盛起了超越其历史时代 的巨大作用。中国自先秦以来，二次变制。秦始皇是第一次变制的集大成者， 隋文帝则是第二次变制的开拓者。隋与秦一样短命，但历史作用不是用存在 时间可以衡量的。隋的贡献，一在最终确立三省六部制；二是创立科举制度， 从而使中国古代史上出现第二次高潮。
　　中国古代政体，中心是集权，因为不集权即不能保证小农经济基础的稳 定。小农经济，哲人比喻为马铃薯经济，它的本性是封闭的、分散的、脆弱 的。西方小农经济，前后不过数百年时间，便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风一吹
　　
而散。中国的小农经济共性如斯，但文化模式不同。小农经济固然是马铃薯， 但中国古代管理体制却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于是钢筋混凝土统治了马铃薯， 使之具有强大的整体力量。
　　仕途，汉代主要是荐举制，即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向国家荐举人才。如魏 武帝曹操，当初就是孝廉出身。但荐举的标准，主要仍是儒家学说。汉代官 方规定的科目虽然不少，但还是以经为本。对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就 成为汉代知识分子入仕王朝的最好途径。这无疑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有莫 大好处。以至三国时期，汉献帝已经成为傀儡，但曹操、刘备、孙权都不敢 贸然称帝。刘备本一介布衣，却在荆襄九群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袁术无识， 抓到一块玉玺就以为抓到了天下，结果不免身败名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 因，就是经学所造就的正统观念在汉末已有 400 年历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 改变的。
　　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儒家学说的地位依然如故。明代干脆废除有 关自然科学的考科，经典只认《四书》、《五经》，而且非朱熹所著版本不 取；文章只认“八股”，思想更其禁锢僵化。虽然如此，还是使走向穷途末 路的封建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几百年时间。
　　还有礼教。礼教上达宫廷，下至黎庶，旁及各行各业，几乎无所不在。 礼教的中心内容则是三纲五常，立论基础就是儒家经典。
这种体制、科考、礼教三位一体的社会运行机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延
绵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框架和脊梁。 第二个文化圈，即由人口、耕地和亩产形成的文化圈。 人口、耕地和亩产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变化，但大体说来，它们三者
之间的对应关系变化不大。
　　从耕地面积看，秦汉时期，全国有耕地 5.7 亿亩，隋唐时期有耕地 6.6 亿亩，宋元时期北方无统计，南方有耕地 3.6 亿亩，明代约有 7 亿亩，清初
约 6.3 亿亩；
　　从人均耕地面积看，秦汉时期人均耕地 9.68 亩；隋唐时期 12.6 亩，宋 元时期不详，明代人均耕地 12.7 亩，清初只有 4.3 亩；
从亩产水平看，秦汉时期平均亩产 140 市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平均
亩产 135 市斤，隋唐时期平均亩产 140 市斤，宋元时期（估计）220 市斤， 明代平均亩产 250 市斤，清初则达 280 市斤。
从全国人口统计情况看，秦汉时期全国人口 5959 万人，隋唐时期 5291
万人，宋元时期 7681 万人，明代 6659 万人，清初 14341 万人。 综合上述资料，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粮食亩产，大体保持在 140 斤上下，
直到宋元时期才突破 200 斤大关，但到清初也不过 280 斤。而清初的人均耕
地只剩4.3亩，正好接近秦汉时期人均9.68亩的 1 。可以这样说，中国自
2
秦汉始，其人口、人均耕地和平均亩产在对应比例上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而 正是这种历 2000 年不变的应量对比关系，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如何改 变，都变不出农业文化、大陆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基本范畴去。
第三个文化圈，即宗教、文学与习俗的文化圈。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很少参与政治，却很多参与生活。而且无论何种宗教
一旦在中国扎下根来，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佛教原本和 儒家的忠、孝伦理观念有尖锐的矛盾。矛盾的结果，是使佛教不能在中国得

到安定和发展。后来，开明有远见的佛教人士作出适当调整，强调“三教合 明”，在尊重王权，赞同孝道方面与儒学取得共识，于是便开始在中国得以 长足发展。后来又产生出极富中国特色的禅宗。
　　中国古代宗教，例如佛教和道教，如果主要从社会一般接受者这一面看， 它的存在意义主要不是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而是表现在人们对它的世俗期 望方面。因之去佛寺道观上香叩拜的人中，虚心拜佛求道的人固然也不少， 更多的人还是去还愿，祈寿求福。一般中国人的宗教心理，最大的期望还是 请神佛保福保寿保财保禄保命保平安。所以中国的神祗中，最普及的还是灶 王爷，人们最熟知的还是门神爷。因为他们的职责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最为 贴近，也与老百姓的鬼神心理最易勾通。
　　宗教之外，还有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不一定非与儒家学说相合，但大 抵相合。大量文学作品，包括艺术性较强也包括艺术性很差的，对儒家学说 的忠、孝、仁、义观念，充满了钦佩，宾服和赞扬，所谓听书看戏以正人心。 诸如割臂疗母、死节殉夫的情节也时有所见。即使一些文学名著，如《水浒 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也有很深的旧文化的烙印。《水浒传》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胜利了，宋公明就是皇帝，不能胜利，或者为寇，或 者接受招安。《金瓶梅》有不少赤裸裸的性场面，但作者却不厌其烦，向读 者劝善。《红楼梦》最有叛逆精神，但对“忠”“孝”二字，往往避开不谈。 中国古代习俗，上至宫廷王室，下到寻常百姓家，内容自是无比丰富， 但其主旨，还是与天人合一、敬神敬祖、合家团聚、忠孝节义、五谷丰登、 民安国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旧时的红白喜事。红事多表婚姻，虽当事人未 必高兴，但家长一定高兴。白事多指丧事，中国人的葬事也是长幼有序，男
女有别。如家长仙逝，则办得越大越好，而且没有人找你的越礼之责。
　　上述三个文化圈，相互依存，彼此勾通，终于形成以土地——小农经济 为基础，以皇权为中心，以礼教为思想规范的文化模式。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的土地、人口和亩产相互对应的经济基
础，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备两个似乎完全相反的特性，一个是它的惧怕冲击 性，另一个是它对异族冲击的同化本领。
先讲第一个特性，它的惧怕冲击性。因为构成中国经济形态的三个对应
量大体不变，所以任何一个对应量发生变化，都会使整个经济基础的运行方 式发生混乱，甚至发生溃变。纵观中国历史，形成破坏性冲击力的社会因素 主要有 4 个方面：
第一，政权腐败。造成腐败的原因也有两个：一是专制制度，二是官僚
队伍的恶性膨胀。遗憾的是，凡专制必腐败，而专制加腐败，又必然使官僚 队伍恶性膨胀。因为这两个因素互为表里，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腐败也形成自己的特色。即不腐败则已，一旦腐败就会迅速蔓延。换句话 说，中国封建式腐败的特色是整体性的，仿佛一个苹果，要不烂全不烂，一 旦烂就成穿心烂。到了这种地步，也就无法收拾了。
　　第二，自然灾害。小的自然灾害，或可自救，或可赈济；大的自然灾害 必定产生大量流民。自然灾害加上土地兼并，就会发生大规模叛乱或农民起 义。
第三，外力冲击。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攻击。 第四，土地兼并。土地是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
本依靠，而外力入侵，必定破坏和侵占土地。政权腐败更导致兼并土地，官

僚队伍膨胀也会挤占土地。遇到大灾大险，农民没了活路，只好变卖土地。 这样七错八错，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平衡的基础经济就被破坏了。于是天下大 乱，于是改朝换代。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性，是它对异族占领的同化本领和对既经破坏 的体制的修复本领。
　　对异族冲击的同化本领，在历史上有数次典型表现。一次发生在东晋 16 国和南北朝时期，即所谓“五胡乱华”。虽然少数民族取代汉族在北方的政 权达 300 多年时间，但最终依然为儒家文化所同化，东晋 16 国和南北朝时期 的社会大混乱也终为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所取代。一次是元人入主中原， 也很快接受中原文化。再一次是清人入关，同样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与中原文 化成为一体。元、清两代王朝都是战胜者。但他们虽然在军事上打了胜仗， 在政治上取得天下，却在文化上成为战败者的学生。这种情况曾使一些西方 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原文化——即以儒学为主导的 传统文化比之周边民族的文化形态更先进些，而农业自然经济显然也比游牧 经济更先进，当落后的文化与经济进入比之先进的文化经济环境之后，很快 就被后者所熏染、所摄服，以后干脆融入到后一种文化模式中去了。
　　对已经败坏的旧有体制的修复作用，则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最主要的是 通过内部调节或变革修复；如此法不成，则只好推翻旧制予以重建。变革的 方式也多，但自秦汉之后，很少有取得彻底成功的。即使像王安石变法那样 的大举措，也是虎头蛇尾。因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一旦铸成错误，很 难通过自身力量予以纠正。变革自然会有效果，但往往只能治标，难于治本。 再一种情况就是发生农民起义或其他方式的改朝换代。这仿佛把已经不 能修理的房子，索性拆掉重建。问题在于，为什么拆了旧草房还要盖新草房， 打跑了旧皇帝，又要拥戴新皇帝。此无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直到 1840 年之前，变来变去，没有超出大陆文化、农业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藩篱之内。 除去重寻旧路，别无它法。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推翻其实也是一种修复，黑
格尔所言中国没有历史，其含义在此。
　　但黑格尔的议论并不全面。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发展曲线虽然 是渐进性的，却并非只在原地打转。表面上看，它的运行轨迹只是一个一个 的圆圈，但不是在同一个圆的轨迹上重复，而是呈螺旋状变化。换句话说， 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用开 放和自我变革方式，扬弃旧我，获得新生。
中国的这种历史发展曲线，终于在 1840 年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一个无
法修复的缺口。中国从此也从自我修复的历史螺旋中走了出来。其实中国传 统文化只能同化那些比自己低一个历史层次的文化类型，面对比自己更先进 的文化力量，旧药方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灵验。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在失败面 前开始苦苦思索。中国的历史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自 1840 年起，中国寻求进步和富强的社会运动，具有典型的耗散结构性 质，即它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无序状态。自林则徐禁烟开始，中间经过太平天 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寻求真理的中国人，他们本身的 利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他们各自的主张可能是相互对立的，但终于由闭关 自守到面对现实，又由面对现实到习夷之长，以夷治夷，再由以夷治夷进化 为改良主义、君主立宪，再由君主立宪到推翻帝制，创立共和国。直到 1919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一条求得政治解放的正确道路。然而，
　　
自五四运动至今，对中西文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中间也曾偃旗息鼓，但 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过去我们也曾认为，建立人民共和国，人民就完全解放 了。现在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比之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更宏伟也更艰巨。
　　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告诫我们：中国的未来，一靠改革，二靠开放。通 过改革开放，不但使未来的中国人成为现代化的公民，而且使未来的中国经 济，成为现代化的经济，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也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与文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工程。 但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恰恰相反，唯有那
些能够找出自己民族特色的国家才更容易推进和实现现代化。例如英国的现 代化就不以废除王室作前提；法国的现代化则几起几落，经过三次帝制，四 次共和；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正是一条日本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道 路；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也没有以牺牲自己的民族传统作代价。
　　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其中有许多值得现代人借鉴的内容，比如中国 思想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 形成的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人文风格等。
了解历史，自然不等于明确未来。 但对于历史了解得愈深，对未来才会知之愈确并愈有信心。 正是出于此目的，我们才决心把《中国全史》这样一部大型史书奉献在
一切关心中国和人类命运的人们面前。


　1994 年 5 月 4 日 写于北京莲花河畔
　
中国全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百卷本《中国全史》的第一卷。作者大量采用历史学、考古学、 民族学及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远古及夏、商、西周三代的社会发展规律， 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项政治制度，官制、法律、军队和民族关系等， 都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叙述，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本书具有一定的学 术性，行文通俗易懂，适合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及有关专业的大中专学 生阅读，也可供专业研究人员参考。
　　

一、远古暨三代政治概述


　　远古暨三代政治史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叙述的内容，包括远 古和夏、商、西周时期的历史沿革、重大事件、代表人物、婚姻形态、社会 结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问题。
　　远古暨三代政治史，前人已多有著述，内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但因远古 及夏代尚属古史传说时代，文献记载十分匮乏，有关著述略嫌简短。
　　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广泛进行，实物资料陆续出土，丰富的历史遗迹、 遗物不断被揭示，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加之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深入开展，近现代少数民族存留的古代社会残余形态，也使人们的认识颇受 启迪。
　　本书在前人论著的基础上，尽量介绍最新的学术观点。对尚存歧异者， 则采用流行的说法。事实胜于雄辩。书中广为引用考古学、民族学资料以及 文献记载，希冀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取信于读者，力求避免空洞的赘述。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至迟在 100 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辽阔的 中国大陆上。远古社会处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初期，先后经过原始人群、母系 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远古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总的来说十 分低下。随着人类思维和技能的进步以及劳动工具的改良，生产力水平有所 提高，因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婚姻制度的演进是远古社会形态变革的关键因素。原始人群实行内部婚
配。血缘内婚制向氏族外婚制的转化，则使人类历史过渡为母系氏族社会。 妇女具有崇高的地位，子女的血统按母系计算，是母系氏族社会最重要的特 征。族外群婚过渡为不稳定的对偶婚，进而转化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父系氏 族社会因而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子女按父亲的血统计算世系。妇女沦为男 子的附庸。阶级压迫最早出现于家庭之中。
剩余产品的增加，导致私有制的发展。父系氏族社会末期，为了掠夺财
物，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频繁，加之诸如猎取人头等原始宗教的影响，致 使战争愈演愈烈。氏族、部落首领的军事职能突出，权力不断加强，其聚敛 的财富也远超一般民众。
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时代，已形
成反映部落、氏族权贵之间级别序列，以及与普通民众于财富、地位上存在 巨大差异的礼乐制度。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始露端倪。
　　禹之子启以武力废止了父系氏族社会的禅让制度，并诛杀禹的继承人 益，成为夏朝的第一任国王。父子因袭的家天下，自此开始。约公元前 21 世纪，中国历史进入奴隶社会。
　　夏、商、西周都是奴隶制国家。奴隶处于社会最低层。平民也深受贵族 的压迫。奴隶、平民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十分尖锐。国王是统治阶级的代表 人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又与封建社会的专制君主有所区别。其作 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贵族、甚至平民的制约。夏王太康沉迷田猎，不理国 政，民心沸腾，致使东夷首领后羿篡权，史称“太康失国”。商王太甲暴虐， 不遵祖训，被权臣伊尹放逐。太甲居桐宫 3 年，悔过自责，才得以重掌朝纲。 周厉王昏庸无道，国人忍无可忍，终于将其驱逐。国人推举共伯和执政。共 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军队、官吏和监狱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夏朝已初具规模，商、西周 时期更加完备。商朝在讨伐异族的战争中，曾动用军队万余人。西周军队以 师为最大建制，2500 人为一师。戍守成周的军队达八师之多。“正”，是夏 朝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之通称。商朝的最高官吏称“相”，辅佐商王治理国 家。伊尹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殷人崇尚鬼神，掌管祭祀、占卜的官吏地位 显赫。西周的官吏有内、外之分。在朝中为官者称“内服”，被封至王畿之 外的官吏则称“外服”。夏朝已有刑罚，并设置监狱。夏桀曾囚禁商汤于夏 台。商代刑法十分残酷，不仅有墨、劓、刖等肉刑，流放、劳改等徒刑，还 施行斩首、脯、醢、炮烙之法。西周的法律在前世的基础上趋于健全。除刑 法之外，还有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
　　尚礼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 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制形成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经夏、商 两代的发展，至西周时期，已成为规范人们活动的准则。
　　民族关系在远古暨三代政治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古史传说，远 古社会末期，黄河、长江流域出现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地处黄河中 上游流域的华夏集团，以黄帝和炎帝部落最为强大。黄帝战胜炎帝，统一华 夏部落，进而击败黄河下游流域的东夷集团，成为华夏和东夷集团共同尊崇 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是传说中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领袖。 舜对苗蛮的战争取得巨大的胜利。禹更将华夏集团的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 使苗蛮集团处于依附地位。
夏、商、西周王朝位居中原，对邻近的方国战争不断，彼此之间的经济、
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黄河、长江流域的诸多部族，逐渐融合成以夏、商、 周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共同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

二、远古社会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早在 100 多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随着人类认识自然、 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远古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 氏族社会三个发展阶段。婚姻制度从低级形态逐步向高级形态演化。社会结 构也渐趋复杂。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奴隶制度的萌芽，为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奠 定了基础。众多部落之间频繁的交往和激烈的斗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一）原始人群


　　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活动范围遍及中国大陆。北自黑龙江、内蒙古， 南至云南、广西，西起青海、西藏，东抵沿海诸省。据不完全统计，新发现 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约有三四百处。其中，举世闻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陕西 陈家窝蓝田猿人化石的年代大致距今六七十万年。公主岭蓝田猿人化石的年 代，约在距今 80 至 100 万年之间。云南元谋猿人化石的年代较早，距今为
170 万年。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的年代则距今 180 万年。 旧石器时代初期，远古人类处于原始人群阶段。他们生活在杂木丛生、
野兽逼人的恶劣环境中。加之主要的生产工具只有简陋的打制石器，因而获
取食物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他们必须联合起来， 以群体的力量弥补个人力量的单薄。每个群体的成员都要彼此协作，集体进 行渔猎，合力防御野兽的侵袭，才能勉强维持生存。共同劳动，必然导致生 产工具和产品的公有，产品也必须平均分配。当时人们食不裹腹，衣不蔽体， 没有剥削和压迫。正如《吕氏春秋·恃君览》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 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御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 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惟先有其备而以群聚 耶？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尉缭子·治本》：“天下 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 对老弱和儿童的养育，更需依靠集体的力量。
原始人虽然群居，但只能局限于一定的规模。人数太少，难以应付恶劣
的自然环境。人数太多，又不易获取足够的食物。估计原始人大约以数十人 结为一个群体，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各群体间很少交往，处于相对孤立的状 态。
　　原始人群的早期阶段，男女之间的性交关系是杂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 同辈的兄弟姊妹之间，上下辈的男女老幼之间，皆可自由婚配。子女只知生 母，不识其父。原始人群的血缘婚，使原始人群既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 又是一个内部互婚的血缘家族。文献对此有生动、详尽的追述。《吕氏春秋·恃 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 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管子·君臣》：“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 未有夫妇匹配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列子·汤问》：“长幼侪居， 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娉。”
　　随着人类思维的进步，不同辈份男女之间杂乱的性交关系逐渐被摒弃。 原始人群内部的婚配局限于同辈的男女之间。同辈的男女，彼此既是兄弟姊 妹，也是夫妻。这种同辈间的婚配关系，较无辈份限制的杂交关系相对稳定。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兄妹结婚的故事广为流传。云南泸沽湖地区纳西族史 诗《创世纪》就记述了利恩兄妹为婚的故事①。因为当时除利恩六兄弟之外， 世界上再没有男人，除利恩六姊妹之外，世界上也再没有女人，所以兄弟姊 妹匹配成夫妇。云南怒族的传说，也谈到兄妹结婚的故事②。远古时代，洪水 泛滥淹没了大地。仅存兄妹两人躲藏在一个大葫芦内，侥幸生存。洪水消退 之后，世人都淹死了。兄妹二人找不到配偶，只好彼此匹配成婚。他们生育 九男九女。因为当时世间还没有其他人类，所以九对兄妹又互为婚姻。怒族 终得以繁衍。
　　直至近代，壮族社会仍残存同辈份的血缘婚实例③。广西邕宁县和云南麻 栗坡县的壮族中，广泛流传孪生的兄妹（一男一女的双胞胎），是天生的姻 缘，注定要结为夫妻的说法。
原始人群内部男女两性关系从无限制的杂交，演进为同辈份的血缘群 婚，是人类婚姻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使人类的体质、体能有所改善，而 且开始形成长幼、辈份的意识。这是人类最早的婚姻制度，也是人类伦理、 道德观念的启萌。原始人群的组织趋于巩固，因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①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都调查队搜集整理：《创世纪》，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6 页。
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社会情况》（傈僳族、怒族、独龙族 调查材料之三），1958 年 3 月。
③ 周宗贤：《残存在壮族社会中的原始婚姻家庭形态》，载《民族学研究》第五辑，第 286 页。

（二）母系氏族社会

1.母系氏族社会的形成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远古社会由原始人群阶段 进入母系氏族社会。
　　现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有：陕西大荔人、 山西襄汾丁村人、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广东曲江马坝人、贵州桐梓人、湖北 长阳人、北京周口店新洞人，以及辽宁喀左鸽子洞等文化遗存。
　　旧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有：山西朔县峙峪人、北京 周口店山顶洞人、辽宁建平人、广西柳江人，以及宁夏灵武水洞沟、河南安 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等文化遗存。
　　山顶洞人使用的劳动工具中有骨针，装饰品有钻孔的小石珠、砾石和青 鱼上眼骨等，这说明山顶洞人开始掌握了钻孔技术，因而很可能使用了比前 人进步的石制工具。山顶洞人除在居住地区附近采集和渔猎外，活动范围又 有所扩大。他们获取的食物中有海蚶，这说明山顶洞人的足迹已达渤海湾一 带，与大自然的斗争能力有所提高。
原始人群阶段过渡为母系氏族社会，是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推动下完成
的。血缘内婚制向氏族外婚制的转化是社会性质变革的关键因素。 原始人的血缘家族，经过几代繁衍之后，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引起食物
来源匮乏，生活受到影响，因而必然分裂出新的血缘家族。新的血缘家族依
然施行内部的血缘婚。内婚制虽然能保持原始人群的相对稳定，但婚配的男 女之间血缘关系太近，致使繁育的后代易患先天性疾病，或体质不良，智力 低下，与自然界抗衡的能力因而减弱。诚如《左传》所言：“男女同姓，其 生不蕃”。内婚制在人类历史上延续的时间甚长，这正是原始人群阶段生产 力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
内婚制对人类进化的危害极大，其严重后果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血缘
家族的分裂，不断产生新的血缘家族。这些血缘家族之间仍保持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各血缘家族的男女之间也难免发生婚配现象。人们逐渐发现，各血 缘家族之间男女通婚所生子女，无论在体能和智力上多优于同一血缘家族男 女婚配所生子女。人们终于觉悟到，婚配男女的血缘关系越远，生育的子女 越强健。由于传统观念强大的影响，内婚制向族外婚的转变是十分缓慢的。 开始，只排除血缘最近的同胞兄弟姊妹间的婚配，以后又排除血缘较近的旁 系兄弟姊妹间的婚配。最后，血缘家族内的男女，不论是否同辈皆禁止婚配。 这样，一个内部不能婚配的血缘亲属集团——氏族便产生了。
　　族外婚，就是一个氏族的一群兄弟和另一个氏族的一群姊妹之间的交互 群婚。男子外婚到另一氏族，死后埋在本氏族的公共墓地里。这种婚姻关系 虽然还不稳固，但毕竟使氏族明显有别于过去的血缘家族。在这种群婚的形 态下，子女仍然是只能确认生母而不能确认生父，氏族成员的世系也只能根 据母系的血统来决定。同一始母祖生下的若干后代，便形成为一个氏族。母 系血统是维系氏族存在的纽带。氏族扩大之后，再分离开来，另建立新氏族。 彼此通婚的氏族则组成部落。
　　古代的风俗中仍残留母系氏族社会初期的族外群婚痕迹。这种群婚多是 以野合形式进行的。《周礼·地官司徒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
　　
时也，奔者不禁。”《贵州通志》卷七：“花苗每岁孟春，会男女于野，谓 之跳月。择平壤地为月场，鲜花艳装男吹芦笙，女振响铃，旋跃歌舞，谑浪 终日，暮挈所私以归，比晓乃散。”
　　壮族的“歌圩”、布依族的“赶表”、黎族的“放寮”、仫老族的“走 坡”、傣族的“泼水节”、侗族的“行歌坐月”等等，存留了古老的群婚制 和外婚制的遗风①。“歌圩”是文献记载的称谓，壮语则称为“窝坡”、“埠 坡”、“埠峒”等。每逢圩日，青年男女，身着盛装，女子以甲村为一个单 位，男子以乙村为另一个单位，用唱歌的方式寻找对象。当某对男女唱得情 投意合之时，便离开集体，私下幽会，盟誓终身。明代岳和声在《后骖鸾录》 中，谈及万历年间柳州城外的“搭歌”时，曾说：“遥望松下，搭歌成群。 数十人一聚。其俗女歌与男歌相答。男歌胜，而女歌不胜，则父母以为耻。 又必使女先而男后。其答亦相当，则男女相挽而去，遁走山隘中相合，或信 宿，或浃旬，而后各归其家，取牛酒财物，满志而后为之室。不则宁异时再 行搭歌耳”。“歌圩”实际上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和婚配的场所。
　　拉祜族在农闲时，甲寨男青年同乙寨女青年，白天唱歌，夜晚在乙寨附 近燃火集体过夜。有时甲寨青年男女与乙寨青年男女混合一堂，甲寨男人对 乙寨女人，乙寨男人对甲寨女人集体过夜②。
广东某些瑶族，在旧历除夕至正月初二的三天中，凡是成年男女，无论
已婚与否，均可“在山峒间，山岗树林底下??互相酬唱民歌，自朝至暮， 唱至情投意合，互相依偎发生性关系”①。
群婚在华夏民族也曾盛行。春秋时期，上至天子后妃，下至庶民百姓，
仍保留群婚之遗风。据《月令·仲春之月》记载：“仲春通淫”之时，人们 停止工作，纷纷前往大牢祠祭祀求子之神“高禖”，天子、后妃也须参加。 入夜，男女皆寝于庙后。
以上例证充分反映，族外群婚制曾普遍存在，使我们得以窥知母系氏族
社会初期的婚配形态。这种婚配的特点是，以集体方式进行，没有一定的场 所，多在野外结合，亦无固定的配偶，年龄和辈份的限制也不严格。但是氏 族成员之间的婚配则是严格禁止的。
族外婚是人类婚姻关系史上的重大进步，较之内婚制下的同辈婚配具有
更深远的意义。自然界万物的演化规律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实行族外婚 的氏族，其成员的智商高，体质强，整体实力明显优于依然实行内婚制的血 缘家族。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无可置辨的主导作用。
母系氏族社会的初期，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
活的资源，同时也使他们面临严峻的环境。氏族是人类向自然界谋求生存的 依靠。人类的生产活动——采集、狩猎和捕鱼依然必须集体进行，否则就不 能有效地抵御野兽、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他们还没有私有财产观念，共同劳 动，平均分配，是氏族的宗旨。
母系氏族社会里，存在着按性别和年龄区别的简单的不稳定分工。青壮 年男子外出狩猎、捕鱼。妇女则从事采集果实，看守住所，加工食物，缝制



① 莫俊卿：《壮侗等民族母权制残余研究》，载《民族学研究》第二辑，第 160 页。
② 《云南省拉祜族历史调查资料》（一），云南民族研究所 1963 年铅印本，第 132 页。
①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内田、大掌瑶族社会调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 1958 年铅印 本，第 107 页。

衣服，管理杂务，养护老幼等公益劳动。因为当时的采集经济比渔猎经济收 获稳定，成为氏族成员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是维系氏族生活的基本保 证。妇女在生育上的特殊作用，以及氏族成员的世系均按母系计算，更使妇 女在氏族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居于主导的地位。中国古代关于女娲氏炼石补 天，积灰止水的传说，生动地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受人尊敬的妇女领袖带领 先民对自然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情景，歌颂了妇女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 用。
　　考古发现揭示了母系氏族社会初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山顶洞人过着母系 氏族社会的生活。他们居住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东北部，海拔 170 米的 一个天然山洞里，因而被称为山顶洞人。洞长约 12 米，宽约 8 米，面积为
90 多平方米，可容数十人生活。洞里自然分成“上室”和“下室”。上室在 洞口处，是他们的公共居室。下室在洞的深处，是他们的公共墓室。
　　山顶洞人的成员都是平等的，遵守共同的习俗。他们生前互相保护，死 后也埋葬在一起。山顶洞的下室里，埋葬着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 一个老年男子。他们的尸骨上撒布赤铁矿粉粒，随葬有燧石石器和穿孔兽牙 等装饰品。对于去世的老年人，尤其是妇女，将其生前使用的装饰品随葬， 反映氏族成员对妇女及老年人的爱戴。

2.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


　　自中石器时代开始，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发展时期。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 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目前，有关中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还比较缺 乏。
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打制石器的基础上摸索出磨制石器的新技术，又发
明了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和纺织业，皮革加工和缝纫技术也有进步。人类 除利用天然洞穴居住之外，又开始营建房舍。在河谷台地水源便利之处，逐 渐形成村落。
生产力的显著发展，使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繁盛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的结
构和制度日臻成熟。磁山——裴李岗文化距今约 8000 年，仰韶文化距今约
7000 年至 5000 年，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约 6300 年至 5500 年，河姆渡文化 距今约 7O00 年至 5300 年，上述黄河、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大体处于这一 历史发展阶段。
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时期，氏族按母系血统计算世系，并形成明确的制
度。母权制已深入氏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氏族是血缘组织，通过母系血统维系。在群婚的形态下，子女只能确认
生母，而不知生父。《公羊传》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史记·殷 本纪》说：“三人行路，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为殷 商先祖。《史记·周本纪》说，周始祖后稷名弃，其母出野，“见巨人迹， 必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史记·秦本纪》 也说：“玄鸟损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即秦之先祖。所谓“无父”， “感天而生”，实际是母系制婚姻形态的反映。
　　因为子女从母亲居住，由母亲抚养，并属于母亲所在的氏族，所以子女 的血统世系是按照母系计算的。氏族的祖先是女性，由女性世代相传。即由 母祖传给母亲，母亲传给女儿，再由女儿传给孙女，依次类推，长久绵延。
　　
云南永宁纳西族仍保留了浓厚的母系制传统习俗。当地以女为贵，认为有女 不算断根，但是只生儿子则是断根，必须过继女继承人。
　　同一氏族的成员都是同姓的，子女也从母姓。《说文·女部》：“姓， 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生天子，因生以为姓。”说明从生 母而姓。《说文·女部》所列的古姓，如婚、嬴、妫、妘、姺、燃、妞、娸、 媀、■、妄、娥、娃、姒、婤、始、■、嫪、姜、姬、■等，皆从女，可知 是母系氏族的姓。
　　古代文献关于亲属称谓制度的记载中，也保留了母系氏族制的痕迹。《尔 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晜弟之子为侄，谓出之子为离 孙，谓侄之子为归孙”。母系氏族实行族外婚，一个氏族可以同其他许多氏 族通婚，或在两个氏族之间通婚。《尔雅》中所说的就属于后者。因姊妹之 子必须离开自己的氏族到对方氏族中去婚配，故曰出。出之子，不生于己族， 但是以辈份而论为孙，故曰离孙。因兄弟婚配至对方氏族，与对方氏族女子 所生之子，又要回到兄弟的氏族来婚配，故曰侄。侄之子又生于己族，所以 称归孙。
　　据调查，海南岛黎族的“合亩制”地区，虽然早已过渡到父系大家庭时 期，但仍然保留从母居的母系氏族社会习俗①。女子出嫁后，她和娘家的关系 仍十分密切。女子出嫁不久即回娘家，住居在“寮房”里，和其他不同血缘 关系的男性来往，直至怀孕，才回夫家。丈夫死后，她就要回到娘家，和亲 生父母或兄弟一起生活。儿女除了年龄太小的以外，一般都不带回娘家。亲 兄弟照顾死了丈夫的姊妹的生活，并认为是一种义务。在夫家时，妇女不为 丈夫缝补衣服，却为她的亲兄弟缝补衣服，丈夫对此毫无怨言。黎族认为女 子虽然出嫁，但她们仍然和娘家同一祖宗，即同鬼。妇女不和她的丈夫同一 祖宗，即不同鬼。患病做鬼之时，巫师念的是妇女娘家祖先的姓名，而不是 丈夫家祖先的姓名。病重临死之前，必须抬回娘家，埋葬时由她的亲兄弟抬 棺，并埋在娘家的公共墓地。她的遗物也归娘家的亲兄弟所有。埋葬以后， 娘家杀牛招待亲属喝酒。同一“合亩”的人，即有血缘关系的人，要停止生 产。丈夫家虽然也杀牛宴请亲属，但隆重的程度远比不上娘家。这是因为妇 女与丈夫家不同鬼的缘故。
妇女在氏族里居于领导地位，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重要特征。妇女的地位
不仅取决于氏族的母系血统，也取决于她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
新石器时代社会经济的显著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妇女。妇女是农业、畜
牧业、制陶业、纺织业的主要发明者。农业、畜牧业给人类提供了较采集和 渔猎远为丰富的衣食之源。制陶业和纺织业则使人类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而男子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渔猎的生产领域，没有突出的作为。此外， 妇女在烹煮食物，管理杂务以及抚育子女等方面还承担着繁重的劳动。妇女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是崇尚女性的社会基础。
每个氏族都以一位长者为首领。氏族首领是由全体氏族成员推选的，男 女皆可担任，但以女性居多。氏族长安排氏族成员的生产和生活。在氏族成 员住居的大房子中，设有炉灶，供给全氏族的伙食。由妇女首领掌握分配给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