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提要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政治变革和“导民成俗”的人文育成，社会生 活习俗相应发生着深层次的推陈出新，呈现出一幅异彩纷呈的历史场景。本 书旨在把握文献及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发现，再构这一历史流程中 的社会生活习俗运作系列，透视其多棱凸现的经穿纬插网络，归纳其嬗变之 迹，获取其史识上的立体感、形象性和生动面，以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社会生 活形态的实貌。


一、春秋战国习俗概述


（一）时代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一称“东周”，始于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 770 年，又分 为春秋和战国前后两时期。春秋时期得名于经传孔子编修鲁史《春秋》一书， 是书记述史事，起自公元前 722 年，止于公元前 479 年，恰与一个客观历史 发展时期约略相当。战国一名，乃取之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前时人语言 中的所谓齐、楚、韩、魏、赵、燕、秦之“战国”七雄，史学界一般是把晋 国的韩、魏、赵三家灭智伯而瓜分其地的公元前 453 那年，作为战国时期之 始。年代起始如下：
春秋 公元前770—前454年

战国 公元前453—前221年

东周时代

　　平王之前历代周王所统治中国的二百几十年中，立都主要在今陕西省长 安县的宗周，史称西周王朝。当时的王权体制相当强大，有“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之说。周天子在直接治理的王畿区远近广大 区域，建立分封殖民统治网络，封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同姓或异姓诸侯国，又 有一批在不同程度上服属于周王朝的部族方国。不过，到西周王朝晚期，政 治腐败，社会动荡，王权体制式微。幽王时，内忧外患增剧，西方少数民族 犬戎，在申、缯等小国支持下，联合入侵宗周，杀幽王于驪山下，导致西周 灭亡。其后，周太子宜臼幸得诸侯国相助，继立为周平王，东都成周洛邑， 也即东周时代的由来。
平王东迁，王权名存实亡，进入诸侯力政、霸权迭兴的东周前半段春秋
时期。史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 由方伯”①。从此周王再无控制诸侯的力量，实际左右全国政局的，有所谓春 秋五霸，具体确指，说法不一，最主要的当推鲁、齐、晋、秦、楚、宋、郑、 吴、越等诸侯国，五霸即指其间代兴的一些国君②。这一时期，与周室衰微一 样，不少诸侯国的公室也在走下坡路，政权下移少数强大的卿大夫甚或卿大 夫家臣即“陪臣”手里。用孔子的话说，平王东迁以前，基本上属于“礼乐 征伐自天子出”时代，以后则进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 以至于“陪臣执国命”时期③。
战国时期，全国的分裂割据政局继续发展，列国间兼併吞灭，逐渐形成 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均势并立局面。《战国策》叙录称当时“万 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五个千乘之国，别指鲁、 卫、郑、宋、中山等五国，亦不过苟存于一时，终相继为强国吞并。这些国 家，“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 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



① 《诗·小雅·北山》。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 页。
③ 《论语·季氏》。

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①。后来七个万乘之国中的东方六雄， 最终也灭于西北雄国秦。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长达五百余年 乱世的春秋战国时期，遂告结束。
　　春秋战国乱世，有“礼崩乐坏”的政治变革和“礼从宜，使从俗”②的人 文育成，社会的大动荡带来的社会构成反复组合，使社会生活习俗相应发生 着深层次的推陈出新。如浙江绍兴出土春秋晚期《徐尹鼎》铭云：“敬盟祀， 纠建涂俗，以知恤辱”，可能是淮水流域徐人一支南迁附越后，申述要以故 俗自承自律自新，说明战乱的人口流动，越地习俗引入了外来调节机制，可 见当时形成的观念形态和处理方式上的随机应变“因民成俗”与社会的广纳 开放性状。当时的社会习俗，一方面是各地缘之间对固有旧貌的历史传承和 发扬，同时则又每受社会变革与地缘间交往交流而融会交合，发生种种变异， 从而展现出一幅异彩纷呈与凝塑内蕴的历史场景。
　　我们所要勾勒的，就是这一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习 俗运作系列，透视其多棱凸现的经穿纬插网络，归纳其嬗变之迹，进行宏、 中、微观并具的探索，勾其外在表象而勒其内在规律，加强史识理解的立体 感、形象性和生动面，以期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有个 较全面系统、较客观如实的认识，获得一些察古鉴今的启迪。

（二）礼与习俗的分合


　　习俗是礼的本源，礼则为习俗的升华，广义的习俗也可包括礼。习俗， 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生活现象，文化属于生活的产物，习俗则为其 最亲切自然的表现。中国古代本有“礼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大 宰》：“礼俗以驭其民”，被放到与祭祀、禄位、刑赏等“国之大事”、“国 之利器”同等重要的位置。但至春秋战国社会生活中，礼又返本于俗，以其 特有机制，来调节伦际关系和等级关系，和谐人际间伦理情感，稳定社会秩 序，维系上层社会的运作和平民社会的凝聚不散。《礼记·大传》说：“百 志成故礼俗刑（型）”。礼见诸节文名物制度，化礼成俗，是为礼俗，复又 受上层统治阶级倡导，下层民间渐惯成自然，如此演为一时代的习俗，这构 成春秋战国时期固有的文化生活要征。
春秋战国的社会习俗，实包含着礼与俗两方面的分合内容。
礼指较固定的行为准则，包括行为外部表现的节仪及其中蕴含的思想， 带有自觉与有意识的性质。时代的演进，礼也不断被赋予新的社会内涵。原 初的礼，“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 其敬于鬼神”①，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世代相继的本诸早先之俗而自 然积成的行为观念模式和社会规范，其中敬鬼神节仪尤成为核心部分，故有 云：“礼者，傧鬼神，考制度也”②。但至春秋时，礼经人为理性化，上升为 “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③的“国之大节”、“政之所成”④，



① 《淮南子·要略》。
② 《礼记·曲礼上》。
① 《礼记·礼运》。
② 《礼记·礼运》。
③ 《左传》隐公十一年。

并据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⑤，从而被灌入了社会化的政治 人文主义内容。到战国时，随着贵族世袭政治制度的全面瓦解，平民登庸并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角色作用，礼又有了新的调整，《荀子·富 国》核定：“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这种普及 化、全民化、复杂化的内容焕然更新的礼，已具有规范大社会思想观念及崭 新生活组成的性质功能，是充实社会结构新秩序、认同社会经济分配新形式 及保障新兴统治集团权力运作的重要准则。
　　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外部表现节仪，有吉、凶、宾、军、嘉的所谓“五 礼”①。又有冠、婚、丧、祭、相见、乡饮酒的“六礼”，荀子言“修六礼， 明七教”，用六礼序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七大人伦 关系②。《仪礼》一书将礼分为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纲，又 以细篇叙其十七种具体节仪程式。另外还有所谓冠、昏、朝、聘、丧、祭、 宾主、乡饮酒、军旅等“九礼”之称③。礼，规约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 娶、生老病死、祀神祭祖、社交待人、伦理公德乃至兵礼军训等社会生活方 方面面，这种泛礼主义，反映了春秋以来由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人们立身处世 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转变。如果把当时社会视为“礼治社会”，虽不免 有把复杂社会现象简单化，但至少能道出中国古代社会确与社会学的“法理 社会”是有一定距离的。再来看俗，俗的性质内涵与礼有些区别。《说文》： “俗，习也”。《释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也。”《周礼·地官·大 司徒》：“以俗教安则民不愉”，郑注：“俗谓土地所生习也。”用今天的 话说，俗指民间社会初无意识的便习事象，久行乃约定俗成，复又制约社会 生活的实践形式。俗有相应的自然育成条件和平民性社会生活氛围，根源于 民间习惯，故有称习俗。古人有时也以“民俗”相称，《礼记·缁衣》：“故 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管子·正世》：“料事务，察民俗”，这里讲 的民俗，无非指俗必借于一定的种族或民群，与当今学界讲的以某国或某民 族传承性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民俗学”之“民俗”，概念有所 不同。
气候、地理、物产等所谓“风土”因素的自然条件相异，常形成不同的
俗。《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 民生其间者异俗”。俗的地域性是其一大特征，但因为民便习，若无对比， 常不易觉察，盖“身在庐山”之故。春秋战国的战乱和列国兼并，各地区间 的交往交流空前频繁，人们视野大大打开，有可能充分展开各地习俗间的比 较。《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礼记·曲礼上》说：“入 国而问俗”，《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吕 氏春秋·责直论》说：“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又说：“吴 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同书《异宝》说：“荆 人畏鬼而越人信■”，均是当时人对习俗地区性差异所见所闻的识别。俗的 地区性差异，主要因“风土”因素造成，故俗常与“风”相系，《新论·风



④ 《国语·鲁语》。
⑤ 《礼记·曲礼上》。
① 《周礼·春官·大宗伯》。
② 《荀子·大略》。又《礼记·王制》说同。
③ 《大戴礼记·本命》。

俗篇》云：“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 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此即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要知，古人说的俗、习俗、民俗、风俗，是讲在一定地区范围内传承、 播及于其社会族体或集约人口团群的、在相对社会历史条件下自发约定、重 复习行的生活实践形式。
　　由此看来，礼与俗，同属社会生活的传统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礼是 人为理性化的产物，经有意识提倡推广，成为中国文化的纵向线和大传统； 俗是社会因地制宜的生活实践产物，构成民间的横断面和小传统。作为全社 会生活运作准则的礼，是以“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①的政治内 涵为要征；作为民间普通社会生活实践形式的俗，起有简化社会活动过程和 调节人们行为观念的作用。礼与俗的关系，礼是俗的升格，俗是礼的底蕴； 俗经理性归范，存其合理，汰其恶陋，有意模式化，可上升为维系上层社会 运作和稳定下层社会的礼，同样，礼亦可对俗进行统整，随时加入俗的成分。 俗是礼之源，礼是俗之流，《慎子》说：“礼从俗”②，正有上述意义。显然， 礼、俗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交叉纠葛、彼此交流、循环推进的关系。 广容性、节仪化的礼，可与虽狭隘却实践性强的俗互为补苴，因势利导而返 诸社会，发挥改造社会风气的功能，《礼记·曲礼上》说的“礼从宜，使从 俗”，即有这层意思。俗经礼的统整，是为礼俗，“礼俗刑（型）然后乐”③， 这种经人为倡导的礼俗，返诸社会，为世俗所习，是为更生的习俗，已合两 者之长和补两者之短，其社会运操功能无疑大大增强，难怪会受到古代统治 者的重视。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各国统治者对俗的统整均有不同程度的重视，统整
的手段是靠政教、公德原则和因地因民制宜的“化”，在尊重俗的大前提下 用理性的礼乃至法进行“导”。如《论语·为政》说：“道（导）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墨子·节葬下》说：“上以为政，下以为俗”，
《左传》庄公十三年说：“夫礼，所以整民”，《荀子·大略》说：“政教
习俗，相顺而后行”，《鹖冠子·天则》说：“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
《礼记·昏义》说：“教顺成俗”，《曲礼上》说：“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管子·法禁》说：“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这些经验谈，反映 了随着当时平民社会地位的上升和“民本”思想的明确，整合民俗已紧要地 摆到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之上，其成功与否成为考其政治得失和社会风气正邪 的重要方面。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礼与俗，界限已难严格分开，“教民成礼”
①，可理解为“化民成俗”②，无不是指习俗的时代移易及应变。礼的俗化和
俗与礼交合，乃构成春秋战国习俗史上最生动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再构春秋战国习俗史，应充分把握这一时代特征的主线，充分把握文献
与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发现，更有必要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用深沉 的历史感知和认识尺度，去冷静审察中国社会早翻过的一章，调整情绪的点 染，不致坠入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了解历史，设计未来，提高我们民族的



① 《左传》隐公五年。
② 《太平御览》卷五二三引。
③ 《礼记·大传》。
① 《战国策·越策》。
② 《礼记·乐记》。

素质，造就新的史识与人格，这也是本书追求的宗旨。

二、人与社会


（一）习俗的社会育成氛围


　　周代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在全国要冲进行武装拓殖，据说“立七十一 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①，用来夹辅周室。“体国经野”，国城及郊地，居 民为周的族众平民和胜国遗民，称做“国人”；郊外广野有邑，为“野人” 所居，不外是一些古老部族的后裔、蛮夷戎狄或流裔之民。②列国大体皆然。 在文化习俗上，国人与野人有一段间距，“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 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③至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启 土安疆”的“领土国家”意识相继规立，定民之居，编户齐民，移风易俗， 原先依文化差异和地缘种族划分国人、野人的界限逐渐消泯，“在国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④。如齐国管仲有“参其国而伍其鄙”的 改制，“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 世同居，少同遊”①，以至“邻邑相望”，“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②。 晋卿赵简子家臣尹铎又有本之户籍编民的“损户数”之举③。楚国曾推行集中 管理国土编制的“书土田”。④后吴起变法，有“一楚国之俗”，“令贵人往 实广虚之地”⑤。越国有类似中原国家的将村社户口土地登记成册的“书社”
⑥之制。秦国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明尊卑爵秩等级，
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社会风气为 之改观，“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汗，其服不佻”⑦。尽管 列国的变革之势复杂多异，但启土安疆和编户齐民的制国环境，均各个为习 俗深蕴提供了社会舞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躶人，今被朝服”， “化不宾为齐民”⑧，也在当时的战乱和兼并等因素推动下，成为其民族混融 潮流中的各个地域文化圈形成的一大表征。
与此同时，人口的增加，是列国以郡、县、乡、里、伍、什等行政编制
取代国野制的基本社会原因。城市的大量出现和城市规模的发展，又是人口 增加背景下各地域文化圈的运作聚焦。
《说文》云：“城以盛民也”。《礼记·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




① 《荀子·儒效》。
② 参见杜正胜：《周代城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1 年版，第 30 页。又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 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33、55 页。
③ 《吕氏春秋·为欲》。
④ 《孟子·万章下》。
① 《国语·齐语》。
② 《庄子·胠箧》、《孟子·公孙丑上》。
③ 《国语·晋语二》。
④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⑤ 《战国策·秦策》、《吕氏春秋·贵卒》。
⑥ 《吕氏春秋·高义》。
⑦ 《史记·商鞅列传》、《荀子·强国》。
⑧ 《论衡·宣汉》。

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尉缭子·兵谈》云：“量 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当春秋之时，城邑之小者至于十 家，大者亦不过千室，普通的仅百室而已⑨。列国之都，“大无过三百丈者， 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①。卿大夫“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 九之一”②。至战国时，“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万家之县”、“万户之 都”③、“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④，已普遍出现。银雀山竹简《守法》云： “大县二万家，中县、小县以民户之数制之”。《市法》云：“为市之广狭 小大之度，令必称邑”。应该说，当时人们对于城的概念，已不再停留在早 先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⑤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内经济职能的 明显加强，商业市场的设置在城的规划经营中成为必须重视的方面，所占城 区总面积的相应比例，每每受到官方强调，城的性质终于由单纯政治军事城 堡转位到兼具经济实力的“城市”体制上来。
　　周初的封建诸侯，营国殖民，立城实即立国，故一国的城数量有限。但 至春秋时列国的启土安疆和人口大增，旧的行政管理组织不敷应用，于是乃 有县、郡等城市建置的产生。是时建新城，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营建的 规格等级，屡见不鲜，一反以往常制。如一向标榜“周礼尽在鲁”⑥的鲁国， 就《左传》所记统计，即先后建有郿、费、平阳、郓等 29 座城。迨至战国， 列国持有的城市数量更多。如齐国，“地方千里，百二十城”⑦。韩国地方千 里，仅上党郡就有“城市之邑七十”⑧。吕不韦相秦，食蓝田郡十二县；赵攻 燕，得上谷郡三十六县⑨；知战国时县已受统于郡，规模亦略逊一筹。但未必 尽然，如韩国宜阳县，“城方八里，材士十万”①，“名为县，其实郡也”②， 发展规模几与郡同。
《盐铁论·通有》曾概举战国时的城市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
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 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另据考古调查，今河北易县燕下都，平山三汲 中山国灵寿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邹县纪王城，滕县齐之薛城，河南洛阳 东周城，新郑郑韩故城，固始春秋蓼国故城，山西侯马五城复合式晋国故城， 曲沃故城，太原晋阳故城，襄汾赵康故城，夏县禹王城魏都安邑，湖北江陵 纪南城楚郢都，陕西凤翔秦都雍城等等，城垣的最大边长均达 2500—4500 米上下，堪称春秋战国时的名城名都。至于城内因人口济济而用地紧张状况，
《吕氏春秋·召类》有一段描绘，言宋都司城子罕的宫宅，“南家之墙，犨



⑨ 齐思和：《战国制度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① 《战国策·赵策》。
② 《左传》隐公元年。
③ 《战国策·赵策》。
④ 《孟子·公孙丑下》。
⑤ 《世本》张澍注引《吴越春秋》。
⑥ 《左传》昭公二年。
⑦ 《战国策·齐策》。
⑧ 《战国策·赵策》。
⑨ 《战国策·秦策》。
① 《战国策·东周策》。
② 《战国策·秦策》。

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径其宫而不止”，南邻家的墙竟曲造到其堂前，西 邻的生活污水，也不时漫淌到其宫内。由此可知当时城内住宅已相当拥挤。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膨胀，产生了新的功能区分，用地比例 引起了变动，或因人烟稠密，闾里及工商业用地迅速增长，作为王公大人的 宫室，虽极壮观，占据着城内重要去处，然其用地则相对有所减少。特别是 “市”的设置，已成为城市各阶层居民的公共交换场所，也是城区社会生活 最活跃最生动的地方。“市”列铺肆叙，有一系列建筑设施和市场管理机构。 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市”，见诸秦都雍城（公元前 677—前 383），该城东西 长约 3300 米，南北宽约 3200 米，面积约 10.5 平方公里，在中部偏南宫殿区 的北部，有一封闭式的“市”，南北宽 160 米，东西长 180 米，呈长方形， 面积近 3 万平方米，用夯土墙围起，周开四门，与城区干道网络相通，市门 建成四坡式屋顶，入口处铺有大型空心砖。另据推测，齐都临淄，“工贾近 市”①，市可能位于大城东北部。楚郢都的市在大城东部。新郑郑韩故城，市 在郭城中段偏西处。燕下都的市，在东西并列两城的东城南部②。当时有的大 都会，可能还出现了一城多市制，如齐印文有“大市”、“中市”、“右市” 等，文献谓齐有“国之诸市”（《左传》昭公三年）。燕国印文中也有“左
市”、“中市”等③。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④，辟疆域，开发四野荒
隙之地，列国为领土控制权争战不休，努力增强各自的政治经济实力，城市
设置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耸现大地，城市规模剧然膨胀，人口用地密度 指数相应下降，一方面不断调整着新的人地关系矛盾，同时也适应着城市经 济职能的完善，自然而然为社会风气育成铺张了优裕的温床。
（二）城市民风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力量的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繁华，带动了城市 人口构成比重的调整，平民阶层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国语·齐语》云： “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士 工商贾这批最活跃的社会人群，几乎都会聚于城市。人口大量集中的城市， 以其活力而成为观当地民风的投影窗口。
当时城市居民成分相当复杂。中原文化圈的赵国都城邯郸，“杂民之所
居也，其民轻而难用”①。东南地区大都会的吴，楚春申君居此，曾广泛“招 致天下之喜游子弟”②。齐鲁文化圈的薛城，齐孟尝君居此，“招致天下任侠 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以致“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③。临淄齐都， 也是内“具五民”，即游子乐其俗不复归的五方来民，“其俗宽缓阔达，而 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④。宋国，也都有“邻



① 《管子·大匡》。
② 参见拙作：《中国古代“集中市制”及有关方面的考察》，《文物》1990 年 1 期。
③ 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 年 3 期。
④ 《国语·齐语》。
① 《战国策·秦简》。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史记·孟尝君列传》。
④ 《史记·货殖列传》。

民之所处”⑤。 这批喜游子弟、任侠奸人、暴桀之徒或四方游士，基本属于城市平民阶
层，占了城市总人口颇大的比重，来源很杂，良莠不齐，有的是没落贵族子 弟，有的是武士出身，有的为布衣庶人，也有的是“智术能法”的知识分子。 他们活动能量大，或强毅劲直，“积礼义而为君子”⑥；或亏法利私，游手好 闲而为小人；或倚仗王公大人豢养作靠山，趾高气扬，专横跋扈。他们的所 作所为，往往左右着城市民风，对社会风气好坏有极大影响面。司马迁曾描 绘他们中的一批“耗国便家”的所谓“闾巷少年”、“游闲公子”说：
　　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 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 雪，弛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 必争胜者，重失负也。（《货殖列传》）
　　杂民麇集于城中，“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 游子驰逐，藏龙卧虎，积垢纳污，隆技击，事玩巧，任侠使气，喜怒哀乐， 构成一代城市民风之大观。
　　“具五民”的齐都临淄城内，据说居民一度达七万户，若约计下户三男 子，即有二十一万男性居民。《战国策·齐策》称“临淄甚富而实，其无不 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 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荀子·议 兵》有云：“齐人隆技击”。
流俗芸芸的城市生活繁华景观，不止为临淄一城。《新论》称楚国郢都，
也是“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①。人流熙攘，车 乘磕碰，早上穿新衣逛闹市，到傍晚差不多就挤破了，可见热闹程度毫不亚 于临淄。
《史记·货殖列传》对列国城市的民风异同，有其概观。言楚国宛城，
“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秦国雍城、栎邑，“多大贾，其民盖玩巧 而事末”。赵国种、代、石北诸城，“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 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燕都，“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中山 国都，“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 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吕氏春秋·先识》也说：“中 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 此外，东周■阳“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②；山东莒国 细民，“贪而好假，高勇而贱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①。凡此等等，史 书也均有所述。
游侠盗逞，玩巧奸冶，是当时城市普遍风气。如晋都内盗氓横行，连官 方客馆也只得“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②。据说“晋国苦盗，有



⑤ 《战国策·燕策》。
⑥ 《荀子·儒效》。
① 《太平御览》卷七七六引。
② 《史记·苏秦列传》。
①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郄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 结果招盗忌而被害。梁都城内一位豪富虞氏，“家充殷盛，钱帛无量，财货 无訾。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侠客相随而行。楼上博者射， 明琼张中，反两■鱼而笑”。正当虞氏於高楼设乐陈酒击博赌胜之酣，适有 飞鸢坠落口中所衔腐鼠肉，这下惹恼了一位侠客。他召集其徒众说：“虞氏 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 报，无以立慬於天下”，“期日之夜，聚众积兵以攻虞氏，大灭其家”③。《史 记·刺客列传》另记了燕都城内两则侠勇事，说战国末，卫人荆轲游居燕都 后，结识了城内一位以屠狗和击筑营生的高渐离，两人常酣饮于燕市，击筑 和歌，哭笑失态，旁若无人。又说有一位少年恶勇，年十三，杀人，颐指气 使，人不敢忤视。是时城中的侠勇，各有其侮辱观，自以为是而横行好斗， 蔚为风气。《荀子·荣辱》曾按他们的所作所为，析为四类人：
　　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 见，是■彘之勇也。
　　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 贾盗之勇也。
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 义之所在，不倾於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
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可谓是切中当时的鄙俗流风。不过，也应指出，在列国城市民风的共同 表征的另一方面，毕竟有其若干差异存在，如有的城市以营商玩巧为盛，有 的则以豪侠为奸而不事农商为特征，有的尚文化娱乐而一踰商业活动。
但从总体上说，商业活动终归是蕴育着这一时期城市生活新气象的主要
动因，决定着城市经济的升沉和城市面貌的繁华或萧条。当时东方城市和中 南地区楚国郢都，发达程度高于其他地区城市，不能不说有这方面原因。
当时城市居民中除了游侠士子外，还有相当多的农工商贾。《荀子·儒
效》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 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春秋末孔子弟子颜 回居鲁城陋巷，“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 丝麻，鼓琴足以自娱”（《庄子·让王》）。是知其时的城市，未必尽是官 宅民居和市肆，当有农田杂其中，此犹如清末民国间江南苏州城内仍有“南 园”、“北园”的大片农田。颜回乃属之从中小地主中游离出来的城市平民 知识阶层人士。“工匠之子莫不继事”，如宋国司城子罕官宅附近，住着一 家“恃为鞔以食三世”（《吕氏春秋·召类》），连续三代皆以修理皮履为 生的个体鞋匠家庭。《庄子·逍遥游》说：“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 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靠家传药方，得以使世代以漂 絮为业，而手不会龟裂或生冻疮，有人还出高价买下其方。是时又有“医不 三世，不服其药”①的经验谈。在城市工商业经济活动中，还有靠制陶、治玉 石、冶铁、织造、木作、酿酒等营生者。《列子·说符》即提到一位宋人， “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这件玉雕作品 如与真楮叶放在一起，竟难以识别，“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当然城中的手



③ 《列子·说符》。
① 《礼记·曲礼下》。

工业已不全是官营，亦有民营，其作坊不一定“就官府”，也有近置市肆者，
《论语·子张》即云：“百工居肆”。 居于城市中的商贾，有的是自开作坊或自制自销，而为常住留居者。《晏
子春秋·内篇杂上》即谈及：“齐有北郭骚者，结罘罔，捆蒲苇，织履，以 养其母”。但也有来之他方的，如齐临淄城内有一位外来的“鲁工”，因替 景公制履，用黄金做鞋带，外饰金银珠玉，然不实用，被拘送出境②。《韩非 子·说林上》说：“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欲徙於越”，有人劝他说， 越人跣行被发，屦履缟冠在那边未必流行，你去了徒有其技，会受穷的。《庄 子·逍遥游》也说：“宋人资章甫（冠名）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 用之”。在城市商人阶层中，除了本地或外来的靠自持手工业技能营生者外， 又有许多靠长途贾贩，互通有无，赚取地区差价的商人。《墨子·贵义》即 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管 子·禁藏》亦云：“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 前也”。此外还有出卖技艺者、从事迷信活动者和男倡女妓、乞讨者等等， 将于另节述之。
　　就当时城市商业活动类别看，有“用盬盐起”的盐商，有“以铁冶成业” 的豪富（《史记·货殖列传》），有“舆人成舆”的车肆，有“匠人成棺” 的凶肆（《韩非子·备内》），有织卖履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有织卖缟冠者（《说林上》），有鬻金者（《吕氏春秋·去宥》），有酒楼
（《列子·说符》）或酒家（《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有卖浆水家（《庄
子·则阳》），有鬻牛马者（《荀子·儒效》），有屠羊之肆（《庄子·让 王》），有屠狗者（《史记·荆轲列传》）、卖鸡豕者（《意林》引《尹文 子》）、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卖兔者（《吕氏春秋·慎势》）、 卖■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贩茅者（《内储说下》）、收购美玉 者（《论语·子罕》）、相鸡狗者（《荀子·儒效》）、卖卜者（《战国策·齐 策》）、占梦者（《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行巫者（《列子·周穆王》）、 倡优侏儒（《荀子·正论》），以及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史记·货殖列传》）， 等等。
是时城中商家颇能别出心裁，以招揽顾客。如有的屠铺“悬牛首于门，
而卖马肉于内”（《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前述有的酒楼设于城内干道 的繁华去处，设乐陈酒，又搞博戏行当。这当然容易为游侠恶勇无赖之徒提 供便利场所。“世之走利”，商业活动市场常是盗贼麇集出没之地，故有的 商家每畜狗以防范，《荀子·王制》有云：“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讲了一则商家畜狗趣事，“宋人有酤酒者庄氏，升 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但尽管他卖买公平，服务态度 周到，酒质也甚佳，还在店铺门前悬挂招客引子，人们却“怀钱挈壶瓮”不 敢前往，怕遭狗噬，只能往别家酤，造成酒售不出变酸了。顾此失彼，商业 活动中的种种矛盾，在城市风气的大场景中总是不断游移着的，然这多少得 以窥见当时中下层社会的商俗。

（三）乡里俗观




②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春秋战国时期，“国之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①，都城、郡、县而外四 境之内的鄙野之人，皆为其国臣民。故春秋时鲁国阳文君有直截了当说：“鲁 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②。可注意者，是时的“四境臣民”中，已融进相当 一批原列入“野人”的蛮夷戎狄，差不多各个改变了过去的“逐水草而居” 的游牧生活，转向农耕定居，“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妇人 夙兴夜寐，纺绩织絍，多治麻丝葛绪綑布■”③，在生活习俗上趋于华化。一 些不知变通或未曾受到强烈冲击的后进部族，出于生存需要，不得不辗转迁 徙更荒远的周边④。此即《大戴礼记·千乘》分辨华夷之别，谓“不火食”的 “四辟之民”，“至于大远”而成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周边地区少 数民族，留居中土者，乃均成华夏诸民。
　　打破种族或姓族血缘关系，是时列国各有就地缘结合形式和互为比邻关 系，进行编户齐民，规立四境内的地方基层行政系统。如《左传》襄公十五 年有记宋国“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子罕置诸其里”，乡、里为其地方基 层组织。《论语·雍也》有记孔子给总管原思小米九百，原思不肯受，孔子 说，那么就“以与尔邻、里、乡、党”之人吧。《墨子·尚同上》有云：“里 长发政里之百姓，乡长发政乡之百姓”。《管子·立政》还提出一套理想中 的基层组织系统：“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 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 什伍皆有长焉”。当时列国的地方行政系统并不十分一致，名称也较混乱， 统属关系今已难周知，但组织单位均已伸入四境社区的各个角落，而乡、里 制几为各国基层组织的通例。
云梦秦简《语书》记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 227）南郡守腾发往楚各地
的文告，曾指出：“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庄子·则阳》云： “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当此之际，时人每乐于称道“入境 观俗”。《孟子·梁惠王下》云：“至于国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
《荀子·富国》云：“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埸而端已见矣”。《韩非子·内
储说上》云：“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这些津津乐道的经验谈，无非 是指各国的风土民俗，所谓“观俗”，自然包括乡里的俗观。
乡、里是最基本的社区组织群体。就人群构成关系言，常常是“合十姓
百名”，“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①，即女有夫家，男有妻 室，居处原则从夫方居，强调父系世系，男子与同宗亲属间的认同感高于其 他关系，但异姓家庭却又聚居同一乡里，彼此利害与共，过去的按族籍血缘 关系划地而居已不能维持。“苟非同姓，农不出御，女不外嫁”②，一些特殊 情况下犹同姓一地者，男子出赘和女子出嫁自当求之邻近乡里。重个体家庭 组合而不讲究邻居间血缘联系，是乡里组织的一大俗观。
乡里通常按社区、家庭组成、户数、财产、职业、政治地位等运作要素 划分人群，故人际关系是观其风俗的重要方面。《左传》襄公十四年云：“士



① 《战国策·燕策》。
② 《墨子·鲁问》。
③ 《墨子·非乐上》。
④ 参见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第 324—325 页。
① 《管子·大匡》。
② 《吕氏春秋·上农》。

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这种人以类聚的人 群划分，有别于族籍血缘联系，带有社区群团的性质，是按社会身分地位及 其从事的社会职业活动不同，结成不同的利益关系群，当同样适应于乡里。 比如，《孟子·滕文公上》记农家许行自楚至滕，文公安排了一处居地，“其 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由此可见，乡里人际关系，绝非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管子·小匡》云：“卒伍政定于 里。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 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上引《滕文公上》云：“乡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尽管这多杂理想 化成分，毕竟揭出乡里的地域性组织性质，及人际间的共同社会利益和义务 所在。
　　不过，当时的战乱和社会动荡，毫无疑问深深影响到乡里风气。是时俚 言俗语，有云：“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 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谕大》）。有云：“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 也，其势可穴也”（《听言》）。有云：“欲富乎，忍恥矣，倾绝矣，与义 分背矣”（《荀子·大略》）。遭此长期的社会动乱，国无安日，民无宁日， 世风大坏，偷盗横生，劂开人家后墙壁入室偷窃的“穿窬之盗”已不足为奇， 养看家狗何用，还不如埋了好。世人逐利，为富不仁，无有廉耻，惯常的道 德观念和是非标准尽数颠倒。所谓“乱国之俗，甚多流言”（《吕氏春秋·离 谓》），也可以用来说明此等俚语的产生背景。乡里更难逃其劫，绝不是与 世隔绝的安定社区。
乡里风气，并非如“居处相乐，行作相和”那么纯正。“巧言令色，能
小行而笃难於仁”者，大有人在；“嗜酤酒，好讴歌，巷游而乡居”①者，亦 不鲜见。又有“鄙夫鄙妇相会於■阴”②，悦好私情者。云梦秦简《法律答问》
①有记某里“同母异父相与奸”者，又有记“甲、乙交与女子丙奸，甲、乙以
其故相刺伤”。包山楚简《疋狱》②有记州里田界纠纷或夺人土地而为墓地者。 至于群盗小偷事象，更是到处泛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晋国“寇 盗充斥”，连国家宾馆也不得不“高其闬闳（巷门），厚其墙垣，以无忧客 使”。《墨子·号令》还提到一些城内“卒民相盗家室婴儿”的现象。城市 如此，乡间尤甚。《列子·说符》言赵国、秦国乡间途中，群盗出没，路人 遭杀，“尽取其衣装车马”。秦简记乡里的偷盗行为，有“盗采人桑叶”者， 有“甲往盗丙，才到，乙亦往盗丙，与甲言，即各盗”，有“夫盗三百钱，
告妻，妻与共饮食之”，等等，还有“父盗子，不为盗”的俚语。
是时，乡里的斗殴之风也十分酷烈。秦简中所记的家庭成员殴打和邻里 纠纷械斗，相当令人发指。如言“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胅 体（脱臼）”。“斗以针、鉥、锥”，什么家伙都使上。“或与人斗，缚而 尽拔其须眉”；“拔人发”；“士伍甲斗，拔剑伐，斩人发结”；“或斗， 啮断人鼻，若耳，若指，若唇”等等；还有“殴大父母”者。《墨子·天志》 有云：“窬于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列子·周穆王》记“宋阳里华



①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②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包山楚墓》（上册），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附录一。

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 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卜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 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岂料， 这位华子的健忘症治愈后，竟不知好歹，不谙是非，“大怒，黜妻罚子，操 戈逐儒生”。乡风败坏，由此可见。
　　如果说，春秋时乡里尚是“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罚 之，众闻则非之”①，坏人坏事会受社会舆论谴责，那么战国时则大非昔比， 世道争逐，使人人自危，人相见疑。《吕氏春秋·去尤》讲了一位丢鈇者， 疑神疑鬼，老怀疑是邻居之子偷的，视其举止容貌言语均活像小偷，后丢的 鈇在谷堆中找到，视一切又如常。《韩非子·说难下》记“宋有富人，天雨 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 甚智其子，而大疑邻人之父”。《列子·说符》记“人有枯梧树者，其邻父 言枯梧之树不祥”，于是就将此树伐倒。那位邻居向他要些薪柴，他即怀疑 是“邻人之父徒欲为薪，而教吾伐之”。所见的邻里人际关系，是以性恶相 猜疑，所谓“家与家相爱，人与人相保”，只是一种人心向往之愿。
　　春秋时乡里风气，每见“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 傲贱”，故“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我亲”②，强调宗 亲家族集团间的团结，常是处世自卫自立的手段。《礼记·檀弓上》记子柳 葬母，“兄弟不同居者皆吊”，自有这方面的原因。进入战国，旧有成俗全 面动摇，“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③。寻常者，“有与悍者邻，欲卖宅 而避之”④，邻里关系远疏对立；更甚者，“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 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屋后墙）”⑤。至于“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 钱财”⑥，“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⑦，“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 衰于友”①，家庭、同居、兄弟、亲戚关系的利益冲突，均已司空见惯。
如在秦国，“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②。云梦秦
简《法律答问》有记“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免老（六 十岁以上老人）告人以为不孝”，“假父盗假子”，“夫、妻、子五人共盗”， 等等。《管子》一书屡屡提到齐国“民有鬻子”、“民无■者卖其子”、“嫁 妻卖子”。包山楚简《正狱》记楚国里人杀兄伤弟夺妻、不分田、强夺财产 继承权等事甚多。在卫地，“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 常也，其成居，幸也”③。家长公然教其女到婆家后要多藏私房，即使因之被 休回家，也无关要紧，若安然，则更幸。“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 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灭



① 《墨子·天志下》。
② 《墨子·非乐上》、《耕柱》。
③ 《荀子·强国》。
④ 《韩非子·说林下》。
⑤ 《庄子·庚桑楚》。
⑥ 《战国策·魏策》。
⑦ 《吕氏春秋·节丧》。
① 《荀子·性恶》。
② 《吕氏春秋·高义》。
③ 《韩非子·说林上》。

灶，将失火”④，人未过门，先关心未来小家庭畜产家财安恙，可以鞭击借来 的骖马，不能笞击自家的夹辕服马，又不分时辰场合关照灭灶火防灾。小私 有者的心态刻画得真是妙极。
　　可见，战国时随着社会财产分配形式更多地从家长制大家庭向个体家庭 移位，人情世故趋于实际化、表面化，直观上的无仁无义、无孝无信俗风也 就到处充斥，唯财而争、唯利是图，在当时社会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事。《孟子·离娄下》有云：“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 养，一不孝也；博弈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 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 以危父母，五不孝也”。这可说是有感于“世之走利”（《吕氏春秋·审为》） 的流风鄙俗而发。

（四）畸形社会面影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治民，差不多都先后有过容量、层次、操作系统不 一的修其礼，纪其法，普遍留意到移风易俗，用以抑制城乡社会间淫风恶习 的泛滥。但声色玩好，上层肆求，必流贯社会。况且，“喜、怒、哀、懼、 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见、闻、嗅、味、觉、 意，六者常人亦具，只是限于社会条件和等次背景不同，七情六欲的要求内 容和行为表现自异而已。时势造化，上行下衍，其甚之末端，偷抢行乞歪出， 娼优狎徒招摇，形形色色，孽育一病态社会畸形角。
是时的社会风貌，恒见一种怪现象。《尸子·处道》云：“勾践好勇而
民轻死，灵王好细腰而民多饿”。《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到，“齐王 好衣紫，齐人皆好”；“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中山国“其君见 好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 矣”。《说苑·政理》还说，齐“景公好妇人，而丈夫饰首者，国人尽服之”。
①趋炎附势、阿谀上好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病态，深深影响及世风时俗。《列
子·说符》讲起有一社会无赖子，用边踩高跷边耍七剑的杂技讨宋元君欢心， “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 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引起另一位无赖子的羡慕，也用“燕戏”前 往讨好取利。
世之趋利，至有利欲薰心者，时人或有鞭笞故事嘲讽，其云：“昔齐人
有欲金者，请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 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①。社 会上正有一类人，贪恋钱财，偷抢什么都干，毫无耻辱感，这是针对此社会 畸形角而发。当然，社会上还有另一类人，《列子·说符》云：“齐有贪者， 常乞于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众莫之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也谈及 齐国“婴儿有乞于途者”。《管子·轻重甲》云：“乡有丐食而盗”。这类 人大都为生活所迫，行乞于巷头乡里，受侮受辱，但与上类不知耻辱者，当 作别论。



④ 《战国策·宋卫策》。
①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同说，“景公”则作”灵公”。
① 《列子·说符》。又见《吕氏春秋·去宥》。

　　男倡游荡，也成社会弊端。《史记·货殖列传》提到中山国淫风，有丈 夫“作巧奸冶，多美（弄）物，为倡优”。《荀子·正论》称“今俳优侏儒 狎徒，詈侮而不斗”。这些轻薄子，巧冶姿态，招引狎客，虽遭人詈骂，却 不气不斗，一副柔媚恶心相。《荀子·非相》曾描述他们的行为举止说：“今 世俗之乱君（民），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 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 比肩并起”。可见他们扮相女性化，忸怩作态，举手投足摆弄嫋样，以荡引 狎徒，逗挑女客，而为世人所作呕。《史记·佞幸列传》还提到，春秋战国 时“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以色幸者多矣”，故谚有“善仕不 如遇合”。如卫国嬖臣弥子瑕，以色相受宠于灵公，他能一度矫驾君车外出， 又以自己半啖之桃■君，灵公以为“爱我”；只是后来色衰爱弛，才为此两 事受到追黜②。
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靠出卖肉体色相为生的娼妓，又有私通奔淫妇人。
《史记·货殖列传》谈及中山国，“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 宫，遍诸侯”。又说：“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 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些女子，每集卖艺和卖 身为一体，游媚贵富人家而老少男子不拘，从她们的活动从属关系看，大致 有宫妓、家妓、声妓、艺妓、舞姬、侍姬、营妓等。其中以宫室、官宅或私 家蓄养者居多，有的能歌善舞，专供贵族或富人冶游宴娱，又得荐枕席，效 云雨之欢；有的则为内宠姬妾，供侍寝之需。这可视为一夫多妻制在社会经 济发展形态下的变宜，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她们还算不上是以卖淫为业的娼 妓。然而若论有的沉沦途径，《战国策·秦策》云：“卖仆妾售乎闾巷者， 良仆妾也”，她们人身无自由，一度作为商品出售，人口贩子可按其年龄色 相技艺等因素定价；她们出身卑贱，或许还有因种种原因而失落身分地位者， 一般都无姓氏，故买方不必困扰于诸如同姓不婚之类的社会礼规俗约，只要 出价，支配享用，尽可随心所欲，从这些方面说，她们与娼妓实无根本性区
别。
贵族阶层的崇淫蓄娼，耽于女乐，乃成贵显尊荣的象征。春秋时楚庄王 “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日夜为乐”①。齐襄公“唯女是崇， 九妃六嫔，陈妾数百”②。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中期齐墓，在二层台上陪葬坑 内，出 26 件陶塑乐舞俑，有引吭讴歌俑，有长袖翩蹈的舞俑，有伴舞俑、击 鼓俑、敲钟俑、击磐俑、抚琴俑、观赏俑等等③，再现了墓主生前纵情声色的 生活。晋悼公淫，郑人有赂其女乐二八①。晋幽王“淫妇人，夜窃出邑中”②， 为盗所杀死。赵惠文王“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 轩辕，后有长庭，美人巧笑”③。《齐策》谓孟尝君“后宫十妃，皆衣缟紵， 食粱肉”。《秦策》有称秦华阳夫人弟阳泉君“美人充后庭”。至于他们的



② 《韩非子·说难》。
① 《史记·楚世家》。
② 《国语·齐语》。
③ 汤池：《齐讴女乐，曼舞轻歌》，《文物》1993 年 3 期。
① 《左传》襄公十一年。
② 《史记·晋世家》。
③ 《战国策·赵策》。

纵欲淫荡生活，《庄子·则阳》记卫国“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韩 非子·外储说左上》记了秦伯嫁女于晋公子，盛妆打扮的媵女有七十人，美 色喧宾夺主，竟使晋公子把秦女冷落在一边，肆混于媵女之中。《楚策》有 记春申君窥视国祚，把赵人李园所进女弟弄得怀孕后，再献给楚王。浙江绍 兴狮子山出土战国早期铜屋，屋内男女跽坐六人，有抚琴、吹笙、击鼓者， 反映的是贵族玩乐声色生活。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战国中晚期楼阙形铜饰 件，上层有人中坐，侧有乐人，下二层浮雕人形作献禽、宰庖、备酒食情景④。 湖南长沙出土楚漆画奁，画面十一位美妇，服饰艳丽，丰姿婀娜，或对舞， 或静立，或跪坐作暂休状，⑤刻画题材是“美人充后庭”。居于西偏的戎王， 也是“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⑥。
　　在普通社会，闾巷土子和闲游公子哥的拥娼流污也是多见不鲜《史记·滑 稽列传》载齐威王时淳于髡的一段放荡生活自述云：“州闾之会，男女杂坐， 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 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 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这 种男女聚合，乱而不分的酒色沉洿场面，列国皆有。《墨子·明鬼下》即云： “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 观也。”《楚辞·招魂》更有艳辞描述：“华酌既陈，有琼浆些；归反故室， 敬而无妨些；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 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层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 鬋，艳陆离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搷 鸣鼓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 些，放陈组缨，班其相纷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此情此景，与齐国的 州闾之会，几无什么两样。如果说这里面尚保留着许多原初民间聚饮事象， 则其中的罗女乐，郑卫妖玩，男女同席，堂上烛灭，宫庭震惊等内容，与上 层富贵人家的盛妓乐和纳妾蓄娼之风，已每每是混杂穿插在一起的。
当时还有丈夫送妻为娼者。《列子·说符》说，晋国“有送其妻适私家
者，道见桑妇，悦而与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丈夫使妻为娼， 自己又去勾引桑妇，妻子却又受轻薄子调戏，世风败坏可见。又有嫉妒构害 现象，《韩非子·内储说下》曾讲起，楚王新得美女，引起另一位爱妾郑袖 的妒忌，私下教这位美女说：“楚王最欢喜看女人用手掩住口”，这位美女 接近楚王时照着做了。郑袖又对楚王说：“她掩口，是怕闻到王口臭。”楚 王大怒，下令把美人的鼻子割了。赵国平原君居东武城，蓄养美人于家楼上， 一天，美人在楼上见邻家一位跛脚者汲水时的拙态，不禁发笑，跛脚者告到 平原君处，后平原君为表示自己敬士，就把美人斩了①。说明那些以色相奉侍 别人的娼妓，有的虽能富厚一时，实际社会地位甚低，无人权可言，不过是 富贵人家或男人们随时可支可杀的玩物而已。
是时通奸宣淫，朝野不乏。《左传》宣公九年有记陈灵公、孔宁、仪行 父三人共奸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互换穿此女子内汗衣，公然



④ 李学勤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下）》，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图版 91、113。
⑤ 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文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⑥ 《韩非子·十过》。
① 《史记·平原君列传》。

嬲于朝中。昭公四年有记鲁穆子在路上“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昭公 二十五年有记鲁季公妻“与饔人檀通”。《说苑·正谏》说，楚文王“畋于 云梦，三月不返，得舟之姬，淫。”男女通奸，有同辈兄弟姊妹或叔嫂间的， 有异辈父媳、子母、叔侄间的，有非亲属间的，有路人、主仆间的，等等。 在民间，有男女“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者②，有“鄙夫鄙妇相会放■阴”者
③，有“乙、丙相与奸，自昼见某所”（秦简《封诊式》），有“同母异父相 与奸”者，甚至还有“甲、乙交与女子丙奸，甲、乙以其故相刺伤”者（《法 律答问》）。另又有奸夫、奸妇共谋，欲以药酒鸩杀妇之丈夫者④。
　　《韩非子·内储说下》有一则男女私通的故事，讲燕人某好远出，其妻 与某士在室内乱搞，不料恰恰丈夫突然返回，奸妇十分害怕，惊慌中下妾出 了个主意，说不如让某士赤身露体披头散发，大模大样走出房去，大家都佯 作不见。某士照此做去，丈夫吃惊不小，忙问家里人，这是什么人。妻妾都 答没看见。丈夫以为见鬼了，急急吩咐取牲屎人尿或兰汤魇胜祓除不祥。故 事颇具戏谑性，但也揭露了社会的淫风病态。
　　当时也有不少执著追求个人爱情的青年男女。《诗·邶风·静女》云： “静女其妹，俟我於城隅”，与自己倾心的男子幽会于城一隅。《陈风·东 门之枌》有咏男女相互爱慕，“不绩其麻，市也婆娑”，放下手中活而到集 市逛游，无有忧虑，兴奋快乐。这在追逐利欲、拥娼流污、淫风荡涤的畸形 社会角外，自是一股未经污浊的清新氛象。

（五）私学与仕进


　　春秋战国时期，“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贵族阶级垄断政治的礼制渐 渐崩落，平民有了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惕）；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进）而尚德；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①。 “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量才立身标准，一方面猛烈撞击着贵族垄断知识的旧 有“学在官府”禁区，同时也开了私人讲学之风，以及庶民受学求仕进之途。 以改造社会为内容的文化教育功利观，重心倾向普通社会，倡导的首功 当推春秋时的孔子。孔子躬行“有教无类”②，广泛收纳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 的人作为教育对象，“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事无不 可”，③不计较门第出身，也不看重贫富贵贱，只要有受教育价值者，概收不 拒。据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④。
《荀子·法行》说，有一位南郭惠子曾问子贡：为何孔子门下弟子既多且杂。
子贡回答得很实在，说是孔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好 比“良医之门多病人，■栝（指矫正木材弯曲之器械）之侧多枉木，是以杂 也”。举例说，“子张，鲁之鄙家；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为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④ 《战国策·燕策》。
① 《墨子·尚贤上》。
② 《论语·卫灵公》。
③ 《吕氏春秋·劝学》。
④ 《史记·孔子世家》。

天下名士显人”①。“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孔子教之，皆为显 士”②。公冶长，曾是一位“在缧绁之中”③的罪徒。澹台灭明，“状貌甚恶”； “伯牛，有恶疾”，乃是残疾人；颜高，是位御车夫④。可见，孔子聚徒讲学， 弟子五花八门皆有，因人施教，人尽其材，遂使庶民向学之风大盛。由于他 “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⑤，后被奉为儒家鼻祖。《史 记·儒林列传》称其弟子“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 为教士大夫”，对于当时政治礼制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确曾发挥了各自 的作用。
　　自孔子聚徒讲学起，各派私学继出，大抵皆为广集弟子，增厚势力，以 传播其思想学说，评判时世得失，遊谈或身体力行社会改造之策。如墨子， 治经典，修道术，务俭约，主张尚贤同兼爱，据说有弟子三百人，皆可使赴 汤蹈火。时人形容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⑥。又说： “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⑦。晚出墨家的杨朱之学， 摈儒、墨而非之，相峙对垒，主张“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胚一毛”的“为我” 主义很有吸引力，一度出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⑧的局面。战国中 期的孟轲，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①，主张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据说他也弟子众多，“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②。 农家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③。道家田骈，“訾养千 钟，徒百人”④。
与此同时，列国贵显为巩固其权势地位，亦常汲汲搜求普通社会中受过
教育有文化的才俊，优礼贤能。《吕氏春秋·察贤》说：“魏文侯师卜子夏， 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史记·魏世家》有记魏文侯太子在朝歌道中遇田 子方，连忙“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还大发了一通议论，说“诸 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至于自己这类贫贱者骄人，无 非是“行不合，言不用”，来去自便而已。社会贤达的言行不逊，连魏国太 子都得后让三分，足见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在齐国，有变通“学在官府”以适应私学兴盛的稷下学宫之设，成为学
者荟萃的中心。《中论·亡国》云：“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 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遊于齐。”稷下学宫是由齐国政府 出资，在国城西城门侧及稷山之下立馆建讲室，招徕各国不同学派，著书立 说，展开学术研讨，传授知识，以服务于齐国的政治。云集于此的，有儒、



① 《吕氏春秋·尊师》。
② 《尸子·劝学》。
③ 《论语·公冶长》。
④ 《史论·仲尼弟子列传》。
⑤ 《易·文言传》。
⑥ 《吕氏春秋·尊师》。
⑦ 《吕氏春秋·当染》。
⑧ 《孟子·滕文公下》。
① 《孟子·尽心下》。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孟子·滕文公上》。
④ 《战国策·齐策》。

道、阴阳、法、黄老、名辨、纵横、兵、农等各派学者，有名的有淳于髡、 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尹文、儿说、田巴、驺衍、孟子、荀子等 等，以威王、宣王时最为兴盛，学士总数一度达到三千人以上⑤。《史记·孟 荀列传》称齐国官方对于稷下文学游说之士，“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 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可见稷下学宫的名流，各有 其门第，直接取养于国家，在政治和生活上都享有优渥的待遇。
　　众家学派的争鸣，以及列国统治者为顺应历史改革潮流，广开搜求社会 贤俊的进仕之阶，使庶民向学之风益盛，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士阶层，它 已不再像早先那样，是由有功德或功臣之后的命士、不命之士，庶人之在官 者或武士组成，士不再受国家、宗族、经济背景和政治地位限制，只要具有 一定文化水准，善谈说，具备各自的才能，都可称士①。士主要来之于中下层 社会，人数众多，品类复杂，有以才武智术而为将相者，有以口辩取卿相位 的游说之士，有著书立说、广聚徒众而成家成派的学士，有“好奇伟俶傥之 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②的高士，有地位卑下，重然诺，轻死生， 义酬知己的义侠之士，还有鸡鸣狗盗之徒等。
　　是时，士竞事学问，纷纷在社会各种场合登场出没，大都是为利禄所诱 惑，想摆脱卑贱困穷的处境。《吕氏春秋·博志》即讲到，中牟鄙人宁越， 久受苦耕之劳，问友人如何可以免掉此苦，友人告诉他，“莫如学”。大学 者墨子也曾直接用仕进鞭励弟子治学，《墨子·公孟》云：“有游于墨子之 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之。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 游说之士苏秦，倡合纵，策动六国联合拒秦，他也得意表说：“且使我有■ 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③。但应指出，在“世之走利”的社会 大气候下，士的活动能量确实有其施展天地，有的“入楚楚重，出齐齐轻， 为赵赵完，畔魏魏伤”①，不受国界限制，往往成为列国争雄政治风云场的重 要人物，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能为王公大人排难解纷，显闻天下。下 至击柝椎埋、长啸吹竽之徒，也有以一技之长，效忠于主人。
正因为如此，不惟列国国君竟以收揽士客为乐事，钜卿大臣亦以养士纳
客为风尚。《庄子·说剑》云：“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 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史记·田完世家》云：齐“宣 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 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列子·说符》云：“齐田氏 祖於庭，食客千人。”齐国的孟尝君，“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②，据说 他还将客舍分为代舍、幸舍、传舍三等；居于幸舍者食有鱼，故其客一称“鱼 客”；居于代舍者出入有车，故有“车客”之谓③。赵国的平原君养士，客籍




⑤ 黄中业：《战国变法运动》，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4—130 页。又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
的批判》，《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52—155 页。
①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63—371 页。
② 《史记·鲁仲连列传》。
③ 《史记·苏秦列传》。
① 《论衡·效力》。
② 《史记·孟尝君列传》。
③ 《战国策·齐策》。

也有等级待遇的上下之别，他为解邯郸之围，一次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④。 魏国的信陵君，“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 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⑤。楚国的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 客皆蹑珠履”⑥。秦之文信侯，“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⑦。这 里所举乃是养士纳客之最著者，权门之下蓄士食客可多达成百数千人。至于 蓄数人、数十人的公卿大臣，则已成常例，更不足为怪。
　　不过，王公大人的养士风尚，搜求社会贤俊以为己用，固然是重要动因， 但恐怕多数是出于装潢门面。魏信陵君即点穿赵平原君的养士的目的是“徒 豪举耳，不求士也”，当然，这话同样也道出了他自己的养士心理。况且， 当时社会的敬士风气甚盛，《韩非子·六反》云：“行剑攻杀，暴激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 顺世俗，以收取沽名钓誉的名声，也是养士之风大盛的社会原因。
　　士自投自荐于权门，每每能暖衣玉食，馆于贵家，无耕耨之劳，免赋税 之征。难怪《韩非子·五蠹》大发其感慨说：“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 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这就使得士阶层中 难免掺杂进大量滥竽充数之徒及社会渣滓，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亦已发出种种 正告。如《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指出，“士者持禄，遊者养交”，是国君 之危。《荀子·臣道》直斥这些人为“国贼”。韩非子还把这批无益无利于 国的不事耕战的游说之士、侍臣、学士、游侠及工商之民，称为社会上的“五 蠹”，认为“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 削灭之朝，亦勿怪矣”。辞旨尽管过激偏执，倒也指摘出流风时弊。
荀悦《汉纪》有云：“世有三游，德之贼也：立气势，作威福，结结交，
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讹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 之游说。以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这里所斥的游侠、游说、游 行的三类人，自然不是耿介之士，而是士阶层中的为非作歹、混淆视听、趋 炎附势和阿谀奉迎之徒，属于社会变革中的沉渣泛起，或“世之走利”氛围 中新染起的恶习病相。虽然这深深影响及后世中国社会民风，但也必须看到， 春秋战国时期的庶民向学和养士之风，毕竟造就了平民登庸的机会，其贵贱 观念的更新，无疑意味着贵族垄断政治的传统制度中，已渗进了“民本”的 时代要素，当是前所未有的。

（六）愤世嫉俗的“穷通”之士


面对春秋战国以来的“世之走利”和趋炎附势之风，社会上颇有一批愤 世嫉俗的知识阶层士人，他们鄙视功利性的世俗价值，不愿与之相沉浮，“无 悒悒于贫，无勿勿于贱，无惮惮于不闻，布衣不完，疏食不饱，蓬户穴牖， 日孜孜上仁。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①，躲避名利喧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