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权的攫夺
保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它直接点燃了武 昌起义的导火线,促使了辛亥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狭义上的保路运动,特
指 1911 年湘(湖南)、鄂(湖北)、粤(广东)、川(四川)等省人民为保 卫川汉、粤汉铁路路权而掀起的爱国运动。广义上的保路运动,则是指辛亥 革命前 10 年间中国人民为收回、保卫铁路利权而进行的一切爱国运动。本书 所谓“保路运动”,指广义的保路运动。
1911 年全国性保路风潮的前身是 1903 年左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收回 铁路权运动。收回路权运动是 1911 年保路风潮的先导,而 1911 年保路风潮 则是收回路权运动的继续发展。所以保路运动,首先应从收回路权运动开始, 而中国人民所以掀起收回路权运动,乃是由于铁路利权的丧失。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就开始觊觎中国铁路,图谋在中国建 设铁路。1858 年,退役军官斯不莱向英国外交大臣马尔斯伯利建议:英国应 建筑一条从缅甸仰光经中国景洪到思茅的铁路,以便于英国对华贸易。英国 确立了以铺设铁路作为开拓中国市场手段的侵略政策。
1864 年,为推行殖民政策,英国人斯蒂文生为英国怡和洋行规划中国的 铁路网。拟建上海—汉口、汉口—广州、汉口一四川—缅甸和上海一天津一 北京四条干线及 3 条支线,企图把广州、上海、汉口、天津 4 个重要商埠与 自己的殖民地缅甸连成一片。1872 年,英美资本主义列强无视中国主权,公 然组织“吴淞道路公司”,在上海开始私建铁路活动。1876 年建成上海到江 湾段铁路。在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制后,他们强行修路的嚣张气焰才有所 收敛。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大规模地攫取中
国铁路权。1895 年法国要求由费务林公司修建并经营从越南同登到中国龙州 的铁路,得到清政府同意,首开外国侵占中国铁路权的恶例,也是后来法国 强修滇越铁路的先声。英国索取由缅甸修铁路入云南境内的权利,以与法国 相抗衡。沙俄野心更大,通过《中俄密约》,取得了东清铁路(即中东铁路) 的建筑、管理权利。德国也夺得了胶济、胶沂两条铁路的建筑权。
帝国主义列强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展开了对中国芦汉(芦沟桥—
汉口,后称京汉铁路),津镇(天津—镇江)、粤汉(广州—汉口)、京奉
(北京—奉天)诸线的激烈竞争。并且用直接投资或贷款给清政府,由外国 监督等方法来强夺中国铁路的建筑权和经营权。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又掀 起了一场狂暴呼啸的铁路投资台风。
1898 年,比利时勾结俄国、法国,夺取了芦汉铁路的修筑权。英国获得 了津镇、宁沪、广九等 5 条铁路的承办权。俄、法、比联合获得汴洛(开封
—洛阳)及京汉支路等线的铁路权。美国获得了粤汉铁路的投资权。后起的 日本帝国主义也不甘示弱,不仅包揽了福建、浙江、江西三省铁路的权益, 还夺得了南满汉铁路、安奉铁路、新奉铁路、吉长铁路的修筑权,把中国东 北南部与其殖民地朝鲜用铁路联成一体。
这样,中国大部分铁路的修筑、经营权都先后被帝国主义列强囊括而去。 据统计,1911 年中国共有铁路约 9 618 公里,帝国主义控制的铁路达 8 952 公里,占 93%。
铁路,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命脉。修筑铁路,本是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之一。但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修筑铁路,并不是要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 现代化道路,而是为了便利其商品输入,掠夺中国农矿产品,在经济上扼制 中国命脉,在政治上掠夺中国主权,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所以,列强强夺铁 路权、修筑铁路,是控制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重要而毒辣的手段。铁路 延伸之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便会接踵而至。在铁路修建中, 他们不仅强迫沿线农民提供无偿劳役,践踏庄稼,破坏农田,而且还强占村 镇、开铺埠,掠夺沿线的矿山。当铁路修成后,铁路不仅成为列强吸吮中国 人民血汗、掠夺中国内地丰富农矿产品的“吸血管”,而且成为他们控制中 国政治、束缚中国的一条条锁链。
对于铁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这种灾难,当时人们就揭露说:“最先起者, 俄之东清铁路,而其祸之发特别早,今之东三省人民,蹂躏糜烂于硝烟弹雨 之中,室庐被其震焚,身首膏于原野者,此铁路阶之厉而肆其锋也。其次则 德之胶济铁路继之。而各报载其沿路屯兵数千,贮火药于要害处,此其意何 为者,则岌岌又继东三省之覆辙矣!京汉铁道,俄法比同盟筑之,而大陆之 中干失矣。津镇铁路,英德联合取之,而南部之通衢通。英国人经营滇缅铁 路,所以持云南之后顾也。粤汉、萍醴等铁路归于美,则合众花旗,且自菲 律宾飞跃而翻扬于江西、两广间矣!沪宁、苏沪、粤港等铁路归于英,则水 陆犄角而扬子江流域必悉归于英国占领圈内矣!”所以当时有识之士指出: “亡人之国者,计无巧妙于铁路者。夺取铁路权是灭亡中国的最毒辣的方 式。”
这种严重状况极大地惊醒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人们感
觉到:路权的丧失不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 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性问题。他们认识到:铁路是全国的命脉,帝国主义列强 推行殖民地政策,都是由夺取铁路权着手的。铁路权一旦被帝国主义夺得, 便等于把中国的财政权和兵权拱手让给列强!他们悲愤地说:“如今的世界, 他国的铁路所及的地方,一定是他国的。”铁路权的丧失已引起中国爱国志 士的严重焦虑。
凶残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疯狂地攫取铁路权,而腐败的清政府又甘心情愿
地出卖路权,使受帝国主义的掠夺财富和政治欺压痛苦的中国人民认识到, 清政府早已不是中国的政府,而是“洋人的朝廷”。促使中国人民民族觉悟 猛醒,激发了普遍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情绪。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群众的收 回路权、保卫路权的爱国运动即“保路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掀起的。
二、商办铁路与赎回粤汉路权的斗争
铁路权的丧失,亡国之祸临头,举国上下,各阶层爱国人民纷纷谋求自 救。“商办铁路”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爱国的绅商倡议自筹股份,由中国 人自己修造铁路,以保路权而救危亡,于是便有各省商办铁路公司建立之举。 而为了维护商办铁路,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便又掀起了保路风潮。
1903 年 11 月,清政府迫于舆论,被迫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允许各 省官商自集股本兴修铁路干线或支线,于是商办铁路公司就络绎地建立起 来。
最早设立的一个商办铁路公司是四品京堂侨商张煜南在 1903 年首倡集 股合营的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承办潮州府至汕头全长 90 华里的铁路。接着,
广东新宁县绅商拟在本县境内修建 90 华里铁路的申请,得到商部的批准。随 后,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接踵产生。1904 年春、夏间,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设 立;秋、冬间,江西设立全省铁路公司;1903 年夏,云南官绅筹办滇蜀铁路 总公司,拟兴修由昆明到四川沪州的铁路;安徽官绅设立铁路公司,推举李 经方为总办,筹款修筑芜湖到南京的铁路;山西官绅请设同蒲铁路公司,拟 自省城太原起,北达大同,南抵蒲州;不久,浙江铁路公司,福建全省铁路 公司也批准设立。1906 年,陕西铁路有限公司成立。湖北省境内川汉、粤汉 铁路则商定官督商办,开始招集股份;四川设立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承 修湖北宜昌以西经万县、重庆到成都的铁路。不久,商办广东铁路有限总公 司、广西铁路公司均开设。1907 年,黑龙江集款兴筑齐昂(齐齐哈尔—昂昂 溪)铁路;河南设立商办洛潼铁路公司,兴修洛阳到潼关一线与陕西的西潼 铁路接轨。1903 年到 1907 年 4 年间,全国有 15 个省份先后创设了铁路公司, 相继地进行集股、勘路、兴修等事项。
商办铁路公司陆续设立后,各省把持公司集股、经营等事项的绅商,先 后不同程度地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他们的利益,同铁路的得失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从而产生一股抑制帝国主义掠夺路权的势力。及时筹筑铁路,以自 保铁路利权,是各省铁路公司共同奉行的信条,杜绝外人觊觎,保中国自主 的权利,是各省创设铁路公司的共同宗旨。在这样的宗旨指导下,各省反复 申明:不招外股,不借外款,坚决杜绝列强势力渗入。
各省铁路公司根据本省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筹股方式。江、浙、粤各省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主要采用公开招股、自由认股的方式,其他省份普遍采 用米捐、盐捐、谷捐、茶捐等办法。如四川考虑到商股难集,又以租股、加 抽灯捐、士厘以及官股作补充。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下,广大劳动群 众激于义愤,节衣缩食,踊跃认股,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商办铁路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帝国主义列强疯
狂地掠夺中国铁路主权、清政府专恃拍卖路权以乞求贷款,甚至昌言:“借 款为第一救亡政策”的情况下,商办铁路起到了维护国家主权、抑制帝国主 义侵略的积极作用,并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和 一切爱国者,都竭力赞成铁路商办,而反对清政府借官办、国有之名去推行 拍卖路权的卖国勾当。因此,从商办铁路产生起,为捍卫铁路主权而发起的 保路运动,就日益兴盛。最先形成群众性大规模爱国运动的,便是 1905 年前 后风靡全国的收回路权运动,这一运动后来进一步发展,便汇成了 1911 年席 卷长江中游的保路风潮。
收回路权的斗争,以鄂、湘、粤 3 省人民收回粤汉铁路运动为开端。
1895 年,美国设立华美合兴公司,加入帝国主义抢夺中国铁路权的竞 争。1898 年,它与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两年 后订立续约,夺取了粤汉铁路的投资权,并连同夺去了开采沿线矿产的权益。 根据合同规定,合兴公司应在 5 年内将全路修成,并不得把合同所规定的权 益转让他国或他国人。可是,合兴公司一再拖延,到 1904 年秋,仅修筑了广 州至佛山一段全长 32 英里的支线,干线工程展轨未铺。不仅如此,从 1902 年起,美方暗中将 2/3 的公司股票卖给比利时的资本家。这种延宕路工,暗 售股票的违反合同的行径,激起了湘、鄂、粤 3 省人民的激愤,引发了 3 省 人民“废约争路”的爱国斗争。
1904 年,湖北士绅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美方违反合同,要求废除协
约,收回路权。广东省务局指控美国人枪毙人民、独占地基、殴伤工人等暴 行,决议力争废约,务期收回主权。湖南绅商也联名上书省当局和盛宣怀, 要求盛宣怀照会美国,废除原定合同,由湘人自办粤汉铁路。这样,湘、鄂、
粤 3 省人民相互呼应,从 1904 年起,迅速展开了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爱国运 动。
大买办盛宣怀此时正与美国密切勾结,不仅容忍合兴公司的违约行为, 而且当 3 省士绅要求废约自办时,大耍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致电驻美公使向 美方要求废约,暗中却顺从合兴公司意旨,竭力为其辩解,甚至公然充当合 兴公司的代言人,提出了“以美接美”的主张,制造“中美合办”的谬论。 湖广总督张之洞,是亲英派,也不满意美国独占粤汉铁路主权,同时鉴 于湘、鄂、粤 3 省人民要求废约自办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害怕若不把铁路收 回,会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便表示支持 3 省人民的废约斗争,也不断地向
美方施加压力。
但美帝国主义对于归还所夺取的中国权益百般进行刁难。1905 年,摩根 出面收买落在比利时人手里的合兴股票,由合兴公司将粤汉路的修筑权转让 给摩根公司,制造所谓“以美接美”的借口,以达到由美国继续霸占粤汉铁 路的目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威胁清政府,声称,不允许中国政府将合兴公 司合同作废,如果中国废除该合同,是与抢劫无异,美国方面决不会同意, 态度极为蛮横。
湘、鄂、粤 3 省人民既没有因美国改头换面而受骗,也没有被美国的狂
暴气焰所吓倒,他们严辞驳斥美国政府的谰言,指出:中国的铁路,中国收 回,难道是“抢劫”吗?!实际上,美国才是真正蛮横的抢夺中国铁路主权 的侵略者。3 省人民严正表示:坚决废约自办,不承认有第二种解决办法。 在废约的斗争中,3 省人民互相激励,表示:“万众一心,有进无退”。 江、浙各省人民大力支持和声援他们的斗争,湘、鄂、粤 3 省留日学生组成 “鄂湘粤铁路联合会”,主张“废约自办”,联络海外留学生声援家乡人民 的反帝斗争。上海《东方杂志》等报刊,也陆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对 3 省人
民的废约争路斗争作舆论声援。
张之洞害怕废约斗争过火,极力把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唯恐 损害美国的利益,所以,当废约斗争蓬勃展开时,他将“废约”改为“赎约”, 提出通过“赎买”方式收回粤汉路权的主张。这样,他既在政治上照顾美国 的“体面”,又使合兴公司有机会索取一笔巨款。
美国面对中国人民坚持废约的斗争,理屈词穷,最后不得不同意废除原
合同,但却提出中方给美方经济上赔偿的无理要求。张之洞立即答应了美方 的要求。1905 年 8 月,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订立《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 售让合同》,中国以 675 万美元的代价将粤汉铁路主权赎回,由 3 省自己筹 款分段修建。
粤汉铁路的赎回,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爱国民众收回路权、捍卫国家主权 的斗志。这一胜利,挫败了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的阴谋,促进了中国收 回路权运动的发展。全国性的收回路权的爱国运动在各地掀起了。
三、江浙两省的拒款运动
湘、鄂、粤 3 省“废约争路”运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江浙绅商收回
路权的信心。从 1905 年起,江浙人民掀起的废约拒款运动,是前承赎回粤汉 路权运动、后启四川等省保路风潮的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爱国运动,极大地推 动了全国收回路权运动的高涨。
1898 年 10 月,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与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签订《苏 杭甬铁路草约》,规定: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由英国公司修建。但这 个草约仅由盛宣怀画押,并没有报请政府批准,也一直没有签订正约。
1905 年,浙江全省铁路公司设立后,考虑到英国根据草约掌握杭、嘉、 湖、宁、绍 5 府路权对浙江的危害性,又鉴于草合同拖延 7 年也没有订定正 约,正是英方违背“从速”订约的背约行为,为了永绝藤葛,便向清廷要求 照令原订英商,撤废草合同。江苏铁路公司也与浙江铁路公司密切配合,共 同发起了废约自办苏杭甬铁路运动。
英国 7 年来从未过问苏杭的铁路事,一俟浙江宣布自办该路浙段,英国 驻华公使萨道义立即照会清政府,要求赶快订立正约,并且诬蔑浙江铁路公 司自办铁路是无理取闹,要求清政府禁止。
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下,腐败而懦弱的清政府答应接受英方提出商议正合 同的要求,但它又惧怕禁止浙人办浙铁路会激起革命风潮,便同时向英国乞 求缓议,并保证找到一条妥善解决的办法。
为了避免不使清政府陷入困境,英国对其乞求和保证给予充分的谅解和
同情,并且改变策略,只是过一段时间催一催清政府,借以表示英国对撤废 草约一事并没有默认。
浙江铁路公司在浙江民众的支持下,以“浙人自办路”为口号,从 1906
年开始分段开筑苏杭甬铁路浙江段。江苏铁路公司也紧张地进行勘测及购地 工作,从 1907 年起开筑苏杭甬铁路的苏段铁路。
苏杭甬铁路开工建筑后,英国公使朱尔典暴跳如雷,蛮横地质问清朝外
务部大臣说:“到底有无办法?”把清政府当作英国的殖民地政府看待,强 令清政府禁止江苏铁路公司买地开工筑路,指责清政府纵容民众,专与英国 为难。此后,他根本不问清政府有何反应,就让英国驻华参赞梅尔思面告清 外务部;此事交与英国汇丰银行总办熙礼尔接议,并由后者提出借款办法草 稿等。然后,朱尔典又亲自跑到外务部恫吓说,如果不能照此办理,将会引 起中英两国间的外交纠纷。言下之意是,英国可能使用武力来镇压中国人民 的保路斗争。
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软弱的清政府只是一味地屈服、献媚,说什么现
在百姓多半醒悟,时势不同,今非昔比,如何能一概使用压力?只有设法劝 导,和平解决为宜。乞求英国谅解,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妥善解决此案, 维护中英间所谓的“交情”。正是基于这种媚外惧外的心理,清政府假托“借 债救亡”的卖国政策,提出了一个分办路、借款为两事的方案。苏杭甬铁路 可以由中国方面负责修筑,但中国必须向英国借款,聘用英国总工程师,将 苏杭甬路的起点改为上海,与沪宁路相连。清政府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由 直接出卖沪杭铁路改为“借款筑路”,将沪杭甬铁路的主权坚持出卖给英国。 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的“逼借洋款,损权失信”的肮脏勾当,激起了江 浙群众的极大愤怒。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至死,浙路业务学校也有学 生因此喷血而亡。反抗斗争进一步高涨,废约自办斗争也进而与拒借洋款、 反侵略、反卖国斗争交织在一起,一时人心激愤,奔走相告。浙江省召开了
由各厅、州、县代表出席的“浙省公民拒款会”,商讨对策,并分致川、陕、 鄂、皖、赣各省寻求援助,公开表示:“宁渴不饮鸩酒”,坚持“商办拒款”, 痛斥外务部强令借款的荒唐无理举措。并将主持该项借款的汪大燮等 4 人削 去浙籍,永不认为浙江人。
江苏也召开宁、苏各府、州、县代表集会,作出决议,坚决拒绝逼借洋 款。同时,江苏与浙江两铁路公司召开“苏浙协商大会”,密切配合,一致 把拒款运动推向高潮。
拒款运动迅速获得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的热烈声援。南洋侨商致电 两省铁路公司说:“逼借非理,毒险既极!万乞力争,以弭后患。”
然而,腐败懦弱的清政府不顾江浙两省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呼吁,拚命替 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解,为自己借款筑路的卖国政策掩饰吹嘘,对两省 人民的拒款运动进行威胁,并反复强调要与英帝国主义“讲信修睦”,以免 “自启纷扰。”不仅如此,清政府甚至密令:无论各省官绅如何抵抗,宁用 十分压力,决不为众议所夺。接着又密令两江总督,浙江、江苏两省巡抚, 强制人民不得强行争执,违反朝廷谕旨,并且从北方调兵遣将急弛南下,分 驻皖南、浙西一带,准备武力镇压江浙人民的反抗。
反动的政府一意孤行,1908 年 3 月,批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向 英国借款 150 万英镑,按九三折扣交纳,常年五厘利息,聘用英国总工程师, 将苏杭甬铁路的起点改为上海,与沪宁路相连,将苏杭甬铁路的主权正式出 卖给了英帝国主义。
对于清朝政府的媚外卖国行径,浙省公民拒款会通告各府、州、县人民,
“木腐虫生,以借为夺,是可忍,孰不可忍!”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在借款 交涉中的恶劣行为。江苏爱国民众庄严宣布:外务部冒天下之大不韪,置舆 论于不顾,勒令江浙两省举借洋款,是政府甘愿抛弃江浙人民的行为,江浙 人民决不接受清廷乱命!
清政府借款媚外的阴谋虽然得逞,但处处受到江浙人民的坚决抵制。盛
宣怀鉴于江浙绅官拒款斗争态度坚决,在朱尔典的指使下,将沪杭甬铁路借 款移作开封、徐州铁路借款,以满足英国的贪欲。
在粤汉、沪杭甬两路保路斗争鼓舞下,四川、直隶、山东、江苏、安徽、
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先后展开。 帝国主义对川省铁路的觊觎,一开始就引起了四川人民的憎恶。1903
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以“按租抽谷入股”的办法
聚集股本。开办后,公司实际上成为官僚豪绅侵渔中饱的机构。 1906 年, 四川留日学生发出《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陈述官办公司的弊害,倡议改 归商办,一部分绅商发出《设立川汉铁路商办公司建议书》,更大胆地揭露 官办公司的危害,要求破坏野蛮官立之旧公司,建立文明商办之新公司。由 于绅商各界的努力,1907 年,川路公司终于改为商办,并加紧集股,准备开 工兴筑。到 1909 年,集股总额达 1170 多万两,居全国各省的铁路公司集股 数额之首,并在宜昌至秭归 300 里间同时兴工。
云南群众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以推行其扩张政策的斗争,可歌可泣。 在修筑滇越铁路时,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鲁行劣迹,是罄竹难书的。他们 对筑路的中国工人的剥削压迫,达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以致中国工人死亡
人数,不下六七万人。整个滇越线上,不啻人间地狱,惨绝人寰。 铁路还没有修成,群众就被强加上种种灾难,云南各族人民忍无可忍,
于是开展了反对法国筑路的英勇斗争。1903 年 5 月,个旧锡矿工人起义,提 出了“抗官仇洋’的口号,连克监安、石屏等地。云南猛印土司所属的土民 也起来阻碍修路。在广大群众反抗斗争的推动下,1905 年云南设立了“保地 会’,相约不出售土地给法国人作为修铁路之用。1907 年又设立“云南绝死 会”,抗议法帝国主义的侵略。1908 年,云南留日学生呼吁废除滇越铁路条 约,收回路权,抗议法国非法运兵入境镇压中国人民,要求仿照赎回粤汉铁 路的例子收回滇越铁路自办。
在此前后,不少省份的保路斗争,也是有声有色,很有成效的。有的省, 在帝国主义魔爪还没有伸入的时候就作未雨绸缪之计,用商办铁路来抵抗侵 略,如安徽、山西等省。有的省,人们一旦发现外国资本侵入本省路矿的迹 象,就群起力争,逐图抵制。如福建各界人士听到法国谋求全省的路权后, 立即紧急行动起来,揭露侵略者的叵测阴谋,宣传路权丧失的严重祸害。由 于福建人民的协力抵制,法国的企图没有得逞。此外如陕西,拟建西潼(西 安—潼关)铁路;河南继起,倡议兴筑洛潼(洛阳一潼关)铁路以与陕西相 接。吉林成立公民保路会,准备筹款自办吉长铁路;等等,一时间,拒借外 债、自保铁路的运动,蔚然成风,遍及全国,形成极其浩荡、波澜壮阔的冲 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的时代潮流。
四、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出笼、
四国银行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是促使清王朝抛出铁路国有政策的动 力。这笔借款始于张之洞,成于盛宣怀。
张之洞在粤汉铁路赎回时即主张举借外债,将粤汉铁路相机收回“官
办”。1908 年,他被清廷任命为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并兼办鄂境川汉铁路。 清廷意在利用张之洞老马识途,大借外债。张之洞积极推行“以官力压商力, 以外资压内资”的既定卖国政策。一面散布招股困难的悲观论调,拼命鼓吹 “兴此大工,断非借款不办”,以此迷惑人心,一面向帝国主义列强酝酿借
款。
张之洞上任伊始,便奏调湘鄂人员去北京同英国议定铁路借款。他本以 为英国既愿借款,谈判必无困难,殊不知英国却企图趁机大捞一把,以巩固 它在长江流域竞争的优势。所以英方代表濮兰德节外生枝,多方要挟。张之 洞与之委曲磋磨,延续数月而无结果。
德国乘虚而入。1909 年 3 月 7 日,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以“折扣从轻”
为诱饵,同张之洞议定粤汉铁路借款办法大纲。德国因能通过借款控制粤汉 铁路,染指长江流域而兴高采烈。英国闻讯大为恼火,向清朝外务部抗议, 并联合法国同德国竞争。张之洞只得派员与英国汇丰银行代表熙礼尔、法国 东方汇理银行代表贾思纳及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订立《中国国家湖北湖南两 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五厘利息借款草合同》,共借 550 万英镑, 作为建造官办鄂湘两省境内粤汉铁路干线,鄂省川汉铁路干支两线之用(川 汉铁路干线指的是宜昌至广水站连汉粤铁路段,支线指由荆门至汉阳段,共 线共长 1600 公里),利息常年九厘,九五折扣交付,25 年为期,以湘鄂两 省百货厘金、盐捐筹为抵押。川汉铁路由德国派总工程师,粤汉铁路由英国 派总工程师。英、法的要求初步得逞,德国虽失掉独立借款权,但因打入了 长江流域而满意。这样,3 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强盗又取得了分享粤汉铁路、
川汉铁路借款的权益。 美、俄、日等国跟踪而至。日本图谋组织日、英辛迪加,承办粤汉铁路
工程。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照会清朝外务部说:“中国政府必须遵守 1904 年对美国借款的诺言,承认美国资本家参加此项即将成立的借款。美国国务 卿诺克斯提议,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伙同借款。7
月 15 日,美国总统塔夫脱致电摄政王载沣,表示:“我个人对于运用资本开 发中国,深感兴趣。”同时美国派出代表去伦敦与英、法、德银行会商,瓜 分借款权益。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美国卷土重来,终于挤了进来,3 国 银行团借款遂变成 4 国银行团借款。1910 年 5 月,英、德、美、法 4 国银行 团在没有清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巴黎订立铁路借款协议,合伙对粤汉、 川汉铁路借款 600 万英镑,4 国各分摊 1/4。一切修路材料购置由 4 国银行 均分。帝国主义争夺粤汉、川汉铁路借款权的斗争暂时达妥协而一致要求清 政府予以正式承认。8 月,4 国照会清政府速订正式借款合同,清政府出卖粤 汉、川汉铁路主权以换取 4 国银行团借款已是势在必行。
清政府假“借款修路”之名,拍卖粤汉铁路主权的卖国行为,一开始便 遭到湖南、湖北人民的群起反对,以拒款、集股为中心内容的保路运动重又 高涨。
1909 年 8 月,湖南留日学生出版《湘路警钟》杂志(后改名为《湘路危
言》),以“救济路权,监督路政,达到完全商办”为宗旨。湖南各界爱国 人士组织了“湘路保款协会”和“保路协会”,创办《湘路新志》月刊,推 动集股,抵制外债。于是,湖南出现了集股热潮。各界群众激于爱国义愤, 节衣缩食,入股争路。同时,粤汉铁路株洲到长沙段正式开工。9 月,湖北 留日学生派代表张伯烈等回鄂呼吁反对借款。11 月,湖北绅商军学界组成湖 北铁路协会,有组织地开展拒款斗争。湖北铁路协会频频召开演讲会,唤起 舆论,呼吁社会各界声援。同时,铁路协会还派张伯烈等到北京活动。张伯 烈等请愿代表,在邮传部尚书徐也昌的私宅哀哭痛骂,踞坐请愿,绝食达 7 昼夜之久,极大地推动了两湖人民的拒款运动。
在两湖人民群众性的拒款保路斗争打击下,清政府被迫准许湖南境内的
粤汉铁路、湖北境内的粤汉、川汉铁路商办。它与 4 国银行团的借款也难以 拍板成交。
为了唆使清政府迅速取缔拒款保路斗争,正式签订了借款合同。1910 年
4 月,美、英、德、法 4 国向清政府重申反对中国商办粤汉、川汉铁路。之 后,4 国公使又连续照会清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求迅速签约。并且扬言:“如 果清政府再不理会,将共同亲谒贵部”,强行勒索,不断压迫清政府压制舆 论,俯首就范,企图通过清政府之手压制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清政府奴颜逢迎,新任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公然指责两湖人民设立拒款 会,筹款自办是“徒托空言,于事实毫无补救”,扬言除了借洋款筑路的办 法外,目前别无良策。并提出:“若不将前案先行取消,则借款合同似难签 字。”所谓“前案”,就是指清政府早已同意的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招股自 办的协议。为了与帝国主义签订借款协议,清政府决心要自食其言,寻找机 会收回商办铁路。
1911 年 5 月 8 日,清廷宣布成立皇族内阁,次日,便悍然宣布铁路“国 有”的政策。它以国家必须有纵横四境的铁路干线,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 之枢纽为理由,以纠正商办铁路弊病为借口,将“干路均为国有,定为政策”。
规定,此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的铁路干路,由国家收回。这个以“上谕” 形式出笼的卖国政策,剥夺了各省自办铁路的权利。5 月 18 日,清廷派端方 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首先劫夺粤汉、川汉两大 17
17 干线。20 日,盛宣怀代表与 4 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 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 600 万镑, 年息 5 厘,以两湖厘金盐税收入作担保,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路用 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四国银行团享有两湖境内粤汉、川汉路的修筑权,以 及在延长时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铁路主权掌握在谁手里,是中国近代铁路的核心问题,铁路国有政策是 好是坏,决定于铁路归什么样的国家所有。如果清政府真是为了“国家收回, 赶紧修筑”,以加快发展中国的交通事业,那么,实行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 无可非议。如果清政府能拒绝任何奴役性的条件,在确保无损于独立和主权 的情况下利用外资,以扩大国家的经济建设,那么,举借外债也具有积极意 义。问题在于这个反动政府的当权集团不是这样想的,也不是这样做的。他 们无非是借“国有”之名,将已经允许各省集股商办的铁路收回来,接受奴 役性的外债,将路权出卖,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借以挽救那行将崩溃的 封建政权。这便是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反动实质。
既然是为了借款以挽救自身的覆亡,以乞求帝国主义的扶持,因而清政
府对于 4 国银行所贷给的借款附有多少奴役性的条件,也就不去细加计较 了。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直截了当地承认,清政府与 4 国银行团签 订的借款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 议之大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
“收归国有成何事,惹动人心百万嗔 ”。清王朝日暮途穷,饥鸩止渴,
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劫夺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公然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恨。于是,保路风潮倏忽间就席卷了长江中游地区。
五、湘鄂粤人民保路运动的扩大
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立即引起了湖南、湖北和广东人民的反抗,3 省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的新高潮。
湖南民众首先掀起群众性的反抗斗争。全省人民群情激昂,奔起呼号。
他们刊制传单,四方发布,认为清政府硬将铁路权卖给帝国主义列强,乃是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阴谋的得逞,亡国灭种的惨祸已临头,一切爱国群众应万 众一心,誓死抗争。1911 年 5 月 14 日,长江各界群众 1 万多人集会,一致 主张坚持铁路商办,要求清廷收回成命,严惩卖国贼盛宣怀,并声称,如果 清廷坚不准允,将来外国强盗和清廷铁路督办到湘强行修路,湖南民众将集 聚全力抵抗,无论酿成如何大的交涉案件,也在所不惜。5 月 16 日,长沙、 株洲一带筑路工人 1 万余人进入长沙城,举行罢工示威,坚决表示,反对清 政府卖国卖路,如清政府坚不应允,则商罢市,学罢课,一般居民“抗租税”, 公开提出了罢市罢课抗租税的口号,推动了保路运动向纵深发展。
湖南群众还遍发传单,痛陈路亡省亡国亡的大祸,号召人们轰轰烈烈地 开展爱国运动。有的传单上说:“我们办我们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钱。万一 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横直 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拚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
意 的 , 大 19
19 家闹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定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么 办呢?”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动下,湖南绅商也以铁路公司、咨议局为阵地掀起 领导争路斗争。他们一面要求湖南巡抚杨文鼎,请命清廷,明降上谕,收回
成命,仍遵历次谕者,准与商办;一面派代表朱恩赴京,呈请都察院代 奏弹劾盛宣怀,湖南籍的京官也纷纷出奏力争。杨文鼎见群情激愤,认为若 采用强硬手段压制群众反抗,必然会激起民众更大反抗。于是便奏清廷,要 求收回成命。但却遭到清廷严旨申斥。于是,湖南人民愈益愤激。6 月中旬, 长沙各学堂相继罢课抗议。从 6 月 16 日后,杨文鼎恐事态扩大,便采取了高 压政策,军警沿街穿巷,四处巡逻,昼夜不断,如临大敌。同时禁止民众聚 会,取缔印刷商店,严禁发布传单。英美帝国主义列强也将炮舰驶入洞庭湖, 威吓湖南群众。在反动统治者的高压之下,领导运动的立宪派绅商软弱无力, 畏惧胆怯,相率辞职。湖南人民的保路高潮开始低落。
继湖南之后,湖北省咨议局副议长张国榕等人在北京联络同乡京官,呈 请都察院代奏,弹劾盛宣怀,抵死不承认借款合同。湖北省咨议局召集数千 人开会,反对铁路“国有”政策。参加会议的爱国军人和学生占大多数。他 们慷慨陈词,大呼救国。革命党人陶勋成痛斥清政府媚外辱国,当场砍断左 手食指,表示反抗决心。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 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 个字,激励群众。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 江报》发表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何海鸣发表了《亡中国 者和平也》一文,鼓吹反清暴动。革命党人把保路与反清结合起来,使清廷 极为震惊。湖广总督瑞澂阅报大怒,扬言要对倡言争路者“格杀勿论”,对 保路积极分子进行侦察审查,下令查封《大江报》馆,逮捕何海鸣、詹大悲 入狱。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湖北境内纷纷抗议清政府的暴行。汉口各 团体和报界也集会抗议。《大江报》门口的声援信、慰问信、抗议文、哭吊 信、贴满了整个墙壁。
湖北境内川汉铁路 4 万多筑路工人,听到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消息
后,异常愤激,致使川汉铁路被迫停工。而川汉铁路股商们群起质问,并纷 纷向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索回股本。筑路工人起而支持,众怒勃勃,警察也 不敢前去弹压。宜昌知府派军队镇压,工人们立即聚集数干人,与清军展开 激战,打死清兵 20 多人,用暴力行动反抗清政府。
广东在京的京官得知铁路收回“国有”的消息后,也联名参奏盛宣怀,
指责他侵权违法,并质问总协理大臣此事是否应负连带责任。在广州,两广 总督张鸣岐对人民的保路斗争,一开始就采取高压政策,但人民反对“强占 粤路”的斗争仍在不断高涨。6 月 10 日,广东粤汉铁路公司举行股东大会, 到会股东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表示要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 局,政府如坚持破坏,派人强占粤路,股东们将会全力反抗。大会还致电湖 南、湖北、四川各省,呼吁支持。粤路股东以南洋、美洲华侨居多,海外爱 国华侨反对清政府卖国的爱路斗争特别坚决。他们频频致电广东铁路公司或 广东商会,声援广东人民的保路运动。他们指出,粤路是商民出力出钱争回 的,必须由商民自办。痛陈“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 提出“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表达了爱国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对清政 府卖国行动的愤恨。远在国外的留学生也为广东的保路运动大声疾呼,提出
“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战斗口号。革命党人在香港办的《中国日报》也 接连发表文章,积极声援。
9 月 3 日,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约咨议局、商务总会、十善堂、七十 二行、自治会、自治研究社、宏仁演说会、报界公会和全省有关团体派代表 到香港,召开广东保路会成立大会。参加群众近万人,他们冒着狂风大雨, 声讨清政府出卖路权的罪行。大会最后决议:派代表赴京请愿,与清政府的 卖路行为相抗;派代表赴南洋各地,联络华侨,设立保路分会,互为声援, 将大会情形发布全国。这一切都说明,广东人民和海外华侨,对于清政府的 卖路行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六、四川保路风潮的兴起
继湘、鄂、粤三省的保路运动之后,四川的保路运动也是迅速兴起。5
月 12 日,川汉铁路公司得悉铁路国有政策的谕令后,迅速掀起了保路风潮、
1911 年 5 月 16 日,川汉铁路总公司致电邮传部,要求清政府顺从民意,仍 维持川汉铁路商办。接着,四川省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分别呈请护理四川 总督王人文代奏乞恩,幻想清政府收回成命。
王人文在绅商们一再恳求下,鉴于群情异常激切,为安定民心,电请内
阁代奏暂缓接收川路,但遭到了清廷的严旨申斥,并趁势指责川路公司殃民 误国,硬说四川绅商要求收回成命是强词夺理。这不仅给了王人文一记耳光, 也给四川绅商当头一棒。
清廷认为四川绅商软弱可欺,对他们的要求不但置若罔闻,且步步紧逼。
5 月 22 日,谕令川、湖两省停收租股,对商办铁路实行釜底抽薪。邮传部尚 书盛宣怀令电报局拒发争路电报,封锁消息。端方派人监督川汉宜万段工程、 意在强取。6 月 1 日,盛、端两人联衔致电王人文,断然宣布:清政府欲举 现存已用之款,一律镇给股票,如果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朝廷必再借外债, 必以川省财政作抵押。这表明清廷决心不顾四川人民的反对,不仅要夺得川 汉铁路,而且还要夺走川汉铁路商筹股款。
四川绅商的要求一次又一次碰壁。清王朝夺路的谕令步步紧逼。他们争
路的态度也由温和而日趋激进。6 月 13 日,4 国银行团借款合同传到四川, 清廷借款卖路真相大白。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和四国银行团的借款,严重 侵害了与川汉铁路有关连的绅商的利益。不但引起四川人民的愤怒,也使这 些立宪派绅商们十分不满。既然清王朝对他们的恳求置之不理,他们不得不 铤而走险,把问题拿到群众中去,企图利用群众的爱国情绪,逼迫清政府让 步。
1911 年 6 月 17 日,成都各团体在四川铁路公司开会,到会者达 5000 多 人,讨论借款合同对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与会人士情绪激昂是前所未 有的。与会群众痛哭失声,连维持秩序的八个警察也丢了警棍,伏在桌子旁 边也一同号哭起来。会场上几乎无人不骂邮传部,无人不骂盛宣怀。当场决 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分任正副会长。会后,保
路 同 志 会 发 动 了 到 总 督 衙 门 请 愿 活 动 。 发 须 皆 白 23
23 的 80 高龄老人、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头,罗纶、刘声之、邓孝可等一大 群绅士们随后,广大市民簇涌参加,直趋督署。这种由绅士们带头,群众参 加的游行请愿,在清朝专制统治下的四川是破天荒的事。这标志着四川保路
斗争已开始同群众的反封建斗争结合了。 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发表了《保路同志会宣言书》,公开将矛头指向清
朝皇族内阁,指出铁路国有政策是葬送民众于死地的政策,4 国银行团借款 合同是置广大人民于死地的合同,认为破约才可保路,要保路必须废除 4 国 银行团借款合同,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口号。同志会要求省城外各州、厅、 府、县的各种团体立即组织保路同志协会,响应保路斗争。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标志着四川保路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志会 不仅提出了反对举借外债和铁路国有,而且使保路斗争跨出了立宪派绅商的 小圈子,开始与广大群众结合,从而出现了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四川保路同 志会一成立,广大群众便争先入会,不到半月,会员已愈 10 万人。成都各街 道、学校、省城外各州县的保路协会也纷纷成立。全川迅速出现了一个成立 同志会热潮。从 6 月 28 日到 8 月,四川各地成立的保路同志协会达 67 个。 妇女组织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提出以“拒款、破约、修路”为宗旨, 广大学校师生成立了学界保路同志会。四川各阶层群众,各少数民族相继卷 入了保路风潮的激流中。保路斗争成了政治生活的大事而为全川群众注目。 保路同志会带来的群众反抗精神的高涨,使得四川保路运动哄动一时,震动 全国。
四川保路运动所以哄动一时,根本原因在于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四
川劳动人民所以广泛地参加,同川路集股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在川路公司截止 1911 年所征集的路股 1645 万两中,“租股”达 950 多 万,占总额的 57%以上。征集租股时,征收的对象不仅有地主,而且有为数 众多的自耕农和佃农。所以川路公司股数之多,股民之众,在全国首屈一指。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敲骨吸髓、肆意剥削之下的四川劳动群众,茹苦含辛, 勉力缴纳“铁路捐”,希望修好中国人自办的铁路,反对外国的侵略。改变 四川交通“难于上青天”的闭塞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川路路权的得失,同 全川每个阶级,包括数量众多的农民在内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清政府夺路 夺款的罪恶行径,是广大劳动群众绝对不允许的。而大买办盛宣怀又故意制 造矛盾,在处理股款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分化各省保路力量:粤路由清政 府发还现银,其余给“国家保利股票”,四川则全部换给“国家保利股票”, 不发一两现银。所谓“国家股票”是根本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其实是对人 民的进一步残酷掠夺。所以,保路的号召在四川特别能鼓动人心,能够极大 限度地把群众引到公开同清政府对立的方面来。这是四川保路运动有着深厚 群众基础的根本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一开始便控制在资产阶级立宪派士绅手中。尽 管他们对清廷表示失望,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感到怵目惊心,要求“破约保路”, 进行反抗。但是,他们在政治上仍坚持君主立宪。因此,他们在运动群众起 来保路的同时,又煞费苦心地炮制了一个“文明争路”的框子来限制群众运 动。这样,从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到 1911 年 9 月下旬罢市罢课开 25
25 始,运动基本上处于“文明争路”阶段,办法仍旧是上书请愿,祈求天恩。 于是,四川保路同志会除在省内各州县组织协会发动破约保路斗争外,还分 派代表赴北京请愿,并到湘、粤等省联络绅商协力争路。
同志会一成立,首先派刘声元等 3 人为赴京请愿代表,其任务是在北京 会同四川咨议局副议长肖湘宣传川从保路宗旨。将在京赞成争路的同乡联合 起来抵制盛宣怀、端方及其走卒的夺路夺款,特别是向摄政王载沣、庆亲王
奕劻请愿;揭露盛宣怀欺君罔上、媚外营私的罪行。刘声元等抱定不破约不 生还的悲壮决心赴京请愿。他向载沣投递“叩阍书”,恳求朝廷收回铁路国 有的成命,修改盛宣怀卖路合同,但载沣置之不理。9 月 10 日,刘声无约集 旅京各界代表,徒步前往庆王府,哭诉请愿。奕劻见群情激动,避而不见, 并派警察押走杨兴湛等代表。不久又捉获刘声元,并押解国籍,交地方严加 管束。川省咨议局副议长肖湘也在武汉被捕。这样残暴又腐败的清王朝便严 厉地关上了“俯顺舆情”的大门。四川绅商的“文明争路”、“跪哭主义”, 始终不能挽回“天心”。爱国的绅士在京师闹得头破血流,成为待罪囚犯, 狼狈而归。
川省代表龚焕辰、白坚等人在湖南的活动也遭到湘抚杨文鼎的破坏,被 迫离湘去粤。两广总督张鸣歧百般刁难,川省代表只好转赴香港活动,发起 旅港保路同志会,响应四川保路运动。但张鸣岐惧怕广东保路运动再起,给 龚焕辰加上勾结革命党,将去南洋革命的罪名,勾结英国香港总督予以驱逐。 这样,赴湘、鄂、粤、港进行“文明争路”的代表被迫回川。
盛宣怀、端方等人极力排斥同情保路运动的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以他 震慑无力为由,将他撤职,派臭名昭著的刽子手赵尔丰由川滇边到成都接任 四川总督,严厉弹压四川保路运动。同时,盛宣怀、端方还收买川路公司宜 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由李同意将存放在宜昌的川汉铁路未用租股现金转交 清政府使用,并强迫接收川汉铁路宜昌到万县段,使川汉路权利丧失,路、 款被夺。这些行为更扩大了官绅间的矛盾,增添了群众的愤懑。
一方面,四川绅民要求铁路官办、废除借款合同,一再碰壁,盛宣怀收
买李稷勋,强行夺款夺路,四川绅民争款保路的前途愈呈黑暗。另一方面全 川各地遍设保路同志会,群众已较广泛地发动起来,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高 涨形势。这样,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士们既不甘心丧失系之于川汉铁路的经济 利益,也不敢公然违反民意,放弃争路而丧失统治地位。因此,尽管“文明 争路”的前途暗淡,并一再碰壁,仍一方面继续反对清政府收路、夺款、卖 国;另一方面对清政府仍抱有极大幻想,向川督赵尔丰阐明“文明争路”的 宗旨,争取他体察绅商们的忠君爱国的苦衷而支持争路斗争。
8 月 5 日,经过紧张的筹备和大规模的宣传,川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特
别大会。这是四川绅民为争取破约保路向清政府发起的一次有准备的进击。 大会将四川各厅州县的股东代表聚集起来,通过总结前一段斗争和参加当时 的反盛讨端罢李斗争,进一步激发了各地代表的争路热情,促进了全川群众 性保路运动的高涨。
七、成都血案
1911 年 8 月 2 日,素有“赵屠户”之称的赵尔丰赶到成都,他不顾四川 人民的强烈反对,于 8 月中旬强行收回川汉铁路宜万段路权。四川立宪派领 导的“文明争路”的希望再次落空。消息传开,人民群众怒不可遏。
8 月 24 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召开大会,几万群众涌进会场,声讨赵尔 丰的劫路罪行,要求罢课、罢市、罢捐,并要到总督衙门请愿示威。会上有 拍桌大哭的,气氛十分热烈。在群众的要求下,同志会决定全城罢市、罢课。 传单一出,成都全城的大街小巷一律闭户,百业停顿,万众一心。各学堂也
一律停课。成都罢市的消息又像闪电般传遍全省。四川南自邛雅,西迄绵州, 北起顺庆,东抵荣降,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 川。在罢市、罢课的同时,愤怒的群众捣毁自治局、经征局,打教士,毁教 堂,与巡警械斗的事件接连发生。四川保路运动开始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 的束缚,向武装暴动发展。
成都的罢市、罢课,使清政府感到岌岌可危而恐惧不安。清帝令赵尔丰 “切实弹压”。赵尔丰急忙召集铁路公司负责人,地方绅士及各街道同志协 会代表,软硬兼施,强令开市开课。但广大群众不为所动,坚持斗争。
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他们一方 面利用群众斗争的声势,继续召开股东会,一方面着重防范群众暴动。为了 表示他们的争路并非反叛朝廷,他们连夜印发“圣位牌”,正中写着“德宗 景皇帝之神位”,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要各家 供在大门口,焚香膜拜,朝夕哭之。在各街道中心,点搭起“皇位台”,上 设香案,供光绪牌位,悬“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牌子。本街同志协会每 天在此开会,颂扬先朝皇帝,声讨当今贼臣。立宪派绅士企图使保路运动笼 罩上皇权主义的色彩,在当时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斗争方法,它既适合于当时 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又剥夺了统治者任何反对的借口,而且无论任何官员 从这里经过,都得下来步行,完全丧失了他们平日的威风。因为供的是皇帝 神主牌,又是百姓公意,警察也不敢干涉,赵尔丰无可奈何,只得奏报朝廷, 端方听说后暴跳如雷地说道:“川人这种举动,无法无纪,造此怪像,尚复 成何世界!”四川人民的这种行动打击了清政府各级官吏的气焰,一般群众 的斗志更旺。
在罢市罢课斗争的同时,抗粮抗捐斗争也在酝酿。8 月 31 日,《四川商
会公报》发表《论今日人心既失,祸机已伏,警告政府欲挽大局,宜从根本 上解决》的文章,指出:自新内阁改设以来,朝廷所下谕旨,无一不是与国 民立战书,朝廷实施新政,无一不是与国民宣战之事。声称如果不先罢免盛 宣怀,改订合同,以安天下人心,保路风潮决不会消弭。另外还有一首《罢 市罢课后进行歌》说:罢市罢课阶段已经过,不对症的方儿怕难起沉疴,倒 不如掉张单子换副药,另想个办法来对付他。
9 月 l 日,四川铁路公司在成都举行股东大会,通过了不纳正粮,不纳
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的决定,并由咨议局呈报资政院,并通告全省。 通告一出,全省响应。铁路公司和保路同志会立即编写了一些通俗的诗歌、 文章,广泛开展抗捐抗粮宣传。四川人民由罢市罢课而实行广泛的抗捐抗粮, 表明四川保路运动进一步发展,人民群众与清王朝的矛盾和斗争日趋白热 化。
群众的抗捐抗粮斗争使清朝统治者乱作一团。赵尔丰一面致电端方通报 严重的局势,一面向清廷电奏川民停纳钱粮、杂捐。成都将军玉崐与赵尔丰 及各司道官员也联衔上奏,要求朝廷罢斥祸国殃民的盛宣怀,修改合同,以 图挽救危局。然而大难临头,清廷仍执迷不悟,不仅降旨严厉申斥川省地方 官员,还催派端方从湖北迅速带兵入川清剿,妄图用反革命的暴力遏制保路 运动的发展。这无异于饮鸠止渴,自掘坟墓。
赵尔丰眼看自己在朝廷失宠,端方等人又带兵入川,咄咄逼人,更看到 群众抗粮抗捐斗争的激烈,便露出了“屠户”的本来面目,调兵入城,磨刀 霍霍,阴谋用武力扑灭保路运动。
9 月 6 日,在四川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上,有人将《川人自保商榷书》散 发给正在入场的股东代表。这个《商榷书》在字面上不仅没有一句革命色彩 的话,而且有“保护长官”、“维持治安”、“竭尽赤诚协助政府”一类的 词句,具有较为浓厚的君主立宪色彩。但立意要镇压保路运动的赵尔丰,却 捕风捉影,指鹿为马,借口《商榷书》图谋“独立”,向参加保路运动的广 大四川人民挥动了屠刀。
9 月 7 日,他诈称商议路事而将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和铁路公司首脑蒲 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澜、王铭新、彭兰村等人骗到督府署加以逮捕,并 查封了同志会、铁路公司及《西顾报》、《启智画报》等与保路有关的报刊。 同时,他发出告示,杀气腾腾地叫嚷:朝廷旨意,只拿数人,均系首要,不 问平民。首要诸人,业已就擒,即速开市,守分营生。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有的州县也奉赵尔丰令逮捕和屠杀保路人士。
赵尔丰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四川立宪派首脑的作用,以为抓了这 几个为首的,保路运动就会群龙元首,人民就会畏缩不前,从而把保路风潮 镇压下去。然而,事与愿违,赵尔丰的高压手段反而激起了人民更猛烈的反 抗。
赵尔丰逮捕蒲、罗等人的消息传出,成都全城震动。群众扶老携幼,沿 街比户,号泣呼冤。数万人不约而同,手握香、头顶光绪牌位,潮水般地从 四面八方齐奔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受着立宪派思想束缚的群众, 当时还不懂得胜利不可能用向清政府请愿的方法来获得,而必须拿起武器去 夺取的道理。
嗜血成性的赵尔丰,竟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者。一时枪声大作,群
众纷纷倒入血泊之中。当时死亡 30 多人。赵尔丰又派出巡防军手持枪械,开 枪乱射,并令马队出击,横冲直撞,践踏群众,死伤者不可胜数。城外群众 闻讯前来请愿的也被惨杀数十人。清朝统治者在四川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 惨案。
清朝统治者的血腥屠杀,比任何口头和文字宣传更能起反面教员的作
用。成都血案暴露了清政府这个帝国主义走狗的残暴和虚伪。群众从血的教 训中,懂得了“当道横蛮,不能以法理要求”,“百姓既有爱国之诚,皇上 不爱惜百姓”的道理。带血的刺刀也打破了立宪派绅商散播“文明争路”的 幻想。立宪派在群众中威信扫地。要爱国,必革命,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 义及其走狗清王朝,是四川人民从成都血案中所学到的真 31
31 理。成都血案迅速地激化了四川的阶级矛盾,使人民武装起义已不可避
免。它是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大风暴即将来临前的闪电,是辛亥时期四川革 命旋风的起点。于是,四川保路运动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的新阶段。
八、保路同志军起义
成都惨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加强防范,同时封锁 邮电交通,企图遏止全川群众对其暴行的反抗。黑云压城,成都人民处于专 制恐怖统治之下。
为了向全川人民揭露清政府的暴行,号召人民起义,同盟会会员龙剑鸣 缒城而出,奔赴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同盟会会员朱国深、曹笃等在农场工人 协助下,裁制数百张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
速起自保自救”二十一字,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时值江 水上涨,“水电报”乘秋潮顺流,很快传遍川西南。各地同志会闻警,纷纷 揭竿而起,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保路军起义的序幕。
原来,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此之前作了充分的革命工作。孙中山很 注意四川的革命活动,从 1905 年起,便派遣川籍党人回川进行革命宣传和发 动武装起义。1906 年,黄兴约请川南哥老会首领余竟成到日本,由孙中山亲 自面授机宜,接收加入同盟会,令其回川联络哥老会发动武装起义。保路运 动中,许多同盟会员适应当时形势要求,参加了运动,虽没有掌握这次运动 的领导权,但他们反对立宪派绅商的“文明争路”,主张激荡民气,导以革 命,借保路之名,鼓动人民以行革命之实。他们集合革命党人在成都集会, 决议组织民军,共同革命,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为了进一步把哥老会争取在同盟会革命旗帜下,同盟会员龙鸣剑与王天 杰、陈孔白等人,与哥老会首领、同盟会员秦载赓商定,由秦以哥老会首领 名义,用鸡毛文书通知各地,号召哥老会首领于 8 月 4 日在资州罗泉井召开 秘密会议。各路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胡潭、胡朗和、孙泽沛、张达 三、侯国治等人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组织武 装起义;在华阳和新津设立同志军总部,推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南起 义工作,J!D 西北由张达三、侯国治负责。罗泉井会议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党人把四川保路运动引向反清武装起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团结了各地哥老 会,统一了起义的指挥和步调,为全川同志军起义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准 备。
罗泉会议以后不久,由川西南著名的哥老会首领侯宝斋出面,以办 60
寿诞为名,秘密召集“九成团体”(川省九府哥老会首领)百余人,在新津 五爷庙开会,谋划举义,公推秦载赓为川东一带同志军首领,侯宝斋领导川 南起义工作。这次会,加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联系,保证了同志军起义的 迅速发动,并为川东南同志军起义斗争制定了作战计划。
“水电报”传警,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起义。同盟会员、华阳哥老会
首领秦载赓、新津哥老会首领侯宝斋,双流同盟会员向迪璋分别发檄文起义。 秦载赓于 9 月 8 日晨,率同志军千余人进抵成都东门外,一面发出鸡毛文书, 派人四出号召,一面向成都城内进攻。IO 日,四方应召者达万余人,与清军 大战于城郊琉璃厂一带。次日,秦载赓率大队攻城,战斗失利,退至仁寿县 借田铺,设东路民团总机关,很快便有十万多人来聚。
与此同时,同盟会员向迪璋在双流起义,杀知县汪棣圃,队伍很快发展
到 6000 多人。新津侯宝斋也闻警率队向成都进发,与向迪璋所率双流、温江、 华阳、县、崇庆等州县部分场镇的同志军会师,向成都南郊挺进,与清 军激战于红牌楼。温江罗宗经召集民军,冒雨进到草堂寺与巡防军作战,吴 庆熙率千余人与清军激战于文家场。
成都血案发生后的数日内,云集成都城下的同志军,西有温江县、 灌县,南有成都、华阳、双流、新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 10 余州县,威远、 荣县、峨边等地同志军也兼程赶来增援。各路同志军把成都四面包围,英勇 战斗,打击清军。同志军将各路电线杆砍断,到处截阻驿道公文,使清朝统 治者文报不通,耳目失灵。更设伏守险,扼东、西要道,陷赵尔丰于坐困之 地。同志军所到之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援。
在成都城内,赵尔丰负隅顽抗,设立了“筹防处”,预防群众与同志军
里应外合,并发布文告严防民众起来暴动、但成都爱国群众,不畏威胁利诱。 不仅民心是期待同志军进城的,而且清军军心不稳,有的新军私议归农,有 的新军则酝酿设立军界同志会,陆军小学的学生纷纷离校回乡参加同志军, 吓得赵尔丰把新军调出成都,专持巡防军守城。赵尔丰成了瓮中之鳖,心力 交瘁,通宵不寐地严防保路军攻城。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清朝在四川的反 动统治迅速出现了土崩瓦解之势。
同志军猛攻成都,使清政府预感到大祸临头,惊惶失措,乱作一团。先 是三令五申催端方带鄂军兼程入川,并急调湘、陕、黔、滇等省军队援川, 后又加派镇压四川义和团的刽子手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剿抚兼施,共同对付保 路军。可是,赵尔丰坐困省城,捉襟见肘,岑春煊行至武昌,眼见四川的起 义势如烈火,又与盛宣怀矛盾,畏缩不前。端方野心勃勃,趁机伸手要川省 军队指挥全权。统治者之间猜忌更甚,矛盾重重,互相推诿,彼此署骂,事 实上已无力扑灭四川人民的革命烈火了。
同志军围攻成都的战斗历时 10 余天,不啻是在清朝控制四川的中心爆 破,有力地杀了反动统治者的气焰,大长了爱国群众的威风。由于保路军缺 乏统一的指挥,作战经验不足,加上绝大多数同志军使用的是刀矛棍棒等陈 旧武器,因此,也不能很快攻下省城。于是便转而分兵攻占各州县,把武装 斗争的战旗由川西平原插遍全四川。
九、新津保卫战与大相岭阻击战
四川同志军起义,促使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9 月 12 日,驻扎邛 州的清巡防军第八营发生兵变,书记官周鸿勋与哥老会联合号召士兵 160 多 人掉转枪口,枪毙营官黄恩瀚,宣布起义,逼州官借饷,占据了新津。消息 传出,清统治者大惊失色,惶惶不可终日。周鸿勋部巡防营的武器装备、作 战经验较一般民军优良。他们参加同志军后,成为军中劲旅。邛州同志军因 此更加活跃,摧毁警察局,砍倒电线杆,支持围攻成都。
各路同志军撤离成都后,9 月 26 日,侯宝斋率南路同志军与周鸿勋会师
于新津,10 多天内,数万民军来归。侯宝斋任川南全军统领,周鸿勋任副统 领,军威大振。新津一时成为四川同志军起义的中心。旌旗相望,大有震憾 全蜀之势。9 月 30 日,川南同志军打毁新津城外新军营房,夺取军械,释放 狱中囚犯。周鸿勋率部返回邛州,与城内同志军里应外合,击毙招募团妄图 顽抗的州官文德龙,打击了地主豪绅。旋回新津参加新津保卫战。
新津是成都西南的门户,地当要冲,襟山带河,三面环水,当时有“走 遍天下路,难过新津渡”的民谣,形势异常险要。同志军占领新津,上逼成 都,下控川南,扼雅安、西昌交通要道,为赵尔丰的心腹大患。
10 月 1 日,赵尔丰命新军十七镇统制(相当于师长)朱庆澜率陆军 4 营 及马炮各队,后又增调 1 协(相当于 1 旅),分两路由双流左侧进攻花桥场。 提督田振邦率巡防军于右路进攻插耳崖,倾其全力向新津进攻。同志军节节 阻截。清军于 10 月 2 日窜到新津河东的旧县城。同志军与清军隔河对战,新 津保卫战开始。
新津同志军将渡河船只集中于西岸,沿河筑垒,据山扼守,芦苇丛林, 随处设伏,阻击清军。又将上游灌县都江堰决破,使岷江水涨,连成阻敌渡 河的天然屏障。清军渡河来攻,同志军便放土炮轰击,破坏清军架桥作业,
并派兵潜渡,袭击清军侧背,使清军进攻束手无策。赵尔丰惊呼新津同志军 布置周密,确有畅晓军事之人谋划。
清军面临盈盈江水,欲渡无由,只得采用抬船的办法,从沿河雇人抬船 往新津进攻同志军。当时有人作诗嘲笑清军道:“新军错计恃洋枪,谁料愚 民愤莫当,夺得洋枪还死斗,可知器不敌人强。”其他地方的同志军也配合 新津同志军作战。彭县同志军百余人扮作农民,在武侯祠附近袭击赵尔丰所 派送炮军队,打得清军扔掉大炮,狼狈而逃。嘉定彭开运集合同志军起义, 听说新津被围,驰往营救。
10 月 10 日,清军得船 40 只,凭炮火优势,拚死抢渡。同志军坚守河防, 奋勇狙击。此后由于清军炮火猛烈,不得不退入城中继续战斗。10 月 12 日, 清军焚烧东门外民房千余家,拚死攻城。同志军激战 3 日,由于饷械缺乏,
于 13 日放弃新津,分路向外州县转移。
侯宝斋率部向洪雅方向转移,不幸于 10 月 19 日被赵尔丰收买的侯部军 需长杨虎臣刺死。周鸿勋率军向名山进军。新津战斗失利,不但没有动摇他 反清的决心,相反地却提高了革命资信,他毅然加入了同盟会,正式从事革 命。攻占名山县城,并率所部千余人驻荣县,被秦载赓、王天杰等人推为川 东南同盟军统领,合兵攻占自贡。1912 年初,他被自流井大盐商王禹平等人 挑动滇军将他杀害,时年 28 岁。
侯宝斋、周鸿勋同志军为保卫新津坚持战斗半个月,抗击和牵制了四川
清军的主力,掩护了川东南各地同志军斗争的发展,推动了全川革命形势的 发展。
当同志军围攻成都时,赵尔丰急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部边军(也
称西军)第 17 镇(师)66 标(团)标统(相当于团长)叶荃部陆军,以及 驻守越西等地的巡防军 1 万多人,由傅华封节制,从打箭炉、沪定、宁远等 地兼程集结于清溪县,企图越过大相岭,从荥经、雅安奔成都救援。傅华封 部清兵,如果回窜成都,势必改变四川腹地敌我力量的对比,给战斗在各地 的同志军造成严重威胁。
为了阻截傅部清军,荥经、雅安等地同志军,在清溪、荥经间的著名天 险大相岭,扼其必经之路,凭高阻险,展开了英勇的大相岭阻击战。
1911 年 9 月 10 日,荥经同志军起义,公举李永忠集民兵编成荥字营五
大哨,派人去雅安请当地同志军首领罗子舟率军来荥,共同抵御傅华封部。9
月 18 日,罗子舟派刘殿臣率兵 100 余人,与荥经同志军 200 多人会合,同清 军激战于白马庙,揭开了大相岭阻击战的序幕。当天中午,罗子舟领兵到达 荥经,在当地同志军配合下,迫使驻守荥经城的清巡防军 200 多人投诚,获 快枪 200 支,军威大振。罗子舟称“川南同志军水陆都督”,积极部署大相 岭防务,调集各乡团勇分扎大关、鹅项岭、晒坪等要隘阻击清军,利用地形, 坚守阵地,连日激战,打退敌军多次冲锋。清军虽有 2000 多人之众,屡次进
攻,均不能越大相岭一步。
清军虽在大相岭被阻,但防守雅安的清军也有 2000 多人,如果让他们向 成都靠拢,邛州、新津一带的同志军将受到严重威胁。大相岭也有后顾之忧。 为了打击雅州的清军,罗子舟回师雅州,进攻雅安城。9 月 29 日,罗子舟会 合邛州、芦山、天全、荥经等县同志军围攻雅安城,清军以东门出击与同志 军大战于乾河。清军受到重创,龟缩在城中不敢出战。10 月 6 日,同志军猛
攻东南门,州官存禄命令清军纵火焚烧东南门外民房,阻止同志军进攻,并 令管带(相当于营长)齐得胜率军由西门出击。同志军战斗受挫,牺牲 1000 多人。10 月 14 日,再战又败。罗子舟部围攻雅州 1 个多月,虽未攻下城池, 但牵制了大批清军,有力地支援了新津保卫战和大相岭阻击战。其弟罗老十 率领的少数民族同志军,攻入南门后,被清军包围,经过英勇激战,全部壮 烈牺牲。
10 月 29 日,参加防守大相岭的降弁王廷权叛变,诱杀同志军将领谭载 阳等人,纵火焚烧大关,大关失守,罗子舟被迫率部退走洪雅、嘉定等地。 大相岭阻击战同新津保卫战一样,是四川保路同志军致赵尔丰于死命的 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赵尔丰所依靠的就是西军和新军,而荥经、雅 安等地同志军和农民群众、少数民族人民,当机立断,知难而进,扼险阻敌。 民之富者出粮出财,贫者拿起武器投入战斗,英勇奋战,坚守了 40 多天,有 效地阻击了赵尔丰的精锐部队。赵尔丰因援兵被阻,少数民族响应同志军起 义,急得迭向朝廷军谘府拍电呼救。傅华封虽侥幸突破大相岭进至雅安,但 已不能挽救赵尔丰的灭亡,并且立即落入同志军的包围之中,这支不可一世
的反动武装,最后被同志军在雅安消灭。 同志军在大相岭流血牺牲,为四川各地的同志军排除了威胁,争取了宝
贵的时间。当地人事后评论说:此次“讨傅之师,总额逾万,人民箪食壶浆,
士卒秋毫无犯。父老至今尤谈为素所罕见。”同志军的 7 万余两军饷,均由 经百姓自动捐助,它表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和无穷力量。
十、起义烽火遍全川
荥县同盟会员王天杰在同盟会成立后,即开始联络革命同志进行反清活 动。保路运动发生后,他积极推动荥县人民罢市罢课拒捐拒粮运动。罗泉井 会议后,他在龙鸣剑的策动下,借“民团训练所督办”的名义,以民团训所 学员 100 余人为骨干,组织民团 1000 余人,在荥县五保镇起义。9 月初,王 天杰得悉赵尔丰屠杀成都请愿群众的消息后,与刚由成都星夜赶回的龙鸣剑 一道筹划起兵,参加围攻成都的战斗。
王天杰利用自己哥老会首领的地位,用鸡毛文书发出紧急号令,命令各
场镇哥老会立即组织同志军,备武器,钱粮,在荥县双古场集中待命。一夜 之间,号令传遍荥县 48 个场镇。各场镇同志军在双古场训练 3 天后,在王天 杰、龙鸣剑率领下,手持大刀长矛、土枪、毛瑟枪等武器,浩浩荡荡地向成 都进军。同时传檄附近各县,数月之间,闻风而从者达 2 万多人。
荥县同志军在华阳、东山庙、三角碑、包家桥等地与清军激战,随后攻 击仁寿县城。在此,与秦载赓部同志军会师,组成东路民军总部,推选秦载 赓、王天杰为全军正、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井研县同盟会员陈孔白率
800 多人、威远县同盟会员胡御防率同志军也前来会合,共同战斗,在中兴 场、中和场等地与清军激战 20 余次。终因装备悬殊,补充缺乏,在秦皇寺战 斗中失利。东路民军被迫暂时放弃攻取成都的计划,分兵向各州县发展。秦 载赓领兵连下仁寿、简州、资阳、井研、内江、宜宾、犍为、威远、自贡 10 余州县。到荥县时,他得知井研政权被豪绅把持,执政者仍为原来县令,仍 用清印如故,于是怒不可遏,亲往查办。不幸于 11 月 19 日,被反动派杀害 于井研北门。
王天杰、龙鸣剑率部进取嘉定。由于嘉定已由罗子舟占领,便转攻叙府。 龙鸣剑积劳成疾,10 月 6 日在进军途中逝世。
当荥县同志军出发围攻成都时,同盟会员吴玉章回荥县开展革命工作。 吴玉章,1903 年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1907 年 在日本创办《四川》杂志和筹组共进会。为支持同盟会武装起义历尽艰辛, 在同盟会员中有很高威信。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他由上海兼程赶回荥县家 乡。龙鸣剑等喜出望外,在他与王天杰率军离开荥县后,吴玉章承担后方的 全部责任。他在政治上痛斥了大地主郭慎之对同志军的恶毒诽谤,义正辞严 地说:“龙鸣剑和王天杰领着同志军去打赵尔丰,是替我们争铁路,争人格, 他们是为国争权,为民除害。”在经济上,他以按租捐款办法为同志军筹集 粮饷;在军事上,他加紧训练各乡民团,还开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准备扩 大队伍,支援前线,为荥县独立和附近州县革命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龙鸣剑病重离开部队以后,王天杰感到孤单,率领部队回师荥县。清 政府的荥县知县和郭慎之等土豪劣绅一听到消息便仓惶逃走。吴玉章不失时 机地提出立即推倒清朝县政权,宣布独立,自理县政。9 月 25 日,王天杰召 集各界开会,由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由广安县同盟会员蒲询主 持县政。
荥县独立在时间上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首义实先天下”是辛亥革命
时期由同盟会员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此后,荥县成为成都东南军民反清武 装斗争的中心。影响所及,四川各州县纷纷效法,推翻清政府,实现独立的 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川。
荥县独立后,王天杰派胡御阶率由挖煤工人和船夫组成的同志军回威远 宣布独立。范华防率军千余人直取井研城。又因自贡乃是关系全川财赋的重 镇,便调集同志军围攻自贡。陈孔白、胡御防等率军与清巡防军激战于界牌, 战斗失利,陈孔白被俘牺牲。胡御防退守威远城。这时,端方率援川鄂军已 挺进到威远高市场,威远县的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图谋拥清县令徐谦侯复辟, 并杀害胡御防。王天杰当机立断,斩徐谦侯,稳定了局面。11 月 26 日,吴 玉章发动内江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接收团练局,宣布独立,成立内江军政 府。到会群众几千人,情绪激昂,欢呼万岁。吴玉章任行政部长,吴庶任军 政部长。
在荥县独立前后,同志军起义的烈火已迅速燃遍了全川。
岷江上游著名的同志军首领胡谭,得到“水电报”后,立即号召当地群 众起义,率军 3000 余人进攻犍为县城,在幺姑沱与清军激战后,围攻县城达
10 余日之久。四川义和团的著名首将余炼臣的旧部张桂山乘机东山再起,捣 毁大足龙水镇警察分所,夺得枪械后领导群众起义,组织了 5000 多人的同志 军,占领了大足县城,并进攻富顺,建立了富顺县政权。
在武昌起义前夕,四川各地的同志军,攻城据地,彼伏此起,无论是崇 庆、郫县、灌县,还是彭山、眉州、汶川,无论是嘉定,眉州,还是顺庆、 潼川,到处都爆发了同志军起义,形成了同志军起义遍及全川的革命形势。 赵尔丰和清朝统治者陷入四川同志军和人民的包围之中。
在遍及全川的同志军中,大竹县李绍伊领导的农民、西昌彝、汉人民以 松理茂没的藏族人民所组成的同志军的战斗,更明显地表现了各族人民的反 帝反封建斗争,推动革命走向高潮的巨大作用。
李绍伊,四川大竹县人。辛亥革命前,他目睹清朝腐败,立志反清,以 大寨坪为据点组织“孝义会”,吸收贫苦农民参加,以反对贪官污吏,土豪 劣绅,苛捐杂税,互相救难扶危为宗旨,深受穷苦人民的欢迎。i906 年,李 绍伊参加了同盟会,大力支持和掩护同盟会员熊克武等人的革命活动,密谋 起义。清吏派兵缉捕,他率“孝义会”群众武装抗击,重创来犯清军。
川西同志军起义后,李绍伊率领“孝义会”群众数千人大举起义响应, 占领大竹县城,称同志军川东北都督,发布檄文,宣布驱逐鞑虏。然后分兵 四出,占垫江、邻水、广安、岳池、攻达县、新宁、东乡、通江、巴中、南 江等地,势如破竹。渠江流域各州县都在同志军的控制之下。各县纷纷自行 推举官吏,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这支同志军英勇奋战,为了人民的自由和 幸福,流尽了自己的鲜血。仅在巴中县,牺牲的陈英奇部即达 2000 多人。清 朝在川东北地方的政权,在李绍伊率领的同志军打击下,大多数濒于瓦解。
1912 年,李绍伊被袁世凯在四川的爪牙胡景伊杀害,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也 遭到了残酷镇压,凡曾参加“孝义会”者,几乎无一幸免。各地群众听到李 绍伊被害的消息,无不痛哭流涕,深切地缅怀李绍伊这位在辛亥革命中做出 杰出贡献的同志军领导人。
西昌彝汉群众积极参加了张耀堂领导的起义。彝族阿史土目所属的海 末、尔姑、莫西家的群众,参加起义军的达 200 多人。他们同汉族农民一起, 进行推翻满清,废除新政,杀贪官、灭洋人的革命斗争,斩西昌县令章庆, 猛攻西昌城,沉重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
在西昌彝汉群众起义的鼓舞下,德昌群众攻城逐官,打毁外国教堂,杀 德国传教士罗尚德、甘尼伯,重创清军。会理彝汉、西番族群众宣布反清起 义,进攻会理城,打死法国天主教司铎贾元贞,在反清的同时展开了“灭洋” 的斗争。
十一、“引起中华革命先”
少年时代目击保路运动的郭沫若说:“这场革命是中国社会上最典型的 一个插话。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也是由经济斗争转化而为政治斗 争的。”事变的进程正是如此,而尤以四川保路运动最为典型。四川保路运 动由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发展成为全川范围的同志军武装起义的 历史篇章,集中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阶级斗争的 特点。
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成分虽然复杂,但它主要是由广大下层群众所组成 的。它的主体是拥有巨大革命潜力的农民。据当地人记载:同志军“人不过 佣工牧竖,器不过抬炮鸟枪”。在川的外国人也说:事实上,他们中大多数 人都是农村劳动人民。遍及全川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是 当时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只有采取这种形式并使人民得到胜利,才能推翻 腐朽的清王朝,解放社会生产力。
当然,由于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和妥协,以及其他原因, 保路同志军也存在不少缺陷,如许多支同志军仍处于自发斗争阶段,缺乏明 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统一的领导;一般是通过会党(主要是哥老会)这种 纽带组织起来的,不免同时带有散漫的落后习性。然而,从总体上说,同志
军的这些缺陷是瑕不掩瑜的。多数同志军在战斗中却能坚韧不拔,前赴后继 地英勇作战,为民族为人民立下了战功。他们使清统治者防内防外,东奔西 跑,疲于奔命,朝不保夕,基本上瓦解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在同志军的 打击下,在四川的帝国主义势力也极度恐惧,驻重庆的外国领事团及各国炮 舰舰长举行紧急联席会议,他们看到四川各地革命独立势在必行,清政府的 统治行将覆亡,乃仓皇决定在川的外国人在炮舰保护下从四川逃走。
四川的保路军起义,虽偏处一省,但牵动全国,它使全国各种社会矛盾 进一步激化,也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行武装起义的勇气和信心,加速了 革命形势的总发展,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那些曾因广州黄花岗起 义失败而一度沮丧、气馁的情绪一扫而光,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为了迎接新 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积极行动起来了。湖北革命党人急谋起义,派代表居正、 杨玉如到上海与中部同盟会共商起义办法,并请黄兴回武汉主持军务。湖南 革命党人焦达峰等也秘密联络军界,加紧起义准备。陕西、云南等省革命党 人也积极筹划武装起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指出:“若没有四 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经历过辛亥革命的 董必武同志也曾经指出:“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四川保路斗争对辛亥革命起了 直接的推动作用。所以,四川保路运动以加速革命形势的发展,点燃武昌起 义的导火线的历史功绩而彪炳史册。”
早年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元帅,缅怀往事,
曾感慨吟咏:“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 中华革命先。”这是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崇高评价。
保路运动以磅礴之势,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统
治,敲响了 2000 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争 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中国 人民从深重的民族灾难中认识到:在中国,国家的现代化是与民族的兴亡、 国家的盛衰紧密联系着的。他们的这一理想在当时虽然没有实现,但他们热 爱祖国,为祖国繁荣富强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必将鼓舞今天正为实现四个现 代化而奋斗的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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