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邓绍基
　　《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首批五种出版以后，备受读者欢迎。按 照预定计划，编委会继又编选成五种，即《名家解读唐诗》、《名家解读宋 词》、《名家解读元曲》、《名家解读聊斋志异》和《名家解读儒林外史》。 交稿之际，主编张宝坤同志问序于我，我自忖才疏学浅，不是作序的合适人 选，但盛情难却，因略抒感想，权置书前。
　　唐诗、宋词、元曲并称，始自元人，罗宗信为周德清《中原音韵》所作 序文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这里所说“大元乐 府”即指元曲。《中原音韵》写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从罗宗信序文看， 他所说“乐府”主要指散曲，但也包括剧曲。后人使用“元曲”一语时，实 际上又是散曲和杂剧的合称。
明清以来，把唐诗、宋词、元曲并称的说法已被普遍接受，清人焦循在
《易余龠录》中还把这种并称与“代有所胜”见解联系起来立论，也就是说， 他认为唐诗、宋词和元曲分别是唐、宋、元三个朝代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业 绩。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源远流长，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一
个极其辉煌灿烂的时代，流传下来的唐诗近五万首，诗人有两千多家，其中 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就是被郭沫若誉为“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
我曾在修改《唐诗选注》序文时说过：谈论唐诗，过去人们常常习惯地
推崇“盛唐正声”，这又同史学家所说的“盛唐气象”互为联系，尽管这个 命题比较复杂，但有一种现象是相当明显的，在安史之乱前，伴随着经济繁 荣、政治统一和国力强盛的局面，在唐诗中表现出一种“匡社稷”“济苍生” 的英雄抱负，表现出一种奋其智能，建功立业，许身报国的豪迈气概。这实 际上又是华夏民族的创业维艰、奋发有为的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安史之 乱后，这样一种英雄抱负又主要表现为要求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爱国思想。 如果说，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诗句是建功立业思想 的象征，杜甫的“国破山河在”、“济时敢爱死”等诗句就是代表着一种执 着的爱国精神。这类唐诗，曾经打动并激励过后世无数爱国者的心。
唐诗的内容又是千汇万状，无比地丰富，被后人称作边塞诗和田园山水
诗的作品固然有许多名作，此外如送别、闺情以及宫词等题材方面也多有佳 作。这就使得整个唐诗显得那样丰盛富赡，那样色彩缤纷。
　　唐代诗坛又是流派众多，名家辈出。“王（勃）、杨（炯）、卢（照邻）、 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王（维）、孟（浩然）”， “韦（应物）、柳（宗元）”，“高（适）、岑（参）”，“韩（愈）、孟
（郊）”，“元（稹）、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皮
（日休）、陆（龟蒙）”诸多并称，正是后人对唐诗流派纷呈的描绘和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许多诗人都还有显著的独特艺术风格，李白和杜甫固然 是这样，其他一些重要诗人在艺术风格上也往往各有特色。譬如，后人所说 “王孟诗派”，主要着眼于王维和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而言，但这两位诗人 的相同题材的作品又各有不同的造诣。后人所说“高岑诗派”，主要着眼于 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但尽管高、岑都写边塞，却又风格各异。所以不妨说，

唐人写诗，竞相创新，一空依傍，这种写作实践又表现出唐代诗人有着一种 十分可贵的创造信心和魄力。
　　鲁迅有一句名言：“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书信 集·致杨霁云》）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唐诗作为“一代之胜”的伟大成就， 确实是难以超越的，甚至是难以企及的。还不妨这么说，在很大的程度上，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伟大成就的主要标志。
　　宋词的繁荣是我国古典诗歌史上出现的又一个高峰。如果说，唐代完成 和创造了七言古诗、五七言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这样一些诗歌形式，前人 把这些形式叫做“齐言”诗，宋人则在作为“杂言”形式的词（长短句）的 完成和创造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前言》中曾说：从诗的体裁看，文学史上原有 齐言和杂言的区别，但在中唐以前，无论诗与乐府，齐言一直占着优势。一 言以蔽之，由四言到五言到七言，是先秦至唐中国诗型变化的主要方向，杂 言也有发展，却不曾得到主要的位置。俞先生又说：“词的勃兴，即从最表 面的形式来看，也是一桩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形式和内容是互相影响着的。 词亦有齐言，却以杂言为主，故一名‘长短句’。它打破了历代诗与乐的传 统形式，从整齐的句法中解放出来，从此五、七言不能‘独霸了’。”
作为长短句形式的词体并非始于宋代，中唐以后已见流行，但它的繁荣
兴盛，汇成大泽却是在宋代。至今留存的宋词（不包括残篇）有 20000 余首， 有名姓可考的作者 1400 多人，可见宋代词业的大盛。
宋代词人也是名家辈出。北宋的著名作家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
道、柳永、苏轼、贺铸、秦观和周邦彦等。论者尝认为晏殊和欧阳修的词作 基本上还是承建南唐词风，所谓南唐词风主要指冯延巳、李璟和李煜的词。 但张先在艺术形式上创制了若干慢词，区别于在这以前普遍流行的小令。真 正开创两宋慢词局面的是柳永，他以新声慢曲取代了唐五代的原有小令，实 际上也就使词调的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柳永的词作雅俗共赏，在当时影响 很大。
北宋词坛最大的革新者当数苏轼。他把诗家的“言志”和词人的“缘情”
结合起来，开辟了词的境界。如果说词到柳永，尚跳不出“艳科”范围，到 了苏轼，就打破了，也就使词的表现力有了很大开拓。可以说，从内容到风 格，苏词都有破旧拓新之功。
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词人是周邦彦和李清照。李清照历来被认为是上继南
唐李璟、李煜词风的女词人。周邦彦创调很多，讲究词法，对南宋一些诗人 影响极大。
　　南宋的著名词人有辛弃疾、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姜夔和张炎等。 辛弃疾的词上承苏轼词风而又有开拓，他在词中抒写抗金的忠愤之情，把金 戈铁马引入词中。姜夔和张炎上继周邦彦，都擅长乐律，追求音节文采，他 们的词律、词法主张对清代词坛的流派发展起过很大作用。吴文英也是南宋 词坛的大家，他的词以追求内容上的雅深和表现上的细腻著称。
　　自明人张綖把宋词区分为“婉约”和“豪放”两“体”，清人王士祯把 张綖之说引申为“词派有二”后，从此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之说，盛行 开来，约定俗成，至今仍然是流行说法。其实宋代著名词家的艺术风格都可 称是各树一帜。以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而论，论者有“貌同心异” 之说，但实际上他们也不全是“貌”同，而是有同有异，同中有异。至于所
　　
谓婉约派，更是万木千花。前人把“周（邦彦）秦（观）”并称，“贺（铸） 晏（几道）”并称，“姜（夔）张（炎）”并称，还把“秦（观）柳（永）” 并称，“周（邦彦）姜（夔）”并称，等等。但这些被并称的词人，实也是 同中有异，各极其妙。与唐诗一样，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在中国文学 史上有着独特的光辉业绩。
　　元代的散曲，实际上也是一种杂言诗体，其间又有套曲和小令之别。它 的形式同词一样都以长短句组合成体，但音乐曲调则不同。散曲中的有些曲 调虽同词调有继承关系，但也有不少曲调来自俗谣俚曲，即使是继承词调， 大抵又是“仍其调而易其声”，“止用其名而尽变其调”，也就是说，曲对 于词在音乐上又承继又变化，最终成为一种新声。这种新声在金代开始流行， 到了元代大盛。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元代散曲小令 3800 多首，套曲 470 余套。 元代散曲作品的风格和流派，按照研究家的看法，大致可分为豪放和清 丽两派，前者以马致远为首，包括张养浩、冯子振、贯云石和杨朝英等作家； 后者以张可久为首，包括白朴、卢挚、乔吉和徐再思等作家。豪放派超逸隽 爽，清丽派和婉雅丽。豪放派多用口语、本色语，少用典实；清丽派讲究蕴 藉，注重炼字炼句，并且喜用故实。二者的差异比较明显。但散曲的内容较 之宋词，更显狭窄，再加上其它一些弱点，它在文学史上的实际成就不如宋
词，与唐诗成就相比，更显得逊色。
　　元曲之所以能与唐诗、宋词相颉颃，这三者并称之所以长期被人认同， 其间主要因素是元曲中还包括有杂剧。杂剧是一种戏剧形式，但它的歌唱部 分也就是剧曲的格式、体制完全同于散曲，而杂剧作家中有很多人同时又是 散曲作家。
元杂剧虽然不是我国首先出现的戏剧，却是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并产
生了众多作家和大量剧本的戏剧样式。它的一些表演程式在很大程度上为我 国民族戏曲表演特点奠定了基础。
元代历时不长，不到百年。明人李开先曾说他藏有杂剧千余种，汤显祖
也说他收藏的元剧剧本上千种，可见元杂剧的创作盛况之一斑。自明代以来， 大量散佚，但今存作品约计也有 200 多种。由于鉴别元人和明人作品的不易， 现在对元杂剧作家、作品作统计，各家说法不同。大致为：今存姓名可考的 元代作家的作品 109 种，无名作品 31 种，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 78 种。
元杂剧作家众多，异彩纷呈。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关汉卿，人称“杂剧班
头”。元末明初人贾仲明曾把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庾吉甫并列，说他们 “齐肩”，杨维桢则把“关、庾”并称。庾吉甫的作品今已无传。元人周德 清则以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和马致远并列同称，开创了“元曲四大家”之 说，一直流行，只是后人对这四大家的排列次序有所不同而已。事实上，王 实甫、纪君祥、高文秀和杨显之等也都名闻一时，他们的作品各有特色，形 成了繁荣的局面。王实甫编写的《西厢记》是一代名作，它使后世的不少戏 剧家为之倾倒。关汉卿的《窦娥冤》也是一代名作，近代学人王国维认为它 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赵 氏孤儿》是一本历史剧，当代学人研究元剧有“五大历史剧”之说，除了《赵 氏孤儿》外，还有关汉卿的《单刀会》、高文秀的《渑池会》、白朴的《梧 桐雨》和马致远的《汉宫秋》。其中《汉宫秋》和《梧桐雨》又常被人并称， 视为双葩竞艳。当代元剧研究者还有“四大爱情剧”之说，那是指《西厢记》、
《拜月亭》（关汉卿作）、《墙头马上》（白朴作）和《倩女离魂》（郑光

祖作）。 几乎为研究者一致公认，元杂剧的内容非常广阔，它真实地反映了五光
十色的社会生活，鲜明地展示出多种多样的作家的个性和精神世界，丰富地 提供了可贵的戏剧艺术经验，成为一代文学的骄傲。
　　上文说到清人焦循把唐诗、宋词、元曲并称这一现象，与“一代还其一 代之所胜”联系起来立论。当他说到可继这三者“以立一门户”的明人写作 业绩时，却说只有八股文才能充当其任。而在焦循以前，明末人卓人月在《古 今词统序》中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 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他们似乎都不把明代小说放 在眼里。事实上，我国的白话小说创作的大繁荣时期正是有明一代。就实际 的业绩和成就而言，明代的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比同时期的 诗文显得重要，也足以把它同“唐诗”、“宋词”和“元曲”并称。“五四” 以来，文学史家大抵认为明代是小说和戏曲的时代。这也是对明代文学成就 的一种基本估计。清代的白话小说继续繁荣，文言小说也兴旺发达，并都有 卓越成就，还出现了煌煌巨著《红楼梦》，这也是文学史所昭示的事实。在 明清小说中，《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被近 人尊为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还有被称为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在很大程度 上，这几部长篇确也代表着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首批名著解读丛书就是围 绕着这五部小说编选的。但明清时代还有卓越的著名小说，蒲松龄的《聊斋 志异》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这样的作品，所以这一批丛书中又补充 选录了这两部小说的解读著述。
《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集。惊人的是作者蒲松龄一个人写了五百
篇左右的作品，其中有不少都是在思想上、艺术上成熟的优秀之作，表明他 对小说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 奇小说的优良传统，把文言小说的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聊斋志异》的内容是丰富而深湛的，譬如对社会黑暗和腐败政治的刻
画和揭露，对科举制度的描写和批判，对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追 求和反抗，构成了这部小说集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又大 都是借助于狐鬼或其他异类造成的“亦真亦幻”的艺术境界来完成的。
鬼的形象本属幻，狐作为一种动物本是真，但狐变成人却又属幻，就是
说，狐鬼的人格化世俗化都是幻。在《聊斋志异》以前的文言小说中，人格 化了的鬼狐和其他异类形象早有出现，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小说的演变， 这类形象在真与幻有机结合上也不断进化，但在真幻相彰达到更高的水平， 真幻结合臻于水乳交融的境界，如同鲁迅所说，真到可以使读者“忘为异类”， “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那就是《聊斋志异》的成功的艺术世界。
　　《儒林外史》是一部富有特点的长篇讽刺小说，它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 心，对形形色色“儒林”人物欺世盗名的丑恶灵魂，作了深刻的暴露和抨击。 它是连缀许多故事而成的长篇，并无一中心人物，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故 事，这种艺术结构自成一格。当然，《儒林外史》最突出的特色是讽刺。鲁 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 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就是说，作者的讽刺手法是超过了以前任何作品的。 确实，《儒林外史》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讽刺艺术的高峰。
无论是唐诗、宋词、元曲，还是明清以来的小说杰作，都是历史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已是历史陈迹，但它们又一直活在后世人们的心中， 它们还吸引着今天的人怀着无限的兴趣去研究，去评论。古人的各种文化创 造是文明的表现，今人对古文化的研究和评论也是文明的表现。古典文学名 著凝聚着古人的聪明智慧，今人的古典名著研究也昭示了今人的聪明智慧。 因此，我总认为，编选古典名著解读丛书的举动，看似向读者提供“工具”， 实是提供智慧，以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去理解古典名著的“心”。
　　当然，阅读古典名著，读者的主体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西方接受美学理 论是重视这种主体作用的。事实上，我国的老一辈学者也持有这种理论见解， 俞平伯先生就说过：“阅水成川，已非前水，读者此日之领会与作者当日之 兴会不必尽同，甚或差异”。又说：“读者宜先求本义而旁及其它。亦可自 己引申，即浮想联翩与作者的感想不同，固无碍其欣赏也”。俞先生还把读 者的联想，认定是作品之得以永远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学史家的基本任 务是论定一个古代作品的历史价值，不免也就给人一种印象，某个作品或某 些作品之所以千古流传，纯是由它的历史价值（包括历史的美学价值）决定。 但按照俞先生的观点，作品之所以永久流传，这里面还有别种因素，他说： “以彼此今昔联想不同，作品流传遂生生不已”。古人的作品已是历史陈迹， 它们“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并不仅仅仗着它们的历史成就，还有后世读者 欣赏主体这个因素。但读者的主体作用又要受到作品的制约，即对作品历史 具体性的凭借。俞先生说的“本义”即指作品内容的历史具体性。西方接受 美学理论是轻视乃至排斥作品的历史具体性的，所以这种理论是跛脚理论， 也就是说，它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至于由重视读者的主体作用而轻视借鉴 他人智慧，那也是片面的，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阅读古典名著时注意 借鉴他人的评论和解读文章，恰恰是有助于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也就有助 于读者主体意识的发扬。正是本着这种认识，尽管我自感汗颜，还是乐意撰 写这篇序文。不当之处，还望大家不吝指正。
1998 年 12 月 6 日


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古典文学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一经问世，即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可谓家喻户晓。
　　据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同名、同版本的古典文学名著不下几十种。 有如此众多的同版本的名著同时流通，首先是由于名著本身的魅力，可谓“挡 不住的诱惑”；其次，也是由于广大读者阅读品位和审美层次的提高。在被 称为“知识大爆炸”的信息时代，人们为了生存、竞争，每天必须面对各类 不同的出版物，影视媒体的加盟，更加分散了人们的读书时间和精力。人们 当然懂得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自已获取有用知识和信息的时间：一是加快生活 节奏；二是有所选择。就读者来讲，首先选择经由数百年历史沉淀而凸现出 来的名著——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文学名著的魅力，不仅吸引了一般普通读者，而且几乎吸引了所有的作 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其他什么家。与普通读者不同的是，名著除 满足了名家们的阅读愿望外，也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他们以其独特的思 想、阅历、兴致、造诣、视角，或考证，或论辨，或研读、揣摸，写出了与 名著一样不朽的著述。
数百年来，关于文学名著的著述何止万千，尤其是“小说界革命”以来，
由于鲁迅、胡适、郑振铎、吴晗、俞平伯等大家的介入和关注，古典文学名 著的研究、解读更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许多新史料的发现，新思想、新方法的引进，以及新的 人才的辈出，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解读更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蔚为大 观。
《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拟出十种，首批五种：《名家解读〈三
国演义〉》、《名家解读〈水浒传〉》、《名家解读〈西游记〉》、《名家 解读〈金瓶梅〉》、《名家解读〈红楼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学 界的欢迎。在他们的热心支持下，第二批五种很快与
读者见面。与首批五种不同的是，第二批中除增加了堪与第一批名家解
读相媲美的《名家解读〈聊斋志异〉》、《名家解读〈儒林外史〉》两部小 说类名著解读外，还增加了《名家解读唐诗》、《名家解读宋词》、《名家 解读元曲》。相对于古典小说类著作，唐诗、宋词、元曲称之为“名作”似 乎更为恰当。我们之所以把它作为同一个系列出版，除认为唐诗、宋词、元 曲、明清小说在文学史上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外，更重要的是这样有利于更 好地满足古典文学爱好者的多样化需求。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宝坤等诸位选家，把名著、 名作研读从学术殿堂引向广大普通读者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那 些通过阅读名著、名作而有志于增加一些真正的学问的读者来说，无疑是功 德无量的！我们也要感谢诸多名家，慨然允诺将他们的大作收入本书。必须 表示歉意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有部分入选作品的作者，我们还未能与他 们取得联系，祈请见谅。亦望作者本人能提供自己的地址，以便奉寄薄酬。
　　
　　文学名著以其经久不衰的魅力而成为传世之作；名家解读名著、名作的 著述也同样会因名著、名作的光辉和自身的魅力而成为传世之作。——我们 深信！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元月

名家解读唐诗

初盛中晚唐 诗品论短长

吴庚舜

漫话《全唐诗》


　　唐诗是我们伟大祖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宝，它的名篇流传于世，不知吸引 了多少读者；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韩愈、白居易、李 贺、李商隐等重要诗人的集子又不知启迪了多少后代诗人。但人们并不满足 于这些，正像看到海湾风光还想遨游大海一样，人们渴望能够读到一部包括 了全部唐诗的诗歌总集。清代编辑的、闻名中外的《全唐诗》就是这样的书。
　　《全唐诗》的巨大规模，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在《全唐 诗·序》中作过介绍。他说全书收录唐代“二千二百余人”的“诗四万八千 九百余首”。说得更准确点，这部书实际上包括了唐五代三百五十余年间的 诗、词、谣谚。在唐、宋、元、明、清五个大统一朝代中，这是今天能够见 得到的唯一一部断代诗歌总集。它为我们阅读、研究唐代诗歌、唐代文化艺 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全唐诗》除目录外，共有九百卷。第一卷至第九卷是帝王后妃、皇室 诸王及公主宫嫔的作品。第十卷至二十九卷是乐府诗（不包括新乐府诗）。 第三十卷至七百八十七卷为历朝诗人（从宰相到无名氏）的作品，基本上以 时代先后的顺序排列，即“以登第（指参加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被录取） 之年为主。其未登第及虽登第而无考者，以入仕（指初次做官）之年为主。 处士则以其卒年为主。若更无卒岁可考，则就其赠答唱和之人先后附入。其 他或同赋一体，或同应省试，并以类相从”，不用初、盛、中、晚的笼统编 法（《全唐诗·凡例》）。最后的一百一十三卷，有的按作品的特殊形式、 特殊内容、特定的性质分类，有的按作者特定的身份分类，如联句、逸句、 名媛、僧、道、仙、神、鬼、怪、梦、谐谑、谶证、谣谚、酒令、补遗、词， 等等。
全书小传对多数诗人作了简介，如刘希夷传说：“刘希夷，一名庭芝，
汝州人。少有文华，落魄不拘常格，后为人所害。希夷善为从军、闺情诗， 词旨悲苦，未为人重。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 为时所称赏。集十卷，今编诗一卷。”又如张旭小传说：“张旭，苏州吴人。 嗜酒，善草书，每醉后号呼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 为神，世呼为‘张颠’。初仕为常熟尉。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 而得笔法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乃尽其神。时以李白歌诗、张旭草书及裴 旻舞剑为三绝。诗六首。”言虽简略，也可帮助读者了解诗人。
　　总之，通过《全唐诗》，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诗坛上空群星灿烂的景象， 可以感受到有出息的诗人的创造精神，可以了解诗歌的各种形式、各种题材、 各种主题、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可以看到整个唐诗所反映的广阔社会生活 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至于它们的局限和创作上的经验教训，读者在浏览和精 读中，借助比较和分析，也不难发现。
　　《全唐诗》的成书，来之不易，它是经过几百年的长期积累和努力才得 以实现的。宋人《万首唐人绝句》、《分类唐歌诗》等已开始了唐诗的汇总 工作。《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唐诗纪事》和众多的唐诗别集的整理 刊行，在客观上也为编纂总集准备了条件。到明代，唐诗的整理研究出现了 高潮，总集的编辑步入了新的阶段，胡震亨《唐音统签》一千三百三十三卷，
　　
集中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清初，季振宜用力编纂的《全唐诗》（又称《唐 诗》）共七百一十七卷，成就也很大。康熙时清政府任命彭定求、杨中讷等 十人修纂的九百卷《全唐诗》就是以胡、季二书作底本的。
《全唐诗》的编纂虽有所本又力求其全，但也不是有文必录的，编者对
《唐音统签》、《唐诗》的材料做过一番增删订误的工作。如唐人诗集以外 的逸诗，“或见于他书，或传之石刻”，编者便“旁加搜求，次第补入”（《全 唐诗·凡例》）。《唐音统签》收有道家符咒、佛家偈颂二十八卷，编者判 断它们不是诗，便毅然删去。其他出于伪托的诗（如《册府元龟》所收李渊 赠李世民诗）、误收前朝的诗（如刘长卿集中的《昔昔盐》实为隋代薛道衡 诗）、误以诗题作姓名的诗（如上官仪《高密公主挽词》误为高密《公主挽 词》），一经编者发现，都得到了改正。至于诗歌字句的异同，互见的诗篇， 编者根据各种版本作了校注，可供读者参考。
　　《全唐诗》的编纂历时不足两年，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编者们的水平， 这部书还存在漏收、误收、诗篇重复、作家重出、排列不当、小传小注错误 的问题。特别是从总集的角度来要求，它的“不全”的缺点是很突出的。如 李绅《莺莺歌》，《全唐诗》仅收入第一段，实际上《董解元西厢记》中还 保存着另外三段，编者没有发现。又如韦庄《秦妇吟》和初唐王梵志诗，长 期失传，直到敦煌石室被发现才重见天日，《全唐诗》编者更无从辑补。随 着研究的深入和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人们发现漏收的唐诗很多。长期以来， 对《全唐诗》作辑补的有日本上河毛世宁的《全唐诗逸》（已附入中华书局
《全唐诗》）、王重民的《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全唐
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中华书局已汇编为《全唐诗外编》）。 其他方面的考订工作成果也不少。
《全唐诗》康熙时已有精刻本，以后又出了石印本（上海同文书局印行）。
现在通行的是建国后中华书局排印的《全唐诗》。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86 年第 1 期）

吴小如

读《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是近二百年来流传最广的一部唐诗选集，很多人从小就 把它当作启蒙读物。其影响之大远非其它唐诗选本所及。这个选本所以具有 这种普及性，乃是由于它能比较准确而概括地反映了唐代诗歌发展的全貌。 在今天，关于选辑者究竟根据什么尺度来选这些诗篇，我们可以置而不论； 只从客观效果来看，它确可做为一本供初步研读唐诗用的标准入门书。
　　我国的诗歌传统从《诗经》、《楚辞》已经开始了。经过汉魏六朝，诗 到了唐代，就放出不可掩抑的异采，造成空前的繁荣局面。简括地说，这个 局面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社会上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条件所给予文学艺术的影 响。隋代统一了南北朝的对峙局面，是使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关键， 而隋末的农民起义更促进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从唐代统一（公元 618 年）到 安史之乱（公元 756 年），所谓“初唐”、“盛唐”时代，生产力是相当发 达的。在这一时期里，不论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海外贸易，都在迅速地 发展。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到高峰的阶段。这种 经济上的发达自然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所以唐代的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成 就都非常之高。同时在政治上，由于与这种经济情况相适应，也有它的特色。 最显著的就是用科举制度代替了一直维护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九品中正 制”，使得出身“卑贱”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而这种科 举制度的科目之一，恰好是以诗取士的，这就造成一般人从事诗歌的学习和 创作的风气。因此诗歌的兴盛和普及，就成为必然的现象了。
其次，诗歌本身的发展也决定了这种空前繁荣的局面的形成。南朝士大
夫在诗歌的创作技巧方面是有发展的，细腻曲折的描写和音律词藻的讲求， 给诗歌的艺术技巧带来了多样性；而北朝的诗篇却更多地歌唱出朴质真挚的 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正是艺术的源泉与素材。这二者经过交流融合，到了 唐代，就造成诗歌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和新气象。由于唐代社会有了变化而影 响了文学艺术，诗歌也不再是少数贵族手中的专利品；一些有名的作家都不 属于贵族特权阶级而大半来自中下层社会。他们比较接近广大的人民，了解 民间的疾苦，也能体察并表达人民的情感和意识，这就使得诗歌的内容日益 丰富，诗歌的意义和境界也日益高远。在唐诗中，我们看到远比汉魏六朝以 来的诗歌丰富若干倍的内容：田园、山水、战场、边塞、农民、商贾、各种 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妇女——从宫妃贵妾到尼姑娼妓——、政治问题、历史 故事、阶级矛盾、仙佛鬼怪以及朋友、男女间的喜怒爱憎和悲欢离合??这 样广阔的内容自然就加强了诗的生命和提高了诗的价值。在形式方面，七言 诗技巧的纯熟和律诗的正式形成，也是把诗歌的发展导向高峰的重要因素。 而南方乐府的清新婉约、曲折缠绵同北方民歌的粗犷豪迈、刚劲雄浑相结合， 又造成了唐诗在风格上的百花齐放、万壑争流。因此，唐诗就真正地给祖国 的文学带来了万丈光芒和无比骄傲。
　　前人把唐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历史地分成“初唐”、“盛唐”、“中唐”、 “晚唐”四个时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确乎有它的特色。大约 从唐代统一到唐玄宗即位以前（公元 712 年）的九十几年，是初唐时期。在
　　
这一段时间里，南朝纤巧秾丽的诗风还在影响着诗坛，但已由华靡浮艳渐趋 于凝炼清新；而更突出的就是由于七言诗技巧的纯熟所带来的形式上的解 放，篇幅较长的乐府歌行大量涌现出来了。另外，五七言八句的律诗也在这 一阶段里正式完成。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五律， 正体现了技巧的洗炼纯熟和思想感情的形象化的协调统一。稍后一点，到了 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人手里，不但五律写得情文并茂，七律也极尽清 丽工整之能事了。到了盛唐（约为公元 712 到 766 年，即从唐玄宗开元元年 到唐代宗大历元年），社会的急剧发展也给诗歌带来了蓬勃的气象。在这一 时期里，著名作家多得不胜枚举，诗歌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五七言律诗的创 作固然有更高的成就，但运用得最普遍的诗歌形式还要推七古和绝句。在这 一时期的诗歌里所表现的基本倾向是这样：思想是乐观健康的，感情是奔放 昂扬、无拘无碍的，情调是爽朗明快、新鲜活泼的，语言是清新流畅、深入 浅出的；即使是暴露社会的黑暗面或倾吐人世间的不平，也显得那么波澜壮 阔，敢怒敢言，并且带有豪迈的进取心和强烈的解放要求——这就是后人所 称道的“盛唐气象”。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都出现在盛唐。此外，还有酷 爱山水田园的王维、孟浩然（这一派在中唐时有韦应物和柳宗元为代表）， 描写边塞风光的李颀、高适、岑参（这一派在中唐时有李益为代表），以绝 句擅胜场的王昌龄、王之涣??真是应有尽有，美不胜收。中唐时候（约从 大历元年开始到公元 835 年即唐文宗太和九年），社会动乱不已，民生也日 趋凋敝，因而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人如张籍、元稹、白居易等一时并起。他们 用浅显简括的语言写出了人民内心的怨抑不平，一直为后世广大人民所爱 好。而稍前于张籍、元、白的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卢纶、吉中孚、韩翃、 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在当时虽享有盛名， 到今天看来，却不免显得平淡了。与元、白同时，还有在风格上力求新变而 不免蹈于生硬艰涩境界的一派诗人——他们是孟郊、李贺、卢仝、贾岛等， 而以韩愈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从太和以后至唐亡（公元 836—905 年，即所 谓“晚唐”），诗歌又重新走上绮靡藻绘的途径，像杜牧、李商隐、温庭筠 等人的作品，正如一抹回光返照的斜阳，虽只有一刹那间的残辉，但紫雾红 霞，却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凄艳的印象。而唐代诗歌就在这种美丽而无力 的风格下结束了它辉煌的生命。
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所录作家凡二千三百余人，诗凡
四万八千余首。从这么多的作家和作品中只选出三百多首诗来，而且要比较 准确而概括地反映唐诗的全貌，自然不是件容易事。但《唐诗三百首》的选 辑者基本上是完成了这个使命的。初唐四杰和沈、宋等人的律诗，初、盛之 间做为李、杜前驱的陈子昂、张九龄等人的古诗，这个选本中虽选得不多， 却篇篇都有代表性。盛唐的重要作家也都已网罗在内，而且所选的诗也都是 精品。中唐的刘长卿、韦应物以及十才子和元、白、韩、孟，晚唐的杜牧、 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作品，在这个选集里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这可以看 出，选辑者的态度是非常公允的，而去取之间也相当审慎精确。这正是我们 肯定《唐诗三百首》的主要原因。
　　另外，这个选本还有几个值得称赞的特点。我们知道，唐诗最突出、最 优秀的部分是盛唐诗；没有盛唐诗，唐诗就不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评价。
《三百首》的选辑者抓住了这个特色。照我的体会，他的选诗标准是以作品 能代表“盛唐气象”与否为取舍的。就是他在选初、中、晚唐各个阶段的作

品时，也大抵以符合“盛唐气象”的标准为依归。过于冷僻怪诞、或虽有独 特风格而缺乏普遍意义的诗篇，如李贺、卢仝、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作品， 就都没有入选。但入选的诸家，也并不因过分强调“盛唐气象”而抹煞他们 带有独特风格的佳作，比如李商隐的“无题诗”就选了好几首。这是第一个 特点。另外，选辑者对于同一作家的某些在风格、手法上不尽相同的作品， 也能统筹兼顾，各选若干，而不失于偏执狭隘。因此，我们在《三百首》中 虽只读了这个作家几首诗，也能略窥其整体。这对于我们了解一个作家是大 有帮助的。比如王维，除选他的自然山水诗之外，还选了《老将行》和《洛 阳女儿行》，这样，我们就可看出王维的风格在恬静幽闲之外还有雄健、清 丽的两个方面。又比如韩愈，除选他的《石鼓歌》以见其怪诞突兀的风格外， 还选了《山石》；这样，我们就可看出韩愈的风格也有清新流畅的一面。再 比如李商隐，除选他的“无题诗”外，也选他的《韩碑》；这样，我们就可 看出李商隐的风格除浪漫绮艳的一面之外，还有雄浑苍劲的一面。这是第二 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选辑者不仅着眼于有名的作家，还注意到若干篇突出 的有名的作品。比如五古选了元结的《贼退示官吏》，七古选了陈子昂的《登 幽州台歌》，五律选了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七律选了崔颢的《黄鹤楼》， 五绝选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些具有概括性、示范性的作品的入选， 都足以说明选辑者的眼光、见解的正确和全面。第四个特点是选辑者有意照 顾初学的人，使他们在开始接触唐诗时不致遇到太大的阻力。比如选李白的 五、七言古诗不算少，而“古风五十九首”却一首也没有选。因为初学的人 读这一组诗是比较吃力的，而且这些诗也不如《长相思》、《月下独酌》等 篇容易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联想。又如选杜诗，舍《北征》、《奉 先咏怀》而取《望岳》、《赠卫八处士》和《兵车行》；选白诗，舍“新乐 府”而取《长恨歌》、《琵琶行》，也是同一道理。当然，选辑者对具有思 想性的诗篇注意得不够，如选杜诗不选“三吏”、“三别”，选白诗不选讽 谕诗，以及对描写大臣上朝和“应制”的诗篇感到较多的兴趣：这些都是受 时代的限制使然。我们也有必要指出这个选本在这方面的缺点。
说到阅读“唐诗三百首”，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为了了解唐诗发展
的全貌，我们有必要从头到尾把它读一遍；但如果为了对古典诗歌发生兴趣， 最好先从五、七绝入手。因为这些短诗既好懂又好记，而意境之深远、形象 之生动却并不下于长诗。至于读古诗和律诗的先后，那要看个人的兴趣而定。 对于名家如李、杜的作品固然应该注意，而对于那些名气不太大的作家的作 品，就更应该逐一细读。因为这些作家的这几首诗竟能与名家的作品并列， 想必有其不朽的道理在。何况这些人的诗集比较难得，去翻《全唐诗》又未 免过于浩繁，正应趁此机会把这些零散的作品读过，实在可爱的还不妨背诵 下来。把全书读过一两遍，觉得某一家的作品更合自己的脾胃，然后再去专 门读那一家的全集——这正是选集所具有的桥梁作用。这是我个人一点读书 的经验，姑且供大家参考。
　　最后我想谈两件小事。（1）为什么这个选本要选三百首呢？这是由于模 仿《诗经》，也是表示继承《诗经》的传统。《诗经》是我国最古的诗歌总 集，收诗共三百零五篇，后来就把“三百”这个数字当做成数。除了《唐诗 三百首》以外，近人还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也是根据同一道理。（2） 选辑《唐诗三百首》的“蘅塘退士”是谁呢？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一个姓孙名 洙的文人。这部《唐诗三百首》大约选辑于公元 1763 年（即乾隆二十八年癸
　　
未），据说他的妻子徐兰英对选辑此书也参加了意见（据古香书屋刊本《唐 诗三百首注疏》所附的《蘅塘退士小传》）。
（原载《读书月刊》1955 年 5 月号）

余冠英 王水照

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①

（一）


　　唐代诗歌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 的景象，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从现存近五万首诗歌来看，唐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 诗歌题材的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唐代又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仅《全 唐诗》所录即达二千多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负有世界声誉的伟大 诗人。唐代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余特色显著、在文 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也有百人之多。唐代诗坛多种艺术风格争奇斗艳， 诗歌体制完备成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可以和思想史上战国时代的百 家争鸣，前后媲美。唐诗，是我国文学遗产中最灿烂、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
的原因。我们在下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特定条件所促成，也是诗歌 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
唐诗的繁荣首先跟唐代的经济高涨和文化高涨是密不可分的。文学艺术
的发展，和政治、法律、哲学等其他上层建筑一样，总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 础的。恩格斯在论及 18 世纪法国和德国哲学繁荣的原因时指出，“哲学和那 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①。由于隋末农民大起 义对于魏晋以来世族庄园经济的摧毁，由于唐初“均田制”的推行以及其他 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促成了唐初一百多年的经济高涨，出现了我国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唐时的中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封建国家。 正是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的辛勤劳动，创造了雄厚的社会财富，成为 包括诗歌在内的唐代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唐代国际文化的广泛交流，国内 各民族文化的密切融合，唐王朝对思想文化采取相对自由的政策，儒、佛、 道思想容许同时并存等等，都是促成唐代文化普遍高涨的有利因素。而音乐、 绘画、书法、舞蹈等艺术部门，当时都获得高度的成就，更对诗歌发生直接 影响。没有唐代音乐的普遍发展，就不可能出现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 颖师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这类描摹各种器乐曲达到出神入化境界的 诗篇。唐代的一部分诗歌是可以合乐歌唱的，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同饮旗 亭听唱的传说①，元稹的“数十诗”曾由余杭一位善弹箜篌的歌女商玲珑演唱
②，都是例证。唐代题画诗的兴起显然派生于绘画艺术的发展。像王维既是山 水诗的大家，又是南宗山水画的开创者，他自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
（《偶然作六首》之六）。这些艺术品种之间的创作精神和原则是相通的，



① 本文是《唐诗选·前言》的前三部分，发表时作了个别的删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85 页。
① 唐薛用弱《集异记》中“王涣之”（即王之涣）条。
② 见元稹《重赠（乐天）》自注及“休遣玲珑唱我诗”句。

它们互相吸收，彼此促进：画家吴道子曾学书法于张旭，提高了自己的画境； 张旭观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③；杜甫的 名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风也宛如雄武健美的舞蹈，表现出相 似的矫捷奔放的气势。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就被并称为 “三绝”④。可以说，唐代的各种艺术品种共同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高度艺术水 平，这为唐代诗人从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累和艺术营养。
　　庶族地主阶层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唐诗的繁荣又决定于这 一阶层力量的勃兴和发展。
　　列宁指出：在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 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他还指出， 封建社会的“阶级同时也是一些特别的等级”，“等级的阶级”正是封建社 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⑤。唐代正处在以新的封建等级制代替 旧的封建等级制的时代，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和影响 下，统治阶级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势力发生了急剧的不同变化。如上 所述，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以占有奴婢、部曲等劳动人手为特征 的世族地主的经济力量，庶族地主的势力便应运而生，得到巨大的发展。经 济地位的改变必然引起政治地位的改变。庶族地主与世族地主发生重新分割 政治权力的斗争。李唐皇族原是陇西大姓，但与山东旧族（指居住在华山以 东地区的王、崔、卢、李、郑等世族）存在尖锐矛盾。在这一斗争中，皇族 地主是和庶族地主站在一起的。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重修《氏族志》，高士廉 等竟然仍定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三。李世民直接规定“不须论数世以 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①，用官职品级代替门第、身分作为划分氏族 等级的新标准，借以贬抑世族。高宗李治时，宰相李义府因“耻其家代无名， 乃奏改此书（即指《氏族志》）”，进一步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 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缙绅士 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②。“地实寒微”的武则天执政时， 更破格任用了一些庶族地主中的人物，其中许多就是因文学见长而被提拔 的。这样，唐王朝虽然仍是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但庶族地主阶 层却已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地主阶层属于剥削阶级，是整个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因而在根本上
是坚决维护封建制度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不像世族地主享有许多 封建特权，比较了解人民的某些愿望和要求。他们是唐代历次“党争”中地 主阶级革新派的阶级基础，也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基础。
已知的唐代二千多诗歌作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工匠、舟子、樵 夫、婢妾等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也有出身世家豪族的贵族诗人，但其 基本队伍是寒素之家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积极跻身于封建统治的上层，但 大多数仍然沉沦下僚，流浪江湖，经历了种种坎坷不平的遭遇，比较接近下 层，加深了对于社会生活和斗争的认识。尤其重要的，确定一个诗人是什么



③ 杜甫《观公孙大姐弟子舞剑器行》序。
④ 《新唐书》卷二○二《李白传》。
⑤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93 页注。
①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②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阶级或阶层的代表，不仅仅决定于他的出身。即使像杜甫那样出身于世化“奉 儒守官”的家庭，“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 字》），享有免赋免役的封建特权，但他的思想仍然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阶 层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利益和要求，也不能越出庶族地主阶层所 越不出的根本的阶级界限。他也是这一阶层的代表诗人。没有庶族势力在经 济上、政治上的勃兴，也就不可能会有代表他们利益和要求的诗人们在诗坛 上的活跃。这在下面还将论及。
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世族垄断政治、为庶族 大开仕进之门的新的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曹 魏以来实行的九品官人法，造成了世族对政权机构的世袭垄断①。唐承隋制， 发展了科举制度，设置进士、明经等八科来选拔人才。后又以明经、进士两 科并重，又逐渐演变为进士科最为时所崇尚②，台省要职、州县官吏多为进士 科出身者所占据。而进士应试的主要科目就是诗赋。从过去依门第、身分得 官，改为凭诗赋入仕，进而改变等级地位，这个重大变化不能不在地主阶级 内部两派之间引起激烈的斗争。不少世族的政治代表公开反对进士科，我们 可举唐中叶的几个宰相为例。杨绾认为进士科造成“幼能就学，背诵当代之 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的“积弊”，要求取消①。郑覃“虽精经义， 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836—840）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②。 说得最明白的是李德裕。他首先申明：“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这 一自辩正好说明阀阅门第之家对进士科的敌视。他接着说：“朝廷显官，须 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 不教而自成”，而“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熟习也”。他家甚至不 置《文选》，鄙薄进士科的词章之学，“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③。李德 裕在唐后期不失为一位有所建树的宰相，但在进士科问题上，却典型地反映 了世族的观点。世族势力的反对虽然一度影响到进士科的一些设施，然而终 有唐一代，这一制度仍相沿不变④。进士科不仅吸引庶族，甚至也吸引世族。 要求取消进士科的杨绾，自己就是进士进身的，而且参加唐玄宗李隆基亲自 主持的考试，以诗赋名噪一时。李德裕在上面我们所引的话之前，也承认他 祖父李栖筠在天宝末年因“仕进无他伎（伎，技能。《新唐书》作‘岐’， 指没有其他门路）”，不得不举进士。世族反对进士科的失败，其原因不是 像某些封建史家那样归结为帝王的“好雕虫之艺”，而是皇族地主为了巩固 它的政权，通过科举尽可能地扩大它的统治基础，吸收当时日益强大的庶族 地主力量参加政权。李世民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高兴地说，“天



① 唐柳芳《姓系论》：“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大姓，即望族）己。”（见
《全唐文》卷三七二）
② 《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 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杉’。其艰难谓 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① 《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② 《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参看《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
③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参看《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
④ 《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 暂改更，旋即仍旧。”

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①，就透露出这个消息。 唐代诗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举子。诗歌成为他们进入仕途的捷径。虽然
试帖诗由于内容的陈腐和形式的呆板，很少有什么好诗，但以诗取士的制度， 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对于诗人们一般诗歌技巧的培 养和训练，对于诗歌艺术经验的积累和研究，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代严 羽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 不及也。”②以诗取士，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确实使诗 歌成为唐代文化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成了知识分子毕生学习、钻研的必 修科目。唐代诗歌的繁荣，是离不开这个诗歌大普及的局面的。
　　与以诗取士的影响相辅相成，诗歌在唐代的社会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 高。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在任何时代所罕见的。诗人 们可以利用诗歌来博取帝王贵族的赏识，也用它作为傲视上层社会的资本， “千首诗轻万户侯”③。向达官名流干谒求进用诗，送人出使、还乡，慰人贬 官、下第，也得用诗。诗歌的影响遍于许多社会阶层。元稹、白居易的诗曾 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炫卖于市井”之中，写在“观寺、邮候墙壁 之上”，歌妓演唱，村童竞习④。从李世民延请“四方文学之士”，备极奖掖， 时人羡称“登瀛州”①，到前面已提及的王昌龄等人旗亭听唱的传说，诗人们 凭借诗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荣誉。唐诗与社会生活这种特殊的联系，与诗 人们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戚相关，这种情况，既是唐诗繁荣的反映，也是唐 诗繁荣的一种原因。
除了上述社会条件之外，唐诗的繁荣还取决于诗歌自身传统的发展。我
国诗歌以《诗经》、《楚辞》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诗和辞赋在唐以前已经 衰落和僵化。一种新的诗体——所谓近体诗，在六朝时逐渐酝酿、发展。齐 永明以后诗人讲究声律，创作“新体诗”，到梁、陈时更加细密，终于在唐 初沈佺期、宋之问手里产生了完整的五律和七律。长篇排律也在唐初出现。 五绝源于六朝乐府和文人的联句，到唐初开始流行；七言四句的诗体起于六 朝乐歌，文人写作七绝始盛于武则天和中宗李显时期。近体诗经历了长达二 百年的逐渐演进的过程，正展示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唐初的两个现象很值得 注意：一是有关声律对偶的著作大量出现，一是大型类书的成批刊行，都适 应了律诗发展的需要。而歌行、乐府等古体诗也仍然具有别辟蹊径、另开新 面的广大可能。当时其他的文学样式，如骈文已近僵化，短篇小说（传奇） 和词在唐代后期才逐渐兴起，戏曲还处在萌芽状态。除了散文在反对骈文的 斗争中获得重要成就外，只有诗歌，才具备广阔发展、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 是作家们反映生活、述志抒情、驰骋才华的理想领域。这就是唐诗繁荣的一 个内在因素。

（二）




① 《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② 《沧浪诗话·诗评》。
③ 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诗。
④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及白居易《与元九书》。
① 《通鉴·唐纪五》。

　　我国古代诗歌在唐以前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优良的思想传统。 唐代诗人面对自己的时代，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 貌，表现了新的思想特色，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传统的内容。
　　唐代诗歌，特别是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内容，是强烈地追求“济 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的不平凡的生活。李白是 惯用大鹏鸟来象征自己的豪迈气概和不羁精神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 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杜甫的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面提出了理 想；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感叹也包含着对创业的强烈渴望。此外许多诗 人都表示了从军报国的热情。我国诗歌大量而集中地表现诗人的政治抱负， 始于建安时代。曹操父子的作品往往表达了平定战乱的要求，带有那个历史 动荡时期所特有的悲壮色彩。表现这种思想内容的诗歌传统，到了两晋南北 朝几乎中断。唐代的许多诗人又大量地表达政治理想，充满着积极乐观的精 神。李白和杜甫的“布衣卿相”的抱负就是典型的代表。李白在《代寿山答 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许身 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这都表现了以前的诗歌中较为罕见的宏图壮志。
这些唐代诗人的政治理想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和阶级根源。唐初的经济繁
荣，政治统一，国力强盛，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诗人们对于 建树功勋的种种幻想。当然，对于这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必须进行阶级 分析。如前所述，唐代庶族地主阶层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活跃于历史舞 台，他们表现了革新政治的精神。李世民时的魏征、马周、刘洎，李隆基时 的张九龄等，都是庶族出身的著名宰执大臣。从布衣至卿相，不是诗人们一 时的狂言大语，而是有现实依据的。总之，唐代这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所歌唱 的理想，在实质上正是代表了这一阶层的政治要求。
唐代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无视世族门阀那一套家教礼法，思想上
狂傲豁达，不拘儒学正宗，行为也放浪不羁，“不护细行”，一直被世族所 讥笑、鄙弃。其实，他们借助“任侠”的形式，“好语王霸大略”、要“游 说万乘”等，正是他们的政治理想的另一种说明或补充，他们的纵情狂放有 时表现了理想不得实现后的牢骚情绪。而对权贵的蔑视和傲兀，则是一股冲 击封建礼教的力量。李白是这种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一醉累月轻王侯”（《忆 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真 是“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①。在这一点上，他发展了左思、陶渊明、 鲍照的反抗权贵的精神，为后代对封建社会有不满情绪的人们所仰慕和学 习。然而，这种思想性格有它软弱和消极的一面。由于庶族地主的阶级属性， 李白实际上无法“不屈己，不干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无法 脱离对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依附。李白又美化了他的放诞生活和傲世态 度，并导向避世退隐、访他问道的消极倾向，这些容易产生坏的影响。
唐王朝和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是我们 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现象。根据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原 则，对于这些战争的性质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大致说来，天宝以前主要是 解除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保卫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和平生产，保卫河西走



①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

廊的国际通道；天宝以后转为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征伐；安史乱后被侵扰的 局势又逐渐形成。边塞诗历来就有歌颂和反对战争两种态度。六朝乐府中的
《陇头水》、《出塞》、《入塞》、《从军行》等，偏重于战争苦难的描写。 唐诗同时发展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尤以歌颂较为突出。唐代岑参、高适等边 塞诗人正确地歌颂了将士们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侵扰的英雄气概，但他们常 常把爱国和封建忠君混淆起来，“丈夫誓许国”（杜甫《前出塞》）和“归 来报天子”（王维《从军行》）在他们看来是同一个东西；他们还往往在“所 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张籍《西州》）的理想中，夹杂着“将军天上封 侯印，御史台中异姓王”（岑参《九曲词》）这一类对功名的庸俗追求。唐 代一些诗人还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揭露了军中苦乐不均的尖锐对立， 同情人民的苦难，但有的却抽象地反战，无原则地要求和平，这在中晚唐诗 中存在不少的例证。
　　田园山水的描写也是唐诗的一个重要内容。陶渊明是我国田园诗传统的 奠基者。他的田园诗固然表现了避世思想，但他有“躬耕”的劳动体会，对 劳动的农民有较为真切的感情，同时又含有洁身自好、不与统治阶级合作的 反抗意味。唐代田园诗人隐居田园，有的是政治失意后的归宿，有的是正在 作官偶居“别业”，有的是致仕告退优游养性，有的则是当作仕进的“终南 捷径”，因而大都失去对现实黑暗政治不满的意义；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 又大都失去歌颂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内容。不少诗人笔下的“田叟”、“溪翁”， 实际上是隐士的化身。他们对于陶渊明的追慕，着重在“陶潜任天真，其性 颇耽酒”（王维《偶然作》），“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孟浩然《仲 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很少认识陶诗的积极内容。因此，唐代以王、孟 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其思想价值是不高的。至于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和 陶渊明一样，他们也没有接触到。这样的思想内容是后来由像元稹的《田家 词》、王建的《田家行》、柳宗元的《田家》、聂夷中的《咏田家》等来发 挥的。
自然山水是客观存在，反映自然山水的艺术作品却总是渗透着作者的生
活情趣和审美要求，因而具有不同的思想意义。六朝时的谢灵运、谢朓是山 水诗的著名作者，他们的作品以细致而逼真地描摹山容水态为特点，曾给唐 代诗人以有益的影响。在唐代写景诗中，一类是描写祖国山河的壮丽，给人 以雄伟的艺术感受。如李白、杜甫等的许多名作，能够加深人们对祖国山河 的热爱。唐代诗人差不多写遍祖国的名山大川，留下一幅又一幅的彩色画卷， 是对六朝谢灵运、谢朓以来山水诗的巨大发展。另一类描写的境界比较狭小， 给人以幽邃闲寂的感觉，这又常常跟作者的隐逸思想有关联。如王维、孟浩 然、储光羲、刘长卿、韦应物的一些作品。自然，它们从发掘自然美的多样 性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矛盾的大爆发，也是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交织着已经激化的统治阶级内 部矛盾、民族矛盾，形成了唐代后期复杂、混乱、动荡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内 容，也是进步的文学创作的源泉。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极 大地深化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思想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诗人们正视严 酷的现实，收敛起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理想，把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 作为共同的思想倾向，从而把唐诗的思想内容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杜甫的现 实主义精神照耀整个诗坛。白居易明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与元九书》）的创作纲领，开创了新乐府运动，其影响一直延 续到晚唐。这个主题在我国诗歌史上历代都有吟咏，然而，从作家队伍的广 泛和作家的自觉性来看，却是唐代的一个新特点。
　　其次，唐代诗人对现实生活作了比较全面的观察，因而在反映现实的广 阔性上也大大超过前代。他们从许多方面接触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 立等重大社会矛盾，如统治者穷奢极侈、横征暴敛、拒谏饰非、斥贤用奸和 农夫、织女等被压迫群众的种种痛苦。他们还提出了妇女问题、商人问题及 其他社会问题。其中不少方面是前代诗人很少接触或没有接触到的。如反映 宫女生活的诗篇，一方面写出这些失去青春和自由的女子的哀怨，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宫廷中的夺爱争宠、钩心斗角的现象。宫廷中的等级壁垒实质上是 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同样存在着阶级压迫。又如随着唐中叶商业经济的发 展，出现了不少描写商人活动的诗篇。像元稹的《估客乐》，白居易的《盐 商妇》，刘禹锡的《贾客词》，张籍的《贾客乐》、《野老歌》，姚合的《庄 居野行》等，都揭露了商人“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倖卿”的豪富，并和农民 的贫困作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比过去《估客乐》等乐府旧题有了更多的现实 内容。
　　唐代诗人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具有比前代诗歌更大的批 判力量。他们对于由贵妃、权臣、贵宦以及各级官吏、差役所组成的统治机 构的腐败和罪恶，大胆加以揭露和谴责，有时甚至把矛头指向皇帝。如杜甫 的《兵车行》、《忆昔二首》、《解闷十二首》，李商隐的《马嵬二首》， 曹邺的《捕鱼谣》等，都直接针对最高统治者，或则委婉讥讽，或则尖锐揭 发，在我国诗史上是很少见的。白居易曾说自己的诗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 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正说 明这些诗篇的战斗作用。唐代诗人虽然还没有提出许多新的进步思想，然而 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观察确比前人深入一步。过去也有一些揭露贫富不均的诗 歌，杜甫却把这些现象概括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惊心动魄的 名句。概括得高由于感受得深。杜甫、白居易等对于阶级对立的事实当然不 能达到资产阶级的阶级论的认识水平，更不能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作任何类 比，但他们的感受确较深切。杜甫反复地作过这种对比：“朱门任倾夺，赤 族迭罹殃”（《壮游》）、“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指劳动人民）杼轴茅 茨空”（《岁晏行》），白居易的《伤宅》、《买花》、《轻肥》、《歌舞》 等更用全篇对照，使人们对于这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获得深刻的印象。晚唐 诗人在整个社会动乱的背景下，对社会贫富不均所进行的批判，实际上已预 示着唐末农民大起义革命风暴的来临。
当然，由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属性，唐代诗人不可能怀疑整个封建剥削制 度。例如他们反对过重的官税徭役，对劳动人民表示了同情，但是他们对于 十倍乃至二十倍于官税的私家的高额地租剥削①，却一无反映。他们对社会矛 盾的揭露，最终目的仍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巩固，防止矛盾激化引起农民 起义。至于那些歌颂愚忠、粉饰太平的作品也绝不是少量的存在，即使在一 些优秀作品中也往往掺杂着不少封建性的糟粕。我们对待唐诗，和其他文学 遗产一样，都必须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




① 见唐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奏议》卷六《均节赋税恤百姓》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条。

（三）


　　唐诗之所以有卓越的成就，也因为许多作者能够在艺术上推陈出新。“若 无新变，不能代雄”①。唐代诗人能学古更能变古。精熟《文选》是唐代诗人 普遍的文学修养，但他们的作品很少是“选诗”的翻版，不像后代诗人常常 产生一些唐诗的仿制品。这是唐诗艺术的一项宝贵经验。
　　整个唐诗发展的过程就是推陈出新的过程，不过在那二百八十多年间 “因”和“变”的程度时有升降。大致可以分为八个阶段，这里试就各段的 “新变”作简括的说明。
　　一、唐初三四十年，诗坛沉浸在“梁陈宫掖之风”里。一代“英主”李 世民也要做做宫体诗，劝他别做宫体诗的虞世南自己也不免做宫体诗。其他 宫廷诗人如杨师道、李义府、上官仪等无不追随梁、陈，风格轻靡。只有个 别作者，如王绩，诗风平易率真，能自拔流俗，成为例外。
　　二、开元前的五六十年间，以四杰、沈、宋、陈子昂、杜审言等为代表 的诗风，变化渐多。一方面由于律诗绝句的规范化已经守成，音调圆美谐和； 另一方面由于歌行的组织辞赋化，篇幅加大，气势稍见壮阔。更重要的是题 材从宫廷扩展到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内容充实。虽然还带着六朝的色彩， 气象却显然不同了。陈子昂有意打复古的旗号作革新的事业，要拿汉魏风骨 来矫正六朝的“采丽竞繁”，以《感遇》三十八章为标志的新变，开创了唐 代五言古诗的新面貌。
三、从开元之初到安禄山之乱的前夕，约四十年间，诗歌发展成跃进的
形势。最显著的变化表现在七言歌行。高适、岑参、李白等作家都能突破初 唐歌行的形式，以纵肆的笔调，多变的章法，写壮伟宏丽的题材，表现豪迈 的气概。尤其是李白，以高度创造的精神，淋漓尽致的笔墨作乐府诗，许多 乐府旧题在他的笔下获得新生命。他的歌行打破初唐整齐骈偶的拘束，杂用 古文和《楚辞》的句法，比汉魏乐府和鲍照的杂言更加解放，确是一种崭新 的诗体。他的五言古诗具备汉魏六朝的多种格调，变古的程度不如七言歌行， 但是仍然具有豪放飘逸的特色。大致说来，唐代诗人的古诗比前人写得放， 写得尽。明钟惺曾批评唐代五言古诗“不能”或“不肯”减省字句①，这虽然 带着偏见，却说中了唐代古诗较放较尽的特点。唐代诗人把许多原来只用散 文写的内容写进诗，自然会把一些散文的特点带到诗里；而在李白个人，由 于意气豪迈，才思横溢，为了表现胸襟，逞足笔力，写得放写得尽也是自然 的结果。七言绝句也是唐代乐府歌词常用的形式，李白、王昌龄、王维、王 之涣、高适、岑参等都擅长此体，他们的作品是唐代七绝的代表作。
　　唐代的田园、山水诗在艺术上发展了陶渊明和二谢的传统。这时期的王 维、孟浩然都能熔铸陶、谢而自成一家。王维尤其突出，常常用含蓄简省的 文字描绘出一幅画境而绝去雕琢的痕迹。
这时期的诗歌，无论古体、近体都不再以组织辞藻为贵，齐、梁以来靡 丽之体到此已经基本上扫尽，“六朝锦色”纵有残余，已经不足为病，反倒 是一种点缀了。
四、从安史之乱前夕到大历初十几年间的诗坛为杜甫的光芒所笼罩。杜



① 梁肖子显《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论》。
① 钟惺评李白诗时的意见，见《唐诗归》卷一五。

甫论诗既承认传统必须继承，又指出历代各有创造，所谓“后贤兼旧制，历 代各清规”（《偶题》）。他主张广泛地同时有批判有选择地学习古人，“转 益多师”而又“别裁伪体”（《戏为六绝句》）。他的创作实践表明他确实 能多方面地学习前人的优点，更能创造性地加以发展。推陈出新的成绩超过 了同时代的一切作家。
　　杜甫一生把许多国家变故、民间疾苦，自己的所经所历、所感所思，都 写在诗里。诗歌题材在他手里又大大扩展。杜诗形式多创新，首先由于内容 的新。他的许多乐府诗直接写当时实事，不但没有“依傍”古题的必要，而 且非摆脱古题的限制不可，所以才有“即事名篇”的创举。
　　在杜甫的五言古诗里，汉、魏、晋、宋诗歌的影响有些还有迹可寻。他 从汉乐府和建安诗所吸取的似乎更多些。有时全用古调而青出于蓝①，更多的 是融古于今，自成杜体。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篇， 沉郁顿挫，包容博大，夹叙夹议，诗中有文，确是有诗以来未有的奇观。唯 有这样的形式才能诗史似的表现那个时期的重大题材，抒写作者胸中如山如 河的郁积，展放作者碧海掣鲸的笔力，因而最能见出他的特色。
　　杜甫和李白的七古同样代表唐代这一诗体的最高成就。杜甫能用七古表 现多样题材，有时叙写生活里的平凡情事也能寄寓深沉的感慨，如《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等，甚至像《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这样的题材也写成七古，议论滔滔，生发不穷。这是杜甫以前未曾有过的。 杜甫把律诗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杜诗今存一千四百首，律诗近九百 首。在这么多的律诗里，内容和语言都极少重复，可以想见其丰富多彩和善 于变化。他在秦州时期，五言律诗数量多，变化大，悲壮的特色最显著。晚 年在夔州更多律诗，许多著名的七律组诗和长律都集中在这时期。杜甫自谓 “晚节渐于诗律细”，往往“不烦绳削而自合”。像《登高》（“风急天高 猿啸哀”）全篇对仗，《秋兴八首》（“昆明池水汉时功”）色泽极浓，但 读起来会忘了它是讲究对偶和修饰词藻的，原因在于感情的激越，内容的动 人。这是杜律一大特点。他的有些七律参用古诗的音调和句法，间有标明为 “吴体”的，都是所谓拗体。这些拗体并非率意为之，而是为了追求别一种 声律，有心创造出来的。读者对于杜诗声律的“细”处，也可以从他的拗体
去体会。
　　元结和他所选《箧中集》的作者孟云卿等，专尚质朴，是当时诗歌主流 以外的一小股支流。元结诗的生硬处似乎预示着韩愈、孟郊诗风的特点。
五、从大历初到贞元中二十余年是唐诗发展停滞的时期。这时期除韦应
物之外没有杰出诗家。刘长卿的古近体诗都近似王维，韩翃的七律近似李颀， 顾况、李益有些作品像李白，他们都不能越出开元时诗人的范围，也不能达 到开元时诗人的水平。韦应物的古近体诗都可观，白居易说他“五言诗又高 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与元九书》）。大历诗人中只有他较为突出。 六、从贞元中到大和初约三十年间（主要是元和、长庆时期）诗坛又出 现大活跃的景象。白居易曾说：“诗到元和体变新”（《馀思未尽加为六韵 重寄微之》），所谓“变新”实际上包括题材、形式、风格等等方面的发展。 例如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的古题和新题的乐府，比李、杜反映了更多 方面的现实问题，扩大了社会诗的内容。同时，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了明白易



① 例如《遣兴》（“下马古战场”）全是建安诗的音调，奔放苍凉，凌驾建安作品。

晓和便于合乐，有意写得“质而径”“顺而肆”，就在歌行中增加一种新形 式、新风格。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 等故事歌行使人耳目一新，韩愈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大写 火神请客的故事，更是新异。用诗来写故事显然是这时期的新风气，可能受 当时传奇小说发达的影响。唐代的故事歌行发展了《孔雀东南飞》和《木兰 辞》一类的乐府诗，既开创了新的体裁，也扩展了诗歌的题材。此外，刘禹 锡、白居易等仿民歌的《竹枝》、《杨柳枝》、《浪淘沙》等词，在绝句中 平添一格，同时也丰富了文人诗的内容。
　　从语言风格来说，元、白尚坦易，韩愈、孟郊尚奇险。韩、孟号称善于 学古，远则汉魏，近则杜甫，对他们都有影响，但是他们自具特色，都有显 著的创造性。在语言上刻苦推敲，追求奇异，是当时的风气，不仅韩、孟如 此，卢仝、刘叉、贾岛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这种倾向。李贺诗的奇诡瑰丽、 新辞异采、妙思怪想，固然也受韩、孟诗风的影响，但他却在韩、白之外自 创了独特的艺术境界，不同凡响，别有天地。
　　这时期诗体有进一步散文化的倾向，这在韩愈的诗里最为显著。如果说 李、杜诗中有文，韩愈有时却简直是以文为诗。白居易的古诗一般都写得铺 放详尽，滔滔如话。主张诗贵含蓄的人，可能对韩、白这类诗不很满意，但 不能否认它们各为诗中一格，它们不但丰富了“唐音”，而且影响了后代。 七、从大和初到大中初约二十年间唐诗的艺术还在发展。这时期的作者 以李商隐、杜牧最为杰出，不论古体、近体，都有成就。他们的长篇五古， 继承杜甫《北征》等篇的精神和创作手法，叙事明晰，气势宏伟，题材重大。 但尤以李商隐的七律和杜牧的七绝最有特色。李商隐的七律在前人已多方开 拓、几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对语言、对仗、声律 和典故，无不经过精心的选择和组织，开阖顿挫，变化万千，造成一种精丽 和富于暗示的诗风，成为唐诗灿烂的晚霞。当然，这个特点同时包含着它的 长处和短处：诗意隽永、耐人吟诵，但又因堆砌多、跳跃大而晦涩难懂。这 对后世发生过好坏不同的影响。杜牧的七绝以清新俊逸的风格见长，在王昌 龄、李白等人之后，犹能自成一家。温庭筠旧称与李商隐齐名，他的秾艳虽
为唐诗增添一种色彩，但思想和格调是不高的。
　　八、从大中以后到唐末约五十年，不曾再出现大的作家和新的变革。这 时期作者虽多，只是贞元以来各大家的学步者，例如杜荀鹤之于张籍、白居 易，方干、李频之于贾岛、姚合，吴融、韩翃之于李商隐、温庭筠。这时期 的诗，篇幅狭小，内容虽有感愤时事现实性强的特点，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 都不如以上几个阶段，只能算是唐音的“余响”了。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唐诗重大的变革和主要的成就都产生于陈子昂 时代和李商隐时代之间。其间以李、杜时代最为突出，其次是韩、白的时代。 每一时期的艺术成就都和自觉的革新要求密不可分，也和继承旧有的优良传 统息息相关。从唐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到“转益多师”、“别裁伪体” 的批判继承和“陈言务去”、“词必己出”的创造精神相结合。唐诗在艺术 上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种推陈出新的经验。
（原载《文学评论》1978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