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玉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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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传统

中国古代士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为社会的进步,文明的传播,科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

  在商周时期,士的含义十分广泛,如指青年男子、武士等,在等级制度上,士是各级贵族的通称,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度下的一个等级,处于宗法贵族等级序列的最末一等。汉人贾谊说:“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许多士在诸侯公室中担任职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

  在士担任的职事官中,可以看到后世文人的原始形态。当时,在王室中有一批掌管祭祀、礼仪、占卜、记事等活动的文职官员,称“作册”、“巫”、“卜”“祝”、“史”等。他们掌握文化知识,具有文人的特征。不过,与春秋战国活跃的士阶层相比,他们不是独立的知识群体,其知识还没有形成理论学说,没有达到以知识为资本与社会进行交换的程度。商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保证了士等级的稳定和不断扩充,严格的等级制度又使士纵然有知识和技能也无法充分施展,“士之子恒为士”,从这方面看,商周的士缺乏知识主体的自主性,其身份是不自由的。

  春秋战国时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士摆脱了宗教等级的束缚,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一批非宗法性的士崛起,成为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非常活跃的阶层。

 这时,士的身份已不再世袭,不再是贵族的一部分,那些通过刻苦读书,拥有一定才干的人,也可以成为士。如苏秦,家境贫寒,为改变生活状况,他决心努力学习,增长本领,读书累了,甚至“锥刺股”,终于学有所成,后来到各国游说,受到欢迎,曾担任六国国相。

  由于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他们所思所想多为针对天下如何统一、国家如何富强、社会如何治理等问题,所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成为士人的明显特征。

 许多士人是怀着对“道”的追求和憧憬而从政的

  古代士人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即积极的入世精神。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此言代表了广大士人的心愿和呼声。古代士人把参与国家政治视为自己的“天职”,把“治国平天下”当作崇高的理想追求。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少士人入仕后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清正廉洁,执法严明,成为贤相、清官,至今为人称颂。有的人虽遭贬谪,仍怀报国之志;许多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从容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充分体现了士人中优秀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英勇献身精神。

 战国时期,许多士人是怀着对“道”的追求和憧憬而从政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重于君主之位,应该用道对专制君权加以节制。他们在国君面前敢于据理力争,甚至指斥国君的不道行为。孟子周游列国,常常尖锐地批评国君,他站在维护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毫不留情地指斥了梁惠王“率兽而食人”,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不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他的责备常常使得国君无言答对,“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行为不仅显示了士人对政治的关心,还表明孟子具有可贵的社会良知。他以社会担当为己任,关注民生,反对战争,仗义直言,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优秀品质。

  从贾谊上疏和叶伯巨之死看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来源于读书人对社会、民族、国家前途深切的关怀。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常常表现在对事物的发展具有预见性。往往在王朝和平稳定时期,他们见微知著,察觉到潜伏的危机和面临的困境,表现出“超前意识”或“危机感”。

  比如汉文帝时,贾谊上疏,针对匈奴强大、诸侯势力膨胀等问题,认为,汉王朝像病足一样,“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汉书·贾谊传》)。当时,社会处在平稳发展阶段,贾谊之“危机感”似乎是危言耸听,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对的。

  明初,地方教官叶伯巨上书朝廷,认为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将来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难免骨肉相残。果然,朱元璋死后,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战争。但在当时,朱元璋却认为他的话有蓄意挑拨离间之嫌,不少大臣也认为他无中生有,叶伯巨被抓,死于狱中。

  很多士人具有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对问题观察的敏感性,能比较清楚地发现某种趋势的发展前景。然而,在现实中,超前的危机感往往不为当政者认同,甚至被怀疑别有用心,这就酿成了许多个人的悲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历史使命感

  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动下,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虽身处逆境,但坚韧不拔,正信弥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继续奋进。司马迁被汉武帝动腐刑,蒙受了奇耻大辱,虽然处于痛不欲生的境况,但是他写作《史记》的决心没有动摇,他用历史上那些处于逆境的先贤激励自己,以超人的毅力,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史学名著。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品格,他们不屈不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甚至甘愿以身殉道。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带领志同道合之士与宦官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称为东林党。由于东林党人的斗争矛头直指腐败朝政,熹宗时,被阉党头子魏忠贤残暴镇压。东林党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关注社会政治,忧国忧民,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可贵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士人的依附性,使他们的知识价值取向和人格的独立性都大打折扣

  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参政意识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是强化了做官意识。在专制的家天下时代,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往往要通过入仕为官来实现,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官员的名额有限,于是,无数儒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为入仕,他们刻苦攻读,皓首穷经;为保住官位,他们争宠献媚,甚至互相倾轧,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掌中玩物。

  其二是重政治,轻科技。古代士人迷恋仕途,热衷参政,加之历代封建统治者轻视自然科学,认为科学技术不过是“器”,是“艺”,是等而下之的东西,因此,中国古代无官职的自然科学家、发明家的社会地位不高,他们至多在正史的“方伎传”中留几笔,而不能与政治家相提并论。这种观念造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知识结构不合理,更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

  其三,古代士人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他们只能作为统治阶级的依附体而存在,如果不去依附统治者,不仅没有社会地位,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士人的依附性,使他们的知识价值取向和人格的独立性都大打折扣,保持正直的品格和社会良知都有相当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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