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沟桥位于北京城西南约二十余公里的宛平城西门外，横跨永定河东西
两岸。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就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 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开始了它们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全面战 争。

一、事变前的双方态势


　　日本侵略军继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在其灭亡 中国基本国策的驱使下，立即以东北为基地，向中国内地扩张，迅速将战火 从关外烧到关内，把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到华北。日军先是占据山海关，接着 又侵占我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当时称热河 省，1956 年撤销），在占领了承德之后，又向长城一线发起进攻。至 5 月 13 日，日军进逼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兵锋直指平津。在此华北 危急关头，5 月 31 日，国民党亲日派官员熊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关 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按照这一协定，中国军队撤 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香河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划上述连线至长城 为非军事区，非军事区内由日军驻屯军管辖。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非军 事区”，仅仅是为了解除中国人的武装而说的，只不过是为了日本侵略军顺 利占领而找的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
　　《塘沽协定》的签订，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热河 的既成事实，并放弃了长城防线，将察北、冀北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军，使 其随时可以进占冀察，直取平津，从而形成了对北平（今北京）、天津的战 略包围态势，为日军向华北扩张敞开了大门。对日本来说，《塘沽协定》“合 法”地把热河并入了伪满洲领土，这不仅巩固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而 且也打开了其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自此以后，日本即利用《塘沽协定》， 以重兵压迫关内，威胁平津，为它的下一步侵略行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日本方面：日本是个只有 37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资源很少，当时人口只
有约 7000 万，连同受其控制与奴役的朝鲜与台湾在内，人口也不足 1 亿。但
是，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生产能力都较高，1936 年的钢产量即达 640 万吨，能 制造航空母舰、战列舰、飞机、大炮和坦克等。年生产能力：飞机 600 架， 坦克 200 辆，在作战中基本可以保障需要。日本有常备军 38 万余人，陆军
17 个师团、海军舰艇约 190 万吨，空军 54 个中队，飞机 2700 余架，其中属
于陆军 1480 余架，属于海军 1220 余架。当时日军用于侵华作战的师团编制 为：每个师团约 22000 人，马 5800 匹，步骑枪 9500 支，轻重机枪 600 余挺， 火炮 108 门，坦克 24 辆。芦沟桥事变前，日军主力驻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 北各地，处于临战状态，可以通过受其控制的北宁铁路（北平至沈阳）迅速 运抵中国华北。
为了做好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1936 年 4 月 17 日，广田内阁决定
加强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18 日发布陆甲第 6 号军令，对中国驻屯军进行改 编，规格与关东军相同，司令官由陆军中将或大将担任，新编制如下：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中国驻屯旅团司令部 中国驻屯步兵第 1 联队 中国驻屯步兵第 2 联队 中国驻屯炮兵联队 中国驻屯骑兵队 中国驻屯战车队 中国驻屯工兵队 中国驻屯宪兵队

中国驻屯通信队 中国驻屯军医院 中国驻屯军仓库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田代皖一郎大将。司令部、中国驻屯步兵第 2 联队、 军直辖各部队驻扎天津；中国驻屯旅团司令部（旅团长何边正三少将）、中 国驻屯步兵第 1 联队驻扎北平；其他部队分驻于各驻屯点。随着中国驻屯军 的升格，5 月 6 日，日本内阁又发布了临参命第 51 号，规定中国驻屯军的任 务是维护日本在华北的利益，必要时使用武力；关东军将一部分兵力配置在 长城线南侧，随时准备出兵华北。6 月 3 日，又制定了 1937 年度对华《用兵 纲要》，准备以 8 个师团在华北五省作战；以 5 个师团在沪宁方面作战；以
1 个师团在广州方面作战。
　　根据调整后的中国驻屯军新编制，1936 年 5 月，日本便急剧增加在华北 的军事力量。从 5 月 9 日至 6 月上旬，日军利用换防的机会，将中国驻屯军
由 2000 人增加到 6000 余人。日本这次增兵华北，既是其准备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的重要步骤，又是对中国主权新的侵犯。
外国在华北驻兵始于 1901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
《辛丑条约》。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作战后，取得在中国北京、天津和北 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的驻兵权，1901 年 11 月 24 日，日本派出“清国驻 屯军”，由军司令部、北清驻屯各部队、上海驻屯步兵大队编成。1913 年 10 月改称“中国驻屯军”。日本“华北驻屯军”长期侵占上述各地。至 1935
年 5 月，其已有北平驻屯步兵 2 个中队，天津驻屯步兵 8 个中队、山炮兵 1
个中队和工兵 1 个中队。这些日本兵分布在北宁铁路沿线及以东至塘沽军港
（上海驻屯军略）。 当时，《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各国分应主办，会同酌
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条约说得很清楚，各国
驻兵范围是从北平到海口，即从北平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沿线，驻兵的目的 也是确保北平至海口的交通畅通。而今日本人增兵华北，既未取得中国政府 同意，又未与各国协商。而且增兵的目的，据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 载仁元帅解释说，一是为了“防共”，二是为了“保护侨民”。这与《辛丑 条约》中关于各国驻兵的规定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实际上，日本人的所 谓“防共”和“保护侨民”，都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全面侵华战争准备而找的 一个借口而已。
侵略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以来的基本国策。早在 1927 年 6 月至 7
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上，讨论并决定对华方针时，日本首相田 中义一于 7 月 25 日在给天皇的奏折中便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多年来，日本统治集团，一直在为侵略中国 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种战争准备。1936 年“2·26”事件后组成的广田法西 斯内阁，其灭亡中国的步伐愈发加快。1936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首、外、陆、 海和藏五相会议所确定的“国策基准”，主旨就是加紧扩军备战，尽快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根据“国策基准”，1936 年 11 月 26 日，日本陆军本部制定 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计划以 1937 年为第 1 年度，到 1943 年将已有陆
军 17 个师团扩充为 41 个师团，空军 54 个中队扩充为 142 个中队；海军要建 造包括巨型战列舰“武藏号”“大和号”在内的、总吨位达 27 万吨的 66 艘 战舰。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的扩军目标，对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首先就要解

决战争经济的资源供给。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便把攫取资源的贪婪目光盯 住了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华北。1937 年 1 月广田内阁辞职，林铣十郎出来组 阁，5 月林铣内阁辞职，近卫继任。在近卫内阁中，入阁大臣有外相广田弘 毅、陆相杉山元大将、海相米内政光大将、藏相贺屋兴宜。内阁的核心人物
——首、外、陆、海藏五相，都是清一色的法西斯分子。1936 年以来，日本 政局的这种动荡，正是反映了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要求已是急不可待。日 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车轮，终于由近卫内阁启动了。
　　中国方面：中国领土广大，超过日本数十倍，资源丰富，战前人口约 4.5 亿，超过日本 6 倍多。国民党在十年内战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陆军系统，当 时国民党政府有陆军步骑兵 191 个师、52 个旅，海军船艇 5.9 万余吨，空军 飞机 300 余架，总兵力约 200 万人。中国经济落后，战前年产钢不足千吨， 军火工生产能力也是微乎其微，只能生产少量步兵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难以 满足战争需要。大型武器装备如飞机、大炮、坦克等都不能制造，完全依靠 向国外购买，战争过程中难以得到及时补充。
　　1933 年起，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挥下，国民党着手国防整备五年计 划，首先对陆军进行编制和装备方面的整顿，从而使中央嫡系部队的现代化 程度大大加强。其主力和精锐步兵师的编制：师司令部、2 个步兵旅、1 个骑 兵旅、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及特务连、卫生连、通讯队等， 人员约 13000 人、马 3500 匹、步枪 6200 支，轻重机枪 320 挺、迫击炮 24 门、步兵炮 24 门、野炮 36 门。步兵师的这种装备是当时的世界水平。国民 党军拥有 50 个这样的师，计 69 万余人。而中央旁系特别是地方军阀部队则 大大逊色。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面临着三大矛盾：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
的矛盾；二是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矛盾；三是内部不同派别、特别是 同地方军阀的矛盾。在这三大矛盾中，国民党政府理应把同日本帝国主义的 矛盾放在首位，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御外侮。但是，以蒋介石 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到 1936 年西安事变前，一直推 行“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只安内，不攘外”，对外屈辱妥协，对内 无情镇压的反动政策。特别是在外寇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 党政府还设想利用日军的进攻来削弱其他派别的力量。因此，在日本帝国主 义的步步紧逼下，国民党政府一再屈膝退让，给日本法西斯向华北的扩张大 开方便之门，不但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而且随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 约，还将日本侵略势力引进了冀东、察东和绥东，造成了华北局势的严重危 机。
　　面对日寇嚣张的侵华气烟，国民党政府虽然进行了一些抗日的军事准 备，但其准备的重点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和美英势力的中心——上海、 南京和武汉方面，而在北平、天津及河北地区，却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因此， 战争前线的国防大门基本上是敞开的。
　　“七七事变”前，位于国防第一线的部队，是国民党第 29 军，军长宋哲 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非国民党中央嫡系。第 29 军下
辖 4 个步兵师（每师 4 个旅），1 个骑兵师，3 个步、骑独立旅及 1 个保安队， 共约 10 万余人。军部在北平。该军分驻于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平绥 和北宁铁路沿线广大地区。具体兵力部署：第 37 师（师长冯治安）辖第 109、
第 110、第 111、独立第 25 旅，约 15000 人，驻西苑；骑兵第 9 师（师长郑

大章）约 3000 人，特务旅（旅长孙玉田），约 4000 人，同驻南苑；独立第
39 旅（旅长阮玄武），约 3000 人，驻北苑；冀北保安队（司令石友三），
约 2000 人，驻黄寺。以上各部与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 1 联队对峙于北 平近郊；第 38 师（师长张自忠），辖第 112、第 113、第 114、独立第 26 旅，
约 15000 人，驻天津及北宁路北平至天津段沿线，与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 团第 2 联队对峙于天津地区；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辖第 1、第 2、独立
第 27 旅，约 15000 人，作为二线部队驻河间县；第 143 师（师长刘汝明）， 辖第 1、第 2、独立旅 20、29 旅，约 16000 人，以及独立第 40 旅（旅长由刘 汝明兼），约 3400 人，驻张家口地区；独立骑兵第 13 旅（旅长姚景川），
约 1500 人，驻宣化。以上各部于日本关东军对峙于张北、沽源一线。 国民党的上述兵力部署，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作为战争前线，
在日寇虎视眈眈下处于最危急境地的平津地区，恰恰是国民党军事力量最薄 弱的地区。尽管国民党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前线却只有第 29 军，而且黄河以 北的冀鲁地区没有配置任何预备兵力。在强寇临境的危急时刻，华北地区却 是令人难以置信地门户大开。因此，“七七事变”发生后的严重局面也就无 可避免了。

二、策动“华北自治”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 5 省（冀、鲁、晋、绥、察）2 市（北平、天津）， 面积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 1/11；人口 7620 余万人，超过日本全 国人口（当时约 7000 万）。华北地区物产丰富。从“九·一八”事变开始， 日本侵略者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同时，就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各种侵略活
动。
　　1935 年 11 月 12 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 1 旅团陈兵山海关。接着在日本 武力保护和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制造了“冀东事件”，将通县以东 22 县划归 己有，在侵占我东三省及热河之后，又掠走了平绥铁路北平至张家口段、北 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之以东以北广大地区。北平、天津实际上已完全陷入 日本人的包围之中。这样，到 1935 年底，日军侵略军已完全掌握了进出华北 的陆（北宁铁路）、海（塘沽军港）交通，并可以此作为进攻河北、山东的 跳板。迄 1937 年初，日本侵略军全面进攻华北的军事态势已经形成，兵力部 署亦已就绪，其关东军作为二线部队，占领长城各口——山海关、喜峰口、 古北口、独石口一线以南地区，作为战略机动部队；日本中国驻屯军作为一 线兵力，屯兵平津，跃跃欲试。这两支侵略军构成了互相策应的犄角之势。 日本帝国主义在取得了对华北的上述有利态势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向华北伸 出了魔掌。
1933 年 2 月 13 日，关东军在进行热河作战时，就把驻沈阳的日本特务
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火速派到华北，建立天津特务机关，借关东军在热河对华 北的压力，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5 月 21 日，板垣在给陆军本部的电报中明 确提出：“就巩固与确立满洲国而言，在华北建立亲日满政权最为必要。”
1934 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召集日本驻华各地武官，多次进行
密谈，曾设想联合华北和西南各地军阀，南北夹击国民党政府，造成中国的 分裂局面，以分而治之。1935 年 1 月初，关东军在大连召开日本驻华各地武 官会议，进一步商讨侵略华北的计划，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华北进行新的侵 略的动员令。会议之后，日本侵略华北的活动即全面展开。
为了减少在夺占华北时军事上的压力，日本人还以各种莫须有的借口，
逼迫中国减少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1935 年 5 月 29 日，日本中国驻屯军 参谋长酒井隆，借口东北义勇军进入了河北省以东非武装区地带和天津两个 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向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口头通告：罢免河 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忠的第 51 军及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撤出河北省；把平津 地区划入非武装区地带；取消一切排日机关等要求。第二天，天津的日本中 国驻屯军一个中队竟然乘坐装甲车，在河北省政府前举行武装示威。此外， 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所提的条件，6 月 7 日，关东军还调兵遣将，将军 队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唐山一带，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酒井隆 甚至还限定中国方面必须在 6 月 12 日前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断然之处 置”。蒋介石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完全屈服。6 月 10 日 18 时，何应钦通过 日本驻北平助理武官高桥，向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答复说：“根 据中央训令，全部接受日方要求：（一）关于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的撤退， 十日发出命令，自即日开始；（二）第 51 军调防自 11 日开始，利用铁路运 输，预定于 6 月 25 日调防完毕；（三）决定将中央军第 25 师及第 2 师从河 北省撤出；（四）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禁止排外排日。”这就是臭名昭著

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何梅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 妥协政策的产物，是继《塘沽协定》之后的又一丧权辱国协定。
　　在此前后，关东军也加紧向察哈尔（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一部分）渗 透。1935 年 6 月 5 日，关东军特务机关的 4 名特务，在从多伦到张家口的途 中，因拒绝接受中国军队的检查，在张北被宋哲元第 29 军第 132 师逮捕，经 过审讯，于次日上午释放。11 日下午，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 即借口日本特务在审讯中受到恐吓，向第 29 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一）惩 办直接负责人；（二）第 29 军军长亲自向日本人道歉；（三）保证今后不再 发生同类事件，限 5 天内答复。还没有等到答复，日本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为，张北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即想利用宋哲元与蒋介石的矛盾，希望以宋 哲元的 29 军代替于学忠的 51 军，以此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6 月 23 日， 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北平向秦德纯提出了关东军制订的《对宋 哲元交涉要领》，要求：（一）宋军撤至长城西南；（二）解散一切排日机 构；（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张北事件负责人。25 日，土肥原又威胁 说，如果中国方面 3 天内不答复，他就回长春了。这就意味着要采取军事行 动。6 月 27 日，秦德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令，终于接受了土肥原提出的全 部要求，双方签订了“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秦土协定》 与《何梅协定》如出一辙，它同样是日本蓄谋吞并华北的产物，是一个丧权 辱国的协定。不久，于学忠的 51 军外调，宋哲元的 29 军根据协定移驻平津 地区。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
因而，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如何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达到吞并华北的 目标。
日本对华北的扩张，先是采取以军事为后盾的蚕食手段，扶植亲日傀儡
政权，实现所谓的“华北自治”，妄图把华北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变成 第二个伪满洲国，不战而获。
1935 年 9 月 24 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俊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要
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 北”，实现“华北经济圈的独立，??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和 “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以及“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政府”等等。多田声 明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日本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实现华北“自治” 的要求，这表明日本已是迫不及待地要控制整个华北。当时，中国的舆论曾 一针见血地指出：多田声明说明“日人在最近必完成其囊括华北，侵略西北 之野心。”和“多田声明”相配合，10 月 4 日，日本又进一步提出了当时臭 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一）使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 摆脱依靠欧美政策，采取对日亲善政策；（二）不但要使中国事实上默认满 洲国，而且至少使华北地区在经济上、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合作与交往；（三） 使中国协力排除赤化势力。由此可见，“广田三原则”不仅要求华北建立亲 日政权，而且还妄想把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变成亲日政权，以便控制整个中国。
　　10 月中旬，关东军将土肥原派到天津，加紧实施华北“自治”的活动。 土肥原一到华北，就四处活动。开始土肥原曾计划联合平津的宋哲元、山东 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在华北五省建立“自治”政府，后来又提出以平 津地区的宋哲元为中心，先实现河北、察哈尔两省“自治”然后再联合阎锡 山等人，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为配合土肥原计划的实施，11 月 12 日，
　　
关东军命令第一混成旅团进至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待命，16 日，又令空军的 两个中队随时准备向华北发起攻击，海军也在青岛集结，企图以军事压力迫 使宋哲元就范。18 日，土肥原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果宋哲元 不在 11 月 20 日前宣布“自治”，日本将单方面自行宣布。这时，日本政府 考虑到土肥原急于求成的作法，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担心在国际上引起重大 反响，而且自己准备还不完全成熟，因而没有同意土肥原限期宣布华北“自 治”。土肥原只好于 11 月 24 日，在通州成立了以大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 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 月 25 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是日 本在华北扶持的第一个傀儡政权，为日后在华北扩大侵略提供了极大的方 便。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并没有放弃其实现华北“自治”的 计划，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11 月 29 日，宋电告南京政府，认为“挽救 华北只能实行自治，别无出路”。这表明宋哲元此时已感到难以承受日本人 的压力。11 月 30 日，蒋介石与其军政要员商讨后，派何应钦等人到北平与 日本人商讨解决华北问题。何到北平后，经与各方面的协商，在得到日本的 允诺后，决定成立“冀东政务委员会”。12 月 18 日，“冀东政务委员会” 正式成立，由宋哲元担任委员长，秦德纯等 17 人为委员，负责管辖平津地区 和河北、察哈尔两省。同日，宋哲元发表施政纲领，宣布：（一）进行地方 改革；（二）整顿财政；（三）“冀东政务委员会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为两 国利益计，应互维互助，实行真正亲善。”由此可见，“冀东政务委员会” 是一个既同国民党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有联系的半自治政权，可以说，它 实际上是日本蚕食华北的侵略政策与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政策相结合所产生 的“怪物”。该政权的成立，又给日本吞并华北的阴谋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日本在策动华北“自治”的同时，还配合以经济侵略方式，以达到全面 控制华北之目的。1936 年 1 月 13 日，日本陆军本部在《处理华北纲要》中 提出，通过对冀东政务委员会的支持，逐步完成华北五省的“自治”。8 月
11 日，日本内阁在《对华施策》中指出：“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使该地区
作为防共和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 一方面可以防备苏联的侵入，另一方面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 基地。”同日，在内阁《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中进一步指出：以中日经济 合作，造成中日不可分割的局面，形成日、满、华经济集团，使华北政权保 持亲日态度，特别是要迅速开发日本国防需要的资源。在同一文件的两个附 件中，还要求“冀东政务委员会”在关税、金融、交通等方面实行独立，并 把铁、煤、盐、棉花、燃料、羊毛等作为日本国防资源进行开发。可以说， 这是一个全面掠夺华北资源的经济侵略计划。同年 9 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 令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发出通牒，胁迫宋成立日本人所设想的“华北国”， 在遭到宋哲元拒绝后，又向宋哲元提出“中日经济提携”的具体侵略计划。 日本人之所以在华北如此得寸进尺地制造事端，不仅仅是为了掠夺华北资源 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12 月 4 日，南京国民党政 府电告宋哲元，所有对外协商及与外人合资的事业都必须与中央主管部会洽 商。这就实际上拒绝了田代的要求。至此，日本企图用经济手段掠夺和吞并 华北的计划也就随之化为泡影。
　　1936 年下半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影响下，国民党政 府的对日政策渐趋强硬，国民党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也高涨起来。1936 年 12
　　
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开创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新局面。中国政局的这一 巨大变化，对日本侵略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使日本帝国主义再也不能 像“九一八”事变时那样不战而夺取中国领土了。随着日本制造“华北国” 阴谋的破产，其法西斯嘴脸便暴露无遗，即下定决心按照既定国策，用武力 夺取华北，进而征服全中国。

三、芦沟桥畔的枪声


　　随着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的建立和侵华活动的日益加剧，充分表明日本 全面侵华战争已势在必行，而以 1936 年西安事变为起点，国共两党开始了第 二次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也表明中国全面抗战更是势 在必行。到 1937 年，日本侵略与中国反侵略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可以说“七 七事变”就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
　　1936 年下半年，日本陆海军就极力鼓吹对华开战。1936 年 9 月 15 日， 日本参谋本部在《对华时局对策》中就提出：“在华北，万一发生有关帝国 军队威信的事件时，中国驻屯军应果断地立即给予惩罚。”并为此“将给中 国驻屯军增加从国内派往锦州待机的一个师团和关东军的部分兵力。日军的 进攻，要求行动神速机敏，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中国以闪电般的打击，就地解 决问题。”这就实际上授权中国驻屯军，随时可以对中国使用武力。因此， 日军在取得华北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后，即开始对我步步紧逼，利用增兵的机 会，在华北抢占战略要点。
　　丰台位于北平南郊，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华北地区的 重要战略要点。因此，占领丰台便成为日军吞并华北的当务之急。
1936 年 5 月中旬，日军在没有征得中国任何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即开始
在丰台车站东侧建筑营房，为下一步驻军做准备。 6 月 26 日上午 9 时，中 国第 29 军第 37 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鸣笛，军马受惊，其中一匹军 马奔入丰台正在建筑中的日本兵营，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要求日军归还， 遭到日军毒打。次日，日军派出一朝鲜人到中国军队兵营交涉，硬说兵营马 厩是日方的，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兵营，在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队坚决拒 绝后，该名朝鲜人立即拔出短刀，并召来数名日军同中国士兵械斗。日本中 国驻屯军即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并无理要求第 29 军向日方道歉、 赔款、惩戒当事军官，从丰台撤兵。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 绝撤兵，只同意换防。这就是日军为占领丰台所制造的第一次丰台事件。这 次事件以中方的让步而解决，但日军企图将中国军队从丰台赶出的目的没有
得逞。
第一次丰台事件后，在丰台驻防的是中国第 29 军第 37 师第 222 团 1 营
（营长张华亭）。该营驻丰台车站，并以车站为中心部署防卫，构筑工事。
1936 年夏，随着日军的增兵，丰台情况日趋紧张。7 月下旬，日本中国驻屯 军步兵旅团第 1 联队第 3 大队强行进驻丰台。此后，日军即不时对我驻丰台 车站的张华亭营进行挑衅。日军士兵常身佩利刃，三五成群地到丰台车站“闲 逛”，遇我士兵较少时，他们就向我士兵摩肩撞臂，拳打脚踢，当我士兵气 急还手时，便造成斗殴事件。8 月 31 日，日本侨民森川太郎擅自闯入驻丰台
的 1 营兵营，与中国士兵发生殴斗，森川受伤。日军即以此为借口，又要求 中国军队撤出丰台。9 月 18 日下午 6 时，丰台中国驻军第 6 连，在野外演习 的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双方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牛少 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中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遂用枪托击马。 日军中队长当即下令包围中国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中国军队连长。中 国军队义愤填膺，与日军列阵对峙。不久，日军第 1 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 率领第 1 大队从北平赶来增援丰台日军，并在丰台附近的大井村，与中国军 队发生冲突，双方开枪射击。这时，宋哲元一面命令丰台中国驻军停火，一

面派出代表与日军交涉。19 日晨，中日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 军道歉，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19 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 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就是日军为占领丰台所制造的第二次丰 台事件，它使日军达到了完全占领丰台的目的。
　　日军强占丰台，不仅给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第 29 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而且也为它的下一步侵华战略行动夺取了有利的战略据点，加剧了华北的紧 张局势。
　　1937 年 6 月 5 日，日本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视察华北 后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加兵力很有必要。6 月 9 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给陆军本部的电报中提议：“从准备对苏作战 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 权加以一击，除兰我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由此可见，日本已把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提上了日程。
　　“七七事变”前，北平已是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东有日本卵翼下 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打前站，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 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武装，只有北平的 西南面尚有中国第 29 军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 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取北平，控制平 津地区。当时，北宁铁路沿线已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芦沟桥就成 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我军据此，则门户紧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若芦沟桥为日军所占领，则北平就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死城。所以，芦沟桥 这一战略要点，就成了中日双方争夺华北的必争之地。因此，自日军夺占丰 台之后，就一直对宛平城虎视眈眈，觊觎着芦沟桥，总想夺取这一战略要地。 日本侵略军的企图，是伺机占领芦沟桥，截断平汉路，四面包围北平，从而 夺取平津地区，然后以此作为桥头堡，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略战争。
1937 年春，平津形势吃紧，特别是芦沟桥附近中日两军大有一触即发之
势。当时的紧张形势正如一句唐诗所云“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此时的国民 党政府却仍然在抗战与妥协之间徘徊不定，特别是在丰台失守后，仍然是“亡 羊”而无意“补牢”，华北防务一切都未置可否。而身负平津要职的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竟然于 1937 年 5 月 11 日返回故乡山东乐陵扫墓。
从 1937 年 5 月开始，驻华日军即频频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从白
天发展到黑夜，从虚弹发展到实弹。特别是驻丰台的日军，更是经常在宛平 北郊举行以宛平县城为目标的演习，日军联队长、旅团长，直至中国驻屯军 司令官都陆续到丰台指挥日军演习。6 月，在东京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 将发生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7 月 6 日，即“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 驻丰台日军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到宛平中国驻军的拒 绝，日军纠缠达 10 余小时之久，至天黑才退走。这一切迹象都充分预示着日 军侵华战争的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而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 激昂。日军加紧在华北集结，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要再制造一个新的“事件”就行了。“事件”终于在古老的芦沟桥畔发生
了。
　　1937 年 7 月 7 日，这既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又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极不 寻常的日子。这天夜晚，晴空万里，由于没有月亮，静静的黑夜，能见度极
　　
差。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就发生在这个漆黑的夜晚。下午 7 时 30 分，驻丰 台的日军第 1 联队第 3 大队第 8 中队。携带实弹，全副武装，以芦沟桥为假 想敌，在芦沟桥附近的龙王庙——大瓦窑之间进行夜间军事演习，这次演习 的主要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阵地前进，利 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天黑以后，日军即开始演习。
　　这时，芦沟桥的中国驻军是第 29 军第 37 师第 109 旅（旅长何基沣）吉 星文团的一个营。夜晚 11 时左右，卫兵忽听到城东的日军演习方向有数声枪 响。鉴于此类事件时有发生，当时中国驻军并未引起特别注意。可是在午夜 时分，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即电话通知国民党冀察当局，称： 丰台日军一个中队在芦沟桥附近演习期间，忽闻宛平城内发枪数响，致使演 习部队一时呈现混乱，结果一名士兵失踪。并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遭到中 国驻军的断然拒绝。可是，由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和牟田联队长已经确定了 “占领宛平县城东门，以有利于现地交涉”的方针。片刻，冀察绥署的日本 顾问缨井又来电话，声称上述条件如国民党方面不允，他们将以军队包围宛 平城。这时，中方得到报告说：丰台日军一个大队，携带 6 门大炮，正在向 芦沟桥方向前进。因此，第 29 军在部署军事防御的同时，副军长秦德纯委派 当时的宛平县长王冷斋等人到北平日本特务机关交涉。据王冷斋回忆说：8 日凌晨 2 时左右，王冷斋等人在北平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中国第
29 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等会谈。此时，松井已接到关于日力失踪士兵归队
的报告，但仍无理要求先查清士兵失踪的原因后，再进行谈判。此时，国民 党冀察军政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便与日方商定双方立即派员前往现地调 查。
国民党当局所派代表为河北省第 4 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
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 三人；日方所派代表为樱井、日军特务机关副官寺平、秘书斋腾三人。与此 同时，日本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司令部还于 7 月 8 日凌晨，命令驻丰台的第
3 大队于芦沟桥火车站西南方向附近随时准备战斗，并派出 1 个步兵中队和 1
个机枪小队随谈判代表进入宛平城内。王冷斋等人在前往宛平的路上，看到 日军 300 余人，分乘 8 辆汽车正在向芦沟桥出发。当王冷斋一行到达宛平东 北郊的沙岗时，见日军已摆好了进攻阵势。4 时许，双方代表进入宛平县署。 在谈判还没有正式开始前，日方代表寺平便气势汹汹地对王冷斋说道：现在 事态十分严重，已来不及调查、谈判，中国驻城内守军必须马上退至宛平城 西，待日军进入宛平城东门内时再开始谈判。这种在机枪、大炮威胁下，用 刺刀逼向对方代表的谈判，实为世界外交史上所罕见。然而，日本侵略军的 淫威并没有吓倒中国第 29 军的将士们，中国代表坚决拒绝了日方的蛮横无理 要求。 4 时 30 分，日军即向宛平发起了第一次攻击，负责宛平守卫的吉星 文团金振中营长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命令；毅然奋起自卫。双方互射 1 小时左右，5 时许，樱井持白旗站在宛平城墙上与日军联络，日军才停止射 击。双方代表开始正式谈判。在谈判中，日方代表强令国民党军必须于当日 下午 8 时前撤退至永定河以西，否则日方将终止谈判进行武力解决。这种带 有最后通牒性质的所谓谈判，理所当然地为中方代表所再次拒绝。 5 时 30 分，日军再次发起攻击，曾一度夺去 29 军所守卫的龙王庙、五里店、芦沟桥 火车站等处阵地，于 6 时左右开始以大炮猛烈轰击宛平县城。谈判即告结束，
双方撤回各自的谈判代表。

　　7 月 8 日上午 7 时 30 分，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向步兵旅团 长河边正三少将下达如下作战命令：（一）我军要确保永定河左岸的芦沟桥 附近地区，谋求事件的解决；（二）步兵旅团长应解除永定河左岸芦沟桥附 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于是，日军即开始向丰台地区集结 兵力，日本中国驻屯军特意将其步兵旅团的精锐机械化部队——驻通州的第
1 联队第 2 大队向芦沟桥紧急增援。8 日下午 3 时 30 分，日本中国驻屯军步 兵旅团河边正三旅团长到丰台坐镇指挥，并命令第 3 大队在龙王庙附近渡过 永定河，占领西岸，待第 1 大队到达后进攻宛平城。下午 5 时，日方向宛平 城发出最后通牒：（一）限于当日下午 8 时前，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 日军撤至永定河东岸，如果逾期，使用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居民撤至 城外；（三）城内的日本顾问樱井等出城。日方的这一最后通牒，很显然是 以武力相威胁，妄想胁迫中国军队放弃宛平，以便不战而得宛平城。中方爱 国将士自然不能接受这蛮横要求，于是日军便于下午 6 时零 5 分，以猛烈的 炮火攻击宛平城，炸毁了专员公署，炸伤了守军金振中营长。第 29 军在忍无 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一方面驻守宛平的守军坚守阵地；另一方面由何基 沣旅长亲率主力从长辛店以北、八宝山以南向日军反攻，双方激战至深夜， 何基沣旅逐渐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芦沟桥附近铁路及龙王庙地区，收复了被 日军占领的阵地，并将侵占芦沟桥火车站的数十名日军歼灭殆尽。
日军 7 月 8 日的进攻，在中国军队的强力反击下均告失败，其夺占芦沟
桥的阴谋宣告破产。当日晚，日方松井和第 29 军副军长秦德纯在北平进行交 涉。同时，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和第 29 军第 38 师师长张自忠进行会谈。 直到 9 日凌晨 3 时，松井和秦德纯达成了如下对日方极为有利的协议：（一） 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东岸，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 岸；（三）芦沟桥的守备由中国保安队担任，人数约 200—300 人，定于当日 上午 9 时换防。然而，就在中日双方举行谈判的时候，7 月 8 日晚 9 时 20 分， 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下达命令：“旅团将兵力集结于芦沟桥车站附近，准备 明天天亮时攻击。”因此，尽管协议签订后，中国军队即开始按协议执行撤 军，但日军并不按协议撤兵，却以监督中国军队是否履行协定为借口，仍将
第 1 联队主力集结于芦沟桥车站附近，一部分兵力继续占据沙岗。并辨称它
们有权监视中国军队的撤退。9 日清晨 6 时，当中国军队正在撤兵时，河边 却违约，下令炮轰宛平城，先后发射炮弹 100 余发。当中国方面责问日方违 约时，日军却以“掩护部队撤退”为由进行搪塞。
9 日上午 7 时 50 分，按照双方协定前往宛平接防的中国保安队，在芦沟
桥附近的大井村受到日军阻击，死伤数人，不能前进。相持至 12 时 20 分， 在中日双方派出的负责监视撤兵的委员到达后，日方才同意中国保安队前往 宛平，但只同意派 50 人且只能携带步枪和 30 发子弹进入宛平城接防。这时， 日军不仅没有撤去一兵一卒，反而继续增加兵力。9 日下午 3 时 40 分，河边 命令刚从通州到达丰台的第 2 大队，迅速到宛平东北郊的沙岗接防，企图乘 中国军队与保安队换防之机，占领宛平。后在中方的反复交涉下，日方才同 意中国保安队全部进入宛平城。但由于日方不许保安队携带轻机枪等武器， 所以，一部分保安队员只好携带机枪返回北平，这样，实际到达宛平的保安 队不足 200 人。尽管如此，中方还是同意将宛平驻军全部撤出，退守永定河 西岸。
这时，日军第 2 大队仍在沙岗驻守，并企图乘宛平守军保安队既弱又少

的有利时机，夺占宛平。10 日凌晨 2 时 30 分，日军驻沙岗的第 2 大队突然 开枪进攻宛平城。待王冷斋要日方仍留在宛平城监视撤军的中岛与其司令部 联系时，日军竟然诡称“实系双方哨兵因误会开枪，日军绝无攻城企图。” 在攻城无效的情况下才停止了射击。10 日上午 7 时 30 分，王冷斋等人向樱 井等提出，就驻沙岗日军的撤离进行谈判时，樱井等人却狡辩说，因为还有 两具士兵的尸体尚未找到，所以日军要继续在沙岗附近进行搜索。对此，王 冷斋等人提出，由中日双方派人一起在芦沟桥附近寻找，樱井表示同意并定 于下午 1 时出发。后来，樱井等人却借故离席，不辞而别。因为，“七七事 变”后日本国内正在酝酿全面出兵侵略中国的计划，而且关东军已将其混成
第 11 旅团调至长城一线，天津日军也正纷纷出动。这一切都预示着：“七七 事变”这一局部冲突，正在向全面战争演变。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此时 此刻，日方在谈判中所作的一切，都是在拖延时间，其目的完全是为了使自 己在下一步全面入侵中准备得更加充分而已。正如冯玉祥将军在事变发生两 周后对记者所说的：“芦沟桥事变之发生，决非偶然；日本人又欲以‘九·一 八’故伎重演于华北了。”

四、“不扩大”的幌子


　　“七七事变”的爆发，为日本军政当局实现其长期以来妄图灭亡中国的 侵略计划提供了一个理想借口，因此日本法西斯分子欣喜若狂。“事变”后 的次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部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北方（指苏联）暂 没有什么威胁，应乘此大好时机对冀察加以一击。”会议决定立即动员 2 个 旅团随时准备开赴华北作战，并把第 11 旅团调往长城一线待命。同时日本关 东军发表声明，称：“因暴戾的第 29 军挑衅，而在华北引起事端。对此，关 东军保持极大关心和决心，严密注视着事件的发展。”此外，关东军还专门 派参谋田中隆吉到华北，鼓动日本中国驻屯军将“事件彻底地扩大下去”。 日本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在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后，也立即向参谋本 部主动请战说：第 20 师团已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建议日本应“利用这一 事件推行统治中国的宏图”。
　　8 日晨，“七七事变”的消息一传到东京，立即在日本决策层引起了一 场轩然大波，并随之出现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两种意见。以陆相杉 山元为首的“扩大派”轻视中国的抵抗力量，认为只需要以三四个师团的兵 力给中国一击，就会使中国屈服。参谋本部的一个成员甚至扬言说：只要日 本出现动员声势，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另一名成 员也趾高气扬地断言，充其量也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就万事大吉了。参 谋本部战争指导课提出：“事已至此，决心干吧！应当制订进攻南京的计划。” 杉山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竟然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解决了。” 而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比较重视中国的顽 强抵抗力量，他们担心日本目前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会遇到 中国的顽强抵抗。而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他们主张应尽快动员足够的兵力， 然后再出兵中国。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间， 只是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选择上存在分歧，而在是否发动对华全面战 争这一根本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尽管日本在“七七事变”前不断向华北增兵，但要
想发动一场对华全面战争，日本的兵力还差得比较多。因此，经日本军政当 局的慎重考虑，当天上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提出：（一） 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二）日方坚持不扩大方针， 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反省，而能早日解决事件；（三）如果中国方面不反省， 使事态恶化，日方将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四）各阁僚应做好随时出席临时 内阁会议的准备；（五）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必须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 中国方面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不难看出，这一所谓的“不扩大”方针，实际上恰是扩大事态的方针： 第一，在日本侵略军看来，他们可以在中国领土上驻兵，进行军事演习，占 领中国土地，任意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主权，这一切在它们看来都是“合 法的”，是《辛丑条约》、《塘沽协定》等所赋于的“权利”。而中国军队 在自己的领土上反击侵略却是“不法行为”。因此，按照这个强盗逻辑，在 事变后，日方便将事变发生的责任完全推诿于中国方面。可以说，如此颠倒 黑白地来解决事件，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第二，提出要中国军队撤退、道 歉等，完全是无视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是有意给中方为难；第三、如果中 国不同意日方的要求，日军将采取“适当措施”，这就为日军随时采取新的
　　
军事行动扩大事态，开了绿灯。就在这个“不扩大”方针出来的第 2 天，日 本政府又公开发表声明：“倘事件因华方拒绝反省，而愈益扩大，日方决取 断然行动。”这就充分说明了名为“不扩大”实为“扩大”的本质。
　　本来，当时在北平，中日双方已于 9 日凌晨达成了对日方来说比较有利 的停战协议，但由于日本内阁所提出的这一“不扩大”方针，日本中国驻屯 军在第二天又单方面撕毁了刚刚达成的协议，重新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
（一）第 29 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道歉，对直接责任者给以处分，并负责防止今 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二）中国军队和丰台日军驻屯军过于接近，容易 引起冲突事件，因此芦沟桥及宛平城周围、龙王庙地区，改由保安队负责维 持治安；（三）芦沟桥附近的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 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 底取缔。明明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的防地，却要中国军队撤出；明明是 日本的侵略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却无理要求取缔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 体。可以说，这完全是有意提出中方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为扩大战争寻找新 的借口和为其调兵遣将争取时间。在日方的威逼下，中方代表除第三条外， 全部接受了日方的要求。
　　此后，在“不扩大”的幌子掩护下，为了迅速增兵华北，以发动全面入 侵中国的战争，日本军政当局一方面高喊“不扩大”，希望和平解决；一方 面却在暗中磨刀霍霍，疯狂地拨动着战争机器的的发条。11 日上午 11 时 30 分至 14 时，日本内阁举行五相会议，陆相杉山提出：“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 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 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5 个师团、目前暂用 3 个师团和
18 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但为了舆论而言，今后仍应坚持不扩大方针。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杉山提出的派兵案，并首次把芦沟桥事件称为“华北事 变”。15 时 20 分，又召开了内阁会议，会议完全同意了五相会议的议案。
16 时，首相近卫晋见天皇，上奏向华北派兵，16 时 20 分，日军参谋长及陆
相，进宫参驾，请求尽快派兵；17 时 05 分，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也来上奏海 军对华用兵事宜，天皇均予照准。18 时 24 分，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向华 北增兵的政府声明》，在声明中称：中国第 29 军“于 7 月 7 日夜在芦沟桥附 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这次事件完全 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余地。为维护东亚和平，最重要的 是中国方面要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 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 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18 时 35 分，参谋总长即发出临参 命第 56 号，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将其管辖的独立混成第 1、第 11 旅团及空军 一部（包括战斗机、侦察机和轰炸机各 2 个中队），火速派至华北并接受中 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挥。20 时，又以临参命第 57 号下达给第 20 师团，令其 迅速开往华北。而所有这些疯狂的战争准备，都是在其所谓的“不扩大”幌 子下进行的。
　　为了掩盖企图，迷惑中国人民，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还宣称：“政府为使 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 而使事态圆满解决。”这里，向中国派兵是为了“局势不再扩大”，是为了 “不抛弃和平谈判”，这真是千古欺人之怪谈。对此，石原莞尔在 1939 年的 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根据一般的考虑，如果照
　　
不扩大主义来做，岂不是应该停止动员吗？但是，由于第一线仍有纠纷，而 且派兵尚需数周时间。所以，即使是希望不扩大，如果形势紧迫，为准备万 一，也有必要进行动员。??不扩大的方针是政治上的希望，然而由于现在 有战斗行动，所以，通常就要考虑到动员的必要。”可以说，石原的这段话， 使我们对日本政府的所谓“不扩大”方针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第一，所谓 “不扩大”方针，仅仅是政治上的希望，目的就是要中国逆来顺受，听凭日 本人的任意宰割。而如果中国人民反抗，那么日本就要用军事手段来迫使中 国屈眼。所以日本人所说的“不扩大”，其实是把政治上的“不扩大’与军 事上的准备同时进行的，也就是在“不扩大”的幌子掩护下，加紧调兵遣将， 扩大事态；第二，“不扩大”仅仅是个缓兵之计。因为从日本国内派兵到华 北，需要数周时间，如果此时立即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日本在华北的驻 屯军就有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日本政府只能采取“不扩大”的 策略。事实上，从“七七事变”一发生，日本军政当局就在考虑如何乘机全 面入侵和灭亡中国。对此，当时的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在《业务日志》 上记载说：“事变发生后，陆军大臣姑且不说，政府的态度大致是乐观的， 因为政府正想利用这一机会把多年来的对华悬案解决好。这种考虑在内阁成 员、特别是在总理中是很牢固的。”
因此，日本政府 7 月 11 日的这一声明，完全可以说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的动员令，是没有宣战的宣战书。在声明中，日本政府以卑鄙的伎俩，把“七 七事变”的责任完全栽赃到中国方面，并以此为借口，向华北派遣军队，准 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7 月 11 日声明发表的当天晚上，日本首相近卫专门召集各界人士开会，
详细介绍了内阁出兵的决心，并要求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在近卫亲自出马 煽风点火下，日本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空前的侵华战争狂热。
会议后，日本参谋本部立即命令关东军和朝鲜军迅速向华北派遣援军。
同一天，还任命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病重的田代，担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这一系列的措施充分表明，日本法西斯全面侵华的战争车轮已经启动。香月 在后来的回忆中说：7 月 11 日上午，他在陆军部和参谋本部接受任务时，便 “感到那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内地三个师团的及时动员、山东作战的意图等， 完全是对华作战的开端。”
日本政府的派兵决定，对日本中国驻屯军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 月 10
日夜到 11 日晨，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正在与中国第 29 军副军长秦德 纯，就日本新提出的方案进行谈判、交涉。尽管桥本一再施压，但秦德纯在 谈判中始终坚持中国军队不撤出芦沟桥。而桥本则认为，如果中国方面坚持 不撤军，那么中日战争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11 日中午，中日双方代表同意 两国军队同时撤出芦沟桥地区，谈判有了新的进展。11 日下午 4 时，日本政 府的派兵决定传到中国驻屯军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立即召开紧急会 议。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对华开战的时机已到。因此，会议几乎很快就作 出决定：“以此次事变为契机，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具体措施是：（一） 暂停与中方的和平谈判；（二）彻底实行《何梅协定》；（三）在此期间逐 步集结军队，并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以彻底打击和扫荡。此外，中国驻 屯军还在给陆军本部的《形势判断报告》中指出：“不能认为冀察当局对谈 判有诚意。因此，我军为使以后的行动较为有利，应坚决改变态势，示以坚 强的决心促进谈判，其结果将不得不发动武力。”这些决定标志着日本中国

驻屯军已秉承政府的旨意，正式确定了以武力夺取华北的作战方针。 为了掩饰其扩大事态和积极备战的阴谋，日本中国驻屯军在作出“暂停
与中方的和平谈判”决定之后，又主动同意秦德纯不从芦沟桥撤军的要求， 并在 11 日晚与第 29 军签订了《芦沟桥事件现地协定》，这就是当时著名的 “秦（德纯）—松（井太久郎）协定”。该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第 29 军发表声明公开向日军表示道歉，对直接责任者给予处分，并负责防止今后 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二）中国军队和丰台日军过于接近，容易引起冲突 事件，因此芦沟桥及宛平城周围，改由保安队负责维护治安；（三）鉴于此 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 底取缔。这一协定是在日本政府已作出派兵华北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决定发动 武力夺取华北之后签订的，很显然是日方继提出所谓的“不扩大”方针后所 施放的又一烟幕。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麻痹中国人民和政府。就在“秦松协 定”签订的当天晚上，日本陆军省新闻版就在东京广播电台上，公开攻击中 国方面没有履行协议的诚意，因此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秦松协定”，进一 步证实了日方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准备履行协定。
　　12 日上午 11 时，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来到天津。香月 一到天津，就立即下令全军随时做好对华全面作战的各项准备。日本中国驻 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在接到命令后认为：这就意味着“过去的一切交涉 已失去作用，现在要转移到纯军事作战方面来”。河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竟要求于当天晚上即开始袭击芦沟桥。7 月 13 日，中国驻屯军在给陆军本部 的一份《情况判断》中，对今后的行动计划作了非常细致的安排，其内容可 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作战部署。以中国第 29 军为直接作战目标，待关 东军和朝鲜军增援部队到达后，中国驻屯军务于 7 月 20 日前完成作战准备， 保证随时参加战斗。作战行动一开始，先以主力攻占北平及其附近地区，然 后再根据情况，进至保定、马厂一线。随着形势的发展，再视情况将战线扩 大到德州、石家庄一线。第二，制造扩大战争的借口。中国驻屯军在《情况 判断》中决定向第 29 军提出：（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 日要人；（三）撤除驻在冀察的排日的国民党中央系统各机关；（四）从冀 察撤除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 团等；（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和学 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以后，北 平的警备由保安队负责，城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并提出：如果中国方面不 接受这七点要求，那就被认为是没有诚意，届时日方将根据情况需要采取相 应的行动。日方明知道自己的要求很难被中方所接受，现在这样提的主要用 意，也就是要中方拒绝日方的要求，从而为其扩大战争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 口而已。由此可见，自 7 月 11 日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声明以来，“七七事变” 正向全面战争发展。而且，日本人已经把中国人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
　　7 月 12 日，就在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声明的第二天，蒋介石电告宋哲元就 地抵抗，并要求中央军在保定地区进行防御准备。13 日蒋介石又电告宋哲 元，“中央已决定运用全力抗战，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 无退让余地。”7 月 13 日，日军得知国民党中央军正在北上，增援宋哲元的
第 29 军。考虑到关东军和朝鲜军尚未到达华北，一旦中国军队北上，将会使 日本中国驻屯军处于危险境地。所以。日本人在加紧战争部署的同时，又开 始用“不扩大”的幌子来麻痹中国人。13 日上午，日本政府又公开宣称“坚 持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可是就在日本政府重弹“不扩大”老调

的时候，7 月 15 日，中国驻屯军便制订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分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迅速用武力讨伐第 29 军。首先把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 以南。第二阶段，预计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待增加兵力之后， 即进入石家庄、德州一线。16 日，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到达平津地区，朝鲜第
20 师团于 18 日抵达预定地区。随着从日本本土、中国东北日军的源源启运、 向平津和华北前线的开进，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总兵力已达 10 余万人以上，飞
机 200 余架，坦克 100 余辆，而第 29 军的兵力和整个作战部署却没有什么大 的变化。这样，在华北日军已占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形成了对北平的北、东、 南三面包围态势。而这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和部署，却是在其所谓“不扩大” 幌子下实施的，这就充分表明，日本政府所大肆鼓吹的“不扩大”方针，只 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把戏而已。至此，日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
　　7 月 17 日，在日军已取得华北地区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日本参谋本部即 制订了《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把对华全面战争分为两个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约用 2 个月的时间，计划以优势的兵力击溃中国第 29 军，解决华北问题。第二阶段，计划用 3—4 个月的时间，以充足的兵力进攻 国民党中央军，通过全面战争摧毁蒋介石政权，一举解决中国问题。同日， 日本政府还决定把对华交涉改为限期交涉。日本陆军部估计到中国驻屯军大 约能在 7 月 19 日以前做好作战准备。因此便决定把最后期限定在 7 月 19 日。 当天，日本代理驻华大使日高信六郎在会见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时，竟 然强词夺理地说：在华北，中国军队多于日本军队，日军受到“威胁”。因 此，日本决定增兵华北是完全必要的，而中国派遣中央军到华北是在“扩大 事态”。日高信六郎代表其政府正式要求中国政府：（一）立即停止一切挑 衅言论；（二）不得妨碍在现地两国继续进行的解决事变的交涉。以上要求 限于 7 月 19 日零时前签复。同一天，在华北，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 司也向中国第 29 军提出要求：限定在 7 月 19 日前无条件答复中国驻屯军在
13 日决定中所提出的七点要求。当夜，第 29 军第 37 师师长张自忠答复桥本，
基本上承认日方所提的七点要求，由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亲自向日方道歉。18 日下午 1 时，宋哲元访问香月清司，按日方的理解，这是“没有说道歉词句” 的道歉。这表明，宋哲元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又进一 步采取了退让的政策。
17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推动下，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声明指出：芦沟
桥事件的发展，关系到中国存亡问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 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因此，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 全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的关键，全在日本军队的行动。19 日下午，国 民党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日本驻华使馆指出：为避免事态扩大，希望两方约 定一确切日期，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出的武装部队撤回原地。但此 时，日本政府已经确定了扩大事态的方针，所以，不管中国方面如何表示诚 意，如何让步，都不可能改变日本国的既定国策。19 日晚 22 时，日本中国 驻屯军竟以 18 日日本侦察机在河北省南部顺德地区上空遭到中国军队射击 为借口正式发表声明宣布：“从 1937 年 7 月 20 日零时以后，驻屯军将采取 自由行动。”20 日凌晨 1 时 30 分，日本外务省又发表声明宣称：“目前事 态恶化的原因，完全在于南京政府一面阻碍现地协定，一面不断调中央军北 上。”可以说，日本外务省的声明，既是为扩大战争寻找借口，又是为派兵 制造舆论。20 日晨，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认为：以外交谈判已根本不可能

解决事变，为保证平津地区的安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会议决定立即 对中国使用武力，并将在东北待命的临时航空兵团和应急动员的第 20 师团编 入中国驻屯军。这一“开战”决定得到日本内阁的完全同意。至此，日本政 府在“不扩大”幌子下已完成了其军事部署，下一步就是如何开始其蓄谋已 久的对中国全面战争了。

五、平律失陷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法西斯乘机扩大事态，出兵华北，发动了全 面侵华战争。日本法西斯在发起大规模进攻前，还以种种手段迫使中方撤走 坚决主张抗战的第 29 军第 37 师，以夺取北平的战略要点——芦沟桥，并完 成对第 29 军的战役包围。
　　就在日本中国驻屯军 19 日夜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不久，第 29 军代表即 急访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并在日本人的淫威下答应日本人将第 37 师从宛平撤出。1937 年 7 月 20 日下午 5 时，宋哲元下达命令：第 37 师于 20 日开始在西苑集结，21 日集结完毕，22 日撤退；第 132 师接替第 37 师原防 地。该两师于 20 日即按照命令开始行动。可不料日军竟于 20 日下午乘中国 军队撤退之机，炮击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中国军队集结地，致使中国军队遭受 重大伤亡，宛平驻军吉星文团长负伤。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日军企 图乘势一举夺占宛平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7 月 25 日，从朝鲜调到天津的日军第 20 师团第 77 联队第 11 中队，假 借修理北平至天津段的军用电话为名，于下午 4 时 30 分袭击廊坊车站，中国 廊坊驻军第 38 师 113 旅 226 团被迫自卫。当天深夜 12 时，日本中国驻屯军 司令官香月清司即命令第 77 联队，在空军的掩护下火速向廊坊地区增援。中 国廊坊守军在日军陆空猛烈炮火攻击下，被迫撤至通州地区。就在廊坊激战 的同时，香月又命令驻在山海关至天津间的日军第 20 师团向平津地区紧急开 进，并命令中国驻屯军第 2 联队第 3 大队（大队队长广部少佐）乘火车开赴 北平，企图乘北平城门大开之机预先进入北平。当天下午 2 时左右，广部大 队在丰台换乘 26 辆汽车开往广安门，他们冒充是日本总领事馆的卫队，诈称 刚刚在野外演习归来，要求进入北平城，被广安门中国守军所拒绝，日军便 气势汹汹地摆出一逼攻城阵势并强行通过。当日军一半人进入城内时，两军 发生冲突。丰台日军立即赶来增援，在双方混战时，已入域的日军到达北平 日本总领事馆。
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是日军中国驻屯军有计划有预谋的挑衅行为，
它为日本当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新的借口和时机。事件发生后，日本 当局立即决定动员国内师团，并得到天皇的同意，当天，参谋本部命令中国 驻屯军以现有兵力进攻平津地区的第 29 军，并下令动员国内的第 5、第 6、
第 10 师团到华北地区。此外，还准备派遣第 11 师团到上海，第 3 师团到青
岛配合华北作战。27 日，海军军令部也下达了全力配合陆军对华作战的命 令。26 日下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即向中国军队发出最后通 牒：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并限于 27 日 11 时 30 分前答复。在这 种情况下，宋哲元开始采取抵抗方针，他一方面将情况报告南京政府，一方 面进行必要的军事部署；第 37 师停止撤退，并迅速恢复西苑至芦沟桥一线防 御；正在接防的第 132 师，迅速在南苑集结。
　　7 月 26 日 22 时 20 分，还不待中国方面答复，香月就下令于 27 日中午 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但由于北平城内的日本侨民尚未完全撤离，香月 便把进攻发起时间推迟至 28 日。
　　28 日晨，日军对北平的进攻，按照预定计划全线开始，平津各地的激战 遂即全面展开。香月清司指挥朝鲜军第 20 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 1、第 11 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在空军的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北苑、南苑和西
　　
苑的中国第 29 军第 132 师、第 37 师和第 38 师发起全面攻击。第 29 军各部 奋勇抗击，南苑等地的战斗最为激烈。驻守南苑的的中国驻军为第 132 师及
第 38 师一部，共计 4 个步兵团、1 个骑兵团，约 7000 余人，前敌总指挥为
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赵于 27 日晚才奉命到达南苑，师主力尚在开进之中， 还没来得及调整部署，日军即从东、北、南三面发起攻击，中国军队只好被 迫仓促应战。由于在战前，7 月 11 日以后宋哲元等对日本的妥协，使平津前 线放松了应有的战争准备，致使部队在战争开始时既没有预设的作战阵地， 又没有构筑应有的工事。待遭到日军的突然攻击后，全军很快便被敌人包围 在狭小的营区内，官兵们只有凭借营地围墙拚死抵抗。在日军的飞机、大炮 的狂轰滥炸下，日步兵向还没来得及展开队形的中国军队发起波浪式的集团 冲击。中国 7000 余名官兵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寇的飞机大炮，在 4 个多小时的 惨烈搏斗中，约有 5000 余人战死沙场。师长赵登禹中将、副军长佟麟阁中将 均殉难前线。南苑失守！
　　就在日寇攻击南苑的同时，第 37 师何基沣旅进行反击。吉星文团将芦沟 桥附近五里店、大井村之敌全部驱逐。第 38 师一部也将丰台日军包围起来。 这些局部的胜利，特别是芦沟桥至八宝山一线阵地的保存，为第 29 军的撤退 保留了退路。但由于在这一关键时期，南京政府与平津当局对“和”与“战” 还在徘徊不定，犹豫不决，以至于前线部队一天竟接收到几个前后相互矛盾 的命令，使部队无所适从。7 月 29 日，蒋介石令宋哲元撤离北平，退向保定 方向。当天北平即沦陷。当日夜，日本关东军第 2 混成旅团对天津的中国第
38 师一部和保安队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被迫突围，向马厂方向撤退。天津随
即落入日本人之手。至此，日军便控制了平津两城市，并迅速把侵略的战火 扩大到整个华北和全中国。沦陷后的平津，又成了日军进一步进攻华北和全 中国的重要基地。

六、全国抗战的开始


　　芦沟桥畔的枪声，敲响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最后时刻的警钟，激怒了四 万万不愿做奴隶的炎黄子孙，一场空前规模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烈火迅 速燃遍九州大地。中国军队在芦沟桥的英勇还击，打响了中国人民伟大的 8 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 1935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 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同月 27 日，毛泽 东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 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 地。”“现在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更显示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 要占领全中国。”“目前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 学生、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 7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全 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 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 新的事变。”8 日和 9 日，又接连致电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全国 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愿为“抗日先 锋”。7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还专门赴庐山会见蒋介石，会 商抗战救国大计。7 月 15 日，中共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交给了国民党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宣言中郑重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 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另外，在宣言中还 具体向国民党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纲领：（一）争取中华民族之 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恢复失 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订宪 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 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民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 了实现这一纲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重申：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 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 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可以说，在宣言中，中国共产党以民 族利益为重，向国民党作出重大让步，从而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 建立，促进全民族的团结一致抗战，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和诚意。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 1937 年 8 月 22 日发布命令， 将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 月改称第 18 集团 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 长，任弼时为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全军约 4.2 万人，编为 3 个 师。
　　第 115 师，辖第 343、第 344 两个旅。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 长周昆、政训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第 120 师辖 358、359 两个旅。师长 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 129 师，辖第 385、
386 两个旅。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
8 月 25 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八路军举行 抗日誓师大会，并立即开往华北抗日前线。10 月，在江南的红军游击队被改

编为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 部主任。1938 年 1 月，军部在南昌成立，全军共 1 万余人，编为 4 个支队：
第 1 支队司令陈毅、副司令傅秋涛；第 2 支队司令张鼎丞、副司令粟裕；第
3 支队司令张云逸（兼）、副司令谭震林；第 4 支队司令兼政委高敬亭。1938
年 5 月，新四军即挺进苏南，在日军占领的大江南北，展开抗日游击战争。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下，国共两党开始了进一步合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抗日热潮迅即席卷全国。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武 装侵占中国东北的继续，是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开始。芦沟桥畔的枪 声，震憾了中国大地，唤醒了中华民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的 蓬勃兴起，直至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开辟了道路。毛泽东说：“7 月 7 日芦 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 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因此，中国的“七七抗战”虽然失利了，但 芦沟桥畔的枪声，却点燃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烽火，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 始。另外，中国的“七七抗战”还打破了日本法西斯企图速战速决，在短时 间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它阻止了日本北攻苏联，延缓了日本南下政策的实施，有利地支援了世界人 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日战争由此而逐步扩大并成为太平洋战争和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人民经过 8 年之久的艰 苦抗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