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

本卷提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政治上王朝频繁更 替，政治中心由北向南扩展，各种战争不断发生，阶级关系多层复杂。 经济中心向南转移，新的经济区由于土地开发得以形成，思想上儒道佛 相互影响和吸收，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百家争鸣。民族关系正经历着空 前的民族大融合过程。这一切，必然会给这个时期的习俗带来很大影响， 其结果就是具有这个时代特点的习俗的形成。本书采用分类叙述的方 法，考察了这个时期的节令习俗、衣食居处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 鬼神崇拜及宗教习俗、娱乐习俗等，并着重考察了上述习俗的时代特征。
　　
一、魏晋南北朝习俗概述


　　习俗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人们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生活方式。当 我们在习俗前冠以魏晋南北朝的定语时，习俗就由一般的抽象的概念变成特 殊的、具体的生活方式了。魏晋南北朝的习俗，大体上包括如下内容：服饰 习俗、饮食习俗、居处习俗、节令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鬼神崇拜习 俗、娱乐习俗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比起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表现在：在服 饰、饮食、居处等方面，南北差异越来越明显，在婚、丧、鬼神崇拜、娱乐、 节令等方面，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东西。之所以会发生 上述变化，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地理因素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与北方在服饰、饮食、 居处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服饰方面，南方盛行穿屐，北方却流行穿靴。 屐是鞋的一种，多为木制，鞋底有齿，底比较厚，以使人的脚掌离地面较远。
《梁书·孙谦传》载，广陵人高爽曾作谜语：“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
■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谜底为屐。可知当时的屐面上有梁，鞋带从梁 上穿过，系在脚上，样子似今日之凉鞋。又据有关史书记载，屐主要用于行 走泥泞之路。这种穿屐习俗，显然与南方的地理环境有关。南方雨量充沛， 气候潮湿，穿屐可使脚透气，又可踏泥。而北方穿靴，恐怕与御寒的需要有 关。又如在饮食方面，南方善食鱼、虾、蟹等水产品，不仅在食用量上，而 且在烹制方面都超过北方。而北方善肉食，尤其在畜肉方面，食量和烹制上 又为南方所不及。如《晋书·王浑传》载，西晋时，北方人和峤好美食，有 一次皇帝到他家，发现他家的蒸肫味道甚美，便问他如何烹制的，和峤答： “是用人乳蒸的”。这固然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奢侈，也反映了贵族肉食的讲 究。这种饮食方面的区别，恐怕也与地理环境有关。南方河湖纵横，水网密 布，盛产水产品，北方虽水源较少，但适于畜牧和畜养家畜、家禽。又如拓 跋鲜卑，在代北平城时，是以毛皮为衣的。《资治通鉴·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载，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 450 年），南朝军队进攻虎牢，北魏群臣 请派兵保护那里的谷帛。拓跋焘说：“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 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绵帛！”但当孝文帝将 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后，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魏书·元恂传》载，迁都 洛阳后，孝文帝的太子元恂“不耐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由于洛阳地 理位置偏南，气候远比代北温暖，拓跋族穿皮裹氈的习俗显然已不适合，因 此中原的绫罗绸缎必然会代替毛皮衣服。
　　当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估计过分。我们认为，地理环境对习俗的 影响是有限的，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 大多表现在服饰、饮食、居处等方面，而这些方面只是习俗的一部分。如果 我们再把习俗划分成物质生活习俗和精神生活习俗两部分，就可发现服饰、 饮食、居处等正属于物质生活习俗，是社会习俗的表层。这就表明，地理环 境对社会习俗的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限的。第二，地理环境对习俗 的影响在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时，才能表现得强烈和突出。地理环境的变化 是极缓慢的，魏晋南北朝时南方与北方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在这个时期以前 早已存在，受这种环境影响，南北方在服饰、饮食方面的差异也早已存在， 但这种差异从未表现得像魏晋南北朝时这样强烈和突出。这是因为，魏晋南
　　
北朝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在北方。夏商周自不必言，春秋战国时南 方出现了楚、吴、越等政权，但又被北方的强秦所统一。此后又经过秦、西 汉、东汉，这种政治格局一直没有改变。自从三国以来，孙吴在江南建立政 权，中间经西晋的暂短统一，不久又有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建国，江 南六朝一直持续了近 400 年。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政权的凝聚力量，南方 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制度和特色，南方的习俗也具有了足 以和北方平分秋色的影响。北魏末期，南朝梁将陈庆之送北魏北海王元颢返 洛阳即帝位，陈庆之任侍中。有一次，陈庆之得病，访能治者。北朝士人杨 元慎自言能治，陈庆之遂请他。杨元慎口含清水往陈庆之身上一喷，祷告说：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 为飰，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荳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 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修，网鱼漉鳖，在河 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鸭头，蛙羹蚌臛，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 沅、湘、江、汉，鼓棹遨游。随波鎙浪，■喁沉浮，白苧羞起舞，扬波发讴。 急手速去，还尔扬州”。杨元慎此举，意在嘲笑南方人饮食习惯，但通过他 的这篇祷词，我们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在服饰、饮食方面， 形成了自己与北方大不相同的特点。不但如此，南方的一些习俗，正以不可 抗拒的力量向北方渗透。如饮茶之俗，在北魏后期，一些北方贵族为招待南 方投降的官员，尽管自己不饮茶，也要在家中备茶水。又如北魏首都洛阳地 区的鲜鱼价格，已经比牛羊还贵。再如螃蟹的加工方法，在南北朝末期已出 现于北齐贾思勰的著作《齐民要术》中：“藏蟹法：九月内，取母蟹，得则 著水中，勿令伤损及死者。一宿则腹中净。先煮薄糖，著活蟹于冷糖甕中一 宿。煮蓼汤，和白盐，特须极咸。待冷，甕盛半汁，取糖中蟹内著盐蓼汁中， 便死，泥封。二十日。出之，举蟹脐，著姜末，还复脐如初。内著坩甕中， 百个各一器，以前盐蓼汁浇之，令没。密封，勿令漏气，便成矣。特忌风里， 风则坏而不美也。”以上诸例，反映了南北方习俗的差异及互相影响。
与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相比，社会环境对习俗的影响要更广、更深。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替频繁，人民流徙成潮，佛教盛行，道 教发展，民族迁徙与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切都给当时习俗打上鲜明的 时代烙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战争不断，如朝代更替的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的
战争，对立政权之间的战争，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战争，南北之间的战争， 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战争等。战争加自然灾害，使人口锐减。据《后汉书·郡 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有民户一千 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为西 汉时最高的户口数。至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 156 年），仍有民户一千六 百零七万零九百六十，口五千零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略少于西汉户口最多 时。但经过东汉末到三国的战乱，曹魏景元四年（公元 263 年）灭蜀后，魏、 蜀两国户口的总和加上吴亡时的户口数，全国共有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 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这个数字仅为东汉永寿年户数的
13.73％，口数的 15.32％。各封建政权为了恢复和占有一定数量的人口，除 实行减轻剥削、奖励生产、招徕流民以及进行括户斗争外，还纷纷实行奖励 早婚早育多育政策。在这里，战乱对早婚习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又如魏 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对各种神灵的祭祀相当普遍，而且虽屡被封建政府禁止

却始终不绝。观其祭祀的目的，一为乞求生子，二为避祸驱邪，三为健身去 病，四为卜问吉凶，五为禳除水旱之灾，六为乞求丰收年景。人们向神灵乞 求的，正是人间难以得到的，正是这种水旱成灾，瘟疫蔓延，社会动荡，战 争不断，人们欲求安宁而不得的社会环境，使民间祭祀十分盛行，这又反映 了社会环境对宗教和鬼神崇拜习俗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生活中，政权更替十分频繁，曹魏代汉、西晋代魏、 宋晋更替、齐宋更替，梁齐更替等，都采用禅代形式。上述各开国之主，除 了手中拥有强兵之外，还借助谶纬将自己神化。为了使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 禅代之举是代表天意，此时期的谶纬大多采用比较简单的谶语的形式。可见 这个时期谶纬流行，形式简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民流徙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也超过了前代。仅以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人民向南方流徙为例，王仲荦先生将此种流徙分为七个 时期：永嘉元年（公元 307 年）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太兴 四年（公元 321 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退屯寿 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多；永和五年（公
元 349 年）梁犊起义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赵政权崩溃，桓温出兵关中， 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太元八年（公元 383 年），淝水大捷， 苻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渡江；义熙十二年（公元 416 年），刘裕北伐，河南、关中次第收复，既而复失关中，刘裕死，又失河南， 流民南渡者转多；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 450 年），北魏南侵至瓜步，流民 南渡江淮；宋泰始二年（公元 466 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 南渡江淮①。这一次次的流民浪潮，将大批北方人送往江南，他们的一些生活 习俗，必然也会与南方交融、影响。以居处习俗为例，北方的胡床正是随着 流民南徙而在江南广泛使用的。胡床在南方的流行，不仅使坐具专门化，而 且使传统的坐姿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是社会环境对习俗影响的又一例证。
西晋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在中原建立政权，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成
为当时的一种潮流。这种情况对此时期习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在饮食方 面，关于胡饼、胡桃、醴酪等记载很多，这当与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影响 有关。又如拓跋鲜卑从北方的大兴安岭地区南迁至代北，孝文帝时，又迁都 洛阳。在拓跋鲜卑一路南下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的衣、食、婚姻等方面的习 俗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拓跋鲜卑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一系 列改革是自觉的，是为了更稳固地在中原站住脚，取得汉人对其政权的支持。 这也反映了社会环境对习俗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西汉以来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受到猛烈冲击，玄学的 兴起，在思想上打破了死水一潭的局面，为佛教、道教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在这种基础上，外来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得到长足发展。 佛、道的兴盛和发展，从文化习俗意义上来说，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梁武 帝佞佛，他即位后，相继发出《断杀绝宗庙牺牲诏》、《断酒肉诏》等，这 对南朝的饮食习俗不可能没有影响。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地狱、冤魂 报应等观念，显然是佛教影响的结果，而占卜、占星、相面、相宅、相墓、 望气、风角等方木的流行，显然是道教影响的结果。
中外文化交流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特点。尤其在北魏时，与西域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联系的丝绸之路又被打通，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又重沟通。这种交流，对 此时期的娱乐习俗的影响十分明显，比如握槊这种竞技游戏，就是从西域传 入，后与南方流行的双陆互相融合，形成唐宋时期流行的娱乐项目。又如在 这种交流影响下，大量的西域乐器传入内地，西域乐曲也开始在中原流传。
《隋书·音乐志》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 正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 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事丰》，舞 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 五弦、笙、箫、大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为 一部。”西域乐器不但用于朝廷的盛典，也用于人们的娱乐欣赏。如《北史·恩 幸传》载：“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 王。”《颜氏家训·教子》载：“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 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 不宠爱，亦要事也’。”西域乐器如此被北朝贵族公卿欣赏，从中可见中外 文化交流对北朝娱乐习俗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说，魏晋南北朝习俗的形成，与当时的地理、社会有密 切的关系，其中社会环境对习俗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二、节令习俗


　　中国古代的“节”，并不是我们今天“节日”的概念，而是指节气。古 时有“四时”、“八节”之称，“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八节” 则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在不同 的季节和节气中，人们举行不同的仪式，进行各种活动。随着季节不停地周 而复始地变化，这种活动和仪式渐渐地分别固定在一年中的某一日上，形成 了比较固定的传统节日。这种节日，在魏晋南北朝时被称为“岁时”，就是 指一年一度的固定时日。这个时期的“岁时”很多，现将它们分别介绍。
　　
（一）元日


　　元日为夏历的正月一日，又称为“元正”、“正旦”。因为它处于一年 的开端，四季的开头，一月的开始，所以又称为“三元”或“三正”。元日 在魏晋南北朝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每年此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庶 民百姓，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
　　朝廷年年元日都要举行朝会。东汉末建安年间，刘劭曾到许昌，当时曹 操正定都在这里，“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值岁末，主管星历的太史预言， 元正将发生日蚀。群臣闻此，纷纷来找尚书令荀彧，主张停止朝会。刘劭正 在荀彧的住所，便说：“古时候的梓慎、裨竈是著名的史官，他们也有算错 的时候。有的时候灾异自己会消失，有的时候是史官推算有误，所以不应因 为天象将有变异而废行朝礼。”荀彧非常赞同，便建议曹操照常举行朝会， 日蚀果然也没有发生①。类似的事情在西晋咸宁三年（公元 277 年）、四年（公
元 278 年）、东晋太兴元年（公元 318 年）、建元元年（公元 343 年）及永 和年间（公元 345—公元 356 年）都发生过，所不同的是，这几次都因天象 变异而停止了朝会②。另外，十六国时后赵、南燕，南朝的宋、齐、梁、陈， 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都有元日朝会的记载，这说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 期，除个别年份外，朝廷中一直进行着元日朝会的活动。
元日朝会的仪式，在西晋《咸宁注》中描述得很详细。在元日之前，事
先为王公卿校在端门外准备好简易座位，并在宫殿前准备好乐队。群臣到齐 后，宫庭中火盆大燃，群臣从云龙门、东中华门进入，来到东阁下坐待。皇 帝在一片鼓乐声中出来，百官皆伏拜。鼓乐停后，百官按品位高低依次献礼 贺拜，最后是少数民族客人进拜。贺拜毕，皇帝入内稍事休息，然后在一片 钟鼓乐声中复出。主管接待宾客的谒者将王公至二千石以上的大官领上殿， 依次向皇帝献寿酒。献酒时，献酒者先将寿酒跪授侍中，由侍中将酒跪置御 座前。然后献酒者自酌，置己位前。此时谒者跪奏说：“臣某等奉觞再拜， 上千万岁寿。”侍中答：“觞已上。”百官伏称万岁，四厢乐声大起。寿酒 献完，皇帝开始进御膳，群臣也就席进食。食毕君臣一起欣赏乐舞，直至宴 乐结束。元会时的盛况，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描绘得更加生动。曹植的《正会 诗》说：
初岁元祚，吉日惟良。 乃为嘉会，宴此高堂。 尊卑列叙，典而有章。 衣裳鲜洁，黼黻玄黄。 清酤盈爵，中坐腾光。 珍膳杂遝，充溢圆方。 笙磬既设，筝瑟俱张。 悲歌厉响，咀嚼清商。 俯视文轩，仰瞻华梁。 愿保兹善，千载为常。
欢笑尽娱，乐哉未央。



① 《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②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家室荣贵，寿若东王①。
晋人傅玄《元日朝会赋》也说：
　　　前三朝之夜中，夜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六钟隐其骇奋，鼓 吹作乎云中②。 通过一诗一赋，我们仿佛能看到群臣身着华贵的衣装，进贺元日；仿佛
能看到庭中熊熊的燎火和烂若火树的华灯；仿佛能听到那悦耳的钟鼓乐声。 南北朝时，南朝的元日朝会与魏晋时差别不大，北朝则有其独特之处， 其中尤以北齐最为典型。北齐除元日大宴群臣外，有两点异于南朝，第一， 北齐元日有中宫朝会。中宫指皇帝的后宫，中宫朝会即嫔妃公主朝拜皇后之 仪。第二，北齐元日有宣诏慰劳州郡国使臣之举。元会之日，各州郡国派使 者进京。皇帝派侍中宣诏，一方面向各州刺史问好，问各地的庄稼长势和粮 价高低以及人间疾苦；另一方面指示各州郡长官要勤政爱民，判案公正，赋 役均平，要谨慎监察长吏的浮华之举，及时纠劾纲纪败坏之人。宣诏毕，给 使者纸和笔，让他们各自陈述治理本土所应采取的良策。对那些在对策中丢 字落字的人，则让他们起立罚站；若字写得潦乱，就罚对策人喝一升墨汁； 若对策中文理粗疏，无可取之处，则将对策人赶出宴席。对那些文迹才辞可 取者，则在吏部备案，视为流外三品。元日宣诏让使者陈述治理本土之策，
这在魏晋时已有，但对使者的处理方法确实显示出北齐的特点。
　　除朝廷在元日举行朝会外，一些地方军政要人也举行元会。东晋时，陶 侃曾任荆州刺史。他办事缜密，善于筹划。一次州中造船，他命人将剩下的 木屑和竹头全都保管起来，众人全都疑惑不解。后值正月初一，陶侃举行元 会，当时雪后初睛，大厅前融雪犹湿，陶侃便命人将木屑拿出来铺在厅前的 地上①。
正月初一这一天，在民间，百姓也以家族为单位举行类似的活动。据南
朝梁宗懔所写的《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人们闻鸡鸣即起身，无论长 幼，全都穿戴上整齐的衣帽，以次拜贺。然后一起饮椒柏酒和桃汤。饮酒的 次序都不同往日，是先幼后长。这是因为，元日是新的一年开始，这标志着 幼童又向成人迈进一步，所以先酒贺之；而老年人又失掉一岁，所以后喝酒。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都希望在新年中健身去病，驱邪降福。围绕
这个主题，人们举行种种活动。
　　爆竹、燃草。正月一日清晨，人们闻鸡鸣而起，先在庭院中爆竹，燃草。 所谓爆竹，即将竹子放到火中燃烧，令其发出叭叭的爆裂声，据说这样做， 是为了吓走一种名为“山臊”的恶鬼。传说山中有一种怪物，人形，身长一 尺多，只有一只脚，其名为“山臊”，又称为“山猓”。它不怕人，人若触 到它，便会染上忽冷忽热之病。这种东西最怕毕毕剥剥的声音，所以人们借 燃竹的爆裂声吓退“山臊”。
　　饮椒柏酒、屠苏酒。元日饮椒柏酒、屠苏酒，其用意为去病健身。传说 天上玉衡星散落为椒，人吃了身轻健走。晋人成公绥曾写《椒花铭》说：
喜哉芳椒，载繁其食。厥味惟珍，蠲除百疾。肇惟岁始，月正元日，永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① 《晋书》卷八十八《陶侃传》。

介眉寿，以祈初吉①。 不论从传说还是当时人作品中看，人们元日饮椒酒，都表达了一种健身
除病、益寿延年的愿望。柏树果实也被人们视为仙药，传说古代仙人赤松子 喜欢吃柏实，结果掉了的牙齿又重新长出。晋人左九嫔写《松柏赋》说：“赤 松游其下而得道，文宾餐其实而长生。诗人歌其荣尉，齐南山以永宁”②。至 于屠苏酒，其去病的说法，直至唐宋时仍在流传。
　　食胶牙饧、五辛盘、鸡子。三种都是去病健身的食物，胶牙饧为一种粘 糖，人们食此糖，欲借其粘性使牙齿牢固。对于牙齿与健康的关系，人们早 已有所认识。西晋初人杨泉在他的《物理论》中就说：“夫齿者年也，身之 宝也，臓之斧凿，所以调谐五味，以安性气者也”③。意思说，牙齿与寿命有 关，是身体之宝，就像斧凿一样，为内臓将食物嚼碎，对于安定人体的性气 起很重要的作用。人们元日食胶牙饧以求固齿，当与上述认识有关。五辛盘 是指盛有五种辛辣味道蔬菜的菜盘。对于五辛的解释很多，最普遍的解释是 葱、姜、蒜、韭菜、萝卜五种蔬菜。人们元日食此，据说是使五臓之气畅通。 古人认为，鸡子可以避瘟，所以人们在元日晨生吞鸡子一枚，也有的将鸡子、 麻子、红豆等一起吃，以求消疾免疫。至南朝梁时，梁武帝信佛，禁断杀生， 所以南朝此俗渐改。
佩带却鬼丸。元日这天，人们用蜡将雄黄和成药丸，佩在身上，男置左，
女置右。传说有个叫刘次卿的人，元日到集市上，看到一个书生，众鬼见了 他都纷纷逃避。刘次卿感到奇怪，便问此书生以何术避鬼。书生说：“我本 无术。我出来之前，师傅曾给我一丸药，让我佩在臂上，以防恶气。”刘次 卿将此药丸借来佩带，果然也很灵验。后来人们都在元日这天佩带这种药丸， 以避邪气。
闭门杜鬼。所谓闭门，并非元日这天家家都把门关起来，而是在门上放
一些鬼见了害怕的东西，借此把鬼杜绝于家门之外。这些却鬼之物，通常是 鸡、桃木、蒲苇编的绳索和神荼、郁垒的画像。传说在远古唐尧之时，有一 种鸟叫重明，又叫双睛。这种鸟形状似鸡，鸣叫如凤，它能驱逐虎狼猛兽， 使妖灾不能在人间为害。这种鸟来去不定，有时一年来几次，有时几年都不 来一次。百姓们都年年打扫门户，盼望它来到门前。在它未到的年月里，人 们有的用木刻成此鸟的样子，有的用铁铸成此鸟的形状，放在门前，以吓退 鬼魅①。至魏晋南北朝时，每逢元日，人们有的用木刻成鸡形，有的用纸画上 鸡，置于门上，也有的杀一只鸡挂在门上。桃木也被古人认为有压服邪气、 抑制百鬼的功效，所以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有的也将桃板或桃符挂在门上。关 于门神神荼和郁垒也有一个传说：远古的时候，有两兄弟，一个叫荼，一个 叫郁，他们住在度朔山的桃树下，监察百鬼，发现有随便迷惑人的鬼，就用 蒲苇绳将其捆起来喂老虎①。所以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元日这天，或将蒲苇 绳悬挂在门上，或将神荼、郁垒的画像贴在左右两扇门上。




① 《艺文类聚》卷八十九。
② 《艺文类聚》卷八十八。
③ 《太平御览》卷三六八。
① 《拾遗记》卷一。
① 《太平御览》卷九六七。

（二）人日


　　夏历正月初七为人日。魏晋时人董勋《问礼俗》说：“正月一日为鸡， 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②。南朝 梁人宗懔也在《荆楚岁时记》中描述过南方人过人日的情形。北魏末期，魏 帝曾向臣下问起人日的来历，魏收曾援引董勋的《问礼俗》进行回答。由此 可见，过人日的习俗经历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遍及北方和南方的广大地 区。
　　如果说古人把元日视为万象更新的开始，那么人日就是人的生活更新的 起点。正月七日这天，人们的种种活动，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即人入新 年，生活更新。
　　第一种活动是食“七菜羹。”《荆楚岁时记》中说：“正月七日为人日， 以七种菜为羹。”究竟是哪七种菜，由于史料缺乏，已不可考。但有一点可 知，这七种菜都是新菜。在北方，人们在人日也讳食旧岁的剩菜，只吃新菜。 笔者认为，“羹”为“更”的谐音，新菜羹，即“更新”之意，表达了人们 祈盼生活更新的美好愿望。
　　第二种活动为剪綵人。《艺文类聚》载：正月七日这天，人们“剪綵为 人，或镂金薄贴屏风上，忽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同样记载亦见 于《太平御览》卷三十，“忽戴之”为“亦戴之头鬓”，意思更为明确，即 人日这天，人们用彩色的绢或纸剪成人形，或用金薄刻成人形，贴于屏风之 上，或戴于头鬓，象征着人入新年，面目一新。
第三种为互赠华胜。古代“华”“花”二字相通，华胜即花胜。花胜为
古代妇女头饰的一种。正月七日，人们自己制做华胜互相赠送，其喻意同于 剪綵人戴于头鬓。
第四种为呼牛马招杂畜。人日清晨，人们走到门前，呼唤牛马杂畜。还
将粟豆放入灰中，撤到宅内，据说此种方法可以招致新年的牛马成群，杂畜 满圈。
第五种为登高。东晋人李充于人日登安仁山，并作铭文说：“正月七日，
厥日惟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①。在人日登剡西寺时，又留下“命驾升西 山，寓目眺原畴”的诗句②。北方也有人日登高的习俗，《北齐书·崔■传》 载：东魏时，魏孝静帝在人日登云龙门，崔■父子在宴席上赋诗③。东晋人张 望《正月七日登高诗》说：
玄云■夕煞，青阳舒朝偀。 熙哉陵冈娱，眺盼肆迴目④。
北朝人阳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诗》说： 广殿丽年辉，上林起春色。 风生拂雕辇，云迴浮绮翼⑤。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初学记》卷四。
② 《初学记》卷四。
③ 《北齐书》卷二十三《崔■传》。
④ 《玉烛宝典》第一。
⑤ 《太平御览》卷三十。

　　人日登高，在民间或许有别的寓意，但从上引两首诗看来，人日登高在 上层社会，多为一种赏心悦目的活动。
　　
（三）正月十五


　　提到正月十五，人们立即会联想到灯和元宵。然而观灯和吃元宵的习俗， 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事，在魏晋南北朝时，人们过正月十五，举行的是其他 种种活动。
　　第一种活动是祠门祭户。每逢正月十五日，荆楚一带的人们就把杨树枝 插在左右门上，然后用酒、肉、豆粥等物祭祀之。
　　第二种活动为祭蚕神。传说吴县有个叫张成的人，有一天夜里忽然看见 一个妇人站在家中南角，向张成招手。张成走过去后，那妇人说：“这个地 方是你们家蚕室，我是这里之神。明年正月十五，你用带油膏的白粥祭我， 我将保你蚕桑百倍收获。”张成照此话去做，果然蚕桑大获①。从此，江南地 区每年正月十五有用膏粥祭蚕神的习俗。与此俗有关，人们还用膏粥为蚕驱 鼠。其具体做法是，将肉盖在粥上，登上屋顶，祷告说：“登高糜，挟鼠脑， 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②。
　　第三种活动为迎紫姑。相传紫姑是人家之妾，为大老婆所嫉妬，经常被 驱迫至厕所、猪圈等处干脏活，后于正月十五日激愤而死。此后，人们每逢 正月十五日晚，抬着一个假人，至厕所或猪圈边，迎还紫姑。人们对着假人 祷告说：你丈夫和你大姑都不在了，请紫姑出来吧！如果抬着假人觉得重了， 就是紫姑神出来了，便赶快设上酒果，卜问将来蚕桑之事。如果假人舞动起 来，便说明大吉；若仰卧不动，便是大恶③。
第四种活动是打簇、相偷戏。这项活动流行于北朝，是北魏时的习俗。
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公元 537 年），朝廷曾下诏禁止打簇相偷戏①。但到武 定三年（公元 545 年），外戚尔朱文畅与任胄、郑仲礼等人密谋，欲乘正月 十五日夜打簇时杀掉高欢。《北齐书·尔朱文畅传》这样载道：“自魏氏旧 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竹簇之戏，有能中者，即时赏帛。任胄令仲礼藏刃 于袴中，因高祖临观，谋为窃发，事捷之后，共奉文畅为主”。这里的高祖， 即指高欢。打簇、相偷之戏的详细情况，我们已不能知道，但通过上引诸史 料，我们可知：第一，此戏为北朝旧俗，流行已久，朝廷对此也禁而不止。 第二，这是一种具有竞争性的娱乐活动。第三，此活动很隆重，最高统治者 都要亲临观视。
第五种活动是做宜男蝉。《荆楚岁时记》载：“都人上元夜作宜男蝉，
似蛾而大”。宜男是萱草的别名，据周处《风土记》载，孕妇若是佩带此草， 必生男儿。宜男蝉是用萱草做成蝉形，让孕妇佩带以乞求生子。江南乞儿有 多种形式，如四月八日向长沙寺阁中的九子母神乞求儿子②，再如人们往南京 附近的慈姥庙中乞儿③，而正月十五日夜人们用宜男蝉乞儿，似乎有着更特殊 的意义。正月十五是正月里继元日、人日之后的又一重大节日。元日和人日， 人们的主要活动是避瘟驱邪；而正月十五，人们的活动则以迎神祭神为主。



① 《续齐谐记》。
② 《荆楚岁时记》。
③ 《异苑》卷五。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② 《荆楚岁时记》。
③ 《南齐书》卷二十五《张敬儿传》。

人们此日乞儿，希望自己的儿子在此没有邪气的日子里，在这迎神祭神的宁 馨的月圆之夜，来到人世。
第六种活动为打粪堆。传说有个叫区明的商人，路过彭泽湖时，被湖神 青洪君请到神府，路上有人告诉他，若青洪君送东西，你只要如愿。及至神 府，青洪君果然问区明需要什么，区明什么都不要，只要如愿。青洪君虽然 舍不得，但既已答应区明取所需，不得已只得以如愿相赠。原来如愿是青洪 君的一个婢女。区明得到如愿后，一切愿望都在如愿的帮助下得到实现，从 此成为巨富。有一年正月元日，如愿起床晚了，便遭区明殴打。她不堪忍受， 便跑到粪堆边纵身一跃，不见了踪影。区明拿着木棒一边打扫粪的箒笤，一 边呼唤如愿，但如愿始终未出。后来这个故事传到北方，北方的人们每逢正 月十五日夜，用木棒打粪堆，希望能打痛如愿，使她答应①。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四）正月晦日


　　正月晦日即正月的最后一天。从正月元日到晦日，人们纷纷来到水边， 有的操桨泛舟，有的临水宴乐，有的漂洗衣裙。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消灾解 厄。但到魏晋南北朝后期，这种活动渐渐地集中在晦日这天，而且其消灾解 厄的意义也越来越弱，游水赏春反而成为人们活动的主要动机。北魏卢元明
《晦日泛舟应诏诗》说： 轻灰吹上管，落萤飘下蒂。 迟迟春色华，蜿蜿年光丽②。
北齐魏收《晦日泛舟应诏诗》说： 袅袅春枝弱，关关新鸟呼， 棹唱忽逶迤，菱歌时顾慕。 睿赏芳月色，宴言志日暮， 犹豫慰人心，照临康国步①。
　　从上引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朝时，皇帝和臣僚们元月晦日在水中 泛舟游玩的情景。诗中所反映的只是华丽的春光及泛舟者的欢娱心情，没有 乞求除厄的只言片语。晦日意义的逐渐变化，终于导致了它的被中和节取代 的结果。贞元五年（公元 789 年）正月，唐德宗下诏说：“四序嘉辰，历代 增置，汉崇上已，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 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 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
②从此晦日便被中和节所代替。我们知道，一个节日如果有被世人所眷恋不舍
的特定内涵，决不可能被一纸诏书所废弃。晦日的被替代，实质上是其特定 的消灾除厄内涵被九九重阳所代替的结果，而这种变化过程，正发生在魏晋 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还有晦日送穷的习俗。传说有个叫廋约的人，整日破衣
蔽体，稀粥充腹，人们见他可怜，便将新衣服给他。他接过后，或者将其撕 破，或者将其烧成一个个破洞，然后再穿。人们都叫他“穷子”。在一年正 月晦日廋约死在陋巷中。后来人们于正月晦日这天，用粥和破衣在巷中祭祀， 并称这种活动为“送穷鬼”③。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
③ 《荆楚岁时记》。

（五）寒食节


　　寒食节在冬至后的第 105 天，或 106 天，正值清明前夕。每年此时，人 们都要禁火寒食。禁火的习俗，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据《周礼·司烜氏》 记载：周代司烜氏为掌火之官，每年春季第二个月，他都在国中巡行使国人 遵循禁火之令。因为第三个月，火星将出现在昴宿之南，在此之前禁火，就 可以减弱火星的盛气。至西汉后，这种习俗与介子推的传说相结合，从而使 寒食禁火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介子推是春秋时晋国人，曾和晋公子重耳一 起流亡。重耳返国登王位后，介子推不去请赏，而是离开晋文公到绵山隐居。 晋文公请他出山，遭到拒绝，便放火烧山，想以此来逼迫介子推出来。但介 子推宁死不从，最后被烧死在山中。此山就是今山西介休县东南的介山。东 汉时，太原郡（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内已有介子推神庙，百姓早已形成禁 火寒食一个月的习俗。周举任并州刺史时，曾至介子推庙中说：“春中寒食 一月，老小不堪，今则三日而已”①。此后，寒食之俗不但未被限制，反而有 所发展。三国时，曹操为此专门下了一道《明罚令》，说：
　　　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子胥沉江， 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子推独为寒食，岂不悖乎？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 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使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 曹操令中提到的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为当时的四个郡，太原的治所
在今太原市西南，上党的治所在今长治市北，西河的治所在今离石市，雁门
的治所在今代县的西南，可见当时的寒食之俗几乎遍及山西全省。 曹操如此严厉的禁令，并没有将并州的寒食之俗取消。经过西晋至十六
国时，寒食之俗又盛起来，以至后赵主石勒再一次下令禁止寒食，但就在禁
令下达后的第二年，介山地区就下了一场大如鸡卵的冰雹，积三尺多厚，人 畜死伤以万计，树木摧折，庄稼荡然。有人向石勒进言，这是禁寒食触怒了 介山之神的结果，应该恢复寒食，让介山一带的百姓供奉山神。石勒让群臣 讨论，群臣都认为应该恢复，结果，并州又恢复了寒食①。不仅如此，寒食之 俗还扩展到了河北邺城一带。
十六国以后，北魏时也有过禁寒食之令，但结果仍以恢复寒食而告终。
寒食节三日不得举火。在此期间，人们一般以干粥、醴酪作为食品。干 粥又称干饭，把米或大麦炒熟，然后碾碎，可随时食用。醴酪做法，将粳米 或大麦煮熬成酪状，放入捣碎的杏仁。孙楚《祭子推文》说“黍饭一盘，醴 酪二盂。”黍饭即干饭，可以用盘盛；醴酪稀湿，所以盛于盂。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

（六）三月三


　　提起三月三，人们自然会想到水边祓除和曲水流觞。的确，这个习俗早 在先秦时便已形成。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节日有两个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此节日时间确定在三月三日。魏晋南北朝以前，这个节日 叫“上巳”，意思是在三月中第一个逢巳的日子。自从曹魏以后，人们便把 它固定在三日，不管它是否是第一个巳日了②。
　　第二是这个节日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魏晋南北朝以前，人们于上巳日至 水边，主要目的是为了祓除灾气。《通典·礼典》载：“后汉三月上巳，官 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滌祓除，去宿垢痰，为大洁”。但到魏晋南北朝时， 三月三水边祓除灾气的意义便不那么重要了。《续齐谐记》中记载了这样一 件事：一次晋武帝向尚书郎挚虞问起三月三的来历，挚虞答说：“在东汉章 帝时，有个叫徐肇的人，他三月初生三个女儿，至三日全都死去。村里人深 以为怪，纷纷来到河边盥洗，以除灾气。在盥洗时，人们还把酒杯漂浮在水 上，借着流水传递酒杯。曲水流觞之意起于此事”。晋武帝听了很不高兴， 说：“照此说来，三月三曲水流觞便不是什么好事。”另一个叫束皙的人见 此情马上奏道：“挚虞年轻，知识不够，请让我述说三月曲水的来源。过去 周公营建洛邑时，曾借流水来泛酒，所以古诗有‘羽觞随波’之句。后来秦 昭王曾在三月三日这天在河边泛酒，忽有一金人持水心剑出来，对秦昭王说：
‘持此剑可据有西夏之地。’后来秦国称霸，为了感激神的帮助，便在金人
出现处立曲水祠。此俗被两汉相承，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晋武帝很满意束 皙的解释，便赐其金 50 斤。又把挚虞贬为阳城县令。反对三月上巳水边洗滌 灾气之说的还有南朝梁人刘昭，他认为汉时一日死三女之说实在虚无荒诞①。 上巳曲水流觞为了祓除灾气的说法之所以受到人们反对，其原因之一，就是 节日意义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曲水流觞，意在娱心悦目，临水作乐， 王羲之著名的《兰亭序》充分地反映了这点。文中说：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 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 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吟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 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上层社会中许多人受老庄影响，或放情山水，或 隐归自然。三月三日，正值季春，百草茂盛，天清气朗，正是游山玩水的好 季节。此时若过重强调修禊祓除，势必影响游目骋怀的心绪。
三月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时间上讲，三国至隋初，整个 400 多年内，关于三月三的记载绵延不绝。 从地域上讲，无论南方或北方，都过此节日。前述王羲之《兰亭序》，是江 南地区过三月三的记载。《邺中记》：“石虎三月三日临水会，公主妃主名 家妇女无不毕出。临水施帐幔，车服粲烂，走马步射，饮宴终日。”这是北 方过三月三的记载。《晋书·李玄盛传》：“玄盛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僚 赋诗，而亲为之序”。这是西北地区过三月三的记载。在遍及大江南北的节 日气氛中，最热闹的莫过于洛阳和建康（今南京）了。西晋时，会稽人夏统



② 《宋书》卷十五《礼志》。
① 《通典》卷五十五《礼典》。

曾到洛阳为母亲买药，正值三月三日，只见洛阳内“公王以下，莫不方轨连 轸，并南浮桥边禊，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粲烂”①。南朝梁简文帝《三日 曲水诗序》描述了建康过三月三的情景：
是节也，上巳属辰，余萌达壤，仓庚应律，女夷司候。尔乃分阶树羽，疏泉泛爵， 兰觞沿泝，蕙肴来往。宾仪式序，盛德有容。吹发孙枝，声流嶰谷，舞艳七盘，歌新六变， 游云驻
綵，仙鹤来仪。都人野老，云集雾会，结轸方衢，飞轩照日①。 从参加节日的人来看，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荆楚岁时记》载：“三月 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前述《三日曲水诗序》中 的“都人野老，云集雾会”，都说明了这点。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艺文类聚》卷四。

（七）五月五日


　　夏历的五月五日又称“端五”。晋周处《风土记》说：“仲夏端五。端， 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可见端五与夏至同节，因此本节在叙述五月 五节日习俗时，将夏至日也看作其中的内容。
　　飞舟竞渡是端五节中的一个传统性习俗，这种习俗主要流传在江南地 区。这一天，人们划着一种叫飞凫的轻船，分作水军、水马两种，展开竞赛。 当地的官员及百姓都站在水边观看。关于这种习俗的来源，有四种说法。一 种说法是屈原于五月五日投汩罗江，百姓并舟以救。一种说法是伍子胥自刎 后，被吴王沉尸江中，后被奉为神，每年五月五日，百姓划船于江中迎伍君 之神。再一种说法是端五竞渡起于越王勾践。还有一种说法说端午竞渡起源 于远古传说中的虞舜时期。不论哪种说法，都说明端五竞渡是一项历史悠久 的传统性习俗。
　　食粽子的习俗同竞渡习俗一样为人们熟悉，它的起源也有和竞渡相同的 一个传说。据《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江死后，楚国人为纪 念他，每至此日便用竹筒盛米投入江中祭祀他。至西汉时，有个叫欧回的人 在江边遇见一个人，自称三闾大夫，告诉他，百姓每年投入江中之米，都被 江中蛟龙所窃。今后再投，可用苦栋子树叶将竹筒塞住，然后再系上五彩丝。 蛟龙很怕这两样东西，以后就不敢窃取了。魏晋南北朝时，江南地区的粽子 有的用五色丝捆扎，有的上边还有栋树叶，据说是由此而来。魏晋南北朝时 期还有一种粽子，用茭白的叶子裹上粘米、粟米、枣，然后煮熟。因其形状 有楞角，又称“角黍”，可见与今天我们所吃的粽子形状相似。
五月五日这天，人们还有避瘟禳毒的习俗，他们将采来的艾草做成人形，
悬挂在门上，认为这样能够排除毒气的侵袭，或者把菖蒲草泡在酒中，饮菖 蒲酒来解毒。前已叙述，古人认为苦栋树叶和五色丝可以吓走蛟龙，所以， 人们除去将它们扎在粽子上，还将栋树叶戴在头上，将五色丝系在臂上，称 之为“长命缕”，认为这样可以避邪去病。

（八）七月七日


　　农历七月，时已进入初秋之季。秋季天高气爽，所以古人称秋日之景为 “朗景”、“澄景”、“清景”。每逢此月的七日，人们在白天和夜晚都举 行传统的节日活动。
　　七月七日白天曝晒衣物和书籍，此俗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就有。三国时， 曹操曾征召司马懿辅佐自己，司马懿推辞有病，行动不便。曹操便派人化装 探刺虚实。正值七月七日，司马懿在烈日下晒书，恰巧被曹操的探子发现。 曹操闻听大怒，再一次征召司马懿，并下令说，若他再推辞，便将其逮捕。 司马懿无法，只得应召。《晋书·阮籍传》还记载一件与七月七日有关的事 情：阮籍之侄阮咸，与宗人住在一起。他住在道南，而其他宗人住在道北。 七月七这天，道北诸阮姓之人大晒衣物，五光十色的锦绣灿烂夺目。阮咸家 贫，无衣可晒，他便用竹竿挂起大布围裙晒在院中。再如东晋时，有个叫郝 隆的人，七月七这天，他见邻居全都拿出衣物曝晒，便躺在地上，露出肚子， 说是晒书①。把晒肚子叫晒书，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典故。东汉时有个学者叫 边韶，字孝先。一日他正躺着休息，被弟子们看到了。他们嘲笑说：“边孝 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马上说：“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 五经笥。”②意思说，别看这大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先圣经典。郝隆晒肚，显 然是借用了这个典故。以上所讲诸事，说明魏晋时期，七月七日晒物习俗之
盛。
　　相传七月七日晚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牛郎织女的传说，最迟在汉代 就已流传。至魏晋南北朝时，这个传说又有所发展。晋傅玄《拟天问》说： “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说：“桂阳成 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子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 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 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复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女 嫁牵牛”。从上述两个记载看，有关牛郎织女的传说，至魏晋南北朝时已经 发展成七月七天河相会，织女嫁牵牛的神话故事了。织女和牵牛被人们看作 是两颗神星，关于它们的神话不断被人们发展演绎成爱情故事，说明人们对 它们倾注的关心和希望。在此二星相聚的良宵，人们举行种种活动与它们进 行沟通。一种活动是“乞巧”。《荆楚岁时记》载：七夕之夜，“妇人结彩 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七夕乞巧 之俗，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也有描述。南朝宋孝武帝《七夕诗》说：
秋风发离愿，明月照双心。 偕歌有遗调，别叹无残音。 开庭镜天路，余光不可临。
■风披弱缕，迎辉贯玄针。 斯艺成无取，时务聊可寻。 梁简文帝《七夕穿针诗》说： 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 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
② 《后汉书》卷八十《边韶传》。

北朝庾信《七夕赋》说：
　　　兔月先上，羊灯次安，睹牛星之曜景，视织女之阑干。于是秦娥丽妾，赵艳佳人， 窈窕名鷰，逶迤姓秦，娥丽装而半故，怜晚饰之全新。此时并舍房栊，共往庭中，缕条紧 而贯中，针鼻细而穿空。 另一种习俗叫守夜，顾名思义，也是晚上进行的活动。晋周处《风土记》
说：
　　　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 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弈弈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 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 从上述两种习俗看来，乞巧主要是妇女的活动。中国封建社会，工针■
为女子的一大美德，因此女人们愿借神的力量使自己有一双灵巧之手。守夜 则有更多的男子参加。七夕之夜，月朗风清，一家人坐在月下，女子乞巧， 男子乞福，也别有一番节日情趣。

（九）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又称“重阳”。古人认为“九”为阳数，此日日月都为九，故 有此称。重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一个比较隆重的节日，此节习俗，既反 映历史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既有官方的庆典，又有民间的活动。
　　每逢九月九日，朝廷都要举行重九会宴。三国时，魏文帝《九日与钟繇 书》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 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南朝齐萧子良、王俭，梁简文帝、沈约、 任昉、刘苞等人，都曾写过记录参加九月九日朝廷会宴的诗篇。
　　登高也是重阳节的重要活动。《襄阳记》记载，望楚山的山顶高处有个 叫“三登”的地方，是西晋人山简九月九日宴赏的地方。东晋桓温也常于重 阳登高。《晋书·孟嘉传》载，孟嘉任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桓温在龙山宴 饮，僚佐俱至。孟嘉帽被风吹落而不自觉，桓温命人拾起，又令别人作文嘲 笑他。《姑熟记》也载：“县南十里有九井山，即殷仲文九日从桓公，九井 赋诗即此山是也。”南齐永明五年（公元 487 年）九月，武帝萧赜下诏：“九 日出商飙馆登高宴群臣”①。庶民百姓也有重阳登高野宴习俗。《荆楚岁时记》 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临海记》也说：“郡北四十里有湖 山，形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 常至三四百人”。人们在九月九日这天登高野宴，还有其特殊的意义，这就 是为了避邪消灾。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东汉时，汝南人桓景随从 费长房学习方术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将有灾难降 临。你赶快回去，叫家人每人做绛囊盛上茱萸，系在臂上，登高处饮菊花酒， 此祸可消”。桓景照此话去做，全家上山。晚上回来时，见家中牲畜全部死 亡。从此，重阳登高佩茱萸囊饮菊酒以避邪的习俗至魏晋南北朝及以后一直 被沿袭下来。
九月时值季秋，古人称之为“无射”之月，意思是此月阴气正盛，阳气
极衰，万物尽灭。在此百花肃杀之季，菊花却傲霜独放，因而受到人们的推 崇。因此九月九日又有采菊相赠之俗。三国时，魏文帝于九月九日曾赠菊给 钟繇，并附信说：“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而生。至于芳菊， 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 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①。
《续晋阳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东晋时，陶渊明在九月九日这天没有酒喝。
他走到宅边东篱之下，采了一大把菊花，坐在园边。过一会，有一个穿白衣 的人来了，原来是王弘前来送酒。陶渊明采菊而坐，显然是在等待有人送酒。 这说明东晋时有重阳赠菊之俗。或许陶渊明与王弘事先有约，他持菊而待， 或者是以菊泡酒与王弘共饮，或者是以菊回赠王弘，不论哪种可能，重阳赠 菊之意都很明白。南北朝时，梁人王筠曾于九月九日这天采菊赠谢举，并写 下了《摘园菊赠谢仆射举诗》：
灵茅挺三脊，神芝曜九明。 菊花偏可憙，碧叶媚金英。 重九惟嘉节，抱一应元贞。



①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① 《艺文类聚》卷四。

泛酌宜长久，聊荐野人诚。
人们把菊花作为重阳节相赠的礼物，因为第一，菊花有种种美德。三国 时魏人钟会曾说：“夫菊有五美焉：黄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 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①。 第二，古人认为菊花是疗疾益寿的佳品。早在东汉时，应劭《风俗通义》就 有记载：“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大有菊，水从山上流下， 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余。 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菊花轻身益气故也。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尉袁 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眩， 皆得瘳”。魏晋南北朝时，盛弘之写的《荆州记》载：“郦县菊水，太尉胡 广久患风羸，恒汲饮此水，后疾遂瘳，年近百岁。非唯天寿，亦菊延之。此 菊甘美，广后收此菊实，播之京师，处处传植”。葛洪《抱朴子》也说：“刘 生丹法，用白菊花汁、莲汁、樗汁和丹蒸之，服一年，寿五百岁”。上述诸 事中，菊花延寿的奇效显系夸大，五百岁的长寿，更充满道教神话色彩。不 过，菊花作为一种药材具有疗疾的功效确实有科学上的道理。重阳赠菊，表 达了赠送者对亲友的关心和良好祝愿，对于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融洽人们 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好处。










































① 《全三国文》卷二十五。

（十）腊日


　　腊日是中国古老的节日之一，据《风俗通义》记载，夏朝称腊日为清祀， 殷商称其为嘉平，周朝则称为大蜡，可见其历史渊源之久远。
　　腊日在每年的十二月，具体在哪一日则因朝代不同而异。三国魏高堂隆 认为，腊日定在哪天，和各个朝代的五行有关，一般都在其所处五行之终为 腊日，如水终于辰，居水德的王朝便以十二月的第一个辰日为腊日。火终于 戌，木终于未，金终于丑，土终于辰，都按上述方法类推。魏据土德，所以 以十二月辰日为腊日。《晋起居注》说：“安帝安崇（疑为隆安）四年十二 月辛丑，腊祠作乐”。这是因为晋据金德，而金衰于丑，故以丑为腊①。南朝 刘宋据水德，故以十二月辰日为腊②。这种解释，虽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但 却反映了腊日不确定的事实。
　　腊日是一年中的大祭之日，祭祀的对象是先祖和百神。东汉时，韩卓的 家奴于腊日窃食祭其先人，被抓住。韩卓很赏识其孝心，当即命人将其释放。 为祭先人，奴仆冒险去窃，主人却给以宽宥，可见当时人们对腊日祭先人的 重视。许慎《说文》载：“腊，冬至后王戌。腊祭百神。”到隋时，杜台卿 写《玉烛宝典》也说：“腊者祭先祖，蜡者报百神，同日异祭也。”可见自 东汉至隋，腊日祭先祖及百神之俗始终无大变化。
腊日又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三国时，王朗十分推崇华歆。华歆腊日招集
家人子侄宴饮，王朗亦效仿。晋时有个隐士名范乔，腊日前夕，同乡之人盗 伐其树。有人将盗者告诉范乔。范乔装作不知，盗树者闻知反大觉惭愧，便 承认是自己所为。范乔不但不怪罪，反而安慰他说：“你节日伐树取柴，是 要与父母团聚欢娱，有什么可惭愧的？”③三国曹魏正元二年（公元 255 年） 十二月腊日，江伟因在国舍不得回陈郡与其父团聚。恰巧其弟有诗寄来，江 伟便答诗说：
蜡节之会，廓焉独处。 晨风朝兴，思我慈父。 我心怀恋，运首延佇①。
　　为了使家人团聚，有时连狱中囚犯也放回家去过节，据《华阳国志》载： 西晋元康初年，王长文试守江源县令。县里捕得一些盗马、盗墓之贼和一些 其他罪犯。时值腊日，王长文对这些囚犯说：“你们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 是我教化不够的过错。在此欢庆腊节之际，我想让你们回家同老小一起共享 节日之乐，但要求你们过节后归还。”群吏怕囚犯不能如期而返，争着劝阻 王长文，但王长文不肯。这些囚犯非常感动，发誓不再为恶，不敢有负王县 令。又据《梁书》记载：何胤任建安太守时，每遇伏日腊日，都放囚犯回家 过节，囚犯们都依期而返。
腊日逐除也是一项传统习俗。《吕氏春秋·季冬纪》说：“命有司大傩 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东汉人高诱注释说：“大傩，逐尽阴气之阳导 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据《晋阳秋》记载：西



① 《初学记》卷四。
② 《通典》卷四十四。
③ 《晋书》卷九十四《范乔传》。
① 《艺文类聚》卷五。

晋末，王澄任荆州刺史时，逐除的百姓发生殴斗，王澄曾派军队包围制止。 又据《小说》所载，东晋时，孙兴公在逐除结束后，曾带着面具与参加逐除 的人一起到桓温家中。可见腊岁逐除，直到两晋时仍被沿袭。南北朝时，民 间的逐除被定在十二月初八。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 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 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这是关于腊八节的较早的文献记载。

（十—）除夕


　　除夕是一年之末，又称“岁暮”、“岁除”。除夕正值新年旧岁交替更 代之际，人们在此日的岁时习俗有两个主要内容：除旧布新和驱邪避厉。
　　岁暮之日，家家都忙着准备蔬菜和饭肴，人们称之为“宿岁之储”，用 此来迎接新年。
岁暮之日，人们相聚酣饮，互相邀请。这种习俗被称之为送岁。 岁暮之日，人们不把饭吃完，总要剩下一部分，称之为“宿岁饭”。到
新年的十二日，将此饭扔到大街上。人们以此象征去故纳新，寄托自己除贫 取富的希望。
　　在驱邪避厉方面，民间有镇宅之俗，即在十二月暮日，挖掘住宅四角， 各埋一块石头。在北朝，朝廷把腊月举行的大傩仪式放在十二月末。据《魏 书》记载：北魏高宗和平三年（公元 462 年）十二月，通过岁除大傩之礼来 耀兵示武。其仪式是，让步兵在南方布阵，让骑兵在北方布阵。步兵分别穿 上青赤黄黑四种颜色的衣服，列为四队。步兵阵中有函箱、鱼鳞、四门等 10 余种阵法，各种兵器周回转易，有飞龙腾蛇之变。布阵毕，南北二军皆鸣鼓 角，众人呐喊，骑将六人往南阵步兵挑战，步兵应战，最后南败北胜。这种 仪式，既有传统的因素，又与当时形势有关。北魏高宗时，北方早已统一。 由于北方的统一，南北对峙也随之加剧。北魏和南朝刘宋的元嘉大战至高宗 时仅仅 10 余年，此期间小的战争仍很频繁。北朝使用骑兵，南朝则习惯步战。 北魏岁除傩仪的骑兵与步兵，则分别象征着北朝与南朝。骑胜步败的安排， 则反映着北魏战胜南朝的意愿。北朝的岁除傩仪从此一直沿续下来，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傩仪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隋书·礼仪志》对北齐的岁末傩 仪是这样记载的：
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 十人，赤帻、皂褥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 首，玄衣朱裳，执戈扬楯。又作穷奇、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 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 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 官第一品已下，从六品已上，陪列预观。傩者鼓噪，入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阁， 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郭外。
这种仪式和东汉时的傩仪已无大区别，只是汉的傩仪在腊前一日，北齐在季 冬晦即岁末，而且北齐傩仪用的童子是 240 人，多东汉时一倍，北齐傩仪所 用的鞞角，也是东汉所未有。这说明北齐这个由六镇鲜卑建立起来的政权， 完全接受了中原汉族文化，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一些传统。

（十二）社日


　　按时序讲，社日并不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节日。我们之所以把社日放在 最后叙述，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社日在时间上极不确定。一般地说，一年中 有两个社日，分别在春秋两季，即所谓春祈秋报。但北齐却是 4 个社日。《通 典·礼典》载：“北齐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右，每仲春、仲秋、元 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同书在记东晋时又说：“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 国县祠社稷先农，及腊，又各祠社稷于坛。”可见社日在魏晋南北朝时，有 时是两个，有时是 3 个甚至 4 个。
　　社日所祭之神，一为社，二为稷。《孝经纬》说“社，土地之主也，土 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稷，五谷之长也，谷众不可遍祭， 故立稷神以祭之。”人类因土以安身，靠粮以立命，土地和粮食是人们生存 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社日祭神就成为上至国君下至庶民都进 行的活动。《礼记·祭法》说：“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 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 立社，曰置社。”这里讲的显然是先秦时的情景，魏晋南北朝时与此虽有很 大不同，但朝廷百姓皆祭社这点是相同的。
朝廷祭社，有关史籍有很多记载。唐杜佑《通典·礼典》记得较为集中，
使我们得以窥见魏晋南北朝时朝廷社日的概貌：
魏自汉后，但太社有稷，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 祭社，但称皇帝。
晋武帝太康九年诏曰：“社实一神，其并社之祀”。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宋仍晋旧，无所改作。
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何佟之议：“其神一，位北向，稷东向。斋官社坛东北南向立， 以西为上。诸执事西向立，以南为上。稷名太稷。”
梁社稷在太庙西。天监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丞牵牲，太祝令赞牲。至大同初， 又加官稷，并前为五坛。
陈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余以骨体。荐粢盛为六饭：粳以敦，稻以牟，黄粱以簠， 白梁以簋，黍以瑚，粢以琏。
后魏天兴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以二月八月，日 用戊，皆大牢，勾龙配社，周弃配稷，皆有司侍祠。
北齐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皇 帝新祠祭，则司农卿省牲进熟，司空亚献，司农终献。
后周立社稷于左，帝亲祠，则冢宰亚献，宗伯终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的社祭活动也很活跃。据《三国志·董卓传》记 载，童卓进入洛阳后，曾派他的军队外出。当时正值二月社日，百姓都在社 下活动，董卓军便将他们围住，抢走他们的牛车，将男子全部杀死，割下头 来作为战利品请功，妇女财物则归为己有。同书《王修传》也说，王修的母 亲在社日这天去世。第二年社日，邻里们正要结社，见王修念其亡母甚哀， 便为他停止了社日活动。可见即使在战乱不已的年代，民间也未停止祭社。 祭社要封土筑坛，坛上要种社树。在民间人们似乎更重视社树，有的甚 至以树为社。《荆州图记》载：“郑县东百步，有县故城。县南里名伍伯村， 有白榆连理树，异根合条，高四丈余，土民奉为社。”张华《朽社赋序》说：
　　
“高柏桥南大道傍，有古槐树，盖数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后去。行路遇 之，则已朽。意有缅然，辄为之赋，因以言衰盛之理云尔”。百年朽槐被称 为“朽社”，则此地以古槐为社之意十分明白。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描述社日民间习俗：“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 然后飨其胙”。社日这天，邀请左邻右舍，带上一些祭社用的肉食和米酒， 在大树下搭起棚屋，进行祭神活动。祭社之后，一起享用祭品，和谐的节日 气氛甚是浓厚。

三、衣食居处习俗

（一）服饰习俗


1.木屐、芒屩、靴子 屐、屩、靴，三者均属鞋类，但又有不同。
　　《释名》说：“屐，搘以践泥也，为两足搘以践泥也。帛屐作之如屐者 也，不曰帛屩而曰帛屐者，不可以践泥，屐可以践泥也，故谓之屐”。搘， 即支，支撑之意。据《释名》的解释，可知屐为一种蹚水踏泥时穿的鞋子。
《晋书·阮籍传》记载：“祖约性好财，（阮）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 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挡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 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 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蜡屐即在屐上涂蜡，以加强其防水性 能。屐不但用于蹚水，还用于登山。《南史·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喜好登 山越岭，幽深险峻之山，岩障千重之峰，莫不毕至。“登蹑常著木屐，上山 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正因为屐用于登山涉水，在泥泞粗砺的道路上 使用，所以人们制造它时，要考虑其坚固耐磨的性能。《南齐书·虞玩之传》 载：“太祖镇东府，朝野致敬，玩之犹蹑屐造席。太祖取屐视之，讹黑斜锐， 蒵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 佐买之，著已二十年，贫士竟不办易。’”此记载原意为虞玩之不弃旧物， 屐穿得破烂至此犹不肯换。但一双屐能穿 20 年，亦见此屐之耐用。东晋南朝， 著屐之人相当多。《晋书·谢安传》载：淝水之战，谢玄等打败苻坚，消息 传来，时谢安正与客围棋。棋罢，谢安回屋，过门槛时，将屐齿折断，由于 高兴，竟丝毫不觉。同书《五行志》载：“旧为屐者，齿皆达楄上，名曰露 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阴卯”。这记载是作为预兆不祥的服妖而出现在史 书上，但我们剔除其迷信成份，可以看到屐在东晋时流行变化的情况。《宋 书·刘凝之传》记载，刘凝之不吝财，有人曾错认刘凝之的屐。刘凝之说： “这双屐我已穿坏，我让家人拿一双新的赔你”。后来此人找到自己所失之 屐，将新屐退还，刘凝之不肯再要。《南史·沈麟士传》载：沈麟士曾在路 上走，“邻人认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邻人得屐， 送前者还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太平御览》引《元嘉 起居注》说：“刘桢弹广州刺史韦朗赃有白荆屐六七十量。”以上数例可以 看出几点，第一，屐多为木制，下有齿，以防滑，还要经过涂蜡加工，制做 工艺较复杂。第二，所穿的屐丢失，还要寻找，以致误别人之屐为己所失， 甚至在官任上利用职权为自己做大量屐，以至被劾为贪赃。可见屐在当时属 较贵重之鞋。
　　与屐有关的鞋还有屩。《说文》曰：“屩，屐也。”然而二者不完全相 同，《释名》说：“?，草屐也，出行着之。?轻便，因以为名也”。联系 前引《释名》，屐与?，又有可践泥与不可践泥的区别，可见?为屐的一种， 多以草为之，较轻便，因而又有芒?之称。因其材质非木，故没有屐耐穿， 又不耐泥水浸泡，所以不如屐贵重。《晋书·刘惔传》载：“（刘）惔少清 远，有标奇，与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贫，织芒?以为养，虽草门陋巷，晏如 也”。《南史·褚彦回传》载：“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百姓咸负担而立。 时父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著芒?，于斋前习行。或讥之，湛之曰：‘安
　　
不忘危也’。彦回时年十余，甚有惭色。”时值宋魏元嘉大战，褚湛之让子 弟穿上轻便的芒?，以便危急时行走方便。从其让子弟著芒?习行来看，当 时贵族是不大穿芒?的。因为芒?为草编，穿上扎脚，若长时穿此走路，肯 定不会好受。这一点我们从另一条材料中可以看出。《梁书·沈瑀传》载： 沈瑀为余姚县令，初至任上，见一些有钱的吏属全都穿着华衣丽服，以显示 比其他吏人高贵。沈瑀大怒，说：“你们这些下等县吏，胆敢自比贵人”。 便让他们换上芒?布服，终日侍立。稍有站立不稳，便大加捶笞。这些平日 鲜丽美服的富吏，穿着芒?，侍立蹉跌的窘状可以想见。南朝的达官贵人穿 芒?者亦有记载。《梁书》载，范缜在刘?门下时，一直是芒?布衣，徒行 于路。处士何点，“虽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
?，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号为‘通隐’。”《陈书·沈 众传》载：“（沈）众性■啬，内治产业，财帛以亿计，无所分遗。其自奉 养甚薄，每于朝会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屦。永定二年，兼起部尚书， 监起太极殿。恒服布袍芒?，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噉之，朝士共 诮其所为”。以上所引著芒?之人，或因俭，或因吝，总之属特例，不代表 上层社会的风气。南朝士人一般不穿?，还有一条材料最为典型。《魏书·李 孝伯传》载，魏宋元嘉之战时，李孝伯受命与刘骏长史张畅对话。李孝伯对 张畅说：“君南土士人，何为著?？君而著此，将士云何？”可见南土士人 不穿?，连北方士人都知道。上层社会不穿芒?，是因为不论从材质上还是 舒适感上，芒?都不如木屐。《宋书·五行志》载：“元康至太安间，江、 淮之域，有败编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干宝尝使人散而去之，或投 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视之，悉复如故。民或云，见狸衔而聚之。”《晋书·五 行志》亦有与此相同的记载，而且更明确地把“败编”记成“败?”。可见 败编即为破草?。前述木屐时，有穿至 20 年不愿弃之例，而且史籍中没有弃 屐之载。而破敝的芒?却扔得满地皆是，也反映了二者间的贵与贱。
上述屐与?亦反映了一个共同点，二者虽有贵贱不同，但均为南朝的鞋
子。我们说屐与?流行于江南，并非说其在北方绝无踪迹。《晋书》记载， 早在三国时，诸葛亮北伐不成，病死五丈原，蜀军退走，司马懿出兵追之。 “关中多蒺?，帝使军士两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悉著屐，然后马 步骑俱进。”同书又载，石勒攻刘曜时，派人穿着铁屐施钉登城。二者均为 用于军事目的的著屐特例，并不代表北方之俗。
北方流行穿靴之俗。《释名》说：“靴本胡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
三国曹操《与太尉杨彪书》中，记载赠给杨彪的东西中就有“织成靴一量”。
《晋书·石季龙载记》载：“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 袴，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游于戏马观。”《北堂书钞》亦载：“石虎皇 后出，女骑千人，脚皆着五色靴也。”前燕慕容皝《与顾和书》中也有“今 致绣袜一量，绣靴一量”之语。《太平御览》引《北齐书》载：“郑太妃初 与神武避葛荣，同走并州，负困，燃马尿，自作靴。”《北齐书·高谐传》 载，任城王高谐在任并州刺史时，审理过一个关于靴子的案件。有妇人在汾 水边洗衣，将新靴置河边。有一乘马人经此，将新靴拿走，旧靴留下，妇人 持旧靴到高谐处告状。高谐便将城外的老太婆们召集一起，拿出旧靴对她们 说：“有个骑马人在路上被强盗所杀，留此遗物，你们认识不？”有一老太 婆见此靴便大哭说：“这是我儿子的靴，昨天他穿此去其岳父家。”于是抢 靴之人很快被查出。上述诸事，或以靴为礼相赠，或为丢靴诉讼官府，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