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支较为特殊的武装力量，他们基本以家族、血缘和宗教为纽带，起于草莽，兴于乱世，在各种势力间纵横捭阖，一度占据了甘肃、青海、宁夏的全部，新疆的大部，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北，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的首领崇尚武力，嗜血好杀，战马和军刀，是他们对内对外永远行之有效的法宝。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这支从清朝同治年间即在西北地区盘踞的武装，终于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灰飞烟灭，同他们的累累血债一起，湮没在漫漫黄沙之中。
这支武装，就是西北马家军。
乱世枭雄谱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声势震动了全国，西北陕甘一带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一地区回族民众长期受到清政府的剥削和压制，素有积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终于，以八月攻打甘肃河州为标志，掀起了反抗清政府的斗争。河州西乡的大阿訇马占鳌被推举为“都招讨”，协同马悟真、马海晏等人，统一指挥数万起事的回民军队。
河州城防坚固，清军在城内汉族民众支援下，据险死守，马占鳌连攻不克，损失颇大，遂改变策略，实行长期围困的战术。经过四个月的围困，到同治三年正月，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清军被迫弃城突围，被以逸待劳的回军歼灭。随后马占鳌杀进河州城，将帮助清军守城的万余汉族民众全部处死。
河州之战，是以后盘踞西北近百年的马家军的“奠基之战”，一支回族、马姓、能骑善射、以河州籍为主的军队开始建立起来。在马占鳌的指挥下，马家军四面出击，很快攻下了北至黄河，东至洮河的广大地域，所辖人口数百万。
当时，整个西北地区，以回民为主的反清武装风起云涌，除甘肃马占鳌外，陕西、宁夏、青海都有声势颇大的武装存在。面对西北地区的动荡形势，同治五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兵镇压。
左宗棠采取三路进兵的策略，稳扎稳打，先剿灭了陕西回军，随后兵发宁夏、甘肃。到同治十年，除马占鳌外，西北回军大多被剿平，多数回军首领全家男子被杀，女子流放。最后，左宗棠集中四十多个营的清军进逼河州，准备一举荡平马家军。面对优势清军，马占鳌背水一战，采用“淘心”战术，里应外合，于河州太子寺大败清军，河州总兵傅先宗和西宁总兵徐文秀阵亡。清军一退百余里，仍未稳住阵脚，左宗棠已做好指挥部队再退的准备。
这时，马占鳌却采取了谁都没有想到的一招：乘胜乞降。
马占鳌深知，单凭西北回民之力，绝对无法与清廷抗衡，一时的局部胜利改变不了大势，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家族都难以幸免。在左宗棠挥军入陕时，他就在打算投降了。但他认为如果战败投降，下场也不会好过，战胜而降，反而会易于被接受。左宗棠善于识人用人，自己和一干首领甚至会得到不错的归宿。
马占鳌说服了其他回军首领，派人向清军递上投降书。为表明诚意，还把自己和其他重要首领的儿子送往左宗棠大营。
左宗棠大败之余，举措失据，见马占鳌居然主动投降，自然喜出望外，立即予以接受。
马占鳌率部投降后，又向左宗棠表演了“负荆请罪”的一幕，更博得左宗棠好感，左宗棠与其彻夜长谈后，对马占鳌的文才武略颇为欣赏，对马所陈述的原来清政府官员欺压回族民众的事实也有所了解。遂上奏朝廷，将起事回军全部改编为官军，马占鳌被任命为督带，马悟真、马永瑞、马海晏等重要将领被任命为管带，仍驻守河州地区，以实行他“甘人治甘”的策略。
马占鳌等人投降清军后，急于戴罪立功的他们很快把屠刀举向了曾经一同战斗的回族战友。马家军在左宗棠的统一指挥下，出兵西宁，平定循化，“战功”累累，仅西宁一城，就有四千多回族百姓被杀，有的全家杀绝。在左宗棠平西的最后一战，肃州之战中，全城回族百姓除九百余妇女被清军所掳，其余全部被杀光。马占鳌等人用同胞的鲜血向清廷证明了自己的“忠心”，染红了自己的顶戴。
光绪二十一年，河湟地区再次生变，回族民众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武装斗争。清政府这一次反应迅速，立刻派兵镇压，并在当地实行“以回治回”的策略。已彻底沦为朝廷鹰犬的马家军挥刀上阵，当时马占鳌已死，马家军在其子马安良、马海晏和他的儿子马麒、同族马福禄的率领下，对起义军队进行了残酷镇压，共有数十万回族民众被杀。众马因“战功卓著”被授予总兵或副将衔。甘军也作为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被清廷所重视。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等地兴起，各国列强群起反对，开始对京畿地区磨刀霍霍。慈禧太后急调军队进京保驾。甘军奉命入京，马海晏、马麒、马福禄和马福祥兄弟都率队前往。甘军进京后，被编为武卫后军，受荣禄节制。驻守用的定门第二天，甘军士兵就在街上打死了日本公使杉山彬。这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之战的导火索之一。
在对抗八国联军，保卫北京的战斗中，马家军先后在廊坊、使馆区和正阳门与敌激战。在攻打使馆区的战斗中，马福禄兄弟率军连破七道关卡，在攻击最后一道工事时，因为后援不济才被迫撤退。正阳门保卫战中，马家军遭到优势敌军的猛烈进攻，马福禄与其堂弟福贵、福宣，侄儿耀图、兆图先后战死。马福祥接替兄长指挥，打红了眼的马家军拼死不退，正阳门洋军始终未能攻克，直到慈禧诏令撤兵为止。
北京失陷后，甘军保护慈禧一行一路西撤，马海晏因年事已高，不堪劳苦于军中病故。
辛丑条约签署后，按照洋人要求，甘军被遣散，马福祥等人也被革去官职，遣送回籍。但实际上，慈禧太后没有忘记这些护驾的功臣，没过几年，马福祥等人就被重新起用了。
辛亥革命期间，马家军先是奉命镇压革命党，随后又见风使舵，投向了袁世凯。北洋政府任命马福祥为宁夏总兵，上将军衔，后其子接任，马福祥改任绥远都统，马麒任青海总兵。
马家军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战火烽烟
1926年，冯玉祥的势力开始进入甘肃。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随后挥师陕甘。他的得力大将刘郁芬被任命为驻甘总指挥兼代甘肃军务督办，率国民军进入甘肃。由此，西北迎来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乱。
当时，马家军主要分为三个派系：马占鳌的孙子凉州镇守使马廷勷、马廷贤，称为西军；马海晏的儿子西宁镇守使马麒、马麟，称为宁海军；绥远都统、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及其子马鸿宾、马鸿逵，称为宁马军。马家诸军阀时而联手对外，时而自相残杀，对中央势力时而顽固对抗，时而虚与委蛇，经过数年残酷的战争，终于完全控制了甘、宁、青的军政大权。西北的各民族群众也遭到了持续多年的前所未有的浩劫。
一、尕司令马仲英
刘郁芬入甘后，诸马表面表示服从，但实际上对各种军政命令阳奉阴违。为彻底确立国民军在西北的统治，刘郁芬派自己的亲信担任各地方官吏。这些人出身行武，对地方政事较为外行，对当地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更缺乏认识。特别是河州镇守使赵席聘，他不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为支持冯玉祥在中原地区的战事，到处征粮派款，对当地的民族和教派冲突一律武力解决，很快在当地百姓中引起了仇视。
1927年，马海晏最小的侄孙，17岁的骑兵营长马仲英在其叔父马麒的默许和纵容下，串联了七个人起事反抗国民军。回族兵民一呼百应，很快聚集起来数万人的武装。马仲英因为年轻被部下称为“尕司令”，他与同族马廷贤成立了“黑虎吸冯军”，提出口号：“不杀回，不杀汉，专杀国民军办事员”，并规定杀一汉民者二人偿命，杀一回民者一人偿命。在他举事之初，还是想尽量避免民族纷争的，但很快局面就失去了控制。
马仲英起兵后，声势浩大，先后三次围攻河州，战火一度逼近兰州，兰州为之震动。刘郁芬采取剿抚并举的策略，调集吉鸿昌、孙连仲、佟麟阁等部进剿。战乱迅速扩大，马家军的诸多势力，如马廷勷、马绍武、马廷斌先后卷入，战事波及宁夏、青海，当地回、汉、撒拉、藏等民族彼此仇杀，酿成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新的“河湟之变”，数十万各族民众惨死，无数房屋村寨被毁，战乱引起的仇杀难以控制，剥皮、挖心、点天灯、奸淫等等人间惨剧随处上演。国民军攻下临潭后，一次屠杀回民一万余人。马仲英所部打下永昌后，将城内男人基本杀光，女人全部奸淫，说要变一变永昌的种子。
河湟之变给西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30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胜，长期观望的马麒等马家军阀立刻举起反冯拥蒋的旗帜。他们一面斩杀驱逐冯军势力，一面开始对马仲英等部进行进剿和收编。马廷贤所部在天水遭到川军和陕军的进击，全军覆没。马仲英被马步芳驱逐，进入新疆。在新疆马仲英先后与金树仁、盛世才等爆发长达数年的战事，一度即将攻克迪化。奸诈的盛世才审时度势，向苏联求救。在盛世才的请求下，苏联红军出兵新疆，经过苦战，终于于1934年2月击溃马仲英所部。6月，马仲英被迫放弃部队，带少数亲信进入苏联，后不知所终。
关于马仲英的结局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在苏联学习飞行时遇难，第二种是以国际纵队的名义参加西班牙内战而死，第三种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中阵亡。
经过数年战乱后，原国民军在甘、宁、青的势力被彻底驱逐，马麒被蒋介石任命为青海省主席，不久病死，其子马步芳掌握了实权。
二、马鸿逵倒冯
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命令孙良诚率军援陕，马鸿逵迫于大势，也率军出征。冯玉祥即任命马鸿逵为国民军第四路军总司令，自兼第七师师长。
联军入陕直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冯玉祥追随武汉政府二次北伐时止，马鸿逵先后参加了解围西安和攻打郑州的战役，战事并不十分紧张。戎马之余，马鸿逵指使部下倒卖烟草，大牟私利，贪财的本性显露无遗。
7月，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叛变了革命。蒋介石与冯玉祥在郑州会晤，冯玉祥同意改编国民军，马鸿逵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下辖步骑兵各一个师，共四个旅。
马鸿逵虽是冯玉祥部属，但并未得到充分信任，时常遭到孙良诚等人倾轧。且冯玉祥治军甚严，草莽出身的马家军常遭到申斥。
1929年，早有不臣之心的马鸿逵在韩复渠、石友三的拉拢下，与韩、石通电反冯，宣布“拥护中央”。随即马鸿逵即遭到各部冯军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九死一生的马鸿逵逃离险境后去谒见蒋介石，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褒奖，立赏现洋三十万元，并补充了一批军火，将马部扩编为十一军。
1930年4月，蒋、阎、冯、李的中原大战爆发。一向朝秦暮楚的石友三再度投冯，韩复渠也摇摆不定。但在这场至关重要的大战中，马鸿逵“立场”十分坚定，先是和阎锡山打了几场硬仗，以后又亲赴青岛劝说韩复渠不要反复，说通韩复渠后，再率部攻克晋军重兵把守的泰安，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发布任命，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其堂兄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一直觊觎甘肃，不料却只得到了一个小小宁夏，心有怨怼，托辞不去就职。
1932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病故，蒋介石再度示恩，再次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眼见自己在中原已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只得接受委任，去宁夏上任。从此，直到解放大军西进，马鸿逵再未离开宁夏。
三、拒孙之战
1933年，为削弱冯玉祥旧部的势力，同时也为在西北诸马中挑起争端，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孙殿英也想借此扩展自己的实力，立即率部西行，一路上大张旗鼓，号称十万大军。蒋介石却又同时密电马鸿逵，令他截击孙殿英。
此役，孙殿英准备取宁夏，进甘肃，入青海，去新疆，统一西北，野心不可谓不小。在这种生死关头，诸马立即联合起来，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均派兵参战，公推马鸿逵为总指挥。双方围绕宁夏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战事持续数月，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蒋介石坐山观虎斗，看到目的已经达到，同时又怕双方逼急了反而联合起来，便下令免去孙殿英一切职务，同时派胡宗南前往宁夏助马作战。胡宗南所部并未真正参战，只是派出飞机轰炸孙部。但这也足以振奋马家军的军心了，不啻是雪中送炭。
1934年3月，孙军全面溃退，马家军乘胜穷追，一直追到绥远，孙军残部在阎锡山的晋军势力范围内才得以保存。大胜之后，诸马立即又因为分赃不均吵嚷起来，闹了个不欢而散。
四、西路悲歌
1936年，由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的红军西路军渡过黄河，踏上了西征的道路。
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穷凶极恶的敌人，刚刚经过万里长征，粮弹奇缺的西路军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浴血拼杀。初期，红军进展较为顺利，在干柴洼第一仗，就击溃了马家军的精锐骑五师和马步芳的起家部队一百师。但在攻克古浪后，九军遭到绝对优势的马家军的拼命反击，虽然重创敌军，自己也损失巨大。
随后，由于作战任务的几经变迁，西路军时驻时走，不但没有完成战略任务，反而给了马家军集中兵力的时间。诸马先后调集了十七万人的大军，对西路军进行了疯狂的攻击。马家军的骑兵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结。面对英勇作战的红军，马家军在屡次吃亏后及时总结了战术：在进攻时驱赶民团冲在前面，精锐部队积蓄力量待机；攻击时每人仅带两三排子弹，打完了乘马回去取，以防红军得到补充；攻城时往往“围三阙一”，红军撤退时，以骑兵穷追；红军一驻就打，不给其发动群众、安置伤员、整补力量的时间；作战时采用人海战术、波浪战术，决不给红军稍作喘息的时机。
对于转战万里的红军来说，河西走廊无疑是最不适于作战的地域。地广人稀的、一马平川的地理环境，骑马作战、来去如风的敌人，都使我军最擅长的运动战、夜战、伏击、奇袭等难以施展，而被迫多以阵地战和敌军拼消耗，并难以获得补充。经过永昌、高台、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等多场血战，在给予马家军多次重创的同时，自身伤亡殆尽，五军军长董振堂、九军政委陈海松、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等先后阵亡，余部退入祁连山。部分部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的率领下到达新疆，仅余420余人。
西路军失败后，马家军诸头目在狂欢庆祝的同时，一面向蒋介石致电邀功，一面对西路军被俘人员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九军军长孙玉清等惨遭杀害，遭屠杀和活埋的有上千人。
西路军的失败，也成为我军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失败和损失。
五、出兵抗日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委员会命令青海调派1个骑兵师参加抗战。马步芳即奉命调配人马，组成抗日骑兵师。骑兵1师（后番号改为骑兵第8师）以原青海海南警备司令部所属第1旅为基础，合并驻防河西走廊的马步青部的部分官兵，并征调部分民团，共9000多人，师长马彪。骑1师抵达陕西后，归第8战区西安行营指挥，次年二月，骑8师分驻西安以东、河南陕州以西的陇海铁路沿线，担负防守铁路、保卫公路安全的任务，同时又不时派出小分队，北渡黄河到晋南芮城一带以轻骑袭击运城日军，确保潼关安全。1938年4月间，骑8师奉命进剿并歼灭了部分汉奸武装，受到西安行营的通令嘉奖。
1939年八九月间，骑8师乘淮阳日军空虚之机，二旅在旅长马秉忠率领下，突袭淮阳城，攻占淮阳城西关。城内日军固守待援，对峙激战中，日军从开封调来大量援兵，与淮阳城日军配合，向骑8师阵地展开疯狂进攻。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旅长马秉忠在战斗中阵亡，四团团长马成翰接替指挥苦战，一旅旅长马元祥率部增援，马元祥也在战斗中负伤。此役，马家军虽未达到攻占淮阳的目的，但给予了日军歼灭性打击。损失惨重的日军暴跳如雷，将缴获的马家军二百匹战马全部屠杀泄愤。接下来，骑8师又在一次突袭围歼敌军的战斗中，全歼敌骑兵500余人，缴获战马数十匹。恼羞成怒的日军很快部署了报复计划。不久，日军抽调重兵，配备重炮、坦克，向骑8师驻地宝塔一线强攻。骑8师经过抵抗后，发现敌我力量悬殊，遂决定主力撤退，留下200余名官兵阻击。在主力安全撤退后，留下阻击的官兵背水一战，直至弹尽粮绝，全体殉国。其后，骑8师奉调河南、安徽打击日军。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骑8师战功赫赫，阵亡了副师长卢广伟以下多名高级将领，为马家军血迹斑斑的战史上书写了最为光彩的一页。
西北王
马家诸代，几世传承，既是马氏家族封建统治的忠实继承者，又是中原统治势力的忠实代表。他们经营西北多年，到解放前夕，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家族统治，被称为西北王。青海王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残忍好杀，荒淫无度。宁夏王马鸿逵贪财好敛，搜刮民脂民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青海王马步芳
马步芳是马海晏的嫡系子孙，到他这一代，已扩展为十八宗六十余房，紧紧把握了整个青海的军政大权，八十二军由其子马继援、妻弟马全义执掌，骑五军由其兄马步青、外甥马呈祥领导，一二九军由堂弟马步銮控制。政府系统，马骥、马禄、冶成荣、韩起功等人，也是马步芳多年的亲信死党。
马步芳本人是很精明能干的，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于1935年采访马步芳，他写道：“马步芳给予记者之第一印象。为他的聪明的外表和热情的情绪，并非记者平日所想象的青面獠牙……第二个印象为马氏头脑相当精明，……俨如受过新式军事教育。”
马步芳把他的精明全部用于巩固统治和搜刮民脂民膏上。
1942年，他在西宁修建“磬庐”作为府邸，共征调民工八千余人，历时一年之久。他在全国各地均有大量房产，多处店铺，解放前夕出逃时，一次携带的黄金在两万两以上。
这么多的钱财，都是马步芳以多种手段搜刮来的，他每次出兵镇压辖内各民族人民反抗，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搜罗“外快”，每一匹马，每一块银元都不放过。1942年，青海省发生牛瘟，中央拨下救济款，被马步芳全部私吞。他多次下令禁酒、禁赌，也无非是勒索赎金而已。更离奇的是他以禁烟为名，完全垄断了青海的鸦片买卖，大发其财。
马步芳表面上宣称从不纳妾，实际为人荒淫无度，从部属妻女到学校学生，霸占的人数难以计数，曾为了达到霸占一对姐妹的目的，将该户人家杀死三人。
马步芳在统治区域到处滥杀，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1937年，在兰州行医的河南人高金城被告发曾为红军伤病员医治，马步芳立刻命人将其活埋。1940年春，西宁警察队长马某移植了两株柳树，立遭马步芳鞭打致死。1940年9月，马步芳认为新编第二军副官处长马友侠“行为不端”，不经审讯，将其用汽油烧死。……马步芳还于1940年发布命令，将所有麻风病人一律枪毙。
对境内的其他民族，尤其是藏民部落，马步芳采取了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的策略，稍有不从，立即予以血腥屠杀。在果洛、玉树等地，先后进行了多次屠杀，一度杀得该地几乎人烟断绝。在一次屠杀后，马家军还挂起了被杀者的222颗人头，让亲属花钱来赎，每个人头至少一百块银元！
二、宁夏王马鸿逵
马鸿逵他长期统治宁夏，把整个宁夏变成其不折不扣的“家天下”。
马鸿逵将军队视为绝对私有财产，经过多年努力，他把堂兄马鸿宾的实力完全排挤出军队系统，并将一些老资格的将领罢职回乡，把自己的亲信子弟安插进去。任命儿子马敦静为十一军军长，孙子马家骅刚十八岁就当上了团长。1947年白崇禧来宁夏视察，马鸿逵陪其检阅部队，白崇禧赠与团长以上官佐每人一块怀表。白崇禧走后，马鸿逵召集军官大骂一顿，将怀表全部没收。
马鸿逵的家族统治，决不允许别人说不字，发起脾气来，从厅长以下的军政大员统统都得下跪挨骂。一旦得罪了他，关系再亲密的人也定杀不饶，曾有得力部属，因为怀疑马鸿逵打麻将捣鬼而出言不逊，就被他找了个借口先关后杀了。
一次，马鸿逵指示所部：“蒋主席来电，本军共产党嫌疑分子很多，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下属闻风而动，连夜彻查，却未得要领，马鸿逵干脆下令，每队抽出一人枪毙了事。他统治宁夏多年，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固然遇害很多，但以“共党嫌疑”杀害的无辜民众更是难以计数。
宁夏弹丸之地，马鸿逵穷兵黩武，七十余万人口竟须供养十几万军队。他在全宁夏实行保甲制度，全省15岁到55岁的男丁一律编入国民兵，百姓深受其苦。
在禁烟问题上，马鸿逵的禁烟委员会统一收购全省鸦片，低买高卖，禁烟即贩烟，在宁夏成为公开的秘密。
马鸿逵重了贪污兵饷、搜刮百姓外，还成立了宁夏银行，通过发行钞票、买卖专营物资大发其财，所得不可胜计。
狼狐末日
解放战争开始后，马鸿逵奉蒋介石命令，派出军队参加多次与解放军的作战，均遭惨败。马鸿逵沮丧之余，还不忘克扣阵亡官兵的抚恤。
当胡宗南军队向延安进犯时，蒋介石又命令二马出兵相助。马步芳之子马继援自以为自己露脸的机会到了，主动请缨率部前往。
与马家军的多数将领不同，马继援从小被其父着重培养，受的是西式教育，他在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一期毕业，自视甚高，经常吃西餐，讲英语。谈起军事问题头头是道，十分狂妄。
马继援率军到达陇东一带后，即与解放军发生接触，在合水等地遭解放军痛击，后来援军将至，解放军主动撤出战斗，马继援认为自己筹划得力，兴高采烈地向父亲和南京报功，吹嘘为“合水大捷”。在以后的几次交战中，马继援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最要命的是一次居然和国民党整六十五师打起了冤枉仗，双方通讯不畅，语言不通（整六十五师多为广东兵），打得不可开交，伤亡颇大。误会解除后，马继援觉得没脸向父亲禀告，叫马步銮代劳。不料马步芳听说整六十五师损失比马家军更大，十分高兴，称赞道“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解放军乘势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
马步芳开始试图采取攻势作战，梦想夺取咸阳、西安，遭到惨败，只得退守老巢。解放军迅如雷霆，随即猛攻兰州。
8月20日，解放军三面包围了兰州，马继援做困兽之斗，指使部下拼死反扑，战斗十分激烈。25日，我军向兰州发动总攻，26日解放兰州，马继援率部溃逃。
兰州解放后，马家军已军无斗志，9月22日宁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人向解放军投诚。在解放军的争取下，马鸿宾和其子马惇静起义，宁夏宣告解放。
大西北解放后。马家军的势力随之土崩瓦解。
马鸿宾起义后，得到了共产党的照顾和重用，历任宁夏军管会副主任、宁夏省主席、甘肃省副省长等职，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60年10月20日病逝于兰州。
马鸿逵九死一生逃到台湾，后转居香港、美国，1970年元月14日病死于洛杉矶。
马步芳、马继援逃到台湾后，马步芳被任命为驻沙特“大使”，马继援被委任为国防部中将高参。不久，马步芳移居开罗，1973年病死于沙特阿拉伯麦加。
马家军的历史，终于合上了最后一页。