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这样一所特殊的大学：它由当时中国 3 所著名
的大学联合而成，但合并前的 3 校又各自相对独立；虽然它只存在了 8 年， 但它却集中了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师资，培养了大批科技、教育、政治人才， 在此期间，教师、学生的民主运动如火如荼，此伏彼起，“一二·一”运动 在爱国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它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 南联大。
一、辗转南迁 共建联大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由此中国人民 也拉开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国民党政府好像一开始就已认识到战局 对己不利，所以在北平（今北京）沦陷以前，就命令清华大学等高校准备南 迁。7 月底，北平、天津相继陷入敌手，北方各大学被迫纷纷南迁。为了便 于加强对战时大学的领导，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遂命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 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湖南省府长沙合组新校，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1937 年 8 月在南京成立筹备委员会，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胡 适、顾毓秀、何廉、傅斯年、杨振声为筹委会委员，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 任委员。8 月 28 日，教育部又指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3 人为筹委会常 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负责办理校址勘定、科系设置、师资招聘、学 生收受以及新设备的置设等事宜，并即派人前往长沙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9
月 13 日，筹委会在长沙举行第一次会议。9 月 28 日，开始启用国立长沙临
时大学关防。10 月 18 日，学生开始报到；10 月 25 日开学；11 月 1 日，临 时大学正式上课。这样，3 校就在长沙开始了合作办学、并肩创业的新篇章。 当时的临大，有教师 148 人，学生（包括他校借读生在内）约 1450 人。 北大、清华、南开 3 校原来院系较多，此时进行了调整、归并。如将历史、 社会学合为一系；哲学、心理、教育合为一系；地质、地理、气象合为一系
等。长沙临时大学共设有文、理、工、法、商 4 个学院，17 个学系：
　　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 学系等 4 系。
理学院，下设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算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
系等 5 系。 工学院，下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
学系等 4 系。
法商学院，下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等 4 系。 临时大学的校址设在长沙原圣经书院、德涵女校旧址及四十九标营房等
地。文学院因院址在衡山县南岳，与校本部距离较远，所以也称为长沙临时 大学南岳分校。
　　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务，由 3 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的 3 人 常委会主持，并由蒋梦麟兼总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为 了分别办理各项事务，又设立了课程委员会、教室宿舍设备委员会、军训队 等各种组织。各系的系务则由各系的教授会主席主持。
　　临时大学的创设，正值抗战开始，举国振奋的时候，因此全校师生对抗 战救国怀着满腔的热忱，迫切希望听到外面的消息。开办初期，学校曾邀请 各界人士前来讲演，其中有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共产党人士徐特立、
　　
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以及新闻界著名人士张秀鸾等。他 们讲演的内容虽多为预测国际形势，分析抗战发展前途，但由于政治立场不 同，思想观点各异，讲演的政治倾向和目的很不一样。像徐特立介绍延安和 八路军抗日情况及动员民众问题的讲演，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大家都用 严肃的态度听讲，以热烈的情绪鼓掌，掌声时常打断他的讲话。”这也反映 出当时校方“兼容并包”的传统学风。因此有人说：“这个在搬迁中的临时 大学，设备虽然简陋，大家却那末富有朝气。而生活愈简单，做事的效率便 愈高，纠纷也愈少。”而且 3 个学校合在一起，“短长互见，可取长补短； 而人才集中，也为任何一校所不及”。
　　临时大学只在长沙进行了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1937 年底，南京沦陷。 日本侵略军自华北及长江一带步步进逼，局势日紧，举国震动。于是临时大 学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于 1938 年 1 月议定，迁往云南省昆明市。随即 派人到昆明准备校舍，添置设备，并动员学生填写入滇志愿书。因为原来临 时大学的学生中有一大批人或去从军，或去战地服务，或去陕北学习，至 2
月 10 日，总共赴滇学生为 820 人。
　　1938 年 2 月中旬，临时大学开始搬迁。人员分成两路，一路主要是女生 以及身体较弱不适于长途跋涉或不愿参加步行者，概经粤汉路至广州，取道 香港至越南海防，而后经由滇越路进入云南；一路则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 步经晃县、贵阳、盘县等地前往昆明。参加旅行团的学生 244 人，教师有闻 一多、曾昭抡、黄子坚、李继侗、袁复礼、许维遹、李嘉言、王钟山、毛应 斗、郭海峰、吴徵镒等 11 人。全体教师组成辅导团，并成立湘黔滇旅行团指 导委员会，由黄子坚任主席，李继侗、曾昭抡、袁复礼为委员。聘请国民党 中将黄师岳担任团长。全团分为两个大队三个中队，实行军事管理，旅行途 中必须绝对服从领导。2 月 20 日，两部大卡车载上行李先行出动，大队随后 出发。一路上，每天清早，师生们早餐刚毕，就踏上征途向西前进，少则五 六十里，多则八九十里。
他们根据沿途村镇分布的情况，选择适当的地点休息、宿营。除了每天
要完成的步行任务，师生们也沿途观赏了些风景名胜：他们瞻仰了红岩碑、 伏波祠、诸葛洞等名胜古迹，领略了桃花源、飞云岩、火牛洞、九峰山等幽 美壮丽的风光。他们还访问了侗家村落和苗民彝民的山寨，亲身接触了各地 的风土人情，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困苦生 活，并亲手采集了各种动植物标本。有一部分爱好文艺的学生，在闻一多先 生的指导下，还组织了歌谣采访组，该小组最坚定的成员、哲学心理教育学 系的学生刘兆吉，不辞辛劳，在 3500 里的旅程中采集到了 2000 多首歌谣， 后来选择一部分出版，定名为《西南采风录》。他们还在沿途进行了抗日救 亡宣传活动，向各族人民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号召大家起来，把日 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在贵州炉山曾举行过苗汉联欢大会，苗民们吹芦笙跳舞， 同学们则放声高歌，其乐融融。4 月 28 日，经过 68 天的长途跋涉，“湘黔 滇旅行团”的全体师生在团长黄师岳的组织领导下，整队进入金马坊，阔步 在长街之上，在昆明各方面人士和先期到达的师长同学们的热情欢迎下，“精 神旺盛”地到达了预定地点。这次旅行，不仅使师生们的身体得到了锻炼，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们吃苦的本领和集体生活的习惯。在这次难忘 的旅行中，大家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1938 年 4 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后，4 月 2 日，即奉国民党政府

教育部令，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 月 2 日学生注册，5 月 4 日开始 上课。由此，习惯上也把“5 月 4 日”作为西南联大正式成立的日子。
　　刚开始时，由于缺少集中的校舍，学校被迫分为两部分：理学院、工学 院设在昆明，借昆华农校、昆华工校、昆华师范、昆华中学及拓东路迤西会 馆、全蜀会馆、江西会馆上课，称为西南联大本校。本校设一校务会议，由 两院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建设长及教授代表 5 人组成，负责处理两院院 务及本校经常事务。文学院、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租借原法国银行及原法国 领事馆旧址等地为校舍，称为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分校也设一校务会议，由 两院院长及教授代表 4 人组成，并互推主席 1 人，负责两院教务及有关事务。 分校只开办了一学期，即迁回昆明。
　　西南联大的院系设置，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基本相同。1938 年 8 月，增 设师范学院，内设国文、英语、史地、公民训育、数学、理化、教育等 7 个 系，以及师范专修科。其它院系也有局部调整，原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历史学 系和社会学系，分别隶属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工学院则增设了航空工程学系、 电讯专修科，并增设大学先修班。至此，西南联大共有 5 个学院，26 个系，
2 个专修科，1 个先修班，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西南联大的校务由校常务委员会主持。常务委员会是联大最高行政领导
机构，仍由 3 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而以
梅贻琦为主席（原定 3 校校长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实际上蒋梦麟和张伯苓 均在重庆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常委会主席一职则由常驻昆明管理校务的梅贻 琦担任）。在常务委员会下，校一级的行政机构有：总务处，先后有周炳琳、 沈履、郑天挺任总务长；教务处，先后有潘光旦、樊际昌、周炳琳、杨石光 任教务长；训导处，由查良钊任训导长。联大设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两种组 织：校务会议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 长及教授代表 12 人组成，以常务委员会主席为主席；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 教授组成，是一种咨议机构。各学院院务由院务委员会主持，各系的系务也 由各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系主任）主持。另外，在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 西南联大还设立了各种专门委员会，组织教师参加学校管理工作，协助常务 委员会分别办理各项行政和教学事务。8 年期间，联大共设立过 70 余个专门 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设主席 1 人，委员数人，均为兼任，不计报酬，其任务 完成后即行撤销。
此外，北大、清华、南开 3 校还各自保留着自己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学
组织系统，各自设有办事处，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的事务。3 校参加联大工作 的教职员，除了由联大发给聘书外，各校还单独发给聘书。战前在 3 校学习 的学生，入联大继续就读的，仍保留原校学籍，毕业时分别由各校发给毕业 证书。
　　1939 年夏，西南联大开始使用在昆明大西门外所购买的 120 余亩土地上 建造起来的新校舍。新校舍包括 100 余所低矮的土墙泥地草顶（也有部分铁 皮顶）的平房以及比较高大一点的图书馆和饭厅。文、理、法商 3 个学院的 教室、实验室和学生宿舍全部设在这里。师范学院也在新校舍附近，并设有 图书馆分馆。工学院仍设在拓东路迤西、全蜀及江西 3 会馆旧址。需要一提 的是，西南联大在蒙自分校撤销后又于 1940 年在四川叙永设立了分校。这是 因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加强了对西南大后方的军事轰炸，1940 年昆明连遭轰炸，联大校舍亦未幸免，图书馆、生物实验室、宿舍都各有一
　　
部分被毁。因此，在 1940 年 8 月，西南联大奉教育部令，在四川叙永设立了 分校，准备在以后战势紧急时再往四川转移。并规定，凡 1940 年录取的联大 新生都一律到叙永分校报到。1941 年 1 月 2 日叙永分校新生报到，1 月 6 日 开始上课。分校下设理、工、文法 3 个学院，并附设 1 个先修班，共有学生 千人左右。由于在仓促之间建立，物质匮乏，分校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校 舍分设在一些破败的庙宇里，学生终日伴着泥菩萨学习和生活。次年夏，日 寇轰炸减少，昆明局势稍趋稳定，联大迁校之议遂作罢论。8 月底，叙永分 校迁回昆明，并入本校之中，吃了半年多苦的游子也回到了大本营。
　　这样，从北平、天津各自独立的 3 校南迁长沙共建长沙临时大学到撤离 长沙，经过长途跋涉在昆明大会师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 年之中，由于日寇 的步步紧逼，也使这 3 所高校间的团结合作越来越紧密。虽然条件比原来要 艰苦得多，但西南联大却充分发挥了合作办学的优势，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 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二、克服困难 教学科研结硕果


　　在外敌入侵、困难当头的时刻，北大、清华、南开 3 校能够几经变动， 最终在昆明重开教业，确属不易。但 3 校广大师生在当时时局动荡、物价飞 升、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是前所未 有的。这种种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经费短缺。抗战前，3 校的经费来源各不相同。北大的经费完全靠 国民党政府支付；南开系私立学校，抗战开始后经费来源枯竭，接受政府部 分津贴；清华经费则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以庚款支付，抗战开始不久， 庚款停付，清华的经费来源也告中断。这样，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学校经 费已完全由国库支付。从 1937 年 9 月开始，国民党政府以抗战为由，紧缩文 教经费，将原核定各国立学校的经费改按 7 成拨发。临时大学搬迁到昆明改 称西南联大后，国民党政府则只把 7 成经费中的四成交给联大，所余 3 成又 以所谓“统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及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为借 口，规定全部上缴。联大每年的经费预算数平均为 120 万元左右，仅及抗战 前清华一校的经费额，而这个数额国民党政府还一拖再拖。至于联大的校舍 建筑和图书设备所需费用，政府则置之不顾。在三校合并、人员倍增而货币 又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联大在经费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经常入不敷出。 为了筹措经费，学校当局和一些教授不得不四处奔走，请求援助，同时还得 向银行透支和借债。
二是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匮乏。日军侵战北平后，北大的图书、仪器和
校具大量被毁，丰富的藏书和珍贵的仪器落入敌手。清华虽提前运出一部分 图书、仪器，但在转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损失严重。长沙临大时期，全校 仅有中外文图书 6000 余册。西南联大虽设法搜集购买，但在上海、武汉相继 沦陷后，国内来源几近中断；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战香港后，国外图书 也只能通过印度孟买购置。由于教育经费有限，无法满足需要。8 年中，联 大共有中文、日文图书 34100 册，西文图书 13900 册，合计不过 48000 册。
1940 年，英国牛津大学赠书 1454 册。北京图书馆迁至昆明后，也为联大提
供了部分图书、期刊。另外还由联大出资将北图战前向国外订购的西文期刊
70 余箱自香港运至昆明，供联大理、工两院使用。但这些图书资料还是远远 不能满足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尤其是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奇缺，根本不 能做到人手一份。因图书量少，学生到图书馆借书，经常要排起长长的队伍， 但还是有些学生连一本书也借不到。学生借不到、买不起书籍，就主要靠上 课时专心听讲，认真地记笔记来汲取知识，进行学习。
　　当时的仪器设备也十分简陋缺乏，实验用药品严重不足，以至不得不停 止和削减一些实验项目，一些实验性的科学研究也无法进行。工学院由于清 华、南开南迁时抢运出一些仪器，还能勉强应付教学的需要。理学院的情况 就差多了，北大南迁时，没能运出任何仪器设备，只有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将 分光仪的光学部分（三棱镜）带了出来。由美回国的马大猷带回一具低压汞 弧灯，于是在附近的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把三棱镜等 放在一个简陋的木制架子，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 效应”实验。生物系的实验用显微镜太少，只能用切片固定在显微镜上的办 法，让学生排队轮流看。化学系只能保证 5 门课有实验，而且是用自制的泥 炉烧木炭来代替煤气炉和电炉。像烧碱、硫酸一类最普通的化学药品还得靠
　　
从香港进口，辗转获得。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只能把校舍附近残破不全的碉堡 改装成气象台。师生们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因陋就简，想尽办法自制 或仿制一些实验仪器，坚持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但是，由于仪器设备的 精确度太差，很多实验误差大得惊人，只能进行实验方法和步骤的训练，根 本不可能由此获得准确的数据和结果。
　　三是师生的生活条件艰苦。先说教师，从 1937 年 9 月起，教师的薪金被 改为按 7 成发放（以 50 元为基数，金额按 7 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 所剩寥寥。自 1940 年起，虽又改为发放全薪，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 联大师生已经同广大人民一样，成为饥饿线上的挣扎者。到 1943 年下半年， 联大教授每月薪金已经由战前的 300 多元降到实值仅合战前的 8.3 元，只够 维护全家半个月的最低生活标准。一般职工的生活更是困苦不堪。当时的联 大教授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出外兼差。理科的一位教授夜间兼做家庭教师， 只是为了换得一餐晚膳，足见其穷困潦倒的程度。闻一多到昆华中学兼任一 专教员，晚上还要在油灯下，埋头为人刻制印章，以换取一家 8 口的糊口费 用；著名哲学家汤用彤等一些教授一度只能食粥度日；梅贻琦吃的经常是白 饭拌辣椒，如果吃上了菠菜豆腐汤，就很高兴；吴大猷教授身着大补丁裤子 去上课；曾昭抡教授穿的鞋子，经常是前后见天。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发放一 些诸如平价米贷金、教员奖助金、学术研究补助费等款项，但这种津贴同物 价的涨幅相比，则有如杯水车薪，根本于事无补。如 1943 年发给每个教授的 所谓学术研究补助费 500 元，其实际币值仅折合战前 2 元左右。即使在这种 困窘的生活条件下，大多数教师仍出于责任感，勤勤恳恳地坚持教学和科研 工作。当然，这种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也难免对联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产生 种种影响。教师因外出兼差，缺课、迟到的现象屡见不鲜；随意合并课程， 缩短学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再说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联大的校舍简陋、分散，学生们上课、吃
饭、住宿都不在一起。很多学生住的是茅草顶、土墙、泥地的宿舍，灯光昏 暗，而且即使是一间很小的茅屋，也要挤住 40 多人。宿舍里没有书桌，教室 中的课桌，很多也是用土基搭上木板，拼凑而成。学生们自学时除了要去抢 占图书馆有限的座位外，有的就不得不到街市的茶馆里去看书。有一个时期， 由于宿舍和图书馆简陋不堪，每逢 6 月到 8 月的雨季，学生们就不得不打着 伞睡觉、看书了。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是， “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 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 则就会被吹掉。”在昆明屡遭日寇飞机轰炸的那段时间，校舍受到破坏不说， 学生上课的时间也被迫改在上午 7 点至 10 点，下午 3 点到 6 点，两课中间只 休息 5 分钟。一有警报声，就立即停课。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 活动。在经济方面，联大学生的状况也是十分困苦的。1940 年昆明的物价开 始陡涨后，联大学生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化。虽然享受公费待遇的学生数在逐 年增加，但仍有一部分学生与公费无缘。而即使是享有公费的学生，也因物 价不断飞涨，实际上仍然达不到温饱水平。学生的伙食费在 1938 年每月 7 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到 1940 年涨到每月 200 元，1944 年涨到每月 1000 多元，1945 年到了五六千元，而在 1946 年则到了每月伙食费 1 万元，还是 整月尝不到肉味。学生们吃的是用发霉的黑米，加上 1/10 的谷子、稗子、砂 子、泥巴等物的所谓“八宝饭”，菜是不见油和盐的水煮青菜。即便这样，

还是不得不把每日的三餐改为两顿。由于学生的基本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 障，于是兼差之风盛行。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约有一半的学生在校外兼差， 其中以当中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的最为普遍。也有些学生在商店当伙计、或 上街卖报、作邮差。很多学生因为经济无着，兼差负担过重，学习质量难有 保证，被迫休学、退学的比比皆是，有的学生时断时续，读了六、七年才可 毕业。
　　四是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统制。抗战期间，陈立夫担任了教 育部长，竭力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制度和法西斯的教育统制政策，对学校 和师生采取全面的统制干涉办法，严重窒息了学校学术研究的自由气氛，限 制了师生的进步活动。西南联大作为西南大后方的最高学府，自然也成为加 强统制的重点对象。主要表现在：第一，加强对大学生的法西斯党化教育。 国民党政府提出要以三民主义作为“教育的最高准则”，而这时的三民主义， 实际已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联大当局为了贯 彻党化教育的方针，除把《三民主义》和《伦理学》定为必修课外，还成立 了“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加强对学生的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同时还搞每 月一次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由国民党党政要员对学生训话。通过这 些名目繁多的党化课目，对学生进行封建的、法西斯的奴化教育。第二，加 强对大学课程的统制，“部订”划一科目。1938 年 9、10 月间，教育部颁布 了《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1939 年 8 月，又颁布了《各院系必修选修科目 表》，企图通过划一大学课程的办法，来适应法西斯专政的政治、经济和军 事需要，并达到控制学生思想的目的。联大当局基本上是按照“部订”标准 实施了全校的共同必修科目的。而对于各系的必修和选修科目，因为广大教 师的抵制，并没有完全按照教育部的那一套执行。第三，严格规定考试制度。
从 1941 年起，教育部明令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改为总考制，除本学期课程
外，须再通考各学年的主要科目，目的在于使广大学生陷入繁重的复习应试 中去。就在这年，联大毕业班的学生组织了“反总考委员会”，反对总考制 度。对于学生的抗争，教育部一再密令联大当局，要将学生“开除”或“不 予毕业”，压制学生，最后竟发生了迫使联大四年级学生、反总考委员会干 事自杀的后果。第四，片面强调培养“实用”人才。注重发展“实科”，而 贬低文法科以至理科。这反映在招收学生和派遣公费留学生上，实用科学的 比例要大于文理科。而在公费待遇等方面，工科学生也较文理科的学生优厚。 这种做法深为广大教师所不满。第五，加强对教师“资格”的控制。1940 年
10 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以“学术
审查”的名义，规定各大学已聘任和准备聘任的教师均须呈报教育部，由教 育部的“学术审议委员会”审查、核定其等级，并由教育部发给所谓的审查 合格证书。而学校必须依据部定的等级聘任教员。这不但有利于加强国民党 对大学生的统制，而且也使他们以审查为借口排挤、打击进步教师。联大教 授对这种“资格审查”曾强烈反对，拒绝填表上报，结果教育部竟蛮横地扣 发了这一年的学术研究津贴。
　　在上述种种恶劣的条件下，不管是来自日寇的飞机骚扰，还是物质生活 上的艰难困苦，或是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的精神压迫，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不 畏艰苦，不惧强暴，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里培育出了许多光辉的爱国民主战士、共产主义者和具有真才实学的、 享誉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联大也结出了累累硕果。
　　
而且 3 校合并，彼此取长补短，将各校原有的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 新的传统融为一体，形成了这一时期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共有的一些特点。
　　3 校集中，老师人数大增；人才荟萃，实力雄厚。8 年中，联大曾先后聘 任过的教师达 778 人，全校教师常年保持在 350 人左右，其中教授、副教授 约占全校教师人数的一半，文理法各系的教授多在十几人以上。拥有如此强 大的教师队伍，自然联大开设的课程也异常丰富，共约 160O 门以上。各系课 程除按“部订”需求加以编排外，还参照各校传统，并发挥 3 校教授的专长， 互相补充，分工开课。如历史系开设的国别史、断代史课程较战前任何一校 都为齐全；化学系在原北大、清华的基础上吸收了南开化学系的特点，加强 了实用性的专门课程，如《国防化学》、《药物化学》、《染料化学》、《酿 酒化学》等等；其它系也都因 3 校合组，诸教授各展所长，开出了一些战前 各校都未曾开过的新课程。
　　西南联大十分重视基础课教学，强调给学生打下宽厚、扎实的基础。全 校共同必修基础课和各院系必修基础课的比重都很大。当时，一、二年级的 学生，除了“三民主义”、“伦理学”、军训、体育外，不论文、理、法、 工科都必须学习国文、英语、中国通史；理工科的学生还得必修 1 门社会科 学课程，文、法科的学生则要必修 1 门自然科学类的课。加上各学院自己规 定的共同必修科目，这样，一年级的课程几乎全部是校或院系共同必修课。 如经济学系一年级必修课有 9 门，即国文、英文、中国通史、伦理学、逻辑 学、自然科学（任意一门）、经济学概论、体育、军事训练，共 40 学分，俱 为共同必修课。不但基础课程面广、量大，而且联大的基础课教师也多由学 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大多数系主任和知名教授除给高年级 学生和研究生讲授专业课外，同时也都讲授共同必修课。如，为全校一年级 学生开设的国文课，就由闻一多、杨振声、沈从文、浦江清、罗庸等教授讲 读本，助教改作文。中国文学系为二年级学生开设的必修基础课程：中国文 学史概要、历代文选、文字学概要、声韵学概要等，也都是由朱自清、游国 恩、浦江清、罗常培、唐兰等人讲授。为一年级学生开设的共同必修课“经 济学概论”，也是由经济学系系主任陈岱孙教授等来讲授的。理科也是如此， 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教授周培源、赵忠尧、郑华炽、张文裕等人都为一、二 年级学生讲授过普通物理、力学、电学等基础课。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生 物学系系主任李继侗也都为一年级学生讲授过“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 等课程。这些基础课、必修课使学生获得了广博的知识，打下了宽厚坚实的 科学基础。这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深造，进行专门研究；同时也便于学 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利于就业。
　　联大“学术自由”的气氛比较浓厚，课程安排也比较灵活。学派渊源和 治学传统各不相同，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一致的学者、专家云集，因此 就出现了在讲坛上、在科学研究和指导学生课外活动中各派学术观点自成一 家，各抒已见的“争鸣”局面。教授们讲课，大都是根据自己的专长，讲个 人研究成果或心得，这也就常有 1 门必修课由几位教授同时开讲或由多名教 授轮流讲授的情况。这些课程内容虽大体相近，但学术体系、重点、方法、 甚至政治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如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曾分别由吴晗、 雷海宗、孙毓棠和钱穆等教授讲授：吴晗主要讲制度演变史，用“纵法”讲 授，系统性强；雷海宗的主要观点是历史循环论，用“横法”讲授，故事性 较强；孙毓棠主要侧重于经济方面的讲授；钱穆则主要讲解他所著的《国史
　　
大纲》中的观点。联大的必修专业课也经常列出多种专题，由多名教授同时 讲授，任学生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比如，中国文学系文学组，高年级 学生必修课《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中，共列有论语、孟子、诗经、左传、三 国志、后汉书、水经注、史通、乐府诗、韩愈文十种，由闻一多、罗庸、许 维遹、游国恩等教授讲授，每种课 2 至 4 学分，规定学生可以任选 4 到 6 学分。因而教学效果好的课就吸引了众多的学生来听讲。至于选修课，开设 的门类更多，学生选择的余地也更大。本科学生在 4 年的时间里，一般学习
30 门左右的课程，其中约有 2/5 是选修课。学生选课，虽有教师指导并须经 系主任签字，但只要符合有关规定，可不受院系限制，根据专业需要和个人 爱好选修本系或外系的有关课程。有不少理科学生选修文科的课程，像中国 文学史、中国哲学史、逻辑学等课程都受到一些理科学生的欢迎。甚至有物 理系的学生因在听课过程中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而转到中国文学系里读书 的。
　　联大还经常举办定期学术报告会和不定期的学术讲座，也成为一种有效 的教学方式。例如自 1942 年起，中文、历史两系共同组织的文史讲演会，邀 请校内外的专家主讲，共举行了 50 余次，讲演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 面的问题。在这些学术活动中，不同学派都可自由地充分阐发自己的观点， 介绍自己的研究心得。西南联大灵活的课程安排和课外多种形式的学术活 动，对开阔学生眼界、启迪学生思考问题大有裨益。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 的见解主张，也经常使学生议论风生，深入钻研，整个联大学术讨论的气氛 相当浓厚。当然，也应当指出，在国民党对教育领域的严密统制下，在联大 宣讲各派学术观点的“自由”，其程度也只是相对的，不但马列主义在联大 讲坛上被完全排斥掉了。而且连一些进步教授发表的一些激进民主主义的言 论，也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非难。
西南联大对学生质量严格把关，要求甚严。录取的新生严格按照考试成
绩来决定。入学后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以成绩决定升降级，淘汰率比较高。 总计在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有 8000 人左右，而真正读到毕业的本科学生只有
2000 余人。排除应征入伍和生活困难被迫休学、退学等因素，由于成绩不合
格而被淘汰的比例是很大的。联大实行学分制，学生在校期间，除党义（三 民主义）、体育、军事训练的学分外，必须修满 132 学分。凡修满规定课程 及学分，党义、体育、军训也都及格，毕业论文审核通过，学生方可毕业。 联大学生考进时分系但不算入系，经过 1 年的学习，本系有关的必修基础课 必须在 70 分以上，才能在本系继续学习，否则须转至他系读书。如果学生全 年有 1/3 的课程不及格，就得留级；如果全年一半的功课不及格，即令其退 学。不仅专业基础课如此，而且文化、体育等基础课程也同样严格要求。经 济学系系主任陈岱孙教授在一次审批学生的选课单时，发现有个学生填了一 门“国济贸易”，他用铅笔指着“济”字，说“改一改”，那个学生马上改 为“暨”字。陈先生便用红笔把这门功课划掉，替这位学生填上了一门 3 学 分的“大一国文”课程，本科 4 年中，每学年的体育课都为必修，体育课不 及格，学分不够，同样不能毕业，这也就敦促学生边勤奋学习，用功读书， 边刻苦锻炼身体，不致因身体状况而影响学业成绩。
　　西南联大给学生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灵活而又严谨的教学方式，都给当 年的联大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中获益非浅。 国际知名学者、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1983 年杨振宁在回国讲学时谈到：“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 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
的 4 年和后来 2 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 实的基础”，“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联大时期的教学和科研方面，除了上述的一些共同特点外，各院系还有 其各自具体的研究成果。文学院各系的必修、选修课名目繁多，学术气氛异 常活跃，因而学术成果也较多。许多学者利用当地的条件，因地制宜，开辟 了一些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地，像中文系教授罗常培的《汉藏语言调查》、王 力的《汉越语研究》即属此类。其它如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 学系的教授们也都各就所长，开出一系列的新课，丰富了广大学生的求知领 域。闻一多随着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造诣也有所加深，写 有《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外》、《尔雅新义》等多部 专著；王力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和《现代语法 摘要》3 本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语法的规律；汤用彤《两汉魏晋南北 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和郑天挺的《清史探微》等著作也都是他们 各自在联大时期的研究成果。理学院由于仪器设备缺乏，实验方面的教学和 科研条件很差，但即使这样，理科各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仍取得了不少成就， 在课程开设上，算学系华罗庚开设的《解析数论》、《连续群论》、《行列 式》、《方阵》等课，都是结合自己的研究所得，反映了当时国内的最新学 术动向；其它各系，像周培源的《流体力学》、《广义相对论》，王竹溪的
《热力学》、《统计力学》，吴大猷的《原子与分子光谱学》，邱宗岳的《高
等理论化学应用热力学》，张景钺的《植物生态学》和《植物解剖学》都是 质量很好的课程，深受各系学生的欢迎。在研究方面的成果也不少。算学系 的科研活动在理学院中较为突出，以华罗庚、江译涵、华宝騄、陈省身等为 代表的一批数学界的骄子们 8 年中共发表论文 127 篇，其中很多已具有国际 水准。辛勤的努力换来的是累累硕果，1941 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获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会自然科学类一等奖；1942 年周培源关于激流论的 研究在教育部第二届学 术审议会上也获得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其它如吴大 猷、王竹溪、孙云铸、冯景兰、曾昭抢等教授们的研究成果也都频频获奖， 在社会上获得广泛而一致的好评。工学院的教科书编著和进行的专题研究的 合作工作也都很富有特色，联大期间出版的教科书有 8 种，而因印刷困难未 能出版的则有 14 种之多，另外编译或翻译的教科书也有很多种；与资源委员 会进行的专题研究合作工作虽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成果不很显著，但也给 工学院的教师们创造了动手实验的机会。法商学院和师范学院也都在教学和 科研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为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和教育事业作出了一 定的贡献。
　　应该说，在种种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能够正 常进行下去，并且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是很不容易的。成就的取得，应 该归之于广大联大教师的辛勤耕耘和忘我奋斗的精神，没有他们的努力，没 有他们那种为祖国、为民族而拼搏奋进的意志，西南联大不用说能取得如此 的成绩，就是它能否存在，都还可能是个疑问；成就的取得也应该归之于众 多的学生的刻苦学习态度，他们不但把联大作为抗击日寇的后方阵地，而且 以联大为家，在名英荟萃、教授云集的联大，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汲取知 识中的营养，自觉的塑造自己，完成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大飞跃。不
　　
管是教师，还是学生，西南联大都给我们今天的学校做出了楷模。

三、民主运动的堡垒


　　北大、清华、南开 3 校本来就都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长沙临大和西 南联大的 9 年时间里，进步师生们更是继往开来，为坚持进步，争取民主， 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民主运动的初期发展。在长沙临大时期，由于北大和清华的一部分共 产党员转到临大就读，所以联大于 1937 年 10 月就成立了拥有 10 余名党员的 支部。西南联大开学后，3 校及从延安、北平、天津、重庆等地转去联大读 书的一些共产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都积极主动 地开展了活动。由于组织关系没有接转上，初期党的活动还比较分散，所以 刚开始时，联大有两个互不联系、彼此独立的党支部。1940 年春，联大成立 了中共总支部。8 年中，累计在联大学习过的地下党员有 150 多人。联大党 组织是当时云南党员人数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地下党组织，这一时期， 她团结广大师生在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学生们中间，几 个公开的进步社团，如“群社”、“冬青社”、联大剧团等组织，都密切协 助党的工作，开展了很多进步活动。
　　“群社”是联大初期最有影响，群众基础最雄厚的进步学生社团。它是 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由原湘黔滇旅行团的部分成员为基础，在 1938 年底公开建立的。“群社在校内出版《群声》壁报，每周 1 期，以时事政治 分析评论为主，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策；揭穿国民党对共产党游击区的造谣、诬蔑， 披露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化事实等等。在校外大西门城门洞边还张贴对广大 市民进行宣传的街头壁报《大家看》。“群社”的时事股和学术股还常请进 步教授和校外知名人士讲解国际形势、抗战形势，介绍鲁迅及其作品。群社 歌咏队则组织同学们唱抗战歌曲。群社中爱好文艺的同学还组织了“冬青 社”，在校内出有以精干的杂文为主的“冬青”壁报，在校外出有生动活泼 而能反映现实的“冬青”街头报。除出版壁报外，党通过群社等进步社团， 还组织各种辩论会、演讲会、讨论会、时事座谈会，成立了许多社会科学学 习小组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团结了广大的同学。在此基础上，又开展各种 各样的抗日民主活动；如利用“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进行抗日 宣传；举办游艺公演周，为群众演出救亡话剧；利用假期组织同学下乡，开 展劳军和慰问抗日家属活动，即宣传了抗日道理，又使学生了解到了国民党 统治下后方社会的真相，推动他们在政治上趋向进步。随着校内外民主活动 的开展，群社在学生中间的影响得到了扩大，许多同学都以参加群社为荣， 群社最盛时有社员 400 人左右，是联大最大的学生社团。1939 年，中共南方 局也对联大群社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当然，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也并未放松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控制。在
1938 年就相继在西南联大建立了国民党中央直属区党部和三青团直属分团 部，对联大教师和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统制。1939 年，联大当局遵照 国民党教育部的训令成立了训导处，专门调查学生并负责管理学生的思想活 动。这样，国民党政府通过其设在联大的区党部、三青团和训导处，对学校 和师生实行法西斯控制，破坏抗日民主运动。但是，进步师生并没有被反动 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利用各种正当渠道，通过壁板等形式同反动势力 展开了抗争，使反动分子愈显孤立，只能采取偷撕进步壁报的卑鄙手段。因

此，在初期虽有反动势力的阻挠破坏，但是校内民主活动仍继续蓬勃发展， 校内进步力量在进一步壮大。
　　2.皖南事变后的暂时低潮。1941 年 1 月 4 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 事变，在前线大肆屠杀抗日将士，他们在后方也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残酷迫 害，疯狂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西南联大的形势也 起了突变。1 月 5 日以后，校内三青团特务学生四出活动，公开撕毁民主墙 上所有进步壁报，重庆派来的特务打手十分猖狂，在校园附近横冲直撞。反 动派严密封锁新闻，酝酿一个旨在摧毁联大民主力量的大逮捕阴谋。
　　为了及时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驳斥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教育广大群众， 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冒着极大危险，于 1 月 7、8 日抄录了《新华日报》发布 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文告和周恩来同志的题词：“千古奇 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女生宿舍门前张 贴出来。《群声》壁报，收集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道皖南事 变真相的各种报刊材料，出了最后一期壁报“皖南事变剪报特辑”。从 2 月 中旬至 3 月初，叙永分校也先后在文庙和女生宿舍布告栏内，3 次详尽地贴 出了上述文告和我党《为新四军事件通电》等文件。这些行动使反动派非常 恐慌，学校当局竟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将分校的 3 名进步学生无理 开除。但是真理的声音已在群众中广泛散播开来，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更加暴 露无遗。
为了避免革命力量的损失，中共联大党组织及时作了疏散工作，将已暴
露的 50 名共产党员和部分进步学生共 100 余人撤出联大，分散到云南边境各 县隐蔽。这些学生在当地从事民众运动，兴办教育事业，在与工农群众结合 中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各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41 年 3 月，国民 党特务头子康泽带着一批特务从重庆飞来昆明，妄图将联大的进步力量一网 打尽，结果扑了个空。当时学校内只留下了几个尚未暴露身分的党员秘密开 展工作，学生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一切进步壁报被迫停刊，一切进步社团被 迫解散，校园内死气沉沉，学生之间彼此戒备，很多青年学生在苦闷中彷徨。 教师中间的政治分化也日趋明显，有的教授配合蒋介石的思想复古运动，宣 扬“内圣外王之道”的反动哲学；个别不学无术的教授则干脆靠写谩骂共产 党的文章来换取高额稿酬，有些教授则自称为“战国策派”，他们以叙本华 的哲学和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形态学”的历史观为依据，鼓吹法西斯 主义，成为国内一股极反动的逆流。
3.倒孔运动。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时期，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虽然暂时沉
寂了下来，但民主的潜流仍然存在，民主活动采取了新的更为隐蔽、分散的 方式来进行。学生中的秘密共产党员热心为周围同学服务，以自身的行动羸 得了同学的爱戴；在党组织领导下，几个进步同学新创办的《春秋》壁报， 虽只出了 4 期，但也对当时校内低沉的政治空气有所突破。表面平静的联大 校园中，实际已孕育出新的大规模民主运动的潜流，只待时机一到，民主运 动将再次显现它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强大冲击力。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进攻香港，许多在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 无法脱身。而当时身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不去安排救人，却 用民航飞机抢运私财，连洋狗也飞运重庆。消息传到联大，师生们普遍愤慨， 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霎时迸发出来。进步教授吴晗在课堂上愤慨不已地 说：“南宋之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以先后媲美。”联大
　　
新校舍的墙头尽是打倒孔祥熙的标语和有关的报道。
　　1942 年 1 月 6 日，由一年级同学发起，周围云大、中法和一些中小学的 学生也赶来参加的千人大游行开始了。同学们用自己的被单做旗帜，沿街自 己掏钱买粉笔书写标语，倒孔示威大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市中心走去，学 生们高呼“打倒囤积居奇的孔祥熙！”、“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等口 号，口号声响彻了昆明市的各主要街道。这次斗争是自发的群众性运动，开 始前的准备就不足；联大一年级倒孔代表会的负责人马千禾（马识途）虽然 是鄂西特委转来的中共党员，但当时的组织关系尚未接上，所以这次斗争也 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没能持续多久就匆匆结束了。但这是自皖南 事变以来，第一次对国民党的示威，也是抗战期间昆明学生的第一次大游行， 它当即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蒋介石一再密令并致函云南省主席龙 云，要他严厉制止这次运动；行政院和教育部也接连密电联大当局对学生进 行压制；这时，康泽又带着一批特务第二次来昆明，拿着黑名单准备抓人。 我党巧妙地利用云南地方当局同重庆中央政府间的矛盾，推动龙云对这次逮 捕进行了抵制，康泽的阴谋未能得逞。接着，宋美龄也赶来昆明，召集联大 和云大的学生“训话”。这充分反映出了国民党对这次倒孔运动的恐惧心理。
　　4.“五四”风潮。1942 年初的这次倒孔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只是出于 广大热血青年的一腔义愤，它缺乏有效的领导和组织，而到了 1944 年，经过 党领导下的各系会、级会及各壁报团体所做的两年多的一系列工作，联大的 民主空气又重新活跃了起来。进步力量在许多系级中逐步占居优势。一些进 步社团，如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阳光美术社、铁马体育会等，又公开 成立并开展了活动，民主墙又开始呈现出一片朝气。而也就在这一年，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也开始对日寇进行 全部反攻。相反，国民党军队却在日寇的新攻势下节节败退，先后丢失了洛 阳、郑州、长沙、桂林等 146 个大小城市。这个对比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 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因而这也激发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 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这样，联大的民主进步活动也就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积极支持、响应，联大又具备了发展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民主运动的基础。
1944 年 5 月 4 日，被联大的同学称为“联大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因
为，这一天对西南联大的广大师生来说，对联大的民主运动来说，都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
早在 1939 年，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就倡议以 5 月 4 日为中国青年节，
国民党政府也表示同意。但后来，国民党又畏惧青年的革命倾向，害怕传统 “五四”精神的影响，于 1944 年把 3 月 29 日改定为青年节。联大的广大师 生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这一决定，开展了定名为“五四纪念”的盛大活动。并
于 5 月 3 日晚上，由历史学会发起并举办了“五四”座谈会。会议由中共地 下党员李晓主持，邀请了张奚若、闻一多、吴晗等民主教授参加，可容纳几 百人的大教室连窗台上都站满了人，教授、学生踊跃发言，可谓盛况空前。 张奚若、吴晗两教授着重分析了“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和现 实意义，号召青年要冲破新的牢笼和束缚；同学们也纷纷发言，强烈要求政 府恢复“五四”为青年节。
　　“五四”这一天，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呈现出一片热烈的节日气氛，一夜 之间，《联大半月刊》、《文艺生活》、《湖汐》、《民主》等 30 多种壁报 陡然出现在民主墙上。这天晚上也由悠悠体育会举办了营火晚会；而原定由
　　
文艺社主持的“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晚会，由于三青团的特务分子采用 切断电源、扔石子砖块破坏等无耻手段进行干扰，只好延期到 8 日晚在图书 馆前的草坪上举行。8 日晚上，云大等校的许多同学也闻讯赶来，参加人数
达 3000 之众，大家在一起聆听冯至的《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罗常培的《五 四前后新旧文学的辩争》、朱自清的《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和闻一多的《新 文艺与文学遗产》等 10 个专题演讲。闻一多先生在集会的最后发言中大声说 道：“我们的会开得很成功，朋友们，你们看，月亮升起来了，黑暗过去了， 光明在望了。”大胆地预示美好明天的到来。这接连几天的纪念周活动，极 大地唤醒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民主意识和革命精神，也标示着联大的民主运动 又开始了新的篇章。此后，每年都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周活动。
　　虽然反动派又妄图采用种种手段压制联大民主运动的发展，但这时民主 斗争的革命火种已经在联大师生中广泛散播开来，加之国民党在后方的统治 力量这时也有所削弱，所以，从此开始，联大的民主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开展 了起来。表现在：壁报重新成为同学们讨论政治时事问题和开展民主斗争的 有力武器，并成立了联大壁报协会，把反动壁报逐出报协；在 1945 年 2 月中， 共产党员齐亮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的主席，进步力量掌握了学生会的领导 权；联大的民主运动迅速由校内扩展到社会上。1944 年下半年，进步师生发 起并参加了昆明市的 3 次大规模民主活动。第一次是由联大和云大、中法、 英专 4 校联合举行的纪念“七七”事变 7 周年时事晚会；第二次是联大和昆 明各界群众举行的双十节纪念会；第三次则是在 12 月 25 日这天，由各校师 生及工人、公务员和下级军官参加的云南护国纪念日 29 周年大集会。这个时 期，中共党的组织在联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在联大成 立两个党支部，以便更好地在学生民主运动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员人数 在这段时期有了大的增加，党员和其他进步同学团结广大学生，推动着联大
的民主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
　　1945 年 4 月初，一篇对国是意见的宣言在西南联大以全体学生名义公开 发表。这是一篇由学生自治会起草，经全校同学公开辩论通过的决议。宣言 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指出：“历史在跃进，民主在昂扬，祖国在危急中，人 民在水火里。”接着，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的政策及其造成的 严重后果，最后提出了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活动、立即没 收发国难财者的财产和立即根绝党化教育等重要条款。宣言特别强调指出： “民主是一切的前提，而联合政府是目前实现真正民主的唯一方案。只有这 样，才能团结全国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解救当前危局；也只有这样，才能 获得最后胜利。”这是联大学生在抗战胜利前夕发表的一篇对国内政治问题 的重要宣言，它反映出广大学生已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基本主张， 集中喊出了大后方人民的迫切要求。
　　1945 年 5 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传到了昆 明，使得大后方的民主青年更加心情振奋。联大同学决定举行声势盛大的“五 四”纪念周，以扩大民主运动的影响。他们出了《五四特刊》、《联大通迅》， 扩大纪念“五四”活动的宣传，“报联”也在图书馆前贴出了大型的 8 版联 合壁报，上面有 18 位教授访问记，畅谈了纪念“五四”的感想，吸引了许多 校内外群众。
　　“五四”周也按照原定计划举行。4 月 30 日晚由联大学生会主办的科学 晚会上，华罗庚教授大声疾呼：“科学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民主上。”5 月 1
　　
日，由联大、云大等 4 所高校联合举办的音乐晚会，盛况空前，青年学生们 高唱《五月的鲜花》、《民主青年进行曲》、《恕吼吧，黄河》等激动人心 的歌曲。5 月 2 日由新诗社举办了诗歌朗诵会，诗人光未然在会上朗诵了《民 主在欧洲旅行》的长诗。3 日晚召开了“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大会， 会上有校内外的大中学生和工人、记者的发言，情绪极为高昂。吴晗在总结 发言中，要求青年们更勇敢、更进步，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独裁的革命任务。5
月 4 日上午，在云大操场，联大、云大等 4 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联合举行了 “各界青年纪念‘五四’大会”，到会的各界代表及学生近万人。本来在“五 四”这一天，联大训导处“特地”赠送给全校师生 2800 张戏票，分几场演出， 妄图以此来抵消学生的纪念活动，瓦解“五四”集会。但联大学生把戏票收 集了起来，分赠给附近贫苦的百姓和士兵，而他们则继续纪念活动。4 日下 午，各校联合举行大游行，闻一多等许多民主教授也和青年们一起前进，游 行队伍不断高呼：“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取消特务 组织！”等口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响彻春城。宣传队在 昆明街道上贴满了标语，各阶层群众不断加入队伍，最终汇成了一支 2 万多 人的民主洪流。经过 4 个小时的游行后，在云大操场，全体一致通过了组织 “昆明学生联合会”的决议，共同推举联大的共产党员齐亮为主席。5 月 4 日这一天还举办了阳光美展、火炬竞走、营火会等活动。5 日晚又举行了文 艺晚会。1945 年的“五四”周，是联大民主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和大示威。
通过这一阶段一系列的政治集会，联大的民主活动更现显出勃勃生气，
大规模的讲演会、时事晚会、文艺晚会、新诗朗诵会、戏剧晚会、美术展览 会??各种宣传形式都动员了起来，有时一个集会就能够吸引数千群众参 加。校外的许多进步学生、工人和市民，也经常到联大来参加集会。由联大 发出的民主呼声，响遍大后方，昆明成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一个主要基地， 联大也被人们称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四、“一二·一”赞歌


　　1945 年 8 月，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8 年的艰苦抗战，终于羸得 了胜利。在一片胜利复的声浪中，联大的师生们也兴致高昂，作着到北平、 天津各自复校的打算，很多人在大街上摆地摊拍卖衣物，准备轻装北返。但 是，国内局势的发展，远远没有善良的人们所想象的那般美好。国民党当局 虽然在口头上高喊和平，但他们的真正目的却是想通过内战来消灭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建立起他们的专制独裁政府。在前方和后方，国民党政 府都在悄悄地进行部署，战争的阴影又重新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1945 年 10 月 3 日，国民党为了巩固其后方，以武力改组了云南省政府， 把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民盟秘密盟员龙云赶下了台，而以李宗黄代之继任 云南省政府主席，接着又任命关麟征为警备司令，李宗黄等人在云南不仅任 意贪污勒索，而且大搞特务统治。他们大批撤换中学校长，大批捕杀爱国青 年，甚至公然在大街上进行绑架。一时间，昆明又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民 主运动面临着高压的威胁。
　　抗战胜利的中国，这时又正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的激烈斗争， 这时，敢不敢冲破黑暗恐怖，在大后方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与和谈欺骗， 唤醒人民起来为和平民主而斗争，也成为当时摆在学生运动面前的一个重要 的任务。这时，我们的党分析了战后国内形势和云南政变后白色恐怖加剧的 形势，认为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民主的力量决不能示弱，必须寸土不让地与 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有利时机，运用灵活的方式，作坚决的进攻， 联大党组织根据上级党委的这个指示，在学生中间展开了广泛的反内战宣 传。
11 月 1 日，在联大最后一次校庆纪念会上，学生自治会向同学们发出了
庄严的号召：“在中国走向光明或黑暗的岐途上，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11 月 24 日，联大冬青、文艺等社团、社会科学研究会及南院女同学会
等 15 个团体，建议联大学生自治会通电反对内战。为了使群众对此有充分的 思想准备，联大学生自治会联合云大、中法、英专 3 校的学生自治会，决定 在云大联合举行大规模的反内战时事晚会，请几位赞同和平、民主、团结的 教授作主题发言。反动派闻讯，立即召开紧急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发布命令： 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并且命令云大当局不得出借礼堂作会场。于是 4 校自治 会果断地将会场移到联大，名义上改为是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校内集会。
11 月 25 日晚，时事晚会如期在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举行。与会者
包括 4 校师生、部分中学生、公务员、小职员等 6000 余人。晚会由联大学生 自治会代表王瑞源主持。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的讲演题目为《中国政治之 认识》，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 经济学教授伍启元作了题为《从财政经济观点论内战必须避免》的演讲，他 指出，扩大内战必将导致中国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
《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中严正指出：“美国目前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 之嫌。”他呼吁“中美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内战。”各教授为了战 后中国的和平安定，都慷慨陈辞，论述内战对未来中国的种种不利。
　　晚会开始后不久，国民党第五军邱清泉部就武装包围了联大的校舍，准 备破坏会议的正常进行。在讲演的过程中，台下不时有发出“嘶——嘶——” 起哄的声音。不一会儿，台前骚动起来，有人要上台讲话。最后得到会议主
　　
持人同意，一个自称是“王姓老百姓”的穿长衫戴墨镜的家伙登上台来，他 冲着话筒嚎叫：“你们反对哪样内战，这是内乱，政府要勘乱??”听众中 有人喊：“滚下来，滚下来！”也有人喊：“让他讲，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讲 话。”其中还加杂着“打！打！”的叫声。但是大家在草坪上不动，没人上 当。这时，会议主席走到话筒前对大家说：“他不是老百姓，也不姓王，经 认识他的人指证，他姓查，叫查宗藩，是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主任。”这家 伙只好灰溜溜地逃下台去。在费孝通教授继续讲演时，突然喇叭不响了，电 灯灭了。有人迅速地从图书馆里提出一盏预先准备好的汽灯照明。费教授大 声疾呼：“这是屠杀人民的内战，我们要反对内战！”
　　“吱——吱——叭！叭！哒哒哒、哒哒哒??”的枪声、机关枪声、冲 锋枪声阵阵。子弹从墙外一块高地射来，擦着头顶飞过。人们倾斜着身体， 互相依靠着，挨得紧紧的。
　　刽子手的枪声压不倒人民的呼声！“我们反对内战！”接着是一片鼓掌 声。
　　晚会终于坚持到底。“现在宣读大会宣言——同胞们！今晚，昆明的教 授、学生向全国呼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美军退出中国去！??”宣言 在一片热烈掌声中通过。晚会也在高唱《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曲中结 束了。但是，反动军队继续包围封销联大，阻挠数千群众离开。学生会、纠 察队出面交涉，其它人则继续留在会场，草坪上秩序井然，依旧歌声嘹亮：
我们反对这个，这违反人民、进攻人民的事。
　　要告诉你的父亲和祖父、你的姊妹和兄弟、你的朋友和爱人、你的亲戚 和邻居；要告诉种田的、做工的、当兵的和全世界的人民，我们反对这个！ 我们反——对——这——个！
交涉结果，到会的人们绕道云大后门进城。
　　这天晚上，群情激愤，大家对蒋介石集团坚持内战政策的真面目有了更 新的认识。一夜之间，联大的民主墙上贴满了反内战的大字报。联大学生签 名要求罢课者达 700 人，自治会当即根据同学们的意见，宣布自即日起罢课。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竟发出“昨夜枪声，西郊匪警”的消息，公然诬蔑参 加昨夜时事晚会的师生是“土匪”，这更加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在党的领 导下，昆明 30 多所大中学（被特务把持的两所中学除外）的 3 万名学生一致 行动起来，宣布实行总罢课。26 日上午，联大教授会也开会，表示同情学生 的行动，并决定就 25 日晚事件向地方当局提出抗议，同日，昆明市大中学生 罢课联合委员会宣布成立，推定联大、云大、中法、云大附中、昆华女中 5 校为常委，罢委会设在联大，并通过了罢课宣言和反内战宣言，决定出版《罢 委会通讯》。
　　罢委会发表的宣言是：第一立即制止内战，实现和平；第二，反对美国 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在华美军；第三，组织民主联合政府； 第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的自由。另外还要求： 追查 25 日晚包围联大事件的责任；取消 25 日关于集会游行的“禁令”；要 求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的报导并道歉，等等。当时罢委会的计划是在后一类 具体要求得到相当结果后，即可复课。
　　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万分恐惧。他们害怕事态闹大，不 可收拾，便阴谋破坏这个运动。他们首先寄希望于联大校内的三青团反动力 量，企图通过他们来分化、瓦解罢课斗争。在联大，反动当局除了让已经暴
　　
露身分的三青团分子公开反对罢课、反对内战外，还密令隐藏在学生中间的 三青团分子以“中间派”姿态出现，打出“民主”、“自由”的旗号，要求 修改罢课宣言。提出什么“只反对美军不公平”，应改为反对“美苏”助长 中国内战，等等，以此来欺骗群众，制造混乱，转移斗争方向。当时联大的 许多学生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但也有一些人对蒋介石集团的面目认识不清， 受旧民主主义传统的影响较深，因而当三青团分子冒充“无党无派”在联大 新校舍征集签名时，校本部方面有 350 人签名；工学院方面也有 114 人上了 当。为了争取这部分中间群众，更加孤立反动分子，中共通过广大党员、民 青成员，向群众反复进行宣传解释，同时又根据学生提议将罢委会的要求条 件作了适当修改。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参加签名的绝大多数中间群众都退了 出来。
　　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阴谋破坏的同时，也在策划着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的 打算。27 日，关麟征在中学校长会议上就曾大叫：“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 们士兵就有开枪的自由！”28 日，云南反动当局又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 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人奉了蒋介石的命令，在会上决定要“以组织对 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并拔款 200 万元，召集特务学生， 大肆破坏学生运动。当时联大的绝大多数学生都站在了一起，反动派见“软 的”不行，就动用“硬的”手段，他们组织了反罢课委员会，发表宣言，并 到处张贴反动标语，作反动宣传。针对此，在党的领导下，昆明学生也发动 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大批宣传队员连日出动，他们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冒着 被特务捕打的危险，在街头巷尾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宣传。《罢联通讯》 的发行量达 1—1.5 万份，真理传到了昆明市的每一个角落。反动派们这时也 彻底撕下假面具，露出了狰狞的嘴脸，指使特务和便衣军警上街殴打学生。
仅 29 日一天，就有 25 起特务毒打学生事件，15 起捕人事件；30 日毒打逮捕
学生的事件更多了。但是，英勇的学生宣传队员是吓不倒、打不退的，他们 巧妙地同特务周旋，机智而勇敢地把事情的真相介绍给各界群众。
特务当众殴打学生的事件，也更加引起社会人士的普遍反感，学生反内
战罢课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纷纷解囊相助。民盟 云南支部在 30 日也召开全体大会，在吴晗、闻一多等左派人士的推动下，公 开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反动派在政治上愈加孤立。
反动派眼见一切分化、恐吓的阴谋都告失败，就把酝酿已久的大屠杀提
到了日程上来。11 月 30 日，李宗黄又召集特务，布置大屠杀阴谋。关麟征 在会上声称要干到底，“一切由我负责，我只对蒋委员长负责。”30 日，特 务们就在军校演习投掷手榴弹，并出动了好几辆美国大卡车满装石子瓦片， 运往联大校舍附近公路上。深夜，又有大批特务出动，在联大及各校的壁报 上遍涂“赤匪”等字样。反动派磨刀霍霍。第二天，震惊全国的“一二·一” 惨案就发生了。
　　12 月 1 日清晨，中共地下党组织分析了严重的局势，决定通知学生暂停 对外宣传，以防发生不幸事件。同学们都留在校内，加强戒备。
　　也就在这天清晨，反动军警和特务们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发动了进攻。 先是中法大学、联大工学院遭受特务的袭击，接着云大校门被包围，由于云 大校舍居高临下，特务们被赶跑了。联大新校舍是“罢联”的所在地，门口 更是如临大敌，一批批的军警特务被运来。同学们也从四面八方涌向校门， 用一堆各式各样的家具把校门顶住。大家手持各种武器：板凳腿、铁锹、粪
　　
勺??，高呼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敌人从外面扔进来的石头再扔出 去。一名女同学攀上墙头，向外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结果被敌人 的石头打得鲜血直流。敌人吹着哨子，用大木桩把校门撞开了一个大缺口， 钻进来好几个。同学们则呐喊着冲上去，逮住了一个，其余的全被赶了出去。 丧心病狂的特务暴徒们大叫着“打呀！”“杀呀！”又向同学们冲来。一个 特务竟掏出手榴弹，拉开了弦要往校门里面扔，这时，南菁中学的青年教师 于再正好路过此地，他挺身而出，拼命拦阻特务，但被特务推倒在地，随着 一声爆炸，于再倒在了血泊中，当晚在医院中去世。特务们行凶之后慌忙带 着军队离开了新校舍。
　　联大师院也遭到了便衣特务的进攻，特务们横冲直撞，见壁报就撕，见 东西就砸，见人就打，气焰十发嚣张，联大师院的同学们奋勇抵抗，隔壁昆 华工校的同学闻讯也赶来支援，终于把暴徒赶出校门。特务们疯狂撕打，同 学们誓不相让。突然，一颗手榴弹在学生们中间炸响，昆工同学荀极中（本 名张华昌）应声跌倒，血浆迸裂，这时被炸倒的还有师院同学李鲁连。手榴 弹没有吓住后面的同学，大家继续向特务冲去，一边冲一边喊：“中国人不 打中国人！”又一颗手榴弹向人群中扔来，冲在前面的师院女同学潘琰被炸 伤胸部，手指也被弹片削掉，但她仍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奋不顾 身地去抢救其它同学。??在运送潘琰、李鲁连等受伤同学往云大附属医院 救治的路上，特务也是一路追打，李鲁连在担架上就咽了气，潘琰也于当天 下午死于医院。临终时她还用微弱的呼声喊出：“同学们，团结呀！”张华 昌也于当天在医院中走完了他短短的人生旅程。
总计当日死亡师生有：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等 4 人，重伤 11
人，轻伤 14 人；教授袁复礼，马大猷等也遭到特务殴打。
——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联大学生群情激愤，社会各界也对学生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反动派在惨案发生后慑于社会舆论，已有些着慌和心虚。中共地下组织分析
了形势，决定加强领导，把学生反内战、争自由的斗争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 展起来，集中火力向反动派大举反击，开展一场更大规模的争取民主自由的 斗争。
12 月 2 日，《罢联通讯》登载了题为《我们决不退下》的宣言，上面写
道：
　　我们都是学生，没有权势，也没有枪杆，但我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的事却 不能不问。??我们的农民正呻吟??我们的工人在挨饿；??这一切，我 们能不问吗？??告诉这些人，虽然我们挨了打，虽然我们受了伤，虽然我 们进了监狱，我们却绝不会退下来的。
　　在党的领导下，在“我们决不退下”的号召下，联大同学及昆明的全体 同学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连那些平日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同学也踊跃到罢 委会要求工作。在罢委会领导下，昆明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罢委会又发表 新的罢课宣言，在要求条件方面，增加了这次血案部分：一、严惩祸首关麟 征、李宗黄、邱清泉和直接凶手；二、抚恤死者，举行公祭、公葬，在云端 公园立纪念碑，医治伤者，并赔偿一切公私损失费；三、解散行凶的特务机 关。昆明学生向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反击。一方面，各校在校内开展肃奸运 动，公开检举三青团特务，三青团员成了各校中的过街老鼠；同时在中学生 中间展开留校运动，粉碎敌人“提前放假”的阴谋。另一方面，罢委会对外
　　
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全市学生组织了强大的宣传队，到街头演讲，散发 传单，演出街头剧《匪警》、《潘琰传》、《凯旋》、《审判前夕》等反内 战剧。宣传队还深入工人、市民中进行大规模访问宣传，使反内战家喻户晓。 地下印刷厂铅印出版的《罢委会通讯》这时的发行量达到了 3、4 万份。在“一 二·一”运动期间，罢委会宣传股共印发中英文各种宣传品 70 余种，共 110 余万份。反内战的呼声传遍了全国。
　　12 月 2 日下午 3 时，罢委会领导下的“一二·一”惨案治丧委员会” 举行 4 烈士入殓典礼。烈士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里面陈列着烈士们的血衣、 遗物以及近千幅挽联、挽诗。一进入灵堂，人们就可见到悬挂着的“党国所 赐”4 个大字；有的挽联上写着“国民党还政于民，秋波未去，丢下数枚炸 弹；中央军奉命来省，春风乍到，杀了几个学生。”“踏着烈士的血迹，走 上民主革命的大道；诵起人民的呼声，听到独裁政治的丧钟。”这些挽联、 挽诗不仅寄托了人们对烈士的哀思，而且表达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
愤怒。成千上万的人怀着万分悲愤的心情前来吊祭。 学生的斗争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在进步教授的推动下，联大教授会在惨案发生后不久，议决罢教一星期。
以抗议政府的残暴行为，并且组织法律委员会控诉关、李等人的罪行。12 月
4 日起，全市大中学教师 400 多人宣布“无限期罢教，直到学生复课为止”。 昆明市郊各工厂，商店的职工群众也纷纷成立声援学生的机构，响应学 生的反内战斗争。公共汽车工人主动协助学生散发传单，并将醒目的标语贴 在车上周游全市。昆明 7 大周刊联合发表声明，抗议当局暴行，《时代评论》 等皆出专号以示声援。人们还以捐款、签名、慰问、吊唁等方式开展声援活
动。
总计在半个月内，先后到灵堂吊唁者达 10 余万人，捐款达 3000 余万元。 “一二·一”反内战运动已经超出了学生运动的范围，成为整个昆明市
的全民运动。
不久，冲破国民党的重重新闻封锁，“一二·一惨案”的真相首先通过
《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迅速传遍了全国，引起了一场席卷各大城市的 反内战的全民运动。延安、重庆、成都、上海等地都先后开会追悼 4 烈士。 周恩来同志在延安纪念“一二·九”10 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处在新的‘一 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一二·九’。”重庆在昆明惨案发生后曾举 行三天公祭，??这一切，又都表明，联大等校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 的有力支援。
　　在汹涌澎湃的“一二·一”运动面前，反动派陷入了一片惊慌之中。惨 案发生后，国民党遭到各方责难，关麟征、李宗黄互相推诿责任，双方特务 竟至当街殴打起来。为了软化学生，关也曾亲往联大向学生道歉，并派人送 去一对花圈，50 万元国币，两口棺材，但被学生拒绝。随后，又举行了“公 审”及枪毙假“凶犯”的戏剧，并诬称手榴弹为学生方面扔出，杀人乃异党 分子指使，等等。这些把戏都被群众一一揭穿。关麟征终于被迫“自请处分” 离开昆明；李宗黄也被迫调离云南省政府主席一职。学生斗争显示了一定的 威力，取得了部分胜利。
　　这时国内形势的发展，也使蒋介石集团感到发动内战的时机尚未成熟， 部署尚未就绪，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学生运动，也由高压政策改 为公开让步、暗中分化的政策。从 12 月中旬起，先后派傅斯年等人至昆明“调
　　
停学潮”，他们软硬兼施，目的在于使学生在 12 月 17 日复课。迫于国民党 内的压力，联大教授会也通过了要学生在 12 月 17 日无条件复课的决议。甚 至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准备如果学生不按期复课，即提出辞职。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转变斗争的方式，一方面坚决抵制 反动当局让学生按期无条件复课的命令，另一方面修改复课条件，以便在斗 争取得一定胜利时正式复课。12 月 16 日在联大举行了反内战茶话会，会后
2000 多人参加了校内游行。学生也在教师中间普遍开展访问活动，通过做工 作，也使梅贻琦、熊庆来等人转变了对学生罢课的看法，进而支持学生罢课。 反动派离间师生的阴谋破了产。
　　经过近 1 个月的斗争，云南反动当局被迫口头公开接受了罢委会提出的 复课条件。斗争取得了相当的胜利，鉴于此，12 月 25 日，罢委会正式发表 了复课宣言；27 日，正式复课。
　　1946 年 3 月 17 日，昆明市学联举行了“一二·一”4 烈士的大出殡。这 天清晨，在“自由钟”的引导下，3 万余人参加了送殡的行列。队伍的前面， 学生们高举着“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大字木牌，悲愤地唱 着挽歌：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 别再为国担忧。 你们的血照亮着路， 我们会继续前走。?? 冬天有凄凉的风， 却是春天的摇篮。?? 现在是我们的责任， 去争取民主自由！
昆明市万人空巷，10 余万人齐集街头，向烈士告别。烈士们的遗体被安
葬在联大新校舍的东北角。墓后有大的浮雕，墓前的柱子上刻有闻一多先生 书写的《一二·一惨案实录》。举行公葬典礼时，几万人在墓前庄严宣誓： “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向反动的法西斯余孽痛击。我们今天再次喊出我 们的要求，我们的进军方向：民主！”
至此，“一二·一”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一二·一”运动前后持续了 4 个多月，联大学生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充当着核心角色。青年学生在运动中喊出的“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口号， 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在斗争中，青年学生团结 在共产党组织的周围，与教师亲密合作，结成了统一战线，使运动走上了胜 利发展的道路。“一二·一“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 的第一个高潮，它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推动了国内政治生活的 发展。“一二·一”运动虽然是整个昆明市大中学学生共同参与，并肩作战 的一场学生运动，但是联大学生在运动中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使它与西南 联大的历史密切地连在一起，“一二·一”运动为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史填 上了光辉的一笔。
　　
五、抗战胜利 复校北返


　　1946 年 5 月 4 日，在渡过了 8 年多荣辱与共的艰苦生活之后，西南联大 正式宣告结束。联大的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改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电讯 专修科划归云南大学工学院办理，3 校的院系各随原校复员；学生按志愿分 入北大、清华和南开。自 5 月起，教师和学生分批离开昆明。在全国人民同 心协力地驱逐了日本侵略军之后，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也正式宣告完成了。
　　从 1937 年 10 月的长沙临大开始，到 1946 年 5 月西南联大结束，8 年多 的时间中，3 校团结合作、艰苦与共，共同书写了西南联大——这所特定时 代高等学府的光辉历史，正如冯友兰先生当时所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纪念碑》碑文中所表述的，“3 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 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 平”。西南联大在合作办学方面充分发挥了 3 校各自的优势，取得了良好的 办学效果。它的成功经验，也应该为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如何有效地利用现 有资源及优势互补、联合办学方面提供很好的借鉴。
最后，让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校歌中，再回味一下这段难忘的岁月吧：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之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统， 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 还燕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