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唐代诗歌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 的景象，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从现存近五万首诗歌来看，唐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 诗歌题材的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唐代又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仅《全 唐诗》所录即达二千多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负有世界声誉的伟大 诗人。唐代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余特色显著、在文 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也有百人之多。唐代待坛多种艺术风格的争奇斗 艳，诗歌体制的完备成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可以和思想史上战国时 代的百家争鸣，前后媲美。唐诗，是我国文学遗产中最灿烂。最珍贵的部分 之一。
　　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 的原因。我们在下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特定条件所促成，也是诗歌 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
唐诗的繁荣首先跟唐代的经济高涨和文化高涨是密不可分的。文学艺术
的发展，和政治、法律、哲学等其他上层建筑一样，总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 础的。恩格斯在论及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哲学繁荣的原因时指出，“哲学和 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一]。由于隋未农
民大起义对于魏晋以来世族庄园经济的摧毁，由于唐初“均田制”的推行以
及其他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促成了唐初一百多年的经济高涨，出现 了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唐时的中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封建 国家。正是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的辛勤劳动，创造了雄厚的社会财富， 成为包括诗歌在内的唐代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唐代国际文化的广泛交流， 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密切融合，唐王朝对思想文化采取相对自由的政策，儒、 佛、道思想容许同时并存等等，都是促成唐代文化普遍高涨的有利因素。尤 其对诗歌发生直接影响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艺术部门，都获得高度 的成就。没有唐代音乐的普遍发展，就不可能出现白居易《琵琶行》、韩愈
《听颖师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这类描摹各种器乐曲达到出神入化境
界的诗篇。唐代的一部分诗歌是可以合乐歌唱的，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同 饮旗亭听唱的传说[二]，元稹的“数十诗”曾由余杭一位善弹箜篌的歌女商
玲珑演唱[三]，都是例证。唐代题画诗的兴起显然派生于绘画艺术的发展。
象王维既是山水诗的大家，又是南宗山水画的开创者，他自称“宿世谬词客， 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六首》之六）。这些艺术品种之间的创作精神和原 则是相通的，它们互相吸收，彼此促进：画家吴道子曾学书法于张旭，提高 了自己的画境；张旭观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自此草书长进，豪荡 感激”[一]；杜甫的名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风也宛如雄武健
美的舞蹈，表现出相似的矫捷奔放的气势。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旻 的剑舞，就被并称为“三绝”[二]，各臻其妙，相得益彰。可以说，唐代的
各种艺术品种共同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高度艺术水平，这为唐代诗人从事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累和艺术营养。关于唐诗繁荣的经济、文化原因，许多

论著都有阐述，我们不再详说。 庶族地主阶层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唐诗的繁荣又决定于这
一阶层力量的勃兴和发展。 列宁指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
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 他还指出，封建社会的“阶级同时也是一些特别的等级”，“等级的阶级” 正是封建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三]。唐代正处在以新的
封建等级制代替旧的封建等级制的时代，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 盾的制约和影响下，统治阶级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势力发生了急剧的 不同变化[一]。如上所述，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以占有奴婢、部
曲等劳动人手为特征的世族地主的经济力量，庶族地主的势力便应运而生， 得到巨大的发展。经济地位的改变必然引起政治地位的改变。庶族地主与世 族地主发生重新分割政治权力的斗争。李唐皇族原是陇西大姓，但与山东旧 族（指居住在华山以东地区的王、崔、卢、李、郑等世族）存在尖锐矛盾。 在这一斗争中，皇族地主是和庶族地主站在一起的。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重修
《氏族志》，高士廉等竟然仍定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三。李世民直接 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二]，用官职品级代替
门第、身分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新标准，借以贬抑世族。高宗李治时，宰相
李义府因“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即指《氏族志》）”，进一步规定 “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 为《姓氏录》。由是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一]。
“地实寒微”的武则天执政时，更破格任用了一些庶族地主中的人物，其中
许多就是因文学见长而被提拔的。这样，唐王朝虽然仍是整个地主阶级对农 民阶级的专政，但庶族地主阶层却已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 台。
庶族地主阶层属于剥削阶级，是整个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因而在根本上
是坚决维护封建制度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不象世族地主享有许多 封建特权，比较了解人民的某些愿望和要求。他们是唐代历次“党争”中地 主阶级革新派的阶级基础，也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基础。
已知的唐代二千多位诗歌作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工匠、舟子、
樵夫、婢妾等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也有出身世家豪族的贵族诗人，但 其基本队伍是寒素之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虽然积极跻身于封建统治的上 层，但大多数仍然沉沦下僚，流浪江湖，经历了种种坎坷不平的遭遇，比较 接近下层，加深了对于社会生活和斗争的认识。尤其重要的，确定一个诗人 是什么阶级或阶层的代表，并不仅仅决定于他的出身。即使象杜甫那样出身 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 县咏怀五百字》），享有免赋免役的封建特权，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反映了 当时庶族地主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利益和要求，也不能越出 庶族地主阶层所越不出的根本的阶级界限。他也是这一阶层的代表诗人。没 有庶族势力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勃兴，也就不可能会有代表他们利益和要求 的诗人们在唐代诗坛上的活跃，这在下面还将论及。
　　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世族垄断政治、为庶族 大开仕进之门的新的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曹 魏以来实行的九品官人法，造成了世族对政权机构的世袭垄断[一]。唐承隋
　　
制，发展了科举制度，设置进士、明经等八科来选拔人才。后又以明经、进 士两科并重，又逐渐演变为进士科最为时所崇尚[二]，台省要职，州县官吏
多为进士科出身者所占据。而进士应试的主要科目就是诗赋。从过去依门第、 身分得官：改为凭诗赋入仕，进而改变等级地位，这个重大变化不能不在地 主阶级内部两派之间引起激烈的斗争。世族旧势力虽然已经大大削弱，但仍 以族望、门第矜重于世，“虽国势不能排夺”[三]，并在政治上互相勾结，
攫取权力。如李治时的李敬玄，“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 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共同族婚媾之家”[四]。这是撇开进士科与庶族争夺
权力的一种手段。 不少世族的政治代表更公开反对进士科，我们可举唐中叶的几个宰相为
例。杨绾认为进士科造成“幼能就学，背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 之集”的“积弊”，要求取消[一]。郑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
开成（八三六——八四○）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二]。权德舆“未
尝以科第为资”[三]。说得最明白的是李德裕。他首先申明：“臣无名第，
不合言进士之非。”这一自辩正好说明阀阅门第之家对进士科的敌视。他接 着说：“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 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而“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因不能 熟习也”。他家甚至不置《文选》，鄙薄进士科的词章之学，“恶其祖尚浮 华，不根艺实”[四]。李德裕在唐后期不失为一位有所建树的宰相，但在进
士科问题上，却典型地反映了世族的观点。世族势力的反对虽然一度影响到
进士科的一些设施，然而终有唐一代，这一制度仍相沿不变[五]。进士科不
仅吸引庶族，甚至也吸引世族。要求取消进士科的杨绾，自己就是进士进身 的，而且参加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主持的考试，以诗赋名噪一时。李德裕在上 面我们所引的话之前，也承认他祖父李栖筠在天宝末年因“仕进无他伎（伎， 技能。《新唐书》作“岐”，指没有其他门路）”，不得不举进士。连唐宣 宗李忱也以自署“乡贡进士”为荣[一]。世族反对进士科的失败，其原因不
是象某些封建史家那样归结为帝王的“好雕虫之艺”，而是皇族地主为了巩
固它的政权，通过科举尽可能地扩大它的统治基础，吸收当时日益强大的庶 族地主力量参加政权。李世民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高兴地说，“天 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二]，就透露出这个消息。
唐代诗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举子。诗歌成为他们进入仕途的捷径。虽然
试帖诗由于内容的陈腐和形式的呆板，很少有什么好诗，但以诗取士的制度， 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对于诗人们一般诗歌技巧的培 养和训练，对于诗歌艺术经验的积累和研究，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代严 羽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 不及也。”[三]以诗取士，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确实
使诗歌成为唐代文化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成了知识分子毕生学习、钻研 的必修科目。唐代诗歌的繁荣，是离不开这个诗歌大普及的局面的。
　　与以诗取士的影响相辅相成，诗歌在唐代的社会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 高。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在琴何时代所罕见的。诗人 们可以利用诗歌来博取帝王贵族的赏识，也用它作为傲视上层社会的资本， “千首诗轻万户侯”[一]。向达官名流干谒求进用诗，送人出使、还乡，慰
人贬官、下第，也得用诗。诗歌的影响遍于许多社会阶层。元稹、白居易的 诗曾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衒卖于市井”之中，写在“观寺、邮候

墙壁之上”，歌妓演唱，村童竞习[二]。从李世民延请“四方文学之士”，
备极奖掖，时人羡称“登瀛州”[三]，到前面己提及的王昌龄等人旗亭听唱
的传说，诗人们凭借诗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荣誉。唐诗与社会生活这种特 殊的联系，与诗人们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戚相关，这种情况，既是唐诗繁荣 的反映，也是唐诗繁荣的一种原因。
　　除了上述社会条件之外，唐诗的繁荣还取决于诗歌自身传统的发展。我 国诗歌以《诗经》、《楚辞》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诗和辞赋在唐以前已经 衰落和僵化。一种新的诗体——所谓近体持，在六朝时逐渐酝酿、发展。齐 永明以后诗人讲究声律，创作“新体诗”，到梁、陈时更加细密，终于在唐 初沈佺期、宋之问手里产生了完整的五律和七律。长篇排律也在唐初出现。 五绝源于六朝乐府和文人的联句，到唐初开始流行；七言四句的诗体起于六 朝乐歌，文人写作七绝始盛于武则天和中宗李显时期。近体诗经历了长达二 百年的逐渐演进的过程，正展示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唐初的两个现象很值得 注意：一是有关声律对偶的著作大量出现，一是大型类书的戍批刊行，都适 应了律诗发展的需要[一]。而歌行、乐府等古体诗也仍然具有别辟蹊径、另
开新面的广大可能。事实上正是如此。唐代诗人为了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或抒 写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更多地运用篇幅较长、格律较宽的古体诗，在创 作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体，形成唐代古体诗的独特面貌。当时其他的文学样 式，如骈文已近僵化，短篇小说（传奇）和词在唐代后期才逐渐兴起，戏曲 还处在萌芽状态。除了散文在反对骈文的斗争中获得重要成就外，只有诗歌， 才具备广阔发展、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是作家们反映生活、述志抒情、驰 骋才华的理想领域。这就是唐诗繁荣的一个内在因素。

二


　　我国古代诗歌在唐以前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思想传统。 唐代诗人面对自己的时代，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 貌，表现了新的思想特色，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传统的内容。
唐代诗歌，特别是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强烈地追求“济苍生”、
“安社稷”的理想，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的不平凡的生活。李白是惯用大鹏 鸟来象征自己的豪迈气概和不羁精神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 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杜甫的“致君尧 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面提出了理想；陈 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巨大感叹也包含着对创业的强烈渴望。杨炯说：“宁 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王维也说：“忘身辞凤阙，报国 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这两 位并不以政治抱负见称于世的诗人，也都表示出从军报国的热情。我国诗歌 大量而集中地表现诗人的政治抱负，始于建安时代。曹操的《龟虽寿》、《短 歌行》，曹植的《杂诗六首》（其五、六）、《白马篇》等，都表达了平定 战乱的要求，带有那个历史动荡时期所特有的悲壮色彩。这个主题到了两晋 南北朝几乎中断。唐代的许多诗人又大量地表达政治理想，充满着积极乐观 的精神。李白和杜甫的“布衣卿相”的抱负就是典型的代 11 表。李白在《代 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 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这都表现了以前的诗歌中较为罕见的宏图壮 志。
　　这些唐代诗人的政治理想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和阶级根源。唐初的经济繁 荣，政治统一，国力强盛，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诗人们对于 建树功勋的种种幻想。当然，对于这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必须进行阶级 分析。如前所述，唐代庶族地主阶层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活跃于历史舞 台，他们表现了革新政治的精神。李世民时的魏徵、马周、刘洎，李隆基时 的张九龄等，都是庶族出身的著名宰执大臣。从布衣至卿相，不是诗人们一 时的狂言大语，而是有现实依据的。总之，唐代这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所歌唱 的理想，在实质上正是代表了这一阶层的政治要求。
　　唐代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无视世族门阀那一套家教礼法，思想上 狂傲豁达，不拘儒学正宗，行为也放浪不羁，“不护细行”，一直被世族所 讥笑、鄙弃。其实，他们借助”任侠”的形式，“好语王霸大略”、要“游 说万乘”、“喜仗义疏财”等，正是他们的政治理想的另一种说明或补充， 他们的纵情狂放有时表现了理想不得实现后的牢骚情绪。而对权贵的蔑视和 傲兀，则是一股冲击封建礼教的力量。李白是这种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一 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
《饮中八仙歌》），真是“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一]。在这一点
上，他发展了左思、陶渊明、鲍照的反抗权贵的精神，为后代对封建社会有 不满情绪的人们所仰慕和学习。然而，这种思想性格有它软弱和消极的一面。 由于庶族地主的阶级属性，李白实际上无法“不屈己，不干人”（《代寿山 答孟少府移文书》），无法脱离对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依附。他那么严 厉地责骂了哥舒翰[二]，但仍不惜向他“述德陈情”，吹嘘为“天为国家”
所造就的“英才”[三]，就是一个例证。李白又美化了他的放诞生活和傲世
态度，并导向避世退隐、访仙问道的消极倾向，这些容易产生坏的影响。 唐王朝和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是我们
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现象。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经历过
国内各民族间的斗争和融合；然而，根据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原则， 对于这些战争的性质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大致说来，天宝以前主要是解除 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保卫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和平生产，保卫河西走廊的 国际通道：天宝以后转为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征伐；安史乱后被侵扰的局势 又逐渐形成。边塞诗历来就有歌颂和反对战争两种态度。六朝乐府中的《陇 头水》、《出塞》、《入塞》、《从军行》等，偏重于战争苦难的描写，唐 诗同时发展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尤以歌颂较为突出。唐代岑参、高适等边塞 诗人正确地歌颂了将士们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侵扰的英雄气概，但他们常常 把爱国和封建忠君混淆起来，“丈夫誓许国”（杜甫《前出塞》）和“归来 报天子”（王维《从军行》）在他们看来是同一个东西：他们还往往在：‘所 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张籍《西州》）的理想中，夹杂着“将军天上封 侯印，御史台中异姓王”（岑参《九曲词》）这一类对功名的庸俗追求。唐 代诗人又正确地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揭露了军中苦乐不均的尖锐对 立，同情人民的苦难，但有的却抽象地反战，无原则地要求和平，这在中晚 唐诗中存在不少的例证。
　　田园山水的描写也是唐诗的一个重要内容。陶渊明是我国田园诗传统的 奠基者。他的田园诗固然表现了安逸闲适的避世思想，但他有“躬耕”的劳
　　
动体会，对劳动的农民有较为真切的感情，同时又含有洁身自好、不与统治 阶级合作的反抗意味。唐代王维、孟浩然等田园诗人，他们的隐居田园，有 的是政治失意后的归宿，有的是正在作官偶居“别业”有的是致仕告退优游 养性，有的则是当作仕进的“终南捷径”[一] ，因而大部失去对现实黑暗政
治不满的意义；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又大部失去歌颂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内 容。不少诗人笔下的“田皇”、“溪翁”，实际上是隐士的化身。他们对于 陶渊明的追慕，着重在“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王维《偶然作》）， “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孟浩然《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很少 认识陶诗的积极内容。因此，唐代以王、孟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其思想价值 是不高的。至于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和陶渊明一样，他们也没有接触到。 这个主题是后来由象元稹的《田家词》、王建的《田家行》、柳宗元的《田 家》、聂夷中的《咏田家》等来发挥的。
　　自然山水是客观存在，反映自然山水的艺术作品却总是渗透着作者的生 活情趣和审美要求，因而具有不同的思想意义。六朝时的谢灵运、谢朓是山 水诗的著名作者，他们的作品以细致而逼真地描摹山容水态为特点，曾给唐 代诗人以有益的影响。在唐代写景诗中，一类是描写祖国山河的壮丽。给人 以雄伟的艺术感受。如李白、杜甫等的许多名作，能够加深人们对祖国山河 的热爱。唐代诗人差不多写追祖国的名山大川，留下一幅又一幅的彩色画卷， 是对六朝谢灵运、谢朓以来山水诗的巨大发展。另一类描写的境界比较狭小， 给人以幽邃闲寂的感觉，这又常常跟作者的隐逸思想有关联。如王维、孟浩 然、储光羲、刘长卿、韦应物的一些作品。自然，它们从发掘自然美的多样 性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矛盾的大爆发，也是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交织着已经激化的统治阶级内 部矛盾、民族矛盾，形成了唐代后期复杂、混乱、动荡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内 容，也是进步的文学创作的源泉。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极 大地深化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思想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诗人们正视严 酷的现实，收敛起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理想，把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 作为共同的主题，从而把唐诗的思想内容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杜甫的现实主 义精神照耀整个诗坛。白居易明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与元九书》）的创作纲领，开创了新乐府运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 晚唐。这个主题在我国诗歌史上历代都有吟咏，然而，从作家队伍的广泛和 作家的自觉性来看，却是唐代的一个新特点。
　　其次，唐代诗人对现实生活作了比较全面的观察，因而在反映现实的广 阔性上也大大超过了前代。他们从许多方面接触到统台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等 重大社会矛盾，诸如统治者的穷奢极侈、横征暴敛、拒谏饰非、斥贤用奸和 农夫、织女等被压迫群众的种种痛苦。他们还提出了妇女问题、商人问题及 其他社会问题。其中不少方面是前代诗人很少接触或没有接触到的。如反映 宫女生活的诗篇，一方面写出这些失去青春和自由的女子的哀怨，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宫廷中的夺爱争宠、钩心斗角的现象。宫廷中的等级壁垒实质上是 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同样存在着阶级压迫。虽然有的诗人倾心于宫廷繁华 生活的描写，例如王建的若干宫词，但是大多数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宫 廷中压迫和被压迫、损害和被损害的内幕。又如随着唐中叶商业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不少描写商人活动的诗篇。象元稹的《估客乐》、白居易的《盐商妇》、
　　
刘禹锡的《贾客词》、张籍的《贾客乐》、《野老歌》、姚合的《庄居野行》 等，都揭露了商人“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的豪富，并和农民的贫困作 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比过去《估客乐》等乐府旧题有了更多的现实内容。此 外，又出现了许多“愁水复愁风”的商人妇形象，如李白的《长干行》、《江 夏行》、白居易的《琵琶行》、刘采春的《啰唝曲》等，也为传统的“闺怨” 诗扩大了描写领域。
　　唐代诗人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具有比前代诗歌更大的批 判力量。他们对于由贵妃、权臣、贵宦以及各级官吏、差役所组成的统治机 构的腐败和罪恶，大胆加以揭露和谴责，有时甚至把矛头指向皇帝。如杜甫 的《兵车行》、《忆昔二首》、《解闷十二首》、李商隐的《马嵬二首》、 曹邺的《捕鱼谣》等，都直接针对最高统治者，或则委婉讥讽，或则尖锐揭 发，在我国诗史上是很少见的，引起后代不少文人的惊异[一]。白居易曾说
自己的诗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 切齿”（《与元九书》），正说明这些诗篇的战斗作用。唐代诗人虽然还没 有提出许多新的进步思想[二]，然而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观察确比前人深入一
步。过去也有一些揭露贫富不均的诗歌，杜甫却把这些现象概括为“朱门酒 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惊心动魄的名句。概括得高由于感受得深。杜甫、 白居易等对于阶级对立的事实当然不能达到资产阶级的阶级论的认识水平， 更不能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作任何类比，但他们的感受确较深切。杜甫反复 地作过这种对比：“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壮游》）、“高马达官 厌酒肉，此辈（指劳动人民）杼轴茅茨空”（《岁晏行》），白居易的《伤 宅》、《买花》、《轻肥》、《歌舞》等更用全篇对照，使人们对于这个最 重大的社会问题获得深刻的印象。晚唐诗人在整个社会动乱的背景下，对社 会贫富不均所进行的批判，实际上已预示着唐末农民大起义革命风暴的来 临。
当然，由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属性，唐代诗人不可能怀疑整个封建剥削制
度。例如他们反对过重的官税徭役，对劳动人民表示了同情，但是他们对于 十倍乃至于二十倍于官税的私家的高额地租剥削[一]，却一无反映。他们对
社会矛盾的揭露，最终目的仍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巩固，防止矛盾激化引
起农民起义。至于那些歌颂愚忠、粉饰太平的作品也绝不是少量的存在，即 使在一些优秀作品中也往往掺杂着不少封建性的糟粕。我们对待唐诗，和其 他文学遗产一样，都必须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
以上是对唐诗几个重要思想内容的说明。

三


　　唐诗之所以有卓越的成就，也因为许多作者能够在艺术上推陈出新。“若 无新变，不能代雄”[一]。唐代诗人能学古更能变古。精熟《文选》是唐代
诗人普遍的文学修养，但他们的作品很少是，‘选诗”的翻版，不象后代诗 人常常产生一些唐诗的仿制品。这是唐诗艺术的一项宝贵经验。
　　整个唐诗发展的过程就是推陈出新的过程，不过在那二百八十多年间 “因”和“变”的程度时有升降。大致可以分为八个阶段，这里试就各段的 “新变”作简括的说明（在本书作家小传里已涉及的问题不再多说）。
一、唐初三四十年，诗坛沉浸在“梁陈宫掖之风”里。一代“英主”李

世民也要做做宫体诗，劝他别做宫体诗的虞世南自己也不免做宫体诗[二]。
其他宫廷诗人如杨师道、李义府、上官仪等无不迫随梁、陈，风格轻靡。只 有个别作者，如王绩，诗风平易率真，能自拔流俗，成为例外。
　　二、开元前的五六十年间，以四杰、沈、宋、陈子昂、杜审言等为代表 的诗风，变化渐多。一方面由于律诗绝句的规范化已经完成，音调圆美谐和； 另一方面由于歌行的组织辞赋化，篇幅加大，气势稍见壮阔。更重要的是诗 歌题材从宫廷扩展到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内容充实。从本书所选的近体诗 和歌行都能看出上述的变化，虽然还带着六朝的色彩，气象却显然不同了。 陈子昂有意打复古的旗号作革新的事业，要拿汉魏风骨未矫正六朝的“采丽 竞繁”，以《感遇》三十八章为标志的新变，开创了唐代五言古诗的新面貌。 三、从开元之初到安禄山之乱的前夕，约四十年间，诗歌发展成跃进的 形势。最显著的变化表现在七言歌行，高适、岑参、李白等作家都能突破初 唐歌行的形式，以纵肆的笔调，多变的章法，写壮伟宏丽的题材，表现豪迈 的气概。尤其是李白，以高度创造的精神，淋漓尽致的笔墨作乐府诗，许多 乐府旧题在他的笔下获得新生命。他的歌行打破初唐整齐骈偶的拘束，杂用 古文和《楚辞》的句法，比汉魏乐府和鲍照的杂言更加解放，确是一种崭新 的诗体。他的五言古诗具备汉魏六朝的多种格调，变古的程度不如七言歌行， 但是仍然具有豪放飘逸的特色。大致说来，唐代诗人的古诗比前人写得放， 写得尽。明钟惺曾批评唐代五言古诗“不能”或“不肯”减省字句[一]，这
虽然带着偏见，却说中了唐代古诗较放较尽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不能或
不肯减少文字的问题，而是什么内容要求什么表达方式的问题。唐代诗人把 许多原来只用散文写的内容写进诗，自然会把一些散文的特点带到诗里：而 在李白个人，由于意气豪迈，才思横溢，为了表现胸襟，逞足笔力，写得放 写得尽也是自然的结果。七言绝句也是唐代乐府歌词常用的形式，李白、王 昌龄、王维、王之涣、高适、岑参等都擅长此体，他们的作品是唐代七绝的 代表作。
唐代的田园。山水诗在艺术上发展了陶渊明和二谢的传统。这时期的王
维、孟浩然都能熔铸陶、谢而自成一家。王维尤其突出，常常用含蓄简省的 文字描绘出一幅画境而绝去雕琢的痕迹。
这时期的诗歌，无论古体、近体都不再以组织辞藻为贵，齐、粱以来靡
丽之体到此已经基本上扫尽，“六朝锦色”纵有残余，已经不足为病，反倒 是一种点缀了。
四、从安史之乱前夕到大历初十几年间的诗坛为杜甫的光芒所笼罩。杜
甫论诗既承认传统必须继承，又指出历代各有创造，所谓“后贤兼旧制，历 代各清规”（《偶题》）。他主张广泛地同时有批判有选择地学习古人，“转 益多师”而又“别裁伪体”（《戏为六绝句》）。他的创作实践表明他确实 能多方面地学习前人的优点，更能创造性地加以发展。推陈出新的成绩超过 了同时代的一切作家。
　　杜甫一生把许多国家变故、民间疾苦，自己的所经所历、所感所思，都 写在诗里。诗歌题材在他手里又大大扩展。杜诗形式多创新，首先由于内容 的新。他的许多乐府诗直接写当时实事，不但没有“依傍”古题的必要，而 且非摆脱古题的限制不可，所以才有“即事名篇”的创举。
　　在杜甫的五言古诗里，汉、魏、晋、宋诗歌的影响有些还有迹可寻。他 从汉乐府和建安诗所吸取的似乎更多些。有时全用古调而青出于蓝[一]，更
　　
多的是融古于今，自成杜体。 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壮游》、《送重表侄
王砅使评事南海》等篇，沉郁顿挫，包容博大，夹叙夹议，诗中有文，确是 有诗以来未有的奇观。唯有这样的形式才能诗史似的表现那个时期的重大题 材，抒写作者胸中如山如河的郁积，展放作者碧海掣鲸的笔力，因而最能见 出他的特色。
　　杜甫和李白的七古同样代表唐代这一诗体的最高成就。杜甫能用七古表 现多样题材，有时叙写生活里的平凡情事也能寄寓深沉的感慨，如《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枏树为风雨所拔叹》等，甚至象《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这样的题材也写成七古，议论滔滔，生发不穷。这是杜甫以前未曾有过的。 杜甫把律诗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杜诗今存一千四百首，律诗近九百 首。在这么多的律诗里，内容和语言都极少重复，可以想见其丰富多彩和善 于变化。尤其在秦州时期，五言律诗数量多，变化大，悲壮的特色最显著。 晚年在夔州更多律诗，许多著名的七律组诗和长律都集中在这时期。杜甫自 谓“晚节渐于诗律细”，往往“不烦绳削而自合”。象《登高》（“风急天 高猿啸哀”）全篇对仗，《秋兴八首》（“昆明池水汉时功”）色泽极浓， 但读起来会忘了它是讲究对偶和修饰词藻的，原因在于感情的激越，内容的 动人。这是杜律一大特点。他的有些七律参用古诗的音调和句法，间有标明 为“吴体”的，都是所谓拗体。这些拗体并非率意为之，而是为了追求别一 种声律，有心创造出来的。读者对于杜诗声律的“细”处，也可以从他的拗
体去体会。
　　杜甫还写了一百首以上的绝句。如果以平仄谐调的歌体绝句为正格，杜 甫有大量的绝句可以称为“变体”或“别调”，它们的音调往往象古乐府或 竹枝词，可能受了民歌的影响。
元结和他所选《箧中集》的作者孟云卿等，专尚质朴，是当时诗歌主流
以外的一小股支流。元结诗的生硬处似乎预示着韩愈、孟郊诗风的特点。 五、从大历初到贞元中二十余年是唐诗发展停滞的时期。这时期除韦应
物之外没有杰出诗家。刘长卿的古近体诗都近似王维，韩翃的七律近似季颀，
顾况、李益有些作品象李白，他们都不能越出开元时诗人的范围，也不能达 到开元时诗人的水平。韦应物的古近体诗都可观，白居易说他“五言诗又高 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与元九书》）。大历诗人中只有他较为突出。 六、从贞元中到大和初约三十年间（主要是元和、长庆时期）诗坛又出 现大活跃的景象。白居易曾说：“诗到元和体变新”（《馀思未尽加为六韵 重寄微之》），所谓“变新”实际上包括题材、形式、风格等等方面的发展。 例如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的古题和新题的乐府比李、杜反映了更多方 面的现实问题，扩大了社会诗的内容。同时，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了明白易晓 和便于合乐，有意写得“质而径”“顺而肆”，就在歌行中增加一种新形式、 新风格。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等故 事歌行使人耳目一新，韩愈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大写火神 请客的故事，更是新异。用诗来写故事显然是这时期的新风气，可能受当时 传奇小说发达的影响。唐代的故事歌行发展了《孔雀东南—23—飞》和《木 兰辞》一类的乐府诗，既开创了新的体裁，也扩展了诗歌的题材。此外，刘 禹锡、白居易等仿民歌的《竹枝》、《杨柳枝》、《浪淘沙》等词，在绝句
中平添一格，同时也丰富了文人诗的内容。

　　从语言风格来说，元、白尚坦易，代表一种倾向；韩愈、孟郊尚奇险， 代表另一种倾向。韩、孟号称善于学古，远则汉魏，近则杜甫，对他们都有 影响，但是他们各具特色，都有显著的创造性。在语言上刻苦推敲，追求奇 异，是当时的风气，不仅韩、孟如此，卢仝、刘叉、贾岛都在不同程度上表 现出这种倾向。柳宗元在山水描写中比王、孟、储、韦更多着意刻划，多少 也和这种风气有关。李贺诗的奇诡瑰丽、新辞异采，妙思怪想，固然也受韩、 孟诗风的影响，但他却在韩、白之外自创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不同凡响，别 有天地。
　　这时期诗体有进一步散文化的倾向，这在韩愈的诗里最为显著。如果说 李、杜诗中有文，韩愈却简直是以文为诗。白居易的古诗一般都写得铺放详 尽，滔滔如话，“连用叠调”[一]。主张诗贵含蓄的人，可能对韩、白这类
诗不很满意，但不能否认它们各为诗中一格，它们不但丰富了“唐音”，而 且影响了后代。
　　七、从大和初到大中初约二十年间唐诗的艺术还在发展。这时期的作者 以李商隐、杜牧最为杰出，不论古体、近体，都有成就。他们的长篇五古， 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篇的精神和创作手法， 叙事明晰，气势宏伟，题材重大。但尤以李商隐的七律和杜牧的七绝最有特 色。李商隐的七律在前人已多方开拓、几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异军突起， 独树一帜。他对语言、对仗、声律和典故，无不经过精心的选择和组织，开 阖顿挫，变化万千，造成一种精丽和富于暗示的诗风，成为唐诗灿烂的晚霞。 当然，这个特点同时包含着它的长处和短处：诗意隽永、耐人吟诵，但又因 堆砌多、跳跃大而晦涩难懂。这对后世发生过好坏不同的影响。杜牧的七绝 以清新俊逸的风格见长，在王昌龄、李白等人之后，犹能自成一家。温庭筠 旧称与李商隐齐名，他的秾艳虽为唐诗增添一种色彩，但思想和格调是不高
的。
　　八、从大中以后到唐末约五十年，不曾再出现大的作家和新的变革。这 时期作者虽多，只是贞元以来各大家的学步者，例如杜荀鹤之于张籍、白居 易，方干、李频之于贾岛、姚合，吴融、韩偓之于李商隐、温庭筠。这时期 的诗，篇幅狭小，内容虽有感愤时事现实性强的特点，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 都不如以上几个阶段，只能算是唐音的“余响”了。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唐诗重大的变革和主要的成就都产生于陈子昂
时代和李商隐时代之间。其间以李、杜时代最为突出，其次是韩、白的时代。 每一时期的艺术成就都和自觉的革新要求密不可分（有时“变新”是在“复 古”的口号下进行的），也和继承旧有的优良传统息息相关（“风雅比兴”、 “汉魏风骨”都在唐诗的发展中起作用）。从唐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到 “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批判继承和“陈言务去”、“词必己出”的 创造精神相结合。如果说唐诗在艺术上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首先就是这种 推陈出新的经验。

四


　　选录唐诗的工作，从唐元结《箧中集》、殷璠《河岳英灵集》起，一直 代不乏人，出现了数量众多的选本。封建时代的旧选本，编选的具体目的可 能各有不同，总的倾向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清康熙时的《御选唐诗》、
　　
乾隆时的《唐宋诗醇》之类的“钦定本”，它们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 固然十分鲜明，就是一些学者、诗家的选本，也是如此。象宗法盛唐诗歌的
《唐诗品汇》的选者高棅，明白表明他选诗对于“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 补”[一]；标举“和平中正”、要求体格详备的《唐诗别裁集》的选者沈德
潜，也说“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二]。因而，
旧选本往往不仅是文艺欣赏的读本、文艺创作的范本、甚或是应试科举的教 本，同时也是封建思想的一种宣传工具。尽管这些旧选本经过批判分析，仍 然是研究唐诗、研究编选者当时的文学风尚等的一项有用资料，但它们都不 能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则是十分清楚的了。
　　本书努力遵循毛主席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 教导，选择唐诗中一些较好的作品向读者介绍。共选诗人一百三十余家，诗 六百三十多首。这是一个文学读本，不是文学史参考资料。选录的标准服从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我们尽可能选取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 结合得好的作品，艺术标准中还考虑到能代表唐诗的特点。有些思想平庸但 确有艺术特色、有一定借鉴作用的作品，也酌量选录。本书有作家小传和作 品注释。在注释中我们努力多注意解决疑难和关键的问题，在小传中希望除 扼要叙述作家的生平之外也能扼要地说明他们的创作特点。由于水平的限 制，不但注释和评述可能存在缺点和错误，就是选目也未必妥当。希望以后 在读者的指正下不断改订。
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五年进行修订（重定选目、增补和
修改作品注释、作家小传等）。参加初稿和修订工作的有余冠英（负责人）、 陈友琴、乔象钟、王水照同志。钱钟书同志参加了初稿的选注、审订工作， 后因另有任务，没有继续参加。吴庚舜同志从一九七五年起参加了修订工作； 范之麟、董乃斌同志也曾短期参加。
何其芳同志生前对本书的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把它作为我们文学研究
所一项比较重要的业务项目抓得很紧很细；王伯祥同志在世时也对这项工作 给予不少帮助。但他们已不能看到它的出版，使我们倍感怀念。本书选目和 部分原稿曾向所内外一些同志征求意见，得到许多教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同志也提过不少宝贵意见，一併在此致谢。
余冠英
　　　　王水照 一九七七年十月
　　　　
唐诗选（上）

魏 徵


　　魏徵（五八○——六四三），字玄成，魏州曲城（故址在今山东省掖县 东北）人。隋未李密起兵造反，他从军掌管书檄，李密失败后他投奔唐主李 渊。后来辅佐太宗，参预国政，成为一代名臣。累官至左光禄大夫，封郑国 公。
　　魏徵虽然对于他早年投笔从戎的经历津津乐道。[一]，后来在唐朝表现出 的才能却在政治而不在军事，所以当唐太宗将他和诸葛亮比较的时候，有人 认为他不能比才兼将相的诸葛亮。唐太宗还将房玄龄和他并提，说玄龄的功 绩是在贞观前天下未定之时“周旋艰险”，魏徵的贡献是在贞观后“安国利 民，犯颜正谏”。不少封建史家认为，纳谏是唐太宗的一大美德，而敢谏则
是魏徵的特出表现。唐柳芳称颂魏徵是“三代遗直”[二]，吕温赞美他“危言 正色，保太宗德”[三]。唐太宗自己说，用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死了他就
少了一面镜子。
　　魏徵除在政治上匡助太宗以外，在文化事业上也是有贡献的。唐初搜集 和整理图籍的措施就是出于魏徵的建议。当时编史的工作他又是总共事者， 他自己也参加了《隋书》的编写，并得到“良史”之名。
除史笔而外，魏徵的文章还见于他的许多谏诤和言事的上书，诗歌今存
三十余首，绝大部分是郊祀乐章和奉和应诏之作，内容无非歌功颂德。只有
《述怀》一篇是言志之诗，值得注意。《述怀》诗笔简劲，扫去浮华，行间 贯注了慷慨之气，不同于陈、隋、唐初的柔靡格调，在陈子昂之前透露了五 言古体诗向浑健精实转变的消息。
[一]见《述怀》。
[二]见《新唐书·魏徵传》引。
[三]见吕温《吕衡州文集·凌烟阁勋臣颂》。

述怀[一]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二]。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三]。杖策谒天 子，驱马出关门[四]。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五]。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 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六]。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 深怀国士恩[七]。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八]。
[一]题一作《出关》。这诗作于唐高祖（李渊）初称帝时。当时魏徵投唐未久，在统一战争中 自己要求有所贡献，所以请命赴华山以东地区，说服李密的旧部。诗中写作者的抱负和旅途的艰险以 及重意气、报主恩的思想。
[二]这两句说当群雄在国中争夺政权的时期，自己弃文就武，投入战争。“逐鹿”，比喻争夺 政权。《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鹿”，喻政权。“投笔”，东汉班超 年轻时曾为抄写文书的小吏，一天，他投笔长叹道：大丈夫应该立功异域，哪能长期在笔砚间讨生活 呢（见《后汉书·班超传》）！这里借班超故事自喻。“戎轩”，兵车。“事戎轩”，即从军。
[三]“纵横”，战国时苏秦、张仪在列国间游说。苏秦主张齐楚等六国联合抗秦，就是“合纵” 之计：张仪宣传诸国听命于秦，就是“连横”之计。苏、张因此被叫做“纵横家”。这里指自己曾向 李密献策。“不就”，无所成就（指献策不被采纳，以至失败）。“慷慨”，指为国效力的壮心豪气。
[四]这两句叙投奔李渊和奉使安抚山东。“杖策”，手持马笙，也就是说赶着马。“关”，指

潼关。
[五]这两句用终军和祁食其（音异忌）的故事比拟自己的山东之行，说明所负使命的性质。“请 缨”，西汉人终军出使南越，他向汉武帝作豪语道：“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见《汉 书·终军传》）就是说只要一根绳索就把南越王牵来，后来终于说服南越王降汉。
“凭”，依。“轼”，车前横木。“凭轼”，就是驾车而行的意思。“下”，降服。“东藩”， 东方属国。汉初郦食其说降齐王田广，“凭轼下齐七十余城”（见《汉书·郦食其传》）。
[六]这四句写旅途的景况。“郁”，阻滞。“纡（音迂）”，曲折。“郁纡”，是形容山道曲 折难于前进，也是形容心情不舒之词。（曹植《赠白马王彪》：“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 “陟（音志）”，登。“岫（音袖）”，山。“出没”，时隐时现（山岭有时隔断视线）。
[七]这四句说途中艰险的景象怵目惊心，但是由于想着要报答唐主以国土相待的恩情，并不畏 惧。“伤千里目”，言远望心伤。《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九逝魂”，屈原《哀 郢》：“魂一夕而九逝。”“九逝”，言精神不集中。“逝”，一作“折”。汉代益州有险地名九折 板（见《汉书·王尊传》）。“九折”言道路曲折迂回。此处作“九逝”或“九折”都可以通，但与 “魂”字相连，作“九逝”较妥。“惮”.怕。“国士”，一国范围内的杰出人物。魏徵曾勉励别人说： “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见《旧唐书·魏徵传》）
[八]这四句表明重视信义不图功名的思想。“季布”，楚汉时人，以守信用著名。《史记。季 布传》引楚谚：“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侯赢”，战国魏信陵君的门客。信陵君救赵， 侯赢因年老不能随行，但表示要杀身以报，后来果然照他的诺言做了。“意气”，这里即指有诺必践、 有恩必报的精神。古乐府《白头吟》：“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那“意气”也相似，不过那是 属于夫妇之间，这是出于君臣之际。“功名”，功勋和名声。

王 绩


　　王绩（五八五——六四四），字无功，自号东皋子，太原祁（令山西省 祁县）人，一作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治）人，在隋官秘书省正字，出 任六合县丞。人唐为太乐丞。有《王无功集》（一名《东皋子集》）。
　　王绩出身世家，在隋在唐，官职都不高，自叹“才高位下”[一]。并曾因 “醉懦”罢官[二]。他主要的生涯是在隐逸中消磨的，反正他有祖传的“东陂 余业”，“园林幸足”[三]，可以优闲地隐居。他是双重的隐土，不仅归隐故
乡，而且退隐“醉乡”；事实上，他正在作官、尚未还乡的时候，也早已向
“醉乡”里逃避[四]。除掉那篇有名的《醉乡记》，他写了《五斗先生传》、
《祭社康新庙文》、《独酌》、《醉后》等诗文来宣扬喝酒的妙处，宣扬所 谓“可以全身、杜明塞智”的“酒德”。这当然渊源于道家常讲的“醉者神
全”的议论[五]。他举了刘伶、阮籍、陶潜等酒人为先例，但是他对喝酒的态 度更认真，把喝酒的借口更夸大，所提倡的不是怡情解闷的陶醉，而是以哲 学理论为幌子的麻醉了。
　　王绩有时说儒、释、道三家都引起自己的反感[六]，有时说三家思想基本 上可以调和[七]，然而看来他受道家的影响最深[八]。他一方面说“周、孔制 述，未尝复窥，何况百家”[九]：另一方面，他却“床头素书数帙，《庄》、
《老》及《易》而已”[十]。通过晋代王弼的阐释，儒家的《易经》早变为《老 子》和《庄子》的补编或附录了。王绩的言论和作风也接近他所向往的那些
师法老、庄的魏、晋名流；正象嵇康、阮籍一样，他鄙弃儒家的礼法[十一]。 在魏、晋人里，他称道最多的是陶潜，诗文里或则称引他的说话，或则运用

他的故事。 王绩为人行事那样的爱慕陶潜，作起诗来就也不免受了陶潜的一些熏
染。他的诗多以田园的闲适情趣为内容，一部分篇章还能平淡自然，摆脱南 北朝的雕饰华靡的习气。在南北朝久经酝酿的五言律体，也到他手里渐趋成 熟。
[一]《自撰墓志铭》。
[二]《无心子传》。
[三]《游北山赋序》。
[四]他的朋友吕才记他任六合县丞时，“笃于酒德，颇妨职务”；待诏门下省时，一日给酒一 斗，人称他为“斗酒学土”；因太乐府史焦革善酿酒，“苦求为太乐丞”，得“饱美酒”。详见吕才
《东皋子后序》（《全唐文》卷一六○）。
[五]见《庄子·外篇·达生》、《列子·黄帝篇》。
[六]《游北山赋》：“觉老、释之言繁，恨文、宣之技痒。”“文宣”，指周文王和孔丘（宣 尼）：孔丘谥“文宣王”是唐玄宗开元二七年（七三九）的事，远在王绩身后了。
[七]详见《答程道士书》。
[八]唐人早看到这一点，陆淳《删东皋子集序》：“何乃庄叟之后，绵历千祀，几于是道者， 余得之王君焉。”（《全唐文》卷六一八）
[九]《答程道士书》。
[十]《答冯子华处士书》。
[十一]《答冯子华处士书》：“糠秕礼义。”《赠程处士》：“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
《祭处士仲长子光文》：“道性既丧，仁义锋起；祭非古也，礼之为始，吾从其俗，敢告夫子。”（“夫 子”指仲长子光）这完全是老子所谓“大道废，有仁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 第一八、三八章），同时也可解释他《重答杜使君书》讲的丧礼正是所谓“吾从其俗”。

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一]


　　旅泊多年岁[二]，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三]， 破涕共衔杯[四]。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五]。衰宗多弟侄[六]，若个赏池台
[七]？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八]？经移何处竹？ 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羁心只
欲问，为报不须猜[九]。行当驱下泽[十]，去剪故园莱[十一]。
[一]这首诗以一连串的问句表示作者的故园之思，写法可能受到魏晋时《门有万里客》、《门 有车马客》等乐府诗的启发：“忽逢”二句和陆机诗“门有车马客，驾言发故乡”就很相似。后来王 维那首传诵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正是受到这种手 法的影响。本篇题中的“乡人”就是朱仲晦。《全唐诗》卷三十八载朱仲晦《答王无功问故园》诗。
[二]“旅泊”，羁旅漂泊。
[三]“敛眉”，悲哀之状。
[四]“衔杯”，饮酒。
[五]“屈曲”，详细周到。
[六]“衰宗”，指自己的家门：相当“敝族”、“寒家”之类。
[七]“若个”，哪个（谁）。 [八]这两句问柳行分布是疏是密，茅斋裁划是宽是窄。
[九]这两句是说自己问这问那不过出于羁旅者的关心，请对方尽管答复，不要迟疑。
[十]“下泽”，车名。下泽车是一种短毂的车，适于在沼泽地上行驶。

[十一]“莱”，植物名，即”“藜”，新叶和嫩苗可以吃，坚老的茎可以做杖。

野望[一]


东皋薄暮望[二]，徙倚欲何依[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四]。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蔽[五]。
[一]这是王绩的最被人传诵的一首诗，作于隋未社会纷乱的时代，作者这时虽然已经过着隐居 的生活，反映在这首诗里的思想感情却是一种彷徨无依的苦闷，见出世乱的影响。
[二]“东皋”，在今山西省河津县，作者隐居于此，因自号“东皋子”。“皋”，水边地。
[三]“徙倚”，犹徘徊，彷徨。
[四]“禽”，猎获物，包括鸟和兽。
[五]“采薇”，《诗经·召南·草虫》未章：“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又《诗经·小雅·采薇》首章：“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日归日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 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本篇“长歌怀采薇”是联想到《诗经》中关于“采薇”的片段，借以抒发他 的苦闷。有人以为这里是作者用伯夷、叔齐首阳采薇来比况自己，似未切合诗意。

王勃


　　王勃（六五○——六七六）[一]，字子安，王绩的侄孙。曾为沛王府修撰， 后任虢州参军，因罪革职。有《王子安集》。
　　作者曾慨叹说：“七岁神童，与颜回早死何益！”[二]没料到自己的生命 比颜回短促。这样一个年寿不长的人，偏偏又常有光阴虚度的感伤[三]；才高
自负的傲兀情绪和位卑不遇的牢骚情绪交织在他的作品里，尤其在他的文
里。他的诗数量较少，不象文那样充分表现出他的精神面貌。的确，文是他 创作里的主要部分。当时“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齐名，
可能原指他们的文而言[四]，后人评诗也借用“四杰”这个称号来统括他们。 “四杰”名次一般都说王、杨、卢、骆，其实当时并无定论[五]。以年辈而论，
卢、骆当居前；以诗的高下而论，卢、杨应在后。
　　王勃的诗正象他的文，标志着新旧的过渡。虽然还保留排偶，却不象六 朝有些作品那样堆垛得密不通风；虽然也点染词藻，却不象六朝有些作品那 样浓厚得掩尽本色。传诵的佳句象“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咏风》） 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其清新、质朴 的风格对于熟悉后来王维和杜甫诗的读者或许会引起一些联想。不过，王勃
存诗不多，而语意每每重复，这也足以说明他的意境的局限[六]。
[一]据姚大荣《惜道味斋集·文编》里《书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后》、《王子安年谱》 的考订，王勃生于高宗永徽元年（六五○），卒于上元二年（六七五）十二月。
[二]《感兴奉送王少府序》。
[三]例如《春思赋序》、《守岁序》。
[四]《旧唐书》卷一九○上记张说与崔融论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朝野佥 载》卷六论卢照邻自说“喜居王后，耻在骆前”，讲的都是文。
[五]张说《裴太尉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以骆为首。《旧唐书·文 苑传》又以杨炯居首，以下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
[六]《别薛华》“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重别薛华》“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

《秋日别王长史》“别路余千里，深恩重百年”；《麻平晚行》“百年怀土望，千里倦游情”；《临 高台》“锦衾夜不壁，罗帏昼未空。??鸳鸯池上两两飞，凤凰楼下双双度”；《秋夜长》“纤罗对 凤凰，丹绮双鸳鸯”；《铜雀伎二首》“锦亥不复襞，罗衣谁再缝”。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


城阙辅三秦[二]，风烟望五津[三]。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四]。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五]。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六]。
[一]这一篇是送别之作。当时作者供职长安，他的杜姓友人从长安外放到蜀州（洽所在今四川 省崇庆县）做县尉。“少府”，当时县尉的通称。“之任”，赴任。
[二]首句写杜少府的出发地。“城阙”，指长安的城郭宫阙。宫门前的望楼叫做“阙”。“辅”， 护持，夹辅。“三秦”，承汉初的旧称（项羽分秦地为雍、塞。翟三国，封秦将章邯等三人为王）， 泛指当时长安附近的关中之地。“辅三秦”，以三秦为辅。一本作“俯西秦”，说长安城阙俯临西秦
（指长安西去凤翔一带），似不如概言“三秦”较为浑括，和下句“五津”相称；为了两个数字的对 仗，也以作“三秦”为是。
[三]“五津”，指杜少府所去的地方。四川省从灌县以下到犍为的一段岷江中当时有五个渡口， 名为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这句说遥望杜的目的地，但见风烟杳渺而已。
[四]这两句说我游长安，君行人蜀，同是为了作官而奔走（宦游），彼此都是既去乡又别友， 离别之意正复相同。
[五]这两句说四海之内还有知心的朋友存在，彼此虽然天各一方，也好象近在咫尺。这意思本 于曹植《赠白马王彪》诗：“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荀不亏，在远分日亲。”但此二句更精 炼，更概括。
[六]“‘歧路”，分路。“沾”，湿。最后两句说我们不要象儿女子似的，在临分别的地方（也 是临分别的时刻），让眼泪沾湿了袖巾。曹植《赠白马玉彪》诗也有“优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之 语，意亦相似。

　　　　　　山中[一]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二]。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三]。
[一]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云：“此疑咸亨二年（六七一）寓巴蜀时作（见《春思赋》）， 故有‘长江悲已滞’之句。”宋玉《九辩》开端四句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号草木摇落而变衰。 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分送将归”。这首诗写客中逢秋，因见万木凋零而触动家乡之念，和《九 辩》这几句相似。后来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一句可以概括这首诗里的感慨。
[二]这两句写因见长江逶迤东去，想到盼望已久的万里归程，感叹长期留滞，“念将归”，如 解咋想到宋玉《九辩》中的“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一语，也可以通。
[三]“高风”，秋高气爽时的风。张协《七命》：“高风送秋。”这两句深入一层，表示秋未 的景象更增加旅客的悲感。

卢照邻


　　卢照邻（六三七？——六八○？），字升之，幽州范阳（郡名，治所在 今北京市大兴县一带）人。曾任邓王（李元裕）府典签，后调新都尉，因染 风疾（风痹症，一说即麻疯）辞官。住太白山中，服丹中毒，手足残废。后
　　
居阳翟具茨山（今河南禹县北），自号幽忧子。曾作《五悲文》、《释疾文》 自述所苦。终于不堪疾病的折磨，自投颖水而死，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 有《幽忧子集》，诗存九十余首。
　　“四杰”的诗，五言律体（这是当时主要的诗体）较多。他们有心矫正 六朝诗中浮艳的倾向，但仍不能摆脱这种影响。卢照邻诗常有忧苦愤激之词， 流露不平之气，有时用《离骚》体来表达。卢、骆都尝试作长篇歌行，铺张 叙写，参用赋法，但不平板。（这种歌行的形式唐以前也有过，例如齐陆厥 的《京兆歌》）和梁文帝的《从军行》。这种形式又用于赋，如庾信的《对 烛赋》、《春赋》、《镜赋》等几乎通篇是五七言相间的诗。）卢的《长安 古意》和骆的《帝京篇》都是脍炙人口的长诗，对当时的歌行有一定影响。

长安古意[一]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二]。 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三]。 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阀连亮垂凤翼[四]。 梁家画阁中大起，汉帝金茎云外直[五]。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逢相识
[六]？借问吹萧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七]。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生憎帐颅绣孤驾，好取门帘帖双燕
[八]。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帷翠被郁金香。片片行云着蝉鬓，纤纤初月上鸦黄
[九]。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
[十]。御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十一]。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 没金堤[十二]。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 家桃李蹊[十三]。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氢[十四]。北堂夜夜人如月， 南陌朝朝骑似云[十五]。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十六]。弱柳青槐拂 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十七]。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十八]。罗襦 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十九]。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 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二十]。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二 十一]。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二十二]。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 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二十三]。寂寂寥寥扬子居，年 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祸[二十四]。
[一]本篇托古咏今，写汉代长安上层社会某几种人物骄横奢淫的生活和穷居著书的文士相对 照。“古意”二字表示这是拟古之作。汉魏六朝以长安洛阳这类名都为背景，以豪家贪族、公子王孙、 侣优、侠客这类人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不少的，本篇确也有所吸取，特别是和左思《咏史》“（济 济京城内”）颇有类似之处。但作者刺时的用意还是不难看出。本篇内容一大特点是突出统治阶级当 权者的矛盾斗争，这很可能是为了影射唐高宗时代大臣互相倾轧的事。
[二]这四句说长安路上车水马龙往来子豪贵人家。“狭斜”，小巷。“七香车”，用七种香木 制成的车。“玉辇”，一般指皇帝所采的车，这里泛指一般贵人的车。“主第”，公主家。
[三]这四句说从早到晚华美的车辆往来不绝，和晴暖春天的朝日、晚霞、花树、啼鸟合成一片 繁华热闹的景象。“宝盖”，即华盖，车上所竖的伞状车篷。盖的支柱雕成龙形，龙口好象衔着车盖。 “流苏”，一种装饰品，在彩绣的球形物上缀有下垂的丝缕。车盖上的立风嘴端挂着流苏。“游丝”， 虫类吐出的丝，飘扬于空中，叫做游丝。

[四]这四句写汉宫楼阁的壮丽（因上文写到花，带出，‘游蜂戏蝶”，就便借蜂蝶的眼写那些 一般人所不能看到的宫内景色）。“千门”，指宫门。“复道”，连接楼阁的架高的通过，因为不止 一层，所以叫复道。“交窗”，即《古诗》所写的“交疏结绮窗”，就是花格子窗。“合欢”，一种 图案花纹，格子连成合欢（俗称夜合花）图案。“双阙”，汉未央官有东阙、北阙。“甍（音萌）”， 屋脊。“垂凤翼”，汉建章宫圆阙上有金凤。
[五]“梁家”，东汉顺帝时外戚梁冀在洛阳大造第宅，楼阁周通。这里借指长安的豪贵之家。 “金茎”，即建章宫内铜柱，汉武帝所立，高二十丈，上有仙人掌、承露盘。“中天”、“云外”形 容高。这两句说豪家贵族有楼阁高耸，可比汉宫的铜柱。
[六]这两句承“梁家”句，写楼前有个男子望见楼上的一个女子而生爱慕，自叹虽能相望而不 得相知，并设想纵使能在陌上相逢也未必匣能相识。“楼前”，就是“梁家画阁”之前。“讵”，岂。
[七]“借问”，向人打听。“吹萧向紫烟”，是借传说中的仙女，指楼中的那个女子。传说春 秋时秦穆公的女儿弄玉从丈夫萧史学吹箫作凤鸣。秦穆公筑凤台给他们夫妇居住，后来他俩都成仙飞 去。“紫烟”，指云。“向紫烟”，即指飞升。“芳年”，少年。这四句说打听得那位象仙人秦弄玉 似的女子是一位舞女，但愿能象比目鱼鸳鸯鸟似的和他一同生活。这都是那“楼前相望”人心中的话。
[八]这四句写那位舞女的心思，她也在羡慕鸳鸯、比目，渴望有个称心的配偶。“君不见”的 “君”字系泛指。“生憎”，最厌恶。“帐额”，帐檐。“孤鸾”，象征独居。“双燕”，象征获得 爱情和自由的幸福生活。这正是这位被人象笼鸟养着玩的舞女所不能希望得到的权利。
[九]这四句写那舞女的居处和妆饰。“翠被”，用翠鸟羽织成的被。“郁金香”，一种名贵的 香，传说出大秦国（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罗帏”句，说帐子和被用郁全香薰过。“蝉鬓” 一种发式，即将两鬓梳得象蝉翼，也象缥缈的云片。“鸦黄”，嫩黄色。六朝和唐代女子在领上涂黄 为饰，叫作“额黄”（李商隐《无题》：“八字宫眉捧额黄”）：又叫“鸦黄”（虞世南《应诏嘲司 花女（袁宝儿）》诗：“学画鸦黄半未成”）。这种涂黄的动作叫作“约黄”。这里说“初月上鸦黄” 就是额黄画作初月形，即梁简文帝萧纲《美女篇》所谓“约黄能效月”。李贤墓壁画，女子额上点黄 色，正作小小初月形。
[十]这四句写贵家的歌童舞女，作为主人的随从，宝马香车，穷极奢丽（《后汉书·梁冀传》 写梁冀夫妇游览时，“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竞路”，就是这种情况）。“铁连钱”，青色有 圆钱斑纹的马。“娼妇”，这里即指上文所说“鸦黄粉白”的那一群豪贵之家的歌舞女，和下文的娼 家稍异。“屈膝”，又作“屈戌”，用于屏风、窗门、橱柜门等物的一种金属零件，以两金属片相钩 连，可以转折。今名铰链或阖页。“盘龙”，即屈膝上的雕纹。“娼妇”句是“鸦黄”二句的补笔。 “车中出”已经让读者联想到车门，这里就将车门上的屈膝描写一笔，使人想见车子的华美奢侈。
以上三十二句写长安车马、宫阙、第宅的繁华富丽，中间插叙了贵家舞女们的生活。
[十一]“御史”，掌弹劾的宫。“廷尉”，掌刑法的官。“乌夜啼”、“雀欲栖”是有关御史 和廷尉的典故。《汉书·朱博传》说长安御史府中柏树上有乌鸦栖宿，数以千计。《史记·汲郑列传》 说翟公为廷尉，罢官后门可罗雀。这两句表示时间已到暮夜，同时表示执法官门庭冷落，无人过问， 和下文所写那些违法犯禁的侠客之流肆无忌惮，宿娼寻乐，对照起来，可见御史、廷尉实际上不能执 行他们的任务。
[十二]“朱城”，宫城。“?”，车帷。“金堤”，喻坚固的石堤。这两句也是写日暮时朱城 只隐隐可辨，金堤上车子遥遥隐没在夜色中。
[十三]这四句说那些豪纵任侠的子弟邀结侠客共宿娼家。“挟弹飞鹰”，指王孙公子尚武好猎 的豪纵生活。《后汉书·袁术传》：“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杜陵”，汉宣帝的陵 墓，在长安东南。“探丸”、“借客”，指杀吏和助人报仇等蔑视法律的任侠行为。《汉书·尹赏传》 载，长安少年有专门刺杀官吏，为人报仇的组织。每次行动前设赤白黑三种弹丸，使各人摸取，拿到 赤丸的去杀武吏，拿到黑丸的去杀文吏，拿到白丸的为行动中死去的同伙办丧。又《汉书·朱云传》 说朱云“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借客”就是助人。“渭桥”，横跨渭水的一座桥，在长安西北。

“芙蓉剑”，春秋时越国所铸的好剑，传说秦客薛烛善相剑，曾评越王出示的“纯钩”说，“如芙蓉 始生于湖”（见《吴越春秋》）。这里泛指宝剑。“桃李蹊”，桃李树下的小径。以“桃李蹊”指娼 家的住处，一则因为桃李可喻美色；二则用《汉节·李广苏建传賛》引“桃李不言，下自成溪”的谚 语，暗示那也是人来人往，别有一种热闹的地方。
[十四]“啭”，宛转歌唱。“氛氢”，指香气浓郁。
[十五]“北堂”，指娼家内部。“南陌”，指娼家门外。“人如月”，形容娼女貌美。“骑似 云”，形容马多，也就是客多。
[十六]“北里”，长安妓女聚居之处，即平康里。“五剧”，《尔雅·释宫》“剧旁”注：“今 南阳冠军乐乡，数道交错，俗呼之五剧乡。”路交错叫做“剧”。“三条”，三面相通的路。班固《西 都赋》：“披三条之广路。”“三市”，每天的三次集市。左思《魏都赋》：“廓三市而开庭。”这 两句说北里附近有市场和许多街衢相通连。
[十七]“佳气红尘”，写车马杂杏的热闹气氛。
[十八]“金吾”，即“执金吾”，官名，统率禁军，负巡防京师的责任。这里泛指禁军的军官 们。“屠苏”，酒名。“翡翠”，形容酒的颜色。“鹦鹉杯”，用鹦鹉螺（形状略似鹦鹉的一种海螺） 加工制成的酒杯。这两句说大批禁军军官来娼家饮酒。金吾宿娼当然是放弃职守，违反纪律的行为。
[十九]“襦”，短衣。《史记·滑稽列传》：“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 杯盘狼藉，堂上烛灭。??罗襦襟解，微闻芗（香）泽。”这里用其中一二字面，描写同样的情况。 “燕歌赵舞”，战国时燕、赵二国歌舞发达，并以“多佳人”著称。
以上二十句以娼家为中心，写王孙公子、侠客、军官等人物荒淫逸乐的夜生活。
[二十]这四句说在上文所写的人物之外另有一种豪华人物，就是掌握文武大权的最高官僚。他 们彼此倾轧，互不相容。“转日回天”，形容权力之大。“天”“日”有时用来比君主：“转日回天，： 在这里可以解释为操纵皇帝。“灌夫”，是一个勇猛任侠、好使酒骂座的将军，汉武帝时被丞相田蚡 陷害，族诛。田纷杀了灌夫又打击仓护灌夫的窦婴。窦、田先后掌权，结果是窦婴与田纷斗争失败， 论罪被杀。“判”，同“拼”。“萧相”，指萧望之。萧望之在宣帝朝为御史大夫、太子太傅，元帝 时为前将军，曾自谓“备位将相”。结果他被中书令宦者石显陷害，自杀。一说指萧何，但萧何虽曾 因触怒汉高祖下过狱，并未有不见容于同朝权臣的事。
[二十一]“青虬（音求）”，龙类。屈原曾想象用它来驾车（见屈原《涉江》）。这里借指骏 马。“紫燕”，骏马名。这句说坐在车上驾快马。在春风中飞驰，极言其得意之状。
[二十二]“五公”，指张汤、杜周、萧望之、冯奉世、史丹五个汉代著名的权贵（见《文选》 班固《西都赋》李善注）。
[二十三]这四句说随着时间飞逝，世事转眼改变，那些豪华的人和物都已烟消灰灭。 以上十二句写权臣倾轧，得意者骄横一时。作者突出地揭露权臣倾轧的现象，在所举的实例中，
虽然不曾明白议论谁是谁非，语气中还是有所同情或讽刺。
[二十四]“扬子”，指扬雄，曾闭门着《太玄》、《法言》。作者以扬雄代表仕宦不得意而终 能以文学垂名的人，意在自况，，“南山”，即终南山。“桂花”，这里以桂花的香气比扬雄的文名。 未四句以穷居著书的扬雄和上文所写各种豪华人物作对照，结束全篇。这显然受到左思《咏史》
（“济济京城内”）一诗的影响左思也是以扬雄和金（日c ）、张（汤）、许（广汉）、史（高）等 权贪对照而更强调扬雄的声名，道：“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这样的结尾，对作者一类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