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身军旅


　　1898 年农历三月十六日，山东曹州府（今山东荷泽县）赵楼村一户寻常 农民家，伴随着一阵清亮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他就是赵登禹。
　　赵登禹，字舜诚（又作舜臣），因排行老三，有小名“小三儿”。祖上 世代务农，父母均为勤勉诚实的农民，靠耕种几亩薄地为生。有两个哥哥， 大哥赵登峦，忠厚老实，为人持重；二哥哥赵登尧，喜好武术，好打抱不平， 行侠尚义，遇有不公，挺身相助，在当地小有名气。此外，赵登禹还有两个 妹妹。由于家境清贫，两个哥哥均没能上学。
　　等到赵登禹长到 7 岁时，因其聪明伶俐，父母也觉得家里总得有个弄文 舞墨的人，加上邻人的劝告，便省吃俭用，将其送入学堂读书。然而，好景 不长，终究因家境困难，父亲身体又不好，靠母亲一人里外操持，更是艰难， 因此两年后赵登禹不得不辍学回家，离开了他喜爱的学堂。
　　回到家里的赵登禹即开始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农活。他不怕苦不畏 累，就是一些大人们干的重活，他也尝试着去做。艰苦的生活，沉重的劳作， 不仅没有将小小年纪的赵登禹压垮，相反倒使其练就了一个好身体，磨练了 他吃苦耐劳的意志，使其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不畏艰危，不怕辛劳。
荷泽一带素有习武风气，人们一则以练武强身，二则练习一些武艺以自
卫，加上受哥哥练武的影响，因此，在劳作之余，赵登禹也开始练习武术。 起初，他跟着哥哥赵登尧及村里其他习武的年轻人练，1910 年 13 岁那年， 正式拜当时荷泽一带较有名望的武师朱凤军为师，开始系统地练习武艺。他 练功很刻苦，尽管一天的劳作已很辛苦，但他从不停止练习，就是再累，他 也要练上一会。很快 3 年过去了，赵登禹不仅练就了一身基本的武术根底， 同时在练武过程中，逐步对见义勇为、行侠施义的武德有所认识，养成了刚 毅耿直、嫉恶如仇的豪爽性格。他有强烈的正义感，遇有不平，敢于挺身而 出。为此他赢得了贫苦乡亲的称赞，但同时也得罪了一些有钱有势者。
也许是不满于家乡富人的横行不法，鱼肉乡里，或许是不满足于自身的
状况，欲求更大的发展，以实现行侠施义的愿望，总之，伴随年龄的增长， 赵登禹萌发了当兵的念头。在十多岁的赵登禹心目中，也许认为唯有当兵才 能实现其抱负。但投奔谁的门下，当什么样的兵，年幼的赵登禹却不是盲然 的。当听说北洋冯玉祥部队军纪严明，作战勇猛，爱护百姓，遂下定了投奔 冯部当兵的决心。
1914 年初秋，赵登禹与同乡赵学礼、赵全胜等人，瞒着家人偷偷离家出
走，准备投奔驻潼关的冯玉祥部队当兵。由荷泽去潼关，有 1800 多里地，几 个年轻人一路跋涉，风餐露宿，出门时带的几个钱，很快就花完了，他们就 靠帮人打工扛活挣几个吃饭钱。经过 20 多天跋涉，终于到了潼关。然而他们 到了才得知，部队招收新兵工作已经结束，且招收名额已满。伙伴们都很泄 气，有的主张返回荷泽。但赵登禹坚决不同意返回荷泽，主张坚持努力，一 定要当兵。他们几个人找到主持招兵工作的官长，软磨硬泡，好说歹说，终 于说服负责官长同意，但因名额已满不能作为正兵，只能作“副兵”，只吃 粮不发饷。由此赵登禹开始了其军旅生涯。
　　冯玉祥部队当时属袁世凯北洋陆军第 7 师第 16 混成旅，冯玉祥为旅长。 赵登禹入伍后，被编入第 1 团第 3 营第 2 连，连长即为后来成为第 29 军副军 长的佟麟阁。因为赵登禹生得膀大腰圆，体魄强健，同时他为人正直，办事
　　
机敏，因此很受佟的赏识。训练中，赵登禹非常刻苦，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因为他有武术的根底，加之训练用功，因此在许多训练课目中都名列前茅。
　　1915 年春，冯玉祥部队奉命入川。袁世凯原打算派冯玉祥入川监视西南 地方势力，以免他们起而反对他的复辟帝制活动。然而冯玉祥入川后采取观 望态势，按兵不动。同年底，讨袁护国战争爆发，冯审时度势，起而参加护 国战争，所部改编为护国军第 5 师。这期间，赵登禹随部参加了护国战争， 且作战非常勇敢。
　　1916 年袁世凯死后，冯部转调平津之间的重镇廊坊驻守。一次偶然的机 会，冯玉祥在众多的士兵中发现了赵登禹。这一天冯玉祥检阅部队时，发现 行进的队伍中，有一名大高个士兵的步伐与整个队伍的行进步伐很不协调， 仔细一看他是趿拉着鞋走路。冯玉祥很是生气，当即命令部队停下，走到大 个子士兵面前严厉斥问他是怎么回事。这个大个子士兵就是赵登禹。原来因 他长了一双大脚，部队军需部门一时又没有这么大的鞋，故只能穿着小鞋拖 着走。冯玉祥知道事实真相后，不仅没有批评他，相反他见赵登禹长得膀大 腰圆，体壮如牛，非常高兴。当时他叫来军需官，让其迅速想办法给赵登禹 定做大号鞋，解决他的穿鞋问题。这一偶然事件，对赵登禹以后的军旅生涯 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冯玉祥开始注意赵登禹，了解到他不仅生得体格强 健，且练过武术，有相当的武功根底后，冯更加高兴，因为他本人就是武术 高手，刀术更是高明。同时，冯玉祥又得知赵登禹训练非常刻苦、用功，作 战很勇猛，且能弄文舞墨。由此，冯玉祥就把赵登禹调到自己的身边，当了 自己的一名护兵。
能够给冯玉祥当护兵，对于普通士兵来说，这是一件很荣耀且有着更多
发展机会的事，因为他不仅能随时见到冯玉祥，且能见到许多其他高级军官。 赵登禹很珍惜这个机会，尽心尽力完成护卫任务，很受冯玉祥的信任与称赞。 据说有一次，赵登禹跟随冯玉祥检阅部队，检阅过程中，他突然发现有一刺 客欲刺杀冯玉祥，情急之中，他当即向刺客扑了过去，在其没来得及行刺时， 就将其打翻在地，保卫了冯玉祥的生命安全。
在完成护卫任务的同时，赵登禹利用能够经常接触冯玉祥的机会，了解、
观察冯玉祥的为人处世及治军治学方法等，并从中学习有用的东西。冯玉祥 治军甚严，并高度重视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部队训练中就有“政治”一项， 他自己并曾亲自为战士上政治课，以“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反对官 僚政府，反对外国侵略”等朴素的爱国爱民思想来教育战士。他还礼聘了一 批知识分子，编写了《识字课本》、《精神书》、《军人宝鉴》等通俗易懂 的小册子，供战士们学习用。由于冯的倡导，部队中形成了识字读书明理知 事的风气。冯玉祥本人更是带头读书，在其读书时，他要求赵登禹对来访的 人，无论是谁，一律挡驾，概不会客。正是在冯玉祥的言传身教下，赵登禹 逐步养成了读书学习、明辩事理的良好习惯，以后又经冯玉祥的帮助，进入 西北军教导团学习，为其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7 年秋，赵登禹随冯玉祥进驻湖南常德。当时常德驻有日本的领事 馆，还有一些日本侨民浪人散居其间。这些日本人依仗其领事馆的势力，经 常寻衅滋事，并勾结当地的歹徒，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当地的官府害怕日 本人势力，明知他们横行不法也不愿、不敢去管，老百姓更是敢怒不敢言。 赵登禹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了这一情况，很是气愤，强烈的正义感促使他 决心寻机管一管他们。
　　
　　机会来了。一次，几个日本浪人酒后寻衅闹事，在街上与几名中国小商 贩发生争执，争执中这些日本浪人大打中国商贩。赵登禹得知情况后，当即 带人赶到，将几个日本浪人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将他们带回冯玉祥的司令 部，交冯处理。冯玉祥听了事情汇报后，义正辞严地怒斥了日本浪人的不法 行为，并向当地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经多次协商，最后迫使日本领事馆出 面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对日本浪人严加管教，保证不再重犯。这样 冯玉祥才下令将闹事的日本浪人放回。此举深得当地老百姓的称赞，赵登禹 也因此事更得冯玉祥的赏识。
　　驻常德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更显示出赵登禹的勇猛。当时，常德附近 山上常有老虎出没，伤害人畜，周围百姓受惊害怕，深受其害。有一次赵登 禹上山执行任务时，突遇一只猛虎。危急关头，他不急不躁，机敏地躲过猛 虎的扑咬，与其周旋，最终将这只危害百姓的恶虎击毙，并与同行的士兵们 一起将老虎抬下山来。四乡八村的百姓们听说此事，非常高兴，钦佩赵登禹 勇猛机智，为民除害。冯玉祥得知此事后更是格外高兴。他亲自让人请来摄 影师，为赵登禹照了一张像，并亲笔在照片上题写了“打虎将军”几个字。 这一期间，赵登禹还随冯玉祥两度入陕西，其中 1921 年第二次入陕，冯 玉祥击败其他军阀的部队，出任陕西督军。留陕期间，冯玉祥为清除陕西地 方武装郭坚所部，假意拢络，设下鸿门宴请郭坚，预伏精壮兵士于屏风后， 准备一举将其擒获。酒宴进行中，未到动手之时，设伏于屏风后的兵士因争 看冯、郭对饮而将屏风推倒，郭坚见势不好，依仗其有一定的武功，意欲强 行冲击。赵登禹见此情景，挺身而出，断其逃路。经过一番激烈的对持，终
将颇有武名的郭坚生擒。
　　到 1922 年离护卫任他职，赵登禹一直在冯玉祥身边工作了 6 年。这是他 一生中非常重要的 6 年，无论是军事技艺还是读书学习，他都有了长足的进 步，思想意识亦有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对冯玉祥治军练兵、作战风范的逐步 认识与深刻领悟，对其以后领兵打仗、治军练兵有非常大的帮助。

二、从排长到旅长


　　1922 年，赵登禹离开冯玉祥身边，被任命为冯部直属工兵连第 3 排排长。 从此，赵登禹开始领兵打仗，步入其军事生涯的新阶段。
1922 年 4 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隶属于直系军阀势力的冯玉祥奉命
率所部东出潼关，进军河南。经过一番战斗，冯部击败了河南督军赵倜的部 队，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不久，奉系在战争中失败，其势力退出关内回东 北，直系军阀势力控制了北京政府。因冯玉祥的势力几年来不断扩大，又出 任河南督军，直系首领吴佩孚、曹锟等唯恐其势力进一步发展而威胁其权位， 便以北京政府的名义任命冯玉祥为毫无实权的陆军检阅使，企图削弱其兵 权。然冯玉祥识破其用意，他一方面宣布接受陆军检阅使职务，另一方面拒 绝交出兵权，而是率所部北上赴任，进驻北平郊区。驻平期间，冯部在南苑 开办了军事学校，训练各级军事指挥人才，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 并加强与其各派军事、政治势力的联系，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
　　1924 年 8 月，在东北养精蓄锐两年多，势力大为加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部再次带兵入关，向直系军阀势力发起挑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又爆发。战争 一开始，冯玉祥立即加紧与自己早有联系的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等人的联
　　
络，秘密协商准备“倒直”。经过一番准备，同年 10 月下旬，冯玉祥下令所 部由密云等地开进北京城，发动“首都革命”，直系曹锟贿选政府因之倒台， 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因“首都革命”而以直系的失败告终。“首都革命”后， 冯玉祥等部成立国民军，由冯出任总司令，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其后， 冯玉祥积极联络各派势力，促成段祺瑞执政府的成立。不久，冯玉祥被任命 为西北边防督办，统领察哈尔、绥远、甘肃、宁夏等省军政事宜。1925 年 8 月，甘肃督军陆洪涛病逝，冯玉祥又兼任甘肃督军之职。
　　整个这一时期，赵登禹均随冯部转战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 察哈尔、甘肃等地，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及“首都 革命”，并因作战勇猛、指挥有方而不断获得晋升。1925 年赵登禹出任营长。 同年 8 月，冯玉祥被任为甘肃省督办后，并未亲往任职，而委派所部暂编第
2 师师长刘郁芬率部入甘，代行其职务。其时赵登禹为刘部梁冠英团营长， 遂随军入甘。当时，以阴谋手段夺得甘肃陆军第 1 师师长职务的前甘肃省陆 军第 1 师第 1 旅旅长李长清及所部团长包玉祥等人，联络甘肃其他地方势力， 打出“甘人治甘”的旗号，对刘郁芬领军入甘，极力加以抵制，以排斥冯玉 祥的势力进一步扩及甘肃，而维护、保持自己的权位。对此，刘郁芬入甘后 即有察觉，但他对李长清、包玉祥等人的举动佯作不知，遇事不争，以礼相 待，借以麻痹他们，同时暗地里积极准备，等待时机，以图一举清除他们。 果然，一段时间后，李长清、包玉祥等人见刘郁芬没有什么举动、遂以为刘 部是不敢轻举妄动，便逐步放松了警惕。刘郁芬见此，认为时机已成熟，可 以动手了。他便秘密加以布置，以宴请为名，请来李长清、包玉祥两个。酒 酣耳热之机、李、包两人完全失去了警惕，刘郁芬便借故走开。这时以梁冠 英、赵登禹为首的十几名刘部军官一拥而入，将李长清、包玉祥两人捆绑起 来，不久两人即被处死。由此刘郁芬在甘肃逐步站稳了脚跟，冯玉祥的势力
也就此扩展到甘肃。
　　1925 年，冯玉祥的势力虽逐步向西北各地扩展，但其重心仍在河北北部 及平津一带。同时直系吴佩孚军阀因其发动“首都革命”而垮台，一直怀恨 在心，伺机攻冯。另一方面，奉系张作霖势力入关后，依仗其雄厚的军事力 量，把持北京政府大权，对冯玉祥部亦是多加排济，逼迫国民军退出所驻通 州、北宛及南苑等地，让给奉军驻扎。不久，奉张进一步图谋向南发展，发 动对浙江督军孙传芳的战争。因战事失利，奉张希望冯玉祥援手，但被冯拒 绝。奉张遂转手以全力压迫冯玉祥部，以巩固北方然后再派兵南下。双方即 在平津一带展开激烈的战斗。到 1926 年初，迫于各方的压力，冯玉祥不得不 宣布下野，并于 3 月赴苏联考察。冯玉祥下野后，所部继续遭奉系张作霖、 直系吴佩孚、晋系阎锡山以及直鲁联军的围攻，损失惨重。4 月，冯部在鹿 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等的率领下，相继退出平津地区。其时赵登 禹已升任刘郁芬部团长，驻防兰州。这时，甘肃亦受到吴佩孚等军阀部队的 围攻，刘郁芬采取收缩兵力、固守兰州，同时广为联络甘肃地方武装，固守 待援的方针，与进攻之敌抗衡。赵登禹率部积极参加作战，为保全冯玉祥在 甘肃的势力作出了贡献。
　　1926 年 8 月 17 日，冯玉祥结束在苏联 3 个月的考察，离开苏联首都莫 斯科回国。在苏联期间，他深为苏联建设成就所折服，同时与国民党、共产 党代表多有接触，对国内的大革命及北伐表现出很高的热情。9 月 16 日，冯 玉祥偕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及共产党员刘伯坚等抵达五原（今内蒙古包头
　　
市附近），次日召集所部将领开会，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并出任总司令， 参加北伐，同日举行誓师大会。这就是著名的“五原誓师”。
　　此后冯玉祥在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迅速整编部队，并确定“固 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以图首先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恢复自己的 力量。不久，在冯玉祥派出的援军到达后，兰州之围被解，甘肃得到平定。
10 月，赵登禹率所部随被任为援陕总指挥的孙良诚由甘肃出兵，进军陕西， 以解被围于西安的国民军杨虎城军部。经过激烈的战斗，11 月 27 日西安之 围被解。这样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又迅速重新控制了西北地区，势力也得 到进一步的扩展。同年底冯玉祥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2 集 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所部迅速扩编。次年初赵登禹升任旅长。
　　1927 年春赵登禹率部东出潼关，参加攻打河南的战斗，转战于焦作、新 乡等地，与奉系张作霖部作战。次年赵登禹升任扩编后的冯玉祥部第 27 师师 长。1928 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以彻底击垮奉系张作霖势力。 冯玉祥部担当沿京汉线向北作战的任务。赵登禹没有参加这次作战，而是在 宋哲元等的指挥下参加了剿灭奉张勾结的樊钟秀等河南地方土匪武装的作 战，此后又参加西征解西安之围的作战。当时驻守西安附近的原国民军李虎 臣部与樊钟秀秘密相约，共同投靠张作霖，樊钟秀在河南起兵作乱，李亦纠 集陕西的一些小军阀突然包围西安城。赵登禹等西征部队日夜兼程，迅速赶 至西安，经激烈的战斗，击溃围城的变乱部队，解西安之围。此后又分散出 击，追剿溃散的叛军及当地的一些土匪武装。在凤翔，赵登禹部与兄弟部队 一起包围了党敏昆（绰号“党拐子”）土匪武装。在经过一段时间围困及肃 清外围的战斗后，于 8 月初发起最后攻击。赵登禹身先士卒，挥舞大刀冲杀 在前，一举全歼土匪武装，攻占凤翔城。
1928 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
了全国，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新军阀的明争暗斗乃至大规模混战。为排斥异己 势力，独揽中央大权，1929 年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全国编遣会议。经 过一番讨价还价，各方达成暂时的妥协。冯玉祥虽不愿意裁减自己辛辛苦苦 扩展起来的部队，但也不得不作出些姿态，对部队进行整编，这样赵登禹从 师长又回任冯部第 28 旅旅长职。
但各方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暂时的妥协也难以维持，战争不可避免
地爆发了。经过一年的争战，到 1930 年终于爆发一场以蒋介石为一方，以冯 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汪精卫等为另一方面的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此时 赵登禹任冯部宋哲元第 4 路军第 25 师师长，在宋哲元的指挥下，由郑州南下， 加入平汉线方向的作战。由于反蒋派内部矛盾重重，各有各的打算，难以很 好地协调作战。反蒋斗争顺利时，尚能维持表面的一致，反之则人人自保， 互不相助。蒋介石不仅握有中央政权及江浙富庶地区，军费相对比较充裕， 部队装备亦相对精良，同时，他还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援有恃。因此， 这场大混战的结局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张学良的拥兵入关，公开支持 蒋介石，只是使这种已确定了的结局提前出现，提前为反蒋派敲响了最后的 丧钟，反蒋派顷刻间土崩瓦解。1930 年 9 月 18 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出兵华 北，21 日、22 日相继进占天津、北平，10 月中旬冯玉祥率一部退入山西东 南的泽州地区，11 月 4 日，冯玉祥、阎锡山联名发表通电宣布下野。随后冯 玉祥一度离开山西，但不久又回转山西，在晋西南宋哲元防区内居住。
在冯玉祥兵败之时，其所部将领如石友三、韩复榘等纷纷投附蒋介石，

宣布脱离冯玉祥，更有甚者，调转枪口攻打冯玉祥。赵登禹作为冯玉祥部将 领，这期间也率部参加了这场军阀间的大混战，但兵败之时，他没有投附蒋 介石，脱离冯玉祥，而是随宋哲元等少部分将领，始终率残部且战且退，最 后退往晋南一带。
　　兵败之后，宋哲元等人即四处积极活动，打通关节，以图保持自己的队 伍。在萧振瀛等人的穿针引线下，最后得到已出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 令一职并实际掌握华北军政大权的张学良的同意，准其将余部改编为第 29 军，隶属于东北军，由宋哲元任军长，刘汝明、佟麟阁为副军长，下辖第 37 师、第 38 师和暂编第 2 师，分别由冯玉祥旧部将领冯诒安、张自忠、刘汝明 等任师长。赵登禹在部队改编后，出任第 37 师冯诒安部第 109 旅旅长，率部 驻扎于山西猗氏（今山西临猗县）、辽县（今山西左权县）一带，从事部队 的整训工作。
　　从 1922 年出任排长，短短数年间，赵登禹随军转战华北各地，大大小小 的战斗参加了无数次，其职务也由连长、营长而升至团长、旅长甚至师长， 由最初的领兵数十人到统兵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率军独挡一面，这固然与这 一时期冯玉祥势力的急骤扩展有关，但根本说来主要还是靠其自身的勇猛善 战与指挥才能赢得的。尽管随着职务的升迁，他已不再是一个以勇力制敌的 战士，但在每一次战斗中，他那勇猛顽强的性格仍可在其指挥方式上显现出 来，关键时刻更能身先士卒，冲杀在前。可以说当士兵时他是一名勇士，当 将军时则为一员勇将，少年时代形成的勇猛顽强、不畏强敌的性格成为其身 上最显著的特征，伴其终身。另一方面，尽管职务不断升迁，地位有了很大 的变化，但同样是少年时代形成的行侠施义、富于正义感的特性并没有变化， 肯吃苦、能吃苦的习性也没有变化。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自己的要求上，更体 现在他治军练兵上。据说他治军甚严，严禁搔扰百姓。一次有几个士兵偷了 老百姓的鸡，他得知后，当即将这几个士兵各打了 30 军棍，并责令赔偿老百 姓的损失。对一般人是如此，对自己的亲属也是如此。他的一位在其属下任 连长的表弟有了过失，同样被责以军棍。事后赵登禹向其作了解释，表示军 规不能破，什么人都应一视同仁，请其谅解。在中原大战的末期及失败时， 他是有可能也有条件为自己寻找一条更好些的出路的，但他没有离开冯玉 祥，没有转向倒戈。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那种富于正义、施义行侠的特性。 出任第 29 军第 109 旅旅长后，赵登禹率部在山西辽县一带驻扎了约有两 年时间。这期间他根据冯玉祥的治军方针和要求，同时结合自己领兵打仗以 来的经验教训，对部队严加整顿和训练。在严抓军事训练的同时，他对部队 政治、文化的教育也非常重视。当时，第 109 旅副旅长，以后成为中共秘密 党员并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何基沣负责全旅的政治、文化等训练工作。 他非常重视向官兵们介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并时常结合部队的历史，总
结经验教训，要求官兵们要做一名有思想、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军人。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 北沈阳。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整个东北又很快落入侵略者的 魔爪。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极大地震撼着广大的爱国官兵。对于长期 受“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精神教育的第 29 军官兵来说更是如此。对 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们十分愤慨，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 策更极为不满，军中充满了高涨的爱国情绪。
在普遍的爱国情绪激励下，在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提出的“枪口不对内”、

“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的鼓舞下，赵登禹这时也情绪高涨。他 下令加紧部队的训练，并明确提出以日本侵略者为假想敌人，进行各种实战 技术训练。当时，第 29 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饷械严重不足，无奈中他们 因袭老传统，自制了一批大刀，发给战士们，以补枪械不足。为此，赵登禹 还常亲自给士兵们做示范，演练大刀的劈杀要领及拚刺刀的技术，督促他们 勤学苦练基本功，来日与敌在战场上拼一高低。
　　1932 年 8 月宋哲元被任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不久赵登禹部奉命随宋开 赴察哈尔。察哈尔邻近已被日本侵略者侵占的我国东北，同时平津地区高涨 的抗日浪潮更是受直接影响。部队的抗日救国情绪更加高涨。这一时期，赵 登禹除继续对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严加督促外，还注意加强对部队抗日救国 的思想教育工作。他派人请来东北的流亡百姓和青年学生到部队，为全体官 兵做报告，以他们亲身的经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领土，屠杀我们 的同胞的罪行，以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同时，他热情支持士兵 们排演抗日话剧和进行其他抗日宣传活动，不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也 揭露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
　　这一系列的活动，不仅充分反映了赵登禹坚定的抗日决心，同时也大大 激发了所部官兵的抗日激情。一时，全军上下出现了一派厉兵秣马、枕戈待 旦的气氛。
三、血战喜峰口


　　日本帝国主义不会因已侵占东北而停止其侵略行动，它的最终目的是要 变中国全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进而称霸亚洲、称霸世界，而南京国民政府的 不抵抗政策，则完全适合侵略者的胃口。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帝国主义 在进行了一系列挑衅之后，向我驻上海闸北的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从而挑起 上海“一·二八”事变。受当时普遍高涨的抗日运动的鼓舞与推动，驻防上 海的第 19 路军将士不畏强敌奋起反击，打响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我军 将士浴血奋战，顽强抗击优势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打得敌人数易主帅，不得 不一次次增兵。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政策下，我军将士的流血牺 牲，并未能促进南京国民政府政策的转变，相反 5 月 5 日，南京国民政府与 日军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英勇抗战的第 19 路军被迫撤出上海， 被调往福建，日本侵略者的图谋又一次得逞。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虽陆续占领了东北各主要大中城市，但在抗
日救国的驱策下，东北各地义勇军纷起，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本帝 国主义虽有进一步侵略的野心，但不得不首先考虑“巩固”侵略成果，巩固 后方。到 1932 年底。由于义勇军自身的诸多原因，在日军的武力“讨伐”下 归于失败。“后方”得到巩固的日本侵略者，遂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关内， 指向与东北相连的广大华北地区。
　　1933 年 1 月 1 日，日军突然向山海关发起攻击。守军何柱国部虽顽强抵 抗，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加之事先对日军的进攻未做充分的准备，南京国 民政府及华北地方当局更没有抵抗日军进攻的决心，3 日，素有“天下第一 关”之名的山海关沦于敌手，何柱国所部退守滦河西岸。经过一番准备，2
月 21 日，日伪军约 10 万人，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指挥下，分三路向 热河进攻。国民党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大敌当前，不思抵抗，却携自己 多年搜刮来的财物，率先逃跑。如此，当地 20 万守军，或逃或投，一触即溃。

3 月 4 日，日军先头部队 100 多人进占承德，热河失陷。 热河的失陷，使长城各口直接暴露于日本侵略者面前。当日本侵略军继
续向长城各口进攻时，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及华北 地方军队，尤其是第 29 军，奋起反抗，长城抗战遂爆发。
　　此前，当山海关局势紧张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 身负华北军政重任的张学良，命宋哲元率所部第 29 军移驻冀东三河、蓟县、 宝坻一带待命。接命令后，宋哲元即命赵登禹率所部第 109 旅作为先头部队 先行出发。1 月 8 日赵登禹奉命由察哈尔开赴冀东，20 日前后陆续抵达驻防 地。热河失陷后，张学良面对日军继续向长城各口进逼的危急情况，急令宋 哲元率第 29 军出岭口，以策应由热河方面后撤的东北军万福麟部。但不久张 学良又改变作战计划，因为奉命退守喜峰口的万福麟部一个旅，在日军服部、 铃木两旅团的一路追击下，在喜峰口未能站稳脚跟。加上一路为日军追击， 士气不振，军心动摇，喜峰口我军阵地形势危殆，因此命令宋哲元部改变计 划，取消原向岭口出击的行动，改为火速向喜峰口进防，接替万福麟部在喜 峰口的防务。
　　3 月 6 日，已到达建昌营的赵登禹部王长海团奉令折回，改向喜峰口开 进。9 日晚王长海团赶抵喜峰口，当即投入战斗，向已被日军占领的喜峰口 前沿高地孟子岭发起攻击。我军居于洼地，敌人占据岭上，战斗非常激烈， 山上山下一片混战。入夜，我军根据逆袭不利的形势，组织夜袭，从喜峰口 两侧迂回敌阵地，日军猝不及防，我军夺取了高地，将敌人压到岭下，局势 暂稳定下来。
3 月 10 日拂晓，赵登禹率旅主力及王治邦、佟泽光两旅经一夜百多里急
行军赶到。不久敌人 3000 余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王长海 团在优势敌人的进攻面前，顽强抵抗，浴血奋战。危急关头，赵登禹等率部 赶到，并立即挥军向前，投入战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战斗间隙，赵登禹与佟泽光、王治邦两旅长协商后决定，由赵登禹率部
防守正面，王治邦、佟泽光两旅分别布防于两侧，从侧面打击进攻之敌。其 后敌人数次发动进攻，并以重炮猛轰我军阵地，我军将士誓死拚杀，不稍后 退。针对敌人炮火猛烈且有飞机助战的情况，赵登禹下令让战士们先退出战 壕，散卧于阵地后面的隐蔽处，待敌炮火稍息，敌军将要攻主阵地前才加以 攻击，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搏杀，使敌人的飞机、大炮失去作用。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赵登禹亲自率特务营冲向前线，与敌拼搏。激战中
他腿部中弹负伤，血流如注，但他坚持不下火线，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在前 线指挥战斗。整整一天，我军以简单的武器，与配备精良的敌人反复冲杀， 一些阵地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往复数次，双方都在阵地前留下了大量的 尸体，伤亡都很惨重。
　　11 日拂晓，敌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又发起进攻，剧烈的战斗又持续 了整整一天。到下午，由于我军伤亡过重，南侧阵地发生动摇，相继为敌占 领，形势变得对我守军非常严竣。两侧高地不守，则正面处于低势的我军主 阵地势必难以坚守，喜峰口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考虑及此，赵登禹于下午
4 时下令不惜代价反击敌人，夺回两侧高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冲杀， 我军终于冲上两侧高地。接着又与守敌展开反复的肉搏。我军充分发挥大刀 的威力，连砍带杀，敌人终于溃退，两侧阵地重新又为我所占据。
两天的拚杀，我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部队伤亡十分严重。赵登禹等前

线指挥员一致认为，敌人装备精良，炮火猛烈，又有飞机、坦克助战，而我 军装备太简陋，如此硬拚下去，不仅我军会付出更大的伤亡，阵地能否守住， 也很难说。应发挥我军的长处，利用近战，夜战，奇袭敌人，出奇制胜。他 们的意见反映到上级后，得到宋哲元的肯定和支持，决定采取迂回夜袭的战 术打击敌人。经仔细研究和考虑，作出的具体布置为：正面防御任务交由王 治邦旅担任，赵登禹、佟泽光两旅分路迂回敌后发动攻击。领受任务后，赵 登禹即召集所部营以上军官开会，会上他说：“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 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激励大家英勇拚杀，报效国 家，接着宣布了具体的夜袭计划。与会者斗志高昂，精神旺盛，纷纷表示坚 决按计划完成各处领受的任务，一定给予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会后大家各自 回自己的部队，着手进行战前准备。
　　入夜，赵登禹率所部按计划出潘家口向敌人驻地进发。尽管腿上枪伤疼 痛难忍，但赵登禹还是拄着木棍，一马当先走在部队的最前头。由于当时下 雪，地上的积雪尚未消融，入夜更是到处结冰，加上夜袭进军之路均为荒僻 小路，坡陡路滑，使得部队的行军非常艰险。但参加夜袭的官兵们在抗日救 国精神的激励下，在各级官长尤其是赵登禹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的影响下， 身背大刀和手榴弹，不畏艰难，奋力急进。午夜，各部均按时到达预定出击 地点；董升堂团占领了三家子、小喜峰口及前丈子，王长海团占据了狼洞子、 白台子等地。防守这里的日军部队，万万没料到在这春寒夜里，在这沟深坡 陡的高地上，会有中国军队出现，均在酣然大睡。
当夜袭的战士手举大刀冲入敌营房，日军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眼见明晃
晃的大刀飞舞过来，顿时魂不附体，不知所措。更有许多敌人尚未清醒即已 身首异处，魄归西天了。清醒的日军四处鼠窜，如无头苍蝇，而我军官兵则 越战越勇，手中大刀挥舞，或砍或杀，对远处敌人则投之以手榴弹。在我军 勇士们的冲杀下，敌人死伤累累，狼狈逃窜。此战，我军不仅歼灭大量敌人， 同时还缴获、击毁敌人大量物资，只是由于道路险要，缴获的一些坦克和大 炮无法携回，只得就地炸毁，敌军的大量粮草也被一并烧光。
在赵登禹旅奋勇搏杀敌军的时候，驻扎于老婆山的敌军眼见同伙驻扎的
阵地火光冲天，爆炸声此起彼伏，知道有变，便急速派出部队前往增援。增 援的敌军尚未赶到，即被赵登禹部截住，遭迎头痛击。随后由铁门关出董家 口的佟泽光旅赶到，两旅遂合兵一处，给敌以更大的打击。增援敌军在丢下 无数尸体和大量枪支弹药后，抱头回窜。随后，大获全胜的我军循原路顺利 返回喜峰口阵地。
　　此次我军夜袭敌军，充分发挥了近战、夜战的长处，化不利为有利，以 简陋的装备痛击了装备精良的敌军，并且取得巨大的胜利，敌铃木旅团死伤
1000 余人，受到重创，嚣张的侵略气焰遭到沉重打击，而我军则受胜利的鼓 舞，士气大振，战胜敌人的信心更足。
　　遭到痛击的敌人并不罢休。13 日一早，敌军即以飞机、大炮对我军阵地 展开狂轰滥炸，猛烈的炮火过后，1000 余名日军开始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 在我军的勇猛还击下，敌军的进攻很快被粉碎。14 日拂晓，乘敌不备，赵登 禹指挥所部全线主动出击，再次以大刀、手榴弹与敌展开面对面的搏杀。激 战至日落，赵部在给敌以大量杀伤后，撤回自己的阵地。
　　从 3 月 10 日至 14 日，赵登禹军等部在喜峰口，以高昂的斗志，顽强拚 搏的精神，打退了装备精良的日军的一次次疯狂进攻，并给敌军以重大的杀
　　
伤。尤其是 11 日夜奇袭日营，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惊魂落魄，闻风丧 胆。我军始终坚守阵地，未被突破，而日军在我顽强的抗击下，不仅难进寸 步，且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得不转向其他方向。至此，喜峰口的战事平息下 来。
　　敌军攻喜峰口不成，遂将进攻的矛头指向罗文峪、山嵖峪守地。罗文峪 位于喜峰口、古北口间长城的凹入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倘该地为敌占据， 则喜峰口，古北口我军侧后均受敌威胁，难以坚持。3 月 17 日，日军第 31 联队、第 8 联队及部分伪军共 6000 多人开始向罗文峪发起攻击。驻守罗文峪 的第 29 军刘汝明部，在第 37、第 38 师各一个团的支援下，在宋哲元“宁为 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和“有进无退，死而后已”手谕的激励下，尤其是在 赵登禹等部喜峰口血战的鼓舞下，全军上下，奋勇争先，不畏牺牲，击退敌 军一次次的进攻，给进攻敌军以沉重的打击。18 日夜，仿照喜峰口我军夜袭 敌军的做法，主动大规模出击，以大刀与敌人展开拚死的肉搏，同时正面待 机的部队适时出击，前后夹击敌人。血战至天明，敌人在留下无数死尸之后
遁去。至此，罗文峪以北 10 里以内，全无敌踪。 敌人在喜峰口、罗文峪的进攻均以失败告终后，不得不改变战略，从 4
月初起开始向滦东进攻。4 月 11 日，日军攻占由商震部防守的岭口，喜峰口 我军腹背受敌。13 日，奉何应钦的命令，第 29 军从喜峰口、罗文峪等地撤 退至三河、通州以东一带沿运河布防。到 5 月下旬，日军已分别进至通州、 顺义、香河附近地区，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抱定所谓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方针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此种形势，加紧了妥协交涉活动。5 月 31 日， 城下立盟的“塘沽协定”签字，长城抗战遂告结束。
此次长城抗战虽以订立城下立盟而告结束，但我军在长城一线的英勇拚
杀，尤其是第 29 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给侵略气焰 嚣张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 “九·一八”以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横行，烧杀劫掠，国人无 不悲愤痛切。长城一线我军的血战，大大发抒了人们心中的愤闷，振作了人 们的精神，而参加血战的将士，尤其是以生命和大刀赢得胜利的第 29 军官 兵，则成为人们仰慕与赞颂的英雄，作为喜峰口胜利的指挥者之一，赵登禹 这时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受到国人的赞誉。

四、戍守冀察


　　《塘沽协定》签订后，第 29 军于 1933 年 8 月奉命回防察哈尔省。此时， 赵登禹因其在喜峰口作战中的出色指挥以及身先士卒、勇猛顽强的精神而被 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并被颁授青天白日勋章。同时，所部第 109 旅亦被扩编为第 132 师，赵登禹出任师长。9 月，赵登禹率所部进驻察哈尔 省张北县。
　　《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门户打开，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华 北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妄图变华北为“满洲国”第二！他们不断在华北 各地制造事端，寻衅滋事，以逼迫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妥协退让，出卖国家 民族利益！察哈尔因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热河、辽宁相邻，同时又因与日 本帝国主义正进一步策动的内蒙德王等的民族分裂活动所在地内蒙、绥远北 部相接，因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他们
　　
不断派特务情报人员窜入察哈尔，刺探情报，收买汉奸败类以为其用。 针对这些情况，赵登禹率部进驻张北县后，即加强了对部队的军事、政
治训练工作，加强爱国主义的抗日思想教育工作，严防敌特活动，认真做好 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还在部队刚进驻张北时，赵登禹即命所部向 盘踞在独石口、沽源一带的伪军李守信部骑兵部队发起攻击，将其彻底击溃， 收复为其盘踞的失地。此后，针对敌伪的种种侵略，挑衅活动，赵登禹毫不 退让，坚决反击。两次张北事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在 1934 年 10 月。当时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 健中佐和池田外务书记官等几人由张家口去多伦。按惯例，日本人在当地旅 行必须携带有关证件，供当地中国军警查验。因此，当这些日本人路经张北 县时，城防守卫要求查看他们的证件，但被其蛮横地拒绝。守卫战士当即将 他们带回县城内第 132 师司令部，交官长处理。当师参谋长马润昌、师军法 处长杨玉田向他们查询时，再次为这些骄横的日本人所拒绝。为其蛮横不法 行径大大激怒的我军官兵，为杀其威风，当即从师属警卫部队中挑选 100 名 身强力壮、高大魁梧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轮番向这些日本人正步 行进。在我军战士凛然正气与雪亮的刺刀面前，刚才还骄横无理的这些日本 人，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跪地求饶，连连赔不是，并保证今后再也不敢无 视我军。
这件事本是日本人的不对，我军战士只是在执行正当的公务，维护国家
的尊严，然而当这几名日本人获释回到张家口后，驻张家口的日本领事桥本 正康却向第 29 军军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提出所谓严重抗议。为不扩 大事态，宋哲元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令作为师长的赵登禹向日本领事道 歉。赵登禹虽不愿屈服，但迫于命令，被迫作了违心的道歉，使这一事件得 到了暂时的解决。
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在 1935 年 5 月。这月的 31 日，有 4 个日本人，一
人为日军驻多伦特务机关服务人员，三人为日本三菱公司职员，未携带护照 由多伦出发前往张家口。按照察哈尔省地方当局与日本人当时商定的规则， 凡来往于热河与察哈尔省的日本人，必须持有由驻张家口的日本领事馆签发 的护照，并由我地方当局复验并加盖省政府的印信后方可通行。这些日本人 不仅明知故犯，不携带护照，且一路上刺探我军情况，偷绘我军驻防布阵图， 根本不把我国的规定与驻防的我军放在眼里。
6 月 5 日下午 4 时左右，这些日本人到达张北县城南门，防守城门的卫
兵即要求其出示护照。在得知他们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卫兵们对其进行盘问， 并检查其携带的行李。日本人态度强硬，毫不讲理，并欲强行入城，双方遂 发生争执。在此情况下，卫兵将他们带往第 132 师司令部，以便请示上级后 再作处理。此间，我军官兵并无无理之举，完全是按规定办事，更无虐待这 些日本人的举动，相反对他们予以款待。后经省政府批示，于 6 日下午将这
4 个日本人放行。
　　然而，日本人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当这 4 个日本人回到张家口后，日 本领事桥本及特务机关的松井中佐即以所谓日本人遭中国卫兵恐吓、侮辱为 名，向察哈尔省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报告，意欲以 此为契机，将问题扩大化，而扩大其侵略。6 月 17 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 召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开会，制定了“对宋哲元交涉要领”， 要求：第 29 军移驻长城之西南；解散一切反日机关；宋哲元向日方赔罪，并
　　
从速处罚有关的负责人。同时决定此事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大特务土肥原 负责办理。
　　此前，当南京国民政府获悉，日本欲借此次事件做文章，提出强硬要求， 便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于 6 月 19 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 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代理。这样土肥原即开始与秦德纯进行交涉。
从 6 月 23 日到 27 日，秦德纯与土肥原在北平进行了数次会谈。在日本的武 力恐吓下，尽管秦德纯据理力争，但最后还是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与 日本签定了屈辱的《秦土协定》。协定除包括前述“交涉要领”外，还包括 将驻防昌平、延庆一线以东，并经独石口，沿长城至张家口、张北一线以北 的第 29 军部队全部撤退；解散各种反日机关；向日方道歉并处罚第 29 军有 关负责人等。至此，由日本人挑起的第二次张北事件平息了。
　　虽然，两次张北事件，均是由于日本人不遵守中国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 无视当地驻防部队且骄横无理引起的，赵登禹的第 132 师官兵只不过是在履 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而已。然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两次事件均 以我方的屈辱退让而结束。
　　《秦土协定》签定后，第 29 军奉命移驻北平附近。8 月底，宋哲元被任 为平津卫戍司令。赵登禹及所部第 132 师随军移驻北平附近。
以平津为重心的华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此时已是山雨欲
来风满楼。在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的前后，还发生了一系列日本侵略者挑起 的其他事件。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在南京国民党政权妥协投降政策的指 示下，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为首的华北当局，对 日本侵略者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步步退让。5 月 31 日何应钦宣布将原定于
7 月迁往保定的河北省政府，提前从 6 月 1 日开始迁移；6 月 1 日，又宣布将
国民党中央宪兵第 3 团团长蒋孝先与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曾扩清免职；6
月 4 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划天津为行政院直属市，以亲日派王克敏出任市 长；6 月 6 日，下令免去主张抗日的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职务；6 月 7 日又宣布将国民党河北省总部移驻保定，取消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裁减北平 军分会政训处，调走国民党宪兵第 3 团，何应钦还下令严加取缔平津地区的 各抗日团体。
6 月 10 日，南京国民政府更发表所谓《敦睦邦交令》声称：“凡我国民，
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拔恶感之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 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同时，下令河北省及平 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一律停止活动，将驻河北及平津附近的东北军于学忠部 与中央军黄杰、关麟征部他调。
　　至此，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大为削弱，而日本侵略者则进一步加紧其对 华北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渗透活动，扶植汉奸傀儡势力，以图进一步将华北从 中国“分离”出去，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指使下， 这一时期先后发生了汉奸白坚武于 6 月 26 日爆动夺城事件，10 月 21 日汉奸 武宜亭香河请愿夺权事件，11 月下旬汉奸殷汝耕等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 会”事件，等等。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及华北地方当局不仅没有 改变贯常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相反进一步妥协退让，幻想以进一步的妥协 让步来换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停止侵略。11 月 3 日，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安排下， 北平市市长袁良辞职，8 日秦德纯被任为北平市长，11 月 29 日国民党北平军
　　
分会也被撤消。12 月 18 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以进一步满足日本 侵略者“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然而所有这一切也还是满足不了侵略者的欲望，因为他们的根本目的是 要变华北为其殖民地，变整个中国为其殖民地！因此华北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面对这种形势，作为第 29 军军长，又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 靖公署主任和河北省政府主席、华北军政界头号人物的宋哲元，内心充满了 矛盾。作为非蒋介石嫡系，他能拥有这样的权势，独掌华北大权，实在来之 不易，他不愿失去它，但同时他也清楚，他必须对南京中央政府保持隶属关 系。同样，对日本人他不愿也不敢得罪，但又不愿丧失平津乃至华北主权， 充当日本人的奴仆。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之下，当土肥原多次诱使其搞所谓 “华北自治”时，宋哲元都没有接受，设法周旋，但他又与日本人保持经常 往来。对南京中央政府，他强调华北自主权，但又坚持不脱离中央的原则立 场。然而，第 29 军的绝大多数官兵，尤其是中下层官兵，面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步步进逼，无不义愤满腔。他们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不愿当亡国奴，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的抗日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作为已是第 29 军主要将领之一的赵登禹，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表 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不满于南京国民政府及 华北地方当局在日本侵略者的挑衅面前一味妥协退让，认为对于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行径要作坚决的斗争。他不仅是这么想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也是这么去做的。
1935 年 11 月，当日本侵略者在平津地区大肆搜捕抗日人士，企图压制
高涨的抗日舆论时，一次他们突然将第 29 军政训处处长宣介溪抓走。赵登禹 得知此事后，即与第 29 军冯治安、刘汝明等师长商量，认为日本人竟敢擅自 抓捕我们的高级将领，实在是对我们欺辱太甚，此事决不能罢休！当下他们 将负责中日间联系的陈某找来，询问有关情况。此人说，日本人认为宣介溪 处长是中央派来的，是向中央打报告的。冯治安听了当即驳斥说：他是中央 派来的，那我们哪个不是中央派来的？他向中央打报告，我们不也是向中央 打报告吗？日本人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真是岂有此理！赵登禹愤怒 地对陈某说：限日本人两个小时以内，好好地把人放回来，否则，超过时限， 我们就干啦！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他还和冯治安当即拿起电话 向部下发布命令，要求各部在两小时内完成各项作战准备，等待命令。这时 刘汝明对陈某说：你马上去和日本人交涉！让他们马上放人。陈某立即去见 日本人，转述了赵登禹等人的强硬态度。不久日本人不得不将宣介溪处长送 回，并被迫向第 29 军作了假惺惺的道歉。
　　还有一件事，日本人同样在赵登禹面前不得不收敛起嚣张的气焰。那是 赵登禹所部驻北平南苑时，由于华北地方当局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妥协退 让，南苑机场为日本人占据。日本人在这里设立了军械库，库内存有日军的 飞机，并有日军一个排驻防守卫。对此，赵登禹派所部一个营驻防机场附近， 负责监视日军的军械库及驻守的一排日军。日本兵骄横跋扈，经常制造纠纷， 我军战士以大局为重，时常忍辱退让，但有一次日本兵竟然不准中国军民由 机场附近通过，并肆意凌辱我军民。忍无可忍的我军官兵，心中极为不平， 在赵登禹的默许下，我军营长耿德星当即派出一连战士，将日军军械库团团 包围起来。迫于我军官兵的严正态度和强硬立场，日军排长不得不向我方道
歉。

　　1935 年底，赵登禹部奉命调防河北任丘、固安、河间一带，担任后路防 卫任务，同时出任河北保安司令。当时所部共辖第 1、第 2 及独立第 27 旅， 总兵力共 15000 人。这一期间，赵登禹更加紧了部队的各项训练工作，军事 训练外，还加强政治思想，尤其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教育工作。当时，爱 国主义的训练与教育手段很是丰富，如吃饭前高唱《吃饭歌》：“这些饮食， 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 职。”编有《国耻歌》，令官兵练唱，以牢记国耻。同时每逢国耻日，吃饭 时馒头上总印有“勿忘国耻”几字，或令官兵禁食一日，以期官兵知耻后勇， 发奋图强。此外，部队还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国耻演讲活动，痛斥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行径，激发官兵们的抗日热情。这种多方面的训练教育，使部队中 爱国主义精神强烈，抗日情绪高涨。对此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认为第 29 军“年轻干部的抗日意识极强烈”，“抗日意识已深入官兵”。
　　作为一师之长的赵登禹，与广大官兵一样，是坚决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的。1937 年 4 月，他曾回菏泽老家省亲。在家乡期间，赵登禹曾到当
地 3 所学校，给学生讲话。他说：很久以来，日本就有独霸中国的野心。日 本儿童一上学，教师就会拿出买来的、产自中国的又大又好的桃子，分给学 生们吃，然后告诉学生们，这些桃子产自中国，只要长大当兵去打中国，就 能吃到这种桃子！他还给学生们介绍了日军在平津地区的挑衅滋事情况，告 诉学生们战争危在旦夕，他说：日本人的武装比我们好，但我们有大刀，我 们一定会奋力抵抗的！”鼓励学生们认真学习，报效国家民族。
进入 1936 至 1937 年之交，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紧逼，毫无
停止，毫无满足的时刻，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抗日救亡 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 政府及冀察地方当局不得不面对现实，正视现实，逐步改变以往的政策。
1936 年春夏之间，日本广田内阁公然增兵华北，以进一步向冀察当局施
加压力，迫其就范。5 月 30 日，宋哲元就此事公开发表谈话，强调：“华北 外交刻所争者，为保全我国主权问题，凡不损我国主权者，方可本平等互惠 原则向前去做。”同时他还表白，“若日本仍增兵占领华北，余将与第 29 军将士实行抗日”。
同日晚间，宋哲元召集冀察军政要人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
刘汝明等在其北平寓所开会，研究对付日本增兵华北的对策以及安定人心的 办法。会上，大家一致主张对日本的日益加紧的侵略活动，必须采取强硬态 度了，再也不能听任日本人为所欲为了，在咬牙苦撑局面的同时，“一切事 项均应下最大决心，以彻底保全我国主权为前提，向前努力奋斗”。
同年 11 月，针对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的秋季演习，第 29 军不甘示弱，
于 11 日至 14 日也在河北固安一带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加的部队有第
37 师冯治安、第 132 师赵登禹部以及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共达 5 万左右， 由军长宋哲元亲赴现场指挥。
　　到了 1937 年初，第 29 军更表示出强烈的抗日态度和决心。宋哲元在一 些场合，不失时机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曾强调：“国家三大要素，即主权、 土地、人民；誓尽军人天职，尽力保护之。”“侵犯我土地，侮辱我人民， 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倒他。”他还表示，“我宋哲元绝不做卖国 贼”。对于当时日军在平津及北宁铁路沿线不断扩充军事设施的行为，宋哲 元冀察当局断然加以制止，如拒绝日军圈购丰台到卢沟桥之间 6000 余亩土
　　
地，用来修建飞机场与兵营的企图，当日军从冀察当局得不到允许，改而企 图以重金利诱直接向当地农民购地时，冀察当局 1937 年 4 月 20 日发布命令， 强硬规定“凡盗卖国土者处死刑”，终于使日军的企图失败。
　　这一时期，宋哲元及冀察当局对于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也一改以 往的镇压、限制的态度，而采取实际上的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如对天津学生 抗议日军增兵华北的“五·二八”大游行，宋哲元即给予明确支持，并表示 “第 29 军誓不与日方妥协，誓不由华北撤退”。1937 年 5 月，宋哲元又下 令恢复由于日军反对而停止的华北中等以上学校的暑期军训，同时在宋哲元 的同意下，一批共产党员以进步青年的身份进入第 29 军工作，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华北正处于大风暴来临的前夜。

五、血洒南苑

蓄谋已久的大风暴终于来临了。
　　1937 年 7 月 7 日晚，华北日军驻丰台河边旅团第 1 联队第 3 大队第 8 中 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指挥下，在北平西南卢沟桥畔宛平城附近演习。临近 午夜，在一声枪响之后，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入城 进行搜查，遭我守城部队的严辞拒绝。蛮横无理的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城，开 枪示威，同时向驻丰台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要求派兵增援。尽管 20 分钟后，“丢失”的士兵回来了，只是因解手而暂离队，但一木清直仍决定 立即集合部队准备增援，同时向驻北平城内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报告此事。
8 日凌晨，当双方正在交涉之际，日军突然向我宛平城开炮，发起进攻。
驻守宛平城的第 29 军冯治安师金振中营，当即奋起反击。中国人民的伟大抗 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总政策决定
的，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华活动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有预谋的， 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侵略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变发生前夕，日军即不断加强在 平津郊区的战斗演习。到 6 月，这种演习的频度突然增加。驻丰台的日军第
1 联队，甚至直接以攻夺宛平地域为目的，不分昼夜地进行演习，而华北驻
屯军总部的参谋人员也大部集中到第 1 联队，对演习进行现场指导和检阅。6
月 21 日，华北驻屯军更紧急成立了临时作战课，加紧制定作战计划和各种其 他军事准备工作。这种种迹象均表明，日本侵略者正准备实施新的更大规模 的侵略活动。
　　针对日益严峻的局面，第 29 军，尤其是驻北平、天津部队亦采取了相应 的措施，对日军施行严密的警戒。从 6 月初起，我军加强了对北平市区、郊 区的巡逻和城门守卫工作，并对卢沟桥一带既设阵地增加兵力，加修防御工 事。特别是自 6 月 26 日起，对北平实行夜间特别警戒。
　　对卢沟桥及宛平城的守备工作，我军尤为重视。当时北平已处于日军三 面包围之中，仅存这西南的唯一通道，保持与外部的联系，可以说宛平城和 卢沟桥这时成了北平的交通生命线。驻守这里的是第 29 军第 37 师 110 旅 219 团第 3 营，营长金振中。该营为加强营，计有 4 个步兵连，重机枪及轻重迫 击炮各 1 个连，共 1400 余人。自驻防以来，该部即以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 勤加训练，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反击日本侵略者可能的进攻。7 月 8 日凌晨， 日军发起攻击后，该营在第 29 军“誓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的命令下，为
　　
保卫国家的领土与民族的尊严，奋起拚杀，不惜牺牲。激烈的战斗持续了 1 个多小时，日军未能前进一步，宛平依然屹立在古老的永定河畔。
　　遭到失败的日本侵略军并不死心，调兵遣将，准备继续发动新的进攻。8 日晨，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向其驻天津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动的命令，并急令此 时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旅团长河边正三速返北平。午后，日军联队长牟田 口廉也及河边正三，先后赶到宛平城东北的沙岗及丰台督战。在其所提无理 要求遭我方严正拒绝后，日军于当晚 6 时前后再次发起攻击。战斗持续了 3 个多小时，日军以坦克大炮对宛平城猛烈轰击，炸毁城内大批房屋，无辜百 姓惨遭杀戳。然而我军民以必死的决心，顽强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使其阴 谋始终不能得逞。入夜，我军又组织突击队，身负寒光闪闪的大刀，突袭昨 日为敌占据的铁路桥，一举将守敌一个中队几乎全歼于阵地！收复失地。
　　再次遭到失败的敌人，不得不使出缓兵之计，假惺惺地表示要谈判解决 事变。我方表示同意。经谈判双方达成三条口头协议：1.立即停止射击；2. 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3.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 并由冀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派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人数限 300 人，定于当 日上午 9 时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然而，日方仅是缓兵之计， 其意在争取时间，增加兵力，然后再打，而冀察当局，受南京国民政府“应 战不求战”的约束，又囿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企图保持自己的地盘，结果陷 入日本侵略者的圈套。
当北平方面双方对峙的时候，日本政府内部围绕事变的解决，发生所谓
“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无论是“扩大派”还是“不扩大派”， 都是主张侵略中国的，只是在侵略中国的具体时间上有所不同而已。经过争 论，“扩大派”占了上风，7 月 11 日，日本内阁批准了 10 日由日军参谋本 部提出的关于增兵华北的方案，同时于当晚正式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 府声明》，声明歪曲事实真象，为其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辩护，这是日本帝 国主义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的宣言，也是全面侵华战争的动员会。此后，日 本军部加速向华北派兵。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老家。7 月 11 日
他由乐陵抵达天津出于多种考虑，他也幻想通过妥协让步，来求得事变的和 平解决，以保存实力和地盘，因此在日本“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幌子 下，他就听信了，并与日方继续谈判。同时为向日方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于
13 日竟下令：从 14 日起恢复北宁铁路的正常运行；解除北平城戒严；释放
被捕的日本人；严禁所部与日军发生磨擦。随后他又答应日方的进一步无理 要求：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处罚事变发生时驻卢沟桥我军营长； 北平城防改由第 38 师担任；中方向日方道歉。
　　19 日，宋哲元回到北平，他不顾日方屡次破坏协议，挑起事端的事实， 又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单方面措施以示和平诚意：下令撤除北平街头设置的各 种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北平城门；命令调赵登禹师到北平布防，调走冯治 安的第 37 师；撤退部分向城外派出的增援部队；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北上赴 援的孙连仲等部停止开进；下令平汉铁路局试行通车。
　　正是在宋哲元这既没有决心抵抗日本侵略，又不甘心完全对日妥协，而 幻想以一定的退让来换得日方停止侵略的消极方针下，日方得以从容调集兵 力向平津集中。12 日，日军 10 列兵车分载各种部队并附战车、汽车、弹药 等，由山海关开向天津，午后有 800 多日军乘汽车向北平运送，并附有战车、
　　
重炮。15 日，日本决定动员国内航空部队各机种共 18 个中队，派至山海关、 锦州、大连地区，组织临时航空兵团，准备参加战争；16 日，关东军独立混 成第 1 旅团抵达密云；19 日，日军第 20 师团约万人由朝鲜开抵天津，一部 集结于唐山、山海关；20 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 11 旅团主力抵达高丽营。 至此，日军第一批增援华北的兵力全部抵达，并完成了战斗准备。
　　与日军大举集结相反，第 29 军各部却一直处于既无统一作战方案，又无 统一作战指挥的状态，处于前线的部队既得不到良好的装备补充，其运输、 通讯等工作更几乎全部依仗地方，其他后勤保证，如战地救护、医疗等更是 毫无准备。在日本帝国主义决心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与其讲和平，努力 寻求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是要彻底失败的，而且要祸及自身，严重影响以 后的战斗力。
　　在整个这段时间内，赵登禹坚定地主张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不再妥协 退让。然而英雄无用武之地，冀察当局及宋哲元的态度使他无法立即实现杀 敌报国的抱负。事实说明，不断趋向恶化的平津局势，使宋哲元无法再在和、 战之间徘徊了！
　　7 月 25 日，面对不可避免的大战，宋哲元终于决心起而抵抗日本的侵略， 下令立即中止与日方的谈判交涉，并命令按计划进行战备准备工作。尽管这 一转变来得有些晚了，但在这和战的最后关头，他还是坚持了民族气节和爱 国立场，终于踏上了抗日卫国的正义之路。赵登禹有了报国有门，实现自己 的抗日意愿的机会。
还在 7 月 22 日，奉宋哲元命令，赵登禹部第 132 师开赴北平，其一部到
达南苑。23 日，赵部独立旅与第 37 师换防，开入北平城内，其中一团驻天 坛，一团驻禄米仓。部队陆续抵平后，赵登禹立即令各部加紧构筑工事，并 与学生及各抗日团体联络，准备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7 月 25 日，廊坊战斗打响，日军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开始了对平津我
军的大举进攻。26 日廊坊沦入敌手，平津铁路为日军所控制。同日下午，日 军华北驻屯军新任司令香月清司派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往宋哲元，提 出最后通牒，要求将北平附近第 29 军部队撤走，退往河北保定，如果中方不 照此办理，日军就要采取“独立之行动”。面对如此无理的挑衅，宋哲元当 即令秦德纯将通牒退回，绝不接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无理要求。在日军向宋 哲元提出最后通牒的同时，日军华北驻屯军第 2 联队第 2 大队 500 余名敌人， 由大队长广部率领由天津开到丰台，随即换乘汽车开往北平城。傍晚敌军抵 达广安门，企图闯入北平城。驻守广安门的第 132 师独立旅 679 团刘汝珍部 一个连，当即关闭城门，拒绝日军进城。气焰嚣张的日军即于城下摆出一副 要攻城的架势，坚持要进城。宋哲元闻讯，当即令守军备战。守门官兵得令， 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将城门慢慢打开，狂傲的日军不以为计，反以为中国 军队又一次妥协，便毫不犹豫地开入城内。当日军车队半数入城后，守军突 然发起攻击，向敌车队猛烈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损失惨重。
　　27 日中午，华北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由于守军准备不足，加上日 军突然袭击，通县、团河相继失守，随后向南苑发起进攻。
　　南苑地处北平南郊，团河以北，是北平南部的咽喉要道。若日军占据南 苑，则可控制北平南郊，进而可长驱直入永定门，进攻北平城。卢沟桥事变 前，第 29 军军部驻南苑。事变发生后，第 29 军副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张 克侠曾多次建议宋哲元，派一名有威望的师长去南苑统一指挥，把军部移入
　　
城内，然而宋哲元当时生怕此举引起日本人怀疑我准备打仗，引发新的冲突， 故一直不准备军队调动，也不转移军部。及至日军发动总攻，宋哲元才在 27 日下令将军部移入北平城内中南海怀仁堂，并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 官，统一指挥南苑方面作战。当晚赵登禹即赶往南苑。
　　当时，南苑方面除尚未移走的军部直属各机构外，还有直属炮兵、工兵、 通信各营，特务旅两个团，军官教导团（由副军长佟麟阁兼任团长），军事 训练团，骑兵第 9 师 1 个团，第 37 师炮兵团和 1 个步兵团，总人数约有 7000， 但由于单位众多，分属不同的系统，加上战前准备很不充分，故难以统一指 挥，战斗力也大受影响。
　　赵登禹到达南苑后，即与尚留南苑的第 29 军副军长佟麟阁、军事训练团 教育长张寿龄等人商量防守对策，针对连日来日军飞机连续轰炸廊坊、团河 等，大家认为应加强防御，赶修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赵登禹豪迈地 说：“在喜峰口那次战斗中，我们还不是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等着瞧吧！” 他一面催促所部第 132 师火速向南苑集中，一面着手统一指挥工作，同时派 出便衣侦察队，在南苑外围各要点侦察警戒。此后，他又召集在南苑的各部 官长开会，布置任务，发布作战命令，同时召集军训团讲话，鼓励大家说： 杀敌报国已到时候了，军人必须以保国卫民为天职，要有不惜牺牲的精神。 他还不顾连日的劳累，巡视各处阵地，检查防御设施，鼓舞官兵们的士气。 尽管赵登禹在竭尽全力做着各项战前准备工作，然而时间实在太紧。午 夜，南苑四周传来枪声，敌人陆续发起试探性的进攻。28 日拂晓，日军在数
10 架飞机以及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南苑我军发起了全面进攻。我军在没
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匆忙投入战斗。由于各部队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指 挥又不协调，各部队大多各自为战，开战不久，各部陷于被动。一些部队由 于事先没来得及构筑防御工事，只能以营地围墙作掩体，在日军飞机、大炮 的轰击下，伤亡惨重。尽管如此，守军仍顽强抵抗，斗志旺盛，不稍后退。 激烈的战斗一直延至午后。日军从东、西两面攻击南苑，同时日军一部绕至 南苑北部，切断了南苑至北平的公路。南苑守军腹背受敌，被迫分散向大红 门方向撤退。
赵登禹亲自指挥的一部分守军，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
敌军炮火猛烈，赵登禹下令在敌人炮火轰击时，停止射击，隐蔽起来；当日 军步兵开始冲锋，直至进到我军阵地 200 米左右时，他才下令向敌人开火， 并乘势向敌人发起反击，如此一连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并给日军以大量的杀 伤。由于敌军炮火实在猛烈，部队伤亡十分严重，迫不得已，最后赵登禹下 令撤退。撤退之际，日军的飞机尾随轰炸扫射，官兵伤亡仍很重，见此赵登 禹又下令向日军反击，然后再度撤退。
　　如果说南苑守军在日军的突然进攻面前，仓促应战，遭到重大牺牲，已 充分显现出前一阶段冀察当局及宋哲元在和战问题上摇摆不定所埋下的恶 果，那么南苑守军的撤退，则是这一恶果的进一步显现。由于事先根本没有 确定的计划，加之通讯联络早已为日军炮火炸断，第 29 军军部下达的从南苑 撤退的命令，是由传令兵冒着敌人的炮火送达的。由于各自为战，没有统一 的指挥，先得知命令的部队就先撤走了，而未收到命令的部队却还在孤军备 战！撤退时，既没有相互的掩护，也没有确定的路线，有的士兵找不到官长， 有的官长手下没有士兵，整个场面呈混乱状态！面对这种状况，赵登禹也是 难以处置，他只得率领手下的官兵，且战且退，利用青纱帐，向北平城退去。
　　
当部队行进到南苑镇北黄亭子公路附近时，突然与一股日军相遇，赵登禹的 副官李先池当场中弹牺牲，赵登禹本人也中弹负伤，但他仍坚持着指挥部下 反击日军，浴血奋战直至昏迷过去。当部下冒着弹雨，抬着他准备转移时， 他苏醒过来，对周围战士说：“不要管我！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 么值得悲伤。只是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你们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 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老祖宗了?? ”话还没说完，这位 喜峰口率部夜袭日军的英雄，就停止了呼吸，时年仅 39 岁。

六、留名青史


　　赵登禹将军及同时在南苑战斗中死难的第 29 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是全 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两位战死疆场、以身报国的高级将领，他们的 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震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两位抗日英烈的活动。
第 29 军的官兵们，更是悲痛满怀。赵登禹勇猛善战，豪爽慷慨，有燕赵豪侠 的美称，士兵们爱戴他，军官们喜爱他，人们无不痛惜失去了一位好官长、 好兄弟。宋哲元得知赵登禹牺牲的消息，不由得捶胸顿足，失声大哭，说： “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赵登禹的老上级、他所敬重的冯玉祥得知 他的死讯，更是悲痛不堪，挥笔写下了《吊佟赵》诗，以寄哀思：
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赵是二十三年的兄弟。
我们艰苦共尝，我们患难相从。 论学问：佟入高教团，用过一年功。 赵入教导团，八个月后即回营。 论体格：同样强壮，但赵比佟更伟雄。 佟善练兵心极细，赵长杀敌夜袭营。 佟极俭朴，而信教甚诚。 赵极孝义，而尤能笃行。 二人是一样的忠，二人是一样的勇。 如今同为抗敌阵亡，使我何等悲伤！ 但我替他们想想，又觉得庆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受国家培养，必须这样死，方是最好下场。
后死者奋力抗战，都奉你们为榜样。 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敌焰如何猖狂。 最后胜利必在我！
最后胜利必在我！ 你们二位在前面等我，我要不久把你们赶上。
　　当时的报纸也发表文章，高度评价赵登禹将军英勇牺牲的精神，指出： “从军人本分上说，将军抗敌守土，奋战至最后一滴血，光荣地完成了保国 卫民的天职，足为全国军人的模范”。从史实上说，国难 6 年中曾经有不少 次的抗战，曾经有不少健儿志士杀身成仁，然而，赵登禹将军是坚决抗战， 以身殉国最早的高级将领。从振奋军心上说，将军为国捐躯的忠勇气节，足 以打破怯懦退缩、贪生怕死的心理，更加激发我无数健儿杀敌的决心。赵将 军这种精忠报国、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实在是我国军队的最优秀代表。
　　为表彰赵登禹抗日杀敌，为国捐躯的功勋，7 月 31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 布褒扬令：“陆军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精娴武略，久领师干，??此次在
　　
平应战，威以捍卫国家保卫疆土为职志，迭次冲锋，奋厉无前，论其忠勇， 询足发扬士气，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围，死于战阵。为以彰忠烈，追赠赵 登禹为陆军上将，??”
　　赵登禹将军死难后，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南苑血战后，派参议田春 芳同北平红十字会人员到战场，将赵登禹及其他死难将士就地掩埋。抗战胜 利后，原第 29 军旅长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将军及第 29 军 其他抗日阵亡将士之忠骨，移葬于卢沟桥畔。1946 年 7 月 28 日，在赵登禹 将军殉国 9 周年之际，当时的国民党北平当局，在中山公园举行北平各界公 祭大会，追悼为国捐躯的赵登禹及佟麟阁将军。公祭大会由李宗仁主祭。国 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北平市市长熊斌等陪祭，北平各机关、团体、学校 的代表致祭。在由李宗仁、冯玉祥等联名发出的公祭征文启中，对赵登禹将 军作了高度评价，指出：“第 29 军长城之捷，壮采空前，举世震耸，以赵登 禹将军之功为最多。”“南苑之战，奋勇先登，叱咤驰骤”，“此次抗战， 将军首倡捐躯，为河山壮声色”。在此之前，北平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为国捐 躯的民族英雄，特将城内崇元观往南至太平桥的一段马路，命名为“赵登禹 路”。同时北平通县也将古运河西岸的东大街更名为“赵登禹大街”，以志 纪念。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对赵登禹将军为国捐躯的英勇壮
举作了表彰，并举行纪念活动，同时确认赵登禹将军及同期殉难的佟麟阁将 军为抗日烈士，由中央人民政府于 1952 年 6 月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 的烈士证书。10 年浩劫中，赵登禹将军的墓地因疏于维护而日见荒废，同时 为纪念赵登禹将军而命名的“赵登禹路”也被改名。10 年浩劫后，1980 年元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将位于卢沟桥东北西道口的赵登禹将军墓修葺一新，并 重立一碑，同时重新恢复以赵将军名字命名的街道。1980 年 7 月 28 日，由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主持，在赵登禹将军墓地举行纪念活动，以悼念将军为国 捐躯 43 周年。
赵登禹将军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为保
卫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惜以身殉国， 其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与功勋，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