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邓绍基


《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首批五种出版以后，备受读者欢迎。按
照预定计划，编委会继又编选成五种，即《名家解读唐诗》、《名家解读宋 词》、《名家解读元曲》、《名家解读聊斋志异》和《名家解读儒林外史》。 交稿之际，主编张宝坤同志问序于我，我自忖才疏学浅，不是作序的合适人 选，但盛情难却，因略抒感想，权置书前。
　　唐诗、宋词、元曲并称，始自元人，罗宗信为周德清《中原音韵》所作 序文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这里所说“大元乐 府”即指元曲。《中原音韵》写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从罗宗信序文看， 他所说“乐府”主要指散曲，但也包括剧曲。后人使用“元曲”一语时，实 际上又是散曲和杂剧的合称。
明清以来，把唐诗、宋词、元曲并称的说法已被普遍接受，清人焦循在
《易余龠录》中还把这种并称与“代有所胜”见解联系起来立论，也就是说， 他认为唐诗、宋词和元曲分别是唐、宋、元三个朝代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业 绩。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源远流长，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一
个极其辉煌灿烂的时代，流传下来的唐诗近五万首，诗人有两千多家，其中 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就是被郭沫若誉为“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
我曾在修改《唐诗选注》序文时说过：谈论唐诗，过去人们常常习惯地
推崇“盛唐正声”，这又同史学家所说的“盛唐气象”互为联系，尽管这个 命题比较复杂，但有一种现象是相当明显的，在安史之乱前，伴随着经济繁 荣、政治统一和国力强盛的局面，在唐诗中表现出一种“匡社稷”“济苍生” 的英雄抱负，表现出一种奋其智能，建功立业，许身报国的豪迈气概。这实 际上又是华夏民族的创业维艰、奋发有为的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安史之 乱后，这样一种英雄抱负又主要表现为要求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爱国思想。 如果说，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诗句是建功立业思想 的象征，杜甫的“国破山河在”、“济时敢爱死”等诗句就是代表着一种执 着的爱国精神。这类唐诗，曾经打动并激励过后世无数爱国者的心。
唐诗的内容又是千汇万状，无比地丰富，被后人称作边塞诗和田园山水
诗的作品固然有许多名作，此外如送别、闺情以及宫词等题材方面也多有佳 作。这就使得整个唐诗显得那样丰盛富赡，那样色彩缤纷。
　　唐代诗坛又是流派众多，名家辈出。“王（勃）、杨（炯）、卢（照邻）、 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王（维）、孟（浩然）”， “韦（应物）、柳（宗元）”，“高（适）、岑（参）”，“韩（愈）、孟
（郊）”，“元（稹）、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皮
（日休）、陆（龟蒙）”诸多并称，正是后人对唐诗流派纷呈的描绘和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许多诗人都还有显著的独特艺术风格，李白和杜甫固然 是这样，其他一些重要诗人在艺术风格上也往往各有特色。譬如，后人所说 “王孟诗派”，主要着眼于王维和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而言，但这两位诗人 的相同题材的作品又各有不同的造诣。后人所说“高岑诗派”，主要着眼于 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但尽管高、岑都写边塞，却又风格各异。所以不妨说， 唐人写诗，竞相创新，一空依傍，这种写作实践又表现出唐代诗人有着一种

十分可贵的创造信心和魄力。 鲁迅有一句名言：“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书信
集·致杨霁云》）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唐诗作为“一代之胜”的伟大成就， 确实是难以超越的，甚至是难以企及的。还不妨这么说，在很大的程度上，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伟大成就的主要标志。
　　宋词的繁荣是我国古典诗歌史上出现的又一个高峰。如果说，唐代完成 和创造了七言古诗、五七言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这样一些诗歌形式，前人 把这些形式叫做“齐言”诗，宋人则在作为“杂言”形式的词（长短句）的 完成和创造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前言》中曾说：从诗的体裁看，文学史上原有 齐言和杂言的区别，但在中唐以前，无论诗与乐府，齐言一直占着优势。一 言以蔽之，由四言到五言到七言，是先秦至唐中国诗型变化的主要方向，杂 言也有发展，却不曾得到主要的位置。俞先生又说：“词的勃兴，即从最表 面的形式来看，也是一桩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形式和内容是互相影响着的。 词亦有齐言，却以杂言为主，故一名‘长短句’。它打破了历代诗与乐的传 统形式，从整齐的句法中解放出来，从此五、七言不能‘独霸了’。”
　　作为长短句形式的词体并非始于宋代，中唐以后已见流行，但它的繁荣 兴盛，汇成大泽却是在宋代。至今留存的宋词（不包括残篇）有 20000 余首， 有名姓可考的作者 1400 多人，可见宋代词业的大盛。
宋代词人也是名家辈出。北宋的著名作家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
道、柳永、苏轼、贺铸、秦观和周邦彦等。论者尝认为晏殊和欧阳修的词作 基本上还是承建南唐词风，所谓南唐词风主要指冯延巳、李璟和李煜的词。 但张先在艺术形式上创制了若干慢词，区别于在这以前普遍流行的小令。真 正开创两宋慢词局面的是柳永，他以新声慢曲取代了唐五代的原有小令，实 际上也就使词调的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柳永的词作雅俗共赏，在当时影响 很大。
北宋词坛最大的革新者当数苏轼。他把诗家的“言志”和词人的“缘情”
结合起来，开辟了词的境界。如果说词到柳永，尚跳不出“艳科”范围，到 了苏轼，就打破了，也就使词的表现力有了很大开拓。可以说，从内容到风 格，苏词都有破旧拓新之功。
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词人是周邦彦和李清照。李清照历来被认为是上继南
唐李璟、李煜词风的女词人。周邦彦创调很多，讲究词法，对南宋一些诗人 影响极大。
　　南宋的著名词人有辛弃疾、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姜夔和张炎等。 辛弃疾的词上承苏轼词风而又有开拓，他在词中抒写抗金的忠愤之情，把金 戈铁马引入词中。姜夔和张炎上继周邦彦，都擅长乐律，追求音节文采，他 们的词律、词法主张对清代词坛的流派发展起过很大作用。吴文英也是南宋 词坛的大家，他的词以追求内容上的雅深和表现上的细腻著称。
　　自明人张綖把宋词区分为“婉约”和“豪放”两“体”，清人王士祯把 张綖之说引申为“词派有二”后，从此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之说，盛行 开来，约定俗成，至今仍然是流行说法。其实宋代著名词家的艺术风格都可 称是各树一帜。以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而论，论者有“貌同心异” 之说，但实际上他们也不全是“貌”同，而是有同有异，同中有异。至于所 谓婉约派，更是万木千花。前人把“周（邦彦）秦（观）”并称，“贺（铸）
　　
晏（几道）”并称，“姜（夔）张（炎）”并称，还把“秦（观）柳（永）” 并称，“周（邦彦）姜（夔）”并称，等等。但这些被并称的词人，实也是 同中有异，各极其妙。与唐诗一样，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在中国文学 史上有着独特的光辉业绩。
　　元代的散曲，实际上也是一种杂言诗体，其间又有套曲和小令之别。它 的形式同词一样都以长短句组合成体，但音乐曲调则不同。散曲中的有些曲 调虽同词调有继承关系，但也有不少曲调来自俗谣俚曲，即使是继承词调， 大抵又是“仍其调而易其声”，“止用其名而尽变其调”，也就是说，曲对 于词在音乐上又承继又变化，最终成为一种新声。这种新声在金代开始流行， 到了元代大盛。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元代散曲小令 3800 多首，套曲 470 余套。 元代散曲作品的风格和流派，按照研究家的看法，大致可分为豪放和清 丽两派，前者以马致远为首，包括张养浩、冯子振、贯云石和杨朝英等作家； 后者以张可久为首，包括白朴、卢挚、乔吉和徐再思等作家。豪放派超逸隽 爽，清丽派和婉雅丽。豪放派多用口语、本色语，少用典实；清丽派讲究蕴 藉，注重炼字炼句，并且喜用故实。二者的差异比较明显。但散曲的内容较 之宋词，更显狭窄，再加上其它一些弱点，它在文学史上的实际成就不如宋
词，与唐诗成就相比，更显得逊色。 元曲之所以能与唐诗、宋词相颉颃，这三者并称之所以长期被人认同，
其间主要因素是元曲中还包括有杂剧。杂剧是一种戏剧形式，但它的歌唱部
分也就是剧曲的格式、体制完全同于散曲，而杂剧作家中有很多人同时又是 散曲作家。
元杂剧虽然不是我国首先出现的戏剧，却是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并产
生了众多作家和大量剧本的戏剧样式。它的一些表演程式在很大程度上为我 国民族戏曲表演特点奠定了基础。
元代历时不长，不到百年。明人李开先曾说他藏有杂剧千余种，汤显祖
也说他收藏的元剧剧本上千种，可见元杂剧的创作盛况之一斑。自明代以来， 大量散佚，但今存作品约计也有 200 多种。由于鉴别元人和明人作品的不易， 现在对元杂剧作家、作品作统计，各家说法不同。大致为：今存姓名可考的 元代作家的作品 109 种，无名作品 31 种，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 78 种。
元杂剧作家众多，异彩纷呈。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关汉卿，人称“杂剧班
头”。元末明初人贾仲明曾把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庾吉甫并列，说他们 “齐肩”，杨维桢则把“关、庾”并称。庾吉甫的作品今已无传。元人周德 清则以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和马致远并列同称，开创了“元曲四大家”之 说，一直流行，只是后人对这四大家的排列次序有所不同而已。事实上，王 实甫、纪君祥、高文秀和杨显之等也都名闻一时，他们的作品各有特色，形 成了繁荣的局面。王实甫编写的《西厢记》是一代名作，它使后世的不少戏 剧家为之倾倒。关汉卿的《窦娥冤》也是一代名作，近代学人王国维认为它 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赵 氏孤儿》是一本历史剧，当代学人研究元剧有“五大历史剧”之说，除了《赵 氏孤儿》外，还有关汉卿的《单刀会》、高文秀的《渑池会》、白朴的《梧 桐雨》和马致远的《汉宫秋》。其中《汉宫秋》和《梧桐雨》又常被人并称， 视为双葩竞艳。当代元剧研究者还有“四大爱情剧”之说，那是指《西厢记》、
《拜月亭》（关汉卿作）、《墙头马上》（白朴作）和《倩女离魂》（郑光 祖作）。

　　几乎为研究者一致公认，元杂剧的内容非常广阔，它真实地反映了五光 十色的社会生活，鲜明地展示出多种多样的作家的个性和精神世界，丰富地 提供了可贵的戏剧艺术经验，成为一代文学的骄傲。
　　上文说到清人焦循把唐诗、宋词、元曲并称这一现象，与“一代还其一 代之所胜”联系起来立论。当他说到可继这三者“以立一门户”的明人写作 业绩时，却说只有八股文才能充当其任。而在焦循以前，明末人卓人月在《古 今词统序》中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 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他们似乎都不把明代小说放 在眼里。事实上，我国的白话小说创作的大繁荣时期正是有明一代。就实际 的业绩和成就而言，明代的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比同时期的 诗文显得重要，也足以把它同“唐诗”、“宋词”和“元曲”并称。“五四” 以来，文学史家大抵认为明代是小说和戏曲的时代。这也是对明代文学成就 的一种基本估计。清代的白话小说继续繁荣，文言小说也兴旺发达，并都有 卓越成就，还出现了煌煌巨著《红楼梦》，这也是文学史所昭示的事实。在 明清小说中，《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被近 人尊为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还有被称为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在很大程度 上，这几部长篇确也代表着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首批名著解读丛书就是围 绕着这五部小说编选的。但明清时代还有卓越的著名小说，蒲松龄的《聊斋 志异》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这样的作品，所以这一批丛书中又补充 选录了这两部小说的解读著述。
《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集。惊人的是作者蒲松龄一个人写了五百
篇左右的作品，其中有不少都是在思想上、艺术上成熟的优秀之作，表明他 对小说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 奇小说的优良传统，把文言小说的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聊斋志异》的内容是丰富而深湛的，譬如对社会黑暗和腐败政治的刻
画和揭露，对科举制度的描写和批判，对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追 求和反抗，构成了这部小说集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又大 都是借助于狐鬼或其他异类造成的“亦真亦幻”的艺术境界来完成的。
鬼的形象本属幻，狐作为一种动物本是真，但狐变成人却又属幻，就是
说，狐鬼的人格化世俗化都是幻。在《聊斋志异》以前的文言小说中，人格 化了的鬼狐和其他异类形象早有出现，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小说的演变， 这类形象在真与幻有机结合上也不断进化，但在真幻相彰达到更高的水平， 真幻结合臻于水乳交融的境界，如同鲁迅所说，真到可以使读者“忘为异类”， “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那就是《聊斋志异》的成功的艺术世界。
　　《儒林外史》是一部富有特点的长篇讽刺小说，它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 心，对形形色色“儒林”人物欺世盗名的丑恶灵魂，作了深刻的暴露和抨击。 它是连缀许多故事而成的长篇，并无一中心人物，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故 事，这种艺术结构自成一格。当然，《儒林外史》最突出的特色是讽刺。鲁 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 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就是说，作者的讽刺手法是超过了以前任何作品的。 确实，《儒林外史》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讽刺艺术的高峰。
　　无论是唐诗、宋词、元曲，还是明清以来的小说杰作，都是历史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已是历史陈迹，但它们又一直活在后世人们的心中，
　　
它们还吸引着今天的人怀着无限的兴趣去研究，去评论。古人的各种文化创 造是文明的表现，今人对古文化的研究和评论也是文明的表现。古典文学名 著凝聚着古人的聪明智慧，今人的古典名著研究也昭示了今人的聪明智慧。 因此，我总认为，编选古典名著解读丛书的举动，看似向读者提供“工具”， 实是提供智慧，以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去理解古典名著的“心”。
　　当然，阅读古典名著，读者的主体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西方接受美学理 论是重视这种主体作用的。事实上，我国的老一辈学者也持有这种理论见解， 俞平伯先生就说过：“阅水成川，已非前水，读者此日之领会与作者当日之 兴会不必尽同，甚或差异”。又说：“读者宜先求本义而旁及其它。亦可自 己引申，即浮想联翩与作者的感想不同，固无碍其欣赏也”。俞先生还把读 者的联想，认定是作品之得以永远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学史家的基本任 务是论定一个古代作品的历史价值，不免也就给人一种印象，某个作品或某 些作品之所以千古流传，纯是由它的历史价值（包括历史的美学价值）决定。 但按照俞先生的观点，作品之所以永久流传，这里面还有别种因素，他说： “以彼此今昔联想不同，作品流传遂生生不已”。古人的作品已是历史陈迹， 它们“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并不仅仅仗着它们的历史成就，还有后世读者 欣赏主体这个因素。但读者的主体作用又要受到作品的制约，即对作品历史 具体性的凭借。俞先生说的“本义”即指作品内容的历史具体性。西方接受 美学理论是轻视乃至排斥作品的历史具体性的，所以这种理论是跛脚理论， 也就是说，它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至于由重视读者的主体作用而轻视借鉴 他人智慧，那也是片面的，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阅读古典名著时注意 借鉴他人的评论和解读文章，恰恰是有助于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也就有助 于读者主体意识的发扬。正是本着这种认识，尽管我自感汗颜，还是乐意撰 写这篇序文。不当之处，还望大家不吝指正。

1998 年 12 月 6 日

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古典文学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一经问世，即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可谓家喻户晓。
　　据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同名、同版本的古典文学名著不下几十种。 有如此众多的同版本的名著同时流通，首先是由于名著本身的魅力，可谓“挡 不住的诱惑”；其次，也是由于广大读者阅读品位和审美层次的提高。在被 称为“知识大爆炸”的信息时代，人们为了生存、竞争，每天必须面对各类 不同的出版物，影视媒体的加盟，更加分散了人们的读书时间和精力。人们 当然懂得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自已获取有用知识和信息的时间：一是加快生活 节奏；二是有所选择。就读者来讲，首先选择经由数百年历史沉淀而凸现出 来的名著——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文学名著的魅力，不仅吸引了一般普通读者，而且几乎吸引了所有的作 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其他什么家。与普通读者不同的是，名著除 满足了名家们的阅读愿望外，也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他们以其独特的思 想、阅历、兴致、造诣、视角，或考证，或论辨，或研读、揣摸，写出了与 名著一样不朽的著述。
数百年来，关于文学名著的著述何止万千，尤其是“小说界革命”以来，
由于鲁迅、胡适、郑振铎、吴晗、俞平伯等大家的介入和关注，古典文学名 著的研究、解读更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许多新史料的发现，新思想、新方法的引进，以及新的人才的辈出，古典 文学名著的研究、解读更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蔚为大观。
《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拟出十种，首批五种：《名家解读〈三
国演义〉》、《名家解读〈水浒传〉》、《名家解读〈西游记〉》、《名家 解读〈金瓶梅〉》、《名家解读〈红楼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学 界的欢迎。在他们的热心支持下，第二批五种很快与读者见面。与首批五种 不同的是，第二批中除增加了堪与第一批名家解读相媲美的《名家解读〈聊 斋志异〉》、《名家解读〈儒林外史〉》两部小说类名著解读外，还增加了
《名家解读唐诗》、《名家解读宋词》、《名家解读元曲》。相对于古典小
说类著作，唐诗、宋词、元曲称之为“名作”似乎更为恰当。我们之所以把 它作为同一个系列出版，除认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文学史上有 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外，更重要的是这样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古典文学爱好者的 多样化需求。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宝坤等诸位选家，把名著、 名作研读从学术殿堂引向广大普通读者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那 些通过阅读名著、名作而有志于增加一些真正的学问的读者来说，无疑是功 德无量的！我们也要感谢诸多名家，慨然允诺将他们的大作收入本书。必须 表示歉意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有部分入选作品的作者，我们还未能与他 们取得联系，祈请见谅。亦望作者本人能提供自己的地址，以便奉寄薄酬。 文学名著以其经久不衰的魅力而成为传世之作；名家解读名著、名作的 著述也同样会因名著、名作的光辉和自身的魅力而成为传世之作。——我们
深信！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元月

名家解读《儒林外史》

著者考索 版本勾勒

胡适——吴敬梓传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 椒县的吴敬梓。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他生于清康熙四十年，死于乾隆十九年（西
历 1701—1754）。他生在一个很阔的世家，家产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钱， 不久就成了一个贫士。后来他贫的不堪，甚至于几日不能得一饱。那时清廷 开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他应试，他不肯去。从此，“乡试也不应， 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后来死在扬州，年纪只有 54 岁。 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诗集》七卷，文五卷（据金和《儒林外史跋》）；
《诗说》七卷（同）；又《儒林外史》小说一部（积晋芳《吴敬梓传》作五 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评本五十六卷，齐省堂本六十卷）。据金 和跋，他的诗文集和《诗说》都不曾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传世间，为 近世中国文学的一部杰作。
　　他的七卷诗，都失传了。王又曾（毂原）《丁辛老屋集》里曾引他两句 诗：“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材。”这两句诗的口气，见解，都和他的《儒 林外史》是一致的。程晋芳《拜书亭稿》也引他两句：“遥思二月秦淮柳， 蘸露拖烟委曲尘。”——可以想见他的诗文集里定有许多很好的文字。只可 惜那些著作都不传了，我们只能用《儒林外史》来作他的传的材料。
《儒林外史》这部书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这书
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 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
书里的马二先生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 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 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 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 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这一段话句句是恭维举业，其实句句是痛骂举业。末卷表文所说：“夫萃天 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这个道理。国家天 天挂着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 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的“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又 “那个给你官做”？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 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 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 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了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 “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看他写周进范进 那样热中的可怜，看他写严贡生严监生那样贪吝的可鄙，看他写马纯上那样 酸，匡超人那样辣。又看他反过来写一个做戏子的鲍文卿那样可敬，一个武
　　
夫萧云仙那样可爱。再看他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诸人的学问人格那样 高出八股功名之外。——这种见识，在二百年前，真是可惊可敬的了！
　　程晋芳做的《吴敬梓传》里说他生平最恨做时文的人；时文做得越好的 人，他痛恨他们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骂八股文人，有几处是容易看得 出的，不用我来指出。我单举两处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


第三回写范进的文章，周学台看了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 第四回写范进死了母亲，去寻汤知县打秋风，汤知县请他吃饭，用的是银镶杯箸，范举人 因为居丧不肯举杯箸；汤知县换了磁杯象牙箸来，他还不肯用。“汤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 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这种绝妙的文学技术，绝高的道德见解，岂是姚鼐方苞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最妙的是写汤知县，范进，张静斋三人的谈话：


张静斋道：“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 汤知县道：“那个刘老先生？”
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 范进插口道：“想是第三名。” 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张
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 又用毒药摆死了。”汤知县见他说的“口若悬河”，又是本朝确切的典故，不由得不信！


这一段话写两个举人和一个进士的“博雅”，写时文大家的学问，真可令人 绝倒。这又岂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这一篇短传里，我不能细评《儒林外史》全书了。这一部大书，用一个
做裁缝的荆元做结束。这个裁缝每日做工有余下的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 欢喜做诗。朋友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 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 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 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里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相与？ 我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 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是真自由，真平等，——这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大文豪吴敬梓想要造成
的社会心理。
（选自《胡适文存》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6 年版）

鲁迅——吴敬梓之《儒林外史》


　　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 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 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若较胜之作，描写时亦刻深，讥刺之切，或逾锋 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恶 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矣。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 鬼传》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 然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迨吴敬梓《儒林外史》 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 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 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数年挥旧产俱尽， 时或至于绝粮，雍正乙卯，安徽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移家 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 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 纵酒，乾隆十九年卒于客中，年五十四（1701—1754）。所著有《诗说》七 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皆不甚传（详见新标点本《儒林外史》 卷首）。
吴敬梓著作皆奇数，故《儒林外史》亦一例，为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
正末，著者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 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 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 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 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 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敬梓又爱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 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所作传云）故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 出身者亦甚烈，如令选家马二先生自述制艺之所以可贵云：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 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汉朝， 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 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 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 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 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 十三回）


　　《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寓其 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详见本书上元金和跋）。此 马二先生字纯上，处州人，实即全椒冯粹中，为著者挚友，其言真率，又尚 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中实犹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 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至于性行，乃亦君子，
　　
例如西湖之游，虽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 在：


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 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上了岸，散往各 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 店，??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 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到觉有些滋味。吃完了出来，?? 往前走，过了六桥。转个湾，便像些村庄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间，走也走不清，甚 是可厌。马二先生欲待回去，遇着一个走路的，问道“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那人道，“转 过去便是净慈，雷峰。怎么不好顽？”马二先生于是又往前走。??过了雷峰，远远望见高高 下下许多房子盖著琉璃瓦，??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一个金字直匾，上 写“敕赐净慈禅寺”；山门旁边一个小门。马二先生走了进去；??那些富贵人家女客，成群 结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个 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 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吃了一碗茶。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 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不论好歹，吃了一饱。马 二先生觉得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因为多走了路，在下处睡了一天； 第三日起来，要到城隍山走走??（第十四回）


　　至叙范进家本寒微，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忧，翼翼尽礼，则无一贬 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两人（张静斋及范进）进来，先是静斋谒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 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 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 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 “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 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 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 虾圆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第四回）


　　此外刻画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其述王玉辉之女既殉夫， 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 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 突，殊极刻深（详见本书钱玄同序）；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内，而能 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殆亦深有会于此矣。以言君子，尚亦有人，杜少 卿为作者自况，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吴蒙泉），有庄尚志
（程绵庄），皆贞士；其盛举则极于祭先贤。迨南京名士渐已销磨，先贤祠 亦荒废；而奇人幸未绝于市井，一为“会写字的”，一为“卖火纸筒子的”， 一为“开茶馆的”，一为“做裁缝的”。末一尤恬淡，居三山街，曰荆元， 能弹琴赋诗，缝纫之暇，往往以此自遣；间亦访其同人。


一日，荆元吃过了饭，思量没事，一径踱到清凉山来。??他有一个老朋友姓于，住在山

背后。这于老者也不读书，也不做生意，??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这日，荆元步了进 来，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时不见老哥来，生意忙的紧？”荆元道，“正是。今日才打发清楚 些。特来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壶现成茶，请用一杯。”斟了送过来。荆元接 了，坐着吃，道，“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却是那里取来的这样好水？”于老者道，“我们 城西不比你们城南，到处井泉都是吃得的。”荆无道，“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起来， 那里要甚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 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样事也不会做，怎的如老哥会弹一曲琴，也觉得消遣些。近 来想是一发弹的好了，可好几时请教一回？”荆元道，“这也容易，老爹不嫌污耳，明日携琴 来请教。”说了一会，辞别回来。次日，荆元自已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 在那里等候。??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荆元 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 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自此，他两人常常往来。当下也就别过了。（第五十五回）


然独不乐与士人往还，且知士人亦不屑与友：固非“儒林”中人也。至于此 后有无贤人君子得入《儒林外史》，则作者但存疑问而已。
　　《儒林外史》初惟传钞，后刊木于扬州，已而刻本非一。尝有人排列全 书人物，作“幽榜”，谓神宗以水旱偏灾，流民载道，冀“旌沉抑之人才” 以祈福利，乃并踢进士及第，并遣礼官就国子监祭之；又割裂作者文集中骈 语，襞积之以造诏表（金和跋云），统为一回缀于末，故一本有五十六回。 又有人自作四回，事既不论，语复猥陋，而亦杂入五十六回本中，印行于世， 故一本又有六十回。
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选自《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题目为编者所加）

陈美林——吴敬梓身世三考


　　第一部《吴敬梓年谱》是胡适在 20 年代所作。在年谱中，胡适搜集了不 少资料，对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作了一些考索，有一定的贡献，对后来学者 也很有参考价值。但由于材料和治学方法的局限，关于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 也作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论断，例如对吴敬梓的父亲是谁、吴敬梓考取 秀才的年龄以及吴氏家族纠纷的性质等问题的论说，间有失实或不足之处， 并不完全可取。但这些论断至今仍被一些著作所袭用，因而对这几个问题作 进一步考索，很有必要。当然，有些问题的最后结论，仍有待于文献的不断 发掘才能做出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今天已经掌握的材料作一些必要的 考证，进行合理的推断。
关于吴敬梓的父亲问题 吴敬梓的父亲是谁，在吴敬梓自己的文集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在吴敬梓
朋友的文集中也鲜有提及。胡适从吴敬梓的《移家赋》中找到他父亲曾任“赣
榆教谕”的记叙，然后又在《全椒志》里“寻出”一个“做过江苏赣榆县的 教谕”吴霖起，从而错误地断定吴霖起就是他的生父。由于胡适弄错了他们 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影响到对他进学年龄的推定和对他家族纠纷性质的分 析，所以必须解决他生父是谁的问题。
根据对有关方志、墓志铭和文集的考辨，吴敬梓的父亲是吴雯延，吴霖
起不是他的生父，而只是他的嗣父。 朱绪曾在《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十四中说：


敬梓，字敏轩，上元人。全椒廪生。有文林（木）山房集。始祖转，自六合迁全椒。曾祖 国对，顺治戊戌第三人及第，官侍读。祖旦，以文名。父雯延，诸生，始居金陵。乾隆初，诏 举博学鸿词，上江督学郑某以敏轩应，会病不克举。江宁黄河云：“吴聘君诗如出水芙蓉，娟 秀欲滴”，“词亦白石、玉田之流亚。”


这里明白无误地记载吴敬梓的父亲是吴雯延，而且全椒吴家是从雯延开始寓 居金陵的。朱绪曾是南京有名的藏书家“开有益斋主人”，交游也十分广阔。 陆心源说他“无书不览，藏书甲于江浙”，称赞他所作的《开有益斋读书志》 是“仿《郡斋读书志》之例，而精核过之”①。他是道光二年举人，其中举时 间距吴敬梓之死虽有 68 年，生年当更早，因而其说是有一定根据的。特别是 朱绪曾作小传时，已看到《文木山房集》，所引黄河的评论即出自黄河为《文 木山房集》所写的序言。小传除将“文木山房”误为“文林山房”、“转弟” 夺一“弟”字而外，其余所述是可信的。这还可从程廷祚的著作中找到证明。 程廷祚长于吴敬梓 10 岁，两人交谊甚深。他也是安徽籍而流寓南京的。 在南京，两人时相过从，他曾替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写过序，在自己的
《青溪文集》中还收有给吴敬梓的信，他对吴敬梓是十分了解的。吴敬梓的 姐姐去世，曾请他写过《金孺人墓志铭》，铭文中说：




① 《仪顾堂题跋》卷五《开有益斋读书志跋》。

节妇金孺人，姓吴氏，全椒人也。自幼以文学雯延之女，子于从父赣榆县教谕霖起。曾祖 国对，官至翰林院侍读。祖旦，文学。其本生祖以上不具书。孺人在室，以孝谨称。年二十二， 适滁州文学金绍曾。??生男二女一，后先俱殇。??乾隆五年七月初九日卒，年四十七，后 绍曾十有九载。??嗣子为鼎，以某月某日葬孺人于某山。弟敬梓，持所为传诣余，泣而言曰：
①
“吾鲜兄弟，姊又无子，后虽得旌，尚未有日，子其志焉！”??


从这里可以知道金孺人是吴敬梓的姐姐，死于乾隆五年，卒时 47 岁（是年敬
梓 40 岁，小于其姐 7 岁），是秀才吴雯延的女儿而过继给吴霖起，曾祖吴国 对，祖吴旦，而本生祖却“不具书”。从这一段话里可以明白：吴旦只是金 孺人嗣父吴霖起之父，不是金孺人亲祖，金孺人既然已经过继给吴旦之子吴 霖起为女，当然“本生祖”不便“具书”；其亲祖为吴旦之亲弟吴勖（详下）， 同为曾祖吴国对之子，所以“本生祖以上”因前文已提及，此处就不必再“具 书”。以程廷祚的铭文和朱绪曾的小传相比推求，可以知道吴敬梓和他姐姐 一样，原是吴雯延的子女而过继给吴霖起的。
　　吴雯延是谁，为什么要将他的子女过继给吴霖起？这可从陈廷敬写的《翰 林院侍读吴默岩（国对）墓志铭》中得到答案。陈廷敬与吴国对同是顺治十 五年孙承恩榜进士，吴国对是探花，陈廷敬后来入阁大拜。在康熙三十年会 试时，吴国对的侄子吴昺考取榜眼，而陈廷敬却以户部尚书身份担任这次会 试的总裁。他对全椒吴氏是十分了解的，他作的《吴国对墓志铭》当然确实 可信。铭文说：


??（吴国对乃）孙承恩榜进士。??君之子旦贤而有文亦死。余与君相见于京师，君鬓 发飒然皆白，其意气亦衰矣。谓余曰：旦之死命也夫。??君初娶陈氏，赠安人；继娶汪氏， 封安人，先二年卒。男子三人：旦，考授州同知，先卒；次勖，国学生，俱陈安人出；次昇， 戊午举人，女子二人皆适世家子，俱汪安人出。孙男五人：长霖起，旦出；次霄瑞、次霜高、 次雱远，俱勖出；次露湛，昇出。孙女六人，君以庚申十一月一日卒于扬州寓舍，年六十有五。??
①


从铭文中可知吴勖的第三个儿子叫吴雱远。据《广韵》：“延，远也。”《韵 会》亦同。雱远即雱延。此外，雱乃雯之误。吴敬梓的父辈，均以“雨”字 头命名，各不相重。吴国对一支，名字已见上引陈廷敬铭文。吴国龙一支， 亦以“雨”字头命名，储欣给吴国龙的儿子吴晟写的墓表有记载：


吴君名晟，字丽正，号梅原。??嫡长子曰霞举，贡监生；次雷焕，邑廪生；次雱澍，庠 生，俱金孺人出。次霩清，次■济，庠生；??②


可知吴国龙的孙子已有用“雱”字命名，所以吴国对这一支就不可能再有“雱” 字出现，因而应以程廷祚的铭文和朱绪曾的记载为是。民国九年张其浚修《全 椒志》选举表中虽有一个吴露湑，也是以“雨”字头命名。但问题在于全椒 姓吴的并非全为吴敬梓族人，即如吴凤，在蓝学鉴所修《全椒志》中有两个，



① 《青溪文集续编》卷八。
① 《午亭文编》卷四十五。
② 《国朝耆献类征》卷二百二十一。

一为吴敬梓祖辈，一却并非吴敬梓族人。吴国对是蓝志的主要修纂者，编辑 人员有吴晟，校阅人员有吴旦、吴勖、吴昇、吴昱、吴■、吴显，分辑人员 有吴暹吉，均为吴敬梓先人。他们参与修纂的《全椒志》，所载吴氏事迹甚 详，也最可信，但在志中却并未列入吴露湑，因而这个吴露湑，既不能证明 他是吴敬梓族人，便不能否定上述推断。同样，在蓝志中，详细记载了吴氏 家族中有各种功名的人员姓名，在增生栏中有吴霖起、吴雯延，而吴雱远却 不见记载。由此亦可反证吴雱远显系吴雯延之误。有吴氏多人参加修纂的《全 椒志》所记，当然要比陈廷敬门人林佶手写付雕的《午亭文编》更可信。因 而铭文中的“雱”应该是“雯”，因形近而误写，雱延应该是雯延。这样就 弄清楚吴雱远即吴雯延，是吴勖的最小儿子。
　　这一问题既已清楚，那么，吴雯延的儿子为什么要过继给吴霖起？第一 是吴旦早死，其时吴国对还健在。第二是因为吴旦只留下独子吴霖起。这两 点在陈廷敬铭文中已说得很清楚。第三是吴霖起没有子女，吴敬梓对程廷祚 就曾说“吾鲜兄弟”。这样，长房吴旦这一支就面临着绝嗣的局面，因而就 必须在同是嫡出的二房吴勖的三个儿子的子女中择人过继给吴霖起。吴雯延 排行第三，且子女众多，吴敬梓所说的“吾鲜兄弟”是对嗣父吴霖起这房而 言，而在生父吴雯延这房至少有两个哥哥，在《文木山房集》中记有住在“与 乌江项王庙相近”的大哥，写有“伯兄自山中来，夜话山居之胜，因忆去秋 省兄未及十日而别，诗以志感，得二十韵”，既有伯兄，就有仲兄，兄弟至 少三人。雯延可能有两个女儿，否则一般是不会将独生女过继出去的。这样， 吴雯延的儿子之一吴敬梓和一个女儿（金绍曾妻）幼时就过继给吴霖起为子 女了。程廷祚铭文中说“金孺人”自幼即过继出去；而吴敬梓 14 岁时就随嗣 父吴霖起赴赣榆教谕任，可见均在幼时过继给霖起为子女。
现根据有关方志、墓表、文集等材料，将吴氏家族关系列一简表，上限
以始迁全椒的吴聪起，下限断于吴敬梓的下一辈。曾祖五支中以亲祖国对为 主，其余四支除与本文叙述有关者稍加排示外，一概从略。（表附后）
吴雯延是吴敬梓之生父，的无疑义。除上文所征引的材料之外，道光十
七年生的陈可园在《金陵通传》卷三十三为吴烺所作传中也有明确记载：


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上元人。始祖转自六合迁全椒。祖雯延，始居金陵。父敬梓，字敏 轩，以诸生举博学鸿词，病不克赴。烺应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


但自胡适在《吴敬梓年谱》中作了错误论断以后，后之学者又沿袭其误，造 成研究吴敬梓生平的一些疑问，下述两个问题即由此而产生。
　　　　　　　　　关于吴敬梓进学年龄问题 吴敬梓进学（考取秀才）是 18 岁，不是 20 岁，也不是 23 岁。
胡适根据“庚戌除夕词”说吴敬梓“20 岁中秀才”是错误的。所谓“庚
戌除夕词”是指雍正八年（1730）除夕，吴敬梓所写的八首《减字木兰花》， 胡适引的是第四首，词说：

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篇，落魄诸生十二年。??①


这一年吴敬梓 30 岁，上推 12 年，则为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时年 18 岁。这才是吴敬梓考取秀才的一年，而绝不可能是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
20 岁时才进学。胡适的错误十分显然，奇怪的是解放后一些论文中仍沿用这 一错误说法。当然，也有人看出胡适的错误，并加以辨正，然而结论也还可 以商榷。他们根据金两铭为吴敬梓三十初度写的诗中，有吴敬梓是在父死后 进学的叙述，再从《移家赋》中查出“先君于壬寅年去官，次年辞世”的记 载，从而得出吴敬梓是 23 岁进学的结论（壬寅是康熙六十一年，敬梓 22 岁； 次年癸卯是雍正元年，敬梓 23 岁）。从此，这一结论为不少文学史著作和研 究论文所采用。其实这一结论也是欠当的：一是与吴敬梓的自叙 18 岁进学显 然矛盾；二是按照清代科举制度的规定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在清代，童生要 取得秀才资格，必须通过学政主持的科岁考才行。而学政一般于子、卯、午、 酉之乡试年八月，由京任命赴各任所。任期三年，到任后第一年即丑、未、 辰、戌年举行岁考；第二年即寅、申、巳、亥年举行科考。在三年任期中主 持两次考试。科岁考的任务大致相同，一方面从童生中选取秀才，一方面对 秀才进行甄别考试。科考还要选拔优等秀才参加高一级的乡试，谓之“录科”。 如说吴敬梓 20 岁进学，其年为庚子，23 岁进学则为癸卯年，这两年均无科、 岁考，所以是不可能的。而 18 岁进学，则适逢戊戌岁考年。因此吴敬梓的自 叙是可信的，即 18 岁考取秀才。
那么，金两铭的诗和吴敬梓的《移家赋》是否可靠呢？金两铭与吴敬梓
为表兄弟，其兄金榘且与敬梓为连襟，三人关系很为密切，是不会记错的。
《移家赋》出自吴敬梓本人，更不会误记。问题就在于吴敬梓既有生父吴雯 延，又有嗣父吴霖起，金诗和吴赋各叙一人，本不相关。且看金两铭诗：


??三河少年真皎皎，风流两字酷嗜贪。无何阿翁苦病剧，侍医白下心如惔。会当学使试 童子，翁命尔且将芹探；试出仓皇奉翁返，文字工拙不复谙。翁倏弃养捷音至，夜台闻知应乐 耽。青衫未得承欢笑，麻衣如雪发■鬖。??①


诗中说吴敬梓“侍医白下”，而朱绪曾、陈可园记载中就有雯延寓居金陵的 事。再参以吴敬梓族兄吴檠为吴敬梓三十初度所作的诗中，有“汝时十八随 父宦，往来江淮北复南”的记叙，可以知道金两铭诗中“弃养”的“阿翁”， 乃是生父吴雯延；也正因为雯延“病剧”，吴敬梓才从嗣父任所赣榆赶来南 京“侍医”，所谓“北复南”是也。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过继出去的子女当 嗣父健在时，是不能为生父守制的。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极为复杂。 首先是封建统治阶级随时都在破坏自己定下的道德标准，并不恪守；其次是 血亲关系决不可能被继承关系所完全排除，有时社会舆论也不容许一个嗣子 完全按照统治阶级“为人后即为人子”的宗法道德标准行事。《儒林外史》 中关于过继问题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描写：严贡生为子劫夺亲弟严监生的遗 产，在过继问题上表现了极其丑恶的品质。他不择手段地逼迫弟媳，甚至到 处上告。他的过继是为霸占遗产，心目中根本没有守制不守制的问题。另一



① 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
① 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

处是戏子鲍文卿，为了解救秀才倪霜峰的穷困，将其子倪廷玺过继为己子， 而表现了一些下层人民的优秀品德。当倪霜峰去世后，“鲍文卿又拿出几十 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依旧叫儿子（廷玺）披麻戴 孝，送倪老爹入土。”拿吴敬梓亲笔所描写的情景，去对证金两铭的诗作， 可以断定吴敬梓虽然过继出去，仍有可能依然为去世的生父披麻戴孝。金两 铭写诗时只是描写实际情景，是不会考虑符合不符合宗法制度的规定后才下 笔的。因而诗中写的确是“始居金陵”的吴敬梓生父吴雯延。在清代，已出 继之子为生父守制事，并非绝无仅有，此处不一一列举。
　　《移家赋》中所记癸卯年去世的父亲，才是嗣父吴霖起。赋中先写他的 任教情况“春秋教以诗书，秋冬教以羽龠”；接着写他“捐赀破产修学宫” 的事迹；下面就是“归耕颍上之田，永赴遂初之约”，用欧阳修致仕居颍撰
《归田录》和孙绰写《遂初赋》的故事，表明他的辞官归里；最后则是“贤 人则岁在龙蛇，仙翁则惟遗笙鹤”，用《后汉书·郑玄传》和《列仙传》中 蓝采和的故事，说明他的去世。这段叙述正是一个县学教谕从任教到辞职归 里而逝世的经历，因而可以断定是嗣父吴霖起。他在辞职之后即归乡里，没 有卧病南京的一段生活。病卧南京的确是吴雯延，朱传虽说他“始居金陵”， 并未说他有房产。从他借居道院读书，吴敬梓移家以后自己购买居屋来看（参 见《吴敬梓“秦淮水亭”考索》），他“居金陵”还是寄寓性质，病重之后， 要赶快返里，归正首邱，所以吴敬梓才“仓皇奉翁返”。再说，“颍上之田” 一般虽泛指，但总是指的乡里，而不可能指大都市南京。同时此处用“颍上” 一典，也很切合吴霖起从江苏赣榆回到乡里全椒的情况，颍上正是安徽颍州 府所属①。吴敬梓在《赠真州僧宏明》诗中所说自己“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 里”，也就是跟从的吴霖起，这还可以从金榘的诗中找出佐证，金诗说：


??我前叱曰勿复语，我三十时尔十三；是年各抱风木恨，余方招魂来湖南；见尔素衣入
②
家塾，??旋侍家尊到海澨，斋厨苜蓿偏能甘。??


“海上”、“海澨”，都是指的地处海滨的赣榆；而“斋厨苜蓿”正写的是
教谕生涯。由此可知，吴敬梓 14 岁时随嗣父吴霖起赴赣榆教谕任，在 18 岁 前后因生父吴雯延在南京病重，赶来“侍医”。此时正遇上岁考，乃去应试。 捷报传来，雯延已经病逝。这时吴霖起尚健在。
经过这样的梳理，可以明白：说吴敬梓 23 岁进学的错误根源，仍在于相
信胡适“考证”的吴霖起是吴敬梓的父亲，因而把金两铭诗中所记的生父吴 雯延与《移家赋》中所记的嗣父吴霖起相混淆所致。但从吴敬梓进学年龄的 错误推断中，又反过来证明吴敬梓确实既有生父又有嗣父。
　　　　　　　　关于吴氏家族纠纷的性质问题 由于吴敬梓有亲子、嗣子的双重身份，在宗法制度财产继承问题上，容
易引起矛盾。因而争夺遗产的继承权，这个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
的问题，就成为吴氏家族纠纷的主要内容。



① 《清史稿·地理志》。
② 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

　　可是胡适却说“吴敬梓的财产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因而引起族 人不满，似乎这就是吴氏家族纠纷的原因。这一论断，在解放以后的一些文 章中还隐约出现，认为吴敬梓把祖上的遗产“花得精光”，“挥霍光了”， “化费得很快”。这实际上是以生活作风的叙述替换了社会关系的分析，从 而也遮掩了地主阶级争权夺利的丑恶本质，因此就不能正确地剖视吴氏家族 的纠纷，也就不能正确地考察吴敬梓中年以前的生活、思想，这就不利于深 入研究吴敬梓的思想发展历程。
　　吴氏发家史，除了《移家赋》中有所记叙外，大学士李霨替吴国对的“孪 生”兄弟吴国龙写的墓表，也可供我们稽考。李霨作的《清礼科掌印给事中 吴公墓表》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李霨曾担任吴国对考上探花的顺治十五年的 会试总裁。墓表说：


??公讳国龙，先世居东瓯，高祖聪迁江宁之六合。又迁全椒，遂为全椒人。曾祖凤；祖 谦；父沛，以公贵赠如其宫，??公（沛）为诸生，博学负才名，屡应省试不售，淮南学者多 游其门，称为海若先生。??


由此可知，直到吴沛时，吴氏尚未发家。吴国龙自己也说“臣父生员吴沛， 力学好修，穷年攻苦，未博一第，赍志而没”①。但吴沛是一个对八股制义深 有研究的教书匠，他命次子国器“主持家政”，其余四子专攻举业，结果都 考上进士。李霨墓表又说：


（吴国龙）兄弟五人，登制科者四人。国鼎，公同榜进士；国缙，壬辰进士；国对，戊戌 进士，官翰林侍读；公其季也。??一门贵盛，乡里以为荣。②


吴敬梓曾祖吴国对且是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再加上他擅长 书法，“兼右军、松雪之长，碑版存者，士人多拓之”①，声名更是显赫，其 门下多有显达之士，如李光地等②。从此，吴氏也才发达起来，占有大量土地、 房屋和奴仆，成为官僚地主家庭。到祖辈时，国龙的儿子吴晟是进士，吴昺 是榜眼；国对的儿子吴旦是增生，考授州同知，吴勖也是增贡，考授州同知， 吴昇则是举人。吴旦的儿子吴霖起是拔贡，吴勖的儿子吴雯延是秀才，功名 最小。吴氏发家后，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问题就产生了，这就 是《移家赋》中所说“君子之泽，斩于五世”，从吴沛起到吴敬梓止，正好 五代。其实还不到五代时，吴旦死后，即有族人向吴勖提出“析产”，而吴 勖则“泣谢不许”③，可见这种争夺是不断进行的。
吴勖的“泣谢”只能搪塞于一时，它终究不能克服地主阶级贪婪的财产 占有欲。“再分配”是必然趋势。遗产的继承问题，终于在吴敬梓的生父和 嗣父先后去世时爆发。《移家赋》中所谓“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 可证（集蓼，见《诗·蓼莪》，谓父母皆亡；毁室，见《诗·鸱鸮》，谓弱



① 蓝学鉴《全椒志》卷十三。
② 同上书，卷十六。
① 张其浚《全椒志》卷十。
② 《文木山房集》方嶟序。
③ 张其浚《全椒志》卷十一。

者强凌）。此外，吴檠诗云：“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身后何■含？”这就 是说父亲死后家中即发生纠纷。接着吴檠诗又云：“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 恶声封狼贪”（钟鼓，见《诗·山有枢》“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怪鸮， 见《诗·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④，就说明纠纷的性质在于争夺财 产。
　　在这场争夺中，吴敬梓处于所谓“弱肉”的地位，“饕贪”的是他的叔 伯和堂兄弟。吴敬梓一方面是长房吴旦的独孙、吴霖起的独子，从宗法制度 讲，是遗产的当然继承人，可以多占利益。但他又是嗣子而非亲子，各房对 这份遗产也都有染指之意。另一方面，他又是二房吴勖的亲孙、吴雯延的亲 子，出继后虽不再有继承权，但先人的遗赠、血亲间的不动产以外的授受仍 是可能的。雯延尚有霄瑞、霜高二兄即敬梓的叔伯辈，吴敬梓还有许多堂兄 弟，在他们看，敬梓既已过继出去，就和二房无涉，不能再来均沾物质利益。 这种种关系，就使得有“亲子”、“嗣子”双重身份的吴敬梓处在遗产纠纷 的漩涡中心，成为遗产争夺战的矛头所向。
　　在这场纠纷中，叔伯和堂兄弟的步步进逼，引起了吴敬梓的极大愤慨， 他在《移家赋》中感叹“淳于恭之自箠不见，陈太邱之家法难寻”。据《后 汉书·淳于恭传》，淳于恭之兄“崇卒，恭养幼孤，教诲学问，有不如法， 辄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陈太邱指曾为太丘长的陈寔，据
《后汉书·陈寔传》，“寔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
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吴国对对陈 寔就十分推崇，说“有一陈太丘在乡，一乡遂慕为长者”①。吴敬梓在《移家 赋》中引用这两个故事，就是说在遗产争夺的纠纷中，叔伯之中没有一个能 像淳于恭那样严格要求自己、抚教子侄，也没有一个能像陈太邱那样排难解 纷、处事公正。而在堂兄弟中，却大有“熊虎之状”、“豺狼之音”要灭祖 灭宗的越椒一样的人物，也还有像宋恕、宋浑兄弟那样倚势贪暴，以致“相 次流贬”，败坏其父宋璟“风教”的子弟，这就是《移家赋》中所说的“若 敖之鬼馁而（见《左传·鲁宣公四年》），广平之风衰矣（见《旧唐书·宋 璟传》）”。
叔伯和堂兄弟的虎噬狼贪，引起了吴敬梓的极大厌恶，不再愿与他们生
活在一起，在 30 岁前后就有离开故乡的念头，而到 33 岁时“乃以郁伊既久”， 终于怀着“逝将去汝”①的忿怒情绪，移家金陵。这场持续了十余年的遗产之 争，至此方告结束。由于嗣父的财产在生前因修学宫花去很多，而在遗产之 争中，吴敬梓又没有得到多大利益，30 岁前就说“田庐尽卖”②，所以他是 不可能腰缠十万来南京的，因而说他的财产是“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只 是没有根据的臆测之辞。在南京，吴敬梓倒是不断穷困下来，最后过着“日 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③的生活。
弄清上面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对吴敬梓身世中的一段作如下的概括：他 是吴雯延的儿子，从幼过继给吴霖起。在康熙五十七年他 18 岁时考取秀才，



④ 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
① 蓝学鉴《全椒志》卷十三。
① 《文木山房集·移家赋》。
② 《文木山房集·减字木兰花》。
③ 顾云《盋山志》卷四。

此时雯延刚死不久；而霖起尚在赣榆县教谕任上，直到康熙六十一年才辞职 还乡，次年去世，这年敬梓 23 岁。在生父和嗣父相继去世后，遗产之争即趋 激烈，有亲子和嗣子双重身份的敬梓，就成为各房所指向的目标。这场纠纷 持续十余年之久。这就表明吴敬梓在 20 岁左右到 30 岁左右这十余年中，除 了父母双亡、前妻去世、功名不遂之外，还有争夺遗产的苦恼。在这一系列 的变故中，他所分得的不多财产逐步化为乌有，而对族人的厌恶却与日俱增， 终于离乡出走，寄寓在他生父曾经住过的南京，最后陷入困顿。这对他此后 走向下层、与人民接触和创作《儒林外史》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李汉秋——《儒林外史》的版本及其沿递


　　《儒林外史》写成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之前，程晋芳于乾隆三十五 六年间写的《文木先生传》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 争传写之。”可见此书在 18 世纪 70 年代初，还只以抄本流传。其后一个半 世纪中，扬州、苏州、上海，先后成为刊印《儒林外史》的中心，出现过许 多印本。经过一番爬罗梳理，各种版本沿递的轨迹已依稀可辨，兹考述如下。

一 卧本、清本、艺本


　　《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据金和《儒林外史跋》说，是“全椒金棕亭先 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自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金棕亭名兆燕，作 扬州府教授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768—1779）。可惜此种金 刻本迄今未发现。
　　今所见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简称卧本）， 共十六册，五十六回，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卷首有乾隆元年闲斋老人序。 北京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其次是嘉庆二十一年的清江浦注礼 阁本（简称清本）和艺古堂本（简称艺本），北京图书馆等处有收藏。清本 和艺本的版框、行格、文字都与卧本完全相同，连卷首闲斋老人序的字迹、 行款也一模一样，仅仅是内封上的版主和刊行年代经过挖补作了更动，实际 上都是卧本的覆印本。兹举数例如下：
卧本版面凡有空缺，清本、艺本也都空缺。如第十二回第十七页（上）
第二行都空缺“遂与订交”的“与”字，第四行都空缺“权潜斋”的“潜” 字；第四十二回第八页（下）末行都空缺“我们”二字；第四十六回第二页
（上）第一行都空缺“还是意”三字（艺本后来用另一种较小较细的字补上
“还是客”三字，即如这样的修补也难得再见）。 卧本的错刻，清本、艺本都一仍其旧。如第十六回第十二页（下）第三
行，“借”字本应在该行的末字，却都误植在该行的首字；第十九回第十四
页（下）第二行末三字“妻子一”，都误植在下一行末三字的位置上；第三 十八回第十三页（下）第二行“往陕西去”的“往陕”二字与第十四页（上） 倒数第二行“风餐露宿”的“露宿”二字，都因在页中的位置相似而互调误 植；第三十九回第五页（上）第四行“二十里”的“二”字与下一行“有一 位”的“一”字都互调而误植；第四十六回第十四页（上）第二行“故家乔 木”的“木”字与隔行相同位置的“副”字都互调而误植。
　　前引金和跋说明，《儒林外史》的刊刻中心最初在扬州。卧本回评常引 扬州习俗和谣谚，如第二十二回引“扬郡风俗”说明王义安戴方巾之“无足 怪”，第二十八回引两首“扬州乐府”针砭扬州盐商。清江浦即今江苏省淮 阴市，离扬州不远，当时同隶淮扬海道，清本既是卧本的覆印本，那么，卧 本是否属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的范围之内，很值得进一步考证。清本、 艺本既全同于卧本，后文以卧本统之，不再单列。

　　　　　　　　　　　二 抄本和苏本 苏州潘氏抄本（简称抄本）是今仅见的清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共六册，
　　　　　　　　　　　
五十六回，半页十行，行二十五字，无框格。抄字工整，似出三四人之手。 卷首封面剪贴有“文恭公阅本儒林外史”大字题签，旁一行小字“同治癸酉 二月祖荫重装并题签”。每册封面分别写有“敏斋杂著”一、二、三、四、 五、六，第一册封里有题记：“凡六册，‘敏斋杂著’四字皆文恭公手书， 光绪戊寅三月十八日祖荫记。”卷首回目后有识语：“全椒吴敬梓，号敏轩， 一字文木，举鸿博不赴，移居江宁，著诗集、诗说，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 外史》行于世。”字迹与“敏斋杂著”同，当同为“文恭公”手书。书前贴 附潘祖荫抄写的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书内有两条潘祖荫手书的眉批。
　　“文恭”是潘世恩的谥号。潘世恩字槐堂，号芝轩，江苏吴县人。生于 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五十八年状元，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 四朝，直枢廷几三十年。好刻书，有《潘刻五种》等行世。咸丰四年（1854） 卒，终年 86 岁。抄本既是潘世恩阅本，出现的下限可断在 1854 年，当是嘉 庆咸丰间的抄本。
　　潘祖荫是潘世恩的裔孙，潘曾绶之子，字伯寅，号郑盦。咸丰二年进士， 授编修，官至工部尚书，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傅，光绪十六年（1890）卒， 谥文勤。好藏书刻书，所刻几及百种，有滂喜斋、功顺堂丛书。
　　抄本之后有苏州群玉斋本，五十六回，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卷首有排 印的闲斋老人序。此本字大清晰，是当时很流行的版本，覆印过多次，现存 本子有如下几种：
（一）内封署“同治己巳秋摆印”，“群玉斋活字板”，正文后有金和
原跋（如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藏本）。
（二）内封与上同，正文后没有金和跋（如复旦大学藏本）。
　　（三）书前不署年代、版主，正文后有金和原跋（如原合众图书馆藏现 归上海图书馆藏本）。
在《儒林外史评》里，天目山樵光绪三年识语说：“此书乱后传本颇寥
寥，苏州书局用聚珍板印行，薛慰农观察复属金亚匏（按：金和字亚匏）文 学为之跋。”据此，过去论者每以金和原跋为苏州书局本的标志，把没有金 和原跋的另称群玉斋本（1980 年底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版《儒林外史》关于 版本的说明中仍如此）。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实际，上述第（一）种本子，既 有金和原跋，又署明“群玉斋活字板”。事实上群玉斋本就是苏州书局本， 它的几次覆印本仅仅在金和跋和内封的有、无上有变化，正文文字完全一样。 所以此类本子可称为苏州群玉斋本（简称苏本）。
抄本的抄主是吴县人，这对于苏本的刊印可能起过某种促进作用。从好
斋辑校本贴附王承基给徐允临的信，说苏州书局本“翻刻时并未校对，颠倒 错字甚多，阅之颇费心目，所谓潘季玉校正善本，想传言之讹耳”。同书徐 允临跋也说：“苏局摆本，潘季玉观察未加校雠，误处甚多。”可见当时曾 有“传言”认为苏州书局本是经过潘季玉校雠过的。这一传言看来并非无因。 潘季玉就是潘祖荫之叔潘曾玮，字玉泉，因是潘世恩的第四子，故称季玉。 他家居苏州，又曾旅居上海，他家传的《儒林外史》抄本当时已传扬于外， 因此人们认为苏本是由他用家传的“善本”校雠过的。看来潘家颇乐于此道， 光绪十五年（1889）俞樾在苏州就是根据潘祖荫带来的《三侠五义》而修订 出《七侠五义》刊行的；《续小五义》初刻本尚有潘祖荫写的小序，说他捐 俸余三十金帮助刻板。金和跋说苏州书局本《儒林外史》是由“吴中诸君子” 印的，以潘家对《儒林外史》和其它小说的重视以及他们在苏州的地位和影

响，参预此举是有可能的。金和又说，是薛慰农观察嘱他为苏本写跋。薛慰 农是全椒人，久在江浙做官，太平天国革命时，他与潘季玉曾同在上海李鸿 章幕中，潘季玉如是刻书的“吴中诸君子”之一，薛慰农正好又是联系的一 条渠道。从以上种种迹象看来，苏本在付梓时以潘氏抄本作校本也是很可能 的事，只是校勘工作并没有认真进行。
　　抄本、苏本同出于卧本，回目与卧本相同，卧本所无第四十二至四十四、 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凡六回回评，抄本、苏本也无。前举卧本第四十二回空缺 “我们”、第四十六回空缺“还是意”，第三十八回“往陕”与“露宿”互 调而误、第三十九回“二”与“一”互调而误等，抄本都同样沿袭。
　　卧本的讹误，抄本先沿袭而后由另一笔迹改正的情况，全书所在多有， 单是第二回就有三处：“只得”，先沿误作“这得”，后改正；“有些准”， 先沿误作“有些淮”，后改正；“那时弟吓了一跳通身冷汗”，先沿误作“那 时弟汗吓了一跳通身冷”，后改正。
　　抄本第一回在翟买办与王冕“彼此争论了一番。秦老整治”之后，比卧 本少了“晚饭与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十八个字，这正好是 卧本第九页的完整一行；第五十一回在“万中书同凤四老爹上岸闲步”之后， 比卧本少了“了几步，望见那晚烟渐散，水光里月色渐明，徘”十八个字， 这也正好是卧本第二页的完整一行。看来都是依照卧本抄写时漏抄了这一 行。
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抄本承袭卧本的明显痕迹。
　　抄本订正了卧本的一些明显讹误，有一些是后来各本所未曾订正或改得 不妥的，在校勘上就更有价值，兹列表举列：
第五回 第十回 第四十回 第五十三回 抄本
卧本
苏本
申一本
申二本 巧黠
巧點
巧點
巧點
巧點 趋奉
趣奉
趣奉
趣奉
趣奉 架词混渎
架词混卖
架词混卖
架词混控
架词混控 亭子外面周围一丈
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抄本绝大部分章回都按卧本照抄，极少有更动。但第三十七回以及第五
十二至五十六回则作了较多的减省和改动：第三十七回改动了七八十处，减 省去一百余字；第五十二回改动了一百三十余处，减省去约一百二十字；第 五十三回改动了约九十处，减省去五十多字；第五十四回改动了二百余处， 减省去二百二十字左右；第五十五回改动了一百五十多处，减省去一百三十 多字；第五十六回改动了十九处，减省去十五字。经减省改动后，大多数语 意尚可通，有的则不通或打了折扣。常见的减省如：
　　（1）姓名称谓：“秦二侉子”作“秦二”，“胡八乱子”作“胡八”， “陈四老爷”作“陈四爷”，“徐九公子”作“徐公子”，“施御史的孙子” 作“施公子”，杜少卿、陈木南、金修义省去姓氏等。
　　（2）省去结构助词“的”，时态助词“着”、“了”，语气词“哩”， 方位词“里”，判断词“是”，表示重复的副词“又”，数词“一”，量词 “个”，趋向动词“来”、“去”，能愿动词“会”、“要”，同位语位置 上的代词“我”、“你”、“他”、“我们”、“这”、“那”、“这个”、
　　
“这些”等。
　　（3）合成词后缀成分“子”，联合式合成词如“寺院”、“祠宇”、“说 道”、“看见”等词中的一个成分。
　　卧本的回评，时常也被缺略，如第三回少五段，第四回少九段，第五回 少二段，第六、七回各少一段，第十七回全缺等。
　　苏本同抄本一样，订正了卧本中一些明显易辨的讹误，也沿袭了许多讹 误。例如前举第三十八回，“风餐露宿”是常用词组，卧本误作“风餐往陕”， 对此易辨的讹误，苏本订正了；而卧本中因与此互调而造成的把“往陕西去” 误作“露宿西去”，苏本就不察而沿误。卧本第三十九回“有二位萧昊轩”， 错讹明显，苏本订正了；而卧本中因与此互调而造成的把“二”误作“一”， 苏本就不察而沿误。
　　苏本一边对卧本有所订正，一边却又新增加了许多讹误。如第四十八回， 苏本订正了卧本的六个错字，但同时又把卧本的“王玉辉道”误作“王玉辉 这”，把“备饭留二先生坐”误作“备留饭二先生坐”，同样是个校勘不精 的本子。
　　　　　　　三 申报馆排印本、从好斋辑校本 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简称申一本），半页十五行，行二十八字（天目
山樵曾嫌它“字迹过细，大费目力”），卷首有闲斋老人序，回评与卧本、
苏本同。有的本子附有经删节的金和跋和同治癸酉（十二年）天目山樵识语
（即天目山樵所谓“近日西人申报馆摆印《外史》，并附金跋及予语”）， 有的本子阙如。申一本也不止印过一次，校勘证明，覆印本又订正了初印本 的一些错讹。
申报馆第二次排印的是巾箱本（简称申二本），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七
字，内封为“平江忏因生署”，封里有“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印”字样，卷 首有闲斋老人序和光绪丙子暮春天目山樵识语，五十六回末有“武进陈以真 璞卿氏校定”字样。书后附金和跋（经删节，同申一本）和王又曾《书吴征 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十绝句》中的三首，以及同治癸酉暮春天目山樵 识语。
申二本直承申一本，而申一本是以苏本为直接底本的，下表可为例证：
第十四回 第十七回 第二十六回 第四十四回 卧 本
抄 本
苏 本
申一、二本
齐省堂本 道把
道把
便把
便把
遂把 不憧
不憧
不知
不知
不懂 吩咐他门
吩咐他门
吩咐你们
吩咐你们
吩咐他门 这领青矜
这领青衿
这领青襟
这领青襟
这领青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